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论道德
1. 你是怎样解读加缪的小说的呢
在《局外人》中，莫尔索不相信上帝和天国和来世，他拒绝神父给他忏悔，也不服从法官的审判，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荒谬的。作者加缪在经过了十几年的思考和时局的变更后，腹中的形象莫尔索也跟着变化成为了克拉芒斯。莫尔索自认为完全无辜，他的善却被强加到他身上的恶取代了。克拉芒斯自认为完全有罪，但是他的恶却被“忏悔-法官”之间的形象转换而转换成了善。这是两段并行的历史，从拒绝忏悔和审判到一人身兼两职。克拉芒斯充满不屑和嘲讽、得意的自我忏悔暴露了他阴暗的内心，然而他的这种诡计，其本质上和他之前忏悔中所说的“两面派”本无区别，只不过看起来更为高级了一点。这也是作者加缪在晚年陷入了一个苦恼中，他发现善恶可以随意利用随意转换，即使是他本人的作品和言论，同时也会反过来成为攻击他自己的作品和言论。克拉芒斯这个形象，是莫尔索的阴暗的兄弟，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界的普遍形象：通过学术和知识，迂回的否定别人对自己正确的批评，进而去批评别人，了却自己内心良心的谴责。这也是正式标题“堕落”的含义。
2. 局外人的点评鉴赏
“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但是莫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这种局外人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这就是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丧失亲人的打击无疑是沉痛而惨烈的，可是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叙述，仿佛事不关己，连时间也记不准确，让人十分讶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流过半点哀伤的泪水。在草草地给妈妈守灵下葬后，他还急不可耐地去海滩游泳，看喜剧片，寻求肉欲刺激。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他却把这个人们视为神圣的问题当成毫无意义的废话，绝对不肯巧言令色来搪塞女友。邻居雷蒙殷切地表示想与他交个朋友，莫尔索却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其次是工作，工作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取荣华富贵的重要途径。基督徒认为工作是上帝赐予的使命，即“calling”，必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可是，当老板提出要派莫尔索去巴黎设置的办事处工作时，身居偏远小城的莫尔索却拒绝了这个发展前景广阔的差使，回答说：“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这种不知好歹的答案让老板颇为扫兴。此前，莫尔索为置办母亲丧事而向老板告假时，明显觉察出老板脸色不好，他却无动于衷，认为“反正不是我的错”，而不像别人一看到上司脸拉长了便胆战心惊，惴惴不安。他的这一心态和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因得罪上司而忧郁致死的小公务员形成强烈反差。“不关心”、“无所谓”的工作态度使他自觉跳出了以“鞠躬尽瘁”、谋取“升官发财”的滚滚红尘。
再次是死神，当他无意间错杀了那个阿拉伯人之后，无论是在身陷囹圄的漫长岁月里，还是在法庭上愤怒的审判声中，他保持了一贯的冷漠态度。人们的言辞无法引起他太大的关注，周围微末的事物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心。“我听见椅子往后挪的声音”，“我看到好些记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尽管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投射进来”……面对人们“义正辞严”的谴责，他继续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完全没有为了保命而讨好大众的媚态。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强加于身后，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天性，但是莫尔索却等闲视之，不以为意，摆脱了死亡对他的困扰。
还有彼岸世界的局外人，当人们被现实当中形形色色的苦难压迫得无路可走时，便会寄希望于飘缈的彼岸世界，渴盼能有一个永恒的上帝来拯救自己，指引道路，并祈求肉体毁灭后能灵魂升天，永享安乐。可莫尔索彻底否定这一绮丽幻想，不崇拜任何精神偶像。于是不论神甫怎样耐心劝导他皈依基督，虔心忏悔，他却不肯服从，并且坚信自己“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神甫）有把握得多”。
萨特评论道：“无所谓善恶，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这种范畴对他不适用。作者为主角保留了‘荒谬’这个词，也就是说，主角属于极为特殊的类型”。
《局外人》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荒缪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缪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尔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
小说中，威严的司法以某种荒谬的正襟危坐呈现，比如审讯几乎不集中于杀人案本身，而是想方设法将案犯妖魔化，把杀人者与母亲之死牵强附会。诉讼双方悄然获得某种置换，仿佛罪犯退出被告席而代之于法庭或检察官。小说结尾道“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就是这种不动声色而又颇具内力的语调，活现了一个惊世骇俗、对一切漠然的“荒谬的人”。而从“这一个”中，人们看到更多的人，乃至一个阶层或整个社会的不可理喻。那些与杀人没有关联的事情，最后却把默尔索送上了断头台，这让默尔索看到了世界的荒诞性，而在那个荒诞的社会中，人是没有发言权也不被重视的。在庭审中，默尔索本想替自己辩白，但他的律师却告诉他：“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由此，默尔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然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由那个世界本身所孕育的，默尔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本书写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正处于战争的恐慌之中，人们对社会充满迷惘，精神没有归宿。默尔索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们孤独、痛苦、冷漠，但又不甘于被现实的世界如此凌迫，于是他们变成了世界的局外人，自我成了自我的陌生人。他们以冷漠来反抗生活，却最终未能逃脱在命运面前的惨败，悲剧是注定的，但蔑视悲剧的态度却让他成了一名挑战荒缪的英雄。
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人的命运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挟着的，要么异化，要么被审判，于是，想做个真诚地忠于内心的人还是做个随大流的人，是至今为止，很多人都面临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默尔索。
可以说，局外人并不是指默尔索一个人，而是许多具有相同生活状态的人的代表，默尔索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做为一个人，他是特别的，但是普通却往往寓于特别之中，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人的影子。为了进一步了解生活，了解从前的人或许也是我们身边的人，默尔索的个人的世界也便成为一类人共有的特质，通过对默尔索的探知，才能更加深入的认识“局外人”这种现象。
在《局外人》整个小说都是选用一种与主人公性格一致的枯燥、呆板、闪烁的语言风格来连接全文的，作者选用这些超乎寻常的刻意追求的语言来宣扬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主人公在众人眼中是“荒诞”的，众人在莫尔索的眼中也是荒诞的。整个小说如同演一幕滑稽的小丑剧，所有的人包括观众都是荒诞的。加缪在这里为我们揭示了社会的丑态。
然而加缪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这个荒诞社会的层面，他揭露荒诞的终极目标是指向人们对本真的追求。加缪荒谬论中一个有名的论点：“人生没有希望但并不包含绝望。所以，要活得真实而不虚伪，就必须坚守下去，并不是不愿迂回，而是没有退路可走。”莫尔索式的冷漠，具有积极反抗的基调，不失为一种大智大勇的精神，在精神上战胜了荒诞，获得了自由。加缪的自由是否定上帝后的自由，其结果是由人自己承担行动的责任，从而以挑战的姿态接受这个荒诞的世界，以现世对抗来世。
萨特曾说过“存在主义即人道主义。”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是他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他选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而加缪在《局外人》中所表现出来是一种比传统的人道主义者更深沉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不仅描写荒诞，而且还提倡个人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创造，从而表现了对人的自由和本真的尊重和依赖，这就比其他同时期的现代派走得更远，更深入。
莫尔索的种种怪诞行为乍一看难以理解，但事实上，他才是活得最多、最充实、有着深沉本真追求的人。死亡前夜，他第一次敞开心扉，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也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但至死幸福。加缪评价说，莫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他早已洞悉这个世界的荒谬，“我不知道”、“毫无意义”两句话被他悬挂嘴边，“厌烦”则是他面对人事时的常态。莫尔索意识到世界没有意义，没有出路，认识到世界对于人的种种欲望漠不关心，认识到人同世界特别是人同社会这种不协调乃至对立的关系。只不过他没有像柏拉图那样认为世界万物是“理念”的影子，那样过于虚幻；也不认同禅宗的生命“如露如电”，从而寻求涅 寂静 ；更没有鲁滨逊的“经济人意识”，唯利是图。他热爱自然，渴慕自由，珍惜每分每秒，完全靠着自己现实的理性与实践精神支配着一切行动。
莫尔索十分关注生理欲望，就像他自己所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在处理母亲丧事时，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渴”、“饿”、“热”，还大胆地在母亲的遗体前畅快抽烟，回家后便急于和女友玛丽发生肉体关系。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他也不忘记欣赏玛丽的身体和装扮。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他有些紧张，想要逃避，但这也是出于人类求生的本能。由此可见，莫尔索基本摆脱了世俗镣铐。人们绞尽脑汁设置的礼法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唯一真实的便是明媚的阳光、美丽的大海以及自己作为自然人的种种需求。并且，他也懂得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没有真正侵害谁的利益（射杀阿拉伯人也是由于防卫过当），完全符合“发乎情，止乎礼”这一规矩。阿尔贝·加缪认为，说谎，正是我们所有人每天所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生活。莫尔索则与他的表面相反，他不愿简化生活。
他并非对母亲没有感情，只是不愿意强迫自己为了做戏而哭天抢地，昭告世人：我很伤心。并且，他认为死亡是无法逃离的必然环节，母亲的去世算不上什么坏事。书中的沙拉马诺老头每日都要咒骂自己的狗，可一旦狗走失，他又椎心泣血，感叹“我怎么活下去呢？”雷蒙怨恨情妇对自己不忠，想要狠狠报复，可还觉得心底对她颇为留恋。这两组隐喻巧妙地暗示了莫尔索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形式上他的表现不符合孝子标准，可还是在灵魂深处敬爱母亲的。
当玛丽问他爱不爱她的时候，他明明知道女友想要的答案，也完全可以甜言蜜语地博取佳人一笑，可他依然毫不隐讳地否定；雷蒙热切地询问他能否和自己结交，他也没有所谓礼貌上的回应，只是淡淡地说“做不做都可以”；老板对他寄予厚望，要他担当要职，他仍不肯委屈心灵，阿谀迎奉，而是立马拒绝。在法庭上，律师要求他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让他承认为母亲的去世感到悲痛不已，莫尔索却认为没必要撒谎遮掩什么，直言不讳；检察官说他“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他也没有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反驳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最后神甫为他做临终的忏悔仪式，他却说“我不相信上帝”，并且坚持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
对莫尔索来说，所谓道德，就是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感情而行动，就是要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而忠实地表现这种感情，拒绝作假，拒绝扮演角色。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现世的、眼前的、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任何先验价值，不是任何没有现实意义的抽象概念。反之，遵守社会道德，在莫尔索看来，就是要服从先验法则，就是要否定同社会道德相矛盾的一切情感，就是要受世俗的左右、摆布。
然而莫尔索追求的欢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失败告终的。他的自由和反抗逾越了人们划定的框架，因而成了茫茫大众的局外人，成了世俗眼中恶贯满盈的罪人，尽管他平时安分守己，与世无争，没有什么危害极大的行径。可是社会通过法庭所追究的，并不是他的杀人罪，而是他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对这个社会现存秩序的威胁。法庭的审判表明了社会对莫尔索这样一个不遵守既定规范、没有一般人的感情和罪恶意识、而又拒绝同社会、宗教妥协的“怪物”，从肉体到灵魂都要彻底毁灭的决心。正如《李尔王》中那个天真纯洁、不愿屈从于浮华形式而最终惨淡收场的考狄利娅一样，世界要以莫尔索生命的消殒来再次强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荒谬的世界是强大的，在追求自然、本真的个体生命面前，它似乎无往而不胜。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莫尔索是极其成功的。在这个人格独立性逐步泯灭的社会里，他能够没有悔恨，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感情，这种“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是对世界荒谬性的有力反击,至少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世界的荒谬，也认识了自己的荒谬。美国当代学者大·盖洛韦认为《局外人》是通过荒诞的主人公来表达执着于意图和现实之间的重大不平衡的荒谬主题。它实际上是一则寓言：每个人都走在世界的边缘，每个人都必然毁灭于自己以及他人共同创建的荒谬世界。
以“荒谬”反击荒谬，这正是《局外人》主人公莫尔索的思想，当然也是作者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和创作意图。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主人公又从不分析他内心的思想感情，所以是内心描写和外部描写巧妙的结合，表明加缪掌握了美国作家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部分写作技巧。关于审讯和判决的段落则显然受到了卡夫卡作品的影响。主人公在自己不自觉的情况下犯罪，会使人联想到西默农的侦探小说。总之《局外人》的奇特而又新颖的笔调包含了不能以世俗之见和从字面上来理解的意义：塑造了一个显然与众不同的反面人物，却是一个不指望有别的社会，不想和别人有任何联系、只想保持自己个性不受干扰的人物。
加缪的小说风格介于传统小说和新小说之间。一方面，存在主义文学是反传统的，作者从不介入小说，从不干预主人公的命运，从来不发表自己的议论；另一方面欠缺而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萨特把这个概念运用到哲学，小说的语言又极其简单明晰，可以说具有古典主义的散文风格，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局外人》这部前所未有的小说的成功表明了加缪深厚的艺术造诣。当然，与新小说和荒诞派戏剧相比，包括《局外人》在内的存在主义文学，都由于其流畅可读而应归入传统文学的范围。
加缪在 《局外人》中引入了一种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所谓的陌生化指代的是作者在表达小说内容的过程中，颠覆了一些社会民众习以为常的情理，表面上进行一些毫不相关的事件描述，而实质上则对各类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对立面进行揭示。在 《局外人》中，引入这种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是为了加强故事内容的荒诞性，即使小说读者与小说文本之间构建一种距离，使读者不能全方面地对小说人物信息进行了解，也不能通过一些模糊性的文字表达来了解作者的表达本意，而这种带有距离性的阅读过程使荒诞情节具有了一定的审美趣味。
为了能够体现小说的荒诞之美，加缪使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小说中频繁出现的 “阳光”这一意象为例，尽管阳光本身是作为一种反传统的象征意义而出现的，在小说中似乎只是一种元素符号，但是文中每次出现阳光的时候，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往往是非常慵懒颓废。当阳光出现的时候，读者就会开始预感到莫尔索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似乎阳光象征着主人公的阴暗，而这种颠覆传统认识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荒诞。
尽管加缪为小说 《局外人》所选取的是一个看似十分平常的生活琐碎杂事，小说中也存在着很多琐碎细节的描述，但是整体内容上却前后呼应，悬念四伏。可以说，正是加缪为小说所设置的一系列悬念，才使得小说故事整体上相互衔接，而一些荒诞性的事件才得以展开表述。如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莫尔索母亲的葬礼进行了很多细节描写，如抽烟、喝咖啡等，而这些内容在前期看来可能是多余而无效的。但是当莫尔索后来出现在庭审上的时候，法官与检察官却恰恰是抓住了这些琐碎的细节来对莫尔索的价值观与精神状态进行判定。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加缪对于文字内容的安排是十分精确的，一些表面上看似无用的琐事描写，实则都是所设伏的一种悬念，是为了后续的荒诞性情节表述而做准备。
小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写，即有人把默尔索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预审官问默尔索对此有何看法，默尔索的回答是：“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怎样想就怎样做了，可就连这，都成为他日后被审判的内容。
3. 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是加缪最先说的吗
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并非加缪狡猾的“辩证法”，而是说，反抗表面上看起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譬如一个奴隶，当他向主人说“不”时，他是一个反抗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说“是”的人，因为当他反抗时，他事实上肯定了主人与奴隶界限的存在。一个真正的反抗者，并非从奴隶变成新的主人。肯定与否定共存，才真正构建出反抗的价值，也就是人存在的价值。 加缪首先梳理和反驳了两种“反抗”：“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上的反抗”。从历史上看，第一波有力的反抗是由几个时髦的文学人物完成的。首先是萨德，这位极端的反抗者发出最刺耳的“不”。 虽然27年的牢狱生涯都未让他产生妥协的思想，他却一边向世界要求着“绝对的”，一边用单调的摧毁着世界的“是”。“世界残酷地对待他，他也残酷 地回敬世界。”浪漫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美学”，艺术成为唯一的道德。然而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他们放浪形骸，却又与个人主义的享乐 主义脱不开干系。洛特雷阿蒙和兰波是花花公 子美学的继承者。加缪对作为诗人的兰波充满敬意，“令人赞美的大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闪电般的权威，这就是兰波。”但一联想到这位诗的魔法师、 通灵者自哈拉尔的来信中大谈金钱与收益，围着肚子的腰带里永远带着八公斤黄金，你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难道这就是我们推荐给年轻人的神话般的英雄吗？” 加缪在总结“历史上的反抗”时说，历史上大部分反抗行为，最终都堕落为“革命行动”。革命无非就是杀人，无论是奴隶的骚乱、农民的起义，还是乞丐们的战 争、土包子的反抗，都遵循着一个“以命抵命”的等价原则。斯巴达克斯起义即是这样一个典型。斯巴达克斯带领角斗士们揭竿而起，驰骋于整个意大利，当神圣的 罗马城墙遥遥在望时，这支奴隶军队却停了下来，随即后撤，退回到他们最初出发的西西里。为什么要后撤？加缪说：“倘若这个城被毁，那么用什么来代替它 呢？”要知道，正是怀着对正义的渴望，怀着因受伤害而变得疯狂的爱，才使这些不幸的人们坚持到此时。但面对众神的原则，面对伟大的罗马城，他们退却了。他们本希望得到的是“平等的权利”，他们想成为与主人一样的人。如果奴隶军团攻陷了罗马城，他们以前的主人就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所谓胜利，只不过是颠倒一下位置，杀更多的人。退却的斯巴达克斯开始溃败。他让人把一个罗马民吊在十字架上，让手下人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而他自己则不断的往前冲，希望遵循等价原则，与指挥罗马军团的克拉苏同归于尽。他始终也没能靠近克拉苏，却死在同为奴隶的雇佣兵的刀剑之下。一个罗马民的死，最终换来的是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旁竖起的六千个十字架。 以“革命”为关键词，加缪还考察了自年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不仅批驳了圣茹斯特的“断头台风格”，认为正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首先解开了断头台的缆绳（“以往属于上帝的一切此后都交给了凯撒。”），并对历史上一切革命的行为和“高尚的杀人者”展开批判。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反抗者的“不”与“是”的平衡一旦被破坏，反抗就会演变为与杀人的循环游戏。而一切现代革命，最终都会带来一个普遍杀人的时代：年革命带来的是拿破仑，年革命使斯大林上台，年代的意大利让墨索里尼掌握了，魏玛共和国招致的统治…… 真正的反抗者必须回到“不”与“是”的平衡上来。反抗既是一种生命的尊严，也是一种生命的创造。但任何反抗都不是简单地说“不”，因为仅仅说“不”，可能会沦为新的与非正义。“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存在而去杀人，相反，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在《反抗者》的最后一章，加缪提出了一种“南方思想”，这也是他的核心思想：一种与阴暗、暴戾的欧陆精神相对的地中海思想。加缪从小就在阿尔及尔的乡下长 大，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能看到大海，到处都有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人也极具自然的美感，就像生活在健康的古希腊世界一样。加缪一直自视为一个乡下人，一个 外省人，一个与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为邻的地中海人。他喜欢古希腊文化中静态的一面。如果说欧陆精神是被黑格尔和的精神现象学与历史辩证法所控制，那 么地中海思想就是沐浴着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的精神之光。“南方思想”是明净的、节制的、均衡的；是人道的、乐观的、理性的。 ————————————————————————————————————— 它可以意味着“这类事情持续得太久了”，“到此为止还可以，再超过就不行了”，“你走得太远了”，也许还意味着“有个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总之，这个 “不”肯定了一条界限的存在。从反抗者的某种感情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界限的想法。这种感情就是他要将其权利扩展于这个界限之外，但越过此界限即有另外一种权 利约束他。因而，反抗行动同时也就是对视之为不可容的侵犯予以斩钉截铁的拒绝。朦胧地相信他有一种正当的权利。更确切地说，反抗者这时怀有他享有“…… 权利”的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反抗者若未怀有自己是理直气壮的这种感情，便不会有反抗。正由于此，反抗的奴隶同时既说“不”又说“是”。他在肯定上述界 限的同时，也肯定他所怀疑的一切，并想使之保持在这个界限之内。他固执地表示自己身上有某种东西“值得……”，要求人们予以关注。他以某种方式表明自己受 到的不能超过他认可的程度，以这种权利来对抗他的命令。 人厌恶对自己的侵犯。同时，在一切反抗中，他都完全坚持自己身上的某种意愿，因而必然坚信一种价值判断，在危难时仍坚定不移。直到此时，他保持缄默，陷入绝望之中，虽对不公正的境况仍加以接受。缄默，会令人认为他不进行判断，一无所有，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他的确一无所求。绝望同荒诞一样，一般说来，对一切皆进行判断，并渴求之。而在具体情况下，却毫无判断，一无所求。沉默便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然而，他一旦开口讲话，即使是说“不”，便表明他在判断与渴求。反抗者，从该词词源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进，进行反抗，以自己所赞成的一切对抗自己不赞同的一切。并非一切价值观念都会引起反抗。但是一切反抗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种价值观念为依据。是否至少会涉及一种价值观呢？ 从反抗行动中产生了意识的觉醒，不论它是何其朦胧。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种自主性直到此时尚未为他所真正感觉到。在进行反抗之前，奴隶受了一切压榨。他那时甚至对主人的命令往往俯首帖耳，完全驯从，尽管这些命令比如今招致他拒绝的命令更应激起反抗。他对之逆来顺受，也许内心并不愿接受，但他更关心的是眼前的利益，而尚未意识到他的权利，于是保持缄默。当他失去耐心而变得焦躁时，便开始对以往接受的一切采取行动。这种冲动其实以往经常出现。奴隶在拒绝主人令人屈辱的命令时，同时便否定了他自己的奴隶地位。反抗行动使他比单纯的拒绝走得更远，甚至超出了为其对手确定的界限。如今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己。这种难以遏制的最初的抗争逐渐使人与抗争融为一体，使其一言一行均表现出抗争。他想让人们尊重他身上的这个部分，并将其置于其余一切之上，钟爱它胜过一切，甚至生命。这个部分对他说来成为至高无上的财富。奴隶以前处于委曲求全的境地，现在一下子要求获得“一切”，否则便“什么也不是”。他的觉悟随着反抗而苏醒。 人们看到，这种觉悟既想得到尚且相当模糊的一切，又想到了“什么也不是”，这表示有可能为此“一切”而牺牲自己。反抗者想成为一切，完全拥有他突然意识到的这笔财富，希望人们承认他身上的这笔财富并向它致敬，否则他便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最终被支配他的力量剥夺一切。他如果被夺去他称之为的神圣事物，便会接受死亡这最终的结局。宁愿站着死去，而不跪着偷生。 根据某些卓越的作者的见解，价值“往往代表着从事实走向权利，从所渴望的事物走向合乎要求的事物（一般说来通过普遍渴望的事物）”。我们看到，从反抗争取权利是显然的。同样发生着“必须如此”走向“我要求如此”。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种概念，即为了今后共同的利益而超越个人。非“一切”即“一无所有”，这表明，反抗尽管产生于人具有极其严格的个人特性，却与流行的见解相反，令人对个人这一概念产生疑问。倘若个人在反抗中接受了死亡，并且终于为此死去，这表明他是为了超出个人命运的利益而牺牲的。他宁肯死亡而不愿否定他所捍卫的权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这种权利置于他自己之上。他于是以价值的名义而行动，这种价值观念尽管依然模糊，他至少感觉到它对他与所有的人是共同的。人们看到，一切反抗行动所包含的这种观念使其超越了个人，它使个人摆脱了孤独状态，为其行动提供了合理性。存在于一切行动之先的这一观念驳斥了历史上的哲学，这些哲学认为价值观念是在行动的最后才获得的。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对反抗的至少令人怀疑存在有人的天性，而希腊人即这样认为。它与当代思想的见解也是相反的。既然自己身上无任何永恒的东西可以保持，为何要挺身反抗？奴隶起而反抗是为了同时代所有的人，因为他认为，这种命令否定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不仅属于他自己，也是所有的人共同享有的，甚至包括侮辱与他的人在内。 有两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一判断。人们首先会注意到，反抗行动从本质上讲不是自私的行为。无疑，它含有某些自私的考虑。但人们反抗的既是，也是谎言。此外，尽管反抗者有这些顾虑，但他怀着最强烈的情绪，豁出了一切，未保留任何东西。他为自己争取的是尊重，但也认为整个人类都理应如此。 其次应注意到，反抗并不仅仅产生于被者身上，当人们看到他人成为的受害者时，也会进行反抗。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别人看成是自己。应该明确指出，这并非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并非在想象中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相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受到侮辱时并未反抗，而看到他人受到痛仰的侮辱却难以容。者在苦役犯监牢看到同伴受到鞭笞时，为进行而自杀。这足以说明上述见解。问题也不在于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当我们看到自己视为对手的人们遭受不公平时，也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仅仅是由于有共同的命运。个人所捍卫的价值因而不仅属于他个人。这种价值是由所有的人形成的。人在反抗时由于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从此观点看来，人的互助性是天生的。只不过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 反抗与怨恨 只要将由一切反抗所推断出的这种价值与怨恨之类完全否定的概念进行比较，即可明确其肯定的方面。塞勒便曾对怨恨的概念下过定义。的确，反抗并不仅仅是要求讨还某种东西的行为。怨恨被塞勒明确地定义为自我毒害，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萎靡不振。相反，反抗激励生命，帮助他摆脱现状，使静止的死水波涛滚滚。塞勒本人着重强调怨恨的消极方面，他注意到怨恨在女子的心理中占有很大位置。她们沉溺于渴望与占有。相反，论及反抗的起源时，有条原则便是活动过多与精力饱满。塞勒不无道理地说，妒羡极大地激起怨恨。人们妒羡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而反抗者则保卫已拥有之物。他不仅仅索要他不拥有或被剥夺的财富，而且他的目标是让人承认他拥有的东西。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他认为这种东西比他所可能妒羡的东西更重要。反抗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依然按照塞勒的看法，怨恨在一个有力的或软弱的人物身上变成勃勃野心或尖酸刻薄。不过对这两种情况说来，人们都愿意成为与现在不同的另一个人。怨恨总是在自怨自责。相反，反抗者在最初的行动中，拒绝人们触及他的现状。他为其人格的完整性而斗争。他首先所追求的不是征服，而是要人接受。 最后，怨恨似乎乐于看到它仇恨的对象遭受痛苦。尼采与塞勒看到这种感情的一个绝妙例证，特杜利安在其著作的一个段落中告诉读者，天上幸福的人们最大的快乐是观看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在地狱中煎熬的景象。诚实的人们观看有人被处死时也会产生这种快乐。相反，反抗原则上仅限于拒绝屈辱，而并不要求屈辱他人。只要其人格得到尊重，它甚至愿意尝受痛苦。 人们因而不理解塞勒何以将反抗精神与怨恨绝对地等量齐观。他对人道主义（他视之为人类的爱之非教形式）中的怨恨的批评也许适用于人类的理想主义的某些形式，或者恐怖的技术。这种批评若指向人对现状的反抗则是错误的。这种反抗使个人为捍卫一切人的共同尊严挺身而出。塞勒想指出，人道主义中含有憎恨世界的因素。人们一般地热爱人类，并不一定要热爱特殊的人。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正确的。当人们想到，他认为人道主义由宾萨姆与卢梭代表时，便会更好地理解塞勒的见解。然而，人们之间彼此的爱并非完全来之于利益的算计或对人类本性的信任，再说，这种本性只是理论上的说法。面对功利主义者与爱弥尔的家庭教师，有种逻辑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凡·卡拉马佐夫身上加以体现。可适用于反抗行动与形而上的反抗。塞勒通晓这一点，从而将其概括为下面的论断：“世上的爱并不太多，只能将其施加于人而不会施加于他物。”即使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它所表露出的绝望也不应该受到蔑视。事实上，他低估了卡拉马佐夫的反抗震撼人心的性质。相反，伊凡的悲剧产生于他虽有太多的爱，却没有爱的对象。由于这种爱无处发泄而上帝又被否定，人们于是决定以慷慨大度的同伙的名义把爱重新倾注于人类。 总之，我们至此所论述的反抗行动中，人们并非由于心灵贫乏而选择一种抽象的理想，也不是出于无谓的要求。人们渴望自己身上不能归之为思想的那些东西得到重视，这是只对生命有用的那一部分。难道这就是说任何反抗都没有怨恨的因素吗？并非如此。在仇恨的年代,我们看到相当多的这种情况。然而，我们应当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否则会曲解它。就此而言，反抗在各方面都超越了怨恨，希思克利夫在《呼啸山庄》中提出，他看重爱甚于上帝，只要能与钟情的女子结合在一起，即使下地狱也无妨。这不仅是他受屈辱的青春在呼喊，也是整个一生惨痛的遭际的流露。同样的情绪使爱卡特说出令人惊愕的离经叛道的言辞：他宁愿同耶稣一道进入地狱，而不愿生活在没有耶稣的天国。这就是爱的流露。与塞勒相反，人们不能过分强调反抗行动中的肯定因素，这一因素使它与怨恨区别开来。反抗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 反抗的意义 然而，这种反抗以及它传达的价值难道不是相对的吗？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人们进行反抗的理由的确在改变。显然，印度的贱民，印加帝国的武士，中非的原始人或最初的，他们进行反抗的动机并不是相同的。人们甚至以极大的可能性断言，反抗的概念对于这些确定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一个希腊奴隶，一个农奴，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兵队长，一个摄政时期的巴黎绅士，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个当代工人。即使他们反抗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其反抗皆具有正当性。换句话说，反抗的问题只是在西方思想的范围内获得了确切的含义。倘若我们同塞勒一样注意到，在极其不平等的社会（印度的种姓制度），或相反在绝对平等的社会（某些原始社会），反抗思想都是难以表现出来的，我们的看法更加明确。社会中，惟有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极大的不平等，才有可能出现反抗精神。因而反抗问题只在我们西方社会的范围中有意义。于是可以断言，这个问题是与个人主义的发展有关的，如果我们不会由于前面的见解而反对这个结论的话。 从塞勒的论述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从的理论方面来说，人们对人的概念意识在增强，而从这种的实际状况来看，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的并未随着人们意识的增强而成比例地增加。由此可得出下面的结论：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们的行动。但我们决不能说反抗仅仅涉及个人的权利。相反，从上面已经指出的互助性来看，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事实上，印加帝国的平民或印度的贱民并未提出反抗的问题，因为在他们提出此问题之前，它已按照传统得到解决，答案是神圣不可触及的。在由神统治的世界中，之所以不存在反抗的问题，是因为人们从未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它已经一了百了的得到一切答案。形而上学为神话所替代，再无任何诘问，有的只是永恒的答案与诠释，它们可能是形而上学的。然而，在人们进入由神统治的领域或从中走出来之后，便出现了诘问与反抗，这样他们便会欣欣然地进入与出来。反抗者只存在于进入神的领域或从中走出来之后。他致力于要求一种尊重人的体制，一切答案都应该是符合人性的，也就是说要合乎理性地表述出来。从这时起，一切诘问，一切言论，无不成为反抗，而在神的领域，一切言论皆是感恩行为。可以这样说，人的思想只有两个可能的世界，神的世界（用教的语言说就是圣宠的世界）与反抗的世界。此世界的消失即彼世界的出现。尽管另一世界出现是，其形式令人困惑。说到此，我们又涉及“一切”或“一无所有”。反抗问题的现实性仅仅由于某些社会今天想要远离神的领域。我们如今生活在非神圣化的时代。当然，人不能归结为反抗。但今天的历史以及其种种争论迫使我们不得不说，反抗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方面之一。这就是我们历史的现实。我们除非逃避现实，否则便应该从反抗中找到我们的价值。当人们远离神及其绝对价值后，可以找到行为准则吗？这正是反抗要提出的问题。 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在反抗的范围内所产生的朦胧的价值。现在我们应该思考，在当代的反抗思想与行动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是否可以重新找到这种价值。若可以找到的话，则应该弄清其内容，但在继续探讨之前，应该注意到这种价值的基础是反抗本身。人类的互助性建立在反抗行动的基础之上，而反抗行动反过来又从这种互动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根据。我们因而有理由说，任何反抗若意欲否定或摧毁这种互助性，则再不能称为反抗，实际上它此时已与同意杀人的行为无异。同样在神的领域之外，这种互助性只有在反抗的层面方可获得生命。反抗思想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人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这种反抗不应越过自身所发现的一个界限，这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才开始生存。反抗的思想因而不能摆脱记忆：它永远处于紧张之中。当我们考虑它的行为与业绩时，应该思忖它是否忠于最初的崇高原则或者相反，它是否由于倦怠或冲动而忘记了崇高原则，沉迷于专制或者奴役。 这就是用反抗思想对世界的荒诞性与表面的荒芜开始进行深入思索而取得的最初进展。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一种具有奇特性思想最初的进展因而就是承认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奇特性，而人类现实从整体上说由于远离这种思想与世界而受苦。使单独一人痛苦的疾病成为集体感染的瘟疫。我们每天所遭受的苦难中，反抗所有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它是第一个明显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使人摆脱了孤独状态。它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第一种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4. 求萨特和加缪的荒诞理论介绍
萨特与加缪是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双子星座，也被誉为二十世纪欧洲现代派文学的重要标志性人物。萨特与加缪都有着极为传奇的人生阅历，他们都富有颇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同样在哲学、文学等领域做出了重大成就，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或许正因为此，萨特与加缪最终的交恶一直为后来学者所提及和探讨。实际上，萨特与加缪无论在人生阅历、创作风格、哲学思想各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别，以致最终导致友谊成为仇敌。我们今天再来探寻这种差别，并无意于做道德的褒贬，只是想借以引起些须有意义的思考。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可谓门庭显赫之家。萨特两岁丧父，自幼随母亲在外祖父家生活。其外祖父是位著名学者，且家中藏书甚丰。萨特从来不必担心物质生活，自小便养成了专心读书的良好习惯。幼年的家庭读书生活，与后来成为哲学家的萨特缜密严格的哲学思维基础有着密切关联。1924年，十九岁的萨特顺利进入法国最高学府巴黎高师求学，遂于1929年在全国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第一名，并和第二名的波伏瓦结为终身伴侣。在此提及波伏瓦，笔者认为，被萨特称之为“海狸”的波伏瓦对哲学家矢志不渝的支持和理解，与萨特所取得的成就有不可忽略的关联。此后，萨特相继发表了大量哲学及文学著作,包括《想象》（1936）、《恶心》1938、《墙》（1939）等等。这些作品逐渐形成并具体阐释了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同样鉴于萨特早期成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萨特一方面具有敏锐的哲学眼光，另一方面投入社会活动的时期却较晚（尽管如此，二战后被迫走出书斋的萨特依然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人格风范产生了深远影响）。
较之于萨特，加缪的出生与成长则是极为悲剧性的。加缪的父亲是流亡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难民，其父也是在加缪少年时因战争而丧生，加缪的童年及少年几乎是在贫民窟中度过的。加缪被确定为战争孤儿，并在政府的接济下完成学业。可幸的是，加缪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勤奋好学，还很富有奋斗精神，中学时起就开始打工赚钱以解决生活的困难。另外，悲剧的出生，磨难的少年阅历，促使早熟的加缪较早的关心并投入社会政治活动，关心并扶助贫苦大众。这些对加缪的后期创作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加缪最为重要的作品包括：哲学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话》（1942）、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长篇小说《鼠疫》（1947）及论文集《反抗者》（1951），由此形成了具有“加缪特色”的哲学思想。后人将之以并列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加缪始终被称之为存在主义者，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本人一直坚定地否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并坚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创作者，不属于任何派别。实际上，我们客观的讲，萨特与加缪的创作，无论在文学风格上还是在哲学主张上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从总体阅读感受上来讲，萨特的文学作品饱含着其深邃的哲学思考与见解，一般都较为沉重忧抑，枯涩难读。加缪的文学作品则不愧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典范，文笔优美，语言流畅，感情丰富，作者敏感的思维和深厚的情感往往跃然纸上，汩汩而来，令人爱不释手，动情之处，更令人潸然泪下。以下，我们以两位作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为例，加以介绍。
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第一次用文学这种样式阐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就是虚无。主人公罗冈丹整天在城市里游逛，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在餐馆咖啡厅里白白消磨时间——面对这个虚无的世界和人生，罗冈丹感受到的只是“恶心”。但萨特最后借助于主人公对于“恶心感”的觉悟又深入了他的哲学见解：要想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寻得解脱，那就只有通过“自为”的行动创造作为人的存在本质。
短篇小说《墙》和戏剧《恭顺的妓女》（1946）则进一步阐释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基本见解：人之于物的本质区别是“绝对的自由选择”。萨特在其1946年著名的哲学演讲录《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强调：“即使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依照萨特的见解，既然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选择也是绝对存在的，那么，人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不然，他就不能称之为人。如《墙》中帕勃洛无意识的话居然出卖了自己的战友——由此，萨特意在指明，世界本身是荒诞的。但人须对自己在荒诞世界中的选择负全部责任，承担一切后果。再如《恭顺的妓女》中妓女丽瑟屈于威权压力和种族歧视出卖了清白的黑人，最终，丽瑟的代价就是沦为浪荡子弟弗莱特的掌中玩物。
作者： 休笑世人痴 2008-12-18 12: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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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萨特与加缪 转帖】
萨特的文学作品中最富声誉思想最为深刻也最易被人所误读的就是独幕剧《禁闭》（1945）（也被译作《独立审讯》）。剧情是在地狱中的三个鬼魂中展开。并且借主人公加尔森之口说出了“他人即地狱”。萨特本人也因此而备受责难，指责他的存在主义是无情的，残忍的，无人道的哲学主张。实际上这是对萨特的极端误读，与此相反，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是针对人的选择来讲的。简述之即是，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正确对待，不能坦诚相见，那么，他人就是另一人的地狱。针对民众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若干指责，萨特专门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存在主义是最不哗众取宠的哲学，是最朴实无华的哲学”。
我们可以这样说，萨特文学作品强调的是人生的“虚无”，那么加缪的文学作品关注的则是世界的“荒诞”。《西西弗斯的神话》以哲学随笔的方式，第一次阐明了加缪对于世界是荒诞的的认识，并借助西西弗斯承担的永无止境推动巨石这一惩罚的行为，最终声明：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以何种方式去存在的问题。而对人来讲，最高贵的不是仅仅存在，而是勇于承受在荒诞世界里的种种苦难和痛苦，永远满怀激情地追求光明和自由。西西弗斯就是荒诞世界里的一个荒诞英雄。
中篇小说《局外人》中以默尔索的冷漠、麻木来宣示了对抗荒诞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在这个荒诞世界中，默尔索是一个觉醒者，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以及人的存在本身的荒诞感，于是以一种“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局外人”的态度来反抗荒诞。因此，默尔索身上具有比西西弗斯更为坚定的积极意义。
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可以说，是加缪哲学思想的最终结晶。加缪热情赞颂了在荒诞世界中（在小说中表现所的是鼠疫来袭）人与人的友爱、互助、关心和忠诚。这部小说写得感情肺腑，情节生动，展现了加缪自身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苦难的敏感及对弱者的博爱。
哲学思想的差异最终导致了萨特与加缪的分道扬镳，这算是人类情感史的憾事，但从另外一方面讲，这种并不因个人私怨引起的交恶，又算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佳话。从本文的以上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位思想家的诸多差异，但最深层面还是在哲学思想上。
首先，如上所述，萨特与加缪都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不同的是，萨特同时认为，人在荒诞的世界面前时无能为力的，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作为自由存在着的存在方式而已。而对加缪来讲，世界的确实荒诞的，但人之为人在于“反抗”。正是他的论文集《反抗者》直接导致了与萨特的公开绝交。加缪认为，人在荒诞的环境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宣扬“纯粹的反抗”。加缪极力反对所谓“历史的反抗”，即反对使用暴力，而崇尚精神与道德的抗争。因此，加缪虽然赞扬马克思主义，却对诸如俄国革命给与了极力抨击。众所周知，萨特对于在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给予高度赞扬的。这就是他们的重大分歧之一。
另外，萨特与加缪的另一分歧在于：萨特并不承认有所谓的人性存在。萨特认为，既然“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普遍的人性”。人也决不可以依赖别人，因为没有所谓永恒的爱，而只有正在创造的爱。萨特始终强调个人的自由行动和绝对承担责任。而我们从加缪的《鼠疫》中即可看到，加缪对于人性之美的赞颂是发自内心的。他认为在荒诞世界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只有全人类联合起来，才可以取得反抗荒诞世界的胜利。
1960年加缪不幸在一场车祸中失去生命的第三天，萨特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其中说：“我与他曾将失和，反目。但即使双方永远不再见面，也算不了什么，这无非是另一种在属于我们的那个窄小世界里一起生活的方式，并且谁都知道谁的近况，这不妨碍我想念他。”“加缪永远是我们的文化场的主力之一，永远会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国和这个世界的历史。”
伟人之交恶与缅怀，都令人敬畏。
而在1980年萨特葬礼的数万随行者中，有一个人这么称赞萨特：萨特的逝世，是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这个人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
令人意外的是，萨特一生选择的都是拒绝与任何政府合作，他极力反对资本主义，上街参加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游行，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法国政府对于一个伟大而叛逆的思想者的宽容态度也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思考的。
逝者不朽。因其卓越。
5. 加缪代表作品有什么
阿尔贝·加缪（1913-1960）Albert Camus法国作家。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幼年丧父，靠奖学金读完中学，在亲友的资助和半工半读中念完大学并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希特勒上台后，加缪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并一度加入法共，后退党。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 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卡利古拉》（1945）、《戒严》（1948）和《正义》（1949）等。除了剧本，加缪还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该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在欧美产生巨大影响。长篇小说《鼠疫》（1947）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鼠疫》等。
6. 加缪关于人生的荒诞论该怎样理解
荒诞是加缪哲学的起始概念和核心概念。加缪把荒诞定义为一种理性与非理性、永恒与有限之间的对立和断裂。加缪从荒诞这一基本信念出发,反对消极厌世的自杀,反对脱离现实的飞跃,而主张直面荒诞的反抗,提供了在荒诞中生存的艺术。加缪的反抗是形而上的、精神性的。它是在环境不可改变的前提下的自我态度转向,是遭遇人类终极困境的思想者的最终取向.
7. 加缪 有哪些作品 简介下
阿尔贝·加缪（1913-1960）Albert Camus
生平及作品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1913年11月7日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法属阿尔吉利亚，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西班牙血统，自己却在北非的贫民窟长大。父亲作为一战的士兵战死疆场，加缪直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抗运动。从少年时代起，贫穷与死亡的阴影就与加缪长相伴，这使加缪更能深切地体会人生的荒谬与荒诞，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现实人生，他都在与荒诞作斗争。处在思潮动荡的时代，加缪一直纠缠在艺术家和政治家之间。1942年，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他开始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在这个时期，加缪不躲避任何战斗，他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如小说《局外人》、《鼠疫》，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和长篇论著《反抗者》都在这个时期出世。1957年，他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卡利古拉》（1945）、《戒严》（1948）和《正义》（1949）等。除了剧本，加缪还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该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在欧美产生巨大影响。长篇小说《鼠疫》（1947）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 加缪在荒诞的车祸中丧身，实属辛辣的哲学讽刺。因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对人类处境做出一个思想深刻的正确回答……人们毫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时代接受了加缪的观点。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氢弹威胁，这一切使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加缪严肃的哲学，并使之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纽约时报》对加缪之死的评论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鼠疫》等。 小说简介： 小说《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加缪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近乎可笑的说法隐藏着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任何违反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翻开加缪的《局外人》，我们看到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妈妈死了。”可是陡然一转：“也许是昨天……”一折一转，看似不经意，却包含了无限意味。“妈妈……”，这样亲昵的口吻分明只会出自孩子的口中，可是说话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默而索不用成年人说的“母亲”而说“妈妈”，这首先就让我们感动。我们会想：他在内心深处该是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啊！可是他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没有哭，就是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他糊里糊涂地看着母亲下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年龄……尤其令我们感到愤慨的是：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并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这就是那个看起来对母亲饱含深情的默尔索么？可是不止于此，当名声不好的邻居要惩罚自己的情妇，求他帮助写一封信，他竟答应了。老板建议他去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他毫无热情。对于巴黎这个国际大都市，他说：“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他表示无论什么都行。最后，他迷迷糊糊地杀了人，在法庭上他一点也不关心法庭对自己的审判。在就要被处死的前夜，他居然感到他“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大概觉得这还不够，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让人莫名其妙的话：“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默而索的消极、冷漠、无动于衷、执着于瞬间的人生等无疑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荒诞，这个存在主义作家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关键词。《局外人》正是荒诞人生的一幕。莫尔索也是西西弗的兄弟。而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说：“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这也许是不错的，莫尔索就是加缪心目中那种“义无反顾地生活”、“尽其可能地生活”的人，他声称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是幸福的。这正符合加缪的想法：“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幸福可以“产生于荒诞的发现”。默而索是在监狱里获得荒诞感的，一声枪响惊醒了他。于是，默而索成了荒诞的人，也就是加缪所以为的幸福的人。 《局外人》是法国作家加缪的成名作，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品之一，该书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局外人》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而索在荒缪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缪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而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主要因为这部小说加缪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是阿尔及尔一个公司的法国职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小说通过自述形式来表现出莫尔索对一切都似乎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具体的细节不加赘述。小说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莫尔索回到乡下参加母亲的葬礼，以及到他莫名其妙地在海滩上杀人。这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叙述，像记流水帐，显得有些啰嗦。我们看到的莫尔索是那么冷漠，简直只是个纯感官的动物，没有思考。莫尔索杀人仅仅是因为太阳，这看起来真的显得荒谬，可事实就是如此。 第二部分是莫尔索被审讯的过程。这一部分主要通过莫尔索在监狱里的生活，他逐渐习惯了失去自由，靠回忆打发日子。他想的东西很多，但是他对死并不感到恐惧和悲哀，他认为30岁死或70岁死关系并不大。他拒绝神甫为他祈祷，他因为不耐烦而终于爆发。“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死亡的前夜，莫尔索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敞开了心扉，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自己生之世界的荒谬，他至死幸福。 《卡里古拉》讲述的是古罗马时代的故事。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悟到了人生的真理－－人难逃一死所以并不幸福。世界的荒诞令人无法容忍，而人们却偏偏缺乏认识，生活在假象中。在荒诞面前，在恶的命运面前，人们麻木不仁，于是他采取极端的办法，把自己装扮成命运的模样，实行暴政，任意杀戮，使人们深感难以活下去从而清醒，认清命运的真正面目。可悲的是卡里古拉自己倒成了恶的化身，荒诞的代表，最终走向了毁灭。 《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是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西西弗的神话》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加缪这样看这个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时，存在主义的哲学之眼就进入了那个古代的神话。他赞美西西弗这个抗拒荒谬的英雄。加缪的一生也可以这么看，在悲观中乐观地生存，积极地介入生活与社会，与命运抗争，与政敌抗争，与一切不正义的现象抗争；他爱生命，爱艺术，他承认生命的荒谬，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虚无主义者。 《鼠疫》是一部寓言体的小说。它是一篇有关法西斯的寓言。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继续他的存在主义主题：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但是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里厄医生不再如莫尔索那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与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展开斗争，而且在斗争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的幸福。里厄医生的人不是局外人，他看到了只有道德高尚、勇于奉献画的人联合起来战胜瘟疫，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小说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画得深入细致；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的奇幻画面，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编辑本段]思想与哲学
人道主义思想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斯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二元对立 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但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 存在主义 加缪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吗？加缪一贯反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存在主义的标签，但是，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颁奖词中依然称他为存在主义者，这说明存在主义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加缪是存在主义者。理由如下： 1、存在主义不是一种理论体系严密的流派，而是一种包容了各种各样思想的一种思潮，在各种公认的存在主义思想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那么判断某种思想是否属于存在主义就不应该看它们是否有相同的方法论和公理预设。存在主义反映的是人面对世界感到的一种情绪，孤立无援，个人承担无意义的世界，荒谬而没有尽头，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别只在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就象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的，"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浮现在意识中，一切就都从这略带惊奇的厌倦中开始了。'开始'，这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在机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开启了意识的运动。"在加缪的作品中，对于存在的恐惧，荒诞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存在主义的重大主题在加缪那儿都有表现，而且用的是存在主义的方式。 2、加缪不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不是萨特的专利，况且萨特也曾经拒绝过存在主义这个标签。加缪反对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主要也是为了和萨特划清界限，因为当时的舆论界基本上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就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加缪与萨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点，尤其是荒诞的思想，和面对荒诞的态度，虽然加缪不强调自由选择。俩人的分歧主要是对待革命和历史，以及对苏联的态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萨特战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加缪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主义。萨特是个哲学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缠绕，抽象得多，加缪的哲学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这一点在加缪的散文里体现的最为明显，他深深热爱的阿尔及利亚对他而言就是这种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话和存在与虚无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这种不同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分歧上，而是表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同样是荒谬，萨特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说明你不可能不荒谬，而加缪却说，我就在这儿，这就是荒谬，萨特的荒谬意识来源于书斋，加缪可能则来源于山顶上的一阵风。 3、两者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萨特强调行动，而加缪老在犹疑不定，在他的小说中，除了鼠疫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局外人》中，更为明显。这本书在二战中出版，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本书出得是不是时候的疑问，莫尔索和加缪亲自投入的抵抗运动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而强调了行动的《鼠疫》，我却认为写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虽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缪和萨特都反对虚无，宣扬反抗，然而加缪的反抗和萨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缪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怎么想，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但这种办法使反抗成为一种绝对可能的东西。而萨特恰恰相反，不在于你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做。加缪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萨特的英雄奥莱斯忒（Oreste）是两种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人几十年的友谊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后，加缪和萨特的矛盾发展到顶点，以后他们至死未再见面。 加缪离开人世已经有数十年，当年的纷纷扰扰不再，我们也能以更超脱的方式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方式，回答他在近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种种问题，我们也会对他那些谜一般的作品有种种猜想，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想象将加缪置于我们思考的视野之外。
8. 加缪的一句话的含义
如果规避道德问题来谈通奸，现代人的这个特征其实很好理解了。
人为什么通奸？因为审美疲劳、激情消逝，摸老婆就像自己的右手摸左手——这完全可以解释“七年之痒”。因为老婆提供的性产品单一，服务同质化，做爱的边际效用递减，快感指数降低……如此等等。
人们希望读到好的报纸，就像希望增加性爱的边际效用——这样就有可能将读报和通奸混为一谈了。两者都指向差别性服务、异质化竞争。那么，读报的主题其实并非什么文化不文化的，而是实在厌倦了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几份小报新闻产品的单一、同质、低端等无差别竞争。
如果还要回到文化，那我的看法是：文化乃是报纸差异化竞争的主要手段。因为只有文化才能增加读报的边际效用。
两者的联系就在这里。
以上。
9. 读完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你对于生命的意义有着怎样的看法
西西弗神话讲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
《西西弗的神话》是阿尔贝·加缪提出自己明确哲学思想的作品，是以两千多年前希腊神话中西西弗的故事为背景，深入浅出上升为哲学思考，最终形成加缪哲学思想的认识论。
拓展资料：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如此评价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不好也不坏，既不道德也不伤风败俗。他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荒诞”。萨特认为，加缪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是理解加缪文学作品的一把钥匙。
10. 阿尔贝·加缪的人物评价
加缪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留给人们的遗产不仅有《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对人的荒诞处境的揭示，更重要的也许是人们该如何应对荒诞。加缪发现了有一种跟“情欲的罪恶”表现形态不同的罪恶——逻辑的罪恶——大行其道，荒诞理性以乔装打扮的样式鼓噪着。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逻辑性杀人成了人类尊严和良知的最大敌人。他追根溯源，对理性暴力的传统和哲学基础进行了梳理，他提出了以古希腊的均衡思想为基础的南方思想，亦即太阳思想、地中海思想，并把二者的关系比喻为“永恒的青春过分行为与成年人的力量之间”的关系。
显然，加缪的“太阳”思想与《局外人》中的“阳光”是根本对立的。他所真正热爱的，是给人带来温暖的真实、美好、自然、均衡的“阳光”。——《文汇报》
(10)加缪论道德扩展阅读：
阿尔贝·加缪是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荒诞哲学”的代表。他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不幸遭遇车祸英年早逝，年仅47岁。其代表作品有：《误会》 、《卡利古拉》 、《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话》、《鼠疫》等。
加缪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被称为“年轻一代的良心”，他大海一样的心胸善于吸纳一切美好，这个“完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思想的真正魅力。以积极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适当的行动方式来抗拒荒诞。
这就是他和他的作品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这位文豪在对人类命运充满悲悯之情的同时对我们的无限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