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

① 如何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廉政风险防控是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一项重要实践和探索。要针对重点对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逐步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纠错整改、内外监督、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机制，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体系。
第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防止利益冲突是现代廉政立法的基础，是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重点解决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中利益冲突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利益冲突回避制度，重点完善公务回避、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制度；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公职人员行为限制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
第三，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抓紧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和违规惩戒力度；建立健全对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管理制度，制定配偶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强化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四，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法规制度。一要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适应形势发展的党纪政纪规定和行政规章上升为法律法规，尽快形成较为完整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对现有的法规制度，过时的要及时废止，不完善的要适时修订完善，需要细化的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紧制定。二要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项专门法律法规。从长远看，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应当由反腐败法这样的廉政基本法和有关单行法律、配套法规组成。从近期看，应重点做好反腐败单行法律和配套法规的立法工作。要健全腐败案件揭露、查处机制，畅通来信来访和网络等各种信访举报渠道，完善保护证人、举报人制度；完善惩治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法律法规，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政策；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方面的法律规定，健全完善防止利益冲突法律法规，着力整合预防腐败各项法规制度；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完善反洗钱法律法规，健全防范腐败分子外逃和追逃追赃机制，逐步形成与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要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过程，必须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和创新。要注意研究和借鉴古今中外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的有益做法，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实现法规制度工作理念、思路、方法与机制的与时俱进。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全面提升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工作质量。要切实提高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执行力，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严肃查处违反法规制度的行为，让法规制度刚性运行。

② 我国有哪些有关反腐的国家法律法规

您好！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反腐败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相信不久发明腐败法应该能够出台。

③ 如何有效处理当今腐败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④ 简述加强兼政立法和反腐败立法的法律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第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第三，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第四，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⑤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原则是什么

1、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要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保证。

2、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三者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作用。既要从严治标，更要着力治本，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3、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立足全党，着眼全局，总体规划，分阶段实施；注重科学合理、系统配套和可操作性，充分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整体效能。

4、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认真运用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加强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5)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扩展阅读：

2005年1月3日，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这是党中央为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

2008年5月13日，党中央制定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下简称《工作规划》）。

《工作规划》总结了《实施纲要》颁布以来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从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等方面提出了今后五年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⑥ 推进反腐倡廉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需要健全完善哪些制度

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和反腐败国家立法，成熟一个出台一个，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使反腐倡廉工作有法可依，不断提高反腐败法治化水平。
第一，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
廉政风险防控是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一项重要实践和探索。要针对重点对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逐步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纠错整改、内外监督、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机制，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体系。
第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防止利益冲突是现代廉政立法的基础，是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重点解决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中利益冲突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利益冲突回避制度，重点完善公务回避、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制度；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公职人员行为限制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
第三，着力健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
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抓紧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和违规惩戒力度；建立健全对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管理制度，制定配偶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强化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四，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法规制度。
一要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适应形势发展的党纪政纪规定和行政规章上升为法律法规，尽快形成较为完整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对现有的法规制度，过时的要及时废止，不完善的要适时修订完善，需要细化的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紧制定。
二要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项专门法律法规。从长远看，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应当由反腐败法这样的廉政基本法和有关单行法律、配套法规组成。从近期看，应重点做好反腐败单行法律和配套法规的立法工作。要健全腐败案件揭露、查处机制，畅通来信来访和网络等各种信访举报渠道，完善保护证人、举报人制度；
完善惩治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法律法规，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政策；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方面的法律规定，健全完善防止利益冲突法律法规，着力整合预防腐败各项法规制度；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完善反洗钱法律法规，健全防范腐败分子外逃和追逃追赃机制，逐步形成与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要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过程，必须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和创新。要注意研究和借鉴古今中外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的有益做法，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实现法规制度工作理念、思路、方法与机制的与时俱进。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全面提升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工作质量。要切实提高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执行力，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严肃查处违反法规制度的行为，让法规制度刚性运行。

⑦ 政府如何制定制度来反腐

.1 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

我国政府反腐败机制的完善首先需要有相关法律作为基础，法律需要对政府腐败行为进行明确的限定，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法律对政府腐败行为的界定越严密，越能够加强法律的权威性，实现法律本身所应有的作用。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应该尽快出台《反腐败法》，明确界定反腐败的内容，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要做到依法而行，建立起对纵容、包庇腐败分子的责任制度，明确规定公平反腐败的奖励、保护制度，引入社会监督，明确社会各界的反腐败权利与义务。另外，还要规定反腐败配套制度，例如：公务人员及家属财产披露制度、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制度和公共部门的良好管理制度等。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反腐败司法体系。“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可见，独立的司法体系对反腐败机制有着重要意义，应该基本做到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司法管理体制去行政化，以及排除地方党委对反腐败审查案件的干扰。

.2 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要从立法的角度来完善财产申报制度，人大应该加快研究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从法律角度明确财产申报的内容、形式、主体，并设立相应的财产申报机构。申报主体要包括全体公务人员以及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及家庭主要成员。对于公务人员将本人财产转移到其他人名下的行为要进行严格监督。“申报内容应当包括所拥有的不动产、一定价值的动产、债权、债务等等。如果无法说明财产合法来源，则以贪污受贿惩处。申报形式扩大为初任申报、年度申报、离任申报等。”还应该设立相应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管理部门。这一部门负责财产申报的具体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由上级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管理部门推荐，经同级人大任命之后产生。

.3 改革公务员管理制度

公务员要逐步建立起竞争上岗、绩效考核的管理制度。2015年2月，我国已经公布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这一意见的主要目的就是形成职级和职务两个晋升通道。可以说，这已经是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其他措施也应该尽快制定完成。还应该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制度，采取聘任制度，对于违法犯罪的公务人员要依法进行惩处。在干部晋升制度方面，也要尽快出台科学的考评体系，使公务人员的晋升有据可依，减少领导个人主观意见所占的比重。

.4 组建新的反腐败机构

整合原有的三大反腐败机构，建立起相对独立、统一的“廉政委员会”。具体来说，包括：

4.1 提升“廉政委员会”的行政级别

按照党章规定，纪委应该与党委是同一级别的，但是实际上，纪委书记受同级党委书记的管辖，级别是相对较低的。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应该提升新的反腐败机构的行政级别，使其领导者的行政级别与同级党委保持平行。这样，可以提升这一机构的行政级别，使其真正成为监督机构。

4.2规范“廉政委员会”的职权

要对廉政委员会的职权进行规范，明确其职权主要包括：处分权、扣留权、人事建议权、宣传教育权、拘捕权、审计权、侦查权和立案权等。另外，还应该对同级领导干部拥有反腐败一票否决权等。实行垂直管理，只接受上级“廉政委员会”的管理。同时针对同级领导干部，要建立起反腐败档案，以避免“带病提拔”现象的出现。

4.3 加强对“廉政委员会”的监督

当然，对反腐败机构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监督，不能使其变成完全独立的机构。因此，在保证“廉政委员会”能够保持办案过程的独立性的同时，也要让其接受党和人大的监督。下级的“廉政委员会”要介绍上级的监督。同时要介绍同级的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的监督。形成定期报告制度。

总的来看，反腐败机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我国又处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这又加大了反腐败工作的难度。所以需要不断对这一机制进行研究，提出创造性的策略与举措，才能真正推进反腐败机制的完善。

⑧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法规制度

（一）完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
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修订《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
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制定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具体实施办法，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制定《关于在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中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健全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修订《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
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在试点基础上，研究制定《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处理办法（试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
（二）完善违纪行为惩处制度
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健全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公务员的纪律处分规定，制定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人员的纪律处分规定。制定在查处违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
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制定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办案、规范办案工作的若干意见。制定国（境）外中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案件调查处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移送案件工作。
（三）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具体制度
修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制定《国有企业纪律检查工作条例》和关于实行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四）加强反腐倡廉国家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防治腐败法律法规，提高反腐倡廉法制化水平。在国家立法中，充分体现反腐倡廉基本要求。适时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反腐倡廉具体制度和有效做法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在今后5年内有计划、分步骤地制定或修订一批法律、法规和条例。

⑨ 反腐立法 时间表 是什么呀 是列出个时间立法吗

1999年的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的人大代表张仲礼提出了法回制反腐观点，提交了《建议答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这份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被确定为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的“一号议案”。三年后，全国人大代表宋清渭再提制定《反腐败法》。2005年、2010年，全国人民代表周洪宇、周晓光，也分别提出了反腐立法方面的建议。去年“两会”上，徐安等30多名江苏团人大代表提交《制定反腐败法，对公职人员廉洁作出硬性规定》议案。法制反腐的呼声使反腐立法继续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的共识。
今年，反腐立法终于初露曙光，3月9日，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解读“未来5年的立法规划”时，提到“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今后5年的立法重点。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这一天，距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恰满14年。
这就是说，在五年内将出台《反腐败法》，以有效打击和遏制腐败行为，让我们试目以待。

⑩ 我国要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形成什么有效机制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