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上的权利

Ⅰ 一种利益如何才能成为法律上的权利

把这种利益具体化可执行化就可以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了。
例如，你某个项目或活动具有利益，你可以约定每年取得这个项目或活动总收入的20%作为你的应得的权利。也可以约定取得多少元作为你的权利。
总之，有的利益没有具体的标准，需要确定具体的标准后才能转化为权利。

Ⅱ 宪法制定权与立法权的联系与区别

一、性质不同

1、宪法制定权：从制定宪法的过程来看，宪法制定者应当是属于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人民，宪法制定权也只能属于人民。

2、立法权：立法权构成国家的主权，这通过法律来组织和调整一切。

二、作用不同

1、宪法制定权：制定宪法。

2、立法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

三、特点不同

1、宪法制定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都没有这项权利；但宪法未赋予任何机构和个人制定宪法的权利。

2、立法权：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还享有提出法案的权力。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立法权。

Ⅲ 法律保护了我们哪些权利

公民权利
一、 平等权 (2673)
平等权是指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不受任何差别对待，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权利。在现代宪政国家中，平等权首先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具体内容有：
1、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习惯、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2、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一律平等的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
3、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迫任何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处罚。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既包括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又包括守法上的平等。而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在立法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无法平等。另外，法律面前的平等只是法律范围内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
二、 政治权利和自由 (851)
（一） 政治权利概念与范围 (299)
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可能性。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公民参与国家、社会组织与管理的活动，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为基础；另一种是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由地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自由。通常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简称政治自由。
（二） 政治权利的保障 (205)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公民行使政治权利提供了政治基础；我国制定了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实现的普通法律，如《行政诉讼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等为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宪法注重政治权利实现的物质保障，如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
（三） 政治权利的内容 (455)
1、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指选民依法选举或被选举为代议机关代表和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权利。在我国，凡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
言论自由是公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通过语言的方式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语言的方式有口头的和书面的两种方式。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不得利用言论自由煽动群众反对政府，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宁；不得利用言论自由对他人的人格尊严进行侮辱诽谤。
出版自由是公民以出版物形式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出版自由也要按法律的规定享有和行使，除了遵守对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定外，它不得利用出版物来传播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我国现在施行的是预防制和追惩制相结合的管理办法，预防制是事前干预的办法；追惩制是事后发现违法予以追究的办法。
结社自由是公民为一定宗旨，依照法定程序组织或参加具有连续性的社会团体的自由。公民因结社的目的不同而分为营利性结社和非营利性结社，非营利性结社又分为政治性结社和非政治性结社。各国法律通常对政治性结社予以严格限制。1998年10月国务院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就是行使结社自由应遵循的主要法律。
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是公民表达其意愿的重要表现形式，直接反映了公民的宪法地位。
①集会自由是公民有为共同的目的，临时集合在一定场所，讨论问题或表达意愿的自由。集会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和扩展，通过集会可以扩大言论的影响，更好地实现言论自由的影响。集会和结社也不同，集会是临时性的聚集，而结社是长期的、持续性的结合，并且具有固定的组织、章程和制度。
游行自由是公民有在公共道路或露天场所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其强烈意愿的自由。
示威自由是公民为了强烈的意愿而聚集在一起，以显示决心和力量的自由。
②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是自由表达意愿；而不同之处则是表达意愿的程度、方式和方法有所差异。由于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权利的行使，多发生在公共道路或露天场所，参加或观看的人数众多，情绪感染性强，对社会影响较大，所以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权利时，机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又要注意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与权利。
③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集会游行示威法》，该法对立法的目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概念和标准；主管机关和具体管理程序和措施，如申请和获得许可的程序，对集会游行示威的场所、时间、行为的规范；以及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该法是实现宪法赋予公民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权利的重要依据和法律保障，同时也是对滥用此项自由权利行为的必要限制。
三、 监督权 (923)
监督权是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公民根据监督权客体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适宜的方式。
（一） 批评、建议权 (337)
批评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有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建议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权利。批评建议权的行使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二） 控告、检举权 (475)
控告权就是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机关进行揭发和指控的权利。检举权是指公民对于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向有关机关揭发事实，请求依法处理的权利。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控告人往往是受害者，而检举人一般与事件无直接联系；控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而要求依法处理，而检举一般是出于正义感和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三） 申诉权 (286)
就是指公民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作出的错误的、违法的决定或判决，或者因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而受到侵害时，受害公民有向有关机关申诉理由，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申诉权有诉讼上的申诉权与非诉讼上的申诉权。
（四） 取得国家赔偿权 (423)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法》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四、 宗教信仰自由 (404)
宗教信仰自由是指每个公民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信仰宗教，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由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又按宗教信仰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也不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本质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相对立的。我国宪法之所以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因为：①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②宗教信仰属于实现范畴的问题，对待公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强迫命令，粗暴干涉。③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国际性、民族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对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国际间的交往，都有重要意义。
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受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199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国家依法打击邪教组织，有利于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邪教具有反社会、反政府的特征，其歪理邪说与宗教教义是相对立的。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它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五、 人身自由 (789)
人身自由是以人身保障为核心而构成的权利体系，是公民参加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享受其它权利的前提条件。
（一）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390)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是指公民的人身（包括肉体或精神）不受非法限制、搜查、拘留和逮捕。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①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者非经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部门执行，不受逮捕。②禁止非法拘禁或者以其它方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③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司法机关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依法不享有搜查权的组织和个人，对公民的身体强行搜查，都属于非法搜查。
（二）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254)
公民的人格，就是公民作为人所具有的资格。从法律上讲就是指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自主的资格。人格权主要指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和人身权等。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三）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248)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是指任何机关、团体或者个人，非经法律许可，不得随意侵入、搜查或者查封公民的住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察人员需要对被告人及有关场所进行搜查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我国刑法规定，非法搜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217)
宪法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公民的通信，他人不得隐匿、毁弃、拆阅或者窃听。
在一定条件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为了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公民的通信进行检查。
六、 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 (469)
（一） 社会经济权利 (663)
是指公民依照宪法的规定享有的具有物质经济利益的权利，是公民实现基本权利的物质保障。社会经济权利作为宪法保障的一项内容始于1919年的魏玛宪法。
1、公民财产权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2、劳动权
劳动权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工作和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就业权是劳动权的核心内容，是公民行使劳动权的前提。劳动报酬是公民付出一定劳动后所获得的物质补偿。
3、劳动者的休息权
休息权是劳动者有休息和修养的权利。休息权是劳动权存在和发展的基矗休息权是劳动者享受文化生活，自我提高的重要权利。
4、物质帮助权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物质帮助权是指公民因失去劳动能力或者暂时失去劳动能力而不能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生活保障，享受集体福利的一种权利。主要有生育保障权、伤残保障权、死亡保障权与退休保障权等具体权利构成。
（二） 文化教育权利 (362)
1、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公民在教育领域享有的重要权利，是公民接受文化、科学等方面教育训练的权利。它包括公民按能力受教育的权利、享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受教育通过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式得到实现。在我国，受教育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2、文化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七、 特定主体的权利 (392)
（一） 保障妇女的权利 (232)
宪法第48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权利的保护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二） 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老人 (228)
现行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三） 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正当权益 (241)

Ⅳ 立法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权利

权利不仅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因子，而且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纽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权利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总是希望享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理论界亦热衷于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权利推演的可能性，继而凝炼出某种权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将一些道德权利甚至难称之为权利的“权利”制度化。这种权利“泛道德化”倾向最终会走向了问题的反面——权利庸俗化，是导致“人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时，权利的实现又离不开理性制度的支持。鉴于此，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界线划分，即，权利的制度化便成为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前，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概念作一下解释和澄清。第一，所谓“权利的制度化”，是指将权利观念客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准则，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利制度，确认已经存在的某些习惯权利或道德权利具有规范约束力，以使这些“权利”得以有效实现的过程。我们将这些经过制度化的权利称为“制度性权利”。“制度性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在狭义上指的就是法定权利或法律权利；在广义上除了法定权利外，还包括村规民约、政党与社会团体的政策、纲领与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确认的权利。本文取其狭义：权利的制度化与立法或者说道德规范法律化密切相关。第二，所谓“制度性权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权利与道德性权利的界域，任意扩张制度性权利的外延，以致将一些条件不够成熟的道德权利强行制度化的现象。

“人权”在其静态上包括道德上的权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权利。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讲，制度权利是道德权利客观化的产物，是道德权利物化形态。道德权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权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护的时代，道德权利只是主体的自我主张，只能凭借主体自我力量予以维护，所以只具主观性，这是不完善的权利。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各种主观性的道德权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权利。法律权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某些道德权利的确定性需要主体以外的力量来维系，社会就会产生保障道德权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说，法律权利的产生是道德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它使主观的、不完善的、确定性差的权利变为客观的、完善的、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权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权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从哲学意义讲，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反映了质与量的统一。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个人、社会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制度对于人权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它给与道德权利以较为稳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权离不开制度，它并最终要以制度的形式来保证其实现。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按照权利的保障依据所作的一种分类。道德权利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它“诉诸于某种道德直觉或道德理想，诸如基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对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的判断，基于某种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义要求等等”。［1］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在权利内容、形成条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两者完全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同存共生，道德权利以人们期望用法律权利形式得到认可而事实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现，对它的尊重由人们的内心自律力来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权利带来的仅仅是“无法与其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恐惧”。然而，随着人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权利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体的权利要求为根据，适时地将它们提升为法律权利，由法律制度来体现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律，由法律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这便是权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将这个问题作极端化处理而任意扩大制度的统摄范围。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也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同时又会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权利类型。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要动态地与同时代普遍的道德观念相容，虽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会变革时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人的道德观念的变化超越现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但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价值目标上应当相容，并且这种道德规范在大多数人身上能够得到实现，如果现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于道德观念的变化，或者现行法律的制定极度超越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那么，这些制度性权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当中，权利在总量上也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平衡，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在数量上也是此消彼长的。两者在界限上应当清晰，在数量上应当保持适度的协调，以实现二者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如果道德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将人权与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权利不会导致法律后果，制度的价值难以体现，被侵害的权利难于得到矫正；反之，如果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权利所占的比例过大，就会导致制度性权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礼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执行这种“法律”必然以德治为之,这对于现代的社会则是绝对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相互侵犯而两败俱伤的情形：要么法定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不了；要么道德权利难以得到实际保障。二、道德权利的存在形态

Ⅳ 法律规定上的权利和义务在哪

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非常广泛。不同的部门法规定了不尽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宪法就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基本权利主要有：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监督权和获得赔偿权等；基本义务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依法纳税等。最佳答案

Ⅵ 立法平等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也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虽然这两部法律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平等的范围上都作了限定《宪法》虽没有像《刑事诉讼法》那样明确地规定“公民只在适用法律上平等”，但在其司法解释中对第33条是作“适用法律平等”解释的，我们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应包括三项含义，即适用法律的平等、守法的平等，立法的平等。由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我国立法上应否坚持平等？
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法律平等，特别是立法上应否坚持平等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绝大多数人认为坚持立法平等有违法律的阶级性。因此，在通常所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并不包含立法平等的含义，只包含适用法律和守法上的平等，针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立法平等是现代法治的精神，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须首先在立法上就坚持平等，本文将着重对立法平等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思考。
（一）首先我们要弄清平等的概念。对于什么是平等？《牛津法律大辞典》是这样规定的：“人或事物的地位完全处于同一标准与水平，都被同样对待。”(1)在《法学大辞典》中更具体的解释是：“社会主体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享有同等的权利。”(2)即人格平等：不分性别、民族、阶级、职业、经济状况等方法的差别、人人社会地位平等；机会平等：人人享有发挥自己潜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等机会；权利平等：在法律面前有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资格。
对于什么是法律上的平等？《伯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是：“平等是依法享有机上的权利、特权，豁免和承担相同的义务。”(3)它包括立法，适用法律、守法上的平等。守法平等比较容易理解：即人人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国家法律的特殊权力。适用法律的平等是指法律的规定应同等地适用于同类社会主体的同类行为。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得被区别对待和获得豁免，除非有充足的理由而在立法上享有豁免权。而立法平等原则是指所有类属相同的人或社会主体，必须视为平等地享有同类法律权利的资格和平等地承担法律义务的主体。而立法上的权利平等是指平等地享有权利人资格，权利平等是社会主体的权利资格平等。
(二)要谈立法平等的问题，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应对法的阶级性的问题。坚持立法平等的最大阻力是法的阶级性。确认立法上人人平等的原则，首先必须面临的非难是：“在立法上对敌人或专政对象能否讲平等。”（4）法的阶级性被视为坚持立法平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成了反对提倡立法平等的一些学者坚持已见的最有力的武器。他们认为主张立法平等有违法律的阶级性，是敌我不分。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因历史原因非常重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的国家里，阶级分析法几乎成了进行各种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我们所倡导的立法平等问题与法的阶级性确有冲突之处。这也正是许多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敢涉及此问题的研究以至于立法平等的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虽然在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但是直到目前立法平等并不为世人所认可，也正是因为如此，以至于在目前的各种法学教育中，但凡是遇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几乎每本教科书和每一位讲授者都会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我们这里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指的是守法和适用法律上的平等。并不包括立法平等的含义。”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的确，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确有相冲突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并非是一对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必然矛盾，因为阶级性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并不是任何社会所具有的共性，而法律却不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从法的起源上看，我们知道，法律并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在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国家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对全体氏族部落成员都有约束力的风格习惯，尽管它不是成文的，但它可以视为法的最初的雏形，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习惯法，它并不失其作为法的本质：发挥着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产生最初并不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是基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早在原始社会后期，至少在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已经出现了带有社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这些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便是法，由此可见法在其最初产生的是不带有任何阶级性的，而法的阶级性的产生则明显比法本身产生的时间要晚，它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出现了阶级分化，产生了阶级矛盾和对立，并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而颁布的法律才体现出严重的阶级色彩。由此可见，立法与法的阶级性的产生并非同步，最起码在时间上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并非一对天然的矛盾。
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对法律有无阶级性，也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简单的绝对化回答。法虽然在整体上有阶级性，但是并不排斥它的某些部分作为独立的部分的非阶级性。部分和整体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某些特定的法律或法规同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之间不只是存在量上的不等，在质上也有区别。如我们承认现阶段的法律具有阶级性，但是在现阶段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中许多部门法和法律规范是不存在阶级性的，如《婚姻法》、《物权法》、《环保法》、交通法规、消防条例等这些都是无阶级性的，在这些法律面前我们同样要求人人平等，即不仅要求人们在守法和适用法上一律平等，同时也坚持了在立法上也一律平等。由此可见，坚持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至少在某些部门法的订立上是不矛盾的。
（三）我们倡导立法平等，不仅要正确认识法的阶级性，同时还要认识到法律同样也具有社会性。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法律的产生早于阶级而产生，法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少是进入父系民族时期，而阶级的产生则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形成，此时人类则进入了阶级社会，这时的法也即具有阶级的特性，体现出一定的阶级利益，即奴隶制国家的法体现着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封建社会的法体现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利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则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虽然体现一定的阶级性，但其所体现的阶级性是从无到有并且随着社会的性质的改变而改变的。也就是说法的性质是服从于法所处的社会的性质的，由此可以看出法是人类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一部分法的规范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将逐步消失，因而法的阶级性也会不断缩小和消失，但是法律本身并不会消失。因为法律除了具有阶级性外，它还具有社会性，即法还具有处理公共事物的功能，它不仅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还维护着社会的公共利益，法具有一种社会的共同性，满足了人们需要一种公共权力的需求，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起着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维护整个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社会工具。因为法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性，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法的阶级性可能消失，但法的社会性却依然存在。因而法律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它都得依然存在，法本身不会消亡，它的社会性职能反而会逐步扩大。共产主义社会也许会有比我们今天更加完备的法律来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发挥其调整生产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既然法的阶级会逐步消失，而法本身则依然继续存在的话，在这一前提下提倡坚持立法平等还会有障碍吗？
（四）我们所追求的法律平等其实质含义是法律人格的平等。也即是在立法上确认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就是要坚持立法平等。对一国公民，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职务、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因素的影响，在立法上确保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承担相同的义务。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不是说任何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义务相同、对等。这里所讲的坚持立法平等是一项“应然”的法律原则，而不是一种“实然”的法律后果。法律应当是什么？马克思早就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也就是说，法律应该是人民共同意志决定的，对立法的实际考察，我们不否定立法，包括社会主义的立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或统治者）的意志，这便是指的立法的历史“实然”状况。而并非是我们所追求的立法的“应然”状况。我们追求法律人格平等，首先就要弄清楚和区分法的“应然”与“实然”状况，即我们所追求的立法应该是怎样的，而实际上又是怎样的。我们知道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坚持立法平等是现代法的精神，对于一国公民只要他不去触犯法律所确立的禁止性和限制性条款，遵守法律的规律是，履行法定的义务，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论其人身权利还是其财产权利，而不会同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职务、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其他因素而遭到法律的歧视和区别对待。
对于那种坚持法的阶级性而反对立法平等的观点，认为坚持立法平等便是敌我不分，就是坚持人民和阶级敌人讲平等的观点，我们认为坚持立法平等并不是放弃法律惩罚犯罪的功能，这里所讲的坚持立法平等是一项应然的法律原则，而具实际中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各不相同，则是因为其各自的行为导致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同后果，某些公民被剥夺某些权利的行使是因其行为的违法性而导致法律上的不良结果。在法律上之所以要使用“剥夺”一词其含义也正在于此，也就是说本来其享有某种权利，只是因其某种行为而使其该项权利丧失。是属于违法而进行的事后制裁，而非立法上预先设定的权利不平等。而如果一个守法的公民和一个违法的罪犯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那正是有违立法的平等原则。
（五）提倡立法平等还要正确区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我们所说的立法上的权利平等强调的只是享受权利的资格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上任何法律在立法上都包含有平等的因素，只是其平等主体的范围不同而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立法只限于奴隶和封建主之间的平等。而资本主义法律在平等权利上形式上普及到了所有人，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法律虽然赋予人人都享有财产权，但这只对有财产的阶级才可以实现其权利，而对无产者，则只享有权利资格，而没有实现权利的条件，因为他们没有占有生产资料。其立法上的权利平等是建立在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法律平等就是穷人和富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也就是只有形式上的平等。而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因为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消灭了阶级对立，但是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仍然存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虽然都同样享有公民权利资格，但并不是说每个公民都能同等地实现其权利的行使。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立法上坚持平等，但在坚持平等的前提下也有不平等的因素存在。坚持立法平等就要正确区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在立法上也有坚持平等的成分，即使摆脱了阶级性的制约，坚持立法平等的前提下制订的法律也有不平等的成分。因此，阶级性不是制约立法平等是否合理的必要因素。
坚持立法上的平等就是要否定以阶级出身和身份不同而在权利资格上差别对待，这是人类“从身份到契约”的一种历史进步，立法上的平等不仅显示出道德上的公平性，更重要的是能激发人们利用同样平等的机会去发挥潜能促进社会进步。正如边泌所言：“立法上的平等，不是条件平等，而是机会平等。”
（六）坚持立法平等还必须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体作准确的定义和理解。即弄清“人人”是指“人民”还是指“公民”。我们知道，公民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术语，它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可以享有某种权利与承担某种义务的人，而人民则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政治术语，显然我们这里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体应该是指公民。由此可知我们谈立法平等的主体也是指公民而非人民。即使一个人在法律犯了某项罪，他也许成了法律制裁和打击的对象。不再属于人民的范畴，但他仍然是一个公民，因为他并没有失去国籍，虽然被法律剥夺了其享受一部分权利的资格，但是法律仍然保障他其它权利的顺利行使。这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立法本意。如果我们依然坚持一切以法的阶级性为中心的话，以阶级的标准来划分其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范围。那么不用说在立法上坚持不了人人平等，就连最起码的适用法律和守法上也谈不了平等了，所有的犯过罪的人都会被排斥在法律的权利保障之外，势必造成更大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夸大了法的政治性，维护社会生产和秩序的法律就会化成为单纯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法的科学性。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罪犯也是公民。法律作为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基石。如果一味强调其政治功能和阶级性，势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样的先例在我国并非没有。因此，我们强调立法平等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和最大的程度上保障人民的利益，这与现阶段我国法的阶级性并不矛盾。
（七）坚持立法平等是当前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要求。我国政府已向世界承诺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一些国际上重要的人权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所坚持和奉行的平等原则和非歧视原则我们必须遵守和履行。因此，我们在立法上必须承担这些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在立法上坚持平等原则。而目前我国又刚刚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因此，我们也必须遵守WTO所奉行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无歧视待遇原则以及透明度原则。我国政府已经做出承诺：“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世贸成员。所有的外资个人、团体（包括那些没有在中国投资或注册的个人和团）在贸易权利方面将享受至少跟中国企业一样的待遇。取消双重定价惯例以及在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待遇上的区别。不用价格控制给国内厂商和服务行业提供保护。入世3年内，除少数例外，所有的企业将有进口商品以及在关税领土内进行贸易的权利。”针对这些承诺，我国政府已做出对我国现行法律做出重大修改的决定，在今后3年内，凡是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和原则相违背的法律都必须废除和修改。为适应入世的要求，必须尽快制定出一系列与世贸相适应的一些法律法规。针对我国必须履行的相应义务。如“在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依世贸组织的规定：给予其他成员国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奉行非歧视原则。”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些义务，我国现行的法律在短期内将面临着一个废，改，立的过程，以适应加入世贸的需要。在这些法律的废、改、立当中首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从立法上保证平等，如果还坚持法的阶级性原则，显然这些法律改革的适用对象绝大部分是针对全世界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岂不是真的要和资产阶级讲平等了吗？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立法平等，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追求的法律平等是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确保其享有的权利平等。至于其在法律上享有的实际权利则是另一码事了。由此可见立法平等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所需，实行立法平等原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备条件。如果再坚持以法的阶级性而阻止立法平等的实现，我们的国家将势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呼唤实现立法的平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首先要求市场经济立法必须坚持平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它不同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而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自由交易，对外开放，它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一切由国家计划垄断，而是要求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意思自治、信息自由、机会平等，所有这些平等和自由是市场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同样是法治经济，更应从立法的高度保证各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的平等性，立法平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前提和基础。市场是公平的象征，保证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项立法基本原则。立法不平等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对市场主体地位的区别对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效率原则，使公平竞争的机制丧失，势必造成市场混乱，严重破坏社会交易的安全，同时也容易导致市场的畸形发展，使法律保护的行业和企业逐步形成垄断和操纵市场，对于受法律排斥的行业和企业逐步被淘汰，从而破坏了市场的有序运作。市场本身便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转，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工具。需要作的是从立法上保证参与市场竞争的各方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同等的机会，而不是去直接干涉市场的运作。保障市场经济的权利和自由，主要是平等的，自主的权利和平等竞争和自主发展的机会，缺乏这种保障，市场经济就不能顺利发展，而这种法律的保障本身又来自于立法的平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坚持立法平等。立法平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结语：
正如江平教授所言：“法律向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义，不仅指执法而言，同样也指立法而言。”（5）立法是“源”，执法，守法，适法则是“流”。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须从“源头”抓起，首先在立法的阶段就应坚持人人平等，这才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
参考文献：
（1）、（2）、（3）郭道晖著《法的时代呼唤》法律出版社
（4）、（5）郭道晖著《法学争鸣实录》法律出版社

Ⅶ 人大代表在立法活动中有哪些权利

您好！人大代表在立法活动中有审议权、表决权、提案权和质询权 。谢谢阅读！

Ⅷ 法律上权力与权利的概念

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某些法律上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的行使。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如都以追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都有相应的法律上的规定和限制要求。 1.权利的基本含义 权力与权利，在英文中被称为power 和right.权利是指在社会中产生，并以一定社会承认作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权利是在人与人的相对存在的社会状态之中存在的。孤立的个人，无所谓权利。权利也总是以一定的社会承认作为前提。这种承认可能是习惯的、道德的、宗教的和法律的。根据其承认方式的不同或者被称为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和法律权利。这一定义还表明，权利包含权能和利益的两个方面。权能是指权利能够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它并不要求权利的绝对实现，只是表明权利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即“非不能为也，而实不愿为也。”利益则是权利的另一主要表现形式，是权能现实化的结果。将二者相比较，权能具有可能性，利益具有现实性。也可以说权能是可以实现但未实现的利益；利益是被实现了的权能。如继承权，在被继承人尚未死亡时，继承人所享有的继承权实际上是一种以权能状态存在的权利。一旦被继承人死亡，继承产生，继承权就由一种权能转化成为了利益。 2.权力与权利的联系 第一，权力来源于权利。在权力与权利谁来源于谁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误解。其实早在权力产生之前，权利就已经有了。在原始时代，人们已经有了原始的权利。这些遍及氏族内部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只是那时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别，也无法分别的。而权力的情形则不同，在最初是没有权力的存在的。由于人的认识发展和社会的逐步生成，就逐步产生了一些社会公共事务需要一定的人来担任和完成。当初总是由氏族首领来进行的。是全体氏族成员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委托首领来进行的。于是，根据全体氏族成员的委托和信任，他就享有了对于氏族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就是最初的权力。 第二，权力是为维护权利而产生的。在私有出现，权利义务逐步分离以后，权利就不时遭到侵犯。如果完全听由受害者自由复仇，就难免会导致混乱。而且一旦遇到受害者是弱者，复仇也就会成为困难。为了防止因自主复仇导致的混乱和保护弱者，就必须要产生一种公共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弱者，使人们的权利得到保障。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保护权利中，首先保护的当然是有产者的权利。具体地说，首先是奴隶主的权利。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权力和权利的阶级性。 第三，权利优位于权力。由于权力是来源于权利的，也由于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实现权利，相对于权利，权力就是手段和工具，而不是目的。谁要背离了这一点，也就是对于权力的反动和对于权利的否定。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在面对权利和权力的冲突时，就不难作出正确的选择，即让权力服从于权利。我在一本书里讲到，一个深夜，一个嫌疑人犯跑到了一个村子就消失了，我们能不能让全体村民都被惊醒，而进行所谓的搜查？显然不能，因为那样就会造成公民权利的被侵犯。比如，我们能不能随意地对每一个公民的邮件进行检查，显然不能。 2.权力与权利的区别 第一，权利的主体是不特定的，而权力的主体是特定的。权利的主体十分普遍。就公民权利来说所有的公民都有权享有。对于民事经济权利来说，也可以认为，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享有。但是就权力来说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享有的，它有特定的主体限制。这种限制都是由法律来作出的。 第二，权利的内容比权力的内容广泛。权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等。权力的内容是有限的，仅限于特定程序和方式所赋予或获得的事项。权利往往并不限于法律的规定。法律所规定的一般也只是基本的权利，而权力则是严格以法律的规定内容为限的，超出了法律的规定范围，即构成对于其他权力或者权利的侵犯。即构成违法。 第三，权利可以放弃，权力不能放弃。这是由权利的自主性所决定的，而权力，往往都是职权，它是与职责相伴随的。放弃权力则可能意味着渎职，而渎职，不仅为法律所禁止，甚至还为法律所要惩罚。因此，原则上权力也不可权力享有者随意转让，而权利，除一些最基本的权利之外，许多权利都是可以转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