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1.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律不能引导中国走向法治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围绕着“家族”以及“阶级”这两条主线展开的，所以它散发着浓重的“血缘”和“特权”的味道，因此就决定了它自身具有难以融入当代法制建设的局限性，与当代法制建设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罚不徇私情”等原则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肯定国家的绝对合理性，有国家、民众而无个体、有君权无人权，缺乏普遍正义和人民民主思想，国家、家族、男性至上；社会人际关系自家族开始，以血缘纽带贯穿始终，国家自然化，一切立足于治理国家，法律、国家一体，仁义礼法道，人性善恶无不如此；法律决定于国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国家也工具化，成为君主实行统治的手段。

中国自然法的法律观始终是法制、道德合一。如仁法、道法、博爱互利法，都十分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所谓以家国天下为先，舍生取义，自我牺牲。

一、周公制礼

1、[1]西周初期，相传“周公制礼”，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的传统习惯进行了补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2]｛1｝它始终贯穿着这样几个原则，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也。”｛2｝“亲亲”，就是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级服从上级，必须做到不许犯上，不许违抗。

2、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勤政修德，加强自我克制，实行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推行德政。

二、仁论

1、[1]｛1｝孔丘提出，治国执法必须从“修身”开始：“修己以安人”。统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则，他的政令便可通行无阻；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令便无法贯彻。｛2｝孟轲也认为法律关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关系，君主的道德维系天下的纲带，“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2]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赞扬周公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复礼“为己任。[3]孔丘认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1｝君子时时刻刻都不能违背”仁“的要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任何场合都要坚持”仁“。｛2｝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将”爱人“用之于处理家庭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于处理政治关系，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用之于处理统治者内部关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之于处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即使”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会则足以使人“。｛3｝”爱人“必须从”亲亲“开始，由亲及疏，由己及人。

2、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忠恕”为手段，以恢复和完善礼治为目的，这就是孔丘“仁”论的实质内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结构。

三、兼相爱，交相利

1、墨子说：“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法仪”。他认为，天（自然或上帝）最公正无私，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没有丝毫偏向，它给人们吩咐的恩泽却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权威普及四方经久不衰，所以圣王治理国家应该效法这种“天志”来制定法令和政策。

2、用“天志”作为测定是非善恶的客观依据，作为衡量人们言行的最高标准，是因为，1）“天志”爱人，“天”是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万物得。2）“天”具有主宰人间赏罚的最高权威，君主也必须按照“天志”办事。3）“天”兼有万物，一视同仁，“天志”的公正无私是普遍和永恒的。4）“天”是人类的良知和正确认识的总根源。

3、1）“兼爱”和“交利”是墨家用来消除混乱，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总纲领。2）[1]墨家强调谋求公利、众利，即“百姓之利”、“万民之利”，坚决反对之为一己一身而损害他人的私利，即“亏人自利”。[2]墨子说：“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四、无为之法，道法自然

1、1）老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天下有道”的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关键在于是否合乎“自然”。2）[1]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是效法，遵从的意思。“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听任万物自由发展，没有任何人为或者强迫的成分。[2]老子把“自然”当作一切事物的起点和归宿，作为支配和决定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

2、老子的自然法观念主要表现：1）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正是这无所不生、无所不有的道，化生和主宰着宇宙和人类社会。2）[1]道充满与天地，普遍而且公正无私。[2]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久”，“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3）道“独立而不改，周兴而不殆”。“反者，道之动”。“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认为“道”是客观的。4）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只有道菜是最高的准则。5）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燀然而善谋”。因此，“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3、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处无为之是，行不言之教”，“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即人类最高的德行，就是真正地按“道”行事。总之，人定法要服从“道”。

2. 什么是法治中国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貌似只是说说而已

3. 谁能为我描述一下中国法治的现状，发展进程，发展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供你参考：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与不足：
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4. 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华民族被甩在了世界发展大潮的后面。国家四分五裂，社会战乱不已，人民水深火热。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追赶潮流，救亡图存、奋发图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着伟大的社会变革；实现伟大的社会变革，必须具有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能够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先进的阶级力量。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阶级力量才能肩负起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领导责任呢？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然而，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未能把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只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革命才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古老的东方大地才透出复旦的曙光。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在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必须找到正确的路径。对近代中国人民而言，寻求救亡和复兴的道路是那样山重水复，艰辛多难。“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痛感于别人的先进和我们的落后，一开始，许许多多的人把“取经”和学习的目光投向了西方。主张“师夷而制夷”者有之，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然而，“学生”欲师从“老师”，“老师”却总是侵略“学生”，学“西方”谈何容易！几经挫折和困惑，终于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没有出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横空出世，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启蒙。对此，毛泽东同志有过非常贴切的描述：“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革命的面貌就峰回路转，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途的。用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直通车”。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乃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的现代化从此有了社会制度的基本条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中国史的一个根本结论。

有人提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这种认识如果不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情有独钟，就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不是不想走资本主义的路，但是走不通。因为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是要推行殖民主义，而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它们不愿意看到、也不允许中国独立和富强。为了实现长期奴役中国的目的，帝国主义势力竭力维护中国腐朽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竭力压抑和摧残中国的民族经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和顽固愚昧的封建主义势力的夹缝里艰难挣扎，难成气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和勇气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那种希望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进入社会主义的想法，是脱离近代中国实际而一厢情愿的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在短短十几年内取得了旧中国几十年所不可能有的建设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原因，在相当长时间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使得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难能可贵的正确认识没能贯彻和坚持下去，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悲剧。

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分困难的局面：十年内乱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千帆竞发，中国落在了时代大潮的后面。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我们党义无反顾地带领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同时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新思考。1982年在为党的十二大所作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创新和实践活动，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的。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无比生动的、辩证发展的进程，是一个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13亿中国人民稳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已经照临东方的地平线。

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08年我国GDP已经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3位，比1978年的世界第10位上升了7位，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近6%。30年间GDP年均增长9.8%，较之世界经济平均增速3.0%快3倍多。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们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社会主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屹立在世界东方。

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陷入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满以为经过短暂“休克”之后就可复苏重生。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有的至今难出低谷。结果证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济世良方。“新自由主义”不但害了亚洲、拉美、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最终连兜售者自己也自食苦果。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风景这边独好”，展现出勃勃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人们的目光。近几年来，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的议论十分热烈。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一条光明之路、吉祥之路、希望之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这条路我们找准了，走对了！找到这条路是国之大幸、民之洪福。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而没有别的什么旗帜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的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中国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因而能够把13亿人民凝聚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地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追求消灭阶级压迫、消灭剥削制度的“大同世界”，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憧憬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描述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作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指出社会主义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终将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作为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理论一直鼓舞并激励着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社会主义实践尽管在曲折中发展但已经显示出不可战胜的生命力，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要吸取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有着其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有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清醒而又坚定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和事业发展的领导，坚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搞改革开放，“老祖宗”没有丢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姓“社”而不姓“资”。正因为这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亿万中国人民的拥护，才能从本质上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断给人民群众带来福祉；我们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验，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力量。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命根子，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改变，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走改弦更张、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能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活跃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列宁早就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着眼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着眼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形成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方针原则和政策制度，形成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是植根于中国大地现实土壤中的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经过60年的曲折探索，30年的奋勇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已经真实而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没有完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任重而道远。我们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伟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应该看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因此，希望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只要我们像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要求的那样，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锲而不舍，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5.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哪五个方面的核心要义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分别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有三个方面：

1、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会公报着重做了阐述和强调。公报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2、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

3、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5)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扩展阅读：

1、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2、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

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必须立足这个基础去不断发展完善。

3、我们的法治道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要对症下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设也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实现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复杂程度，是很多国家不曾遇到过的。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解决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都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法治建设本身看，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参考，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嘹亮号角，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够铸就法治中国新的丰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6. 中国建国60周年和法治中国演讲稿

建国60周年演讲稿
我的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神舟七号胜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员满面笑容走出返回舱。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伟大壮举，也是献给伟大祖国60岁华诞的珍贵礼物和诚挚祝福。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来自公\文:有约)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有多少悲壮，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画卷。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驾驭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首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神七一飞冲天，奥运成功举办，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就，我们必将书写更加雄伟壮美的篇章。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对中华民族来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

7.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走向法治的历史进程弊大于利吗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产生于中国古代的文化，虽不可能与包括法治在内的现代文明直接吻合，但其中并不缺乏可适应时代要求而向现代转化的因子，其主要思想与现代法治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冲突，因而出现了像新加坡那种步入现代化后又尊崇儒家文化的现象。至于谈到儒家思想对中国走向法治可能发生的影响，则情况要复杂一些。在从先秦到清末的长时期中，儒家思想基本是以思想本体、官方意识形态、制度化形态和民间存储形态等四种方式存在和延续的，就思想本体而言，由孔孟所阐发的思想，并未原封不动的延续下来，从荀子到董仲舒，以至程、朱、陆、王，屡有变化，虽思想“道统”得以保存，但有些精神已经减弱或丧失。此外，由于儒家高尚典雅的特性和它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还存在着假托儒家的现象，有些与儒家不同甚至相反的东西也以儒家的面目出现，造成了真儒与假儒的混杂。而儒家思想在汉以后被意识形态化和部分制度化，又使其在传播中发生种种变异，真精神遭到纂改扼杀。因而在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的时代，其精华就已有所丧失。至清朝崩溃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将儒家文化文物化，儒家思想在自觉层面的延续被切断，而非自觉层面的遗存又是支离破碎，泥沙混杂，“真儒”更是踪迹难寻。因此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正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可能很大，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影响的往往是儒家的变异和假冒的儒家。

要改变这种良莠颠倒的状况，使传统文化中的良性因子得以弘扬光大，除以理性的精神承认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调整外，似乎别无他途。在这方面，新儒家为复兴儒家文化，“返本开新”而作的努力是很有意义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正价值大于负价值。对欧洲启蒙运动起过支援作用，是孙中山民主思想的重要资源之一。以儒家的天赋人性本善、人性平等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民主思想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然后以此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儒家思想的天下为公（即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天下人民或主权在民），并落实为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立法受人性与人权的限制。因此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即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上与民主思想具有一致性，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逻辑地结合。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肯定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坚持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辅相天地之宜”把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趣和人生理念，可以弥补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不足。“中庸”把反对“过”与“不及”和保持中立面的和谐作为基本内容，并由此衍生了“和为贵”的思想，作为处理社会矛盾的方法和目标。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出路在正确看待法律的作用，合理利用法律来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正视法律手段的不足，防止对法律的过度依赖与信仰，正确对待人权问题，建立人与自然共存“合一”的新法理原则。

通过对我国法治进程艰难的分析，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律信仰的缺失。在西方法治历史中，我们找到了建立起法律信仰的方式??通过宗教，唤起人们对法律的热情与信任。儒教精神中一些超越时代的卓绝观点，与西方的现代法治文明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以人为本”对科技社会人性淡漠的弥补。儒家思想中不乏注重人性、尊重人性的精神。人本主义倡导的是重视人生现实，全社会各阶层都应在自己的特殊角度、立场上，以毕生精力进行道德践履，自我提升、完善。如今科技正飞速发展，未来世界将实现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机器充斥了人们的生活，代替了人们部分的情感交往，社会联系变得松散，人们越来越像机械世界中的一棵无生命的螺丝钉，单一而循序地生活，缺乏一种共通的精神。儒家的人本主义能唤起我们对人性的淡漠，重新注重人性，引导社会的正确发展，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令人欣喜的是，同样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强国的崛起表明了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杜维明认为，世界的发展已经进入多元化，过去那种西方中心主义正逐渐被多元化取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家的精华思想能够在我国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中获得价值的重建。中国的制度结构应该是西方的有形制度与儒学传统的无形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的结合。由于这种结合，外来的有形制度更容易在本土‘生根’，由于有了‘根’，这一有形制度更能有效地运转。在中国法律传统中，法律与其神圣性超越源泉的沟通不是以西方式的自然法与实在法式的尖锐对立，毋宁天理、人情与国法的交缠互动来实现的。人情中即有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却又超越乎人情，法律遂为人生之凭依与人心之镜像。正是人情中即有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却又超越乎人情的这种中国法律中世俗层面与超越因素的交缠互动格局，使得法律信仰能够动员人性中的无限力量，而使法律成为一种世俗信仰的对象，饱含着人类对于人间秩序的情感寄托和信念诉求。

这样，法治在不断塑造着具有宽容精神、怀疑态度、参与性格、实践取向的法治主体，不断地把理想的人生模式转化为可操作的社会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人已经找到了通向法治之路的正确入口。同样，我们也可以预言，只要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幸福就握在了每个中国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