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出版立法

⑴ 中美关系(追分100)

中美贸易关系正处于敏感阶段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谈中美贸易摩擦

9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华，向中国提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要求；10月，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和商务部长埃文斯先后访问北京，表示了对中美贸易逆差和公平贸易环境的关注；在10月举行的APEC高峰会前，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时，也提及了相关问题。

日前，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来华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本报记者就中美贸易摩擦对她进行了采访。她说，有关中美贸易关系的辩论正在美国展开，这意味着过去两年平静的美中整体关系正在接近一个敏感阶段，而这个阶段将会持续到美国周期性经济复苏之后，持续到明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巴尔舍夫斯基曾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曾是美国的贸易谈判首席代表和贸易政策首要制订者，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入世协议即是在她的任期内达成的。中国人对她的印象是“强硬但令人尊敬”。巴尔舍夫斯基现任威凯平国际律师事物所资深合伙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她做了“美中经济关系：挑战在前”的演讲。参会的一位高层人士说，她的演讲“刺耳却十分中肯”，和其他美国官员相比，中国人更喜欢接受她的意见。而她的老对手、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也当场表示，将会把巴尔舍夫斯基的精彩演讲稿转交给中国领导人。

贸易摩擦会动摇中美关系基础

巴尔舍夫斯基说，在1999年两国达成中国入世协议和其后一年关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辩论之后，到2000年，两国政府事实上已达成一个新的、相当稳定的共识。这一共识是三个因素的总和：对两国关系一旦发生根本性问题将产生的后果，两国政府有清醒的认识；对双边贸易及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成功，两国有强烈的共同利益；在亚洲金融危机、朝核问题、中亚问题等一系列地区性问题上，两国有共同的立场。在这样的共识下，两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带来了美中关系15年来的第一个持久的平静阶段。但在最近几个月里，华盛顿对美中关系的争辩已经再次开始。

巴尔舍夫斯基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的辩论相比，这些摩擦并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关系的核心，而一直集中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但是，其重要性不应被低估。短期内，这种辩论可能波及到政治领域；长期来看，这一辩论涉及的是处在中美关系中心位置的经济问题。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美贸易问题颇似当年日美贸易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指责日本只重商业利益，逼日元升值，最终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巴尔舍夫斯基对这两场辩论做了对比，她说，美日关系的脆弱之处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这一点总会对涉及经济的国会决定和行政部门的政策，发挥抑制性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国。虽然两国在有共同基础的问题上可以密切合作，但两国的安全关系颇为复杂，有时候容易波动。在此情况下，经济对美中两国关系整体稳定的影响，远比经济对美日关系的影响要大得多。

中国已成为了美国国会以及下届总统竞选进行贸易政策辩论的中心议题。一项有7位参议员提出的议案，要求除非中国同意人民币汇率浮动，否则将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还有人提议，要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另外，也有人要求根据贸易法对中国的货币措施进行调查。巴尔舍夫斯基表示，这些提议很少能变成法律，但是立法建议的提出，是国会意见和广泛的美国社会意见的指示剂，而且是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的一种强有力方法。

上月，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孟克文在北京指出，美国商界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普遍支持加强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在中小企业的压力下，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立场正在和其他传统上反对与中国深化经贸往来的团体靠拢，而大型企业此时却又因为不满中国开放市场的进度而不愿为中国说话。“如果国会现在召开一次听证会，要找一些企业举证指责中国，很多人会愿意出面，但是如果要一些大企业来为中国说话却不容易，他们现在都袖手旁观。”

美国加大指责火力的背后

美国抨击中国的背景是：美国经济衰退已持续3年。2001年和2002年，美国就业率降低，标志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持续两年的减弱。如果今年的就业率继续降低，将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首次。这些岗位流失的大部分，发生在制造业。美国报纸充斥着关于工厂倒闭、市长忧心重重、白领失业、家庭焦急、贸易竞争以及潜在的经济长期低迷的报道。

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人惊叹。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中，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从620亿美元跃至1250亿美元，2003年可能会达到1600亿美元。按照美国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02年达到了1030亿美元，2003年可能超多过1300亿美元。

巴尔舍夫斯基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长不仅迅速，而且集中在经济中最容易注意到的部分，即美国人在当地市场上、在壁橱里、在厨房和办公桌上看到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商品铺天盖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日前对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提出建议，“中国愿意进一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但我们也希望美国减少或者取消对中国出口的限制。”对此，巴尔舍夫斯基表示，美国认为即使开放高技术领域，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因为美国计算过，这样做只能增加3％的对华出口。另外，很多美国政客还担心中国将高技术产品用于军事用途，这样政客们将受到巨大的压力。他们不愿为此承担风险，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最高追求就是“重新当选”。

面对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巴尔舍夫斯基表示，“我不认为人民币浮动汇率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她说，当美国民众对两国贸易状况不满时，就会找一个最明显且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人民币汇率就承担了所有的不满，这一点，其实很多美国人心里都清楚。

为中国想对策

巴尔舍夫斯基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被视为已认识到全球不平衡所导致的问题，并愿意对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中国将会被越来越广泛地认为是造成问题的原因，真正成为美国经济疲软的“替罪羊”，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甚至会动摇两国的战略关系。

这位美国前贸易代表专门为中国提出了如下化解压力的建议。首先，全面执行在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WTO承诺。她认为全面履行WTO承诺至关重要，特别是加速执行某些承诺，尤其在服务业领域，是对缓和紧张形势有助的方法。其次，巴尔舍夫斯基表示，如果能把人民币和美元在更高的汇率上重新挂钩，或者采用一个更宽的汇率波动区间，自然会大大减缓压力。但是，中国必须伴之以银行业的改革，否则将对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造成伤害。第三，中国可以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政策。

此外，她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选择，包括允许外国人更容易购买中国公司的证券，继续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长期财政债券，允许中国人携带更多的钱到海外，允许公司保留从国际销售获得的外汇，鼓励中国企业对在美国的生产性资产进行投资等。她认为，采取这几项或其中的一项会创造一种氛围，即让美国人看到，中国正在采取合作的态度解决问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缓和这场辩论，有助于确保中国不背上是一个只重商业利益而缺乏责任的经济强国的名声。

最后，她认为，中美两国正处在双边关系的敏感点上，虽还不是危机时刻，但困难和麻烦正在不断增加。

⑵ 中美法律差异

第 一，法律渊源不同，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 法规以及本车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结构不同，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饮食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 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而发燕尾 服起来的。

第三，法官的权限不同，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 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 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2)中美出版立法扩展阅读：

法的特征：法律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但统治阶级意志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为法，由统治阶级的国家制定或认可，才能成为法。

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之所以采取国家形态是为了取得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

一切行为规则、社会规范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法所具有的强制性是最强的――即不执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不执行――轻者剥夺权利、重者剥夺生命；国家强制力的物质形态：即一系列的国家执法组织：法院、检察院、监狱、军队、警察等保证实施。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法律

⑶ 8月9日的重大事件

公元前48年——格涅乌斯庞培和凯撒之间著名的法萨卢决战开始。
378年——罗马帝国军队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被反叛的西哥特人击败，其东部皇 帝瓦伦斯战死。
681年——保加利亚建国。
1173年——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破土动工。 1615年——法国爆发第二次内战。
1792年——法国人民推翻君主统治。
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发行。
1897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召开。
1898年——西班牙接受美国提出的和平条件。
1900年——唐才常“讨贼勤王”失败。
1901年——俄克拉荷马移民获得大批印第安人土地。
1919年——中国试制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 1919年——英国同意确保波斯主权军队。
1930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上海成立。
1931年——土族废除土司制度。
1936年——沈从文的《边城》出版。
1938年——晋绥边区形成。
1942年——英国人逮捕甘地。
1945年——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原子弹。
1945年——苏联出兵毁灭性打击日本关东军。
1953年——25岁的吴传玉获国际青年联欢节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仰泳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955年——在北京市郊区青年团员杨华、庞淑英等5人的联名倡议下，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成立，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大批青年志愿者到“北大荒”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先河。
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冀鲁豫农村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
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 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署《和平友好合作条约》。
1974年——福特就任美国第38任总统。
1975年——T恤衫开始流行。
1978年——中国与利比亚建交。
1984年——中英续开香港问题会谈。
1989年——海部俊树出任日本总理大臣。
1996年——叶利钦总统宣誓就职。
1999年——科技部宣布中国开始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奖项个人奖金为500万元人民币，其中50万元属获奖者个人所得，450万元由获奖者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
2001年——中国首次利用机器人进行远程脑外科手术。
2007年——热带风暴帕布蝴蝶 福建沿海各地普遍降雨。
2008年——00:05分奥运圣火由李宁正式点燃。
2008年——奥运会首日，中国代表团陈燮霞为祖国争得了奥运会首金。
2009年——切尔西点球战胜曼联，第三次获得社区盾杯。比分为2:2（4:1）
2010年——美国前临时参议长特德·史蒂文斯史蒂文斯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史蒂文斯在二战期间曾作为“飞虎队”成员来华助战。在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和临时参议长期间，史蒂文斯也为促进中美立法机构交流和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010年—— 朝鲜向朝韩海上边界发射百余发炮弹。
2013年——菲律宾男篮亚锦赛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男篮以78比96惨败给中华台北男篮，无缘4强，中国男篮一队自1975年首次参加亚锦赛以来38年的历史最差战绩。

⑷ 徐向华的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
《地方性法规法律责任的设定-上海市地方性法规的解析》（著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课题）
主编，执笔约15万字，法律出版社2007年2月版
《新时期中国立法反思》 主编，执笔约2万字， 学林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观念与行为-宪政意识与普法宣传教育研究》（著作，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主编，执笔约10万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6月版
《中国立法关系论》（著作） 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立法学原理》（著作） 副主编，执笔约10万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2月版
《国家监督论》（著作） 合著，执笔约12万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论文文章
《倍率式罚款的特定基数与乘数倍率之实证研究》 《中国法学》07年第10期
《践行教育改革探索 培养一流法律人才》 《解放日报》2007年9月27日第15版
《立法应“宜粗不宜细”吗》 《解放日报》2007年7月23日第13版
《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 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 《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执法视角下的法律责任设定-上海市地方性法规法律责任执法情况实证研究》《法学》2006年第12期
《论立法多数决制-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法学》2005年第12期
《预算法律制度》（序）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8月版
《我国法制宣传教育的重构与创新-以宪政教育为核心》 《上海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
《我国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培育机制实证研究》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重构依法行政意识的培育机制》 《党政论坛》2004年第3期
《浅论宪政教育与法治精神的培育》 《上海法治报》2003年12月3日
《论我国立法程序的完善》 《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美国国会的游说及其规制》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2月版
《论立法委托表决》 《法学》2002年第11期
（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全文转载）
《论立法公开表决制度的完善》 《宪治征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坚定而理性地推进法治》 《法苑》2002年第4期
《透明度原则和立法记录的公开》 《上海法治报》2002年1月28日
《论我国立法多数决制度的完善》 《上海人大》2002年第1期
《离婚损害赔偿应重视可实现性》 《上海法治报》2001年2月12日
《我国<立法法>的成功和不足》 《法学》2000年第6期
（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0年第9期全文转载）
《实质性启动违宪、违法立法审查和纠正制度》 《上海法治报》2000年6月23日
《立法民主和法制统一的实现》 《上海法治报》2000年6月2日
《推进过程的公开性，保障人民直接参与立法》 《上海法治报》2000年5月19日
《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权限明晰化》 《上海法治报》2000年4月28日
《中国立法权限的法制化》 《上海法治报》2000年4月14日
《论初级阶段立法效率和公正价值之间的关系》 《上海人大》1999年第6期
《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法的效率和公正价值之间的关系》
《民主法制与人大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论立法的效率和公正的价值取向》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超市防范应有章可循》 《文汇报》1999年1月21日
《论法律和道德的作用关系》 《政治和法律》1997年第5期
《论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 《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
（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1997年第12期全文转载）
《走切合中国实际的法治之路》 《法制日报》1997年10月25日
（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1997年第11期全文转载）
《非行政在编科研机构在法学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政法高教研究》1996年第2—3期合刊
《立法技术研究的新台阶》 《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5期
（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出版工作图书评介》1995年第12期全文转载）
《论我国期货市场的理性培育和发展》 《财经研究》1994年第5期
（《新华文摘》总第187期/1994年第7期摘要）
《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立法》 《法学》1994年第4期
《论我国规范性法律文件条标的增设》 《政治与法律》1994年第4期
《中美法学教育比较有感》 《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
《美国期货市场法律监管的最高权力机关》 《当代法学》1994年第2期
《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立法观念转变》 《司法研究》1994年第2期
《一个致力于消除州际法律冲突的民间实体》 《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
《修宪-1993年中国热点》 《留学生杂志》1993年第6期
《哪个再来扮演上帝》 《法制瞭望》1993年第4期
《关于法律附则制作技术的几个问题》 《中国法学》1993年第3期
《简论法学教育的市场化走向》 《政法高教研究》1993年第1期
《论美国立法价值及方式的发展》 《华政复校十周年论文集》1992年版
《制衡天平的倾斜：联邦“优先”立法的急骤膨胀》 《法学》1992年第10期
《也谈“超前立法”》 《法学》1991年第5期
《我国地方立法十年评述》 《十年法制论丛》法律出版社1991年8月版
《我国地方立法及其研究十年评述》 《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
《国家监督的实行方式》 《政治与法律》1990年第4期
《优化地方立法的宪法监督》 《法制日报》1989年2月27日
《试论立法的现代化》 《法制建设》1988年第6期
《为外向型经济提供法律环境》 《上海法制报》1988年2月29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法和宪法观》 《法学》1987年第12期
《对提高地方人大常委会议政能力的思考》 《法学》1987年第4期
《论消除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行政痕迹》 《法学》1986年第10期
《对制订<地方性法规草案和行政规章制定程序的规定>的几点建议》《法学评论》1986年第6期
《市联席办基层组参与化解社会突出矛盾的成效分析和启示》（未公开发表） 2006年10月
《关于试行“信访终结制”的专题研究报告》（未公开发表） 2006年8月

⑸ 论中美行政制度的异同

由于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法律制度，因而两国有关行政决定执行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在中国，行政决定的执行有两种含义：一种较宽，包括监督；违法行为的调查；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以及行政强制执行。另一种较窄，仅指行政强制执行，即政府采取措施迫使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在美国，行政决定的执行涉及对行政机构规则或命令履行的监督与调查，以及解决履行争议的非正式裁决或正式的行政与司法程序。

在美国的行政法领域，当履行行政规则或决定有争议时，行政机构具有最初的执行权。行政执行的法律包括那些被认为是执行前活动的法律──即规范监督行政决定履行，提交表格和报告，检查和调查，以及和这些活动相联系的强制程序（传票）的法律；行政执行的法律也包括行政机构为确保行政规则或决定履行而采用的程序规范──非正式的解决程序和协定，请愿程序，在行政机构内进行的听证和上诉以及行政机构可能给予的制裁；最后，行政执行的法律还包含了规范民事或刑事法庭以及对不履行行政规则或命令而予以司法制裁的法律。在后两部分行政执行法律中，隐含着一系列的问题，涉及行政机构的执行权在何处终止，法院的执行权从何处开始。在行政执行的许多方面，行政机构的权力与法院的权力有相当程度的交叉。

在中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通常被定义为：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决定中所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3）。

与美国的行政执行相比，这一概念较窄，它是法律执行的最后一个阶段，而不包含执行的其他阶段，如调查、协调和行政处罚等。

中国已经开始依法治国的巨大变革。法律改革的实质内容之一是规范政府，这也是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所在。虽然行政法改革自身有许多内容，并且改革尚处在建立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和规范行政的其他法律的早期阶段，但中国行政法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如何建立一种行政秩序来确保行政决定的执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系和机制仍然零散和不完整。对行政执行没有系统的做法，也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规则和程序来规范各类行政决定的执行。由于美国的行政法较为发达，并且在行政执行方面行政机构和法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此，对中美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比较，吸收各自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

（一）中国行政执行概述

中国目前的行政执行制度是在近20年中逐步形成的。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确立以及法律的制定成为改革的中心目标。随着法治观念的普及，尤其是法律的不断制定，行政执行制度和程序的缺乏已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的确，法律不能得到忠实的执行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目前，行政执行，尤其是行政强制执行状况可归纳如下：

1.行政决定的执行

一般来说，在中国行政决定的执行包含三个阶段：行政监督、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执行的第一阶段是行政监督。在这一阶段，行政机关对受规范的相对人的活动进行一般检查。如果行政机关从有关的信息中得知某相对人违法，将进行具体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违法确实发生，则进入行政处罚阶段。（4）行政处罚的主要目的在于对违法的当事人予以制裁。行政处罚既可以制裁违法者，也可以遏制违法。行政执行的最后阶段是行政强制执行，目标在于确保法定义务的完全履行。与行政处罚相比，行政强制执行主要关注法定义务的履行，而不是对违法者予以制裁。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行政强制执行通常是行政执行的最后阶段，但有时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也可同时进行。

2.行政强制执行立法

在中国，目前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这部分规定比较具体，并直接服务于实际需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37条的规定。（5）另一部分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比较抽象，可适用于一般需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7）。总的来说，虽然法律规定了行政强制执行，但已有的规定并没有达到改革的目标。有些规定非常原则，难于执行。此外，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包含在现行的规定中，如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

3.行政强制执行的中国模式

概括地说，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为补充”（8）。因此，人民法院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主体，大多数行政强制执行权被赋予人民法院，一小部分被赋予行政机关。在实践中，这一模式运作不理想，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人民法院进行强制执行的范围和程序不明确，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不充分，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任务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准备（9）。

4.行政强制执行的案件情况

近年来，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案件迅速增长，尤其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统计数据指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数已超过当年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数。人民法院面临许多压力，行政机关也常常为其行政决定得不到法院的及时执行而头疼。

5.中国行政强制执行面临的问题

目前，中国正在着手建立一套完备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对中国来说，行政强制执行机制应建立在公正和效率的基础上，并努力在公正和效率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为此，以下几个问题必须予以考虑：第一，哪些国家机关有权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第二，哪些国家机关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第三，行政执行包含哪些内容？第四，行政强制执行应当遵循哪些程序？（10）

（二）美国行政执行概述

对美国行政执行的简短概述需要从美国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开始。首先，美国的体制是联邦制。这里我们将主要描述联邦政府的行政执行原理。同时要理解的是除了联邦政府的行政执行制度外，50个州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各有自己的行政执行制度。美国联邦宪法的最高效力条款（11）使得在联邦、州以及地方的行政执行规则相冲突时，联邦法律具有最高效力，并且国家立法机关可以并经常就某些行政领域制定统一的行政执行要求。然而，通常是各州和比较大的地方政府建立他的自己的行政执行制度，作为联邦行政执行的补充。此外，在某些行政领域，尤其是在健康和安全领域，行政执行权为联邦和州政府所共享。最后，有一些行政领域，如土地使用规则，其执行责任完全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

第二，权力分离原则使得联邦政府的行政执行机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国家，包括大陆法系国家。与议会制以及世界其他的宪政模式不同，美国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在行政执行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美国，政府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践上都区别于总统。总统除了任命国会所设置的机构的官员以及要求这些官员以书面形式汇报在其责任范围内的事务外，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不受总统的直接影响。[10]相反，总统被赋予行政权并“负责”法律的“忠实履行”（12）。虽然行政官员，包括总统在内，在行政管理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权力分立确保行政机构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总统的意愿。同时，一系列的外部控制可以确保行政机构自身不侵犯三权分立原则。由于行政机构经常同时具有国家政府的三种职能──制定规则；执行规则；裁决有关这些规则的争议──因此，要使行政机构在制定和执行规则时遵循有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有对行政机构决定可进行司法复审的机制的存在以提供法律控制，从而保证三权分立原则不被侵犯。

从某种程度上说，行政执行是政府的基本使命。影响公民行为的政府权力很大程度来源于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以确保政府规则的履行。因此，在实质上，政府的每一项职能都包含了行政执行。行政执行的手段包括罚款、监禁、禁止令、中止和终结令、福利的中止和许可的撤销等。行政执行的方法和程序有相当的差别，例如，取决于所履行的刑事职能，福利的管理，许可或规范项目。

因此，行政执行的内容随着政府职能的不同而变化。由于美国行政执行的原型被称为“命令和控制”规则，并且这一模式典型包含了美国行政执行的许多共同特征，因此，本文将用命令与控制项目模式作为行政执行的一个范例。

在美国，行政执行活动传统上被认为包含监督和调查阶段，以及对违法的指控。因此，行政执行包含了要求提交报告和审计，监督、检查和搜查，以及采取措施指控、制裁违法者和对行政执行决定进行司法复审。一般来说，行政执行是由制定被执行的规则和决定的行政机构来发动，而不是由专门的执行机构或法院来发动。此外，行政机构发动执行正日益被这样一种趋势取代，即在没有司法官员干预的情况下，由行政机构和当事人谈判，协商解决条款和条件，以保证行政规则和决定的执行。

在执行前，行政机构通常有几种执行选择。最基本的问题是行政机构要决定是否执行它自己的规则和决定。通常，行政机构被赋予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执行。仅在极少的情况下，如果行政机构放弃执行它的规则或命令，则当事人以外的人可以依法通过法院要求行政执行。因此，行政执行的决定要仔细考虑。一旦一个行政机构决定采取行政执行，可有几种选择，包括是否发动行政机构自己的行政执行程序，或通过法院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来寻求执行。此外，行政机构还有权同时发动行政机构的执行程序和司法执行程序，（13）如果在行政机构执行的同时发动诉讼，那么这种诉讼很可能是一个刑事指控。这是因为民事诉讼所能提供的救济很可能相同或类似于行政机构执行自身提供的补救。行政机构可以制定政策来决定执行的选择，例如建议哪种选择──行政机构自己的执行，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适合于哪些具体的情况。

一个典型的行政机构自执行案要经过三个左右的执行阶段。第一，行政机构将收集信息，了解违反行政规则或决定的行为是否发生。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当事人自动提交的表格或报告，或通过自我监督程序，或可能是行政机构检查的结果。第二，如果发现违法，行政机构将把案件带入执行阶段。这一阶段涉及听证前的程序，包括双方交换意见和材料以及听证前的解决会议。最后，如果违法者没有解决它与行政机构的争议，某些正式的行政

裁决程序将会启动，接着可能是行政机构执行决定的司法复审。这样，行政执行情况的巨大差异以及违法程度的不同趋向使行政机构的执行程序成为一种公开的和相对的不正式的程序，这种程序鼓励争议双方尽力采取非正式协调解决问题。如果不履行争议协调解决不成，正式执行程序将会启动。受影响当事人经过的执行阶段越多，正式程序或辩论性程序启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美国行政执行初始阶段，涉及信息的获取，即行政机构的规则和决定是否得到履行。由于没有这些信息，行政机构无法完成它的任务，因此赋予了行政机构一系列收集信息的手段。广泛地说，行政机构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搜查、扣押、传票和提交表格和报告来获取信息。在整体上，行政执行的调查阶段没有为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所覆盖，（14）但可以为其他法律授权。因此，调查权并不包含在行政机构的一般权力之中。调查权一被授予，调查的安排和手段通常适用于非正式的和简易程序。

在美国，虽然检查是行政机构最广泛可见的调查手段，它也可能在没有听证的情况下，作为行政机构原始决定的基础。例如，农产品可以根据检查人员对有关产品的检查而进行分等和分类。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认可这类程序，在这类程序中，行政机构的决定仅建立在检查的基础上，而排除通常的裁决式听证的要求。（15）

为执行目的而进行的检查或搜查必须由法律授权，行政机构通常可获得这种授权。在调查阶段中，调查手段的运用既可作为发现不履行行政规则和决定行为的手段，又可确保当事人的履行。尤其当检查被用来决定当事人不履行行政规则或决定时，美国宪法（16）要求行政机构在进入受规范的公司进行检查前，要事先得到司法批准。虽然最高法院最初认为宪法第4条修正案不适用于行政搜查，因为这种搜查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刑事犯罪活动，（17）但是后来法院改变了观点，认为第4条修正案和它的搜查令要求应用于居所和商业场所行政搜查。（18）然而，与刑法执行中要求在签发搜查证以前要有个人违法嫌疑相反，法院决定可以因为中立的原因而签发行政搜查令，例如，自上次检查以来隔一段时期的再检查，或者是随机检查（19）。

在本世纪70年代，法院也开始认可对普通规范的企业的行政搜查，行政搜查令是不必需的。虽然关于什么样的工业可以被定性为受“普通”地、“程度较高”地、“密切”地规范尚有争议，但许多长期被规范的工业，如酒精、鞭炮，以及近代服从于全面规范的工业均受制于这一规则，（20）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要求检查或搜查要服务于重要的政府利益，并且要依法在搜查前通知受影响的当事人。（21）这样，检查的可预先性取代了搜查令。

通常，行政机构也被授权来要求选民提供表格和报告。这样，行政机构可以依法或依据依法所制定的规则来要求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当事人定期提交报告，或保持纪录并在行政机构要求时提供。一般来说，如果受影响的当事人不能提供这种报告或表格，他会受到罚款或其他制裁。唯有当在报告中所要获取的信息专用于对当事人的刑事指控时，美国宪法认可不提交该类报告是一种特权。（22）但联邦行政机构在采用要求报告手段前，必须寻求总统行政与预算办公室的批准。根据1980年的《公文减轻法》，（23）行政与预算办公室被授权或者要求寻求报告的行政机构与其他行政机构协调其报告要求，或者认为行政机构的提议“对行政机构职能的履行，包括该信息是否有实践功用是不必要的。”（24）

在调查中，行政机构通常可以采用强制程序，或传票来支持一个在行政听证过程中的调查。传票或者要求当事人出庭作证；或者提交材料，一般为书面材料。在某些情况下，受影响的当事人可能有动力来提供所要求的信息。例如当申请许可或其他政府福利时，当事人必须提供信息以作为获得许可或福利的条件。然而，如果当事人拒绝服从调查传票，行政机构通常要求寻求司法执行。法院会维持行政机构依法定授权所采取的行为。法院也会决定调查的主体与法定目的是否相关，行政机构的要求是否太模糊或麻烦，以及要求提供的信息是否受法律保护。（25）由于受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对法院执行行政机构传票的决定提起上诉，这种类型的司法程序可能会延迟正在进行的行政机构的执行。

最后，自我监督和自我审计也给行政机构提供了履行其决定的有关情况。从受规范公司的角度来看，自我审计对公司有益。对公司来说，对行政规则履行的自我监督比面对或保护自己免受行政或司法执行的代价要低。同时，自我监督可使受规范的公司来预测其是否达到了它所受制的规范项目的目标。免于行政机构执行的最好保障是避免违法。只要公司对其守法情况了如指掌，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为了有效地自我监督，受规范的公司必须有一套机制来建立和保持常规记录或者对行政规则的履行情况进行复审。此外，公司必须训练有关人员来负责监督履行。最后，一个成功的自我审计政策应该包括如何改正在审计中发现的错误的有关规定。

二、中美行政执行观点比较考定

虽然独立委员会，以及行政机构，必须服从公文减轻法，但是如果委员会采用公开投票的方式，他可以对行政和预算管理局的不批准行为表示反对。

在简单回顾了两国的行政执行制度与现状后，下面将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中美行政执行的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的改革需要。

（一）哪些国家机关有权设定行政强制执行？

在美国，具体的行政机构设置法通常规定了行政执行的内容和手段。联邦行政程序法没有直接涉及执行问题，但规定“除非法律授权，行政机构不得签发、制定调查命令，并予以执行。”（26）这样，在美国，与执行程序和制裁一样，调查必须有法律授权。联邦行政程序法没有规定行政执行权。这种状况的形成很大程度是源于行政执行活动比较宽泛，在不同情况下，所要求的执行政策、策略和手段不同，此外，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新的行政执行制度是在本世纪70年代后在大多数规范项目中实质确立的，远在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后。

此外在美国，实际的行政执行体制可能是立法与行政机构规则相结合的产物。通常，行政机构）设置法只广泛设定行政机构执行的长远目标和具体目标，而具体执行的内容及程序则由行政机构来制定。

在中国，目前法律没有规定哪些国家机关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执行。一种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应由法律设定，特别情况除外。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同样按照这一观点，部委规章和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政府规章也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27）这种观点的基础是行政强制执行是法律执行的最后阶段，其潜在的制裁十分严厉。行政强制执行可能会导致对相对人的伤害，因此，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需慎重考虑。

毫无疑问，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设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力也应赋予地方当局。由于地方性法规覆盖大量地方事务，地方当局同样需要强制执行。在这一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此外，无论行政强制执行权如何分配，行政法规应当经法律授权后才能制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和程序。

将美国与中国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区别：第一，在美国存在两套设置系统，联邦和州都可以设置行政强制执行，这是由美国的联邦体制所决定的。而在中国，仅存在统一的设置体系。第二，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都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立法中设定行政强制执行，但在中国，仅中央和省一级地方政府有权设定行政强制执行，而且主要属于中央政府。第三，在美国，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权被赋予各级立法机关。除非法律授权，行政机构不得自行强制执行，而在中国，除法律设定强制执行外，行政法规也在设定行政强制执行。

（二）哪些国家机关实施行政执行？

在美国，行政机构决定的执行首先是行政机构的责任。根据行政机构设置法，行政机构可以有几种执行选择，包括在法院发动民事或刑事程序。然而，行政执行的决定最初由行政机构官员作出，而不是由法官或其他政府官员作出。

关于实施行政执行的主体制度，中国和美国在某些方面相同，而在另一些方面不同。相同的是行政机构和法院都有权力来执行行政决定，并且行政机构有多种执行选择。其区别在于，首先，在美国，行政机构可以发动行政程序来实施行政执行，但当当事人不服从行政机构的执行命令时，行政机构无权强迫当事人服从。相反，行政机构必须起诉和寻求司法执行。法院是强制执行的最后主体。但在中国，虽然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有些行政机关也可依法进行最后的强制执行。其次，在美国，法院参与行政执行的程度较高，尤其是强制执行。在中国，法院仅参与行政执行的最后阶段。

目前，中国正在研究如何完善行政执行的主体制度。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宜由法院负责强制执行。这种观点着眼于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第二种观点主张行政强制执行权宜授予行政机关。在中国，这一观点，比较盛行，因为这一模式

可使得行政机关有效地进行行政强制执行，并可以减轻法院的负担。第三种观点建议维持目前的执行主体体制，但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合理配置。根据美国的经验，法院应该成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最后主体，但行政机关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执行选择，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应更好地设置。

（三）行政执行的内容

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行政机构可以从一系列的执行手段中进行选择。取决于不同的行政机构，他们可以选择几种形式的制裁──行政命令（像中止或终结违法行为的命令，或暂停从事违法行为的受规范公司的许可证或营业执照），行政罚款或其他制裁，以及个别协调解决。此外，行政机构通常可以在法院寻求民事救济，包括禁止令，也包括罚金和其他制裁，行政机构也可以进行刑事指控。

一旦行政机构对当事人课以执行制裁，按行政机构决定司法复审的一般理论和术语，当事人也可以申请对该执行决定进行司法复审。具体地说，行政机构的执行决定可能会基于行政机构对事实的错误理解、对法律的误用、以及对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如罚款的数量）而受到挑战。

在中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行阶段也有几种选择，如给予行政处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直接强制执行。有许多具体的行政强制手段为法律、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所确立，如强制扣缴。（28）这些强制手段可以分成两类：间接强制手段和直接强制手段。间接强制手段包括代履行和滞纳金等，而直接强制手段包括一系列的直接强制方法，像行政强制拘留。和美国一样，对所有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在行政执行的手段上，中美两国有着重大的区别。在美国，行政机构可以寻求民事救济或刑事指控，也可以启动行政机构的执行程序。而在中国，行政机关主要依赖于行政程序，如果在行政程序后当事人仍不履行他们的义务，行政机关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自己强制执行。这里不存在民事救济。此外，除非在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刑事指控也不常用于行政强制执行。

（四）应遵循什么样的程序？

在美国，许多联邦行政机构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内部规则和程序来指导行政执行。这类规则和程序主要涉及行政执行的非正式阶段，例如要求当事人提交的表格和报告，或涉及争议的协调解决。这类内部机构规则不需服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则制定要求。然而，这类规则一旦被制定，行政机构必须遵循，直到它被改变。

如果一个执行争议不能被解决，一个正式的裁决式的听证程序可能被要求。根据机构设置法的语言而定。如果是一个有记录的听证要求，（29）则要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正式听证条款，以及为行政机构设置法所规定的条款。根据相同的行政机构决定司法复审的观点和标准，可以对行政机构的执行决定提起司法复审。（30）

在中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很不完善。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中。但是这些规定既不完整也不具体。因此行政机关在行政执行程序方面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至于法院的行政执行程序，法律规定比较含糊。关于法院是否要对行政强制执行决定进行实质性审查的争论至今没有解决。在一定意义上，法院在执行程序方面也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

关于行政执行程序，中美两国也有许多差异：第一，在美国，民事和刑事司法程序可作为行政执行的选择，取决于行政机构的权力。此外，如果行政机构申请法院执行其行政执行的命令，法院通常应用相对简单的程序。在中国，法院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比较特殊，不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第二，美国在行政执行中协商解决的程序选择非常特殊，这一程序可用比较小的代价解决执行问题。而在中国没有这类执行程序。

三、美国行政执行的实例：环境保护法的执行

（一）引言

任何规范项目执行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确保被规范者的自觉履行。由于减轻污染的经济代价很大，所以许多污染者有很大的动力来避免，至少是延迟“受到清算的日子”，也就是他们必须服从需适用的污染控制要求的那一天。因此，美国联邦环境法包含了非常有力的执行条款，由美国联邦环保总署负责执行。

美国联邦环保总署对环境法的执行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环保总署必须收集证据，决定违法是否发生。在第二阶段：环保总署必须决定采取执行行为。如果采取行动，它将决定运用哪一种执行手段。由于执行费时而且费用昂贵，因此，联邦环保总署装备了一个执行的“武器库”（多种执行手段）。这些“武器”的有效使用要求环保总署在每一个案件中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最好的执行手段（包括决定不采用任何执行手段）。

（二）调查违法

决定被规范的企业是否守法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容易。通常工业设施要服从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对污染物排放的限定。如果被规范的主体数量大而且有很大差异，那么对这些主体是否服从这些限定的监督和测量可能会非常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有效的环境执行主要依赖于自我监督和自我报告，即把它作为一种发现违法的手段。因此，现行大量的环境法授权联邦环保总署要求受规范者承担监督、保持记录和报告的义务，由于依赖于受规范者自我报告其违法有明显的缺陷，因此，法律通常也授权环保总署进行实地检查和签发提供信息的传票。从技术上说，这种强制获得信息的手段是在没有法院介入的情况下采取的。受规范的企业认为：从长远来看，服从环保总署提供信息的要求，与其保持一种和谐的工作关系对企业有益。因此，环保总署的大多数检查都是提前安排，以保证企业的关键人员到场，环保总署要求的信息很少或不会受到抵制。在那些可能最终导致刑事制裁的案件中，这些自愿的安排将为环保总署或联邦调查所取代。这些检查将根据有关的搜查令进行，并且这种诉讼程序要由司法部提起，大陪审团裁决。

（

⑹ 中美两国外观设计专利制度比较，有什么不同

中美两国的外观设计法都具有“不独立性”，即没有单独立法，而只是专利法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两国的法制传统、司法理念和历史背景不同，两国外观设计专利制度也有很多区别。中国对外观设计的有关规定见于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美国对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保护，主要规定在专利法中，在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中也有所涉及。
中国专利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美国专利法》第171条规定：就产品而发明的任何新的、原创性的和装饰性的外观设计，其发明者可依据本法的规定和要求获得专利。
两国法律中外观设计的定义均针对产品，但是何谓产品，两国的解释是不同的。中国专利法第一章第二条所说的外观设计产品是指一个不能分割的、完整的产品，该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不能单独出售或使用；
而在美国，尽管法条上使用了“产品”的字眼，但是《美国专利法》第171条只是要求“任何新的、原创性的和装饰性的外观设计”须使用于特定的产品上，但并未规定该外观设计必须为完整的产品。具体而言，美国外观设计所保护的是对工业品所作的装饰性的设计，而非工业品本身。
中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的不同在于：在美国可以申请“部分外观设计”，但是保护时，其一定会延伸到某些具体的完整的产品上；而在中国，申请保护的和授权之后受到保护的外观设计都涉及一个完整的产品。
中美两国外观设计专利审查的本质区别在于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需要进行实质审查，而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仅进行初审。因此，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的质量和稳定性要高于中国外观设计专利，但中国外观设计的审查周期相对较短。

⑺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现状

中美知识产权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立法水平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知识产权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贡献上。

但中国正在飞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与日俱增，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最终体现在知识产权实力的竞争上，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将是常态的，是一场没有休止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正在从传统的双边走向双边和多边共用。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最早发生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4月，美国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国家，将被美国列入“观察国家”或“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一般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将遭到美国的贸易报复，这就是美国的301条款。美国利用301条款，自1989年至2005年，六次将中国列入“观察国家”或“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三次公布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将双方拉到贸易战的边缘。

美国同时利用《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337条款，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实施出口禁止，近几年每年都有数十起案件发生，2008年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件达十几起，案件增长幅度非常大，中国每年因此出口减少几百亿美元。

337条款已成为美国重要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壁垒，美国的337条款严重违反了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中美之间双边知识产权争端的解决方式，还体现在美国利用多层次的双边对话机制，对中国施加压力。可以说2005年以前，中国在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一贯处于应付和被动的地位，并且双方争端的解决都是双边的。

但自2005年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环境方面，都有了极大改进，而且逐步从一贯的被动中，逐步表现出主动出击和应战势头，2008年4月通过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正在走向知识产权立国的里程碑。

近年来，中国积极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年度行动计划，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大力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积极为权利人提供服务，努力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教育，这些手段和措施，都将使中国在知识产权争端中由被动变主动，美国的双边手段不再那么有效，美国也不能再那么强盗和蛮横，只能联合其他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⑻ 求中美建交的历史事件！

建交三原则：
断交。美国和台湾必须断交，只能是民间的交往。
废约。美国和台湾废除1954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
撤军。美国必须撤出在台湾的驻军。

上海公报 <中美联合公报> 1972年2月28日

公报双方准备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双方同意一个中国原则。提出建交原则。准备恢复双边贸易关系。

建交公报 1979年12月16日
双方建交

八一七公报

1978年12月16日建交公报。随后1979年1月26日提出美台关系立法调整法案，3月底通过，就是《与台湾关系法》。
由此，中美就出口台湾武器问题展开长期会谈。81年里根政府上台正式准备出售台湾武器。81年10月坎昆南北会谈，随后82年8月17日817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重申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原则，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争取和平统一中国。美国重申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之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

但八一七公报通过后2天美国政府决定延长F-5E的生产线，并向台湾出售60架F-5E，83年又出售60架F-104。

87年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两项修正案。

⑼ 中美正式建交是在1978.7.1还是1979.1.1

历史的转折——中美正式建交

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并不平坦。直到1978年5月，卡特政府才最后下决心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

1977年初，美国总统卡特执政后，曾于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分别派国务卿万斯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万斯访华时，美国政府尚未对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下最后决心。布热津斯基访华时，卡特政府已决定先与中国建交，再以优势地位与苏联谈判，谋求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布热津斯基访华时表示，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在第一届任期结束前，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还表示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同台湾当局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但希望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布热津斯基宣布美国已授权其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

中国方面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信息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双方于1978年7月初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台湾问题是谈判的关键问题，美国方面同意按照中方要求，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双方还同意，关于美国授台武器问题，在建交之后继续谈。

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在这些协议的基础上，双方于1978年12月16日晚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在这次谈判中，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表明，尽管中美达成建交协议，美国却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就签署了由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是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给中美两国随后在两国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留下了隐患。

⑽ 中美是怎么解决地区法和州际法冲突的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为实现我国“一国两制”的构想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依此构想，港澳回归，台湾与大陆统一后，中国将出现“一国两制四法”的格局。 在此格局下的区际法律冲突将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点，因此解决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不能照搬外国解决国内区际法律冲突的做法。但是在我国无现存历史经验的 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借鉴外国的作法，将对顺利解决我国的这一日益突出和迫切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大有裨益。
（一）解决州际法律冲突的途径
从冲突法途径上看，美国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不对区际私法和国际私法作严格区别，各州法院解决州际法律冲突与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规范基本相同。当然在解决 州际法律冲突时，宪法中的一些限制性条款是必须遵守的，但是美国冲突法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基本规则同时适用于州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两个方面。正如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所指出的，在通常情况下本重述所确定的各项原则，适用于含有多国因素的国际私法案件，也适用于国内各州间冲突的案件。
（二）对州际冲突法的宪法性限制
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对州际法律冲突主要由各州依各自州际冲突法以解决国际法律冲突基本相同的规则解决，但为了保证其国内民商事交往正常有序地进行，美国对区际冲突法的宪法性限制也是十分突出的，主要有以下规则：
1．充分诚意与信任《美国联邦宪法》第4条第三款规定，各州对于他州的公共法令、记录和司法程序，应予充分诚意和信任。该条款要求各州对于别州法院作出 的判决，不再对其实质问题进行审查，而应视为有效判决，只要法院有管辖权，其判决也应享有充分信任，从而得到承认。这一规定保证了一州的有效判决能在全国 任何地方得到承认和执行。
2．各州公民间平等待遇《美国联邦宪法》第4条第2款规定，每一州的公民得享受各州公民的特权和豁免。“各州对于该州辖区内的任何人，皆不得拒绝给予法律上的平等保护。这一规定为各州公民间的平等待遇提供了宪法保证。
3．正当法律程序《美国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无论何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豁免的法律，亦不得未经正当程序前，使任何人丧失 其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程序要求“基本公平”，如果在法院地与当事人或诉之间不存在合理联系，适用法院地法律将不是基本公平的，因为这种结果不是当事人 所预见和期望的。该条款对法律选择起着主要的限制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被动性作用，而非主动性作用。它并不要求某州必须适用某种法律，仅要求它不得选择一 个与案件无重大联系的辖区的法律，以达公平和实质公正的作用。
（三）管辖权划分规范
（一）解决州际法律冲突的途径
从冲突法途径上看，美国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不对区际私法和国际私法作严格区别，各州法院解决州际法律冲突与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规范基本相同。当然在解决 州际法律冲突时，宪法中的一些限制性条款是必须遵守的，但是美国冲突法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基本规则同时适用于州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两个方面。正如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所指出的，在通常情况下本重述所确定的各项原则，适用于含有多国因素的国际私法案件，也适用于国内各州间冲突的案件。
从统一实体法途径上看，美国采用联邦立法机关制定某方面的统一实体法，由各州采用，或由名州分别采用相类似的实体法，两种方式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其州际 法律冲突。就前者而言，从19世纪开始，美国联邦立法成为其法律统一的重要途径，如1877年的 《州际商法》、1890年的《谢尔曼法》都是联邦机构制定的在全美实施的法律。时至今日，联邦机构发布的法律及规则仍是美国法律统一的主要源泉之一。但是 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联邦的立法权限范围。凡未列明的剩余权力归属各州，而大部分私法性质的法律属于州的立法管辖范围，因此仅靠联邦立 法机关制定统一实体法是远不能解决州际法律冲突的。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更加经常、广泛地采用后一种统一的方式，即在一些官方、半官方或民间组织提供的不 具有法律效力的“示范法”基础上，各州立法机关采用相同或类似的实体法，从而求得法律的统一。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是很突出的，而其中全国统一州法专员会 议，美国法学会、美国律师学会等专业性组织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已被广泛采用《统一商法典》等文本都属于这些组织提供的“示范法”。这种方式无疑加快了美 国法制统一的进程，扩大了法制统一的范围，推动了其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二）对州际冲突法的宪法性限制
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对州际法律冲突主要由各州依各自州际冲突法以解决国际法律冲突基本相同的规则解决，但为了保证其国内民商事交往正常有序地进行，美国对区际冲突法的宪法性限制也是十分突出的，主要有以下规则：
1．充分诚意与信任《美国联邦宪法》第4条第三款规定，各州对于他州的公共法令、记录和司法程序，应予充分诚意和信任。该条款要求各州对于别州法院作出 的判决，不再对其实质问题进行审查，而应视为有效判决，只要法院有管辖权，其判决也应享有充分信任，从而得到承认。这一规定保证了一州的有效判决能在全国 任何地方得到承认和执行。
2．各州公民间平等待遇《美国联邦宪法》第4条第2款规定，每一州的公民得享受各州公民的特权和豁免。“各州对于该州辖区内的任何人，皆不得拒绝给予法律上的平等保护。这一规定为各州公民间的平等待遇提供了宪法保证。
3．正当法律程序《美国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无论何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豁免的法律，亦不得未经正当程序前，使任何人丧失 其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程序要求“基本公平”，如果在法院地与当事人或诉之间不存在合理联系，适用法院地法律将不是基本公平的，因为这种结果不是当事人 所预见和期望的。该条款对法律选择起着主要的限制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被动性作用，而非主动性作用。它并不要求某州必须适用某种法律，仅要求它不得选择一 个与案件无重大联系的辖区的法律，以达公平和实质公正的作用。
（三）管辖权划分规范
美国的区域法律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宪法模 式，即各州的权利、法律地位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联邦之间的关系，由宪法明确加以规定。美国联邦宪法第10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未授予中央或未禁止各州行使 的权力，皆得由各州或人民保存之。联邦宪法对立法管辖权及司法管辖权都作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对于前者，联邦宪法第1条第8项规定，除破产法、海事、专利及 版权等事项外，其他私法事务属于各州立法管辖范围。这决定了美国各州的冲突法中不可能有关于上述属于美国各州对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美国宪法依联邦事项 和各州事项标准加以区分。属于联邦事项的主要有：（1）联邦法律问题。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关于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案件。基于宪法、合众国法律及 根据合众国权力缔结与将缔结之条约所发生的案件都属于此类。（2）以联邦或州为诉讼一方的案件。美国规定凡以州为当事人的案件或州和联邦政府间的诉讼，最 高法院享有原始管辖权。（3）不同州的民间诉讼。
关于管辖权划分规范，尤其是立法管辖规范，是否属于区际冲突法的范围，虽然目前尚无定论， 但不能否认，管辖权规范，尤其是立法管辖权规范，不仅影响着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而且限定区际冲突法的内容范围，美国的许多案件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 说管辖权规范是消除或部分消除区际法律冲突或区际冲突法的一种法律手段，所以实有讨论的必要。
（四）州际冲突法中冲突规范的适用
1.属人法连结点的确定 美国无论对州际法律冲突还是国际法律冲突均以住所为确定属人法的连结点。实践证明，对美国这样一个人口迁徙和定居自由比较大的多法域国家，以往所来确定属人法是方便可行的。 结束语

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复合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没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能否及时、适当地解决各法域间的法律冲突已成为实现 “一国两制”构想、完成统一大业的一个关键而迫切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对处于当今冲突法发展中心的美国的有关立法及实践经验认真加以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 况加以扬弃，无疑将大大加快我国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步伐。
参考微公众：hongjingus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