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立法技术

1. 立法的表达技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规定性法律文件的内部结构、外部形式、概括的语言表达、文体的选择技术等。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表达。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也就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范化。首先，法的名称的表达要规范和统一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定法律的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文件，因为其法律效力层次不同必须有不同的名称来表达。

2、法的内容要完整，法的要素应该齐全、完备。

法律规范的表达。法律规范的表达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确。

3、法的体例安排要规范和统一。

法律规范的表达。法律规范的表达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确。

4、法律规范的结构和分类技术；

5、规范性法律文件规范化和系统化技术。

6、立法语言的运用。立法语言的运用要做到准确、严谨和简明。

①所谓准确，就是说要用明确肯定的语言表达明晰的概念。

②所谓严谨，是指用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法律规范的内容。

③所谓简明，是指用尽可能简练明白的语言表达法律的内容。

(1)美国立法技术扩展阅读：

用立法表达中国人的精神：

这些年，热点社会新闻中常常有好心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却反而可能被要求赔偿，让“流血又流泪”。长此以往，谁还敢对陌生人出手相助？

民法总则为匡正社会风气，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而且还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法不远人，民法乃至法律中充满着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助理王雷认为，民法总则第183条、第184条中关于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鼓励和宽容，是团结互助、友善待人的社会美德在民法典具体规则中的体现，增强了民法典的道德底蕴。

以法安天下，才能以德润人心。在一个利益日趋多元、结构深刻变动的社会中，道德价值的坚守更加离不开可靠制度的支撑。老百姓对于得到广泛认同、较为成熟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有迫切需求。

2. 美国政府为何会陷入技术性“停摆”

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在8日午夜前批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美国联邦政府被迫技术性“停摆”。

但8日傍晚，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意外站出来反对，并拒绝就此投票。根据参议院规则，必须100名参议员全部同意进行投票，才能进入投票程序。因此，保罗拒绝投票令参议院无法在午夜前完成立法程序，这导致美国政府在2月9日零时起再度被迫关门。

不过，这次政府关门预计不会持续太久。根据参议院规则，到9日凌晨一点，即便保罗仍不同意投票，参议院也可强行发起投票。在参议院投票通过后，众议院还将就此投票。不过分析人士表示，由于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保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上和共和党分歧严重，也不排除临时拨款法案和预算案在众议院遭遇阻碍的可能。

3. 什么叫parchment barriers应该是与美国司法有关。

公文纸保障（parchment barriers）宪政主义及其在美国的确立
2004-4-8 14:42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在1776年至1789年间，美国人民通过在先前的13个英国殖民地创立共和政府，将他们各自建立成为一个国家，并且，通过1787制宪会议（CONSTITUTION CONVENTION OF 1787），将各州的邦联转变为一个真正依法建立的政府（law-giving government）。该成就的新颖之处集中体现为一个新国家的确立，通过使用这一词语“Novus Ordo Seclorum”，宣布“该时代一种新的秩序”。然而，在创立政治社会的过程中，美国人追寻一个自古代以来就为西方人所信奉的目标：要建立一个足以维护稳定和秩序的政府权力，就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共同体的目的-对政府进行这样的限定和组织是为了预防暴政。这一古老的问题要求对政府的形式、程序和机构安排都要最适合于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并满足共同体的政治权利和正义的观念，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宪政主义的观念。

宪政主义认为其目的在于冲突的解决，而这些冲突构成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并且使政府的存在成为必须，宪政主义通过程序安排和机构设置从而实现对政府的限制、创造私人生活领域和共同体的自由。基于这一相互矛盾的思想，即制造法律和统治的权力既要是至高无上和高效率的，同时又要是受到限制的、合情合理的和负责任的。宪政主义包含一种内在的紧张态势，其建立是为了反对空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否认权力的存在这一现实，反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上述这些都容忍权力的无限制状态。尽管宪政主义者，在过去承认某些共同的假定，但他们之间的差别某些时候已经导致无法协调的冲突。在18世纪，美国人民从英国分离出来时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区分，他们采纳了一种新的宪政理论类型，进行了他们政治生活新的实践。

也许美国宪政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明确依靠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制定法文件（written instruments），这些文件规定了政府的组织，并确定了指导组织运作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当然，文本已经在法律、政府和政治中得到了长期的使用，并且英国宪法中也包含制定法因素。美国借助于政府的文件性实在法技术，与其以前的工作相比，更加系统和完善，以至于可以称之为一项宪法创新（constitutional innovation）。借鉴美国的经验，现代世界的许多国家都采用通过书面宪法（writing constitutions）的形式来组建政府。但是，美国人在建国初期，仅仅是发明了一项新的方法，以解决有限政府这一古老的问题。他们的制宪行为被告知具有一个新的目的-保护个体自然权利的自由主义目的。美国基本法的宪章（American Charters of fundamental law）并不是简单的政府法令，他们也是保障自由的宪法。自由的含义，特别是对任何实际的定义都至关重要的个体与共同体关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在州与国家的制宪过程中分化了美国人民。1787年联邦宪法的制定，标志着一项决定性的转变，即保护个体追逐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实施将旨在使公民善良和道德作为美国宪政政府的中心目的的共同体一致意见。

因此，美国的宪政主义一方面涉及组织性和程序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政治目的等实质性问题。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涉及前一方面的问题，因为很多组织或个人坚信或否认适当政府权力的存在或置疑运用该权力的方式（challenge methods used to employ it ）。然而，宪政主义最终是规范性的和目的性的。在拥有执行政治事务的制度性组织和确定性程序这个意义上看，每个州都可以说拥有一部宪法。但是，并非每一个州都是宪政州（constitutional state）。根据西方政治传统，宪政政府只存在于那些权力的行使受到某些形式和程序限制的国家。美国的宪政主义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其不仅追求预防暴政的消极目标，还追求促进个体自由的积极目的，在被动的意义上要保护个人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在能动的意义上保护个体参与政治共同体决策的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宪政主义提出了政治目的的基本问题，其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联了系起来。

在宪政主义的历史上，重要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创造权力，而在于对其进行界定和限制。为达此目的，西方宪政主义传统使用了两种方法。其一是安排政府的内在结构以使权力受到分配和平衡的理论与实践。宪政主义的第二种方法便是使政府受到法律的限制，或称为“法治”。

在美国殖民时期，英国的宪政主义就包含了宪政传统的两个流派。17世纪早期的普通法院坚持法律高于皇室特权。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对控制政府的高级法这个理念有一个著名的表述，即坚持“‘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不是对议会的描述……Magna Carta便是这样一个人，他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sovereign power’ is no parliamentary word …MAGNA CARTA is such a fellow ，that he will have no sovereign. ”）Coke还认为，“如果议会制定的一项法律与普通法上的权利（common right）和理性相悖，或者是规定不一致，或者是不可能得到实施，那么普通法将对其进行控制并判决其无效。”但是，后来议会自己宣布在法律制定方面其拥有最高地位，而且1688年光荣革命中对其权力的澄清实际上阻止了将法治发展成为宪政主义的相关政治形式（and vindication of its authority i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effectively precluded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to a politically relevant form of Constitutionalism ）。在18世纪，经过修正和复兴的混合政府理论所表达的内在平衡的制度性结构，成为英国宪政政府的主要模式。

从本质上来描述其内涵，英国宪法是由制度、法律、惯例和解决政治事件的政府行为的实践所组成的结构。然而，该宪法也是说明性的或规范性的，至少其被认为应该如此。更加特别的是，正如孟德斯鸠、威廉。布莱克斯通和其它18世纪的作家所确信的那样，英国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就现代宪政主义的立场而言，被当代人认为是英国宪法基础的立法至上是与对政府进行有效限制不相容的。然而，议会仍然被认为负有一项道德义务，即保护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自然法的约束也被认为是对议会立法的有效限制。而且，通过选举对公众舆论承担的政治责任也具有对政府进行限制的作用。因此，尽管英国存在立法至上（legislative sovereignty），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宪法是固定的和根本性的。

美国宪政主义始于17世纪，当时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其政治社会和政府机构。以下两个事件体现（stand out in）了早期的宪政经验。第一，政府的构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基于制定法文件（written instruments）。共同的和私有的（corporate and proprietary）殖民地的成立文件是殖民宪章，其由女王批准，授予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在一个指定的地域范围内为特定目的行使列举的权力。依据这些宪章，殖民者通过进一步的协议、组织法案（organic act）、法令、联合和对政治机构给予了更加精确描述的政府框架。在为宗教信仰推动的殖民地（religiously motivated），政府更加明显是相互宣誓的结果和依据市民－信仰盟约（civil-religious covenants）而形成的联合。因此，美国殖民者使用类似宪法的文件（constitutionlike instruments）来创立政治共同体，界定根本价值和利益，列举基本权利并组织政府机构。

在美国早期宪政史上，第二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共同体对地方事务的实质性控制。自然，殖民者采用英国的政府形式和措施，并且仿效首都的政治文化。州和地方一级的机构以英国模式为蓝本，其混合政府和制衡宪法的理论也被有效地吸收。但是，不和谐的倾向引导了宪政发展独具特色的阶段（Yet discordant tendencies pointed to a distinctive course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在大多数殖民地，地方长官的权力依赖于王权而存在，而地方议会的权力却以人民主权和人民之间的的频繁冲突为基础，这使得权力的分立和分配成为一种不同于混合政府理论的政治现实。再者，普遍选举产生的议会，回应不断增长的选民和依据成文宪章行使地方主权这一事实（de facto local sovereignty under writeen charters），为美国政治引入了共和因素。

作为英国的臣民，美国人相信他们生活于一部自由和混合的英国宪法之下。早在革命以前他们与王室官员发生冲突时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很多学者坚持认为宪法是人民与统治者的一项社会契约；立法不能改变根本法，正是依据根本法政府才获得其形式、权力和合法存在；政府必须在与人民签订的社会契约约定的限制范围内行使权力。而且，选择去组织和指挥政府的契约，正如1768年一位殖民地传教士所提出的，必须符合“事物的适当道德（the moral fitness of things），只有借此，人类的自然权利才能得到保护。”由于对将英国宪法描述为包含议会主权存有争议，美国人开始考虑将宪法作为基于保护人民自由、财产和幸福的目的，而对权力行使进行限制的规范性规则。

在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时，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重历了17世纪的创立经验（founding experience）。他们将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环境所决定的条件作为制宪（writing constitutions）的一个逻辑步骤以组织政治共同体。签署《独立宣言》前，议会建议殖民地所采取的政府形式应该“依照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应最大限度地促进选举人的幸福和安全，和一般意义上的美国利益。”尽管一些人认为，大会的代表（the people acting in convention ）应该组成政府，但是，政治上的紧迫局面和辉格党人的政治理论为起草或通过第一州宪法（the first state constitutions）的立法提供了合法性，In all but two instances.

州宪法最显著的特征，即其文件特征（documentary character），照例遵循了组建新政府的决定。基于美国创立文件的悠久传统，似乎很明显，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和对政府的限制可以通过起草一部宪法得到更好地实现，而不是依靠一部像英国那样未明确规定的、不精确的宪法，其并未对政府进行限制，毕竟其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虽然英国宪法的一部分也由成文的文件构成，但其主观性太强，最终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预设这样想法“思想让它成为这样（thinking makes it so）”。美国人坚持认为，宪法的原则和规则对组织权力（organize power）和保障自由非常重要，其应该从政府中分离出来，并以实在的形式客观固定下来。这反映了一种很古老的倾向，尽管其广泛运用颇有新意。美国的宪政主义依靠这样一种观念，即“（saying it makes it so）”，或者至少依靠这样一种希望，即将某些东西言之成文，以便得到确实的参考，从而使政府更容易达到宪法列明的目的。

州的宪法直接继承了殖民地文件的传统，这些文件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并建立了政府机构。创立文件的一种形式（契约或协议）象征着共同许诺和同意，借此众多个人组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确定了基本的价值、权利和利益。创立文件的另一种形式（法令或框架）详细指明了政府的内部机构。1776年至1789年之间制定的州宪法，有一半被称为契约，其包含界定了共同体基本价值的人权法案。在其他的州宪法中，对政府的设计有得到了主要的关注（principal attention）。所有宪法都是对先前政治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映；没有一部宪法是在一张白纸上创造政府机构。这一事实在主要是关于政府框架建立的文件中得到了更明确的体现。在这些更加现代的预见了美国宪政发展进程的文件中，共同体一致同意的重要性让位于作为宪法的主要目的对个体权利的保护。

美国革命的政治哲学是共和主义。尽管缺乏精确的含义，共和主义仍被非常准确界定为政府要依赖于人民地同意，并按照通过代表机构所表达地公众意愿（public will）来行事。从西方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17世纪时为反对专制主义，保障自由，共和主义得以形成。这些州的宪法属于共和主义的范畴，因为他们通过规定公共的决定制作程序来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通过这些程序，可以防止政府官员为中饱私囊而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滥用权力。这些宪法也是自由主义的，其也确认和扩大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权利，根据共和主义哲学，这构成了个体的真正的自由。但是，革命时期在很多方面，州宪政主义（state constitutionalism）被当作共同体权力和控制的一项原则，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个体的权利，现在看来，其可能被认为是不开明的（illiberal）。

依据州宪法，现代政府最重要的权力-创制法律和强迫遵守的权力-被授予立法机关。立法机关不仅未受到严格分权理论（该分权理论在建立州的第一阶段非常流行）所要求的政府内在制衡的阻碍，而且还作为废除君主制之后政治权力的来源，受到人民主权这一假定理论的支持，其行为坚强有力，通过禁止挥霍浪费的法令和规制财产转让、使用的法律，经常以限制个体自由的形式推进公共美德。尽管权利法案成为了州宪法内容的一部分，但其在约束立法权方面收效甚微，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激励性的，而非一种法律限制。在人民主权和爱国主义的名义下，州立法机关在政府中塑造了统一的宪政主义和权力。（fashioned a constitutionalism of unity and power in goverment）

4. 美国的简介

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美国，是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50个州、和关岛等众多海外领土组成的联邦共和立宪制国家。其主体部分位于北美洲中部，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1989年至1996年初始版美国总面积列明
9,372,610
km²，1997年修正为963万平方公里（加上五大湖中美国主权部分和河口、港湾、内海等沿海水域面积），人口3.2亿，通用英语，是一个移民国家。
北美原为印第安人的聚居地，15世纪末，西班牙、荷兰等国开始向这里移民，英国则后来居上。1773年，英国已建立13个殖民地。1775年，爆发了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由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布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独立战争结束后的1788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崛起。19世纪初，美国开始对外扩张，历经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大增，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权”超级大国。
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创新等实力领衔全球。作为军事科技发达的超级大国，其高等教育水平和科研技术水平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其科研经费投入之大、研究型高校企业之多、科研成果之丰富堪称世界典范。虽然当前面临各种国内外问题，美国还是因其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健康的生活环境、顶尖的教育资源等，继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追逐美国梦。

5. 美国法律制度的优点

一、法律移植

对于国外已有的立法成功经验，法律移植不失为一种简捷而有效的借鉴方式。但移植需要技巧，移植不得法，不仅原有的法律制度的特性和优点会消失殆尽，而且可能破坏已有的程序，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国际比较法法学会主席克雷波教授关于法律移植论述道：“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领域，法律规则是基于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价值观念的，在财产法或劳动关系法领域的某些价值也是如此。在这两个领域的法律移植，即将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这种价值的其他法律管辖区中，必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商务活动领域，并不具有如此根本差别。以至于不同国家的观念就不能交错繁殖。”大多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经验表明，商法是直接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能直接地反映经济生活的需求，符合经济主体的利益。《美国统一商法典》虽为美国法律的产物，更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和商事交易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联合国的一个法律专家小组在对《统一商法典》进行后指出：《统一商法典》作为一个基础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其第九篇（即担保篇）无疑是当今世界各国中最为现代化、最为合理和最为完整的担保制度。我国尚未制定民法典，法律体系的模式选择亦不明确，因而在商事立法模式上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因此，选择以商法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立法模式，则在立法技术上不必拘泥于民法中基于家庭人身和财产关系形成的各种伦理性原则，而是更直观地反映经济关系的本质属性，使之受之于商法基本原则及调整手段的约束，真正体现市场经济的需求，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正如施米托夫所论述：“从实质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有理智的商人们的共识。这个法律部门相对来说不受和其他感情方面压力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商法能够比其他法律能更加从容地面对惊涛骇浪，在瞬息万变的风浪中始终把握其航向的原因。”

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

《美国统一商法典》是一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贯穿着立法者的思想。现实主义注重法律的实用功效，要求法律能解除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强调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作用，以此作为法律的最高目标；理想主义则强调法律自身体系的完备与严谨，制度的周密与无懈可击，以此作为立法的最高要求。《统一商法典》的立法者是现实主义的法学的代表，针对美国普通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的最新发展，对商事交易进行了极具想象力的创新，实现了简化交易手续、提高交易效率的立法目的。同时，法典的起草人运用了大量的成文法立法技巧，如原则性条款、弹性条款的规定，力求实现法律的严谨与周密。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的现实色彩比较突出，立法的动机往往来自于经济生活的迫切需要。“法律宜粗不宜细”，“需要一部制定一部”等指导思想都是现实主义在我国的具体体现。这一立法思想对于迅速制定大量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过分偏重于现实需要而忽略法律的思想往往影响立法质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呈现出的体系不协调、法律之间存在诸多冲突等现象大多与此有关。因此，完善我国商事立法，应当重塑法律思想，应当具有全局立法观念，以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便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

三、法律经济

对法律制度的经济分析手段是从美国开始兴起的，并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充分运用，即强调用交易费用等概念来对法律制度的效益价值进行分析。正如美国法学家所指出的：“法律，尤其是私法，是为尽可能地增加经济价值和财富而设计的。法律强制的主旨或标准在于为将来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创造动因。”

现代商法的立法宗旨和理念是促使商事交易便捷、安全地进行。正是这种商法与经济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决定了对商法进行经济分析的必要性。在法律与经济发展须臾不可分离的今天，应研究交换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对商法的内在需求，以及商法应如何对商事交易效益和安全的最大化提供法律保障，从中找出它的性，并使之意志化、法律化，从而使商事法更具理性。

这种分析手段虽然难以兼顾法律的社会价值，但对我国现阶段的立法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商事活动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因此，做为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应以效益为其主要价值。商事法中出现的一些与经济效益相悖的法律规定，是与立法目标不相符的，是制约法律功能发挥的。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交易秩序需要由法律来创造和维护，这就决定了在法律制度的设计时，运用经济性分析手段的必要性。从而要求立法者树立效益观念，在具体制度制定上，尽可能合乎商事交易的营利性要求，对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分析，突出经济价值，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益增长。

四、商事惯例地位和性质

《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世纪商人法在美国的复苏，这表现为：

（1）法典的主要渊源是商事习惯和惯例。

（2）法典规则是在对商事习惯和惯例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确立的，而不是凭空制定的。

（3）在实用主义法律观念的推动下，美国法官在审查商事案件的事实时，开始对“僵硬”的法律规则进行改造并逐渐承认商事交易中的习惯性规范，进而确认贸易习惯和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

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可见，国际惯例在我国被区分为：

（1）作为的国际惯例即上升为国际法的惯例，如条约。

（2）作为法律漏洞补充工具性质及地位的国际惯例———即商法的渊源和表现形式的“国际惯例”。

作为法律漏洞补充功能的国际惯例适用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服从于法律或者整个法律秩序的目的，而不具备独立的法律性，不具有法的一般抽象性与普通规范力。

国际惯例为“任意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规范已经得到国际的普遍承认。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协调和统一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开始逐渐抛弃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念，在对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控中，已开始放弃单纯的国内法律控制的做法，而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商法规则来支配他们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想象，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性商事交易关系的法律调控将进一步摆脱国内法律的桎梏，逐渐趋向统一。而我国立法中的现行的关于国际商事惯例的规定，无论是在含义、性质、适用范围和条件等方面，还是在与实施中，均存有缺陷。为促进国际商事关系的进一步，有必要在今后立法中对国际商事惯例做出更、更具国际性的规定。

五、制定和完善商事法律体系

长期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中，没有机会参加有关国际经济贸易法律规则的制定，处于被动的执行、被动遵守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地位，以致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发挥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投资等有关的商事法律极为薄弱，有相当部分领域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制度方面也存有许多弊端。加入WTO，中国法律将面临调整。因此，应借鉴美国商事法典中开放性、能动性和具有保护功能的立法特性，依据WTO法律体系和国际商事惯例，制定和完善现代化的能与国际商事交易接轨的商事法律体系。

六、商法典与司法公正

商法典的制定对于保障司法审判人员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1）从根本上解决审判实践中依然存在的规则匮乏状态，努力保障裁判的公正。

（2）商法典的制定，是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保证法官公正执法的重要步骤。

庞德指出：“法律是科学的，意在尽量消除司法过程中的人为误差，排除贪污腐化和尽量减少法官无知或肤浅所产生危险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法官整体素质不高，不能完全适应严格执法的要求情况下，不能强调法官在创造所谓的“活的法律”方面的作用，而应该严格要求法官依循成文法，尤其是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就需要尽快制定颁行商法典。

七、商事立法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立法，民商分立较之民商合一，不仅在传统和现实中占有支配地位，而且亦有深刻的理论根据。首先商法从其产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现代贸易理论也表明，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应单独制定商法典；其次是商业经济活动所要求的便捷和效益，与民事活动所寻求的公平，在关注角度上存有较大的差异；最后是商法所调整的商业经济关系变化较快、较多，为便于修改也应保持独立。

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国际商事法律关系愈趋兴旺并愈加复杂。因此，坚持“民商法”和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概念和理念，就是混淆了家庭财产关系与市场交易关系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性质，其实质就是在新形势下仍然坚持简单生产商品完善法，这种落后、陈旧的法律理念，是违背潮流的，它既不利于民法的现代化，更不利于商法的发展。并且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下，民法的调整愈加力不从心，从而出现了许多法律调整的空白点。因此，建立独立的现代商法典势在必行。

6. 美国游说制度的特点及相关法律

A 美国游说制度的特别及相关法律

2005年阿布拉莫夫游说腐败案的曝光，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新一轮对游说制度改革的关注。美国历史上曾对游说相关立法进行过数次改革，以便更有效地规范游说活动。但源于诸多因素尤其是美国政治制度自身的矛盾性，游说制度改革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的产生，由此也注定了游说法律规范作用的局限性。

10多年前开始游说生涯的阿布拉莫夫，凭借与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的密切关系，成为华盛顿著名的K街上神通广大的“游说大鳄”。他最大的手笔是为美国印第安族部落开办的赌场向国会游说，从而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暴利，但也正是这一游说业务内幕的败露使他身败名裂，不仅他自己被迫承认了所犯的三项重罪，而且牵连出包括美国众议院领袖汤姆.迪莱、众议院共和党行政委员会主席奈伊在内的20多名国会议员及助手，后面甚至还有布什总统的影子。这一多年罕见的政府丑闻再度引发了美国各界对游说腐败的严重关注，也吸引了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目光。

一、美国游说业的发展和问题

游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根据“美国说客联盟”（ALL）的定义，说客的工作是为客户提供当前法案或将要在国会进行投票表决的法案的信息，并为了客户利益而寻求法案条款的修改。因习惯上国会是民意的表达机构，游说人员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国会议员及其助手，尤其是国会中有影响的议员和一些小组委员会的负责人。专业的游说者在华盛顿拥有固定的营业场所、熟悉国会的运作模式、和很多议员交往密切、善于充分利用法律提供的空间，还在800多个向政客提供资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近70个议员竞选委员会内任职。他们的客户主要是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和外国政府及企业。据独立监督组织的统计，当前华盛顿的说客人数约有3.5万人，平均一名议员周围围着60名说客，每年花在议员身上的人均费用达到了500万美元，华盛顿游说业的年产值已超过30亿美元。 国会山上的游说生意如此兴隆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美国宪法的明确规定。

《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申冤请愿的权利。因此，选民直接到国会表达意见，影响议员投票行为的活动，具有明确的法理依据。

第二、民粹政治的必然结果。

在意识到通过选举干预政治的作用非常有限后，美国民众认为体现意志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组织起来，结成特殊群体，从现有体制的对抗者变成参与者，这似乎已成规律。游说活动广泛的民意基础导致利益集团政治不可避免的自身繁衍。

第三、利益集团的积极推动。

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国会可以小付出换来大收益，拥有不同资源的各种利益集团都希望在国会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向议员施压以获取更多实惠，所以他们参与游说的热情都很高。

第四、国会自身的立法需求。

各州选出的国会议员对于很多立法领域都很陌生，而说客提供的各种信息不仅有助于议员了解有关领域的利益需求，而且其代表的阶层和群体越复杂，据此制定出的法律就可能越客观。这促进了国会对于游说者的需要甚至依赖。

第五、政府权力扩大的后果。

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开始采取积极干预社会运行的政府政策，这意味着公众的个人生活受到更多自身以外因素的影响，使其不得不更加关心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和自身利益的得失，而主要途径就是在政府决策时通过游说施加影响。

游说活动造成的问题，其根源不在于游说本身，而是说客所代表的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运作中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失衡优势，它极大损伤了平等和公平竞争的政治秩序。游说腐败是美国政治制度与生俱来的一个痼疾，早在建国之初华盛顿在其卸职演说中就注意到这一问题。 19世纪30年代时，游说在华盛顿就已成为一个贬义词，这个时期的“游说大王”萨姆.沃德的格言就是“得到一个议员赞成票的办法是通过他的胃”。后虽有过多次有针对性的治理，但游说腐败问题并未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失，甚至近年来仍不断出现一些惊人的腐败案。

二、美国游说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在美国历史上，先后进行过三次比较重大的游说制度改革。以下根据游说立法限制的对象和内容分别介绍美国国会的游说立法情况。

1、关于限制外国游说活动的立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

1938年，为加强对德、意等国对美国会宣传活动的管制，国会通过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项法律并不反对外国利益集团通过代理人在美国进行游说，而是要保证这些活动的公开性，防止其过度干扰美国政府决策。

2、关于限制国内游说活动的立法——1946年《联邦游说管理法》

该法的核心是“公开原则”，因起草匆忙。语义模糊，刚通过就受到批评。此法存在的漏洞包括：（1）比例要求：游说必须是其“主要目的”才需登记，许多游说者声称游说非其主业而逃避登记。（2）资金来源：只有“征求、筹集或接受”开展游说的资金才需登记，游说公司常辩称自费游说以逃避登记。（3）游说对象：对议员助手和委员会的专业助理的游说、以及对行政部门和法院的游说不在法案限制之列。（4）游说性质：一些组织争辩说他们接触国会只为说明情况，并未对议员提出要求，因此依法不能算作游说活动。（5）游说监督：法律没有制定或授权任何机构来调查或要求游说组织进行登记报告，或强制其遵守法令。由于这些漏洞的存在，据“共同事业”组织的保守估计，那些关心能源问题的游说组织仅有10％在国会登记，仅有1％的游说开销真正被提交。这反映出该法律实际效能的有限。

“水门事件”后，国会为挽回人们对政府的信心，试图对此法做出重大修改。尽管新的《联邦游说披露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也引起大批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同时，众议院和参议院提案之间的广泛分歧点始终无法调和，导致新法案最终流产。

3、关于游说程序的立法——《游说公开法》和《游说公开技术法》

经长时间的酝酿，美国国会终于在1995年废除了存在半世纪之久的《联邦游说管理法》，另立《游说公开法》取代之。该法共有24条，主要变化包括：（1）将规范对象由“身份认定”改为“活动认定”，消除了因身系“多重角色”而带来的漏洞，规定只要使用20％以上的带薪时间从事“影响政策的活动”，便须登记为“游说者”。（2）将任何带有游说性质或支持这种接触的努力都定义为游说活动，甚至要求游说者在与官员接触时，必须询问该官员是否属于《游说法》所规范的范围，官员不得隐匿拒答。（3）强化了登记管理措施。（4）明确了招待标准，规定为方便工作，说客可以招待议员餐饮，一次花费需在50美元下，一年内的所有花费不得超过100美元。（5）确定回避期限。原议员及其助手、所有的公务员在离职后的一年内，不得游说国会。（6）出台相关罚则，规定国会秘书处有责任查核报告内容是否属实，出现问题应通知特区检察官。若证明有罪，当事人将被处以最高五万美元的罚款。

新法实施后，游说者登记数目立刻显著上升，1998年的登记数便比前一年增加21％，而1999年又增长了37％，但新法留下的漏洞仍然明显。如常是美国游说活动主力的律师事务所往往可因在半年内游说工作占用时间不及工作总量的20％而不必登记；宗教团体游说更不受任何登记和申报的强制性约束；隐匿游说收支仍然可以逃避报告程序；只要声称与公务活动部分有关，议员及配偶仍可接受说客提供的“好处”；依法负责核查的国会秘书处也没有因需要承担新的职责而得到编制和经费方面的补充。

国会三年后又通过了《游说公开技术修正法》，对部分技术性问题作了修正。但该法更明显的特征表现在对游说监督的限制方面，明确表示不能将秘书处的监督解释为禁止或干预人民得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障的请愿权、表达个人意见权及结社权，也不能解释为禁止或授权法院禁止个人或团体从事游说活动或接触官员。不论个人或团体是否遵守本章的规定，都不能解释为授予参众两院秘书处检查与调查权，其实际获得的权力只是“检视或必要时询问”。主管登记机关原本就权力有限、人力不足，这些规定进一步制约了新法的规范作用。

2005年阿布拉莫夫丑闻暴露后，国会再度迅速出台几个新的改革草案。众议院2006年初通过条例更改，禁止曾是议员的说客在众议院大楼内进行游说。此外如一名前议员的配偶是说客，那么该名配偶也受到新条例的限制。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等支持的改革立法要求，说客给政界人士提供的任何一种捐款细节都必须公布，同时将前议员游说其同事的限制期延长至两年，把说客们汇报活动的频率由六个月缩短到三个月。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泰特也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将收礼仅限于棒球帽或T恤衫之类的纪念品，说客不得请议员吃饭，或为他们安排免费旅行，曾担任过议员的说客不得进入众议院议事厅和健身房。对于违反规定以至严重触犯刑律者，应没收其议员退休金。但到目前为止，国会尚未通过正式的法律文本。

三、历次游说改革的特点

从美国游说制度已经完成的几次改革来看，其中体现出一些明显特点：

1、新立法经常是由丑闻促发的。

考察近年来国会关于游说的立法，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立法高潮都是由国会腐败和丑闻引起的，具有很强的被动反应的特点。美国经常出现事故政治，只有事到临头，社会各界都有切肤之痛时，才能就一些问题达成妥协，这种补漏拾遗式的修法不仅导致新法仍会存在很多缺陷，而且无法对新出现的“合法腐败”等钻空子行为迅速做出反应。

2、改革目标明显的自限性。

虽新法在细节规定上越来越全面细致，但目标始终集中在游说的公开性和涉及金钱数量的限制上，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议员接受符合规定的“好处”仍是合法的，这就促使当事人把关注点从如何守法转向如何对这些条件进行挖潜，通过对规则的不同解释继续其手段不同但性质未变的游说活动。如将说客请客的单次消费金额限制在50美元下后，很多体育场包厢价格骤降为49.9美元；不能给议员送礼就大批高价购买他的著书；不准请议员个人吃饭就大摆宴席请众人吃饭；甚至在过去14年里很多身份登记为“已故”的捐助者也能给政客捐款130多万美元。

3、改革只是一次新基础上的妥协。

每次游说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之时，都隐含着明显的缺陷，这解释为立法者有意的妥协比其无意的疏忽更为合理。因为每次改革都会牵扯到众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国会对丑闻的典型反应是“惩罚坏家伙，倡议小改革”，充其量只是进行有针对性的局部而非全面的政策调整，改革力度仅随动于丑闻带来的压力，各种利益冲突得到调和后就不再有人关注公正与廉洁。这种改革既给继续腐败留下了空子，又因拘泥于表面文章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议员接受说客资助仅限于筹款活动的规定使得议员出国考察和文化交流的活动也同时受到限制。

4、风头过后，反对改革的力量总是更占上风。

每次游说改革开始时声势都轰轰烈烈，但随着丑闻印记的逐渐远离，各种改革反对者的声音又会逐步增强。这些组织财力雄厚、组织集中、目标单一、操作熟练，不仅不断在舆论上挤压改革派的空间，而且更多通过和议员隐秘接触的方式进行更为务实有效的运作；反观改革支持者，主要是一些非盈利组织和部分媒体，他们不仅资金少影响小，而且行动纲领并未完全集中在限制游说方面，总体施压能力显然不如前者。

5、改革内涵偏重失衡。

从历次游说法案改革的条文中可以看到，重点的规范对象始终是游说者，而涉及到国会议员这一游说活动中同样重要角色的规定明显量少且乏力，即使在具有强制力的相关罚则出台以后，也完全针对游说组织，似乎需要对丑闻负责的只有贿赂者而与受贿者无关。虽然国会还有专门针对议员道德的相关法案，但在具体规范游说活动的法律中对游说对象的规范明显不足不能不说是造成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

6、媒体揭黑的不彻底性。

美国的政治丑闻几乎都是由媒体揭露的，但媒体自身的运作规律也有不利一面。抓新抓奇的特点使其在爆出丑闻后往往无法长期专注于此，而且与政府的共生关系也使之有时被迫妥协，尤其是在缺乏政党政治推动的条件下，依靠媒体自身力量促成改革似不现实。阿布拉莫夫案后，有美国学者指出：“只有（美国）媒体继续给予此事密切关注，这项改革才能真正出现成效。”但这似乎有些强人所难。

四、游说制度改革的局限性

回顾美国国会治理游说腐败问题的历程可以发现，导致改革困局的原因很多，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条：

1、游说改革受到美国政治制度的强烈制衡

国会游说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垄断政权的闹剧。首先，游说体现着民众的民主理念和精神。民众在获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时，采用的是组织起来进行游说的方式，这种来自于基层的自发性参与民主，是对代议民主的重要补充。其次，游说也是体现美国平等原则的社会实践。理论上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向执政者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现实中这会受制于包括金钱、地位在内的诸多因素。再次，游说通过在体制内平和地化解政治能量，避免了激进行为的出现。第四，利益集团的存在及游说活动的开展，已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

2、游说改革阻力大大超过动力

游说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舆论监督，但其阻力背后的集团势力更大，导致改革乏力。阻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在国会层面：游说公司可以给议员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咨询；帮助起草法案；在议员竞选委员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中任职；担任议员的竞选顾问；帮助筹集竞选资金等。这些交往造成议员和游说组织之间已不是单纯的金钱关系，而是前者对后者多方位的政治需求甚至依赖，使得说客在立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次，利益集团也不愿放弃这种效费比很大的交易。以游说付出排名第一的医药行业人例，他们2005年的年游说花销达到3.25亿美元，但从布什政府通过的有关法案中可以受益1390亿美元。

再次，游说组织同样不愿放弃这一厚利行业。阿布拉莫夫的游说公司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8000万的佣金，但用来游说国会的不足1／10，可谓一本万利。

3、游说腐败从未成为民意关注的主要议题

尽管丑闻暴露时民意大哗，但其发生率毕竟很低，游说制度改革就一直在缺乏公众舆论长期而坚定的关注和强劲的草根支持的背景下停滞不前。

4、党派争端制约改革计划

每次关于游说制度的改革几乎都会在国会内部的两党之间引起争议。其原因在于：首先，现实处境不同。一党独大后，必然寻求在说客那里扩大自身影响力，将游说活动变成打击对手的工具。再次，改革造成的影响不同。如民主党不愿限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共和党则主张解除政党和个人的捐款限制等；而新的游说法案只有同时为两党接受才能通过，这显然增加了深度改革的难度，导致建立在内部交换和妥协基础上的改革其实际效果必然有限。

5、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离心

参议院和众议院在游说和捐款改革问题上向来不和，这是由两院议员的不同地位和从政条件决定的。参议员权力相对集中，工作更为繁重，更多通过其工作人员和说客进行接触，本身和说客的联系不太密切，再加上知名度较高、面临对手挑战的几率较大，在游说改革方面不愿表现得过于消极；众议员因任务相对较少，有更多机会直接和说客接触，再加上连任相对稳定，责任更为分散，一般来说更希望游说规则相对宽泛，1976年游说改革的流产就源于双方分歧难以调和，当前的改革仍然面临这一难题。在竞选捐款问题上，两院议员处境也不同。因此，1993年参议院的改革提案未能取得众议院的认同。后来当参议院主张禁止软钱时，再次因与众议院意见不合而致改革搁浅。

6、游说腐败对社会的损害未入膏肓

阿布拉莫夫案的曝光后，国会总能迅速做出反应，被揭露的议员都会迅速受到惩处，腐败也从未对至关重要的国家议题造成威胁。长远来看，在决策中美国国家利益还是占主导地位，毕竟国会议员不仅受到说客的影响，还要受可“载舟覆舟”的选民以及行政部门、媒体、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制衡，而且最终的政策形成还受到总统的制约。所以游说腐败的实际危害有限，游说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也显得不足。

7、实际操作方面的困难

目前为止游说改革的根本原则是公开透明，虽然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但彻底透明化的效应会远远超过单纯的游说制度改革本身，势必影响到国会日常运作的各个方面，可能导致社会过度干涉、国会负担过重、效率降低、机密泄漏等问题。这一矛盾很难协调。

于是，尽管不断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但位列世界清廉国家前十名的美国依然难以摆脱大规模游说腐败丑闻的侵扰。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如何在维护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和任意使用这种权利导致腐败之间取得平衡上，美国政治体制自身的矛盾性注定了游说改革这一工程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故此，今天游说改革的重点还是只能放在填补漏洞、增加透明、加强监督、严厉制裁方面，这可以进一步降低腐败危害的程度，但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其滋生的土壤。

7. 美国法律是什么法律

世界五大法系为：中华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其中中华法系和印度法系已经解体。其中中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美国法律属于英美法系。

两大法系的主要差异有：

第一，法律渊源不同。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以及该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结构不同。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涉及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法官的权限不同。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第四，诉讼程序不同。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突出法官职能，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法庭来审判案件。

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法官只是双方争论的“仲裁人”而不能参与争论，与这种对抗式（也称抗辩式）程序同时存在的是陪审团制度，陪审团主要负责做出事实上的结论和法律上的基本结论（如有罪或无罪），法官负责做出法律上的具体结论，即判决。

第五，法律分类不同。大陆法系一般会把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而英美法系就不会这样的区分，英美法系主要把法律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类方法的不同对法律的制定有思想上的根本差异。

第六，法律术语的不同。两大法系的法律术语有很多不能相互对应的概念，即使有相同名词的法律术语，但是在意思上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此外，两大法系在法学教育、司法人员录用和司法体制等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7)美国立法技术扩展阅读

法学体系是指由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所组成的有机体系。它与法系有一定联系，但又区别于法系。法学体系是一种学科体系，是一种学理分类。而法系是一种关涉传统的体系，是一种现实分类。二者都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适时变化性。

法律文件体系可以划分为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与法系比较起来是一个横向分类与纵向分类的区别。

8. 请写出美国的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的英文

美国国会（Congress，United States）是执行美国宪法规定的立法权力的机构。
美国参议院（英语：United States Senate）是美国的立法部门

总统办事机构：(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白宫办公厅 (The White House Office)
副总统办公厅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经济顾问委员会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
政策制定办公室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改善环境质量委员会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国家麻醉品控制政策办公室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行政办公室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
政府各部：(Cabinet Department)
国务院 (Department of State)
财政部 (Department of Treasury)
国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商务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内政部 (Department of Interior)
农业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cation)
运输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劳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退伍军人事务部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军事机构：(Military Bodies)
国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参谋长联席会议 (Joint Chiefs of Staff)
陆军 (Army)
空军 (Airforce)
海军 (Navy)
海军陆战队 (Marine Corps)
海岸警卫队 (Coast Guard)
后备役部队 (Reserves)
联合作战司令部 (United Combatant Comma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