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治的对比

A. 从文化的角度谈谈中西方法律的差异

西方法律文化是指在古希腊古罗马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北美及受其影响的地区的法律文化。就其中西方法律文化而言，二者在人治与法治、义务与权利、对法律的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将从以下几点来阐述造成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原因
一、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而存在的，因而法律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和适应物，是随经济的需要产生并发展的。
（一）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由此决定了人们的活动主要囿于家族、地域、亲缘的有限空间内，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成为人们之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成为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节封建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也就是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即父为子纲，妻为夫纲。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正式以宗法血缘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制国家。国事家的放大和直接延伸，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君为臣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最高准则。这是调节家庭和婚姻关系的最高准则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延伸。在调节社会关系上，不论是家庭之间还是国家调整上，他们会更亲近于伦理社会规范而对法律没有亲近感。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由，社会所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的根源。同时，这种依附关系，这种服从和听命也包含着其实强调的就是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人没有独立性也就谈不上权利。
（二）西方有悠久的商品经济历史，商品经济是与分工和交换相联系的
分工就意味着利益的分化和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满足各自需要必须与其他经济主体经济主体进行交换，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因而为了使交换顺利进行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法律规则来强制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以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从另一方面来看，商品经济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人具有了独立性。每个人都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并不容许他人的干涉。在市场经济中没人人都想发挥个人的主体作用以满足个人利益。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各种需求，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保障利益交换的进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倾向需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二、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一）从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来看始终的是一种宏大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哲学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整体观。“天下万物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和无都是在强调整体，老子认为宇宙就是一个整体，即道。整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种整体观就要求人们在观察事物时通过直觉、感性去认识把握整体，而无法通过逻辑把握。因而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中国需要的不是有棱有角的法律，而是具有整体概括性、感性的习俗、习惯、道德等。他们更多的关注个人的内心，关注人的内心感受，个人的内心情感体验，通过把握自然界而最终更好的把握自我。把自然界的变化看做是个人行为的向导，这种最朴素的对自然的利用所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没能把人同自然中分化出来，人没有脱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反映到社会上，也就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因而中国的哲学中所映射出的也是一种人对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中国人治的哲学温床。
（二）西方的哲学是一种构成论，是一种强调单元个体的思维方式
西方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体，其他一切都是客体，人的欲望是可以从宇宙万物中找到的，自然界存在的目的就是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在他们的思维下，主体与客体是对立的，这样就把主体从客体中完全解放了出来，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力。人人都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并不受外界干涉，但这必然会引发冲突，这就需要通过制定一些规则来调整明确利益，道德伦理的模糊性使他失去了调节的可能性，所依靠的只能是强制性的法律。
三、中西方的地缘环境不同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中国四周被海洋、高原、草原、沙漠和森林所包围，且中国自古以来一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著称，这就会形成与外来社会相互隔绝的近乎封闭状态。他们习惯于安居，固守家园不善于活动，这就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态势，是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另一方面这种强大的传统力量又会禁锢国人的思想，是他们不易接受外来文化，很难被外来文化所改变，任何到中国的文化都被深深地刻上了中国印，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这也使中国失去了与外来法律文化交流的契机，中国也就失去了法治的机会。
在西方，特别是西方法的发源地古希腊古罗马，他们都位于半岛之上，海上交通较之中国便利。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发展简史》中将中国归为乐山好静的大陆国，将西方归为乐水好动的海洋国家。他说：“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因而环水的环境塑造了西方人好动的品格。他们善于经商，这是西方商品经济的雏形，也是西方法治的起源。

B. 各国法律文化的差异性的表现

2、关于价值的断想
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切经济、政治、文化、习惯、心理和客观存在的稀缺程度之关系的总和。
世上发生任何事件，最终都会反映到价值上来。价值，也是主观和客观关系的总和。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价值量。价值只能在各因素（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中由均衡决定。
3、中西文化的盲点：结构理性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质是一个结构比重的问题。一切对单一和纯粹的追求都是偏见。人们常常在面对选择时进退维谷，这正是缺乏结构理性的表现。
有三种理性存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
在中西文化中，只有前两种理性，缺乏第三种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们用来判断是非好坏，应该或不应该的一套价值体系。
工具理性是为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体系，如策略、政策、程序、组织、制度、科技手段等。
结构理性是人们在不同情况下构造价值结构的理性。例如，义的价值和利的价值都不能单一地适用任何情况。人有时自利，有时利人，两种价值同时存在于一身，那么在何时何地对待何人讲利或讲义，这就必须用结构理性判断。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持同一价值观。这就是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矛盾和价值观应该在结构理性的支配下统一起来，这就使结构理性的含义。
东西文化中为什么有结构理性的盲点呢？就是因为人类有偏执的共性。一旦价值理性形成后，人们就将它固定下来，向一切情况运用。
4、结构理性不是价值观
结构理性是一种方法理性，而不是一种价值理性，它当然与价值相对论和道德相对论扯不上关系。因为结构理性是一种中立于价值判断的方法理性。
结构理性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构建价值结构的方法论。它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个分析衡量错对好坏的内容准则，按照结构理性的方法理解真理与价值，真理和价值都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真理和价值的意义依赖于时空和情势。
5、信仰偏执与人间悲剧
由于人类在理性结构上有盲点，人类常常把信仰的追求推到了极度与偏执的程度。这种对信仰上的偏执，使得人们可以对信仰的追求不顾一切，对信仰的偏执导致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人类没有信仰不行，但信仰过度和偏执甚至更加危险。信仰偏执可能是制造人间悲剧的最重要根源。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正确的，也不可能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错误的，人们应该有结构的，有条件的，有程度的接受所有相互矛盾的信仰，形成一个比重、多少、条件不同的信仰结构：“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6、上帝的公平
贫穷吗？上帝让你知足。富有吗？上帝让你贪婪。劳作吗？上帝给你胃口，让你健康。享受吗？上帝让你乏味，给你肥胖。追求幸福者，上帝让你感觉命短，遭受痛苦者，上帝让你感觉寿长。
人世间有各式各样的公平，都不如上帝公平。例如，机会均等，结果均等，起点均等，贡献均等。然而这每一种均等，都有它不可克服的不公平的一面，并且带有一定的负面效果。机会均等，其结果就不会均等。买彩票，每人赢钱的机会是均等的，但结果只有少数人赢得巨款。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机会均等的，但结果却只创造了少数富人。结果均等就绝对公平吗？也不！结果上的均等掩盖了贡献上的不均等，收入上的均等掩盖了成本上的不均等。
7、视角
转化视角看问题，不仅是了解事物的方法论，也是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不仅以此待人，而且以此待自然、待宇宙、待一切。
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会呈现不同的形象，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人与人之间，以个人的视角去观察别人，多少会带有感情的、利益的和理性的偏见。所以我们也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别人看自己。设身处地地看问题常能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偏见。
首先，我们要学会从别人的利益，别人的感受，别人的经验和知识的角度去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从自己的利益、感受、知识、经验去看他人，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人类要学会站在自然的角度、站在其它动物和生物的角度看世界。如此，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其它动物和生物就会和谐得多。然而我们人类对自然物种的分类全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为判别标准的。
第三，作为一般规律，我们对事物所作的判断，所下的结论，都是从某一视角看问题所作出的，视角一改变，这些判断和结论的正确性就动摇了。
8、动机、手段与效果
一个社会的模式，或各个国家的社会区别，大致就是由那个社会和国家队动机、手段、效果的道德和法律约束标准、方式和侧重点决定的。
在动机、手段与效果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要实现动机，就必须要有手段，有了手段的实行，就一定会带来一定的效果。但社会必须对三者的好与坏、准许与不准许作出界定，也就是说这三者的关系必须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丛林世界。
当我们分析道德和法律对这三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全部三者而法律却只能用来约束手段。因为动机无法用事实证明，而效果则有许多为人所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说法治是不管动机与效果如何的，只要手段合法，就不能被治罪，虽然有可能受到道德的谴责，而这正是法治的短处。
道德的约束虽没有法律约束那么硬，却比之约束范围宽广得多，道德不仅约束手段，而且约束动机与效果。
我们能找到一套标准是使三者统一起来吗？回答是不能！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管它强调的是何种标准，总是会存在一定缺陷的。不过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任何一方面的标准若绝对化而完全不顾及其他标准就一定是不好的。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中庸之道似乎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一个社会应该是法治、德治与情治的有机结合。
9、替代的困扰
每个人几乎每天作出一些类似非经济的替代决策。当你作出这些替代决策的时候，你去追溯过躲在这些决策后面曾经困扰过你的那权衡替代的尺度吗？那就是你最深层的价值观。
例如对不同对象的爱如何替代。对生命、自由、爱之间的替代也是如此。
10、争名与逐利
追名逐利皆为人类行为的根本驱动力。天下熙熙，皆为名利而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利而往。大致而言，人是争名夺利的动物。所以有人把人类社会叫“名利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人逐利，与鸟无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人争名，与雁有同。
现代经济学，是用自利与理性解释人们的行为，即认为人类是逐利的理性人，又叫经济人。
按照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说法，以私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安排，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解，它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得益。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却很少研究人们争名的社会效果。人们争名也会像逐利那样有利于全社会吗？
人类争名，基本上是一类相互抵消的浪费性行为。
人争名的根源是来自人的嫉妒本性。对于整个社会利益而言，逐利优于争名，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的争名之风不可长。
11、耻的标准和功用
有什么样的荣耻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
东方人以好、坏为标准，西方人以对错为标准。
12、信誉无价
一个人，一家公司都输不起信誉，何况一个国家？
“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讲到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从此处得，将从他处失，并且是永远损失下去。
13、信心与价值
假若我们中国的自尊、自信心能增强，同样的出口商品定能换回更多的外汇。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信字若指信心与自信更有哲理。
信心生产价值。
现在中国出口许多产品到国外，有些质量超过日本货，可价钱却低很多。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过谦吃的亏。
西方人什么都是先看重自己的。各种优惠、赔偿等，都是自己人先得，然后才考虑外人。
14、常输是游戏规则使然
一个人要赢得竞争依赖于他自己可控的优势与弱点，也依赖于外在于自己不可控的因素。更依赖于竞争的游戏规则和所用的是否符合道德要求。
首先，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增加自己的优势，减少自己的劣势。这是他自己可控的因素。当然可以增加赢得可能性。然而他是否真能赢，还依赖于外在机会是否存在，是否机会均等。如果机会足够小，威胁足够大，即使自身努力也难以成为赢家，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二，如果一个人在竞争中总是输而无机会赢，这决非此人不想赢或他比某人低级愚蠢，而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于他不利。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他的优势不能被评价，而弱势反被评价，游戏规则有利于他的对手。例如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价高者得，价低者出”。有生意眼光的人总是赢家，有资本的人也总是赢家，而有些人无论怎样努力，最终还是赤贫，因为这游戏规则对他不利。
其三，一个人赢了，我们须问他是用什么手段赢的，一个人输了，必须问他是如何输得。
其四，任何一个人，总有他不可克服的约束条件。
最后，要问赢得目的是什么。

三、中西文化断想
文化的杂交有两种结果，一是优势杂交；二是劣势杂交。所以，两种文化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有引导，以防止劣势杂交而保证交汇的文化优秀。
1、人类千年的功过
人类匆匆的脚步，很快又走完了36.5万天，21世纪的脚步，已迎面踏进人类的生活。回首千年，人类既聪明也愚蠢，既有功，更有过。人类的聪明使科学昌明，却使环境恶化；使物质生活改善，却使精神生活空虚；制度的实验一个接一个，几乎每个制度在制造繁荣时，也制造灾难；人类追求和平，却更好战争。人类并没有成熟，她还在人头马的阶段：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2、治家与治国
西方以治国之法治家；中国以治家之法治国，各有优劣。
中西文化大致是互补关系，是以西补中，以中补西的关系，具体可为宏观西化，微观东化。
西法治国有效，中法治家治企业有效。即以法治与市场的方法治国，以道德秩序治理家庭、企业。
3、东西文化对比随想
东西文化之所以在文化上互相攻击，争论不休，就是因为他们各自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为尺度去评判他人的文化。
东方文化的主流是儒佛道，尤其是儒家文化。
文化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可见的行为方式；一是不可见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信仰。东西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两部分，有一些是共通的，如都认为和平和守信是好的。
（1）东西文化的第一个区别，也是最本质的区别，是责任、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差别。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却不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保护，不强调人与人之间清楚的权利区分和对权利的互相尊重。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强调社会对个人人权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却不强调个人对社会人对他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2）东西文化的第二个区别是价值判断的方式不同。西方人重效果判断，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重动机判断。对于西方人而言，什么是动机和出发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好不好。对于中国人而言，首先判断人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好不好，然后才看效果，这两种衡量好坏的不同方法，使得西方人特别重视达到目的的手段体系，达到目的的效率和效果。而东方人则特别强调证明自己是好人，是好的出发点和动机，对于效果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反而不去尽量努力寻求。其结果是西方文化导致手段体系发达而道德不张，东方人则重道德而手段不张。
（3）东西文化的第三个区别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西方文化假设人性恶；儒家文化假设人性善。故西方文化主张法治，儒家文化主张德治。
（4）东西文化的第四个区别是思维方式。西方人重演绎与分析，中国人重归纳与类比；西方人善于把整体分成部分，然后把每一部分都变成专业化、专门化。并且西方人也善于在纯粹的假设上作理论推演，以发现更为深层的东西。东方人则善于归纳与类比，从类比和归纳中发现一般规律，发现新的东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一般到特殊，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特殊到一般。
（5）东西文化的第五个区别是世界观上的一元世界和两元世界的区别。儒家文化重视现世，西方文化认为有帝国与王国存在。
（6）东西文化还有很多区别。例如儒家文化主张以治家的方法治国，西方文化主张以治国的方法治家；东方人重内容，西方人重形式；东方人喜欢内斗竞争，西方人喜欢外斗竞争；东方人讲情理法，西方人讲法理情；东方人讲谦虚，西方人讲自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4、东西方的价值判断标准
一个理想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应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的双重标准的比重，并且配合以完善的法治。
一个好的价值判断标准应是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二者的结合，而取一个适当的比重来判断好坏。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以效果判断为主，以动机判断为辅，并有严格的法治，其社会效果就会比较好，这是因为在法治的约束下，人们追求目的不能不择手段。
5、中国文化四论
要探讨中国落后之原因，改造之途径，未来之发展，不能不讨论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的今日落伍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的选择，而文化影响选择的价值标准。
（1）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
儒家的治国文化，不利于甚至阻碍市场制度的产生，但给定市场经济制度，儒家文化则必西方文化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更具竞争力。
儒家治国文化，可归结为一句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曰以治家的方法治国。治家的法则主要是道德规范即人治，分等差而治之，家长治家，家人治于家长。
治家的方法，推广于微观组织例如公司的管理，是有效的，甚至是优越的。因为具有儒家文化的中国人家庭内部没有利益之间的相互算计、计较，但并不影响家庭成员尽力为家庭奉献。如果把这种文化和道德准则带入公司等微观经济组织中，使职员、工人感到公司就是家，那么公司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大节省，而工人的激励程度与合作程度并不下降。
（2）工具道德与目标道德
中国是一个讲道德的国度，几千年前就鼓吹以道德治国，但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公德呢？
因为中国人把道德当手段，甚至当作治国的手段，这就使道德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在人治的中国，人们讲道德、讲礼貌、讲敬老敬上，这是因为这样可带来功利，不这样做就要损失功利。在公共场所讲道德不增加功利，不讲公德也不失去功利使然。中国是一个讲工具道德的国家，人们的礼貌、笑脸相迎、点头哈腰、道貌岸然后面，总是带有某种目的的。
在法治国度，道德是作为目的本身即目的道德的。不守法就会失去功利，但不讲道德并不损失功利，讲道德也不增加功利，在此种情况下，人们仍彬彬有礼，这说明人们讲道德的后面并不带有功利的目的。就是说，人们把讲道德当作目的本身去享受。
要使国人讲公德，根本之法不是教育，而是实行法治。
（3）价值的理性与工具的非理性
中国人只管价值理性或曰情感价值理性常导致中国人忽视对工具理性的探求。工具理性（制度、法律、政策程序）不发达，科学和工具落后导致发展落后。
（4）人权自由平等
中国儒家文化缺乏人权、平等和自由精神，因为它是一种信仰等级特权的文化。
6、平等待己的功效
如果你不尊重本族，劣待本族，别族也就不会尊重你，更不会善待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本族；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家人，别人就不会尊重你和你的家人；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老百姓，别人就不会尊重你的老百姓，也不会尊重你。这就是平等对待本族的功效。
我一直梦想有一天中国人能像对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中国人自己，我也一直梦想有一天政府能向上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自己的老百姓。否则，做一个中国人就太可悲了，到了外国受外国人的歧视，回到中国人的圈子中受中国人的歧视，到处不是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如此不自尊，如此劣待自己人，如此没有自信，如此崇洋媚外，悲哉！
7、尺度与公正
世间的公正要以一个适当的或最佳的尺度结构来界定。人类之所以把公正用一把尺度界定，是人类理性的盲点造成的。
任何单一尺度面前的人人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公正。一个最佳的界定公正的尺度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社会中每个人，至少是每个利益集团的不同能力、优势和对社会的贡献要与他们从这个社会所获取的回报所适应。
第二、一个最佳的尺度结构必须正好消除每一个利益集团用非生产性活动破坏尺度本身的动机。
8、英雄与明星
现代传媒正把人类推向一个浅俗而缺乏理想的世界。因为理想、高深的思想和精神的极致没有足够的市场价值。这就使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贫困同步而行，“交相辉映”。
比较一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我们会发现前者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后者则是明星辈出的时代，前者是英雄领导时代，后者是明星引导潮流。何因也？通讯交通传媒的发达与商业价值碰撞使然。
9、公德与私德
要取得公德与私德上的一种均衡关系，必须找到法治与人治的最佳结构，必须在重视义务与责任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权利的界定。
10、负面的真谛
有负面的存在，追求正面才显出意义来。完全消灭了负面，人生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意义全无。一切东西的珍贵都在于它们的稀缺，而稀缺正是负面的东西。
11、观念比知识更重要
所谓观念，就是人们对事物对世界的看法，对好坏对错的认知标准，对行为方式、社会规范的概念。两个观念格格不入的人合作，其克服观念矛盾的合作成本会很高。
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比方遵守合同的观念，公平竞争的观念，交换、贸易相互得益的观念，讲信誉不欺诈的观念，别人正当致富发财不眼红的观念等。
12、宗教的经济效果
每一种宗教，都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都对信仰者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正是宗教的这种抑恶扬善的功能，对社会产生正面的经济效果。
13、领导风格
现代管理关于领导的理论的一般结论是有效的领导者，是由有效的领导风格所决定的。然而哪一种领导风格最有效却存在各种学说。
领导与管理是不同的，管理是管理事，领导是激励和鼓舞人。所以好的管理者不一定是好领导，反之亦然。领导有两种职能，一是维系和凝聚团队；二是领导团队完成一切任务。与此相应，也有两类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人，以人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任务，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两种风格不同程度组合，又可派生出多种中间风格来，典型的风格有四种：一是重关心人，轻关心任务；二是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三是关心人也关心任务；四是轻关心人也轻关心任务。
到底哪一种领导风格更有效呢？按目前流行的情境领导理论，任何一种风格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依赖于三方面情况组合：一是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二是被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三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与阶段，按照这种变化不断调整领导风格才能有效。
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要求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在初始阶段，要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的关系。领导者必须以条规对下属严格管理，保证任务的完成。因为下属还不熟悉情况，缺乏自治能力。在第二阶段，随领导对下属的信任和支持增加，领导必须既高度关心任务，也高度关心人的关系。在第三阶段，下属有了更强的能力、成就感和责任心，因此领导的直接指导不再需要，但领导仍需支持与小心谨慎。在第四阶段，下属有了更多的自信、自我指导和经验，领导的支持与鼓励已不再那么重要了，因此，领导应该放手让下属自治，采用低度关心人的关系，也低度关心任务的态度。
14、情理法与法理情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重，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保险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度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
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中国人情味重，却易产生不公正。

C. 请问中西司法制度的区别谢谢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依然是21世纪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经验和科学告诉我们，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追本溯源，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建设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而与自己固有的法律传统人为割裂的情况下展开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制度改革，可见，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依赖于对法律文化的理性分析，而从司法角度对中西法律文化进行分析更是其中的关键。
在研究中西法律文化异同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法律的形式化象征，在西方有“司法女神”，在中国有“司法神兽”。司法女神雕塑在西方法院建筑中会经常看到，我们在港剧里面也能经常看到。司法女神一手执宝剑，一手拿天平，最值得注意的是女神的眼睛是闭着的或是用布蒙着的，所以也叫蒙目女神。宝剑表示力量，天平表示公平，额发表示诚实，闭眼表示“用心灵观察”。造像背面往往刻着古罗马法颜：“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中国的“司法神兽”，是一只像牛或羊的独角兽。它是中国的司法神，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眼睛不仅睁着，且睁得很大，怒目圆睁。它是中国第一位法官皋陶在办案时如争执不下，就将这叫做獬豸兽牵出来，它会用那只独角去抵触真正的罪犯。西方和中国的司法神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司法女神的眼睛是闭着或用布蒙着的，而中国的司法神兽眼睛是怒目圆睁。这一显著区别体现着中西司法理念的不同，更深一层地看则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
以司法制度为例，下面就来分别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特点。

一、 西方的法律文化
西方司法制度一般是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其基本特点是：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实行审判公开制度，诉讼活动的透明度较高；律师辩护和代理制度发达，当事人获得辩护率较高；推行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诉讼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适用率极高。西方司法制度体现了司法独立性、中立性、终局性等属性，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司法制度。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真正发挥了司法的功效，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西方的司法制度代表着现代化的司法制度。
然而，西方司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是西方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文化内涵。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自然存在，任何人都无权将他人视为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主体人、目的人，个人价值应当优于社会价值。权利本位是伴随着个人本位而产生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应优先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及相应权利的取得。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发达的契约关系为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权观念的生长提供了社会条件。古希腊法与罗马法所倡导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后来随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而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并进一步上升为法律观念。西方国家的诸多诉讼原则、规则都是对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一种回应。例如，确立了被告人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被告人不再是诉讼的客体，不得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被告人不仅有权就自己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罚作自行辩护，还有权聘请律师协助辩护或接受法律援助。再如，确定国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更多的是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疑罪从无规则。
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也是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文化内涵。西方国家向来具有浓厚的法律与民主色彩。这也与他们早期发达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商品经济讲求平等竞争，它是孕育民主的天然土壤。而商品经济下产生的契约关系则是一种法律关系，它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发展。今天，法律和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渗透面更广。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宗教领域还是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都在推崇民主，追求法治。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同时也成为西方司法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了体现民主，赋予被告人与原告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为了体现民主，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运作向民众公开，并让更多的民众参与。法律至上的观念使诉讼成为解决纠纷的首要途径，并促成了律师业的极大发展。总之，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使西方的司法制度处于一种民主、有序、理性的运行状态中。

二、 中国的法律文化
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从总体上来说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而且是从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中东拼西凑的结果。大体上说来，我们总体上的制度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欧洲大陆的，以及日文版的欧洲大陆的法律传统。第二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尤其是俄文版的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今天，法院的地位低微，检察院的监督权以及司法权行使方式过程中的所谓的群众路线，这些东西都跟苏联的制度很有关系，对具体审案法官的司法解释权的剥夺都跟苏联的司法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中国人做事情所喜欢采取的方法，我们的政治文化，我们的法律文化，这些东西也许在我们的表层制度上看不到多少，我们的表层制度都是西方化的，但我们骨子里的运作过程，我们所遵循的一些准则，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所采取的一些方法，都还是我们两千年来所一直采取的方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今天，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制经济，而且我们不再闭关自守，而是在经济、行政、司法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说，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然而，用中国的手段操作西方的模式，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种状态。例如，法院院长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法官，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属，他只是地方权力格局中的—个棋子，下棋的人把他搬到哪儿就是哪儿。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分析我国的法律文化不能光从传统法律文化分析，而应该分析引进西方法律文化后的中国法律文化所产生的独特性和冲突。具体体现在：
第一，受家国本位、义务本位价值观的影响，我国的诉讼目的偏向于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不力。我国引入了辩护制度，赋予被告人辩护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利受到种种限制，辩护律师没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诉讼权利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法官无视辩护意见，先判后审的现象屡禁不止。另外，法律虽然规定举证责任在于控方，但又规定被告人应当“如实供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了尽快查明案件，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的现象也较为常见。比如我们常常能在一些译制片和港剧中，听到这样一句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同样熟悉的话：“你有权保持沉默！”这两句话充分反映了中西方两种不同法律文化、不同人文精神的差异所在。
第二，等级特权思想仍然存在于不少人尤其是实权人物的观念里。有些司法人员办理案件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职务、社会地位为依据；某些高级官员违法犯罪，可以凭借其权势与地位逃避法律责任；某些权大、官大的所谓“上级人物”可以任意干涉司法活动，强迫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甚至凭借特权随便调离秉公执法的司法人员。等级特权思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三，虽然我国已实行司法独立，然而司法行政不分，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传统使我国司法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司法机构的改革困难重重。我国的司法机构设置与行政区划重叠，在机构名称前均冠以某某省、某某市的名称。司法人员的级别与行政机关的级别完全相同，也有处级、科级之分。在工作机制上，采用行政化的层层批示制，合议庭报庭长、院长审核、审批，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或者是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这些与行政机关雷同的做法不符合司法工作的特点，也不能满足司法工作的要求。另外，司法机关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行政化现象，即其财政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而是每年由同级政府提供经费。司法经费的不独立使得司法领域内地方保护主义恶性蔓延，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
第四，受息讼观念的影响，我国诉讼制度解决纠纷、保障法律实施的功效得不到充分发挥。诉讼观念的淡薄使得我国民众遇到纠纷时宁愿选择和解或通过民间调解。民间调解虽然在表面上避免了一些纠纷的公开化，但由于它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乃至家法家规为主要依据，因而不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培养，也不利于法律的实施。而且和解、民间调解等非诉讼机制的过多适用，限制了诉讼机制功效的发挥，不利于现代司法制度的构建。
第五，人情、地缘关系也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某些难题的症结所在。因为重人情、重关系，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以免得罪他人，破坏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证人的出庭率极低，作证质量也不高；因为重人情、重关系，很多情况下，打官司成了“打关系”，没有关系也要找关系、拉关系，所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因为重地缘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异地取证、异地执行难上加难。由此可见，引入的先进司法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理念支持，相反却受到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那么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异化，在本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综上可见，中西方司法制度的差异根本在于两者法律文化的差别。根源于传统法律文化的中国司法制度，只是生搬硬套地学习运用西方的司法制度是行不通的。只有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找准中西方在法文化上的共通点，寻找解决两者文化冲突的方法而又保留和发展我国自身法律文化的独特性，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当然，这也是建设我国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D. 比中西方法学的历史发展路径有何差异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法律文化及其所处历史社会背景的比较研究，主要探讨了中国的法律文化与西方的法律文化在形成、本位、属性、伦理、体系、学术、精神，价值等八个方面的差异，细致的描述了法律渊源、价值精神以及文化属性、学术体系的基本形成以及内容，揭示了法律文化的差异，冲突及其协调的理论和制度性安排，对这些差异的形成的过程作了详细的阐述，在每个差异的背后都细致的介绍了差异的来龙去脉和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在第九章又重新回溯到了人，人乃文化的原点和轴心，无论多么复杂的文化现象都是从人这个原点发散出去的。张中秋先生在本书中不仅系统的论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及背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理论：一切法律关系都可以而且应当还原为人的关系。不论这些关系表现为何种形态，人最终都是主体和原点。中西方在协调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归根到底仍是以人为主体和原点，即便是上帝也是人格化的神。①从本书中我体会到了，要想深刻了解某种文化，不能舍本逐末，而应追根溯源，以人为出发点，才能看到本质，任何忽视人的存在的文化、制度的研究都是肤浅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七章，也是与当今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章。本文就以第七章为切入点，来谈谈中西方的法文化传统与法治的关系。在第七章“法的精神：人治与法治”中作者认为中国法的传统精神是“人治”，而西方法的传统精神是“法治”。“法治”之法是指具有民主政治背景体现大众意志的法。传统中

2 国的法是用以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是以集团为本位，“人治”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加之等级和尊卑的分明划分，使得人民对权威产生恐惧以及对权力开始崇拜，而忽略了对个体权利的追求。而在西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日益开拓的眼界，依附着上帝的宗教法就被瓦解了，随之催生了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具有现代性的精神，总体上说更倾向于个人本位。从法的文化属性来看，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实质上一种刑事性或者是国家性的法律体系，而西方的法律文化则是具有民事性或者个人性的法律体系。② 作者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法治传统，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官僚体制化。商品经济是法治的物质根基，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制度予以规范化。同时商品经济孕育了社会契约观念、政治市场观念、思想市场观念、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平等和自由观念等文化传统。但是西方法治的形成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经济问题，还存在一个不同于商品经济的文化问题，即人性恶论。古希腊文化中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性恶论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西方国家广泛流传这一句名言：“权力必致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③在西方文化中，相对于人治，法制要更可靠。然而在中国文化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更倾向人性善，强调用“礼”来引导和节制人性，由具备“德性”的人进行统治。最后一个方面是西方较早的官僚体制化是法治制度化的另一个前提。西方早在罗马帝国时就形成了一套庞大完整的官僚系统，到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形成，官僚体制的确立有力的支撑了近代法治的建立。 然而，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去证明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法治”，中国的传统法的精神为“人治”，却没有系统论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法的人治精神与中国古代法（以刑法为中心）是同时产生的，即中国法的人治精神的起源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的。又论证了人治精神的哲学基础为人性善论和人性恶论。进而总结出人治在中国是逐渐强化的，而且也没有其他限制其发展的因素。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没有形成与西方社会一样优越的法治传统,是有其极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作者通过比较中西方两个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侧面介绍了造成中国社会在法治传统方面表现出与西方社会诸多不同

3 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发展路径,才造就和催生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作者没有系统论证产生这些差异进而导致“人治”和“法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法传统的原因。 笔者认为，中国的法传统之所以为“人治”，除了作者提到了中国的“律学”传统（以刑法为中心）和儒家文化中人性善论和人性恶论，笔者认为还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自然条件、经济和宗教。 首先，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国古代没有出现“法治”，而西方却出现了“法治”，跟中国的自然条件有关。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在西方普遍存在着城邦社会。古代中国疆域辽阔，加之山川江河阻隔，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不可能实施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西方城邦国家地小人少，左右为邻，相互熟悉，易于实行议会制度，利于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就是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全城邦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为了保障直接民主，即保障有关城邦公民资格的确定，权利与义务的划分，行政机构的设立，法庭的选任与权限，继而产生了宪法。④既然城邦是公民的团体，也必然是民主的集体，人们也必然信奉保护民主的法律制度。希腊城邦公共政治文化空间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法治理念，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而在法治理念与精神的熏陶下，城邦公民表现出坚定的法治信仰。⑤简而言之，城邦的民主政体是法治萌生的体制前提。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民族文化、语言等各个地区差别巨大，难以形成希腊城邦那样的公民集团。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散居在全国各地，加上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很少有经济往来或文化交流。在如此庞大的国家之内难以形成像希腊城邦那样的“直接民主”。反之，中国古代的地缘、经济环境更像是培育专制政治的温床。为了维持这个庞大国家的运转，自然而然的选择了专制政治，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政治格局从此长期成为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此文化传统中其对于法治的需求是极其微弱的,因为政治就完全可以为其民众提供一切之所需,只是在另一个价值层面上。即使有那么一点对于法治价值的呼唤也为强大的政治公权力的压制所湮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法治传统的形成是遥遥无期的。

E. 中西方法治传统和法治文化中有哪些差异

中西方法治传统和法治文化的最主要的差异就是，中国的文化讲究的是厚德载物，而西方国家没有这一方面的传统文化教育。

F.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我只知道我国施行的是大陆法系，而很多西方国家用的是罗马法系.

一方面，内因上来说我国古典文化缺乏法律文化发展的土壤。因为我们的封建社会太过漫长，在人治社会里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信仰的，法律文化也就因此裹足不前。因而在发展我国法律文化的时候，古典文化能够给予的养分根本不多不足，也就谈不上传承融合了。

一方面，外因上来说我们是被迫发展的。中国的发展是因为外力而呈现跨越式，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我们采取拿来主义，法律文化基本上都是舶来品，是照搬西方传承多年的法律文化精髓，因而割裂了与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不仅体现在法律，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至于中西法律文化差异，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很多方面，可以思考的视角如下：

1、人类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时指出，土地，人口对法律发展影响重大。中国一直是农耕文明，大量水利工程需要人治的存在才有组织可能。西方是畜牧文明，单打独斗的丛林生活使得自由主义泛滥，民主成为必然选择。

2、语言学。东方的汉字体系本身非常复杂，语义存在模糊性，不稳定和过度的修饰性，使得法律文本在传承中容易产生流变，执法者自主解释变得肆意，法律信仰难以树立。西方字母体系语义简单明确，文本解读歧义性低，法官解释空间小，有利于人们形成准确法律观念。

3、哲学。中西哲学体系大不相同，个人主义思潮必然导致民主的诞生，完善的民主又是法律得以被遵循的前提。卢梭社会契约论核心正在此。我们信仰君权神授，信封道德教化而不是法律惩戒，必然道德泛化法律退让。法律的出发点就是人性本恶，我们显然一直接受不同信念。

4、宗教。天主教一直存在法律传统，《圣经》就是所谓神法，罗马教廷对法律文化的推广，传教士对法律文本的研读都使得法律传承有了深厚人文背景，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本无视法律，所谓法家也是人治下到法治。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在传承法律文化上必然存在苦难。

G. 中西方法制史文明比较

外国法制史

罗马法的历史地位
（一） 罗马法复兴
1、 罗马复兴的原因。12世纪初，西欧各国先后出现了一个研究和采用罗马法的热潮，史称罗马法复兴。罗马法的复兴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西欧的法律状况同商品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极不适应。而罗马法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调整商品生产者关系的最完备的法律，这一法律遗产可以满足当时西欧各国一般财产和契约关系的发展变化的需要。
2、 罗马法复兴的过程。
（1） 注释法学派与罗马法的复兴。公元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从此揭开了复兴罗马法的序幕。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最先开始了对罗马法的研究。学者采用中世纪西欧流行的注释方法研究罗马法。因而得名为“注释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在复兴罗马法的运动中，起了开创作用，他们使对《国法大全》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帮助人们了解和熟悉了罗马法，为运用罗马法奠定了基础。
（2） 评论法学派与罗马法研究、适用的新发展。14世纪，在意大利又形成了研究罗马法的“评论法学派”。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与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与适用有了新的发展。罗马法在意大利复兴以后，很快扩展到西欧各主要国家。
3、 罗马复兴的意义。
其一，罗马法的运用，使商品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市民等级的力量不断加强，同时也推动了王权的加强和扩张，这都有利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其二，经过罗马法复兴，以研究《国法大全》为突破口和中心，法学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世俗的法学家阶层，改变了教会僧侣掌握法律知识的情况，这就为了把罗马法运用于实践准备了条件，从而为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提供节现成的法律形式。
其三，近代自然法学说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是17、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而近代自然法学说的思想武器，而近代自然法学说的思想渊源正是罗马时代的自然法思想及自由人在私法关系上地位平等原则。
（二） 罗马法对后世法律的影响
罗马法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影响更为直接。正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亦称为罗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
罗马法的有关私法体系，被西欧大陆资产阶级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鉴与发展。如《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就是对罗马法的继承和发展。法、德两国的民法体系，又为瑞士、意大利、丹麦、日本等众多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加以仿效。
罗马法中许多原则和制度，也被近代以来的法制所采用，如公民在私法范围内权利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等，权利主体中的法人制度等。
罗马法的立法技术已具有相当水平，它所确定的概念、术语，措词确切，结构严谨，立论清晰，言简意赅，学理精深。

四、唐宋元明清司法制度

（一） 司法机关
1、 唐宋时期的司法机关。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
（1）大理寺。
（2）刑部与审刑院。
（3）御史台。
（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机关，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一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机构。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监督审判，详录囚徒。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轻者，提点刑狱司可以立即处断；重者，上报皇帝裁决。
2、 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
（1） 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审机关，为六部之一，执掌全国“法律刑名”事务，下设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师和各省审判事务，还设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办理秋审的秋审处、专掌律例修订的修订法法律馆。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机构，在处理全国法律事务方面一直起主导作用，主要负责：一是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死刑应交大理寺复核）；四是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与律例修订事宜。
（2） 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请皇帝裁决。依清律规定，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同时参与秋审、热审等会审，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可提出封驳。
（3） 明代都查院掌纠察。主要是纠察百司，司法活动仅限于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并无监督法律执行的原则。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察百官风纪、纠弹不法，同时负有监督刑部、大理寺之责，如刑部、大理寺发生严重错误，可提出纠弹。亦可参与重大案件的会审。
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三法司”。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
（4） 地方司法机关。
3、 管辖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了唐律“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则，同时又规定：“若词讼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反映出明朝实行被告原则，减少推诿的立法意图。此外，明朝实行军民分诉辖制，凡军官、军人有犯，“与民不相干者”，一律“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在外军民词讼”有涉“叛逆机密重事”者，可允许“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若军案衙门与当地官府，“一体约问”。从中反映出明代军事审判程序的健全与管辖制度的完善。
4、 延杖与厂卫。
（1） 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
（2） “厂”、“卫”特务司法机关。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厂”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卫”是指皇帝任命亲信“提督”明末曾下令尽毁锦衣卫刑具，不许再用。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佘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厂卫作出的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
（二）诉讼制度
三，清末司法体制的变化
（一） 司法体制的变革与四级三审制
清政府对旧的诉工提和审判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仅流于形式。表现在：
1． 清末司法的变化。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刑政事务；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实行审检合署。
2． 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诉工制度，实习感四级三审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诉制度.证据.保释制度；审判制度社会实行公开.回避等制度。
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改良监狱及狱政管理制度。
（二） 领事裁判权与审判和会审公廨
1．外国在华领事 裁判权的主要内容。又称“治外法权”，是外国侵略者在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种司法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只由该国的领事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其本国法律裁判。确立于1834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及随后签定的《虎门条约》，并在其后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以扩充。
（1）内容。中国人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间的诉公依被告原则；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桥蜜柑内之间的诉公由所属国审理；不同国家的侨民之间的诉公适用被告主义原则：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与非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公前者是被告则适用于悲哀高主义原则，后者是被告，则由中国法院管辖。
（2）审理机构。一审由在华领事法院或法庭审理；二审上诉案件有3各国建立的上 诉法院审理；终审案件，则由本国最高审判机关受理。
（3）后果。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进行各种犯罪的护身符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工具。
2．观审制度。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后确立 的强行干预中国审判的制度即外国人是韵告的案件，其所属国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如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可以提出新证据等。这种制度是原有领事裁判权扩充，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
3．会审公廨。1864年清廷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的特殊审判机关。凡涉及外国人案件，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会审；筏中国人内与外国人诉公案，由本国领事裁判或陪审，甚至租界内纯属中国人之间的诉工也由外国领事审判并操纵判决。它的确立，是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和延伸。
[编辑本段]中国法制史-民国时期的宪法
（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特点及意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一部重要的宪法文件，共7章56条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它的制定和公布施行，是南京临时政府法律建设的重要成就，也是中国宪法史上的一件大事。
其一，〈〈临时约法〉〉具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性质。作为近代最初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文件，从主流上说，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革命性、民主性。
其二，《临时约法的主要特点就是从各方面设定条款，对袁世凯加以限制和 防范。因此《临时约法发应了当时斗争形式和力量对比关系，反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即将交权让位之际企图利用《临时约法》制约袁世凯，保卫民国的苦心和 努力。
（二）“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
1、“天坛宪法草”。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年10月31日完成，共11章113条。因在北京天坛起草机时行名，是北洋政府时期的第一部宪法法草案。2、“袁记约法”。即北洋政府于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共10章68条。因受袁世凯一手操纵机时得名。它与《临时约法》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三）“贿选宪法”
即北洋政府1923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近代史上首部正式颂行的宪法。特点有二：企图用漂亮的词藻和虚伪的民主形式掩盖军阀专制的本质；为平衡各派大小军阀的关系，巩固中央大权，对“国权”和“地方制度”作了专门规定。
（四）《中华民国宪法（1947）》
1、南京国民政府立法特点。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频繁，法律法规数量繁多，体系庞杂。
2、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宪法》内容的主要特点。
其一，表面上的“民有、民治、民享”和实际上的个人独裁。即人民无权，独夫集权。1948年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这一特点更形具体和法律化。
其二，政权体制不伦不类。既非国会制、内阁制，又非总统制。实际上上用不完全责任内阁制与实质的总统制的矛盾条文，掩盖总统即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统治的本质。
其三，罗列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比以往任何宪法性文件都充分。但依据宪法第23条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的临时办法》、《戒严法》、《紧急治罪法》等，把宪法抽象的民主自由条款加以具体切实的否定。
其四，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名，行保护封建剥削、加强官僚垄断经济之实。
[

H. 中西方法治主义原则的区别

下面的内容，
敬请网络管理员，
按照国家的现行规定，
严格删减，
下面的内容，
确实有不合时宜的内容，
不过嘛，
以网民的身份，适当的提是可以的，
政府就不能够提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最稀缺的就是这种国民意识，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区别？
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本国国籍乘客，
不少会向孕妇、老人、儿童主动让座。
而在中国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的健硕、富有、强壮、结实、有相当学历的、表面上十分有教养的、年轻的白种人，全部都具有高尚的道德风格，贵族风格，
他们都是世界的“统治者”，全球最具有文化教养，最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上，都是最先进的“代表”，
都拒绝向周围孕妇、老人、儿童、女性乘客让座，
十分虚伪、冷酷无情，他们才是世风日下，社会道德观念沦丧。
他们十分清楚我们生活环境的压力**、我们的体质**，资源匮乏，在中国整个社会公共资源稀缺、分配和掌控不均衡，
他们侵入，
占据了我们稀有的公共资源，稀缺资源，
还没有任何、自责、羞愧、谦逊、良心的表现，
反而坦然自若，悠然自得，自得其乐。
政府部门，在国际社会强化中国的国家地位、增强中国国民的尊严，
用不着***到国外去撒钱，
首先在自己主权管辖之下的国土内开展基础工作，
国家旅游部门，
今后要在面向外国游客的旅游指导手册上，
对他们提出明确的要求，
明确地要求他们在基本的行动上，尊重中国国民。
老外中的教徒，要率先带头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那些个愤青、喷青，
应当对那些个你们讨厌的******国家来的人，
进行社会监督，
对于他们群起而攻之啊，严厉谴责，
这就是中国的固有**、神圣**，
驱走他们，迫使他们为中国公民让出座位！！
你要像西部牛仔一样，弘扬正义，惩恶扬善，对蛮夷人，洗涤他们丑恶的灵魂，
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再教育工作。
国家旅游部门，
要在中国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外，
以大面积广告，在最佳的黄金位置，最醒目的空间，
张贴出各国文字的宣传内容：外国乘客须知与乘车必尽的义务：……。
这样，
就能够凝聚国民的自信心，
团结广大的民众。

I.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与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

中西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差异是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道路。中国法律走上了一条从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再到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这可以图示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其特点是日益集团化。西方的法律本位则经历了一条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神到个人的道路，图示为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其特点是日益非集团（个人）化。不过，本世纪以来，中西法律的本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而连带主义、民族主义则对西方法律本位一度产生了非个人化的影响。

从法律文化所体现的性质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上是一种私法文化。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中国传统法律中确有关于民事、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性质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规定和方式来理解和处理非刑事问题。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主要标志是民法和商法的发达。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西方法律在近代以前的刑事民法化和近代以来公法的发展及其私法化现象。

伦理化与宗教性可以说是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上最具对极性的差异。传统中国的法律在西汉以后逐渐为儒家伦理所控制，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至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这一情形延及清末而毫无变化。儒家伦理使传统中国的法律成为一种道德化的法律，法律成为道德的工具，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这不仅使传统中国法律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它向现代的转变。西方法律文化从罗马开始就受基督教的影响，到中世纪时，基督教逐渐控制了世俗的法律，虽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教分离，法律在整体上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与控制，但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深入到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和制度深处。

中西法律文化在体系和学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法系”母法的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是开放性的。这种不同的结构形态是由它们所属的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本身而变化。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缺乏西方那种围绕正义而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律学”与“法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它是两种形态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应该承认，同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与冲突的同时，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处。从根本上说，每一文明都有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不同文明的理想自有差异，但都是人类心性的表现，都是人类对生活秩序化和正义性的追求。这提示我们，既不应忽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它们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性，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各种可能的互补，最终经由理解和化解而达于会通

J. 中西方文化传统在法治上有着巨大差异吗

文化造成的差异，哈佛教授说过：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民族特征，却让他们屹立至今。 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大卫.查普曼，在一场讲座中，向台下近千名学生分享、解读中国神话故事，并不下十次用激情的语调总结中国神话故事的内核：中华民族特征。 在他的情绪带动下，现场氛围一直热血高涨。他说：“我们的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希腊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火是他们钻木取火坚韧不拔摩擦出来的！这就是区别，他们用这样的故事告诫后代，与自然作斗争！”（钻木取火）
“面对末日洪水，我们在诺亚方舟里躲避，但中国人的神话里，他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看吧，仍然是斗争，与灾难作斗争！”（大禹治水）“如果你们去读一下中国神话，你会觉得他们的故事很不可思议，抛开故事情节，找到神话里表现的文化核心，你就会发现，只有两个字：抗争！假如有一座山挡在你的门前，你是选择搬家还是挖隧道？显而易见，搬家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中国的故事里，他们却把山搬开了（愚公移山）！可惜，这样的精神内核，我们的神话里却不存在，我们的神话是听从神的安排。” “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传说，在部落时代，太阳神有着绝对的权威，纵览所有太阳神的神话你会发现，只有中国人的神话里有敢于挑战太阳神的故事：有一个人因为太阳太热，就去追太阳，想要把太阳摘下来（夸父追日）。当然，最后他累死了——我听到很多人在笑，这太遗憾了，因为你们笑这个人不自量力，正是证明了你们没有挑战困难的意识。但是中国的神话里，人们把他当做英雄来传颂，因为他敢于和看起来难以战胜的力量作斗争。 在另一个故事里，他们终于把太阳射下来了（后羿射日），中国人的祖先用这样的故事告诉后代：可以输，但不能屈服。中国人听着这样的神话故事长大，勇于抗争的精神已经成为遗传基因，他们自己意识不到，但会像祖先一样坚强。因此你们现在再想到中国人倔强的不服输精神，就容易理解多了，这是他们屹立至今的原因。” 大卫教授的讲座视频被传到社交网站上后，引起国外网友热烈讨论。 “一个女孩被大海淹死了，她化作一只鸟复活，想要把海填平——这就是抗争！”（精卫填海） “一个人因为挑战天帝的神威被砍下了头，可他没死，而是挥舞着斧子继续斗争！”（刑天） 不得不说，这位大卫.查普曼教授解读中国神话的角度很新颖，也十分到位。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是靠着不断与自然、灾难、环境作斗争才延续到现在，但有几个人想到过，中国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