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法治

Ⅰ 提高税收遵从处纳税服务和税收法治哪个更重要

税务机关是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行政机关，法治对税务机关而言就是要让税法获得普版遍的遵从，这权既包括纳税人依法纳税，也包括税务机关依法征税。而要让纳税人遵从税法，除了加强征管，严格执法，树立税法权威之外，做好纳税服务工作，构建和谐征纳关系也是重要手段，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一样都是税收法治的必然要求。此外，我们的税收基本法—《税收征管法》也明确规定，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的法定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税服务绝不是可有可无、应景应时的工作，不抓或者不认真抓纳税服务工作，就违背了《税收征管法》，违背了税收法治的原则，就是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

Ⅱ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新”在观念 “常”在落实

“依法治税”是随着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而确立的，其标志是1998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客观地说，这一方针虽然提出已久，但一些领域和部分机关仍然没有对其形成准确认识，在实践中未能全面有效贯彻，呈现税收法律供给明显不足、可操作性不强和执行状况不佳的状况，甚至局部产生按指标征税而非依法征税的现象。笔者认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格局下，应当着力打造依法治税的新常态。
新常态之“新”在于观念。过去，社会上有一种观念认为，依法治税就是征税机关要按照法律来征税，税法是政府用来管理纳税人的法律。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税法变成用来授予、规范和监督政府征税权的法律。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税收来源于纳税人，最终服务于纳税人，也经由法律体现纳税人的意志。对此，全会公报专门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启示我们，人民群众不再是依法治税的被动受体，而是权利主体和最终归宿。申言之，依法治税观念之“新”，就在于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管理到法治，从治民之法到治权之法。
新常态之“常”在于落实。有人认为，现在的核心任务是加快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法治是第二位的。对此应看到，依法治税不能只停留于观念和口号，而应当成为税收活动实际奉行的日常准则。推进依法治税和深化税制改革并不矛盾，二者应当是协同推进、一体两面的统一过程。一方面，依法治税是改革要实现的目标。相比服务于经济市场化的1994年税制改革，本轮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治理现代化，因而完善法治自然是改革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改革要在依法治税的框架下进行。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表明“改革突破法律”的做法将告终结，法治将成为税收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常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重提依法治税，虽然语词未变，但却在立场、内涵、范围和要求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法谚有云：“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全会公报也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依法治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税收法治成为信仰，成为征纳双方共同的内心认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消解纳税人的对抗情绪与税收焦虑，内在地提升其税法遵从，营造合作、互动的税收文化。

Ⅲ 什么是税收法制建设

税收来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自程。税收的法制建设应该是一种多层次、多环节、多因素的建设。

法制是用制度性质的法律来治理,要求1.即成的法律得到了普遍的遵从.2、人们普遍遵从的法律必须是良法.3、良法就是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不忽视少数人正当利益的法律.

Ⅳ 税收法治的内涵

税收法治的内涵是指:
1、税收活动要体现法治理念,即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征税人专还是纳税人,都必属须尊重税法的权威。
2、税收法治的核心是在保障国家行使其税收权力的同时,限制国家的任意征税权,有效保障公民权利。
3、税收法治有其特定的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它既包含了什么是“值得尊重的好税法”的实体价值判断,也包含了对如何制订和执行“值得尊重的好税法”的原则和程序要求的形式价值。只有通过一套良好的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及执法和救济程序的形式价值的运行,才能保证税收法治实体价值的实现。
4、税收法治要求税收活动达到税收立法科学、合理、合乎程序;税收执法严格、规范,纳税人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税收司法客观、公正的状态。

Ⅳ 税收法制和税收法治的区别是什么，加强税收法治有什么意义

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治理工作。

Ⅵ 税收行政法制与税收法制有没有区别啊求解

税收法制即税收法律制度的简称，是国家税收法律原则，规范意识和制度的总称内，它包括立法执法司容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诸方面的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法制具体体现在一国的税收制度上，并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对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行为权利义务的一种规范
税收行政法制是税收行政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各种法律规范，比如税收征管法

Ⅶ 税收法制与税法的区别

一)税收法律主义
税收法律主义也称税收法定主义、法定性原则。简单地说，它是指所有税收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这种法定性的要求是双向的，一方面要求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另一方面，课税只能在法律的授权下进行，超越法律的课税是违法的、无效的。税收法律主义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即课税要素如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税收优惠、征税基本程序、税务争议的解决方法等等，必须由法律直接规定。
第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即在税法体系中，有关课税要素、税款征收等方面的规定必须明确，不出现歧义和矛盾，在基本内容上不出现漏空，从立法技术上保证课税要素的法定性。当然，该原则并不排斥税务执法机关为区别不同情况、实现公平税负的需要，而保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依法稽征原则。即税务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稽核征收，无权变动法定课税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征税机关和纳税人都无权自行确定开征、停征、减免税、退补税及延期纳税等项事宜。
(二)税收公平主义
税收公平主义的基本含义是，税收负担必须依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分配，负担能力相等者税负相同，负担能力不等者税负不同。当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纳税能力)相等时，是以纳税人获得收入(取得所得)的能力，为确定负担能力的基本标准，但当所得指标不完备时，财产或消费水平可作为补充指标；当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不等时，应当根据其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利益大小缴税或使社会牺牲最小。
(三)税收合作信赖主义
税收合作信赖主义，也称公众信任原则。它是民法“诚信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引用。它的含义是，一方面，纳税人应按照税务机关的决定及时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有责任向纳税人提供完整的税收信息资料，征纳双方应建立起密切的税收信息联系和沟通渠道。即使税务机关用行政处罚手段强制征税，也是基于双方合作关系，目的是提醒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合作，自觉纳税。
另一方面，没有充足的依据，税务机关不能提出对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有所怀疑，纳税人有权利要求税务机关予以信任；纳税人应信赖税务机关的决定是公正和准确的，税务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和事先裁定，可以作为纳税人缴税的根据，当这种解释或裁定存在错误时，纳税人并不承担法律责任。
(四)实质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是指应根据纳税人的真实负担能力决定纳税人的税负，不能仅考核其表面上是否符合课税要件。这是因为纳税人是否满足课税要件，其外在形式和内在真实之间，往往因一些客观因素或纳税人的刻意伪装而产生差异。例如，纳税人借转让定价而减少计税所得，按其确定的价格计税则不能反映其真实所得。税务机关根据实质课税原则，有权重新估定计税价格，并据以计算应纳税额。
税法的适用原则，是指税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运用税收法律规范解决具体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准则。税法适用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税法的立法原则，但相比之下，税法适用原则含有更多的法律技术性准则，更为具体化。
(一)法律优位原则
法律优位原则也称行政立法不得抵触法律原则，其基本含意是，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法律优位原则在税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处理不同等级税法的关系上。法律优位原则明确了税收法律的效力高于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对此，还可以进一步推论为宪法的效力优于税收法律的效力，税收法律的效力优于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优于税收行政规章的效力。
(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是绝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法律程序技术原则。其基本含意是，一部新税法实施后，对新税法实施之前人们的行为不得适用新法，而只能延用旧法。该原则的出发点在于维护税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在实际运用该原则时，也有一些国家从税收合作信赖主义出发，采取“有利溯及原则”，对纳税人有利的予以承认，对纳税人不利的，则不予承认。
(三)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也称后法优于先法原则。其含意是，当新法、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其作用是避免因法律修订带来了新法、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的规定而给法律适用带来混乱，为法律的更新与完善提供法律适用上的保障。新法优于旧法原则的适用以新法生效实施为标志，新法生效实施以后准用新法，新法实施以前包括新法公布以后尚未实施这段时间，仍延用旧法，新法不发生效力。
(四)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其含意是对同一事项两部法律分别有一般和特别规定时，特别规定的效力高于一般规定的效力。当对某些税收问题需要作出特殊规定，而又不便普遍修订税法时，即可通过特别法的形式予以规范。凡是特别法中作出规定的，即排斥普通法的适用。不过这种排斥仅就特别法中的具体规定而言，并不是说随着特别法的出现，原有的普通法即告废止。
(五)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
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提供了处理新法和旧法关系的原则。其含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税法不具备溯及力，新税法与旧税法的界限仍是新税法的实施日期，在此之前发生的纳税义务，当时有效的旧税法仍具有支配力；二是程序性税法在特定条件下具备一定的追溯力；二是程序性税法在特定条件下具备一定的追溯力，即对于新税法公布实施以前发生的纳税义务在新税法公布实施以后进入税款征收程序的，原则上新税法具有约束力。
税法是法律范畴,是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前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

Ⅷ 在税收法治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一、自觉践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熟练掌握我们应知应会的税收法律法规，筑牢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思想基础，着力建设一支忠于法律的税收法治工作队伍，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自觉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始终。二、要以法律精神统领法律条款。吃透每一部税收立法的精神，立足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做到行政执法既合法又合理，体现公平正义。向社会公开“权力清单”，明确税务行政权力的界限，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全面推行税收风险管理，做到“执法全程记录”，确保执法程序一致，操作流程相同，执法后果相当，实现税收执法的公平、公正、公开。三、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支柱性组成部分。国税总局明确指出，依法治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点。依法治税是实现税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有力保障，是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的必要手段，也是构建和谐征纳关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把“法治”原则摆在首位。将“依法治税”确定为地税“依法治税、信息管税、服务兴税、人才强税、廉洁从税”发展战略之首。具体说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明确岗位职责，解决“做什么”的问题；明确工作规程，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以开展绩效考评为关键，解决“做得怎么样”的问题；以完善内控监督、严格过错追究为保障，解决“做得不好怎么办”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备的税收制度规范体系、高效的依法行政执行体系、严密的依法行政监督体系和有力的依法行政保障体系。

Ⅸ 十八大提出的税收法治有什么意义

十八大提出的税收法治的意义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的承上启下关键时期十八大报告中首次要求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执政，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要严格执法。
一、要实现依法治国，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公正司法。

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在当前的发展中，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所以“法治思维”的提出是对领导干部更高的要求，而最优的解决之道、发展，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用法治的标准来规范官员的执政行为、尊严、手段合法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必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国理政，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还是执行。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化解矛盾，保证有法必依，用“法治思维”来统领改革，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权威、权限合法性；
二、以权压法，绝不允许以言代法，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诸如依法治国，权力制约等法治观念的培训、制度。
三、“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应更加注重科学立法，要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变为可操作的法律、内容合法性、执政为民、化解矛盾。
四、让权力受到约束、全民守法、执法必严，在干部的考核考评中设立“依法执政”的指标，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应及时主动纠偏；
法治思维是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确实还有一些社会矛盾亟待化解，无论是决策、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成为治国理政方式意味着执政者要时刻用法律标尺来考量自己的行为
五、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模范遵守法律，以及程序合法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维护稳定、徇私枉法”、公平正义，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执政者要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推动发展。

Ⅹ 如何理解和应对税收法治的新常态

像经济“新常态”一样，税收“新常态”尚未完全成为一种稳固的形态。所谓税收“新常态”指在现代税收治理新理念和新规则的基础上构建的较稳固和可持续的新秩序、新态势和新状态。笔者认为，税收工作转为“新常态”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收税的问题层面，税收工作的思维惯性正从“管理纳税人”向“服务纳税人”的“新常态”转变。制度变迁往往由新理念引领，而改革的本质就是改掉传统的不良习惯或思维惯性。自200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服务型政府”以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广泛开展了创建服务型、企业型以及顾客导向型税务机关活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良性互动的新型和谐征纳服务关系已在建立。事实上，传统的税收工作思维以纳税人有罪判定为假设前提，以管理和监督纳税人为惯性思维，习惯于用对抗性的方法来解决税收执法中的问题，把打击逃税作为税收执法工作的全部内容或主要方面。现在，在尊重纳税人，服务纳税人，引导纳税人，满足纳税人合法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和遵从度，将是不可逆转的税收工作“新常态”之一。

二、在收多少税的问题层面，税收工作的行为惯性正从“任务至上”向“税收法定”的“新常态”转变。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决定财政（即支出），是财税活动的基本规律。但在现实财税实践中，“任务至上”、“唯税收任务马首是瞻”的导向问题长期存在，任务和税法孰轻孰重或谁大谁小的争议一直不断。不难发现，在不择手段确保完成各种税收任务的行为惯性下，必然出现两种不良现象：1.是经济不景气或衰退时，为确保年度税收任务的完成，税收机关往往倾向于收“过头税”或“刮地皮”；2.是经济景气或繁荣时，为确保以逐年递增为特征的下年税收任务的完成，税务机关往往倾向于“有税不收”或“留有后手”。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严重地削弱了税法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从税法的角度来讲，“有税收税、无税不收”是基本的行为准则。告别税收增长的“速度情结”，强化税收的颗粒归仓原则，则是税收法定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8月3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预算法的决定, 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即“经济宪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不得向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下达收入指标。这条前所未有的法律规定和限定显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标志着税收任务时代的淡出以及税收长期“超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税收法定时代的到来。

三、在怎么收税的问题层面，税收工作的制度惯性正从税收管理员“各事统管”模式向税源管理的“分级分类+专业协作”模式的“新常态”转变。为适应新的税收征纳环境，近年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都不同程度地试行了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基础的新一轮税收征管改革，税收征管制度正向专业分工与协作模式过渡，从而有效提升了税源管理工作的质效。事实上，我国税收征管制度长期实行“一人盯多户”模式，税收核定征收的随意化或情绪化特征明显。随着纳税户或税源户的大幅增长以及跨行业、跨区域企业集团的日益增多，关联交易、虚拟市场、电子商务等新兴经营模式蓬勃发展，税收征管制度必然需要升级换代或转型升级。以信息管税为依托（包括纵向信息的大集中以及横向信息的大分享），以分级分类管理为原则（如按规模、行业和区域相结合的科学划分原则），全国各地税务机关大量组建了税源专业化管理团队，重组了税收征管流程，实现了税务人员与企业类型的“专业对口”，大大提升了税收征管工作的质效或绩效。尽管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导向的税收征管改革依然在路上，但这种税收“新常态”已然确立。

四、在收哪些税以及由谁收的问题层面，税收的体制惯性正由“随意修补”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态”转变。理论上，财税体制安排体现并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利益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处于基础性位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税制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不适应、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依然突出。例如，现行税制在应对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危机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重大社会问题上调节作用不够明显；多年来在构建地方税体系、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降低间接税比重、开征房地产税和全面改革资源税等问题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营改增”背景下如何给予地方像样的主打、主力或主体税种，国税、地税两家之间的“责任田”如何科学划分，已对新一轮税制改革呈现倒逼之势。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税制体系既迫在眉睫，也正在启动。尽管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但税收体制由“随意修补”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态”转变已是改革的大方向和大趋势。

税收工作需要保持“平常心”，适应“新常态”。但应指出的是，税收“新常态”在现实中依然存在认识不清、不深和不透问题，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还会出现交集或纠缠，税收“新常态”也不宜和不能加以绝对化的理解，其内涵也必然会与时俱进地发生渐变，但无论如何，我国税收工作从理念、行为、制度以及体制等方面正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并在“为什么收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以及由谁收”等方面逐渐形成不可逆转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