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法治
作为一名哲学专业的学生，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初中的道德与法治学科对于良好品德和合格公民意识的养成具有积极意义，但不属于”哲学“和”中国哲学“。
即使到了高中阶段，你可能学到一些”生活与哲学“的内容，那些只能说是”哲学“范围内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也是有各种流派的。
因为历史原因，我国的哲学教材承袭了苏联的哲学教材体系（虽然后来有一定的改变），因此严格来说，高中的哲学部分只属于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偏向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那一种。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高中阶段学到的哲学部分是融合了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初中的政治内容完全不属于哲学。
因为我国历史国情，官方教材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占主流地位。但要说到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我国学界可谓百花齐放。
按地域来分，有欧陆哲学、英美哲学、中国哲学、日本哲学以及稍微冷门的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等等，当然马克思主义被单列出来，这是由我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外国大学的哲学系中，并不会单列一个马克思哲学学科。
按研究的问题域来说，包括但不仅限于：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即伦理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其中包含了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等问题）等等。
这样来划分哲学，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社会，所以把“哲学”仅仅视作一门“专业”，就好像法学专业中有犯罪学、刑法学等等。
按照专业次级来说，”哲学“是一个大类专业，属于一级学科。本科专业都称”哲学专业“，只有在研究生阶段才会进一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中国哲学“是其中一种研究方向，属于一个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
另外，在学界，”中国哲学“指的是对我国传统思想所作的哲学式考察，或者探究我国传统中的哲学成分，研究的对象是我国的古代、近代的思想文化。而不是指”在中国进行的哲学研究“，或”当代的中国思想研究“。
“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有时候会显得很相似，只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的研究对象，但还是有区别的。简单地说（并不严格），“哲学史”式的写法更倾向于关注思想、观念本身的自我发展、自我进步，而较少关注提出这种思想的人的生平经历。在哲学史中，思想与思想、观念与观念之间是延续性的、或变革性的关系，有它们的内在联系。但是，“思想史”的写法，会关注提出这种思想的人的经历、背景，思考他为什么会提出这种思想，思想与思想，观念与观念之间，显得比较独立。
“哲学史”的写法，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到黑格尔，在他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精神回归自身的过程，观念与思想是自我进步、自我发展的。（可能有点笼统，而且楼主可能有点难理解，而我也没有读过太多黑格尔的东西，就不说太多了）
以上对“哲学”的说明，是在现代专业划分的层次上来说的，只是指出了“哲学”在大学作为一门专业，它会怎么划分研究对象。
如果楼主想问“哲学”本身是什么，这个答案会很复杂，也很简单。不同专家、学者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个真没必要太较真，一定要某种确切的定义。
比如，在我的印象中，高中哲学教材给出了一种说法，好像是说哲学是一门研究宇宙和人生普遍问题和一般规律的学科。这个说法，可以是正确。但是，如果不是为了考试，你没必要死死地背住。这是因为：1.你知道了这个定义，也不代表懂了哲学；2.在以后，你可能会在不同的场合看到不同的定义，别人不一定就是错的；3.哲学本身是什么，很难界定，争来也没意义。
最后，我给出一种比较宽泛的看法吧，我觉得“哲学”是一种“方式”，就是一种处理文本、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已。
❷ 哲学问题509：未来文字治国的内容是一法治治国二经济治国三教育文化治国四哲学治国五数字治国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是法治社会，要把法律放在第一位上。而我们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经济放在第二位。我国教育水平目前比较落后，所以教育放在第三位。哲学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第四位。我们要建设数字强国。其实这些没有绝对的第一第二，是我们国家都必须要做到的。
❸ 试用哲学原理论述法家法治思想与儒家人治思想的对立统一
对立：一个主张人治，施行仁政，政“得其人则兴，失其人则亡”
一个主张法治，厉行法治，一切决于刑法。
统一，法律最终由人去实行，法制行政秩序化的保证。
在中国古代一向是外儒内法。
❹ 为什么很多哲学家都是研究过法律的
德沃金：我们的法官必须成为哲学家吗？他们能成为哲学家吗？
傅蔚冈、周卓华 译
一、两难选择
本文题目就表明了一种两难选择。在法官的寻常工作过程中，他们需要对很多问题作出决断，而这些问题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也是一个重大哲学著作的主题。法官需要对以下问题作出决断，比如什么时候被指控犯罪的精神病患者仍然需要对其行为负责，被告的某一特定行为是否于事实上导致原告遭受损害，而责任及因果关系的概念也是哲学研究的永久话题。哲学问题在宪法中尤其突出；在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做出的关于堕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安乐死和言论自由等最富戏剧性的判决中，它们都是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胎儿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人吗？如果是，这些权利中包括免于被杀害的权利吗？甚至当继续怀孕会造成母体的严重不利或者是伤害的时候还享有这项权利吗？如果不是，国家对堕胎的禁止或管制还有任何其他根据吗？
*允许各州计算本州各大学和学院的申请人的种族比例来决定录取人数，是不是违反合众国对其公民的平等保护条款？这与根据申请人的能力倾向测验（aptitude tests）成绩或者是篮球水平来决定取舍有差别吗？
*我们是否总是应当根据“价值”（merit）来配置稀缺资源？“merit”到底是什么？
*拒绝承认一个生命垂危的人选择自己如何去死以及何时去死的权利，难道这就不违反有关一个优秀政府所应追求的基本信念？公民是否拥有对于个人问题在精神上的独立决定权，这种权利意味着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吗？这个权利是不是最高法院所陈述过的通过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有序自由（ordered liberty）理念的一部分？
*在堕胎和安乐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如果说宪法授权怀孕妇女拥有堕胎的权利——正如最高法院的判决表明的那般，这是不是允许生命垂危的病人有选择怎样死和何时死的权利？经常被引用的“谋杀（killing）”和“被动安乐死（letting die）”之间的区别在安乐死的争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停止治疗的消极行为和开出致死处方的积极行为之间是不是存在道德上的中肯的（pertinent）区别？
*为什么政府需要给言论自由提供特别的保护？顽固分子以污辱性和挑衅性的语词攻击少数种族是不是也在这个自由之内？这是不是说政府机关的候选人有权将尽可能多的财力花费在他们的竞选上？或者说捐赠人有权将尽可能多的钱财捐献给这些竞选活动？
以上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方法解决的实质上的经验主义问题。摆在法官面前的事实和预测必然重要吗？甚至有时是至关紧要么？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它们都不是事实问题，而是价值取向问题，它们不仅要求固定明晰的原则的承诺，还要求对这一点的反思和对这些原则明确简洁的表述，以及对这些原则之间的联系及可能存在的矛盾的思考。这就是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天职所在。法官和哲学家并不仅仅像天文学家和占星家那样共享交*的话题。相反，法官的目标和方法包括了哲学家的目标和方法：这两种职业的目标是更为准确的表述并更好的理解此关键理念，而我们的政治统治道德和基本法律就是据此关键理念得以表达的。
因此，很自然的，我们要求法官在处理宪法案件和宪法历史的时候要对哲学著作具有相当的了解，就像现在希望他们能了解经济学一样。当然，他们不能简单地在那些官方的或者是艺术级（state-of-the-art）的哲学手册中寻找答案，因为哲学家们对以下问题的分歧极大，包括什么是责任、因果关系、人格、平等和自由言论的最佳理论，以及“被动安乐死”是否等同于“谋杀”。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法官对哲学家的著作视而不见是正当的：正如法官能从案件中双方律师所作的相反的案情摘要（briefs）中受益一样，假如认为法官不能从研究哲学家们不同的甚至是相矛盾的理论中获益，这对于法官和哲学家来说都是一种侮辱。法官的工作不仅对于涉案双方当事人极为重要，对于宪法和国家的治理也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法官所面对的问题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投入生命而为之争论的问题，那么，法官怎么能够忽视他们所留下的那些意见呢？
这就是这个两难选择的第一面。现在让我们来看另一面。要求大多数的法官拥有和哲学专业毕业生一样的对从古以来的大量的哲学著作的理解力，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法官的时间非常宝贵，增加他们的任务让他们在速成班中了解当代最主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的主要观点和争论，比如说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托马斯?斯坎隆（Thomas Scanlon）或者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观点（暂且不管伟大的古典哲学家），[2]*这是很荒谬的。即使是在综合了哲学家们的杰出贡献和实际应用之后，大多数法官确实成了自觉的哲学家，我们不要指望他们会以专业哲学家的语言书写司法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应当更易于被普通公众而不是少数人所接受。难道我们真的指望我们的法官分成不同的哲学流派，比方说，康德占据了第二巡回法院，而霍布斯统治了第七巡回法院？如果司法裁判取决于法官倾向于哪一个哲学家的话，这难道不是一场噩梦吗？
法官必须是哲学家，但是法官不能、也可能不应当是哲学家。这就是我所指的两难选择。现在有两个办法可以尽量避免它。法官必须是哲学家，我们会说这毕竟不是真的。或者他们不能成为哲学家，我们可以认为这也不是真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他们能足够哲学化就可以减缓这个两难选择。第一个避免的途径是目前更为流行的，我将在下文对此展开论述。然而，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所有据此途径所采取的策略都是失败的，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通过第二条途径是不是更有成效。
二、概念、法律史和原意
刚才我已经谈到，法官对哲学家研究过的相同概念感到踌躇。但是此一主张应当受到质疑：不管其最初面貌如何，只要它们不是真实的，法官就可以完全忽视哲学。而这种质疑最为戏剧化的形式就是争论律师和法官所使用的这些语词，比如“责任”、“因果关系”、“平等”、“自由”等，这些词事实上所指的是严格的法律概念，而与哲学家运用这些词所指的日常概念并不相同。毫无疑问，很多时候法律人所使用的语词虽然和日常用语是同种拼法，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当一个律师说合同无须遵守，除非“对价”（consideration）已经给付，此时consideration的含义与其通常含义几乎完全不同。但是，我所指的这个概念虽然是真实的，却很难被人接受。政治家和法官都保证：任何没有行为能力的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又都会将常见的道德判断和原则付诸法律实践，因此政治家和法官使用的是在上述判断和原则中体现出来的概念。但是，假如我们认为立法者们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特定法律概念，就像他们在使用拼写为responsible（负责任的）和equal（平等的）所指明的那样，我们将会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动机不明或者不正当。
然而，对此质疑现在有一种更为复杂和似是而非的形式。法律实践和先例制度常常修正着从日常用语中提取而来的语词的含义，如此，一个当代的法官根据某种哲学理论或理解来解释这些语词的自由变得极为有限。刑法、财产法、合同法和侵权法必须主要是通过技术性规则构建而成，公民、所有人、立遗嘱人、商人和保险公司只要通过理性的思考就可以预测出它们的运作，先例在这些领域中具有很大的价值。假如先例已经将刑法中的责任或者是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作了规定，那么法官就没有自由推翻这些先例，他为什么还需要查明是否某个哲学家对此先例所确定的规则持强有力的异议呢？
尽管先例限制了法官可以依据职权对许多重要概念作新的理解，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些私法领域就排除了法官的这个职权。法官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新鲜而又难缠的案件，这就迫使他发展那些先例所未能预见的概念，如果他也这么做了，他就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得出何时人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何时两个事件中存在因果关系，如此等等。准确地说，就是在这些“疑难”案件中，法官有责任维护与过去法律史的整体性：他们不能诉诸那些在过去的判决和学说中找不到根基的原则判案。整体性（integrity）将会禁止我们所说的异乎寻常的（outré）或荒谬的哲学：假设对量子力学的思考导致一些哲学家得出一种关于因果关系的激进的新观点，比方说，比休谟更具怀疑性？在整个社会未能普遍采纳这些观点之前，法官将无权对这些新发展做出评价。尽管这些关于整体性的要求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这样他们就不能赋予法律概念与日常用语不同的含义：即使法官限制了其对与法律相关的因果关系学说的注意力，他仍然能够漫游于许许多多的哲学著述之中。
在那些更具公共性的法律领域中，这也是我在此将主要探讨的，法官所面对的哲学问题更多，也更为明显。当面对一些特别疑难的案件时，法官在宪法性判决中所作的哲学选择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按照常规。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也是为自由主义哲学所赞美和追求的，假如一个法官需要判断某种特殊形式的言论，比如商业广告，是否属于此言论自由的范畴，那么他就会遇到那些与无数政治哲学家在不计其数的书中所探讨的相同的原则性问题。当然，即使是在宪法领域，先例还是司法判决中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先例也确实限制了法官根据其个人的道德观念来修正宪法性概念。但是，宪法领域呼唤更多的新颖判决。在私法领域，要找到新颖的判决总是很难，因为它们已被置于固定的边界内。而在宪法判决中，所谓的疑难案件并不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原则的限制，而是因为它们提出了对建立原则之根基的质疑。问题是通常所理解的言论自由是否该保护那些散布仇恨的言论或者那些迫害少数种族的侮辱性或攻击性言论？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禁止此种言论是否必需？而这些问题都要求对政治道德中某些最为深层的问题进行反思。在这样的案件中，先例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法官会以先例不正当地限制了重要的个人权利为由认定先例是错误的，从而与认为普通法中某些固有的先例是错误的法官相比，他们有更多的理由不尊重先例。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法官和哲学家拥有不同目标的争论之第三种形式，此一争论对于宪法而言尤为重要。此种争论始于承认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很多重要的宪法性概念正是那些被很多哲学家们所研究过的概念。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法官的目标不应是发现关于责任、人格或者自由的最佳理论，为此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求助于哲学家；相反，法官的目标应该是发现那些使这些理念成为法律一部分的人所主张的最佳理论是什么，而这些均为历史问题，而非哲学问题。
现在，宪法判决中的“原意”模式在宪法学者中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流行了，对此的反对意见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我们接受这这个理论，它也不能避免我所说的两难选择，因为它会使宪法更多地纠缠于哲学问题，而不是更少。对法官而言，接受这种模式就必须面对一系列在哲学思维、哲学语言和政治哲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作为一种解释方式，当我们论及那些共同制定了宪法及其修正案的一大群人的理论、意图或认识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许多不同的事物。但是我们所不能清晰明了的是他们所共享的理论、意图或认识，比如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并没有任何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理论，或者他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
那么，在现有的可能解释中，我们应当接受哪个理论呢？即便我们将任意选择一个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观点？是起草了大部分被质疑条款的那一个？于是，我们的哲学难题随之而生。假如我们发现（根据他所使用的语言，这看起来很有可能）第十四修正案中平等保护条款的主要起草者的本意是根据对此条款的最佳理解来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而不是根据他当时的个人理解（他可能也意识到这种理解是不完善的），在这些情况下，什么是需要被尊重的原意？一个当代的法官会在忠于原意后又被要求根据立法者事实上的意图来解释该条款吗？如果是这样，那不是又把他送回到原意主义原则所希望避免的政治哲学之中了么？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难道不应当问为什么法官应当考虑原意？答案也许会被认为可在民主或法治中找到。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些高度抽象的理论之相互矛盾的概念中做出选择来回答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而这样又会将我们置于更为复杂的哲学争议之中。那么，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
三、本能和直觉
如此，第一个迂回进路——法官和哲学家没有任何共同的主题和目标——是一种幻想吗？至少就包括宪法概念在内的最重要的法律概念而言是这样。因此，我们应当以更大的雄心考虑其他方式来避免我所建构的这个两难选择的第一面。
首先，我们可能会称赞法官并未依*咨询哲学家来处理哲学问题，而是凭借自然本能或“内部”(gut)反应。在安乐死案件中，最高法院要认定在医生对求死病人中止治疗——在法院看来，各州实际上并没有对此做出禁止——和医生以积极方式帮助病人自杀之间是不是存有区别，比如说，给病人开可致自杀的药，或者给一个求死但又无法吃药的病人以致命的注射。如果各州没有禁止前者，那么它就有权禁止第二种吗？而这就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放任他人死亡和谋杀之间究竟在何时和多大程度上存在道德上的差异？此时大法官们就有可能需要参考哲学著作，然后努力解释他们将如何选择及其理由。当然，很多持相反的观点的公民无法被法院的意见说服，但是他们也知道大法官们个人同样为这个案件而迷惑，还尽力解释他们为什么觉得它没有说服力。但是，我们刚才的讨论表明，法官是不应该这么做的。他们应当忽视哲学家的观点，而是简单表明他们对此问题直接和自然的反应。
大法官拜伦?怀特（Byron White）曾经说过，虽然他不能给“淫秽”一个定义，但是只要他看见就能判断什么是“淫秽”。我们的新提议将使此种策略推而广之：法官不应试图分析那些疑难的哲学概念或者思想，而应仅仅表明他们的本能反应。当一个医生根据病人的要求中止治疗，而不是给病人开出致命处方，如果法官的本能认为此行为在可容许的范围内，那么他就不必要为他是否要以说理的方式来论证他的直觉而担忧，法官只要表明他就是怎么想的，或者表明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于此类问题的直觉，或作出诸如此类的回答。
有许多著名的司法判决支持了这种建议。霍姆斯说过，他只需问自己是否会为此行为呕吐就可判定警察的某些取证方式是否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也许这就是所谓“法律现实主义者”之格言的渊源，即“正义取决于法官早饭吃了什么”。）难道这就是判决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我确信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的判决的合法性应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即法官的判决是有理由的并对他们的理由做出解释。（除了期望为自己免除一个难办的任务以外）什么能够证明法官以如此明显随意的方式处理极其重要案件是正当的呢？
我所能想到的两个论据都不能表明它们减少了哲学争议，而是增加了哲学难题，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富有争议的哲学立场之上。如果我们有理由解释法官为什么不需要成为哲学家，那么法官将会为了理解这些理由而成为哲学家。这两个论据中的第一个尤其适用于我经常举做例证的概念：即存在于宪法判决中的道德概念。这个论辩是建立在被称为“直觉主义”（intuitionism）的哲学论题之上，该主义认为人们无需任何思考或者论辩，都有与生俱来的本能使他们能直接感知道德争议的真理。（根据某些直觉主义的观点，思考和论辩实际上会使我们对正义的感知迟钝化。）直觉主义并未得到道德哲学家的普遍支持，至少在盎格鲁－美国分支的哲学家中间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就是错的。它很有可能在一段时期或者某一天得到复兴而成为哲学领域短暂的时髦。但是直觉主义确实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使得它几乎无法成为法官拒绝提供解释的正当事由。它建立于一种想象中的人类所固有的不反思和不争论的直觉上，基于一种感觉模式——但这几乎是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道德事实和人的神经系统如何能够令人信服地相互作用？而且，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拥有此种本能的假设似乎与他们拥有如此多元和冲突的道德观念的事实相矛盾。直觉主义者强调有些人的想像是有阴影的。但是我们如何知道谁的想像是有阴影的呢？谁的直觉能力是有缺陷的？除非问问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道德观念，然而这样做同样不能让人满意。
支持法官以直觉、快速或者草率的方式来裁判的第二个论据同样适用于对道德概念施加特殊的压力。这就是“道德怀疑主义”，它主张在人格、自由、平等或民主等所谓的哲学问题中，并不存在着正确答案，因此法官就不应浪费时间来寻求正确答案。因为任何一个答案都只是一种选择，根本没有任何深层的原因，法官在决定答案后最好立刻把它们打造成正确的：如此将这些答案挪作他用时就能够节约时间和精力。（呕吐测试的创造者霍姆斯，就是一个道德怀疑论的热情追随者，只有我们完全了解这一事实才能对他的一生的和著作做出解释。）我再次强调，此一忽视哲学的论据是建立在有争议的哲学立场上的。（在我看来，这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当今绝大多数流行的模式都不存在着一致的立场。）[3] 绝大多数的法官都和霍姆斯不同：他们并不是道德怀疑论者，他们忽视哲学是因为怀疑论是对的——此论据对他们而言并不见比我而言要合理，我希望对你也是如此。
四、实用主义
通过对于两难选择的第一个侧面——法官必须是哲学家——的否定，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和否决了两种逃避两难选择的方法。我们不能够通过宣称历史已经将哲学家所研究过的因果关系、人格或平等等法律概念改变得面目全非了，而有理由逃避问题。历史确实塑造了法律概念，但是它们仍然在开放中保持发展，如果法官要发展这些法律概念，他们就必须像哲学家那样向自己提出一些相同的问题。当法官不经研究或思考就根据自己的本能做出回答时，我们就不应该通过宣称法官已经最好地回答了这些疑难问题来逃避问题。
于是，这就有了第三条可能的策略，这个策略最近在学院派律师中大受欢迎。他们中的很多人建议法官绕开纠缠着哲学家们的传统问题——诸如到底什么是责任、因果关系、平等和言论自由的真实含义，或“被动安乐死”是否真的不同于“谋杀”——通过信奉一种不同且明显激进的哲学传统，名曰实用主义，它鼓励法官追问：在法官使用了这些概念后是否真的给这个社会的未来带来了一些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那怎样能达致最好的未来？是通过不让堕胎这个烦人的问题成为高度抽象的哲学难题么？比如说，胎儿真的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吗？我们应当使之成为一个更为实际和易于处理的问题，如此我们就不需要依*哲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最终会受益于禁止堕胎这个决定吗？
当然，哲学姿态有其自身的时尚，实用主义和它那个更为时尚的姊妹——社会学，已经在学术界流行一段时间了，它们在法学院也有一个从热门到冷门直到消逝的过程。但是至少在现有的语境下，实用主义是空洞的，它对于我们逃离这个两难选择毫无帮助。实用主义告诉我们，法官会将关于堕胎的抽象难题置之不理，而只需要问假如禁止妇女堕胎，其结果是不是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们无法判断：回避了实用主义者所要避免的哲学问题的宪法判决的结果是否就比其他判决好。
假想一下，如果堕胎受到宪法的保护，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堕胎，更少的妇女会因一个她不想要的孩子而毁了生活。（当然，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后果，某些是很难预测的，但是这个结果会是突出的。）那么，在她们看来，这个结果就意味着事情变得更好？或者更差？我们如何能在未判断堕胎是否实质意义上的谋杀之前就对此下定论呢？如果堕胎是谋杀，无论在其他情况下它们看起来多么美好，事情是不能变得更好的。另一方面，假设法院判定堕胎不受宪法保护，然后许多州接着宣布堕胎是犯罪。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在公众的争议声中慢慢消逝，每个人都将接受这样的变化，比如说，有条件的妇女会迁移到允许堕胎的州，而那些没有条件的妇女只能毫无怨言地生下她们的孩子。如果公众冲突变得更少，事情就会好多了。但是对于那些被拒绝堕胎或者为了堕胎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妇女，在我们判断她们是否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之前，我们无法确认事情已经变得更好。当然，我们可能会认为对于某些人的不公正对待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因拒绝堕胎而变得更好（或至少不那么分裂）。但是，我们是否有权认为取决于哲学领域中的另一个道德问题，即功利主义是否就是正确的。于是实用主义就因为它需要检验是否有好的后果而成了一种毫无成果的空泛姿态。人们因此分裂，原因是他们对于这个实用主义声称可以回避的问题的最佳答案意见相左。
五、新形式主义
那些空洞理论（比如说实用主义）令人惊讶的流行更加证明了我在开头描述的两难选择更为严重了。自从数十年前此理论被美国律师广泛了解后，形式化的法律实证主义成了对法官所作所为的令人绝望的不适当的说明，他们害怕做出选择：司法判决所要求的对于道德问题的判断是如此之深入和分化，以至于他们成了深入和持续的哲学研究的对象。非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有权处理涉及当事人和国家的永久性问题，这看起来令人惊愕。有观点认为，法官通过将他们的注意力从争议的原则转换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和结果来裁判包括宪法案件在内的疑难案件，但是这种观点只是一些法律学者将他们的头部埋于沙子的可怜行为的又一例证。法律职业公开面对美国公民在道德问题上深刻分裂这一事实的时候到了，司法判决不可避免地会卷入这些问题，而法官也有责任承认并解释他们采取任何立场的原因。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法律是如历史和实践所造就的那样，展现出哲学维度中的各种概念，假如所有这些我们用来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时能摆脱对那些概念永无止境的论战的设置都失败了，如果我们意识到要求法官本身成为哲学家的期望是不现实的，是无法被接受的，那么我们只剩下一个指望了：我们能够根据现在的情况将法律改变得更适合于那些坚守纪律而较少雄心的法官。最终，我们必须转向如前所述的那种最为激进的逃避方式，即所谓的“新形式主义”。边沁痛恨被其称为“法官有限公司”（Judge & Co.）的制度，他认为应当通过编制成文法典来约束法官像哲学家那样作为的权力，如此司法判决就变得机械化了。尽管和我同辈的法律人对此观点均表惊奇，但是边沁的影响尚存，甚至比两百年前更甚。现在有持续的热情支持这样一种使判决更为机械化的法律制度。
尽管各种各样的学者和法官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能发现这种新的热情，比如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 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 弗里德里奇?舒尔（Frederick Schauer）和 凯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4]*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形式主义者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期望改变法律和法律实践，以减少法官在决定依照什么法律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从（根据边沁的风格）编纂法典，到催促创制新原则的法官阐明那些脆弱的规则，这样他们就能机械地适用法律了（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大体的原则），还有斯卡利亚所设计的法定解释法（此法要求法官不应推测立法者可能有的意图或者目的，而是采用最符合原文的文意解释）。
新形式主义也是对我之前所谈到的宪法判决“原意”原则产生新热情的原因。对此原则的第一个推动力来自于语义学和解释学：其拥护者强调，按照现在的情况，宪法应当和制宪者对文件中道德概念的理解相一致，而不是与对这些概念的最佳理解相一致。但是，新形式主义者的说法并非语义学的而是战略性的：他们要求法官探寻原意的目的不是为了代表宪法的真实含义的积极理由，而是为了一种消极理由，即以此裁决案件的法官无需展开他们个人的道德或哲学确信。正如我已经讨论过的，这种策略必将失败：这并不是让法官逃避哲学的办法，而只会让他们陷入哲学争议的深渊。
但是，我们应当从总体策略意义上来考察新形式主义的价值。不能够仅仅因为它能将法官从困难的或有争议的判决中解脱出来，就成为接受回归于机械法理学的理由。这就等于是让尾巴去摇摆小狗：:我们应当首先决定统治我们的法律制度的类型，然后才决定法官在这样一个制度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我们也许有很多理由希望被一些更为机械的规则所统治，可能它们在法律的某些领域，尤其是私法领域是好的理由。我们也许相信在这些领域中我们会做得更好，我们可以要求法官对人们事务的干涉限制在立法机构创制的脆弱规则范围内，让立法机关来决定规则什么时候需要被澄清或改变。但是，我本人并没有被这些理由所说服，我相信如果扩大机械化司法判决的领域，我们将失去更多而得到更少。
当我们转向我所举的几个主要的宪法例子之时，我对新形式主义的反对将更进一步：这样将会从根本上推翻我们整个宪法框架的根本设想，即认为公民有权免受易变且自利的多数人判决的损害。正如我之所言，作为一种语义学和历史学，老的原意学派假定应根据长眠已久的政治家们的理解来限制那些权利。老的原意学派认为这就是据其本来面貌来保卫宪法。在宪法领域，新形式主义者并没有作这样的假设；他们的论争是革命性的而非解释性的。他们承认：他们建议的改变会急剧削弱法官推行他们所认可的宪法
❺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哲学使命
法治中国建设视域下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与实现途径新探
肖金明
如何推进依法执政？依法执政的内涵非常广泛，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执政思想和观念，其次它意味着新的执政体制和机制，还有新的执政方式与方法和新的执政素质与能力，以及新的执政效果与水平，这一切都与依法执政的原则与制度息息相关，与党的领导制度、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密切关联。推进依法执政，必须实现执政理念的更新和转变，践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这一根本的执政观。实践依法执政的执政观，需要建立和完善新的执政体制机制，变革和发展新的执政方式方法，需要塑造和提升新的执政素质和能力，改善和提高执政效果和水平，而这一切都需要依法执政原则与制度的驾驭和保障，需要党内党外相应的制度创新予以保障和促进，需要加强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和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并保持两者协调统一，由此为依法执政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如前所述，依法执政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内涵，在一段时期里将是一个恒定的命题，依法执政的实践是这一命题的根本所在。实践依法执政理念与原则，需要在“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有效推进依法执政、重点推进依宪执政”与“立足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切实通过人大执政”三个层面上探求依法执政的实践途径。加强党内治理和党内法治建设，为依法执政奠定制度基础和积蓄法治定势，将依法执政提升到依宪执政的高度并具体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是实现依法执政的必由之路。
1．通过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来推进依法执政。对当代中国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面言，党内无规则国家无矩，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依法治党与依法执政息息相关。党内政治生活没有依规办事的习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很难做到依法办事。从一定意义上讲，依法治党，建设法治政党，构成了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促进依法执政，必须推进依法治党，这就需要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尤其需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共十八大之后，党内法治建设全面启动，2013年可以视为党内法治建设元年。2013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这部党内“立法法”为党内法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法规建设确立了基本规范；2013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300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通过党内法规清理程序被废止或宣布失效，为党内法治建设夯实了制度基础①；2013年11月，第一个党内法规建设规划纲要———《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 2017）》发布，为党内法规建设规定了近期目标和长远方向②。无论是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清理工作，还是中央党内法规规划纲要，都充分体现了“宪法为上、党章为本”这一重大观念和原则，尤其是中央党内法规五年规划纲要从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民主集中制建设等六大领域共37个方面布局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包括制定《中共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共党组工作条例》、《中共统战工作条例》、《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
共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共巡视工作条例》、《中共纪检机关案件办理工作条例》等系列党内法规，这无疑将为党内依法治理奠定更加宽厚的制度基础，也为依法执政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资源。 依法治党仅有党内法规是不够的，必须强调国家法律对于依法治党的重要意义。党内法规建设不可能孤立进行，在长期倡导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以党内民主促动国家民主的基础上，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联动建设的迹象，党内法治建设与国家法治建设关系的重要意义得到深化③。国家法治与党内法治联动必然要求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同，就如同仅有国家法律难以充分实现依法执政一样，仅有党内法规也无法充分实现依法治党。依法治党需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统一或者说一体建设，依法执政需要国家法治与党内法
治相互联动，只讲党内法规和党内法治或者只讲国家法律和国家法治，都无法充分实现全面加强依法治党和全面推进依法执政④。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党内立法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不断提升党内制度建设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度，确保党内制度建设质量，使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要强化和协调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关系，逐步形成由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衔接和相统一的制度体系，形成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合力，为依法治党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建立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的有机联动，将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尤其要从内在规律和外在需求上有效促进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和党政关系的转型，促进党政关系规范化和执政活动制度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旨在推进执政党现代化转型、政党治理模式转变和依法执政。
2．加快法治政党建设，有效推进依法执政，重在实现依宪执政。国家政治生活主要立基于宪法规范基础上，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法治政党的基本特征。依法执政需要政党具有民主法治品性，根本在于塑造政党的法治品格。概言之，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执政为民、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要求。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必须坚持党对法治国家建设的领导，这就必然要求执政党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最关键的一条是将党政关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在政治生活最关键的部分实现政与法的统一。这就需要执政党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不替代立法，不包办行政，不干涉司法。
在政与法的关系上，尤其需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立法和政法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党的决策与国家立法的关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职权的关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立法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各级组织与同级人大的关系，改进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方式，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通过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促进党的各级组织支持同级人大依法履职，善于将党的政策经由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善于通过人大作用于政府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改革政法体制，改善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方式，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党的政策对政法工作的意义，善于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与人大相关工作结合起来，善于用制度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职权，通过制度防止党的各级组织干涉政法机关依法办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①。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际上就包含了依宪治国的根本要求，也意味着对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根本需求。“无论如何理解依法治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依宪执政，任何意义上的法治都可能不复存在。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中，执政党依宪执政具有特别的意义”②。依宪执政是指执政党以宪法为执政的根本依据，遵守宪法规范、原则和精神，实践宪法确立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集中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宪法原则，贯彻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基本国策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运用宪法思维和方式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这是由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反映了“党的领导———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政治逻辑，体现了执政党新的政治思维和对新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加强和推进依法执政，应当将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认识，将依法执政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将执政活动规范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将执政的合法性、权威性、有效性建立在与宪法的关联上，在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与根本制度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根本是依宪执政，依宪执政就是要依据宪法确立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执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确立的第一原则，是国家根本政治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确立的第一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依宪执政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确保执政活动遵循人民主权原则，保证执政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的政治框架内和政治舞台上执掌政权。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尤其是依法执政需要树立起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大权威，依照宪法监督和规范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活动，使宪法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最高准则。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推进依法执政，必须加强宪法与宪法相关法制建设，完善有关政党的组织、行为和责任法律制度，规定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性质地位、职能权责、组织原则、决策与立法（党内法规制定）准则、违法违宪责任等。确保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必须完善与政党执政、参政相关的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为执政党的执政活动提供更加完备的宪法性规范，为规范依法执政形成宪法规范基础，将党的执政活动纳入宪法规范框架内。同时，完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机制和程序，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责，特别是要完善对宪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和
纠正违反宪法的行为。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宪法监督制度或者违宪审查制度相适应，也应当完善党内法规审查机制，通过一定的制度构建，比如设立党内法规监督委员会或者称为党内司法事务委员会，依章履行处理党内事务争议职能，并担当党内法规审查责任，以此形成依法执政的监督和保障机制，以确保党内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保持党规国法的协调性，确保党内法规建设贯彻“宪法至上、党章为本”的党内法治原则①。
3．切实推进依宪执政，必须立基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②。依宪执政就是要求执政党立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遵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原理和内在逻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方式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组织形式，是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同时也是关于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党政适度结合、党和国家关系科学化与规范化的制度依托，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组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建设法治中国的制度保障。概括地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③。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依宪执政实践，提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这直接关系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水平和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与国家法治化的程度。一般来说，政党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桥梁，由此产生的人民———执政党———国家的逻辑结构，其关键要素就是民主、法治及其相互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载体和展示民主法治关系的制度机制。如果说依法执政就是将执政活动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并纳入法治框架和轨道，那么，这个框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条轨道就是由宪法铺设的“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的法治轨道。换言之，人民代表大会是执政党作用于国家政权的主要通道，是实现依法执政的有效途径。
不仅依法执政（根本是依宪执政）内在地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与通过人大执政也存在逻辑关系。民主执政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应当强调党内民主建设，建立民主执政的坚实基础，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尤其是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党内权力，保障党员权利；二是执政党应与人民代表大会结合起来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是最容易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统一起来的政治场合，也是唯一实现党的政策转化为国家法律的政治机制。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适度结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是民主执政的具体表现。抛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各级组织就会与政府组织高度关联，不仅容易降低执政
的民主性，也不利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学执政也有两个侧面，一是执政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反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二是执政必须遵循政治规律，尤其是政党执政规律。既有适用于世界各国的一般执政规律，也有各国不同的特殊执政逻辑。在当今社会，执政党与民意机关的结合是政党执政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当代中国，健全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政治结构，构建符合民主法制规律的政治机制，保证执政党依据执政规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这是政治上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实践科学执政原则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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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生活与哲学这本书中渗透了哪些法治意识
生活与哲学这本书中渗透了：
全民树立法治意识，形成法治观念。法律只有被认同、被信仰，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尊重法律、敬畏法律、认同法律价值的生活方式才能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生活习惯才能养成。普法工作重在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供参考。
❼ 运用哲学知识阐明法治与改革的对立统一关系
法制是对现状中正义的捍卫，改革是对现状中罪恶的革命。
❽ 哈特的法哲学思想中心是什么 And 中国的法制弊端有哪些
哈特的法哲学思想 哈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著名的代表，在法律和道德这一经典法哲学问题上，坚决区分“实然的法”和“应然的法”，主张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与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德沃金围绕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展开了持久论战，兼收并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分析法学，为分析法学乃至整个西方法哲学都做出了持久和建设性的贡献。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哈特继承和发展了奥斯丁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奥斯丁关于一般法理学研究的范围是分析实在法的共同概念的观点及法律和道德,实在法与理想法之两分法;并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发展了古典实证主义法学. 1.哈特分析实证法学思想产生的源与流。哈特在继承霍布斯、洛克、边沁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以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为始基，将日常语言哲学引入法学，分析了规则与习惯、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基本概念，建构了以承认规则为基石的庞大规则法律模式体系。 2.哈特与德沃金就法律和道德关系展开了论战。这次论战以二十世纪的纽伦堡审判为契机，以自然法学的复兴和分析实证法学的兴盛为背景。哈特以规则说为基础，严厉批评了形式主义和规则怀疑主义两种极端的规则模式，提出了法律的解释原则是“意思中心”和“开放结构”规则形式的结合；德沃金坚决反对哈特的理论，认为法律是由规则、原则和政策构成的法律模式体系，论述了他的阐释性的完整性的法律解释理论。 3.哈特提出了著名的“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命题，标志着向自然法学的重大让步；“内在观点”的思想完成了向社会学法学的最初沟通，德沃金正是沿着并超越了哈特的范式研究，提出了“内在参与者”的观点；而哈特精于分析，将日常语言哲学引入法学领域，完成了二十世纪法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开拓了法哲学研究的新境界。4.哈特和德沃金的论战对东西方法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西方自然法学、分析实证法学和社会学法学三足鼎立局面形成的诱因，又是后现代法学发萌的契机；对中国的法哲学及其指导下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性意义。 4.他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什么是法律的"老问题",并对奥斯丁在《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对法律所下的由主权,命令和制裁三要素构成的定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或规则是一种命令"进行了批判. 在哈特看来,将法律视为命令,会造成法律的混乱,导致严重的后果.他反问道,法律和法律义务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呢他认为这里暗含了什么是法律?"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也是人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体的矛盾焦点.哈特认为,由于命令这个概念与权威有很强的联系,它确实远比强盗的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更接近于法律"，法制研究。他认为:奥斯丁的理论得以建构起来的基本要素,即命令,服从,习惯和威胁等观念,没有包括,也不可能由它们结台产生出规则的观念,而缺少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阐明任何法律的意义.哈特进一步指出.规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而法律科学的关键,法律制度的核心.决非由于主权者的命令,而是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的结合:前者设定义务和责任,要求人们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而不管他们愿意否;后者则授予权利"主要"和"次要"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就规则(法律)在社会生活中适用时的相互关系而言的.这样.从对奥斯丁法哲学观点的批判和继承人手,哈特确立了自己的法哲学的基本立场. 5.哈特通过对法社会学的研究,把分析的视野扩展到社会法律思想,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方面并提出了对法律规则的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相异相关的见解:在哈特看来.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则的认识和观点不一致,那么,社会上存在对法律抱不同志度的人就是很自然的事.通常情况下,对法律持有内在观点的人.会认同法律并自愿接受和维护法律的规则;而持外在观点的人则不会自觉认同法律,表现出被迫接受法律规则倾向;这两种态度的分野不是绝对的.事实上还存在居于两者之间的含混的态度,有时甚至在嗣一个人身上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取向由此,哈特提出,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创造一种规范的生活.必须注意到社会生活中这两种不同法律认知观点以及可能出现的不同态度取向,通过有效的法律调节来达致社会的平衡.
❾ 韩非的法治哲学是怎样的
先秦法家并不像儒家、墨家那样自成一派，也不大讲师承关系，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有着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强调法的作用，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即以法治国，一切由法裁断。其次，注重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再次，强调君主专制。最后，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主要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私等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是法家思想的支柱，使法家的思想独具特色。
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是战国后期韩国人，贵族出身。韩非是儒学思想家荀子的学生，但他提倡法治，反对空谈仁义，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口吃，不善于说，但很善于写，著有《韩子》五十五篇。韩非著书立说是为了挽救韩国的灭亡，但由于他讲的道理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他的君主专制思想深受秦王赢政的赏识。据说当赢政看到他的著作之后，禁不住拍案叫绝，感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赢政用武力把韩非“请”到秦国，由于韩非书生气太浓，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结果在他的同学李斯的陷害下，冤死于狱中。韩非死在了秦国，其以法治国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并被付诸实践。
韩非的思想不是理论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通过“观往者得失之变”，即从历史的纵横关系中思索治国之道。他在总结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法为中心”，“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以前的法家，如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势”、“术”、“法”等思想。在韩非以前的法家中，慎到重视“势”。所谓“势”，就是权力，慎到认为在权、法、礼、政策等政治各要素中，权力应放在首要地位。慎到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认识到，掌握权力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在政治中谁服从谁，不是以学识、才能和道德为标准，而是要看权势的大小，“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于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是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到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批判儒家崇德思想的，他的权力主义虽然忽略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却符合战国时代你争我夺的历史现实。
申不害重视“术”。所谓“术”，就是权术。术与法不同，前者须君主独操，后者要君民共守。法要公开，是一种明确的规定，术则要藏于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申不害认为君主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左右的大臣，“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防止大臣的篡夺，申不害提出要以“术”来作为加强君权、驾驭群臣的办法，做到“君操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这样，君主就可以“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申不害的权术思想，虽然有利于加强君权，但助长了政治上勾心斗角之风气。
商鞅在“法”、“势”、“术”中，虽然认为君主应该“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术”。肯定了“势”、“术”在加强君权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视“法”。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在执法过程中强调要轻罪重罚。轻罪重罚的逻辑是：它使人不敢犯轻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而商鞅认为实行轻罪重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爱民”。关于“法者所以爱民也”，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因为实行轻罪重罚，人民都不敢犯罪，自然也无需再用刑，这叫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他又说：“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商鞅的这种以刑去刑论是残忍而野蛮的法治主义。
韩非总结了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针对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的弊病，他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而对商鞅只讲法不讲术的缺点，认为虽能以法致富，“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资人臣而已。”于是韩非辩证地把“法”、“势”、“术”三者联系起来，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一，皆帝王之具也。”这就是说没有统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法令，人君没有操持控制大臣的“术”，就不能防止大臣犯上作乱，所以只有“法”、“势”、“术”并用，才能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
韩非提出有利于君主进行专制统治的标准，这就是“法”。什么是法呢？韩非说：“法者，事最适者也。”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有利于君主之用。而立法的目的是尊公废私，“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法令是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标准，“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而且执法必须要严，“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就是说谁违犯了法令就应当无赦。
战国虎纹铜镜韩非强调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提出“尚法而不尚贤”。他认为，对君主而言，无需待贤君而治，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都是千世不一出，绝大多数的君主是“中人”，“中人”只要“抱法处势”就可以治天下。甚至暴君如桀纣，若能“抱法处势”亦可以治天下。
韩非的治国思想，特别他的以“法”为中心，“法”、“势”、“术”有机并用的思想，二千多年来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使用。他的思想不能说不智、不明，但却没有像孔子那样捞到圣人的牌位。这是由于他太忠实于事实，只讲权术和法治而不关心道德，从而忽略了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
❿ 中国政法大学的哲学系好么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还不错，值得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正式成立于2002年6月，隶属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是中国政法大学多学科综合发展的一个新建制。其前身最早可追溯自1952年成立的哲学－党史教研室。
学术研究：
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上，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积极开展多渠道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平台建设，努力提升学科地位和学术影响力，已在价值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宗教学、德国哲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市共建项目等重要科研项目。李德顺教授的《价值论》多次再版。
同时，哲学系重视哲学学科与中国政法大学优势学科——法学的深度结合，法哲学、法治文化、法律逻辑、宗教与法律等交叉研究在学界逐渐产生较大影响。近年来，以系教师为主力，先后成立了法治文化研究中心、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多研究机构，以整合校内外学术资源，加强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
逻辑学研究所是中国逻辑学会法律逻辑专业委员会会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