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宋立法

⑴ 宋朝立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宋代是中国古代发展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宋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变化。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杨高凡认为，宋代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发展，法制建设也表现出与其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时代特色。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维护私有权益的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详密完备，具有无与伦比的时代特征。

宋代是一个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不仅让人们的义利观念和私有权观念发生变化，也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使以维护私有权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更加完备。因而，民法成为宋代法律内容中最丰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权利主体的变化。在租佃制、雇佣制盛行的宋代，不仅官户、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就是唐代的“贱民”，即宋代的客户、工匠、机户乃至私家雇佣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依法享有权利主体的资格，这些“贱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体系、关系变化的重要表现。另外，宋代出现的义庄、祭田、学田及寺院等都有独立的财产、完备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团体。在法律上，它们具有财团法人和综合法人的性质。

第二是物权法的详备。宋代是一个私有制高度发展，所有权观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调整物权关系、维护私有权利益的法律也相当详备。尽管宋代没有现代概念上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明显区别，但在内容上已有财物与产业之分，无论是私财还是官物，私产还是公业，都是法律积极维护的对象。宋代法律对动产物权的原始取得（先占、遗失物、漂流物的拣获、埋藏物的发现等）和继承取得（买卖、赠与、继承等）及添附物的处理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对以动产物权作为借贷担保的质、当、典押等亦有明确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财物，在刑法上则构成了盗窃罪，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宋代法律对以田宅为主要内容的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规定更加详密。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土地的占用、开垦、典卖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为土地所有权的取得带来了新的特点。在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冲击下，土地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使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相当频繁，买卖成为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主要途径。宋代租佃制、典卖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开始分离，宋代法律不仅承认这种分离的合法性，亦允许占有权、使用权独立有偿转移，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永佃权在宋代土地所有权中是一种强有力的物产权，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转让使用权和收益权。宋代物权法的内容十分丰富，对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是债权法的发展和契约关系的发达。债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特定行为的民事法律关系。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复杂化，在买卖、借贷、典当、租佃等契约关系中，因侵权行为、不当得利 、无因管理等法律事实，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对债的发生、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免责、债的强制效力及债权人的权利、债务人的义务都作了详细规定，以至于出现了“违契不偿，官为理索”的说法，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契约关系方面，宋代的契约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是为适应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是维护所有权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据。宋代的契约种类繁多，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典押契约、租佃契约，但无论哪类契约，凡经官府印押，交纳契税的，官府都承认其法律效力。为了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对契约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担保责任、时效、损害赔偿等都作了严格规定，明确了立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是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权利的扩大。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妇女的社会性劳动进一步增强。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带动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中，宋代妇女的法定离婚权冲破了“七出”“义绝”的范围，离婚的主动权有了明显增大。随着人们对妇女贞节观认识的变化，社会各阶层对妇女的再嫁表现出积极的支持态度。在法律上表现为维护妇女再婚自由权的立法相应增多。宋代规定，寡妻既可以另适，也可以招来接脚夫，妇女再嫁在宋代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家庭关系中，特别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确定了寡妻的户主权，在户绝家庭中，寡妇依法享有立继权和代位继承的权利。因此，宋代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变化，也是宋代法律变化的重要表现。同时，宋代在财产继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备，这反映了宋代对私有权维护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重视程序建设也成为其诉讼法的时代特色。诉讼法是保证实体法正确实现的程序法，依据案件的性质，诉讼法又分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样不仅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诉法和民诉法也不分。其司法机构设置、诉讼活动原则、诉讼程序、审理方式、判决方法等虽多借鉴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约司法权的滥用是其突出的特征。在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君权的强化，表现在司法上是皇帝越来越广泛行使审判权，当时的审刑院就成为皇帝审断案件的顾问机关。宋代中央的中书、枢密、三司等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活动。在地方，强调州县行政长官必须亲自审问案件，既加重了他们的司法责任，也扩大了他们的司法权力。这都是皇帝加强对司法权控制的表现，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制度正义是宋代刑事审判最突出的亮点。为了保证实体法的有效实施，宋代构建了完备的审判、复核、监督检查机构体系，规定了详细的起诉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别、运用证据的制度。为防止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狱冤滥，从制度层面对审判权进行了限制。首先是确定了“鞫谳分司”体制，使审理权与判决权分离；其次是规定了“长官躬亲”制，以防司法审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亲嫌回避”制，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其四是确立了“据状勘鞫”制，以防状外别生奸狱；其五是限制滥施刑讯，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审判程序规定的尤为严密。从刑案现场勘验、取证、审讯到结案，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标准，防止官吏在各个环节中借机生奸。在审理结案之后，检法议刑之前，创立了必须的录问程序，即对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员提审录问案犯，进一步核查犯罪事实，以防审理中的差误，这是其他朝代审判中没有的程序。录问无枉错之后，由检法官根据案情检出适用法条，这就将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其后则由幕职官根据案情和法条草拟初判意见，交由通判及幕职官集体审核签押后，呈知州定判。如此严密的审理和判决程序，在中国法律史上独树一帜。试图通过制度正义实现法律正义，也是宋代法律建设趋向文明的突出表现。

在宋代，随着民事权利主体的扩大，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也更加完备和具体。宋代不仅明确规定了受理民诉的“务限”，案件“结绝”的时限，审结后官府给予当事人“断由”，而且对民事诉讼审理不当的案件准许当事人上诉。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为了宽恤民力、恢复生产、钳制官吏违法害民，广开越诉法，这不仅丰富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扩大了民事诉讼权，也彰显了宋代民事诉讼法的发达。

中国古代的司法中，既没有律师也没有辩护制度，百姓的诉讼全凭官吏决断，被冤之民无法得到法律帮助。至宋代，由于人们私有权观念的深化，人身权利相对扩大，要求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日渐强烈。基于社会的需要，在江南民间产生了“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的讼学。同时也出现了专门指教词讼、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和以佣笔为业的写状代书人。讼学的产生，讼师和佣笔代书人的出现，是中国封建诉讼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反映出宋代诉讼活动十分活跃。

同时，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宋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央集权制度加强，调整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内容相当丰富：如商事法、专利法、矿冶法、财政法、税收法、钱法、钞法等，宋代经济立法尽管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观宋代的法制建设，不仅规范详备，内容丰富，亦表现了突出的时代特点。民事法规和经济法规完善表现出宋代私有权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从诉讼法的完备和民间讼学的产生表现出宋人对程序法的重视。可以说，宋代法制在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表现十分突出。宋代法制虽有因袭旧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中国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⑵ 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宋朝，人们是怎么庆祝春节的

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朝代，所以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的话，他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是比较的高的，所以在进入春节之前，宋朝人民就会开始准备年货了。

等到大年初一的时候，新年的第一天，朝廷会举办一个盛大而又隆重的朝会。皇上上朝之后，会先给太后拜年，然后再给文武百官拜年，大街上的话更加的热闹，到处都是张灯结彩的歌舞宣扬。大人会领着小孩子挨家挨户的拜年，特别的热闹，很喜庆。

⑶ 为何水浒传中好多好汉喜欢吃牛肉

一些学者研究后提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是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实中国人早先也是吃牛肉的，但是到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提高农业的产量，牛耕成为重要的农业耕种措施，因而牛成了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受到国家的保护，不允许有私自宰杀牛的行为。秦朝时牛老了必须交给官府，官府许可才可宰杀。宋代家庭个体经济显著发展，耕牛对农户更为重要，苏轼有“农民丧牛甚于丧子”之语。宋代立法明确严禁杀牛，杀牛罪可处死刑。《宋刑统》规定：“今后应有盗官私马牛杂畜而杀之，或因仇嫌憎嫉而潜行屠杀者，请并为盗杀。如盗杀马牛，头首处死，从者减一等”，“如有盗割牛鼻，盗斫牛脚者，首处死，从减一等，创合可用者，并减一等”，“故杀官私马牛者，请决脊杖二十，随处配役一年放。杀自己马牛及故杀官私驼骡驴者，并决脊杖十七”。宋真宗时下诏规定：“自今屠耕牛及盗杀牛，罪不至死者，并系狱以闻，当从重断。“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吃牛肉就是很自然的了。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⑷ 唐朝与宋朝立法原则的区别

既然说宋朝的科举制度在唐朝的基础上发展得十分完备了，那么它与回唐朝的科举制度相比较答，主要有哪些方面的进步呢？

宋朝的科举考试主要包括贡举、武举、制举、词举、童子举等。其中“贡举”又分为进士、明经、诸科等科目。而又以进士、诸科两科中录取的士人最多；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影响也最大。

⑸ 牛肉，为什么《水浒传》里的好汉却都是用牛肉下酒的

因为在古代耕牛是宝贵的农业财富，官府不允许民间私自屠杀耕牛，这就让牛肉成为了昂贵的奢侈品。为了体现出好汉的爽朗和洒脱，所以在小说中，好汉都是上大碗酒，切大块牛肉，以表示他们视金钱如粪土的爽朗。
而真实的来说，北宋年间的饭店是很少有牛肉供应的，除非是耕牛意外死亡或者老死，上报官府之后才可以宰杀，甚至牛皮牛角都要被官府拿走，并且肉也不怎么好吃……不过北宋年间，客栈和饭店倒是不怎么缺羊肉吃倒是真的，而平民的话，也只能吃猪肉了，那时候的猪肉因为猪没有经过绝育手术，所以猪肉腥臊不能流行起来并被称之为脏肉，仅有平民食用，贵族以吃羊肉为贵。

⑹ 宋朝的法律形式除了敕令格式外还有

宋朝的法律形式除了敕、令、格、式外，还有断例、指挥、看详、申明。

宋代的法律形式在中国古代法律形态演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对隋唐法律形式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元、明、清法律形式的源头。

自秦汉和南北朝以来，宋代的法律形式发展到了极致：建立了以救助、法令断例、形式为中心的法律形式体系，使救助、法令、断例、形式四种法律形式得以充分实践。然而，自秦汉以来，宋代也是中国古代法律形态发展的一个多元化时期。

(6)烟台宋立法扩展阅读：

宋代最成功的立法成就是全面的仪式，法典，代码和仪式的编制和完善，从而形成了国家立法中最具特色的代码制度。

当然，这四个集成代码正在发生变化，构成了宋代刑法中动态”与“静态”的关系和三条基本法典的超稳定性。宋代刑法中的三个超稳定法典分别是《黄清》、《唐律疏义》和《宋律》。宋代四大法典的立法形成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定型。

救世法典编纂制度的变迁是救世法典整体立法制度变迁的关键。这一变化是从宋初到郑仁宗救亡独立时期，形成了救亡法典和补缉令，再到独立救亡法典、标准法典和体例法典三个时期。宋代神宗元枫在最后一个形成时期，重新界定了救命令的形式。

在立法上，根据调整方式的不同，将同一类救助令分为四种法律形式。国家立法中出现了新的分类制度，促进了宋代立法的迅速发展。

宋代《神宗通则》的新立法体例并不排除四类法律中单一立法的存在。并且根据需要制定大量的单独立法才是常态。当全面立法再次实施时，这些法律将被纳入相关的全面救济令格式代码。

无论立法的数量、质量、结构如何，宋人宗时期基本就建立了法律包罗万象的法律体系，实现了国家治理有法可依。

⑺ 古代中国如何立法 君主命令就是法律吗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陈建华（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立法活动：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动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立法活动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立法活动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1．汉初至文景时期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2．汉武帝以后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立法活动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2、汉律60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立法活动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立法活动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立法活动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动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活动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⑻ 宋朝实行高薪养廉制度，为何会出现反腐越强烈官员越腐败的现象

近几年香港片方连续出了《反贪风暴》《廉政风云》等系列票房尚可的电影，再次将反腐问题展现在公共视野，反腐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从横向来说，是世界各国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从纵向来说，我国几千年的政治史其实就是一部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

结果就是虽然“有法可依”，但是最终却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昨天讲述的关于李清照二婚后，其丈夫谋取他的财产，李清照找到他的把柄把他告上官府，才得以离婚，然而按照宋代的法律，妻子告发丈夫也要被判处两年流放，李清照是宋代名人，又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在亲戚的求情帮助下，最终关了九天后被释放。

在北宋的很多时候，往往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败露，需要严惩的时候，皇帝为了标榜自己是仁义之君，也为了收买人心，往往采取纵容的方式。

贪污腐败的官员因为收不到严惩，因此“责罚未几，遇赦复叙，故态复作”。

总结：

王亚南教授曾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说过：＂中国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贪污史＂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在当今社会下，我们还是应该小心谨慎，将防止贪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⑼ (急)什么是宋代的典卖制度

简单地说，宋代的典卖制度是宋代所实行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入户交易田土，投卖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土地所有权的变更使宋代对典卖的法律调整有所加强。自宋代以降，对土地、房屋等的典卖规定须向官府纳税和订立书面契约，在典卖活动中以法律维护家长的特权。同时在《宋刑统》和许多皇帝的诏敕中，明确规定严禁一物两典，违犯者“准盗论”，用以维护典权人的利益。

附：两宋时期的典权制度
自两宋起，土地的买卖已完全合法化，因而典卖土地至宋代已开始普遍化。这一点可以从陆游：“新寒换典衣”。以及戴复“丝未落车图赎典”的诗句中得以证实。因而对两宋时期典卖关系的研究应是很有价值的。本文将从三方面对两宋时期有关典权的特点作一概述。
首先，从立法原则上看，宋代有关典权的法律大多以侧重保护典权人的利益，兼顾保护农业生产为宗旨。比如，《宋刑统》规定只有典契“证验显然者”方许收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伪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同时，严禁一物二典，否则“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人已钱数，并准盗论，不分受饯者，减三等，仍征钱，还被欺之人。”如无力偿还，则勒令典契上署名之中人、邻人共同赔偿，而典当物仍归第一典权人。很明显，无论是在收赎时，对文契真实性的严格要求，还是对重复出典的禁止和赔偿性规定，其最终目的不外乎保护典权人的利益。这种对典权的保护与宋代注重对债权人的保护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当然对于典权人的保护并不是无任何限制的。天禧四年就有诏令：“其田庄因平渍吞并典质者，许元主收赎”（《长编》卷九五）。该诏令的用意便在于保护农业生产。
其次，在不动产的优先购买权问题上，宋代首次规定了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这一点在典权发展的历史上尤值关注。因为在宋代以前出于维护宗法宗族制的考虑，历代多规定亲邻的优先购买权。北宋归纳总结了前世的经验，一方面在《宋刑统·户婚·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中规定了亲邻优先购买权；另一方面还规定在典卖后若再绝卖，必须先问典权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雍熙四年权判大理寺殿中待御史李范言：准刑统应典卖物出，先问房亲，房亲不要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若亲邻着价不尽，亦任就高价处交易者今许。敕文止为业主初典卖与人之时立此条约，其有先已典与人为主，后业主就卖者，即未见敕条。窃以现典人已编子籍，至于差税与主不殊，岂可贷卖之时不来询问，望今后应有已经正典物业，其业主欲卖者，先须问现典之人承当，即据余上所值钱数，别写绝产卖断文契，一道粘连元典并业主分文契批印收税，付现典人充为永业，更不须问亲邻。如现典人不要，或虽欲收买，着价来至者，即须尽时批退。”这一奏言得到了批准，从而使宋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的法律规定更加完善。
最后，由于宋代立法上注重对典权人的保护，而且也认可了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因而造成在实践中，典权人在出典人回赎时的阻拦刁难，从而以图谋取贫人之产业。对此，《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载胡石壁判《典主迁延之务》案有淋漓尽致的刻画：“当职观所在豪民，图谋小民产业，设心积虑，皆是如此。当务开之时，则迁延日月，百般推托，或谓寻择契书未得，或谓家长外出未归。乃至民户有词，则又计嘱案司，申展文引，逐限推托，更不出官。展转数月，已入务限矣。遂使典田之宗终无回赎之日。”虽然宋高宗绍兴年间开始允许入务后也可以受理田宅诉讼。但问题是官司虽然受理了，但也难保佃户得胜。除了以推延时日外，典权人还故意在出典土地上大兴土木，进而要求出典人回赎时除支付典价处，还得偿付树木价款，从而以此逼迫农民放弃回赎，最终达到侵吞农民土地的目的。对此，北宋中叶作出了有利于出典人的规定。依《宋会要辑稿》食贷六三载：“天圣人年知坊州扬及上言：‘民马固状典得马延顺田，计钱三千。后栽木三百（？），原契每根赎日理三十钱。臣详显：是有力百姓将此栽木厄寒贫民，占据地土，岂可原典六千，赎田之日却理钱十千？从祖作 ，邀勒贫苦，永不收赎。如不止绝，恐豪猾人户转侵孤弱，竟生词讼。自今后如典地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这种做法，虽然从公平和效益角度看，并不可取。因为典物上的增值物，出典人收赎时，若不能收割或挪移，那么应当由出典人继受，（毁损它是不经济的），从而也应给典权人以相应补偿。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若作如此规定，则很可能使典权人故意在典物上添附，进而高价索赎。因而后世有关典物回赎的立法大多沿袭北宋的做法：规定回赎仅以典价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