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法学

Ⅰ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特征:
1、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内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容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柢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2、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3、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了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一定阶级的国家和法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所制定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
4、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法并不是超历史的，既不是永恒存在，也不是永久不变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当法存在的时代，它又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权性质的变迁而变迁。

Ⅱ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柢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无产阶级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只有社会主义法制，才真正反映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总之，法同国家一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它总是有阶级性的。到阶级消灭时，具有阶级性的法也就不存在了。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了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一定阶级的国家和法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所制定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首先，取得政权、统治国家的阶级必须把它的胜利果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其次，法律由国家制定，还须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
四、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并不是超历史的，既不是永恒存在，也不是永久不变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当法存在的时代，它又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权性质的变迁而变迁。剥削阶级的法律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可以相互模仿沿用，而无产阶级废除了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必须创建自己的法制。

Ⅲ 沈宗灵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以往法学的区别

1.本质认识不同.马克思主义法学肯定法的阶级性，同时肯定法的继承性；以往法学否认法的阶级性版。 2.哲学史权观不同.马克思主义法学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法是掌握国家政权阶级意志的体现，而意志内容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以往法学以唯心主义为基础，否认经济因素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 3.对法的历史性认识不同.以往法学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国家消亡而消亡。

Ⅳ 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法学
不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学还是西方法学，都是剥削阶级的法学，是为奴隶主、封建主或资产阶级的法说教，为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服务的。尽管这种法学曾经提供了大量的法学历史资料，有的在阐述法律现象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合乎科学的观点，有的还不同程度地起过历史进步作用;但由于阶级地位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学说都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阐明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直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法学出现，法学领域才起了根本变革。马克思主义法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深刻地分析了社会各方面的现象，揭穿了剥削阶级的偏见，科学地阐述了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同以往法学的根本区别，主要有下列几点：
① 在各派剥削阶级法学中，有的认为法与经济无关，甚至说法是决定经济的；有的虽也承认法与经济有关，但否认经济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柢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当然，法与经济以外的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例如政治、哲学、宗教等也相互起作用，但这只是一方面的现象，而追究到它的根本，“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剥削阶级法学家尽管对法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一个共同点是在不同形式上否认法的阶级性,甚至认为法是超阶级的“全民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无产阶级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只有社会主义法制，才真正反映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总之，法同国家一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它总是有阶级性的。到阶级消灭时，具有阶级性的法也就不存在了。但马克思主义在肯定法的阶级性的同时，也承认法在历史发展上同其他社会文化一样，都可以批判地予以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是在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的法律文化遗产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③ 剥削阶级法学一般也承认实在法是国家制定的，但由于他们往往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把国家制定的法律说成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体现，从而模糊了国家和法的阶级本质，曲解了国家和法的关系，鼓吹所谓“法律至上论”，把法置于国家之上。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了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一定阶级的国家和法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所制定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首先，取得政权、统治国家的阶级必须把它的胜利果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其次，法律由国家制定，还须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但国家既然制定了法律，就应当使之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法律，它自己也有必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否则法律就不能发生预期的效果。
④ 剥削阶级法学大都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法并不是超历史的，既不是永恒存在，也不是永久不变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当法存在的时代，它又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权性质的变迁而变迁。剥削阶级的法律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可以相互模仿沿用，而无产阶级废除了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必须创建自己的法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法也将趋于消亡。那时当然还有调整人们共同生活的各种行为规范，但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都包含有法律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精密地考察和分析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清楚地说明了法的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规律，并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机会主义者在解释法律时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他们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 《论住宅问题》、 《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此外，在他们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书信中，也有不少是直接涉及法律问题的，如恩格斯于1890年和1894年分别致J.布洛赫、C.施米特和W.博吉乌斯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英国的阶级斗争，法国和德国的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以及其他直接参加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和法的理论。他们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8年 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法兰西内战》以及《资本论》中关于工厂法、其他劳动立法和关于原始积累的血腥立法等问题上的论述，等等。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亲自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也第一次创建了社会主义法制。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列宁在领导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与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有力地揭露了沙皇俄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法制的本质及其虚伪性。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新工厂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论国家》和《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等。
列宁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开始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法制的学说。他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应废除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而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又必须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苏维埃政权制定的社会主义法体现了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确立、巩固和发展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法又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经验的总结，在立法工作中不应仆从式地模仿资产阶级法律；但对各国文献和经验，凡能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则一定要吸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制应统一，法律应严格遵守，应坚决地惩办犯罪行为，要运用法律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等等。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及《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等。此外,他在给苏维埃政权初期司法人民委员Д.И.库尔斯基的许多信件中，也包含了不少有关社会主义法制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法的一般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地论述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列宁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法制的学说。他的这些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造性的发展，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极为宝贵的遗产。但由于他过早逝世，未能进一步阐述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者，在为保卫、巩固和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也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和马克思主义法学有所发展。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等。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以后，工人阶级翻身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苏联培养了大批无产阶级法学家。 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法制工作，协助制定了社会主义的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典及其他法律，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方面，在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以及国际法学方面，撰写了大量著作，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Ⅳ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马克思主义法学主要有下列几点：

①在各派剥削阶级法学中，有的认为法与经济无关，甚至说法是决定经济的；有的虽也承认法与经济有关，但否认经济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柢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②剥削阶级法学家尽管对法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一个共同点是在不同形式上否认法的阶级性,甚至认为法是超阶级的“全民意志”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无产阶级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只有社会主义法制，才真正反映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③剥削阶级法学一般也承认实在法是国家制定的，但由于他们往往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把国家制定的法律说成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体现，从而模糊了国家和法的阶级本质，曲解了国家和法的关系，鼓吹所谓“法律至上论”，把法置于国家之上。

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了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一定阶级的国家和法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所制定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

④剥削阶级法学大都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法并不是超历史的，既不是永恒存在，也不是永久不变的。

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

当法存在的时代，它又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权性质的变迁而变迁。

剥削阶级的法律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可以相互模仿沿用，而无产阶级废除了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必须创建自己的法制。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法也将趋于消亡。

(5)马克思主义法学扩展阅读：

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是由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三部分组成。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克服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真正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Ⅵ 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起源根本原因的观点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这个研究的基本点却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例如，拉萨尔在他的那本法学专著《既得权利体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至于蒲鲁东主义者A·米尔伯格，更毫无掩饰地宣布法权为“永恒公平”或“永恒正义”的产物。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严厉驳斥的“法学家幻想”的典型表现。

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两种类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会的演进以突破性方式为特征，另一种是非西方式的，社会的演化进程是连续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国文明最具典型。比较中西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国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如同古希、罗马那样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也不是表现为调和旧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它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原先部落社会的平等原则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分层”，男子的劳动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少数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资料、资源，这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权，在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位于顶端，是最高的权力中心和主宰，所谓“帝，天神也”，“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1]《说文》中也说“帝、谛，王天下之号也”，可见，中国国家前的这种组织结构明显与以“民主”、“平等”为组织原则的西方部落联盟不同，它没有相应的权力或机关可以与之抗衡，由于国家的产生没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与国、政权与族权混然一体，融为一炉。这种独特的国家演进模式，对中国法律有重大影响，致使中国法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统治，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此外，战争对中国法律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我国史前的“五帝”时期，社会极不平静，不同血缘、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战争经常发生，为了争取胜利，调整在战争中所发生的长官与士兵、士兵与士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战争中往往要颁布一些誓词、军纪、军令，《汉书. 刑法字》认为“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国《说文》解说中，法的古体为“ ”，古法音废，废、法往往通义，废有废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为伐，具有攻击、惩罚的意思。“刑始于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这种传统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后，对中国法都有重要影响。在奴隶社会，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2] 此阶段基本上是用血缘来确定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国法和家法的两重性，或者说宗法就是国法。习惯法还起着很大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法律的发展，经历了确认、成熟、发展和解体的几个阶段。

战国李悝著《法经》六篇，打开了中国成文法发展的先河，但将《盗法》和《贼法》列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指导思想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重罪名，重刑罚，重打击的格局。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当数先秦法家。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3] 法家“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这种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范，所谓“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行”[4]秦统一中国，第一次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制，围绕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改法为律，从此法称为律，如《秦律》、《汉律》等。汉初，倡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用，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法律下降到从属的次要地位。历史进入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兴盛时期，法制趋于完备，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5]这标志着礼法结合以法典的形式稳定下来，封建法制趋于完备。在宋时，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严重，统治阶级全面强化专制主义集权，皇帝颁发的敕令是最有权威的法律，编敕成了最经常、最重要的活动。到元时，大多法规是条格汇编、律令判例混为一体。内容庞杂，结构松散。明时，法律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立法，如制定了盐法、茶法、税法等门类。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广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谕令是最主要最经常的法律，单行条例也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关后，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现了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加强，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于君主专制主义日益发展，导致法律成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渐渐走向它的尽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法治”（Rule by law）理论被介绍到中国。 特别是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输入大陆法系以来，中国传统的法律开始解体，中国法制的发展开始与世界法制的发展连结起来。法律中才出现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等部门的分类。在此法律的演变过程中，围绕中西法文化的“体”“用”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极力宣传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软弱的根源是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权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6]“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7].孙中山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等先进思想为武器，对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的法律学说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推行民主法治，他大声疾呼：“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主政治赖以维系不敝者，其根本在于法律，而机枢在于国会。必全国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举措有常轨，必国会能自由先例其职权，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谓民治，所谓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说我们要承认“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9]应该“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但由于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担最终还是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

Ⅶ 马克思法学既有鲜明的什么

（1）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法律现象；
（2）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3）科学性与服务的倾向性是统一的。

Ⅷ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法学同以往法学的根本区别，主要有下列几点：
① 在各派剥削阶级法学中，有的认为法与经济无关，甚至说法是决定经济的；有的虽也承认法与经济有关，但否认经济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结柢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当然，法与经济以外的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例如政治、哲学、宗教等也相互起作用，但这只是一方面的现象，而追究到它的根本，“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剥削阶级法学家尽管对法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一个共同点是在不同形式上否认法的阶级性,甚至认为法是超阶级的“全民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无产阶级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只有社会主义法制，才真正反映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总之，法同国家一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它总是有阶级性的。到阶级消灭时，具有阶级性的法也就不存在了。但马克思主义在肯定法的阶级性的同时，也承认法在历史发展上同其他社会文化一样，都可以批判地予以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是在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的法律文化遗产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③ 剥削阶级法学一般也承认实在法是国家制定的，但由于他们往往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把国家制定的法律说成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体现，从而模糊了国家和法的阶级本质，曲解了国家和法的关系，鼓吹所谓“法律至上论”，把法置于国家之上。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了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一定阶级的国家和法都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所制定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首先，取得政权、统治国家的阶级必须把它的胜利果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其次，法律由国家制定，还须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但国家既然制定了法律，就应当使之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法律，它自己也有必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否则法律就不能发生预期的效果。
④ 剥削阶级法学大都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法并不是超历史的，既不是永恒存在，也不是永久不变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当法存在的时代，它又随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权性质的变迁而变迁。剥削阶级的法律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可以相互模仿沿用，而无产阶级废除了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必须创建自己的法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法也将趋于消亡。那时当然还有调整人们共同生活的各种行为规范，但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了。

Ⅸ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第一次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各门科学的发展提供锐利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百多年来，它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深刻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指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必须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在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结合本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补充说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辨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史观。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何活动中都应当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
一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答：我认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第610页◎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列宁作了某种新贡献，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
第一，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即资本主义平稳进化并向全球“和平”扩展的时期。
这个旧阶段是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完结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逝世了。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即由于资本主义新阶段代替了旧阶段、由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产生的新条件，只能作一种推测。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跳跃式的、剧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周期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必然灭亡的条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原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第611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政权的方法，——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二）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
（三）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看作相当长的并充满革命搏斗和国内战争的时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的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列宁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基本原理为根据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论证了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这个国家不被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扼杀；
（二）他拟定了经济政策的具体办法（“新经济政策”），使握有◎第612页◎经济命脉（工业、土地、运输业、银行等等）的无产阶级能运用这些具体办法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
（三）他拟定了通过合作社把基本农民群众逐渐引上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具体办法，而合作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用来改造小农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基本农民群众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第四，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要点。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把它们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扩展为无产阶级不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对城乡劳动群众实行领导的严整体系。
大家知道，由于有列宁和列宁的党，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才在俄国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这也是俄国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因。
从前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在革命时期，工人在街垒里进行搏斗，他们流了血，推翻了旧制度，而政权却落到资产者的手里，然后资产者又来压迫和剥削工人。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俄国的情形却不同了。在我们这里，工人不仅仅是革命的突击力量。俄国无产阶级一方面是革命的突击力量，同时还力求成为领导者，成为城乡所有被剥削群众的政治领导者，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既然是被剥削群众的领导者，它进行斗争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谋取自身的利益，◎第613页◎来反对资产阶级，来反对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每一次强有力的发动，无论是在1905年10月或在1917年2月，都把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负有镇压资产阶级使命的新政权机构的萌芽搬上舞台，来对抗资产阶级议会这个负有镇压无产阶级使命的旧政权机构。
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曾经两次企图恢复资产阶级议会，消灭苏维埃：一次是在1917年9月，即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前的预备议会（注：民主会议 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谘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关于民主会议，参看列宁《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和《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34页和第35—41页）。——第252、614页。）开会期间；一次是在1918年1月，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立宪会议（注：立宪会议于1917年11—12月选举，1918年1月5日（公历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召开立宪会议是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的纲领包括了这项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这个口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式上把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却百般拖延，始终没有兑现。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于10月27日（公历11月9日）批准立宪会议选举日期。立宪会议选举是按照临时政府原来制定的条例进行的，其结果并没有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但为了揭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实质，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会上，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拒绝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并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立宪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随之退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公历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第135、137、301、614页。）开会期间，——而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孤立，千百万劳动群众已经认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袖，而苏维埃已经经受过群众的检验和考验，被群众看作是自己的工人政权了；对无产阶级来说，拿这个政权去换资产阶级议会就等于自杀。所以无怪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我们这里行不通。正因为如此，革命在俄国就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
这就是实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的结果。
第五，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