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立法使用

㈠ 什么是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的开山祖师边沁对功利原理的表述是这样的:“功利逻辑在于在一切判断过程中都坚定地从痛苦和快乐的计算或比较出发,以及不允许任何其他观念的干扰。”（边沁:《立法理论》）。也就是说，这种原则可以进一步表述为，我们行为选择的判断点在于行为之前对此行为将会引起的效果的计算：如果完成此行为将会引起的效果是快乐大于痛苦，则应当去做；如果完成此行为将会引起的效果是痛苦大于快乐，则不应当去做。“一方面在计算一切快乐的总值，另一方面在计算一切痛苦的总值。如果在快乐方面有结余，这种结余就会给行为带来好的趋向，……如果在痛苦方面有结余，这就会带来坏的趋向。” 但是我们要着手实行这种计算时却总是发现真正要遵循这一条原则恰恰是极难的，因为我们恰恰是不能真正地找到实在的效果本身的。我们所预见的未来的效果是实在的吗？不是。我们所审查的过去的效果是实在的吗？也不是。一方面，未来行为的效果的实在性需要判断选择之后的主体通过行动去赋予，另一方面，面对过去的效果时我们只能置身于自己当下的时代和角度而对它进行评价，而这种评价却恰恰完全没有把握到这项历史行为的效果本身。甚至这种量化的苦乐计算本身也是不实在的，因为一方面人没有能力对这种时时变化的效果进行定量，另一方面在现实判断当中，往往是关键时节一转念的冲动和立时的情绪促使着人们动手开始一次行动。我们可以想见到，完全根据边沁的功利原则所进行的选择判断虽然给予以人一种关涉于现实和效果的不容置疑的必然性观感，但是其实际上由这种判断却并不能确实达到他所意想的目的，因为这种由他的功利原则指引之下的人类活动恰恰是立足于不实在的效果研判之上的。由此，这种理论延伸之处所表现出来的“跟着感觉走”的倾向正是与其本身提出的客观科学前提彻底冲突：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边沁以张扬人的理性本能的起点出发构建他的学说，却最终不得不对人类理性大加贬斥，他认为，人和动物走兽是没有分别的。 边沁进而希望由全都遵循着功利主义原则的人共同建立起来一个“最大多数人的善”的理想共和政体，但是边沁却没有想到，由群氓组成的社会是否能够达到的“最大善”恰恰是他作为一个他自己所设想的粗鄙的人本身所没有资格了解的。 可想而知，边沁的法学家身份多少限制了他对人类行为判断的理解。法学家的所更多关注的是对现实诉讼案件进行裁判的那一刻的问题。“三审定谳，到此为止”，案件由做出判断之处而得以完结，而于案件的审理所不同的是，人的选择和社会的建构恰恰是从做出判断之处得以展开。边沁在做出功利判断的时候，事实上是站在类似于法官的第三方的位置上而做出价值无涉的决策，但是在自己行为的决策和社会整体的构造方面，我们恰恰是当事人，对它的判断确实关乎着在时间之流上我们个体生命的大体走向。 动机的价值但是边沁所提出的这一种粗糙的功利计算模式却相反地向人们揭示，人类行为的效果固然难以度量，但是具有理性的人在行为选择时确实都是依据的一定动机而行的，在这一点上至少是固定的、不变的、可知的。功利主义第二位代表人物小穆勒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而修正了边沁的哲学。我们行为的根本动机（也即人性）在于寻求更高的满足（是质而不是边沁所说的量），为此我们寻求自保，进而为此我们总是趋利避害：“人类有能力把自己的欲望提升得比动物的欲望更高，并且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它们就不把任何不包含它们的满意的东西看作幸福的了。” 小穆勒的这个转向不可不谓之重大。他把功利主义的基础彻底地返归到个人本身这里来。“它们就不把任何不包含他们的满意的东西看作幸福的了”，所谓国家、所谓民族、所谓社会共同体的现实福祉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它们幸福不幸福我们怎么知道呢？首先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幸福，因为动机和欲望是绝对在我身上的，它们首先指向自身，并且通过我们个人的努力，我们可以把它们真正地实现出来。但是人的欲望和动机又与动物不同，它们总是有一种崇高的憧憬，这种崇高的憧憬和动机理想性指向我之外的群体，人们也是基于这种理想性的崇高而走到一起建立起社会和城邦（“Justice is a name for certain moral requirements，which，regarded collectively，stand higher in the scale of social utility and are therefore of more paramount obligation than any others.”J.Mill Utilitarianism）。正是因为它是理想性的，所以不必然完全尘世地得以实现，如果真的胶柱鼓瑟、照葫芦画瓢地完全经验性地实现出来了就不免成为全人类的一大害；但这又同时警惕了人们用尘世的现实来对它加以否认，因为它是一种理想，虽然它关涉着尘世，以此来实现其自身的超越的现实性。进而小穆勒的集体不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道德，他的集体道德是纯粹的集体道德，他立足于普遍的人性之上，而把所有社会共同体之内的个人都容纳进来进行长远的考虑，而代议制政府的建议也恰恰由此而自然展开。 所以我认为小穆勒和康德、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他们的理论体系大体上都严格地服从理性和秩序，但是在至高的理想的层面都必须诉诸于神秘和独断（想想那个小穆勒的名句：“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只满足的猪要好。”）。许多人用理想层面未曾言明来批判古典主义者的思想，我看他们反倒是不通的很：理想怎么可以言明呢？如果他们把理想言明了，你信吗？理想真正的理会在于人们本觉的体验，宗教正是在这一层下的功夫。古典主义者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人们提供一个个不同的“法相”，以此为饵引人们去做进一步的体会。现在许多粗鄙的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每每谈必“制约”“平衡”等等，以为中国三千年来所缺不过如是，我看真可谓欺人太甚。中国何尝少过“制约”“平衡”？若说“制约”“平衡”，中国人真可谓是鼻祖宗师了。但是三千年的“制约”“平衡”下来，中国还是这般模样：我们现实所缺的正是一个真理想之下重构起来的新的“制约”“平衡”，现代性的“制约”“平衡”。

㈡ 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的不同

行为功利主义亦称行动功利主义,是指现代西方一种主张直接以行为效果来确定行为正当与否的伦理学理论。

规则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的一支，其学说认为，若每个人都永远遵守同一套道德规范，就能产生最大快乐值。

行为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的区别

1、行为功利主义把行为理解为个别的行为直接以行为结果判断行为的正确与错误。

2、规则功利主义则把行为理解为行为的类，它不以每一特殊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行为的正确与错误，而是以某一普遍行为的结果作为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

3、行动功利主义者认为，行为的全部后果是决定该行为正当与否的唯一的与全部的标准，只要能造成最大的好结果的行为。就是正当的。

4、规则功利主义者则认为，这种观点把全部道德责任问题都变成了对行为结果的算计，这至少部分地曲解了道德判断的性质。

(2)功利主义立法使用扩展阅读：

行为功利主义与规范功利主义的共同基本假设为

1.社会是唯名的，所谓大众或公众或公共利益，不外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2.每一个人的行为动机皆属中性，即本无好坏或对错的价值判断。

3.功利主义者皆预设人是理性的动物，再把个人理性抉择的原则，应用在社会整体上，因此特别强调“大公至正的立法者”与“一视同仁”的概念。依照此一假设，功利主义者将自身设想为大公无私的立法者，将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比拟为一条直线，然后再将权利、义务以及所有社会资源等，依据最大效益的原则，进行合理的分配。

㈢ 功利主义的含义是什么

什么是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又译为功用主义或乐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它产生于近代英国，是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该学说最早萌芽于培根和霍布斯的伦理学说中，18世纪的哈里森·孟德威尔和斯密对其都有一定的发展，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边沁和密尔最终将其建立成一种系统的有严格论证的伦理思想体系。 功利主义思想早已有之。古希腊学家伊壁鸠鲁就提出过人生的目的在于摆脱痛苦和寻求快乐，求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最大利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用求乐避苦的人性主张来反对封建束缚和禁欲主义，并从理论上对利益原则进行了探讨。后来，边沁接受了这些思想，创立了功利主义伦理学说。那么，什么是功利主义呢？功利主义是以行为的目的和效果衡量行为价值的一些伦理学说中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这些学说通统被称为'目的论'，或者称为'效果论'。然而，功利主义理论有许多类型。这些理论共同认为：行为和实践的正确性与错误性只取决于这些行为和实践对受其影响的全体当事人的普遍福利所产生的结果；所谓行为的道德上的正确或错误，是指该行为所产生的总体的善或恶而言，而不是指行为本身。 功利主义法学生产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是把功利主义运用到法学领域而产生的法学流派。功利主义基于这样一种伦理原则：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来说，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职能。功利主义法学的最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追求“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立法的宗旨、评判法律优秀的标准和法律实务欧洲大陆，对政治学、法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后，功利主义法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被西方法学、社会法学、自由主义法学、经济法学等所吸收。 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是围绕苦与乐的分析展开的，所谓乐就是幸福（功利），在道德上就是善。它不强调道德行为的动机，只讲行为的效果。提出了人的最基本的情绪是苦与乐的感觉，人的天性就是趋乐避苦。从趋乐避苦这一人生的基本目的出发，进而便可以得到一个评价一切事物和一切行为的好坏标准：有助于产生快乐的行为和事物便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这便是功利原则。由于功利主义强调行为人的结果，而不管行为的动因，所以欠全面。另外功利主义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不能确定善的大小、范围，易导致不公。因为立场不同，对利益的看法也不一样。最大多数人普遍同意产生最大价值的行为，也可能导致对少数人的不公正的伤害，谁来保护少数的正当利益和幸福呢？因此，功利主义出现这些理论困境，进入20世纪后，便逐渐走向衰落。 但到了20世纪中、后期，边沁、密尔开创的功利主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复活。这是因为，首先求利仍然是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行为的基本动机，这为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提供了理论支持；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西方社会面临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老化、资源短缺、就业失业等问题，对此，人们不能不面临着道德的抉择。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和原则，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而确立的，而调节人们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由此，功利主义在英、美、澳等英语国家悄然兴起。现代功利主义是在近代功利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适用现代哲学研究的方法对其重新阐释而形成的新功利主义规范伦理学。 功利主义有其不足之处，如狭隘的目的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仍然是个人主义。但客观地讲，功利主义对于现金的时代是有益的！ 内容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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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功利主义法学的介绍

源远流长的西方法学，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颗璀璨明珠,无论是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还回是孟德斯鸠的三权答分立学说，无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庞德的社会控制论，无不闪烁着西方法治文明的灿烂光辉。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的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正是这种文明的生动体现。《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丛书在国内第一次全景式展现西方各法学思潮与流派的主张、源流与发展，为人们了解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提供了全新的读本。《功利主义法学》是其中的一册，重要向您阐述功利主义法学这门学科的构成体系、发展历程及其代表人物。功利主义法学生产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是把功利主义运用到法学领域而产生的法学流派。功利主义基于这样一种伦理原则：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来说，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职能。功利主义法学的最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追求“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立法的宗旨、评判法律优秀的标准和法律实务欧洲大陆，对政治学、法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后，功利主义法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被西方法学、社会法学、自由主义法学、经济法学等所吸收。

㈤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效益主义，是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认为实用即至善的理论，相信决定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在於其结果的实用程度[1]。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杰瑞米·边沁等。

发展

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的出现。西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都存在著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 (Richard Cumberland)、法兰西斯·哈奇森与大卫·休谟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义大法学家贝卡里亚 (Cesare Beccaria) 以及休谟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主义的身影。

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理论是：一种行为如有助於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认为功利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功利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後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功利主义虽然经过摩尔 (G.E. Moore) 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 (Patrick Nowell-Smith)、厄姆森 (J.O. Urmson)以及澳大利亚的斯马特 (J. J. C. Smart)等人仍为功利主义辩护。

主要概念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於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派别

功利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情境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
普遍功利主义（general-Utilitarianism）
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
有人认为，普遍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本质上都属於情境功利主义的一种。

应用

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功利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理论。功利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使其他人因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学上，功利主义者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人因为强调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义、甚至独裁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最大的幸福是来自社会的根本变革，从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如威廉·戈德温。在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效用分析学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则是从边沁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所谓「福利经济学」是以「比较爱好」代替「比较效用」，也表现了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经济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後期的功利主义者由於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在当代的讨论中，人们对伦理学语言的分析，以及对边沁的「快乐计算」均已失去兴趣；功利主义出现了种种修正的和复杂的形式。

批判

功利主义的中心思想，即每个人都应该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幸福，并避免不幸，这看来是应予肯定的。但关键性的问题是：整个规范伦理学是否都可以根据这个简单的公式来分析。是否有超乎快乐与痛苦之外的价值值得重视。 如何衡量一个人吃了巧克力之後得到的快乐比别人多、少或者一样？没有方法来计算得到利益，也就没有方法确定什麼行为是道德允许的。所以快乐利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行不通。 功利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缺陷在於，它没有在获得的幸福中作出长期的，整体的幸福与短期的、个体的幸福的区分，而这些幸福并非一直是统一的，很多时候他们处於矛盾的、对立的状态。

参考资料
艺术与建筑索引典—效益主义 於2011 年3 月14 日查阅

㈥ 功利主义的法学

功利主义法学生产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大陆的英国，是把功利主义运用到法学领域而产生的法学流派。功利主义基于这样一种伦理原则：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来说，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职能。功利主义法学的最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追求“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立法的宗旨、评判法律优秀的标准和法律实务欧洲大陆，对政治学、法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后，功利主义法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被西方法学、社会法学、自由主义法学、经济法学等所吸收。
第一，功利主义法学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它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尽管从表面上看与“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有实质性的区别。功利主义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本质是自由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这个原则鼓励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自由竞争，国家奉行不干涉主义，国家的任务只是为自由竞争提供良好的环境。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这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原则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功利主义原则不是人类伦理的绝对最高原则，人类伦理的原则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而发展的，因为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深化的。过分地强调功利，实际上使功利主义学说最终陷入到自然法的思维方式中去（尽管边沁坚决地反对自然法学），即用一种绝对的标准去衡量、限定人类行为，所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功利主义法学是一种没有自然法的自然法理论。关于这一点，可以借用丹宁勋爵的评价：“他（指边沁）是世间最自负的人。就像浴室里的阿基米德一样，1768年他发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成语时，他喊道：‘尤里卡!’（Eureka，是古希腊语，意为好啊!有办法啊!）他认为功利主义哲学可以解释所有法律和社会问题。但它什么也解释不了。”
第三，功利原则并非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原则。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功利只是人类行为的动机之一，功利主义试图以功利来概括全部人的行为动机，把快乐当做道德的唯一价值，把追求功利当做人生的唯一目标，忽略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经不起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检验。汤因比认为，功利原则不可能涵盖人类所有的行为。“人在想像到关于星辰的知识可以对农民或航海者具有任何实际用途之前很久，早就已经对星辰怀有好奇心了。假如他没有这种无私的好奇心，没有这种显然是人的、超越于动物之上的对待宇宙万物的态度，那么功利也就不会接踵而来。”事实上，人不是以功利为动机的冰冷的计算器，而是丰富多彩、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体，功利主义把人的本质简单化和绝对化了，无法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这也是功利主义法学虽然对西方法律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却没有能够长期占据西方法律思想舞台的重要原因。

㈦ 19世纪中期英国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同表现

一、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专制统治,从而使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步清除英国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残余,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英国建立。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传统的工场和家庭手工业,工厂制度确立了在工业生产中的统治地位,促进了英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使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大农场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现代农业资本主义体系在英国建立起来。随着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新兴工业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并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依托的新兴城市体系。工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英国进入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英国现代各种关系的基石,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1]。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社会的出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结构的变迁意味着利益在社会结构性分布上的变化,利益的驱动使得人们在政治结构中都尽可能地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和扩大,而权力是利益实现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当人们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代表时,自我利益的实现才有可能。”[2]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由于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为对立的阶级。虽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特别是在议会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甚至连选区都没有,致使议会被土地贵族控制。经济困难很快引起了议会改革的要求[3],因为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识到,经济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议会中没有足够的议员与代表土地贵族的议员相抗衡,进而在议会中不能通过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法案,因此他们认定议会改革是走向社会改革和经济平等的第一步[4]。于是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进行议会改革。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利益关联体逐渐演变为对立的阶级。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但是,资本家却不能给予工人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劳动环境恶劣,工伤事故不断,严重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调查煤矿工业的皇家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使得整个英国感到震惊。报告揭露出煤矿里种种野蛮景象:雇佣妇女和儿童,工时之长达到残酷的程度,没有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和道德状况普遍很差,令人恶心。关于这个报告的讨论以及其他工业揭露出来的类似状况,几乎立即在英国文学里反映出来,它们分别从道德和美学的观点出发,不断地掀起批评工业主义的浪潮。”[5]工业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必然要激化劳资矛盾,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此,政府本应通过劳动立法进行干预。但是,在工业时代之初的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大兴其道,认为劳资双方的契约关系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法律不应干涉的关系,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也应该自负其责。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的劳动立法进展迟缓,这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极大不满。觉醒了的英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争取民主的工人运动即宪章运动,是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市场竞争的加剧,还造成了大批穷人,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贫穷现象。到19世纪晚期,英国国内有近百万人失业,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藐视人权,不把失业工人和穷人当做人来看待,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所致,因而应由“个人负责”[6]。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指导,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在各地建立济贫院,凡无生活来源、需要社会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但是被救济者在济贫院内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里面的生活条件又极为恶劣。“如果接受救济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样好,那么这种救济制度就会从根本上使所有人丧失勤奋努力、刻苦自励的精神,如果真的实施这种制度,那么作为其补充,就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迫劳动制度,来迫使那些没有自立动机的人像牛马那样干活儿。”[7]可见,这部济贫法实际上把“救济穷人”变成了一种“惩治穷人”的手段[8],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济贫税负担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压力。这一事实迫使政府开始认识到,贫困问题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政府理应承担起救济贫困的责任。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无序、恶性竞争,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垄断及其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这在当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个体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切经济事务由市场主体去自我管理和调节;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总体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宏观目标的实现。工业社会中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迫使政府改变统治策略,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实行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否则将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正如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英国其国际地位因为拿破仑的战败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国内却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期。工商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拥入城市的工人不断增加,但议会两院仍由极其保守的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着。这时,由于拿破仑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大陆对英国工业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场十分有限,因而英国的失业人口猛增,工资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却实行谷物的关税制,以抑制粮食的廉价进口,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苦难。饥饿、罢工使英国的进步力量开始认识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9]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二、自由主义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回应边沁、密尔、格林的功利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为政治、社会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关系进行了探讨,解放了人们思想,影响了改革实践。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n,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资产阶级法学家、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政治法律思想的伦理基础是功利主义。所谓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解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假如这里的当事人泛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某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10]。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因而它能够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目标是追求最大快乐及将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它又是人们衡量和评价一切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人们对外界事物或某种行为赞成与否、实行与否,是根据它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快乐、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增添福利来决定的。人们判断一件事对自己有利就应该去做,反之,则不应该去做。这就是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总之,在边沁看来,趋乐避苦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宗旨,是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标准。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运用于立法理论中。他提出,增加个人和社会的幸福的手段应该从立法开始,政府的任务或立法者的任务就是遵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通过立法用赏罚的方法,特别是用惩罚破坏幸福的行为的方法来增进社会幸福。这就是说法律、制度应以功利为原则。同时他还提出,判断国家法律、制度的优劣也应该以功利为根本标准。如果某个法律或某项制度对于人们来说乐多于苦,那么它就是优良的,有益于人们的。反之,如果苦多于乐,那么它就是低劣的,无益于人们的。边沁的理论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密尔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总体上主张个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坚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11]。鉴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和问题,密尔提出了新的功利主义,为其具有新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伦理基础。他认为,功利主义所谓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全体的幸福和快乐,人们在追求幸福和快乐时要平等地顾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彼此平等的成员组成的社会[12]。以此为出发点,密尔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预理论,认为“国家一方面应当尊重每人在特关自己的事情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义务对它所允许每人施用于他人的权力保持一种注意的控制”[13]。密尔认为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界限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特殊情况下,那些真正关系到全体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或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做,就应该而且也必须由政府来做;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从中得不到相应利益而不愿做,这时就应该由政府去做。政府应干预的具体事务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业,主要是用来提高人类素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决不能用市场上的需求来检验的,因此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这个一般原则,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但要使父母承担这种责任,则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人们能够免费或以极低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14]。第二,保护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的权利。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少年儿童的权利和利益,“只要国家照看得到,就应保护少年儿童,禁止雇佣他们做过于繁重的工作。之所以应禁止少年儿童劳动的时间过长或劳动强度过大,是因为如果不加禁止的话,他们就总是被强制这样去做。就儿童来说,签约自由无异于强制自由”[15]。密尔主张,政府应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她们开辟更广的就业门路,使她们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会地位。第三,政府应干预公共事业的垄断行为,维护公众利益。密尔认为,许多行业如煤气、自来水供应、运河、铁路等虽然应让私人经营,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业毫无竞争,他们比政府更加不负责任,更加不闻不问人们的抱怨,所以国家应从社会公共利益着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经营,对于这类公共事业应保留将来收回的权利,或保留并自由行使规定最高收费的权利和经常变动最高收费的权利[16]。第四,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普遍把工厂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缩减为9小时,并且使工人劳动9小时得到的工资和劳动10小时一样多或基本一样多,这对工人是有好处的。第五,救济穷人。密尔认为,人类是应该相互帮助的,穷人更需要帮助,所以应通过社会组织救济亟待救济的穷人,制定济贫法,进行社会救济。第六,政府应主动承担起那些没有私人去做但又是关系到社会利益的公用事业的建设重任,如道路、码头、港口、运河、灌溉设施、医院、大中小学等,因个人无力承担,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总之,密尔对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进行修正的目的在于如何协调社会转型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寻找一个能够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效协调起来的契合点,以最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17]。他的这一思想和努力具体应用于其自由理论及国家的性质与功能理论中,就是在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适当运用政府干预来解决自由主义带来的破坏作用和弊端,以实现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动态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论处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阶段,为形成新自由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促进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广大工人劳动条件恶劣、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现实,诞生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当时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希尔·格林(1836～1882年)、霍布豪斯(1864～1929年)和霍布森(1858～1940年)。格林是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他论证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并力图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他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善。任何个人的道德发展都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发展相一致。个人与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都应该互相帮助,离开他人和社会,个人不可能得到幸福。进而,格林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共同的善,实现共同的利益,因此国家不应该是消极的、放任的国家,而应该是积极的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为实现个人利益、为个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论证了国家应该干预土地买卖,强迫实行教育,规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作时间,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几位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重新解释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提出并且论证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的主张。这些主张对20世纪初英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工业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社会转型,严酷的社会现实导致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为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新自由主义的逐步确立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积极干预型转变,消极政府向集权政府转变。也就是说,繁多复杂的经济社会事务增添了国家的社会职能,由过去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经济社会事务的积极调控者和管理者。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前提下,政府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弊端主动进行纠正和干预,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社会、司法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三、英国政府实行干预政策和立法改革在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下,受变化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通过两次议会选举法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议会议席,议会里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这样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商人就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法律。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权利,从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就开始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几次颁布《工厂法》,严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1847年通过了(成年男工)10小时工作日法案;通过一个《煤矿法》,规定了井下作业应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对劳动争议的处理,1896年议会通过的《调解法》规定,由政府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各地委员会不能处理的劳动争议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断制定社会立法,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在20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1908年的养老金法,1909年的劳工介绍法,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1918年的教育法,1922年的住房法。这些立法奠定了现代英国福利法的基础[19]。“随着19世纪的前进,社会立法不断增加,据有资格的观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后,议会实际上抛弃了个人主义作为它的指导原则,转而接受了集体主义。人们以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处于劣势,立法机构破天荒地通过了合乎社会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20]英国政府颁布多种法律,积极干预经济活动。针对无限责任公司阻碍投资增长的问题,1855年,英国颁布《有限责任法》,规定股东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个法律激发了社会投资热潮,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针对金融业经营不规范的问题,政府出台了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和调控。针对19世纪中后期债务人恶意宣告破产以逃避债务的现象,法院通过几个判例完善破产法,从法律上防范了欺诈行为。针对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现象,到19世纪末,普通法开始对竞争自由采取一定的灵活态度,它不再机械地把一切限制竞争行为都视为违法,而是综合考虑竞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商业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时间等多方面因素[21]。这些立法和干预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义所带来的弊端和消极影响,保护了投资者和广大民众的利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有秩序发展。“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抗,是对产业革命的破坏性和对无情地推进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破坏作用而无保障措施的一种自发防卫。主要的动机是一种受威胁感,即认为没有节制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威胁。⋯⋯彻底修正自由主义理论要求重新研究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研究自由的性质、自由和法律强制之间的关系。那样的重新研究又揭开了个人人性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从伦理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看,潮流是在脱离个人主义,趋于探求某种集体主义的观念”[23]。工业社会讲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节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逐步确立必然对英国的司法制度产生影响。到19世纪英国进行司法改革前,作为上层建筑主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组织混乱,诉讼程序繁琐僵化,审判效率低下,费用高昂,警察组织不完备,监狱制度落后[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这些弊端,显然与讲求效率、讲求成本和收益的工业社会不相适应。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昂的诉讼费用已经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寻求司法救济和实现正义的障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从长远来看,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社会正义已成为工业社会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诉讼哲学由过去的追求实质正义转变为分配正义[25]。迫于社会公众的强大压力,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不合时宜的司法制度和审判程序主动予以干预,意图以国家的力量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英国政府进行了民事司法改革。对此,英国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关注,一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对传统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论证了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边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对于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动和指导作用。边沁把他的功利主义立法理论用于考察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1688年以后的英国法律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斥着封建主义的痕迹,法律原则复杂模糊,司法工作人员因循守旧,就连英国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来收集的和无数个别的议会法令、条例组成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制状态’”[26]。他还对当时的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进行了批判,称其已经“腐败透顶”,“充斥着不必要的繁琐程序,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这只能导致拖延、筋疲力尽以及更大的开支”[27]。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边沁认为,普通法的传统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设计为基础的普通法规则,简直是进行重要社会改革道路上的障碍”[28]。针对上述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国的法律体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费解又专横,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实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张不但要进行立法原则、立法内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对当时的司法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边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则。他主张,在司法审理中,法官不能随意解释法律条文,律师不能担任法官,同时,法官不能包揽全部司法审理权,应允许选民推荐自己的代表参与司法。选民代表享有半个司法权,他们不参与裁决,但应参加并监督司法审判的全过程,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法院为贫民免费提供律师与辩护条件,以至要求法官复审案件[29]。边沁的法律改革思想为19世纪英国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建立适应现实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须对旧的法庭组织和诉讼程序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30]。于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议会得以通过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这场世纪改革主要围绕着调整司法管理体系、简化繁琐的诉讼程序、理顺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体系的关系这些目标而[31]。为了消除令状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诉讼程序繁琐僵化的弊端,首先对令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令状制度的改革主要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完成,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颁布的《统一诉讼程序法》、1833年颁布的《不动产实效法》、1833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别颁布的《普通法诉讼程序法》。这些法律实施后,令状制度逐步减少使用,令状制度迅速衰亡[32],普通法诉讼程序繁琐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纠正。通过1852年《大法庭诉讼条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条例》,衡平法庭的诉讼程序被大大简化。为了彻底解决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体系所造成的司法组织混乱和职权交叉重叠的弊端,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并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统一的最高法院;统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则,当两种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普通法原则应服从衡平法原则。这意味着法官在审判中应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发挥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允许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诉讼程序,简化了诉讼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诉讼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个司法制度,提高了诉讼效率。可见,19世纪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体现了工业社会的特点和要求,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需要。为了贯彻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弱化普通法法庭对案件的管辖权,逐渐强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这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动干预,反映了国王的集权意志,以此来实现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的转型,这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思潮的。从根本上讲,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以及干预型国家的出现最终导致了这场世纪司法改革。英国近代著名法学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写道:“自边沁时代以来,我不知道哪一项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边沁的影响。”[33]改革派大法官布鲁厄姆在1838年写道:“法律改革时代就是杰里米·边沁时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个抱有严肃思想来揭露我们英国法律制度的弊病⋯⋯过去20年来,我们法律制度已经取得的全部重大的进步⋯⋯自然使我们想起边沁先生和他的学派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启发性的劳动。”[34]

㈧ 边沁功利主义的立法原理是什么

边沁的功利原理有两个出发点和前提：
①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
;②自利选择原理。关于功利原理

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按照边沁的看法，社会是由各个人构成的团体，其中每个人可以看作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全体的幸福是由组成此社会的个人的幸福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的。如果增加社会的利益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倾向比减少的倾向大，这就适合于功利原理。边沁把功利原理应用于经济学，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恰当与否以功利原理作为权衡标准。

所谓自利选择原理，按边沁的说法是：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知道最清楚，所以什么是幸福也是各个人所知道的。各个人在原则上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同时，各个人追求一己的最大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利的选择占着支配地位。当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凡是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的贡献，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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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以行为功利主义违法观判断行为正当与否

他们区别很简单：不正当竞争是违法的竞争；不平等的竞争是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因双方的较量悬殊造成的相对不公的竞争，他是合法的竞争。

㈩ 什么是功利主义的立法原则

为了让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权利。
总体来说就是达到功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