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济制度

1. 辩论赛 制度和道德那个更优先 (我是正方)

啊呀。。。。我们也做过这个呀，我的资料给你一点
我们可是赢了的呀。。。。。。哈哈哈哈
新加坡人的素质高吧,那并不能说是人的素质原本就高,而是来源于制度的约束,例如新家坡人都不乱扔垃圾,是因为有高额罚款的制度.所以说学校建设也一样

不知道来得及不。
其实道德有一个最大的软肋，或者说是最明显的薄弱环节，就是可操作性。具体来说那就是，怎么让一个“不道德的人”变得“道德”呢？这个问题道德不能从上根本解决。从这个出发，我们实际上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行动的角度和曾面上来说我们实际上要求的是“道德的行为”而不是“道德本身”。
从“道德的行为”这个转化开始，我们的能力就很多阐述出发点了。对于道德的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权衡是依靠我们的认知能力，分析能力来得出结论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是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其实都是因为上述两种能力不足导致的，这个时候道德（其实是道德的行为）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能力了，那么基础（能力）显然就比上层建筑（道德（其实是道德的行为））更重要了。
然后我们换个角度回到我开始说的道德的软肋上。当道德是一个号召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响应，也可以选择不响应，因为道德不具备（其实是具备的，但是力量太薄弱了，大部分人都会忽视）强制力。当道德成为一个要求的时候（比如市场上的对和约的遵守），道德本身不能/难以约束行为人的行为，所以我们才设立了相关的法律，制度来强制约束行为人的行为。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攻击点，如果道德是强大的有效力的，那么我们怎么让不道德的人完美遵守道德的要求，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呢？如果这个做法是可行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设立法律和相关制度呢？对方的说法就陷入一个大矛盾了。同时，我们设立这些强制手段避免对方出现“不道德的行为”这个方式确定了“道德（其实是道德的行为）”需要能力来保障，能力有多大，保障制度有多完善。道德依靠能力来保障，道德更重要。
另外，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和道德的关系不是上面的回答所谓的“经济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是道德是为了维护社会及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利益而产生的。道德是为了维护利益而产生的。
理由如下：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论述，人与人形成社会的基础在于我们放弃伤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不受到伤害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道德当中很多东西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找到出发点，典型的有：尊重他人，诚信，尊老爱幼。这些实际上就是对别人利益的保护，所以在辩论中要扒下“道德”的神圣光环去深入讨论“道德”的本质，实质，意义对我们的观点更加有利。从道德本身对利益的维护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利益，这就是理性的力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依靠的更多的是理性（实际上这个是从物质和权利保护的实用主义角度来说的，前面的所有论述都是把“道德”拉到这个角度来说的，千万要避免在精神层面的讨论）
我觉得这样入手的话这个准备就没有多大的问题和难度了。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我刚建的辩论QQ群一起讨论

4:在法律都可以当作儿戏的情况下，道德的感召又能有多少力量
5:制度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创造的，因而具有时代性

6:法律首先是一种制度。它是一种理性设计，目的是通过国家对法律义务的强制实施或者人对这种强制手段的畏惧来调整人的行为
7:评，是指教学评估，这个你应该知道吧，教育部搞的对大学的评估制度;建，是指建设，是指学校的学风啊，学术啊，科研啊等等方面的建设; 迎评促建指的是迎接教学评估，并且借教学评估的东风，进一步搞好学校的本科教育的建设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制度维护道德

问题：
陈世美。。。。杀

请问对方辩友，有一句话叫“禽兽不如”怎么解释啊？就是说在社会上很多人连狼都不如，所以没有办法教化啊。请对方辩友告诉大家，社会，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主要是靠道德来维系的呢？

请问对方。。 当今学校各项管理都是由学校制度来约束并且实施的 那么 请问 你听说过有用舆论来约束同学的行为 来建设美丽校园的吗？

一个学校风气差的学校是一个有秩序学校吗？

道德教化的是那些有良心的人，可是对那些没良心的恶棍怎么办呢？

制度
什么是制度 我们如何理解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亚当 斯密《国富论》,1776年
传统上,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来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为了理解不同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已变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银行 2001).这里所引的制度一词,不单单是指市场.的确,在20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转轨,硅谷现象及电子商务的出现,欧元统一和市场一体化,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持续的种族隔离和长期的经济停滞,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与不断出现的货币危机,对由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作用的重新审视,以及全球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加深,等等.这些例子当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纯粹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的制度方面纳入考察的范围.
什么是制度 我们能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非正式规范,组织,合同,人们的意识或所有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组合 给诸如"制度"之类的任何概念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将取决于分析的目的.作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不妨考虑下面的问题: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当中最佳的制度呢 这是诺斯在一本开创性的论制度的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North1990).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诺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
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对可实施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弈规则何时是可实施的呢 是不是当实施者(enforcer)降临之时 可是,实施者又怎样才能被激励去实施他理应实施的博弈规则呢 简而言之,实施者怎样才能被驱使去恪尽职守 为了避免这种无穷尽的循环推理,一种办法是力图说明,博弈规则是内在产生的,它们通过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ing).从这种观点出发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博弈均衡.近年来我们陆续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观为基础的重要文献问世,虽然其中大部分文献是从历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灵感(我们在下一节会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们能不能将同样的思路运用到作为多样制度复合体的当代经济呢 这种复合体仅仅是各种相对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还是内在一致的整体,如某种均衡结果那样显然,把制度及其复合体视为均衡现象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发生变化.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随后计划经济的转型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制度的起源或变迁.在理论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说模型解高度依赖于对模型本身的设定.给定博弈的结构,可不可以将制度的突现(emergence)或变迁解释为:从许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选择其中一种的过程,或者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转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均衡选择或转型过程是否由技术或市场诱导并因为技术性规模经济而最终被锁定 (lock-in) 还是说,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编程的结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业家设计或被创新性经济企业家引发产生不可预料的政治事件会不会对制度选择发生随机性影响 尤其是,新制度诞生通常具备的新奇性究竟从何而来
因此,在本节一开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设想可以更明确地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将当代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解为某种多重均衡现象(共时性问题);其次,在与均衡制度观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同时又允许新奇性出现的可能性(历时性问题).请让我再进一步阐示其中的具体含义.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的复杂性需要研究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域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联结这些域的制度的性质.在这项研究中,不仅要在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且还要借鉴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和认知科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要贡献,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在于,我们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只是简单停留在积累丰富的制度类型,然后对它们进行任意和随机的分类.发展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重要贡献,这对深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博弈论分析作为系统研究制度的理论工具本身尚不完备.从该框架出发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会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说,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Greif 1999).
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简称CIA)1.
在本书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历时性过程时,我们将偏离传统的博弈论(包括古典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对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们将放弃如下假定,即认为博弈参与人(及其分析者)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具有完备的知识.相反,我们假定,博弈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只拥有个人的不完备观点——我们称之为主观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当参与人基于主观博弈模型选择的行动决策在各个时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那么,他们的主观博弈模型将可以被他们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动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所以,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
本章剩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1.1节是对经济学家制度观的一个概览.第1.2节将在均衡制度观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概念,其更细致地讨论将在后面(第7章)进行.
第1.3节介绍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将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博弈形式"和"域"的类型等,它们在本书中是至关重要的.
1.1 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如上所述,经济学家目前似乎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但除非我们对于制度是何物以及它们如何形成有一种共识,否则,认识到制度重要并不能说明什么.撇开旧制度学派不论2,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基本上满足于对制度只下一个模糊定义.现代社会学的先驱杜克海姆

制度
什么是制度 我们如何理解制度
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许多情况下，制度也是某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亚当 斯密《国富论》,1776年
传统上,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毋庸置疑,市场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然而,在近来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为了理解不同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已变得日益重要(North 1990;世界银行 2001).这里所引的制度一词,不单单是指市场.的确,在20世纪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转轨,硅谷现象及电子商务的出现,欧元统一和市场一体化,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持续的种族隔离和长期的经济停滞,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与不断出现的货币危机,对由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作用的重新审视,以及全球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加深,等等.这些例子当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是纯粹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的制度方面纳入考察的范围.
什么是制度 我们能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非正式规范,组织,合同,人们的意识或所有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组合 给诸如"制度"之类的任何概念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将取决于分析的目的.作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不妨考虑下面的问题: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当中最佳的制度呢 这是诺斯在一本开创性的论制度的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North1990).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诺斯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制度并不是只限于经济,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
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学家对可实施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博弈规则何时是可实施的呢 是不是当实施者(enforcer)降临之时 可是,实施者又怎样才能被激励去实施他理应实施的博弈规则呢 简而言之,实施者怎样才能被驱使去恪尽职守 为了避免这种无穷尽的循环推理,一种办法是力图说明,博弈规则是内在产生的,它们通过包括实施者在内的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ing).从这种观点出发思考制度的最合理的思路是将制度概括为一种博弈均衡.近年来我们陆续看到一些以博弈均衡制度观为基础的重要文献问世,虽然其中大部分文献是从历史案例的研究中汲取灵感(我们在下一节会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工作).我们能不能将同样的思路运用到作为多样制度复合体的当代经济呢 这种复合体仅仅是各种相对自主的制度的混合呢,还是内在一致的整体,如某种均衡结果那样显然,把制度及其复合体视为均衡现象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发生变化.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随后计划经济的转型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制度的起源或变迁.在理论上,博弈模型可能存在多重解(均衡),或者说模型解高度依赖于对模型本身的设定.给定博弈的结构,可不可以将制度的突现(emergence)或变迁解释为:从许多等可能性的均衡中选择其中一种的过程,或者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转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均衡选择或转型过程是否由技术或市场诱导并因为技术性规模经济而最终被锁定 (lock-in) 还是说,制度是由"文化基因"编程的结果 制度能否被政治企业家设计或被创新性经济企业家引发产生不可预料的政治事件会不会对制度选择发生随机性影响 尤其是,新制度诞生通常具备的新奇性究竟从何而来
因此,在本节一开始提出的基本研究设想可以更明确地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将当代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解为某种多重均衡现象(共时性问题);其次,在与均衡制度观相一致的框架下理解制度变迁的机制,同时又允许新奇性出现的可能性(历时性问题).请让我再进一步阐示其中的具体含义.
理解制度的多样性和当代经济的复杂性需要研究在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诸域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联结这些域的制度的性质.在这项研究中,不仅要在正统经济学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且还要借鉴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和认知科学对制度问题的重要贡献,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同于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在于,我们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只是简单停留在积累丰富的制度类型,然后对它们进行任意和随机的分类.发展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其他学科的重要贡献,这对深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博弈论分析作为系统研究制度的理论工具本身尚不完备.从该框架出发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会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和帕累托不可比(Pareto-unrankable).也就是说,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Greif 1999).
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简称CIA)1.
在本书第9章考察制度演化的历时性过程时,我们将偏离传统的博弈论(包括古典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对其作出重大的修正.我们将放弃如下假定,即认为博弈参与人(及其分析者)对博弈过程的客观结构具有完备的知识.相反,我们假定,博弈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只拥有个人的不完备观点——我们称之为主观博弈模型(subjective game models).当参与人基于主观博弈模型选择的行动决策在各个时期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那么,他们的主观博弈模型将可以被他们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动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所以,我们把制度定义为参与人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当这些主观博弈模型所导致的行动决策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便会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主观模型,直到新均衡实现为止.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试验和文化遗产等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必须在我们分析了共时性问题之后才真正有可能进行.
本章剩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1.1节是对经济学家制度观的一个概览.第1.2节将在均衡制度观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概念,其更细致地讨论将在后面(第7章)进行.
第1.3节介绍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将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博弈形式"和"域"的类型等,它们在本书中是至关重要的.
1.1 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如上所述,经济学家目前似乎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但除非我们对于制度是何物以及它们如何形成有一种共识,否则,认识到制度重要并不能说明什么.撇开旧制度学派不论2,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基本上满足于对制度只下一个模糊定义.现代社会学的先驱杜克海姆

虽然我也是在网上找的资料但不是转贴不敢保证你完全满意，但还是有好多不错的慢慢看吧单元可以帮得上忙。
祝你好运！！！！！！

2. 经济发展和道德到底是什么关系

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新的道德观，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利于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友爱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源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快速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几种思潮。一是道德出现了严重“滑坡”，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二是道德的本质和主流正在“爬坡”之中，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三是抓道德建设会干扰市场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我以为这几种观点都是不够全面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道德建设有双重影响。其积极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开拓意识，对转变人们的观念、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其消极影响是：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或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会导致道德领域评价标准的迷失，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伦理观的盛行，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元疑增大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难度。 对上述一些道德失范现象的存在，有些人将其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代价。但多数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与道德并不冲突。主要表现在：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纵跨了几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坚持等价交换。尊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道德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进步要求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经济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真正统一。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具有道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是主体多元型经济，因而很难完全避免商业投机行为。但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和法制纪律型经济，是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秩序要求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之中实现，所以道德必须介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充分的调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选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人们选择市场经济的目的中，就已经包含了道德上的根本要求。市场经济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性、广泛性和频繁性越来越显示出道德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因而规范经济行为不仅成为法律频频涉及的热点，也成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 第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生长。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看，道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趋于进步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必然日臻高尚。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日益成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弘扬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精神又成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 因此，我们不应该单方面注重经济建设或道德建设，他们应该统合于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下， 我们所要建立的道德体系，应当是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同时又引导和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而经济的建设也应该是在道德体系所容许的范围内有序有度

3. 经济道德的道德经济

经过不无痛苦的探索，中国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目前唯一可能让全体人民更快过上更好日子的道路。而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对经济基础方面的生产、交换、分配方式做出巨大调整，还要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法律、道德体系等上层建筑。
笔者认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中，其高端可以是无私奉献、乐善好施等利他性道德情操，而这个体系基础，或曰道德底线则应该是参与市场活动的每一个人都要诚实守信。
法学理论认为，法律的实施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而道德的实施要依靠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强制。社会舆论对道德标准形成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谴责道德缺失行为。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传媒业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各种舆论工具声讨道德缺失行为的声音已越来越强，对遏制“缺德”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正面宣扬，发挥道德教化作用。
可能受长期在国人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性善”说和计划经济时代理想主义道德观的影响，目前舆论在正面的道德宣扬中，往往过分强调道德的利他性一面，号召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实，一种道德标准之所以能被普遍接受，是因为这种道德所提出的行为规范，不仅利人，而且利己，符合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不能像放羊的孩子那样乱喊“狼来了”，这恐怕是每个人都接受的道德标准吧？人们认同并践行这个道德标准，不仅仅是怕耽误了附近农民干活，而且是怕自己被狼吃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普通人在作为消费者的同时，成为投资者或经营者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有利他的一面，但也是每个交易者保护自己利益的最佳选择。因此，舆论在正面宣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楷模的同时，也应该正面地宣扬，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道德既能利他，也可自利。人人遵守这个道德底线，可以大大降低买卖双方的用于防范、监管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效率，促进生活幸福。
西方有种论调认为，中国目前在推行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道德缺失现象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偏见，就是无知。确实，普遍信仰某种宗教的民族，宗教信仰是很多人遵循道德规范的内心强制力量之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中，只有少数人信奉某种宗教，但不能由此推定，不信仰宗教的中国人就没有信仰(笔者这里无意讨论政治信仰问题)，从而缺乏践行道德的内心强制力。深深植根在中国人心中的一种情结是祖先崇拜。由于祖先崇拜，中国人在对祖先留下的丰厚精神和物质遗产心存感恩的同时，也都有一种身后留名、荫及子孙的情结。在农耕时代，这种情结激励文臣武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鼓励普通人家“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为子孙留名的情结同样也可能成为人们恪守诚实劳动、诚信经营道德原则的内心强制力量。

4. 道德从根本上讲是由社会经济决定的,因此,社会道德要立足、服务与这种经济制度 是对的吗

个人理解道德应该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人类的共识。当人类出现大的群体的时候道德也就顺应而生。道德可以说服务与社会，但社会同时依赖于道德的约束。

5. 新的经济制度产生却不能立即产生新的道德，为什么

根据您的问题，我认为思想观念还是过去的。诚心为您解答，希望不吝采纳。

6. 道德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有哪些

人类经济生活的低限就是道德。道德约束了人的不合规行为，避免了经济的混乱，维持市场交易秩序。具体上，一是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是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道德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具有引导作用。

7. 怎样理解市场经济应该是道德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新的道德观，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利于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友爱的关系。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与道德并不冲突。主要表现在：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纵跨了几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坚持等价交换。尊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道德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进步要求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经济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真正统一。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具有道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是主体多元型经济，因而很难完全避免商业投机行为。但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和法制纪律型经济，是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秩序要求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之中实现，所以道德必须介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充分的调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选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人们选择市场经济的目的中，就已经包含了道德上的根本要求。市场经济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性、广泛性和频繁性越来越显示出道德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因而规范经济行为不仅成为法律频频涉及的热点，也成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 第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生长。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看，道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趋于进步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必然日臻高尚。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日益成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弘扬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精神又成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 因此，我们不应该单方面注重经济建设或道德建设，他们应该统合于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下， 我们所要建立的道德体系，应当是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同时又引导和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而经济的建设也应该是在道德体系所容许的范围内有序有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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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理解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

一、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决定了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和基础。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对道德体系的决定作用时，应着重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社会经济结构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经济结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历史形态。与此相适应，社会道德体系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类型。
首先，原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以家庭、胞族、氏族、部落等公共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人们在物质生活过程中的关系十分简单和狭隘。
与原始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道德，便是同风俗习惯混为一体的淳朴道德。
其次，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形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社会不再存在统一的道德体系，而是形成了各自不同阶级的阶级道德。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历史形式的改变，阶级道德也不断更换着它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例如：与奴隶主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奴隶主和奴隶阶级道德。同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地主阶级的道德和农民阶级的道德。同以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相适应，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道德。最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将最终形成作为全人类道德的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基础上，是由无产阶级道德发展而来的新型道德。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建立时间较短，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并存，以及旧道德体系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正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阶段。
二、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直接决定了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这种作为经济关系表现出来的利益，对于各种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有着直接的决定作用。
首先，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是从一定社会利益或阶级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或者说都是从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如何看待和处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是区别各种道德体系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可表现为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在于追求整体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从属于整体利益呢？还是追逐个人利益、以及整体利益从属于个人利益？各种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都是根据这样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确定它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在原始社会里，氏族、部落在调整内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关系时，所遵循的道德基本原则，都是自发地追求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将个人利益溶于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之中。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虽然也会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但实际奉行的道德原则，总是追逐个人或者阶级的狭隘私利，公开或隐蔽地使社会整体利益屈从于他们的狭隘私利。公有制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都要求人们自觉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
其次，利益决定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各种阶级或社会的道德体系，其原则和规范，究竟能不能真正成为社会统一的道德行为准则，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它是不是真正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内部由于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即个人利益和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完全一致，所以才有了氏族部落统一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各个阶级社会中，从根本上不存在共同的社会利益，因此，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都是从各自阶级的利益中引申出来。所以，除了某些人类公共生活最起码的行为准则以外，任何一个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都不能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统一的行为准则。社会主义和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经济关系在成熟度上不同的两个阶段，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同样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总的来看，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发挥
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是由作为经济关系表现出的利益和利益关系所决定的。如果社会不存在共同的根本利益，就不可能有全社会成员共同的道德原则和主要规范。
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决定了道德领域的对立和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这种对立和斗争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内的矛盾和冲突所决定的。
首先，道德领域内的对立和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的。
在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中，由于人们对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由此决定了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特殊利益。社会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为了争得自己的应有利益，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也形成了自己相应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至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道德体系。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表明，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源于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也决定了一切阶级社会不同的道德体系，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其次，各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也决定了它们道德体系的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道德体系，有的居于支配地位，有的则居于被压抑的地位。从历史来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德体系，总是先后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奴隶、农民和无产者等劳动者阶级的道德体系，则总是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剥削阶级的道德体系，之所以能够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多么“高尚”，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生产关系中居于统治的地位，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因此，被剥削阶级只有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
四、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道德的变化。
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道德体系的兴衰和起落，进步与消长，归根到底，也都是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状况的。
首先，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迟早要引发社会或阶级的道德体系的新旧更替。历史的进程反复表明，随着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日益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的社会经济关系逐渐产生之时，相应的旧的道德体系，便日益走向衰落，新型道德体系的某些因素，便逐渐形成并发挥作用，新旧道德体系之间便有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和斗争。当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完全被新的经济结构所取代，那么，新的道德体系则会迟早取代旧的道德体系。人类道德的这种新旧更替，一方面继承了前辈的某些道德传统，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人们生活于新经济结构中的利益和要求。因此，从总体上看，新道德总是具有根本不同于旧道德体系的性质，也必然程度不同地显现出人类道德的历史进步。
其次，同一经济结构内部的某些重大变化，也会引起相应道德体系的变化。当某种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出现了重大改革，社会道德体系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决定了道德的转型。例如：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就是随着公有制经济关系的不断完善而不断发展的。建国初，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也在无产阶级和其它旧道德体系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自然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阶段。这种转型首先在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更有利于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整体结构和基本内容，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转型方向，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必将对促进我国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9. 经济道德的经济与道德

市场经济和道德情操是什么关系？这两者是相互排斥、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能树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情操？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应该树立怎样的道德情操或规范？
这个问题与市场经济是同步出现、必然发生的。但是，作为一种常规，同经济体制的转型相比，道德规范的转型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滞后，它需要更漫长的发育和形成过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可是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还是使我们感到，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重拳出击实施政府监管，已是刻不容缓。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而食以安全为首。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刚过去不久，最近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新的毒奶粉事件，还有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等新花样。在海峡对岸又曝出了更吓人的塑化剂事件，其影响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前所未有，大陆也未能幸免。广大民众对不法之徒既愤怒又无奈，甚至不免叹息：“市场经济恐怕就是如此，计划经济时代就没有这些事，至少没有这样严重和普遍”。这些认识无形之中也滋生了某种市场经济和道德情操难以相容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中，似乎也反映了认为两者不可相容的倾向。多年来，我们总是相信市场经济同私有制的联系，而市场经济的本质之一就是自利、追逐最大利润；至于以利己本性和“利润最大化”为特征的所谓“经济人”，则更是现代经济分析中十分流行的理论假说和分析前提，并且认为其正确性毋庸置疑。对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早就听说了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往往相信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体现了对市场经济和道德情操的相互对立、排斥的理解：据说斯密《道德情操论》（1759年初版，作者生前出了六版）的基础是利他主义，而《国富论》（1776年初版，生前出了四版）的基础则是利己主义；前者塑造的是道德人，后者塑造的是经济人。
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是市场经济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先哲和权威，如果他的学说真是这样，那就不必白费力气去追求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统一了。因此，我们需要对斯密学说的内涵和本质加以深究。
“亚当·斯密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所谓“亚当·斯密问题”，最早是19世纪上半期由德国旧历史学派提出的一种观点，此后在西方学术界广泛流传，被学者们加以引申和扩大。前苏联学者（如卢森贝）接受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判断，中国学者也不例外。
在《国民经济学的现状和未来》（1848）中，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Hildebrand）指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是“唯物主义”，即人性自私论。接着，卡尔·克尼斯（CarlG.A.Knies）在《历史方法论的政治经济学》（1853）中第一次提出，斯密1766年去了法国之后，受到法国重农主义首领魁奈的自然秩序观的影响，才在写作《国富论》时改变了观点，从《道德情操论》注重精神追求的利他主义转变为注重个人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
斯卡尔茨基（Witold von Skarzynski）充分发挥了这一观点，1878年，他在《亚当·斯密作为道德哲学家与国民经济学的创始人》中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斯密的“理论转变”（Umschwungstheorie）。从此，“斯密问题”这一说法俨然成型，逐渐成了一些学者热衷的话题。
斯卡尔茨基的观点又是由伯克尔（H.T.Buckle）引起的，伯克尔1861年在《欧洲文明史》（第二卷）中提出，斯密的两部书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斯卡尔茨基正确地拒绝了这种观点，即依靠逻辑的技巧就能使不一致的东西统一起来，但是他又错误地接受了伯克尔关于斯密两部书对人的行为提出了相反论证的说法。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斯密在撰写这两部书之间改变了观点，并进而说斯密不是一个独创思想家：斯密的道德哲学来自哈奇森和休谟，而他的经济学则来自法国学者。于是，他将斯密1759到1776年期间思想的变化归因于他1764-1766年赴法国的访问。
前苏联一些经济学者受德国影响，也认同这一观点。著名学者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该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很有影响）中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研究的是道德世界，在《国富论》中研究的是经济世界。他没有能够把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他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斯密不能把经济看作是基础，而把观念形态看作是上层建筑。他的二元论是自然的；因为这是受资产阶级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这就不仅坐实了所谓“亚当·斯密问题”，称之为二元论，而且给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解释。受前苏联经济学界的影响，我国经济学界持此观点者也不乏其人。
不能说对斯密学说的这种理解没有一点根据，但是我们要十分明确地指出，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原本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虚假判断。
说它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斯密两部书论述的起点确有不同。《国富论》的起点是利己主义，这是没有疑问的。他指出，利己的动机和本性是个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力：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基本途径，而分工则来源于人类本性中的一种倾向，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易，互相交换。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和特有。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呢？因为个人不能完全自立，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呢？“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他又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谋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
《道德情操论》的分析则是从个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开始的：“无论人们认为某人会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斯密说，这是一种人人皆有的“原始的感情”。这里所说的显然是一种利他主义。
但是，如果就此断定，《国富论》奉行的是利己主义，而《道德情操论》体现的是利他主义，进而断定斯密的市场经济论和道德情操论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那是对斯密学说的最大误解。
这里讲四个方面：一、斯密所谓“利己”和“利他”的真义；二、两部书共同的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人性论基础；三、《国富论》所体现的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经济道德观；四、《道德情操论》所倡导的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合宜美德论”。
《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里的“利己”与“利他”
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既非单纯利己，也非完全利他，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由此出发，他正面阐述了新历史条件下应当倡导的道德观。在斯密看来，美德在于“合宜”。
第一，关于斯密所谓“利己”和“利他”的真义。《道德情操论》中所谓“人的利己的本性”，指的是人总是首先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名誉和地位，生存和发展，前途和命运。这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感情，也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所谓利他，则体现为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别人和社会的一系列美德。这同基督教历来的仁慈说教是截然不同的，同利己主义者的观点更是格格不入的。
《国富论》中所谓利己，即自爱（self-love），指的并非损人利己，更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而是指与生俱来的个人利益和要求，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或者说合法财产所有权、合法经营权和收益分配权等，那是对封建特权或其他垄断特权的否定，是新兴社会阶层的心声和呼声。而所谓利他，则是指在分工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通过商品交换为别人和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
可以看出，两部书对利己和利他的理解是一致的，不过伦理学的意义要比经济学的意义来得更广泛，后者比前者更具体。它们所体现的都是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社会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新的道德伦理观和经济道德观。
第二，关于两部书共同的人性论基础。斯密两部著作的人性论基础既不是单纯的利他主义，也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和高尚的利他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国富论》中表现为公私利益协调论，在《道德情操论》中体现为合宜道德论。
先说《道德情操论》。难道它体现的真是所谓单纯的利他主义吗？回答是否定的。事实是，除了将同情心作为分析的起点之外，在往后的论述中，但凡涉及人的本性的地方，他都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人的本性中利己的一面。他说：“人生的伟大目标”是改善自身的条件，谋求自己的利益，包括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他称利己的动机和感情是“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他认为，德行最完美的人应该是既能控制自己自私的原始感情，又富于同情心的原始感情的人。他甚至还指出：“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每个人当然比他人更适宜和更能关心自己。每个人对自己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对他人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更为灵敏。前者是原始的感觉；后者是对那些感觉的反射的或同情的想象。前者可以说是实体，后者可以说是影子。”这不就是说，利己是本源，利他是其表现吗？这不就是说，利己是目的和动力，利他是手段和结果吗？
《国富论》则结合经济生活作了明确的表述：人的经济活动的动机是利己的，而人又有交换的倾向或本性（动物没有），因为在分工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得交换；要实现交换，只有利他，即为别人或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只有做到这一步，即实现了利他，才能利己。可见，利己动机和交换倾向都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这就是《国富论》的公私利益协调论，斯密据此发展出一整套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和政策。
可见，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既非单纯利己，也非完全利他，而是两者的结合，兼而有之，利己和利他是人的本性的两个方面。这同人们一般的印象大相径庭。
第三，关于《国富论》所体现的新经济道德观。斯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证，同时也是对与之相应的经济道德观的论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自由主义精神。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精粹。奉行这种经济活动原则在斯密看来是正当、有益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增进社会财富。为此，他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分干预，批判重商主义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所施加的种种控制和限制，大力提倡也深信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将生产资源做最佳的配置。显然，他倡导的是一种具有崭新历史内涵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观和经济道德观，它不仅同中世纪的封建道德观相对立，同重商主义的体现垄断精神的道德观也是格格不入的。
2、分工协作原则。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在斯密看来，既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途径，也是一种应予倡导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冲破分散的孤立的小生产方式，投身到将劳动和资本集中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之中，发扬分工协作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道德的。
3、商品交换等价原理。这在斯密看来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则，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道德。他将这种等价关系分解为两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的依照劳动相交换的法则，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后的三种收入交换法则。在他看来，这里体现的是一种自由平等原则。这是对传统道德标准的突破。在基督教的道德习俗中，一味地提倡“仁慈”、“爱人如己”，要求人们具有同情、仁爱、献身的品质和精神，把无酬服务或赠送视为道德和高尚，而将有偿服务或交换视为不道德而受到鄙视。斯密认为，这种道德观不适合商业社会的现实和需要。在商业社会中，人们需要的满足大部分是通过交换和买卖取得，不可能无偿赠送，人们的生活不能仅仅求助于他人的仁慈，必须依靠平等的互利互惠原则，所以，无私奉献固然是道德的，平等的等价的交换也是道德的。
4、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则。通过分工协作生产出的产品，又通过等价交换，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在斯密看来，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收入分配过程；至于这种分配是否体现了公平合理的精神和道德原则，斯密则给出了两种相互抵触的回答。依据他从原始未开化状态所得出的劳动价值论，他断定这里存在着不平等，因为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都是对劳动成果的扣除；然而，当他转向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的新条件和新环境条件下的交换法则时，他又肯定了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的合理合法性，声称这时价值应由包括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在内的三种收入决定。换句话说，得到劳动工资固然是正当、道德的，得到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同样是正当、道德的。这表现了斯密对土地贵族势力的妥协和让步。
5、消费领域中倡导勤俭节约。斯密认为这是资本积累的需要，而资本积累及其生产性地使用，又是发展生产的另一个基本途径。这就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道德观相比，斯密的这些道德观显然是进步的，甚至具有革命性意义。当然，他所反映的是新兴资产者的利益和要求，必然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例如在其分配论中对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妥协，在其财政论中对君主利益的强调和尊重，等等。
第四，关于《道德情操论》所倡导的“合宜美德论”。斯密着重批判了两种道德学说。从人本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这一点出发，斯密批判了单纯的“仁慈即美德”学说。这是一种利他主义学说，是晚期柏拉图主义信条，也为古代基督教和近代神学家所推崇。斯密认为，不应把仁慈看作行为的唯一准则，事实上，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准则。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与平衡。
斯密还猛烈地批判了孟德维尔的极端利己主义（“私人恶行即是公众利益”是其典型的信条），斥之为“放荡不羁的体系”。斯密指出，这种学说的实际作用在于，唆使那种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产生的罪恶，并且抱着过去闻所未闻的肆无忌惮的态度公开承认它那动机的腐坏，所以这种学说显得更加厚颜无耻。斯密深信，孟德维尔的诡辩和欺骗终究会被人们所识破。
从人的本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这一点出发，斯密正面阐述了新历史条件下应当倡导的道德观。斯密的论述无不体现着这种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精神。在斯密看来，美德在于“合宜”或“适宜”。所谓合宜（propriety），是指在有旁观者与当事者的场合，当事人的感情或感受应当同旁观者的相一致；或者在只有当事者的场合，当事者的感情和感受应当同有旁观者时旁观者的感情和感受相一致。
斯密认为，这种道德观合乎分工和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是唯一正确的道德观，应该而且能够成为社会道德观的牢固基础和主流。这是因为，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同整个社会相比，个人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离开了社会，个人难以生存，因此个人应该服务于社会，贡献于社会，而社会也应为个人提供必要的保护和生存发展的条件。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结合，这就是他的“合宜美德论”的基础。
那么，合宜的美德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不妨将斯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作如下概括。第一，对别人，应该表现得温柔、有礼、和蔼可亲；还有公正、谦让和宽宏大量；爱憎分明，坚持正义。第二，对自己，则有两种场合。在有旁观者时，当事人应当确立的美德是崇高、庄重、令人尊敬，以及善于自我克制各种激情。没有旁观者时，应当如何评判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呢？应当确立怎样的美德呢？斯密强调说，在这种场合，当事者自己应该“换位思考”。以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设身处地想象别人会怎样看待自己，结果就会根据自己想象中的那个“公正的法官”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言行。斯密强调说，在这种场合，应当确立的美德是良心和责任感。
斯密所谓良心，就是指“心中那个公正的法官”或别人可能的看法和感受。他非常强调“良心”的权威和作用，认为他在很多场合可以支配人们的行为举止，甚至能够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使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做到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斯密认为，良心对人的要求是：（1）不应太看重自己而轻视别人，否则就会把自己变成别人蔑视和愤慨的对象；（2）不应为了私利而伤害别人，穷人也决不应当诈骗和偷窃富人的东西；（3）对别人的幸福或不幸都应有适当合宜的反应；（4）父母对子女的亲情和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也都应有适当的合宜的表现。
关于责任感，即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斯密认为这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这种责任感应当体现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朋友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等等。
此外，斯密还论证了个人的成功和处世之道，其中同样洋溢着对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所应当追求的道德规范的刻画和重视。包括：一、勤奋好学，谦虚进取。二、真诚，不讲假话。三、广交和善交朋友。四、谈吐得当，拒绝无礼和粗鲁；从不傲慢，恪守礼仪。五、量入为出，谨慎择业。六、少管闲事，凡事比较超脱。七、谨慎，又分为两种：一般的谨慎，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高级的谨慎：伟大将军的谨慎，伟大政治家的谨慎，上层议员的谨慎。他们的谨慎同更为远大和高尚的目标相联系，同英勇、同广泛而又热心的善行，同对于正义准则的尊重结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维持的。
斯密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情操学说的启示
在斯密看来，市场经济与道德情操之所以能够并步而行。
时过境迁，国情不同，但斯密关于市场经济和道德情操的学说还是包含着很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的东西。
第一，斯密论证了市场经济对重商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必然性，也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斯密看来，这两者之所以能够并步而行，相互统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是基于共同的人性，既利己又利他；而合乎人性的经济制度和道德情操必然是有生命力的。
第二，斯密对经济制度和道德伦理评价和取舍的标准，是已经和正在发展中的实践，是新兴的先进阶级和社会力量的愿望和要求，以此为基础，斯密既批判了孟德维尔式的放荡不羁的极端利己主义体系，也批判地继承了信奉“仁慈美德论”的利他主义学说，他所倡导的“合宜美德论”显然更胜一筹。
第三，斯密所界定的各种美德，例如谨慎、宽容、大度、仁慈和正义，以及尊崇道德良心的自我控制等等，尤其是诚信、良心和责任感，至今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这些道德规范，看起来平平常常，似乎没有那么高调，其实真要落到实处，并且变成一种社会普遍尊崇的风尚和规范，还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别的不必说了，如果人人都能凭良心办事，都有责任感，食品不安全事件即使不会绝迹，恐怕也会大为减少了。
晏智杰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1939年生于陕西西安，1957年秋考取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62年秋师从陈岱孙教授攻读研究生，并于1966年初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1985年和1991-1992年曾先后赴美国和德国研修。兼任教育部经济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国外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北京大学国外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中国经济改革、中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专著有《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1987）、《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1996）、《古典经济学》（1998）、《劳动价值学说新探》（2001）、《灯火集——劳动价值学说研究论文集》（2002）等；参与合著教材《政治经济学史》（陈岱孙主编），另有多本合著、编著、译著及论文。

10. 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关系

道德建议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
首先，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
其次，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决定着各种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再次，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道德也必然带有阶级属性。
最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道德的变化。道德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以能动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和引导、规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正是通过对道德的把握，来感受社会关系的脉动，识别社会发展的方向，确定自身生存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并形成自己关于责任和义务的观念，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自觉地扬善抑恶，明辨荣辱，选择高尚，弃绝卑下，保持社会和个人的健康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应当建立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反映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为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服务。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上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经济运行机制，对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有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实要求，也有一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道德价值导向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它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有相通或相似之处。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属性和一般规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它要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市场经济可以和不同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相结合。要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加快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有助于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有序健康地发展。
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的道德进步。但也要看到，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如趋利性、自发性等也会反映到道德生活中来，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现象，这些因素都会干扰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已成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要坚持公民承担社会责任与社会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相一致，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着力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和有力的道义支撑。要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既勇于竞争，又有序竞争；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悬殊；既重经济效益，又重社会效益。要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利益原则，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既要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去获得正当的个人利益，也要大张旗鼓地褒奖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言行，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要正确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对市场经济的价值导向作用，形成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避免市场经济的消极效应，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
所以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而言,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