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死法

㈠ 安乐死是什么意思

可以无感觉的死亡，用在两类上 动物 人 当动物 得病时 可以用安乐死
但是人要用的话 会很麻烦的

㈡ 今天的西方国家法律与我国法律谁更为科学，理性，先进

西方法治社会建设从资本主义开始，已经几百年了，就连美国都近300年了，相比之下我们真正开始进入当代法治社会，民国初期有一段，国民党时期几乎是独裁，新中国后之初又学苏联，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形成有效的依法治体系，所以从那以后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是借鉴国际社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样相比之下，我国法律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体系是建立了，有些也很先进，但是在科学性、理性以及法律的执行层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很多对我国立法也有“死法”的批评，这种观点是比较偏激的。

㈢ 古希腊有位暴君,滥开杀戒。一天,他在处决一群囚犯时说:“按照当今的法律”，你们在临死前可以选择死法，

他对君王说：“我将被砍头”
理由：你说他说的是真话吧，可是按规定他将被绞死，所以不能说是真话。你说他说假话，那么他将被砍头，可是他说的就是被砍头。你说无法断定真假，那么一律按假话论处，也就是说将被砍头，可是他已经说了将被砍头…所以君王是不能杀他的…

㈣ 什么是安乐死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

积极安乐死指的是

蓄意结束生命

来减轻痛苦的行为

，可分为医生主动为病人结束生命

（主动安乐死）


或在医生的协助下

患者自愿并自行结束生命

（协助自杀），

这两种方式只在少数国家合法，我们今天只谈争议较多的

“协助自杀”式安乐死

。

选择安乐死的人

通常是想保留最后一丝尊严，

即在病痛彻底击溃自己前

主动选择死去

，它的实现方式有两种：

口服药物或注射药物


选择口服的人，

医生会为患者提供一杯溶液

，并在里面加入强力的麻醉药物和致命药物，


患者再以自愿服用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防止病人经历不必要的痛苦

医生还会让ta在服药前吃下防吐药物

，选择注射的人

同样需要自己来执行最后的步骤

，他们通常会手握点滴的开关

自行控制生命结束的时间，

而在开关的另一头

则是超出致命剂量30倍的强力麻醉药物


。以上两种过程

都要全程录制视频

，患者要说出自己的个人信息

表示自己明白接下来这么做意味着什么，

理论上来说

开始执行安乐死后

病人会快速失去知觉

并在数十秒内死亡

，这也是安乐死的原则
。

安乐死在中国不能合法化

，如果安乐死合法

，那么一些心理脆弱的患者

很可能直接放弃生命，


在一些监管不力的地区

还可能会出现某些人“被安乐死”的违法事件，安乐死可能阻碍医疗的进步

。

如果安乐死普及，

重疾患者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

，因为他们可能会被认为

占用且浪费了社会资源


，综上所述

不止在中国

安乐死在许多国家也难以合法化

。

㈤ 死刑犯能不能自己选择死法（比如注射、枪决、绞刑三选一）

死刑犯不能自己选择死法。
若希望换另一种方式，需要根据当地的条件而定，比方说大连，徐州，北京一带就有注射死刑的条件，这就可以按照情况选择，另外绞刑在我国是不作为死刑方式考虑的。死刑是刑法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也作为一种刑罚普遍存在于各国刑法体系中。因为生命的宝贵性和不可再生性，死刑成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故又被称为极刑。
遭受这种剥夺生命的刑罚方法的有关犯人通常都犯了严重罪行。尽管这严重罪行的定义时常有争议，但在现时保有死刑的国家中，一般来说，谋杀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
死刑曾遍存在于各国刑罚之中，自启蒙运动后，是否废除死刑这一议题在学术层面产生激烈讨论，并且在司法实践层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现行刑法保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的原则进行死刑的适用。现阶段我国死刑的执行一般分为死刑立即执行和缓期二年执行死缓两种情况，并严格把控死刑核准。
死刑对罪大恶极、严重危害他人和社会安全的犯罪分子予以处决，在严惩犯罪者、威慑和教育有犯罪企图者，安抚受害者遗族、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以及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等方面，拥有特殊作用，其效果也非常显著。在各类阶级或私有制社会，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它必然将像法庭、监狱、警察等国家机器一样，拥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适用死刑的罪名不同国家以其具体规定为准，谋杀、叛国、严重的故意伤害、强奸、暴力抢劫、劫持、绑架、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情节极其严重的各类普通刑事犯罪、数额巨大的贪污受贿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八条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㈥ 岳飞是砍头死的吗还是

岳飞死刑的执行地，据历史记载乃是杭州的风波亭，如今杭州市政府已专门修复了这个亭子。许多人也许为此感到诧异：为何要在一个亭子里执行岳飞的死刑呢。其实非也。风波亭乃是南宋当时大理寺——相当于如今的最高人民法院吧——的所在地，按古代的建制，里面直接配有监狱。在法院的监狱内执行死刑，这对岳飞来说还是个“殊荣”呢，因为据历史记载，当时宋高宗“有旨，岳飞特赐死”，自然给了一些体面，而他的儿子岳云、部将张宪则是被押往临安闹市斩杀的。众所周知，押往临安闹市斩杀，这是古代比较一般的死刑执行方式，跟今日我们武警将人犯押往人迹罕至的荒地枪决差不了多少，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明的法治国家则多在监狱之内执行死刑，如日本即有这样的法律明令。

岳飞被赐死，据说最后是留了个全尸的。这虽然体面了些，但其被执行死刑的方式则可能是颇为残酷的。关于这一点，考证起来可发现三种不同说法。

第一是绞杀说。此为当今不严格的一种史说。绞杀固然是古代为了保留全尸所适用的较为普通的一种死法（如图），但问题是，岳飞是否被适用此种死法，在史料上难以印证；

第二是毒杀说。史料上确实有一种记载，说“侯中毒而死，葬於临安菜园内”。如果岳飞果真是被授以毒酒而死的，那就跟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样的死法了，所不同的是，岳飞在饮下毒酒前，是没法跟一班人高谈阔论哲学问题的——他压根是个中国式的怨死法，只能临刑前留下8个字的绝笔，而且还是重复的，那就是“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值得留意的是，岳飞在风波亭是熬过大刑的，因为当时秦桧命右谏议大夫万侯莴审问，这右谏议大夫就相当于现代党内纪委书记这样的职务吧，手中的权力一时炙手可热，又急于“整”出岳飞谋反的证据，所以就动了大刑，反正是在风波亭的高墙之内，当时也不用担心有什么新闻记者报道出去。而对于岳飞来说，相对于那残酷的刑讯逼供，能喝一小杯毒酒去死，在那时几乎算是“安乐死”了。但问题是，如果采用毒死的方法，从统治集团的立场而言，就有点像政治谋杀了，为此估计毒死说也是不可信的。

最具有可信度的是第三种说法，那就是“拉胁”说。此说也是有史料根据的，有载“其毙於狱也，实请具浴，拉胁而殂”。“拉胁”乃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死刑执行方法，在《酷史传》中即有记载，具体方法乃是打折肋骨致死，这比毒杀就更为残忍了，在现代法学上，无需赘言也算得上是酷刑了。不过，从右谏议大夫万侯莴的立场而言，反正岳飞的英雄骨在风波亭内也已被手下的人打残了，又不可能直接拉到今日旁边的浙大医院里去救治，最后就这样结果了算了，也刚好符合赐死留全尸的要求。

岳飞之死如此冤枉，又如此残烈，不知他在班师回朝时是否始料未及，但也恰恰应了他在《小重山》中“惊回千里梦”的说法，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今日穿越历史时空回望岳飞之死，也同样有一种“惊回”的感觉。

㈦ 什么是凌迟处死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http://ke..com/view/547727.htm

㈧ 我想学鲁班书，谁可以教我，

鲁班法是可以学，但是鲁班书有三部，一部修房造屋，一部治病救人，一部害人整人。学那一部呢？都学了？都学的话就是害自己害子孙后代。不全学？可能你又不甘心。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除了修房造屋治病救人以外别的都不能学，而且治病救人的最好的别全都学了，还不能学的太灵验，太灵了对自己和儿孙都不好，学多久也不好，虽然它是治病救人的法。大概学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就可以了。我家确实有上中下三本，而且我都全部看过。上本修房造屋，中下两本一本是治病救人一本是害人整人的。自学确实是可以学会，不用师傅传授也可以学会，只是没有师傅传授的厉害而已。我几年前自学过千斤拖山榨，后来发现学了不好让我老爸给收了就是说有的人不管弄什么一次就灵验了，而有的要两三次才能灵验。比如水法吧！有的人用一次法就能起作用，有的要用两三次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都是一碗水一下子用两三次法，法学的太灵验亏自己，就算亏不了自己也会亏后人，懂了吧？万法不离其宗，慢慢的你就明白了。如果你很少用的话可以不当回事。

㈨ 为什么中国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法律

因为安乐死是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涉及人的死亡问题，人们不得不慎重考虑。虽然死亡是我们必不可免需要面对的，也有人提倡与其备受病魔折磨难受着，不如选择安乐死。安乐死是让人幸福、快乐的死去，没有感受到太多痛苦，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期待的和平死法。

但其实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如果每个国家都制定有安乐死，那是不可行的，因为安乐死是否合法民众的声音不一样。人都有生老病死没错，但在我国这阶段来说，我们顺应的是自然死去，而不是选择安乐死方式帮助结束患者生病。目前科学进步很快，很多疾病某些年没有，但随着研究可发现，是有治愈的机会。

所以如果可以，减少慌乱，还是选择自然死而不是安乐死。

㈩ 关于安乐死问题的法律和伦理支撑有哪些

2010年2月，荷兰有一个名叫“超出自由欲望”的组织提出：所有年龄超过70岁的荷兰人，如果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担心未来生活可能影响生活质量，他们都有权安乐死，通过寻求职业帮助来结束生命。为了促使合法化，该组织寻求了大量的签名来支持这项动议，以期改变荷兰现行立法。荷兰许多著名人士也支持这项动议，这里面包括荷兰政府的一些前任部长、艺术家、法学家和医生。对此，荷兰议会提出立法草案，让社会民众自由讨论。这一问题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讨论中，人们陷入了生命权理念与伦理的冲突之中，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现代宪法的基本立场与精神。这一问题给宪法学提出了严肃的话题：面对安乐死范围的扩大，以生命权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宪政体制将如何应对？安乐死背后存在哪些宪法价值与事实？如该法案顺利通过，会对整个安乐死立法与观念，特别是对生命权的价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安乐死的概念与演变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1]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一般理解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学者们根据安乐死的不同特点，把安乐死分为不同类型，如主动与被动安乐死、通常与非常安乐死、有意与无意安乐死、自愿与非自愿安乐死。[2]在安乐死的分类中，最常见的分类是自愿安乐死（voluntary euthanasia）、非自愿安乐死（non-involuntary euthanasia）和不自愿安乐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所谓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本身自愿、希望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所谓非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已经失去了选择或生的能力，但被以仁慈的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所谓不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3]

据学者们研究，安乐死思想并非是现代的产物，它是一种渊源久远的人生哲学思想。早在古希腊，就有所谓“安死术”之说。[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英国开始，安乐死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法律话题。1934年，一位英国妇女在接受手术后，因为担心自己31岁的儿子的未来，于是用煤气毒死了他。起初她被判处死刑，两个月后改为缓刑，三个月后被赦免。1935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要求在法律严格控制下允许医生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之后，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以争取人道死亡权利为目的、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权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权意识的提高，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给予普遍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安乐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5]同时也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生命。1976年，国际安乐死研讨会在日本举行，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强调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主张在特殊情况下，人应当有选择死的权利。[6]同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健康安全法》）。[7]该法允许成年病人在书写所谓“活医嘱”后，授权医生可以关掉维持生命的医疗设备。1980年，国际死亡权利联合会成立，不断推动安乐死立法化进程。

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当追溯到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的 “安乐死法”（《垂死病人权利法》）。该法规定了严格的安乐死条件：接受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以上，而且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必须由本人递交要求安乐死的申请书，要有本人签字。同时，该法还对医生履行安乐死做了详细的规定，并规定病人提出安乐死要求并且获得医生签字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但是，该法实施不到8个月即被废止。

2001年4月10日是世界各国值得关注的一天。经过激烈的辩论，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此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比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能否合法化成为国际性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国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议案中，我国妇产医学界著名人士严仁英和胡亚美首次提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之后，在多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些代表一直呼吁安乐死合法化。我国最早的安乐死案件出现于1986年的陕西省汉中市，一位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王明成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先后被关押了1年零3个月，1992年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此后，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不时见于报端。

二、安乐死与生命权价值

围绕安乐死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大体上分为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赞成安乐死的主要理由是：安乐死是对人的死亡方式选择权利的尊重，实施安乐死有利于维护病人自身的利益；生命是神圣的，但又是相对的；当一个人的生命接近终极时，依靠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维系无法改变的病程，只能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那些不可逆转的临终病人，应停止无效的耗资巨大的抢救措施；建立一套严格的安乐死制度，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反对安乐死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如果实行安乐死，病人就可能会失去改善的机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的生命带来危机感；安乐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8]这些争论虽然有思考问题的不同视角，但本质上涉及安乐死问题的核心价值，即生命权主体是否拥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或者决定生命利益的权利。如果人可以自由地处分自己的生命或享有处分生命的利益，那么，他（她）当然就可以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其没有自由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安乐死就被证明为不正当的。在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生命的层面上，安乐死实际上涉及宪法价值体系中的生命权的定位与认识问题。

笔者认为，从宪法价值体系看，安乐死是无法获得合宪性基础的，因为安乐死不符合宪法基本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价值目标。

第一，现代宪法是以个体权利的保护为出发点的，包括生命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国家保护的义务。由于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虽然规定生命权的相对性，保留死刑制度，但在宪法价值上，死刑制度是没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生命权本质上具有绝对性。当生命成为个体存在的基本前提时，个体享有的生命价值已融入到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之中，是否限制与剥夺只能靠共同体意志来判断与决定。

第二，安乐死不具有基本权利的特征。作为一种主观性的个人权利，基本权利首先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其对抗的典型客体是国家权力。在这一点上安乐死能否成为宪法问题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安乐死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是私人之间关系，即患者、医生与家属等，这些私人利益的判断通常由私法来调整。但安乐死的最终决定权，特别是私人之间发生冲突需要由法官裁决时，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便带有了浓厚的公法性质。从现代立宪主义的观点看，生命权的决定不能由私人来行使。同时，作为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基本权利主要体现为社会共同体内在的价值追求。从客观价值秩序层面看，私人是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因此，人的生命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自由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私人并不拥有自杀的法律权利和安乐死的权利。

第三，安乐死无法获得宪法文本的支持。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多数国家没有直接规定生命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宪法对生命权的漠视。实际上，西方是在发展人权文化中逐步形成基本权利体系的，生命价值已经融入到个体生活之中，通过成熟的宪法解释可以寻求生命权的文本依据。在我国，宪法的发展和宪法文化培育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我们是在缺乏成熟的生命权文化背景下进行法治建设，更需要特别强调作为基本权利基础的生命权价值。

第四，安乐死与生命权的本体价值是冲突的。有学者把生命权观念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即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与生命价值论，[9]并试图从生命价值论角度寻求安乐死正当化基础。笔者认为，三阶段的生命权观念的划分忽略了不同阶段生命权形态的相互关联性，混淆了生命与生命权概念之间的价值内涵，同时，在缺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仅仅依靠价值层面论证死亡权的权利属性是不妥当的。其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生命的延长不再仅仅是一个梦想，也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医学技术的发达使得人类有能力战胜很多疾病，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生命权的延续和保障无形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但是，仍然有一些疾病是现代科学技术无能为力的，在这些疾病面前，人类显得尤为脆弱。在病魔的折磨之下，人的生命也会慢慢的消失，病人也会在病魔无情的吞噬中、在无尽的痛苦和恐惧之中慢慢的死去。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不仅病人本身要忍受这种痛苦，而且病人家属也要随着分担这种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宪法上的生命权是否能够在价值上让位于安乐死？支持安乐死的人士认为，在病人的病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延长病人的时间无异于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来说，与其这样生不如死的苟延残喘，还不如选择一种有尊严的死亡方式来保持自己生命的最后尊严。而反对者认为，人类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个财富是属于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不单单是属于公民个人，如果公民个人为了自己是一时之利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就是对家庭、父母和其它公民的不负责任。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也日新月异，今日是不治之症，明日可能药到病除。因此，保留自己的生命就是保留自己的希望。与其在绝望中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如在希望中等待，既给自己的生命一份尊重，又给其他人一种祈盼。

总之，从生命权社会价值来看，安乐死有可能造成对生命权的一种侵犯，是对国家保障公民义务的一种违背，与宪法的基本价值是相抵触的。

三、安乐死与人的尊严性

支持安乐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认为，如果对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不予承认其合法性的权利，有可能侵犯人的尊严，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毫无疑问，人的尊严与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是构成法治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是因应人的内在需求为出发点的，始终以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的维护作为历史使命。那么，在安乐死问题上，什么样的立法政策更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这是涉及宪法价值论与法治发展的复杂问题。

首先，宪法上的“人的尊严”是价值体系。当判断一个公共政策或者国家立法是否符合人的尊严原则时，我们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是否有利于在社会建立尊重生命的文化与政策？社会民众对生命权的期待是增强还是动摇？也许就特定的个体而言，禁止安乐死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否一定以社会正义的牺牲来实现？人的尊严既是人类感受的概念，同时也是实践中的概念，不能仅仅以个案的正义来思考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策趋向。

其次，如果仅仅以人的尊严的维护为理由，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有可能同时牺牲其它人的尊严。目前，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保守与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实现合法化。在这里，各国也在考虑同样的人的尊严价值。当自杀合法化、安乐死合法化的环境下，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尊重义务是否得到切实的履行？至少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急于赋予安乐死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有可能导致生命权价值的下降，甚至为国家推脱生命权保障义务提供合法化的依据。无论是生命权价值论，还是生命权质量论，如果缺少了生命的神圣性，无法完整地体现其主体的尊严。

再次，宪法上人的尊严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尊严死”是新出现的权利形态，其内涵就是，有尊严地死去，但它与安乐死是有区别的，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尊严死是指有尊严地死去，能够按照本人的意愿，死得“像个样子”，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反对安乐死的人不一定反对尊严死，赞同尊严死的人不一定赞同安乐死。[10]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交叉领域，日本学者石原明称之为“尊严型的安乐死”。在他看来，两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存在领域与方法上：安乐死主要指意识清楚但因绝症病痛难忍的晚期患者，而尊严死是指因失去意识难于感受病痛，但因病痛折磨而惨不忍睹的患者，包括植物人；通常安乐死是通过积极的方式，如通过药物等方式进行，而尊严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即摘除维持生命的仪器的方式。[11]无论是主动型是被动型安乐死，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前提，一般情况下，主动型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比较清楚的，但在被动型尊严死中，由于患者处于植物人等状态无法表达真实的意识，所谓尊严死的正当性依据是无法确认的。[12]基于这样的原因，美国的一些州鼓励人们生前写好遗嘱，清楚地表明自己因病无法根治或者植物人时，愿意选择尊严死的方式。它的合理性在于，无论国家是否承认安乐死，对于特定个体而言，当他（她）面临选择死亡方式时，具有比较确定的意识表示，能够使医生和家属找到确定性的依据。总之，尊严死与安乐死虽有一定联系，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尊严死不能成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唯一依据。[13]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宪法界限

目前，安乐死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合法化问题。有些国家一直推动其合法化的进程，但其进展十分缓慢。目前世界范围内安乐死完全合法化的国家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也有一些国家通过判例等形式寻求法律途径。这里可能存在宪法价值上的界限，如不能解决宪法上的价值问题，安乐死的合法化仍然无法获得正当性的基础。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定或修改一部法律的成本并不高。立法往往是各国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特别在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当社会民意提出一些问题时，往往考虑通过立法形式回应社会需求，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统一的行为模式。但为什么世界190多个国家中，迄今为止明确合法化的只有两个国家？这是我们值得深入思考的。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等传统的不同，人们对安乐死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在已经合法化的国家中不同阶层对安乐死问题的价值观未必相同。笔者认为，目前安乐死合法化的难题主要有：在伦理上，仍需要形成更明确的社会共识；在法律上，仍缺乏正当性基础；在宪法价值上，仍无法超越生命的神圣性；在安乐死的实施上，个人自主权与社会共同体价值之间难于消除冲突；在安乐死的社会评价上，可能出现的滥用权利将导致社会对生命价值的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