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学基本原理

① 如何理解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

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准确把握双方的概念、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相互关系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对我们相关工作的开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法理性探讨和立法研究方面。
那我们首先来看证明责任。在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或证明负担，它的含义是：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有义务对其主张进行举证。如果其不能提出相关证据或者其提出的证据不能证明他的观点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该当事人的主张将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甚至当他提出的证据导致其主张的事实无法明确，此时他依然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以上就是证明责任的概念，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它的性质：向法院提出主张是当事人的权利，但对该主张进行举证则是他的义务，如果其不履行义务或没有很好的履行义务，他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我对证明责任的理解，当然学界还有权利说、效果说等，都有一定道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证明责任的特征，一般认为证明责任是一种风险负担，并且是一种不利裁判的风险负担。我认为，证明责任最大的特征不在于它的风险性，而在于它的负担性，即它是一种义务，是一种基于诉讼权利而产生的义务，履行该义务会为当事人带来利益，并且它对诉讼的最后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基于此我更愿意把证明责任的特征表述为关键的利益性负担，当然只是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看法。

上述我们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民事诉讼的基础上，其实它也可以推而广之到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去，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主体不同而已。下面我们来看看证明标准的问题。

关于证明标准我也主要从民事诉讼方面来讲。在开始分析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对证明标准的历史沿革作一个简要的介绍，证明标准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古希腊的神明裁判标准（后期已经有自由心证和高度盖然性标准的萌芽）；古罗马从早期的神明裁判标准到后期的原始盖然性标准；古日尔曼人又从新启用神明裁判标准；欧洲中世纪采纳法定证据标准，但后期已经开始出现自由心证和高度盖然性标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普遍采用自由心证和高度盖然性标准以及优势证据标准等，而我们国家采用的证明标准不同于上面讲的任何一种，我们采用的是证据确实充分这么一种客观标准，当然这主要是基于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标准的很多不足之处，所以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的改革，逐步引入一些西方国家的证明标准。

通过对证明标准的历史沿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进步，证明的标准也日趋科学与合理，既强调公平也兼顾效率，唯一的缺憾是即使在今天，证明标准依然没能够统一，依然存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些标准包括：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高度盖然性标准和我们国家的确实、充分标准。当然我们无法评判这些标准孰优孰劣，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出现一种全世界普遍采用的证明标准。

以上我们对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概念、性质和各自的特征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两者虽然在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更重要的在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清晰把握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以下我就打算从各个层面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我想从抽象层面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证明责任就是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义务，即对某一事实由谁来承担证明的职责。而证明标准则是在确定证明责任的基础上，规定该责任人需要对相关事实证明到何种程度，法院才会支持他的主张，否则他的请求将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从上诉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确定证明责任是制定证明标准的基础，否则，即使制定了标准，执行的主体不确定，该标准也没有意义，当然这只是从实务的角度讲。事实上，无论在立法过程中，还是在证据法学说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总是先确定证明责任，再规定证明标准，一般情况下两者是同时考虑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还要首先考虑证明标准的问题，再考虑证明责任的问题，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莫过于证明责任倒致的规定了，它是典型的先考虑证明标准再考虑证明责任的例子。因为，不同的情况可能需要不同的证明标准，此时就有一个当事人举证能力的问题，即如果某类案件需要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较高的证明标准，那么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该当事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法律的要求，此时他就要承担对其不利的判决，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而同时，由于各种因素，证明该事实对对方当事人比较容易，此时法律从公平的角度考虑，就会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实，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出现在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案件中，比如个人诉大公司或者公民诉政府部门的案件，或者是一些特殊侵权的案件。这几类的共同特征就在于先确定证明标准，再分析其实际的可操作性，如果完全没有可操作性，那么就要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了。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先确定证明责任，再明确应当达到的程度即证明标准，这也符合一般的逻辑，但事实上在立法过程中，这两个因素基本是同时考虑的，甚至是先确定证明标准，再考虑分配证明责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在立法过程中哪个应当优先考虑，况且这样作也没有意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综合考虑，再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保证我们的立法既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又具有可操作性。

② 证据法学包括哪些内容

《证据法学》是研究司法、执法等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或者其他相关事实版的规律权、方法以及证据法律规范的学科。从总体上来说，该学科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理论方面内容，主要包括证据基本理论（如证据概念、类别等）以及证明的理论（如证明的概念、证明的标准、证明的责任等）；其二是实践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有关证据的收集、审查、认可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和实际运用（即所谓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 学习〈证据法学〉这门课程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去发现各种证据现象的产生、发展、变化规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导司法证明的实践，同时掌握证据立法上的法律规定以及证据立法动态。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比较借鉴、去粗取精，以达到融会贯通地理解和掌握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

③ 运用证据法学的原理,分析聂树斌案证据存在哪些问题

要查作业题吧，哈哈o(≧v≦)o

④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抄础现在有认识袭论，价值论，多元论。。。可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要研究一个学科的理论基础呢？就是人会追问，追问到这里了。当然，如果你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当然不知所云。
为什么以认识论这种哲学思维来解释呢？因为要知道真理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真的。
这些理论中哪个更好呢？没有哪个理论是好的，真理不分理论，只要不为实践证伪即可。

⑤ 求答案《证据法学》

1、关于证据法的价值表述错误的是（ ）
A.证据法具有独立价值
B.证据法的价值和诉讼程序法的价值不同
C.证据法价值的基本内容是程序正义
D.证据法具有工具价值
参考答案：B 您的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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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期限是自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 ）
A.30日
B.15日
C.10日
D.5日
参考答案：C 您的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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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表现形式为标准，可以将视听资料分为（ ）
A.录音资料、录像资料、电脑资料和其他电子音像资料
B.国家机关制作的视听资料和公民制作的视听资料
C.合法的视听资料和非法的视听资料
D.原始的视听资料和传来的视听资料
参考答案：A 您的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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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性质为标准，可以将当事人陈述分为（ ）
A.案件事实的陈述和案件事实以外的陈述
B. 确认性陈述、否定性陈述和承认性陈述
C. 庭审前的陈述和庭审中的陈述
D.书面陈述和口头陈述
参考答案：B 您的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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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传来证据是指（ ）
A.非证人本人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
B.产生于案件事实发生过程中的证据
C.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未经中间环节传播的证据
D.经过一定的复制、转述等中间环节传播的证据
参考答案：D 您的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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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证据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的关系，可将诉讼证据分为（ ）
A.本证和反证
B.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C.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D.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
参考答案：A 您的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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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有关证据保全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证据保全的主体是公安司法机关和律师
B.证据保全的条件之一是证据具有灭失的可能性
C.证据保全的条件之一是证据有难以取得的情况
D.证据保全可依职权采取，也可应申请采取
参考答案：A 您的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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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下列选项中无权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的是（ ）
A.人民法院
B.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
C.辩护律师
D.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
参考答案：B 您的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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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某被指控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首先应当承担证明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的证明责任的，是 ( )
A.人民检察院
B.举报人
C.赵某本人
D.赵某的所在单位
参考答案：A 您的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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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国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 ）
A.排除合理怀疑
B.内心确信
C.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D.高度盖然性
参考答案：C 您的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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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行政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是（ ）
A.双方当事人分担
B.由原告承担
C.由被告承担
D.由法官裁量决定
参考答案：C 您的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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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案件是（ ）
A.故意伤害案
B.刑讯逼供案
C.诬告陷害案
D.非法所得案
参考答案：D 您的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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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证明标准（ ）
A.与证明责任没有关联
B.是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证据所应达到的要求
C.是法院裁判时可酌情考虑的因素
D.是法律要求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参考答案：D 您的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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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下列选项不属于我国司法认知的范围的是( )
A.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
B.外国的法律
C.当事人承认的事实
D.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参考答案：B 您的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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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有关事实推定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事实推定是法律没有规定，但在实践中习惯上运用的推定
B.事实推定是法律推定的初级阶段
C.事实推定有可反驳的推定和不可反驳的推定
D.事实推定存在于任何诉讼形式之中
参考答案：C 您的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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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下列关于神示证据制度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神示证据制度盛行于奴隶社会
B.神示证据制度对断狱诉讼无法起到积极作用
C.神示证据制度有利于维护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D.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是神权统治以及生产力低下等
E.神示证据制度以宗教迷信为基础，不能查清事实真相
参考答案：A, C, D 您的答案：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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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证据法原理的基本体系包括（ ）
A.证据法与哲学的关系
B.证据法与法哲学的关系
C.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关系
D.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E.证据法原理与证据法
参考答案：A, B, C, E 您的答案：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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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林某是一名16岁的高中学生，在2004年5月2日放假期间，他潜入学校电脑室，窃得电脑主机1部。公安机关对此案进行侦查，属于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的有（ )
A.林某盗窃的事实
B.林某的年龄
C.2004年5月2日属于法定假期的事实
D.林某犯罪后的表现
参考答案：A, B, D 您的答案：B,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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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某县公安机关在侦破一起敲诈勒索案的过程中，依法收集到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话进行敲诈的录音磁带一盘。该录音带属于( )
A.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B.视听资料
C.直接证据
D.间接证据
参考答案：B, C 您的答案：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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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的证明力时要注意的问题有( )
A.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是否合法
B.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否符合情理
C.要严格遵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D.要正确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
E.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证据有无矛盾
参考答案：A, B, C, D, E 您的答案：A, B, C, D, E

⑥ 我国证据法规则之理论和实践

从证据法的内容看，第一，它不属于任何一部诉讼法，但是在三大诉讼中能够普遍使用。第二，它与程序法有联系，却并非程序法的内容，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类似于实体法规范的规范。法官和当事人把它当作实体法规范直接引用。第三，从立法技术上讲，证据法规则，任何一部诉讼法都不能把它全部包括进去。所以，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关系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证据具有公开性，决定证据行为必须公开透明，在诉讼环节中，如公安等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职权活动，具有闭合性，它不符合证据法的本质，故应属于刑事诉讼法调整。再一方面，诉讼法它本身具有程序的不可回转性，即某一程序过去了，就不能重新再来。而证据法它本身却具有可回转性，如检察院即使将案件向法院起诉，它仍然可以调查收集有关证据，甚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法庭调查程序或辩论程序已经结束，也可以依职权决定重开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由此，紧紧抓住闭合性（非公开性）、不可回转性来区别诉讼法与证据法间的关系，就显得清楚明白。

关于证据法立法模式，是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补充完善证据法的内容的方式，进行证据立法，还是制定统一的刑事、民事（含行政）证据法，抑或制定单独的民事证据法、刑事证据法、行政证据法，学者间也有争议。这三种立法模式在两大法系国家都有不同的立法例可资参考。但是，考虑到，第一，诉讼法和证据法的规范是可以区分的，这就为单独制定证据法提供规范依据。第二，如果各证据法单独立法，如何处理（1）三大证据法中的共同性东西，如证据方法、证据调查法则、证据评价法则等共同内容，（2）单独制定一部民事证据法后，是不是又要单独制定刑事证据法、行政证据法？这样制定是否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完整统一？（3）单独制定后，是不是便利于司法操作？

从长远看，应当制定统一的证据法。

把握证据法的界限促进学科研究发展

●证据法学是证据学学科群中的一个分支，除了证据法学之外，证据学还包括物证技术鉴定、司法鉴定、证明推理、电子证据等分支学科。证据法学是证据学的丰富和发展，但不能取代证据学
证据法不是有关实体法和诉讼法规范的简单拼凑，而是由独特原则和方法支撑而形成的独立法律部门，其渊源由核心、交叉和边缘等三个部分组成。核心部分是有证明的一般性规则，交叉部分是实体法、诉讼法中分散规定的与证明直接有关的规范，边缘部分是对证据法的实施起支撑作用的规范，例如关于伪证罪、证人补偿、证人传唤程序、司法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事项的规定。证据法的基本原则有证据裁判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客观真实原则、利益衡量原则、经济分析原则等。有关刑事、民事和行政证据的特殊规则应当由三大诉讼法分别规定，统一的证据法应当着重规定一般性的证据规则，这是正确处理证据法与三大诉讼法之间关系的客观要求，也是证据法典的独特价值所在。

我国证据法学经历了冷、热、乱等三个阶段，现在正进入“治”的阶段，总结通说或者推动通说的产生是由乱到治的必然要求。对于证据法学的研究，我们还是认为：第一，按照一般证据法、刑事证据法、民事证据法和行政证据法的“四分法”思路，构建证据法的规范体系，设置篇章，逐一研究。第二，以通说为纲，附带介绍其他观点；没有通说的，则力求从理论与实践中总结出通说。第三，以推动统一证据法典的制定为主要目的。三大诉讼法各自规定的证据法规范只是分则意义上的部门证据法，因缺少总则意义上的一般证据法规范的统帅，重复、冲突、断裂等法律漏洞普遍，这正是我国现行证据立法的缺陷所在，也是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必要性所在。第四，应当采取一种堆积木的做法，从具有原理性质的概念入手，层层剥笋，评价现行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再按照一定的逻辑，将原理性概念堆积起来。这样，一方面使证据法的原理概念化，另一方面为将来的修订再版留下余地。

⑦ 证据法学的洪浩版 证据法学

作者： 洪浩 主编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2-1 字数： 370000 版次： 1 页数： 300 印刷时间： 2005-2-1 开本： 定价：￥25.00 纸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301086773 洪浩，男，湖北省黄梅人，1967年6月出生，1987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其间先后于1992年、2000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获法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10月晋升副教授。
重要研究成果：《检察权论》（著作）、《政治程序法律分析――当代美国民事诉讼制度研究》（著作）、《刑事诉讼法学》（副主编）。曾在《现代法学》、《江汉论坛》、《商事审判》上公开发表论文三十余篇。第一次公开系统地论述了检察权的性质、制度，认为检察权的本质是行政权，具有司法权的特征，是准司法权。
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检察制度、中外仲裁制度。 第一章证据法学概述
第一节证据法的概念、功能和性质
第二节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神明裁判
第二节法定证据制度
第三节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第四节中国证据制度的发展演变
第三章证据概述
第一节证据的概念和功能
第二节证据的属性
第四章证据的种类
第一节物证
第二节书证
第三节证人证言
第四节当事人陈述
第五节刑事被害人陈述
第六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第七节鉴定结论
第八节勘验、检查笔录和现场笔录
第九节视听资料
第五章证据的分类
第一节证据分类的概述
第二节国外的证据分类
第三节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
第四节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
第五节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
第六节本证与反证
第七节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第六章证明对抉
第一节证明概述
第二节证明对象的概念和特征
第三节程序法事实、证据事实与证明对象
第四节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第七章证明标准
第一节证明标准的概念与内容
第二节自由心证的证明标准
第三节排除合理存疑的证明标准
第四节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第五节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第八章证明责任
第一节证明责任的概念
第二节证明责任的内容
第三节司法(行政执法)机关证明责任的分担
第四节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分担
第五节推定
第九章证据的收货与保全
第一节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概述
第二节证据收集和保全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第十章证据的审查判断
第一节证据的审查判断概述
第二节审查判断证据的内容与步骤
第三节对各种证据的审查判断
第十一章认证
第一节认证概述
第二节认证的对象与客体
第三节认证的分类与方式
第四节认证的一般内容
第十二章证据规则
第一节证据规则概述
第二节违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三节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第四节自白排除规则
第五节特权规则
第十三章比较证据制度
第一节诉讼模式与证据制度
第二节比较证据制度中的举证责任理论
参考书目

⑧ 证据权原理

证据权重法是加拿大数学地质学家Agterberg提出的一种地学统计方法，最初是基于二值图像的。它采用一种统计分析模式，通过对一些与矿产形成相关的地学信息的叠加复合分析来进行矿产远景区的预测。其中的每一种地学信息都被视为成矿远景区预测的一个证据因子，而每一个证据因子对成矿预测的贡献是由这个因子的权重值来确定的。

6.5.1.1 先验概率

先验概率计算，即根据已知矿点分布，计算各证据因子单位区域内的成矿概率。假设研究区被划分成总体面积为T个像元单位，其中有D个矿点，则随机选取一个像元单位是矿点的概率是：

P_先验=P（D）=D/T

先验几率（O）为：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图6-11 维恩图

对于任一个证据因子二值图像（图6-11），其存在区的像元数为B，不存在区的像元数为

。则已知矿点图与证据因子图的重叠部分有B∩D，

，

，

，其条件概率分别为

P（D/B）=B∩D/B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也就是说，证据因子的先验概率估算是计算证据因子存在区域中矿点像元、非矿点像元所占的百分比。

6.5.1.2 权重

对任一个证据因子二值图像权重定义为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式中，W⁺、W^-分别为证据因子存在区和不存在区的权重值，对于原始数据缺失区域权重值为0。

用C表示证据层与矿床（点）证据层的相关程度，C定义为

C=W⁺-W^-

6.5.1.3 后验概率

证据权重法要求各证据因子之间相对于矿点分布满足条件独立。对于n个证据因子，若它们都关于矿点条件独立，后验几率对数为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后验几率表示为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后验概率为

P_后验=O_后验/（1+O_后验）

对于证据权，为了便于解释预测（证据）图通常采用二态赋值形式。应用地质判断或统计方法能够将这种形式主观地转换成其他形式以确定临界值，其临界值能够最大限度地揭示二态赋值图成果模式与数据模型的空间组合关系。证据权法最终结果是以权的形式或以后验概率图的形式表达的组合图。证据权法的优点在于权的解释是相对直观的，并能够独立的确定，易于产生重现性。该方法亦适用于获取局部特征和区域模型的信息（如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异常）。

6.5.1.4 条件独立性检验

在计算后验概率时，假设了各个证据权因子都关于矿点条件独立。下面简单的“冗余度”的例子表明，证据权法模拟对于条件独立性的违背是敏感的。假设二元图A有正权值W⁺（A）=2，且其模式与图层B一致。它也遵循W⁺（B）=2。例如，当追踪元素的等值线图被用来预测与追踪元素相关的矿床出现时，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

在A和B都存在的地方，证据权法的应用将产生很大的后验分对数值。当单元格面积很小时，意味着相应的后验概率为应该的值e²=7.4。很明显，这种情况在实际应用中应该被避免。

过去，两种条件独立性检验被应用于：①偶然性表格检验；②全面或综合检验，为更好地拟合，该检测由Kolmogorov-Smirnov检验作补充。如果在实际的应用中，一个或更多的检验失败了，可以定义新类型的图层，使得存在可由新的条件独立性检测验证的近似条件独立性。在前面所举的有相互关系的追踪元素的图层的例子中，追踪元素可以被组合成一个指数，例如，通过因素分析，与其他的条件独立的图层结合之前，条件独立性元素，多图层元素。

（1）偶然性表格检验

根据可作最佳拟合的秩平方检验和G²检验，可以估计A和B图层的条件独立性。表6-2是一对二元变量X_I（I=A，～A）和X_J（J=B，～B）（见前一部分）的观测频率和期望频率的2×2偶然性图表。在假设单元格面积足够小时，表中所有的频率与单元格大小无关。

表6-2 2×2条件性独立检验的偶然性图表

在秩平方检验中，当连续校正时，观测频率只发生微小的改变。这个著名的细化过程包括：小于期望频率的观测频率加0.5，大于期望频率的减0.5。这可以通过增加素数作为上标进行校正计算。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如果两个二元变量是条件独立的，这种检验统计可以被看作具有一个单自由度χ²。不同的检验统计被用在G²检验中，但是这两种检验通常产生相似的结果。

前述的检验理论和它对离散多元统计的扩展应用在包括Bishop et al.（1975）的许多书中都提到过。多图层间的内在相互关系可以在模型对比中进行研究。然而，应该记住，在检验统计的结果中，图层只有在接近矿点的地方才被考虑。因此，秩平方自由度的数量是1而不是（2×2×2）偶然性图表中的2。在离散多元分析非空间的应用中，该现象出现在两个二元变量进行关于第三个二元变量的条件独立性检验中（Agterberg，1992）。

（2）全面“综合”检验

证据权法模型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后验概率图。如果考虑二元模式p，且没有丢失数据，有相同后验概率的单位像元属于可能条件2^p中分类。假设T代表研究区所有单位像元的后验概率的总和。理想状况下，T应该等于n，n代表矿床的总数量。在实际的应用中，T通常大于n，可以假定T＞n是由于图层缺乏条件独立。这就是条件独立的全面或所谓的“综合检验”（Kemp et al.，1999）的基本原理。例如，在Bonham-Carter（1994），指出T大于n不应超过15%。

分配给后验概率的累计频率分布服从于Kolmogorov-Smirnov检验。这种检验通常应用于最大观测和期望累计频率都等于0的情况下。如果频率分布统计模型正确的话，计算出的和观测的累计频率最大差值的绝对值应该不超过从统计表得到的Kolmogorov-Smirnov检验的统计值。

在证据权法的应用中，Agterberg et al.（1993）在用n差分了所有累计频率之后进行了Kolmogorov-Smirnov检验。在证据权法中，在唯一条件下——最大后验概率，最大差值通常等于（T/n-1）。这是因为在研究区中，唯一条件——最大后验概率，通常在所有考察的图层是正权。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图层无条件独立性，在本节开头的那个所举的冗余度的例子中结果则被估计过高。我们并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Kolmogorov-Smirnov检验统计可应用的范围。

假设T表示一个所有后验概率的总和的随机变量，在Kolmogorov-Smirnov检验被应用于累计频率乘以n/T 之前，第一次检验假设 ET=n 是很有效果的。在允许 KolmogorovSmirnov检验应用的情况下这种校正将使最大差值等于0。这种过程只有在条件独立假设被接受的情况下才可以被使用。

（3）新条件独立检验

对于单图层A，当A存在时，二元随机变量X_I（I=A，～A）产生后验概率EX_A=P（d｜A）=n_A/N_A，当A缺失时，后验概率EX_～A=P（d｜～A）=（N_A-n_A）/N_A。T的期望值表示在研究区内满足的所有后验概率之和：

ET=N_AEX_A+N_～AEX_～A=N_AP（d｜A）+N_～AP（d｜～A）

其中，ET=N_A｛n_A/N_A｝+N_～A｛n_～A/N_～A｝=n

方差是

如果两个图层上具有矿床的条件独立性，下面的源自两个二元模式A和B的四个后验概率之和是正确的：

ET=N_ABP（d｜AB）+N_A～BP（d｜A～B）+N_～ABP（d｜～AB）+N_～A～BP（d｜～A～B）

=n_AB+n_A～B+n_～AB+n_～A～B=n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通常，如果满足（I=A，～A；J=B，～B；K=C，～C；…）的二元图层P上矿床具有条件独立性，构成N_IJK…P（d｜IJK…）=n_IJK条件2^p的总和为ET=n。相应的方差是型

的所有可能形式的总和。

通常，所有后验概率的和T大于n，条件独立的假设等于ET=n假设。由于估计σ²（T）可以很好的得到使得这一假设可以被检验。

理论上，对于非条件性独立的图层，T可能小于N。然而，由于图层因被确信可以提供矿床存在的正指示而被从第一个场所选取，使得在实际中这种情况通常不大可能继续发生。这种指示类型对矿床出露更可能具有正相关性而不是负相关性。

基于此，应该使用单侧重要性检验。当表示T标准偏差的s（T）显著小于T本身，可以假设T近似为常态。为了接受这种条件独立假设，T-n的差分小于1.645·s（T）的概率是95%，或者小于2.33·s（T）的概率是99%。

6.5.1.5 信息量计算法及其与证据权重法的比较

信息量计算法也属于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应用于区域矿产预测，是由E.B.维索科奥斯特罗夫斯卡娅（1968）及N.N恰金（1969）先后提出的。赵鹏大等于20世纪80年代应用该方法进行矿床统计预测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进行预测的基本步骤与证据权重法类似。首先，计算各地质因素、找矿标志所提供的找矿信息量，定量地评价各地质因素和标志对指导找矿的作用；其次，计算每个单元中各标志信息量的总和，其大小反映了该单元相对的找矿意义，用以评价找矿远景区进行预测。其基本原理和方法如下：信息量计算法用信息量的大小来评价地质因素、标志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密切程度，信息量的物理意义与证据权重法中的权重相同，只是计算公式有所不同：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式中：I为A标志j状态提供事件B（有矿）发生的信息量；P（B/A）为A标志j状态存在条件下事件B实现的概率；P（B）为事件B发生的概率。根据概率乘法定理，上式可变为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具体计算时，总体概率用样本频率来估计：

西南三江中段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

式中：N_j为具有标志值A_j的含矿单元数；N为研究区中含矿单元总数；S_j为标志值A_j的单元数；S为研究区单元总数。

然后计算每个单元中各标志信息量的总和，其信息量总和的意义与证据权重法中后验概率的意义大致相同，即反映各单元相对找矿远景区大小。

最后，根据单元信息量的大小，提出找矿远景区。

由于两种模型均是从条件概率理论出发，所得的结果自然相似，只不过后来发展起来的证据加权模型更加精细。

⑨ 简述证据法的原理或价值有哪些

现存的证据法理论基础的主张大概有三:认识论、价值论、以及双重基础论。传统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目的论”意义下的“认识论”,它所坚持的是一种“以查明案件事实”为价值诉求的“一元价值论”,而价值论者批判矛头所向其实正是“一元价值论”,而双重基础论者所主张的观点是可取的

⑩ 民事诉讼法中怎么理解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形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影响；收集证据的主体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一定影响，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收集证据的程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较大影响，但总体上应当从宽；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不应作为判断民事诉讼证据是否合 法的标准。民事诉讼在证据合法性的解读上应当不同于刑事诉讼，总体上应当更加宽松 、灵活。按照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合法性是证据属性的构成要件之一，证据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对于应当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内涵却有争议。多 数人认为，合法性指证据的形式、收集证据的主体及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另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是对证据合法性的内容的阐解，在三大诉讼法中是否应有所区别。一直以来 ，对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的解释都是套用刑事诉讼领域对该问题的理解， 没有做出区别。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68条明确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一规定似乎对民事证据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诉讼更为宽松的解释。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55条，明确提出了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针对的内容是：(1)证据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这一对证据合法性的解释与以往的学理解释又有不 同之处，它将违法情形是否会对证据的效力产生影响作为判断合法性的标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们，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应当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应当如何将这种差异体现于立法中还有待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无论是在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的承担以及证据的采纳等方面都 与刑事诉讼有显著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别于刑 事诉讼的解释。但是，证据的“合法性”是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因此学者 将它的内容进行拆解，使其变成一个由若干要件共同构成的证据合法性规范(比如，将合法性分解为证据的形式、取证的主体及取证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一总体的思路是正确的。问题仅在于在民事诉讼领域应如何选择“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释每一个构成要件的内涵。

一、证据的形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依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可以分为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 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形式。并且按照证据法学的一般理论，证据只有具备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为什么要将法定的形 式作为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之一以及这样规定的意义何在，还缺少必要的理论支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有更多的新类型的证据出现在诉讼中。上述七种证据表 现形式难以概括并预见所有的证据形式。如果按照诉讼法学界的通常观点，证据只有具 备了法定的表现形式才有可能被采纳，这无异于削足适履，荒谬之处显而易见。并且从 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对于某些新种类的证据，比如，经常在诉讼中出现的电子证据， 法院也并没有因为它不属于法定的七种证据形式就拒绝采用。对此，也许会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并举例说，测谎结论不就是因为不具有法定证据形式才不能被采纳吗?测谎结论之所以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并非由于它没有在七种证据表现形式之 列(我们可以将它纳入鉴定结论的范围内)，而是由于测谎结论的准确性还不十分令人满 意，另外，测谎这种方式本身与诉讼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比如反对自我归责原则)有抵 触之处，因此，我国诉讼法才没有将测谎结论列为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之列。

在证据形式与证据的合法性的关系的问题上，坚持证据必须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也与各国在证据法领域尽量避免形式主义倾向的趋势不符。并且象我国民事诉讼法这样对证据的形式做出如此细致的划分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是很少 见的。在英国证据法理论中，证据被笼统地分为口头证据、文书证据和实物证据三类。 口头证据也称证言，一般指证人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实对法院所作的陈 述。文书证据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审阅的以文字、符号等信息传递思想内容的事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证据形式，如录音带、影片等也被纳入到文书证据的 范围内。实物证据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物体、身体特征、证人举止、勘验、自动化记录 等。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于通过诉讼程序的运作来实现对证据的筛选。因此对证据的分类 就必然要适应这种调整方式。在法国民事诉讼中，证据被分为书证、证言、推定、自认 以及宣誓五种。法律 没有规定物证这种证据形式，这是因为物本身并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物所体现的案件 事实只有通过人的“解释”，比如，鉴定、勘验、诊断、确认等方式才能实现。法律具 体规定了解释物的具体方式和程序却没有把物作为一种单独的证据形式。对物的“解释 ”的结果视具体情况被归纳到其他证据形式的外延内。我们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对证据 的分类方法，适当改变对证据形式的划分方式，减少类别，扩大各类证据的外延。比如 可以将证据从形式上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人证包括证人、当事人、鉴定人、勘验人 。物证包括在诉讼中能够起到证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证据 的分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会生活事实，使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证据 种类能够归入到现有的证据类型中。

二、收集证据的主体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的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有不同的体现 。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就决定了大多数的证据收集工作是由控诉机关完成的，并且刑事案件的证据收集还涉及到某些与公民人身权、财产权 密切相关的强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规定只有特定的国家机关才有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来收集证据，其他诉讼主体无权使用这些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合法是可能导致证据丧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这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证据的主要主体，法院只在例外情况下才提供帮助。但是，我国1991 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对审判者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的区分并不令人满意，这集中体现于没有切实贯彻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则。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审判方式改革， 这一问题已有明显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中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 进行了初步的限定，并且后一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应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把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限定于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合法权利的事实及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 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法院才能不经申请主动 调查收集证据。并且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申请调 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必须经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 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规定使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与当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确了，但尚不能认为这些规定已经十分完善。因为法律并没有同时规定如果法院超越职权收集证据，也就是证据的收集主体不合法时将对该证据的采纳产生何种影响，而这正是限制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关键。

但是，并不认为法院超越职权收集的证据应该一律不可采纳。因为如果让当事人承担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不利后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难有说服力。而且如果规定法院越权收集的证据一律无效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并危及诉讼的公正性。因此，对法院越权收集证据的效力应根据越权行为的不同进行区别对待。对于证据本属于应由当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围之内，不符合法院收集证据的条件的，此类越权收集的证据应认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当事人提出异议并证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该证据自己也会收集并向法院提供此证据。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收集证据的行为 违反了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某一证据应视为当事人在行使对证据的处分权 ，法院无权干涉；对于证据客观上虽具备了由法院收集的条件，但法院在没有经当事人 申请的条件下实施了收集证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证据并不当然无效，除非有申请 权的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该证据。

总之，在收集证据的主体与证据合法性的关系上，提供证据的主体是否合法应当成为 判断某一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的一个因素。这也是在证据法领域明确区分当事人与法院 在诉讼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贯彻法院的越权取证行为将会影响证据的合法性的原则时应充分考虑证据的失效可能对诉讼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灵活处理。

三、收集证据的程序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收集证据的程序对证据的合法性的影响体现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明确规定合法的证据应当具备的条件，而是通过非法证据的排除来达到保证取证行 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特指由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证据。由于这类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易给当事人的人身、财产权利造成损 害，因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司法机关违法取证的行为均持否定态度。但是，对于通过 违法程序收集到的证据，立法发展的趋势却日趋理智，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非法证 据分为三类，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则：(1)对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于严重 侵犯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因此两大法系诸国对此类证据均持否定态度，不允 许采纳为定案根据；(2)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采取灵活的政策，或原则上承认其效力( 法国)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国、德国)；(3)对以非法取得的证据为线索获得的其他证 据的可采性问题，逐步趋于放松对这类证据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实行“毒树之果”排 除规则的美国近年来也不断通过判例法修订原来的规则，增加了许多例外规定。

在民事诉讼领域，各国对当事人用违法方式取得的证据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英国 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最初的原则是：该证据的可采性取决于它与案件是否存在关联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采纳了原告从邮局盗窃来的信件作为证明被告 有通奸行为的证据，事后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但这并没有影响证据的可采性，审理 该案的上诉法院认为：“近年来，法律的政策是采纳几乎所有的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并 实现司法公正的证据。”这一判决对英国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证据的态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成为法院处理 相同问题时经常引用的一个判例。但是，不断有人对这一判例所确认的原则提出异议， 最终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态度才略有转变，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规则，应当根据每个案件的 特定情况决定是否采纳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这些应当考虑的具体情况包括：相关证据的性质、使用该证据的目的、取得该证据的方式、采纳该证据是否会对被取证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该证据的采纳是否会对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有所帮助。”这样，在英国的民事诉讼中， 在决定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可采性时，实际上采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据实际情 况作出裁决。美国对待普通公民通过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并不绝对地禁止，除非该证 据的取得方式使证据的可靠性受到影响，法院不予采纳的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机关违反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取得的证据，而公民个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显然不属于该修正案规 定的范围，因此是可以采纳的。

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以非法手段从对 方当事人处取得的并且属于对方当事人所有的书证是不可采的。但是，用违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录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证据却是可采的。在大陆法系的另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采取了相当性原则。 德国最高法院虽然在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中曾有过排除秘密获取的录音带的案例，但是为了避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过度使用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障碍，德国法院采取了相应 的限制措施。如果采纳违宪获取的证据是保护他人权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护更为紧要的基本价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国法院有权采纳违宪取得的 证据。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的规定，实践中也缺少可以依据的案例。学者对此的观点有三种：法规范统一说主张不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是整体法规范的组成部分，因此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在诉讼上也应当为否定之评价。否则 ，一方面就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加以处罚，而另一方面却允许在诉讼中使用该违法取得的 证据，将造成国家法律体系的矛盾；法规范分离说认为，证据取得行为的实体违法性与 诉讼程序中利用该证据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对实体法的违法性与证据的能力问题上应当 作出区别；近来有学者提出，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应当参照宪法与民事诉讼 法的基本原理，依据个案权衡。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在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上对非法取得 的证据的态度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体，不存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因此，法律应当将规范的 重心置于保障、促进双方当事人积极地行使调查取证权上，而不是保护处于劣势一方当 事人的权利免受对方侵犯。其次，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从调查 取证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主要由当事人收集证据。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由于法律对当 事人的调查取证权缺少切实的保障，加上我国公民整体的法律素质较低，造成了许多当 事人对法院的取证权仍存有很大的依赖心理，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 充分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如果规定得过于严格难免会增加取证的难度，挫伤当事人举证 的积极性。最后，我们还应当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一方面，过于严格的排除规则会减少法官据以做出判决可以依据的信息，不利于 实体真实的实现；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证据意味着对该证据投入的司法资源没有得 到相应的回报，显然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对待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明确界定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界限。刑事诉讼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质决定 了必须对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加以严格约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职权或违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证据都属于“非法证据”。民事诉讼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法 律对普通民事主体的行为要求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就是合法的 。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证据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来。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关于当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 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尚有不妥之处：一方面，我国法律明确赋予公 民的权利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民主权利、人身权和财产权，如果认为当事人的取证行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项权利都应认定由此取得的证据不能采纳，显然是对民事诉讼证据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也似乎与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当事人的违法取 证行为又有不同的类型，有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而且 违法行为本身使证据的证明力受到影响，比如用肉体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证据 ，另外一些违法取证行为虽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并没有影响到证据的证明力，比 如用私自录音的方式录取的证人证言或用盗窃的方式取得的证据等。笔者认为，对这两 种不同的“非法证据”应在效力上有所区别，对前一种“非法证据”应当绝对地排除适 用，因为它不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证据本身的可靠性亦难以保障。对后一种类 型的“非法证据”，由于还有可以利用的证据价值，因此应当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采纳。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调查取证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 程序性权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都可以对这一权利作出禁止性规定的 。对当事人取证权的限制性解释只能通过较高级别或同级的法律作出。因此，对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批 复的法律效力有所怀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舍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权时，应当采取利益衡量的原则。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非法证据”，虽然存在违法取证的行为，但是只要证据的可靠性并 没有受到影响，因此，法律并不绝对地规定这些证据是不可采纳的，法官也不能仅仅因 为该证据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绝采用，法律将这类证据采纳与否的决定权交给法官 ，法官在判断是否采纳某一非法证据时应综合考虑案件的性质、当事人取证的难易程度 、该非法证据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证行为给被取证方造成的损 害等各种因素。

第三，应当区别对待非法取证的行为和通过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证据。这也是其他国 家民事诉讼制度在对待该问题上共同的立场。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 享有通讯自由权，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还是采纳了电信公司 通过窃听方式取得的证据。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宽容态度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取证行为应当听之任之。 对于后者，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被取证方可以通过另外的诉讼程序要求取证方承担 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也许会有人担心在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采取宽容的态度会纵容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对此，对当事人非法取证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对这种非法取证的行为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之所以甘愿冒险用违 法手段收集证据的主要原因往往在于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法获得该证据。这就要求我 们在立法上拓宽当事人获得证据的渠道、降低举证难度、切实保证取证权的落实，只有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四、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与证据的合法性

在大陆法系的某些国家，通过实体法的规定对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种常见的做法。特别是书证这种证据形式，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被赋予较高的地位 ，法律明确规定对某些法律关系或事实的证明必须用书证的形式，其他种类的证据不具 有可采性，这一原则就是书证优先性的。法国是实行书证优先原则的典型代表，法国民法典第1341条规定，一切物体的金额或价值超过五十法郎者，即使为自愿的寄存，均须在公证人前作成证书，或双方签名作成私证书。证书作成后，当事人不得 就与证书内容不同或超出证书所记载的事项以证人证明，亦不得就证书作成之时、以前 或以后所声明的事项以证人证明，如物件的金额或价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意大利， 书证优先原则也同样有所体现，比如，对于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和解协议的证明法律明确要求只能使用书面证据，其他的证据形式不能被法院采纳。除了书证以外，实体法还 可能对某些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证明提出诸如公证、登记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学者认为这些要求构成了证据可采性的一个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规定才能认定 证据具备了证据能力。

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不同意将是否满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为检验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标准。如前所述，在我国实体法对法律关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为 法律关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证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国《合同法》第270条的规 定，建筑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当事人在有关建筑工程的纠纷中，只能用 书面形式证明合同的内容，如果没有书面合同法院将判决法律关系无效。但是，并不能 由此认为除了书面证据之外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都不具有证据能力，因为如果法院以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为由判决合同无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导致合同无效的 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此时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其他证据，在证明合同无效 的民事责任时由于证明对象的改变，是具有可采性的证据。

总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与刑 事诉讼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总体而言更为宽松和灵活，体现了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 目标的多样性，同时也使当事人和法官拥有了更多的行为空间和选择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