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法治理下

⑴ 科学、科幻、科技这三者有何不同

关注“零壹财经”，读懂新金融。

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监管模式创新――沙盒项目

沙盒（Sandbox）原本是一个计算机用语，指通过限制应用程序的代码访问权限，为一些来源不可信、具备破坏力或无法判定程序意图的程序提供试验环境。沙盒中进行的测试，多是在真实的数据环境中进行的，但因为有预设的安全隔离措施，并不会对真实系统和数据带来影响。

“监管沙盒”由英国首创，指从事金融创新的机构在确保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按FCA特定简化的审批程序，提交申请并取得有限授权后，允许金融科技创新机构在适用范围内测试，FCA会对测试过程进行监控，并对情况进行评估，以判定是否给予正式的监管授权，在沙盒之外予以推广。

一般而言，申请沙盒测试的企业，在现有的监管体系内，要么根本无法合规运作，要么合规的成本很高。通过沙盒测试，一方面可以在监管机构的控制下实现小范围内的真实环境测试，在沙盒测试中，受测试者不因测试本身而丧失任何合法的权益；另一方面，沙盒测试可以为监管机构提供清晰的视角来看待监管规定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及时发现因限制创新而有损消费者长远利益的监管规定，并第一时间调整，真正让适度监管、包容监管等创新监管精神落地。

英国“监管沙盒”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内在缺陷充分暴露，2011年6月，英国政府正式发布《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白皮书，对英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

自2013年起，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的监管职责被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审慎监管局(PRA)所取代，其中，FCA是FSA法律实体的延续，既负责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也负责不受PRA监管的金融服务公司的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

近年来，英国Fintech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末，英国Fintech产业规模已达200亿英镑，伦敦金融城内从事金融科技类服务的人数超过4万人。英国政府也认识到Fintech产业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专设机构支持Fintech发展，并在税收和投资方面给予初创企业适当优惠，尤其提出英国金融监管环境要有助于促进Fintech行业创新，支持初创企业发展。

英国政府致力于加强英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并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重要举措。为此，英国FCA设立了创新项目（Project Innovate），并增设创新中心（Innovation Hub），为创新企业提供与监管对接、帮助取得有限授权等各种支持。在创新中心设立一年后，由于实验效果良好，因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提议，FCA开始研究“监管沙盒”的可行性，并公开征询意见。最终，于2015年设立“监管沙盒”制度，并增设相应部门。

“监管沙盒”项目为金融科技、新金融等新兴业态提供“监管实验区”，支持初创企业发展。“监管沙盒”以实验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安全区域”（safe place），适当放松参与实验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约束，激发创新活力。具体来看，首先，FCA对拟参与“监管沙盒”的企业进行筛选，筛选的条件包括企业的规模、产品是否具有创新性、创新的产品或服务能否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提升等。其次，FCA根据拟参与企业测试的创新产品和服务选取合适的消费者，并要求拟参与企业设定消费者保护计划，包括适当的赔偿等。最后，在筛选条件合格的前提下，FCA允许参与实验的企业向客户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测试期一般为3-6个月。FCA将根据测试的结果进行监管政策的制定或完善，在促进Fintech等新兴业态发展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

新加坡“监管沙盒”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2015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世界贸易水平的持续疲软，新加坡调整了战略发展方向，将建设“智慧国家”作为政府的重点发展任务，全面支持市场创新，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结合自身的金融业基础，不遗余力地推动Fintech企业、行业和生态圈的发展，目标成为世界智能科技大国和智能金融中心。

为了实现引导和促进Fintech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在2016年6月提出了“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制度，为企业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监管沙盒是一个“试验区”，市场放松产品和服务的法律监管和约束，允许传统金融机构和初创企业在这个既定的“安全区域”内试验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等创新，甚至可以根据“试验结果”修改和提出新的法律制度。这种“监管沙盒”制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金融监管政策，一方面创新的实时性要求较高，而监管因为没有先例所以审批周期长，很容易错过科技创新的发展时机，“监管沙盒”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让创新在指定区域和范围内即时开展，提高了创新开发能力；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有很高的失败风险，可能影响创业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如果控制不好甚至会酿成系统性风险，破坏金融系统稳定，“监管沙盒”能够将风险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降低了创新的风险性。

澳大利亚“监管沙盒”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澳财长莫里森（Scott Morrison）2016年3月21日发布声明表示，联邦政府将批准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成立并管理“监管沙盒”，使处于试验阶段的金融科技公司也能够应对监管风险，从而降低上市的成本和时间。

2016年12月14日，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ion，以下简称“ASIC”）发布了一份指引文件（regulatory guides）。该指引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 公司）在向 ASIC 备案之后，无需持有金融服务或信贷许可证即可测试特定业务。

这项金融科技许可证豁免提案首次出现于 ASIC 在2016年6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这次公布的版本是 ASIC 根据从金融科技界得到的反馈对提案做出调整之后的版本。同时，ASIC 将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监管方式。对一些特殊项目，允许有关企业申请延期，最长可申请12个月的延期并且接受测试的零售客户人数可扩展到200人。然而，符合条件的企业中不包括网络贷款等公司，但支付领域的初创企业可以从本次豁免中受益。

ASIC 的金融科技公司许可证豁免是独特的。还没有哪个主流监管机构授予某类服务豁免许可。这样做能够允许符合要求的企业在通知监管者之后，在未进行单独申请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商业应用测试。金融科技公司和初创公司现在已经比以往拥有更多面向消费者的测试其创新性金融服务和信贷服务的渠道。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在承担许多监管成本之后，才能开始经营一家公司。ASIC 的金融科技公司许可证豁免规定反映出我们对金融服务领域创新工作的支持。同时，也注重确保对创新性产品和服务予以的适当监管和对消费者的保护。

不同国家“监管沙盒”异同比较

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对Fintech的监管均运用“监管沙盒”制度，“监管沙盒”由英国首创，新加坡在沿袭英国“监管沙盒”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一定改良，所以总体而言，新加坡对Fintech的监管方式与英国类似，但也有部分不同。

首先，就监管主体而言，自2013年起，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分为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审慎监管局（PRA），将对Fintech的监管划入FCA的监管范畴；而新加坡则于2015年8月在新加坡金管局（MAS）下新设立金融科技和创新团队（FTIG），并为进一步支持Fintech创新，在2016年5月由新加坡创新机构（SG-Innovate）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联合设立金融科技署（Fintech Office）来管理金融科技业务并为创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其次，就监管力度而言，新加坡较英国更为宽松和灵活。英国身为传统老牌金融中心，在制度设立方面更为稳健和严苛，如英国对于Fintech企业在“监管沙盒”中的时间有更明确要求，一般为3-6个月；虽说新加坡对于在“监管沙盒”中的Fintech企业也有时间要求，但却没有给出具体时长，时间更为弹性。

最后，就“监管沙盒”的适用范畴而言，虽然两国发布“监管沙盒”的目的均是为了支持金融创新，但新加坡发布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指南》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将范围局限于Fintech领域，英国颁布的“监管沙盒”的适用范围则更广，运用于“颠覆性创新”，而不仅局限于Fintech领域。所谓“颠覆性创新”，主要包括如下两点内容：一、应是能够颠覆现有流程或市场的创新；二、其核心标准是创新是否有益于消费者。

通过以上新加坡与英国对Fintech的监管比较，可见两国对“监管沙盒”制度的运用大体一致，但也都根据两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具体实施，对其他国家而言，若要借鉴“监管沙盒”来对本国的Fintech实施监管，在把握“监管沙盒”大体方针的基础上，也需依据本国国情，与本国的土壤相融合，发展出适合本国的Fintech监管道路，切不可盲目地硬搬照抄。

中国“监管沙盒”及未来发展

2013年黄震在央行会议上提出要进行软法治理、柔性监管，得到央行的支持和重视。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国很早就有了柔性监管的思路，而且也正在实践，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成立和标准工作的启动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方面，中国比欧美早了三年。

2017年2月16日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安全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上，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透露，北京政府将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沙盒”模式的试验，以位于北京房山区的“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作为试验地。“监管沙盒”模式的试验过程中将着力打造网贷行业协会，即北京市网贷行业协会。此外，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将聚焦于三类事业，第一是高端技术、安全技术的研发；第二是行业标准的制订；第三是聚集顶尖企业。

据霍学文透露，北京市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已有明确的布局，包括在中关村发展互联网技术，在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集中发展互联网金融安全。

在发布会上，霍学文指出，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的示范作用可在五个方面体现：第一，组织示范，互联网金融生态中的企业应组织起来；第二，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示范出来；第三，“技术是示范产业园的核心”，以技术驱动进行广泛的、共同的对接和试验；第四，标准示范，通过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制订一些北京的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甚至世界的标准；第五，打造一批国际顶尖、国内领先、在行业起到示范作用的互联网金融安全企业。

来源：挖财研究院

近期文章精选

1年度报告零壹财经2016年中国网贷行业

2

32016年互金监管盘点：政策、自律、专项行动三位一体

4

5

6重磅北京金融业十三五规划：五大措施空前力推互联网金融

72017零壹财经新金融年会：行业高管、学者齐发声发布四份重磅报告

8为打破P2P平台数据孤岛首个网贷协会主导信息共享系统上线

9只因这三起事故、四大风险，央行对第三方支付动手了！

10证监会等动手整治各类交易所起底互金平台嫁接金交所模式

更多新金融原创资讯与分析，点击最后阅读原文进入零壹财经网站！

⑵ 软法的形态

大致说来，软法规范主要有4类形态：一是国家立法中的指导性、号召性、激励性专、宣示性等非强制性规范，在属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此类规范约占1/5；二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的法规范，它们通常属于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非强制性规范；三是政治组织创制的各种自律规范；四是社会共同体创制的各类自治规范。
软法研究者认为，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应当区分各种社会关系秩序化的难易程度选择强弱有别的规范去调整，滥用国家强制不但会浪费法治资源，还会损及法律之治的正当性。建设法治国家，特别是法治社会，要倚重软法之治，现代法治应当寻求更多协商、可以运用更少强制、能够实现更高自由。事实上，伴随着公共治理的崛起，软法与硬法正在发展成为现代法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法正在从传统的单一的硬法结构朝着软硬并重、刚柔相济的混合法模式转变。

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范化与立法研究的图书目录

导论
一、课题的研究目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课题的研究方法
四、课题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第一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理论
第一章 社会保障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社会保障概述
一、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农村医疗保障概述
二、社会保障法的一般理论
第二节 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对新农合的启示
一、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
二、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对新农合的启示
第二章 政策法规视角下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沿革与变迁
第一节 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起源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一、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起源
二、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渊源
三、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性质分析
第二节 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制度特征
一、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产生的制度背景
二、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自发产生
三、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曲折发展
四、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特征及其制度内容的变迁
第三节 传统合作医疗制度重建的艰难及其原因检讨
一、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衰落与艰难重建
二、传统合作医疗制度重建困难的原因探析
第三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
第一节 新、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比较
一、新、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概述
二、新、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相同点
三、新、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同点
第二节 新农合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比较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概述
二、新农合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相同点
三、新农合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同点
第三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特征
一、新农合制度的框架
二、新农合制度的特征
三、新农合制度试点的运行效应与缘由
第二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规范化策略
第四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诸问题与规范化策略
第一节 试点县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制定程序的调查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二、调查地区的基本情况
三、试点县新农合制度建设主要访谈结果
四、主要发现与思考
第二节 新农合“软法”建设及其规范化
一、“软法”的概念与内涵
二、新农合制度建设的“软法”示例
三、新农合“软法”治理的状态
四、“软法”在新农合运行中的功能实现与规范化
第五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一节 新农合制度建设的基层干部认知调查分析
一、调查目的
二、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三、调查试点县新农合开展的基本情况
四、选题小组讨论结果
五、主要发现与思考
第二节 新农合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新农合立法的必要性
二、新农合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第三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之构建
第六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节 对新农合社会关系的分析
一、新农合利益内容及其社会关系的主体结构分析
二、新农合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二节 新农合法律调整的部门法归属及其要素分析
一、新农合社会关系的性质与法律调整的部门法归属
二、新农合社会保险关系法律调整的基本原则
三、新农合法律调整的基本构成要素分析
第三节 新农合立法体例与立法原则
一、新农合立法体例的选择
二、新农合立法的基本原则
第七章 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责任及其制度完善
第一节 政府在新农合中承担的责任
一、政府在新农合中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
二、政府在新农合中承担的具体责任
第二节 政府在新农合中承担责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政府在新农合中承担责任存在的问题
二、政府在新农合申承担责任的制度之完善对策
第八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法制化
第一节 新农合的管理体系及其法制化建设
一、新农合管理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二、对新农合管理体系进行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
三、对新农合管理体系进行法律规制的策略
第二节 从基金所有权归属视角论新农合事业管理体制的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二、传统合作医疗基金所有权的历史考察
三、新农合基金所有权的现状分析
四、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新农合基金所有权归属的理论论证
五、新农合基金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关制度之完善
第三节 新农合管理办公室的法律规制
一、现行新农合管理办公室的法律性质
二、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外部关系的法律规制
三、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内部治理关系的法律规制
第九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制度的完善
第一节 合作医疗筹资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一、合作医疗筹资制度的历史沿革
二、新农合筹资制度的现状分析
第二节 国外几种农村医疗保障筹资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一、国外几种医疗保障筹资制度的分析
二、国外几种医疗保障筹资制度的基本经验
第三节 完善新农合筹资制度的对策
一、完善新农合筹资制度的理论依据
二、完善新农合筹资制度的对策思考
第十章 参合农民的基本权利及其法律保障
第一节 新农合医患关系纬度中参合农民的受益权及其法律保障
一、新农合医患关系法律性质之定位
二、新农合医患关系与其他相近医患关系之区分
三、新农合医患关系法律构成之概述
四、新农合医患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
五、新农合医患纠纷的救济途径
第二节 新农合参合农民监管参与权及其法律保障
一、新农合参合农民监管参与权之概述
二、确立新农合参合农民监管参与权的必要性
三、新农合试点实践中参合农民监管参与权的现状分析
四、完善新农合参合农民监管参与权的立法设想
第四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两个特殊问题
第十一章 乡镇卫生院制度与新农合制度的整合与衔接
第一节 乡镇卫生院的功能及其改革现状
一、我国乡镇卫生院的组建沿革与功能定位
二、转型时期乡镇卫生院功能的异化及其成因
三、对乡镇卫生院前期自救改革措施的评析
四、对乡镇卫生院功能重新归位下的改革策略
第二节 重构政府举办卫生院的管理体制
一、政府举办乡镇卫生院的界定与实践
二、依法重构政府举办乡镇卫生院的体制
第三节 乡镇卫生院在新农合中的角色定位及其配套制度建设
一、卫生院在传统合作医疗中的角色及其依赖的制度
二、卫生院在新农合中的角色及其制度安排现状
三、卫生院在新农合中的定位与配套制度建设
第十二章 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城乡区别建设及其对接机制研究
第一节 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及其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难题
一、身份特征：边缘化
二、空间特征：流动性
三、内部特征：层级性
四、风险特征：复杂性
第二节 正在形成的农民工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及其对接现状
一、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城市制度
二、农民工医疗保障的乡村制度
三、城乡制度对接的现状
第三节 建立多元过渡、开放有序的城乡医保对接机制
一、“城乡之争”与对接的必要性
二、对接机制的价值取向
三、城乡对接在法律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
第四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的衔接
一、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出台背景
二、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与新农合的衔接
第五篇 结论
第十三章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
第十四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立法建议稿
第一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立法立项的建议
一、立法背景
二、立法的必要性
三、立法的可行性
四、立法的体例选择
五、《新农合管理条例》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
第二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条例》建议稿
附录一：课题前期成果目录
附录二：课题阶段成果目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

⑷ 刘莘的学术观点

对软法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软法突破了传统的法概念，将软法界定为是指不依靠国家强制力执行，有实际效力且不违背法的根本价值的行为规则。对软法与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认为软法是规则，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是行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是软法的产生方式之一，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是软法实现其效力的途径之一。代表作：《试析软法与非强制行政行为》，载罗豪才主编：《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

⑸ 软法的理解接受

理解和接受软法概念，是以反思和修正“法”概念的传统定义为前提的。传统的“法”的定义主要包括“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三个方面。要顺应公共治理的需要，就得对“法”的定义作作相应修正，其中，就法所体现的公意而言，要将其由国家意志拓展为公共意志，包括政治组织和社会共同体的意志；就法的形成方式而言，将国家认可由直接认可和明示拓展至间接认可和默示；就法的实施方式而言，将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修正为依靠公共强制力（包括国家强制力与社会强制力）与自愿服从两种类型。经过这种修正，“法是体现公共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公共强制或自律机制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
软法研究者认为，提倡软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则，在数量上，软法规范远远超过硬法规范，从法律、法规和规章，到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再到政治组织自律规范和社会共同体自治规范，呈现为金字塔型，硬法规范主要集中在塔尖部分；换一个比方，硬法规范只是软法规范“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二则，在功能上，软法规范在矫正硬法失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填补硬法空白、弥补硬法不足、丰富硬法细节等方式大大拓展法治化疆域。
软法研究者提醒：强调软法之治不可或缺，不能被曲解为硬法之治不再重要。法治化需要的是软硬并举、“一元多样的混合法”。这固然不再纯粹，但更加理性。
最近几年，软法研究正在逐步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2005年底，北京大学率先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担任中心名誉主任，姜明安教授、宋功德教授分别担任中心主任和执行主任。该中心聘请了近40位兼职研究员。自2005年至今，该中心已完成了“软法与公共治理”等重大研究项目，先后出版了《软法与公共治理》、《软法与协商民主》、《软法的理论与实践》等文集，并于2009年出版了中外第一本软法专著《软法亦法》，在法学界受到高度关注。
“软法”也有“硬主张”
羊城晚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条例》，已于1月1日起正式实施。由于没有单独将法律责任作为一章，该法被不少人看做“软法”。昨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软法”不软，法律责任都被分布在各个章节之中。
法律责任分散在各个章节
《深圳经济特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条例》被不少人称为“软法”。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软法”有宣示、促进功能，但是“软法”不软，虽无专章撰写法律责任，但法律责任被分散在各章节之中。
记者发现，在《条例》规划指导一章便明确规定，凡属深圳产业导向目录中禁止类的产业，要禁止投资新建项目；现有生产能力在规定的淘汰期限内的，市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责令其停产或关闭。
此类法律责任在《条例》中确实不少，如《条例》还要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后经过验收不符合能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限额标准的，市政府相关部门应当依法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仍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擅自投入使用的，依法处理等。
“白皮书”必须每年公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的立法涉及方方面面的专项立法，而《条例》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的基本法规，也为今后政府进一步出台规章政策提供依据。
《条例》的落实，需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因此《条例》首先规定，市政府应当每年发布《深圳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白皮书》，向全社会公布深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与工作、成效与经验、存在问题及原因、对策与措施等，引导市场主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接受社会监督；其次，《条例》要求市政府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专项工作汇报。
此外，《条例》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相关规定、规则、计划、办法的有27项，且要求要在《条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制定。
率先协调城市及土地规划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在实际制定和落实工作中存在着三规不统一、不协调的情形，常常发生由于土地问题致使政府投资项目进展缓慢、重点项目难以落地等情况。
《条例》率先制定“三规协调统一”的制度，要求市政府按照三规协调的改革要求，依据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遵循城市区域功能合理的原则，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促进城市空间的内涵式发展。

⑹ 如何正确理解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一、法治社会的基本认识
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建设内容被表述是2012年末，与人治社会相对而言的。学界尚无公认的界定，应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其一，制度层面的规则系统。包括国家正式的法律法规、社会自治规则及习惯等规则系统。法治社会之 “法”，在构成上是多元的，既包括正式规则，也包括自治性规范，还包括无形的规则。因此，其范畴有别于其他领域的法。其二，心理层面的认同。即社会群体和成员对规则的理念和精神上的认同，并自觉服从与践行的习惯。其三，秩序层面的运行。表现为社会各类组织、成员与国家各职能部门间形成自治与统治的分工协作，形成共治的秩序。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关系：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既相对独立又密切互构，而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环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或主导力量）。
从一体建设的三极来看法治的重点不同：法治国家强调权力控制；法治政府强调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法治社会强调人权保障、社会自治。
二、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自依法治国战略实施以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已有了一定基础，但法治社会建设仍是一个短板。法治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两大方面：
（一）法治精神的全面缺乏
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思维，滥用行政权、司法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尤其是强势群体带头违法对法治精神的破坏极大；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闹不信法”；全社会“敬法”氛围淡薄，钻法律空子、“法不责众”心态普遍。
（二）现行普法模式的落后和低效
实施普法已近30年，但从基层反映看，当前的普法模式仍旧偏向于单向的法律知识“灌输”，并且普遍存在着形式主义做法，严重影响普法的实效。
三、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抓“大”和抓“小”并举，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首先，抓“大”，即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信仰的培养。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关键。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中小学课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区分两个重点：对公民普法要以树立依法维权意识为重点；对公职人员普法应以严格依法为重点。
2．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针对以往普法的方法单一、形式主义问题）
首先，注重“参与度”与“互动性”。让公众参与法治各环节，在互动中放大宣传教育效应。其次，从宣传方式看，由单向灌输向“整合性”“创新性”方式转变。“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识与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重视法治示范创建活动。“创新性”增强新媒体作用，以多元、灵活方式创新普法的形式和内容。
3．以刚性约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传倡导，还须依靠刚性的约束机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过公正宣判和以案说法等制度设计形成对全社会的威慑力和正向引导，培养全民守法意识。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会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各领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类社会主体依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其次，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依法治理不仅要依据法律法规，也要依靠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即硬法和软法并用。
再次，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一个自然段的文字来阐述社会组织如何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须以好的服务使民众亲法。为此要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从服务层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首先，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为最大限度预防矛盾发生，要完善两个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完善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机制。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创新和发扬“枫桥经验”。其次，充分发挥不同纠纷解决制度的优势。如发挥人民调解的民间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发挥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专业性特点。再次，建立完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网络来强化纠纷解决的效果。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丰厚的法治土壤，其中应蕴藏着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养料，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

⑺ 如何理解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1．抓“大”和抓“小”并举，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首先，抓“大”，即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法治信仰的培养。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关键。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中小学课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区分两个重点：对公民普法要以树立依法维权意识为重点；对公职人员普法应以严格依法为重点。
2．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针对以往普法的方法单一、形式主义问题）
首先，注重“参与度”与“互动性”。让公众参与法治各环节，在互动中放大宣传教育效应。其次，从宣传方式看，由单向灌输向“整合性”“创新性”方式转变。“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识与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重视法治示范创建活动。“创新性”增强新媒体作用，以多元、灵活方式创新普法的形式和内容。
3．以刚性约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传倡导，还须依靠刚性的约束机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过公正宣判和以案说法等制度设计形成对全社会的威慑力和正向引导，培养全民守法意识。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会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各领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类社会主体依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其次，发挥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依法治理不仅要依据法律法规，也要依靠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即硬法和软法并用。
再次，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一个自然段的文字来阐述社会组织如何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须以好的服务使民众亲法。为此要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从服务层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首先，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为最大限度预防矛盾发生，要完善两个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完善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机制。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创新和发扬“枫桥经验”。其次，充分发挥不同纠纷解决制度的优势。如发挥人民调解的民间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发挥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专业性特点。再次，建立完善各种纠纷解决制度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网络来强化纠纷解决的效果。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丰厚的法治土壤，其中应蕴藏着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养料，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

⑻ 增强民族文化的软发功能,推进乡村软治理的机制创新是什么意思

摘要 软法，是指那些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在国际法领域，软法就包括大量由主权国家之间订立的但又不具有正式国际法效力的协议、约定等，只是因为它们没有通过繁复困难的国内权威机关予以认可的程序；

⑼ 论述题：如何看待行政法中的软法(soft law)治理

一手软一手硬，软的不行再来硬的，这就叫“恩威并济”，是一种权谋。

⑽ 如何把握软法在社会治理中的适用性

软法是与硬法相对而言的，它包括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政治惯例、社会惯例等。软法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但具有重要的社会规范作用。同硬法通过国家强制力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不同，软法通过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软规制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在现代社会中，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为人们参与民主协商提供规范机制。发展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途径，是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代表机关，产生政府。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自己的意志传送给人民代表机关；人民代表机关通过立法将人民的意志传送给政府；政府通过执法治理社会。这是硬法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法治模式。在这种法治模式中，软法所起的作用有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不仅通过行使选举权，也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来反映和实现自己的意志；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有序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进行利益博弈。保障这种博弈的有序性和公平性，不仅需要硬法机制提供博弈平台和基本规则，也需要软法机制提供博弈的运作方式、途径（如协商、讨论、审议、辩论）及具体规则。
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提供规范机制。现代市场经济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是全能政府，国家计划是指令性、强制性的，是硬法；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有限政府，代表机关限制政府权力边界的规则和政府管理相对人、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则均是命令性、强制性的，是硬法。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虽然也包含有限政府的要素，但更包含有为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要素。这种“有为”基本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权力实现的，而主要是通过非强制性的柔性手段实现的，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特许经营合同等。这些政府行为的实施，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硬法规范，但主要依靠的是软法机制。
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为虚拟世界（网络世界）的运作提供规范机制。信息社会既不同于农业社会，也不同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对法律的需求量相对较小；工业社会由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对法律的需求急剧增加，但这种急剧增加的需求主要是针对硬法而非软法。信息社会则不同，人们从一元世界进入二元世界——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网络世界），现实世界中软法的需求大大增加，而虚拟世界（网络世界）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以及秩序的维护则更依赖软法。虚拟世界（网络世界）的秩序从一开始即是由软法支撑的，后来国家虽然也为之制定了若干硬法，但其主要或基本规制仍然靠软法。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为和谐世界建设提供规范机制。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世界越来越变成“地球村”，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一起生活、相互交往，就必须有公权力、有规则、有法。国际共同体的规则和法不像国家法那样，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而大多是由世界各主权国家或民间组织通过反复协商、谈判而制定或认可，并通过国际共同体成员自我约束、相互约束以及国际舆论约束和各种利益制衡机制保障实现的。很显然，国际共同体的规则和法基本是软法，软法是规范国际共同体成员行为和调整国际共同体成员相互关系的基本机制。
当然，软法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统一、不稳定、缺少刚性等。因此，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应该把硬法与软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