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法治思想

⑴ 商鞅变法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

(1)奇法治思想扩展阅读：

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

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

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⑵ 古希腊法律思想对西方的影响

第二章 希腊法哲学思想
一、希腊文化

1. 希腊
文化意义上指，包括现代希腊共和国、意大利南部、南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等，共同特征是与地中海有关。希腊人指“多利亚人”，他们穿早了希腊灿烂文化。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言必称希腊”

2. 希腊文化

1) 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以地中海为中心，与海水密不可分。

2) 农业、种植业不发达，主要以商业贸易，海洋贸易作为轻经济发展方式

3) 城邦制度，有母邦与子邦（殖民）之说

4) 宗教是多神教

5) 逻格斯，主要指理性、知识、科学秩序、尺度

希腊文化是理性、科学文化，有深厚理性、科学传统

二、希腊法律理念

1. 法律的宗教性

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都试图运用宗教深化说明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借以说明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的根源、本性。古希腊人也是从神、神话中寻找和论证自己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制度创制的根据的，也可以说，希腊人也是直接借助神、神话创造自己的政治法律文化，在历史上可以有很多资料应证

赫拉克列特“晦涩诗人”——人类一切法律都是因为那唯一的法律的存在而存在，身的法律为心所欲的支配一切满足一切有超越一切

荷马史诗——人类的法律来源与神、是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之首宙斯作为礼物赐予人类，人类也是因为神启而了解法律，从这个意义上，希腊法律观念有神秘性，希腊法律最初指神的话语立下的宇宙秩序，因此在希腊早期，法律被看作是神圣的，不可所以违背的至上秩序，一开始法律就被蒙上一层神佑的光轮，是神给人间的法律提借了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和根据，因此早期希腊每次法律颁布都要托于神意，都要加上“众神说”、“宙斯说”，法律的颁布也在特定的宗教场所。

神启法律观念，实际上确立了人类早期法权威的神学观、宗教观，促进了人类制度化的过程，促进人类文明进程，同时告诉我们人类一切权威合法性来自与神圣性。

2. 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别

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社会处于变革之中，传统生活方式思维、行为生活方式、传统观念都受到人们的致意批判，希腊人的精神思想风貌为之一变，法律思想方面，人们不再将法律看作神授，而认定为认为的，是为了人们生活便利而设置，可因具体情况而改变，由此可知，当时的人摆脱了神佑思想，还法律世俗基础的面貌，从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来解释法律，在其中最集中体现时代思潮的是自然常规、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关系的争论。

在法律史上，希腊的悲剧《按提革涅》具有重大意义，所揭示的是自然法与人定法，不成文法与成文法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也揭示出戏法法律文化基本的范式，从此以后，自然法与人定法成为西方法律思想和制度内在的问题，并依照引导西方法律制度的变革，推动思想的发展，也告诉我们自然法与人定法这种（）代表了西方二元文化的法律文化精神。

自然法与人定法的争论主要体现在智者文化运动中（第一批智者是“民众教师”）指挥率先考虑法律的合法性权威性所在，根据来源基础，将法律还原于世俗的、感性的，法律是人为的，是约定俗成的，只在一时一地，因而法律具有流动性，暂时性，是与普通有效的自然法对立的，法律是与利益直接关系的，是与特定社会利益集团有关系的，是强者之力。在社会中，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力量，不正义所获利益比正义更大，这告诉我们，智者学派脱掉法律神佑的外衣，还法律世俗的人文化，推动法律现实化与其法律思想、精神、价值、制度的更变。

3. 法治

很早就认识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诉诸于法律，希腊各城邦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形成非常系统，计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制度。

前670年——德拉古立法——雅典立法

前594年——梭伦立法

前509年——克里斯提尼立法

前480年——伯里克利立法

梭伦立法具有重要重要意义：雅典作为希腊的形象，进入了法制，以法律来控制管理社会的传统或方式，形成了法制化的社会控制体系

法治理论的形成发展：

梭伦认为，国家最最需要的是法律制度，没有法律发生内乱是国家最大的灾难，梭伦不顾各方面反对，依然立法，指定法律理论。

晚年，柏拉图非常重视法律：①法律是理性的②法律是规范本性的方式，没有法律的秩序，人类将是最野蛮的动物③法治是防止权利腐败的方式，是节制官吏的力量，法律只一条金色的纽带，是社会中不同力量的监督，具有协调各种关系，因此晚年柏拉图明确提倡法治，将法律和秩序看最现实国家。

在法律史上，亚里士多德具有重大贡献：①他明确规定了法治的内涵——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人们遵守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律似乎城邦安全的堡垒，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是屏除了欲望的纯理性；法律是正义的，对后来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希腊古法律实践，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法律不是社会中的权宜之计。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核心之所。没有法律管制，人类是野蛮的，人类社会将是无序的。

4. 敬畏法律

亚里士多德提出：法律必须得到普遍服从，单有法律没有得到遵守，比没有法律更为恶劣，不仅以法治为自豪，而且以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精神而凌驾与其他公民之上。

苏格拉底——①苏格拉底之死由自己的性格决定的。②苏格拉底是希腊社会两种价值体系、两种思想中的冲突，苏格拉底服从的是理性的，希腊社会服从的是感性的，权利化③苏格拉底表现敬畏法律，遵从法律不仅仅是法律义务也是道德义务。

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具有深厚敬畏法律精神、文化，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觉认同敬畏、遵从法律，自觉从法律为自己行为观、价值观为依据，任何人都不要轻易破坏法律，哪怕是自己握有重权，身居高位，哪怕在社会中存在不公正的制度，哪怕法律做出不工整的对待，智者认为人人都要遵守法律，若抛弃法律，每个人都为所欲为，不仅整体制遭到破坏，人们的生活也会降低到野兽的水平，这告诉我们敬畏法律服从法律是人作为人的法律义务，也是道德义务，人必须自觉认同法律，遵守法律。

5. 法律的自由

希腊与雅典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希腊精神的内在核心，是希腊人自认为的生命本性，希腊人自称是自由人，人的生活生存就是自由，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就此而言，希腊人认为人有自由的权利不受他人外物的支配而独立生存。在历史上，希腊人认识到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认识到胡作非为的危害性，“任何国家，个人的自由将导致极端的奴役”，正因此希腊人明确提倡人是自由的，但在无拘束的生活中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正是由于我们遵守法律，希腊人认识到自由是有界限，必须以一定的法律为基础，自由就是服从法律的自由，是对自由与法律内在关系的认识，希腊人自以为超越野蛮人

6. 法律与正义

正义是对层面，变化莫测的，也是令人困惑的，古希腊人很早就开始探索正义的内涵，澄清正义的意义，由此形成系统的正义理论，成为西方正义源头。荷马史诗中简单的正义观念，DLIKE，正义来之于神，是神所赐予人类基本社会制度、社会准则。正义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实现平等、平衡，从而避免两大阶层的冲突，格拉赞里特，正义是逻各斯、理性、尺度、次序，毕达戈拉斯认为，正义是一种数，正义是四，四是第一个偶数自乘数，代表平等，揭示出是对等性。

智者学派认为，正义是强者利益，强权就是公平。柏拉图认为，在国家中，正义是没个人拥有自己的东西、从事自己的活动，让每个人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就是平等。希腊思想家重视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必须是正义的国家，每个人按其各自等级秩序，从事自己活动，各得其所。在理想国家中才有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存在正义与非正义区分，法律是一种中道之权衡本身代表正义理论。具有所划分的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形式正义。明确提出法律的功能是要维护社会平等公平。因此，所谓法律正义性，一方面指明法律要创建理想化、公平的社会秩序，保障维护每个人行为机器利益，另一方面，法律正义不仅要合法性，必须是正义化，理想化公正性是法律内在品性、标准，也是法律权威性，功能性的规律。

7. 概括：通过以上对希腊法律基本观念的考察，可以认识到希腊法律精神是理性化传统，正式这种理性化传统构成希腊内在品行，没有理性化就没有法律精神，没有希腊理性精神，就没有西方后来法律文化。

三、柏拉图的法哲学思想

1. 三部曲

柏拉图的著作包罗万象，涉及现代人所有的知识领域，他也是人类伟大的导师，有人评价其著作：柏拉图以罕见的程度将逻辑思维和抽象四的明辨从令人惊奇的诗意想象和探邃的思想情感结为一体，娓娓到来，形成了一道思想洪流。

其著作是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思辩，逻辑与密度的结合体；其著作大多是对话式

柏拉图的著作可看作是政治性的，他一生关注的是社会政治问题，是如何构件正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在徘徊之中，在相对主义的迷茫中，为人们寻求一个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其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性的是《理想国》、《政治家》、《法律》这三部著作

《理想国》：柏拉图以正义为主线，探索主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是如何构建、发展、维护的，如何培养、教育人、涉及到辨证法等

《政治家》（晚年）：通过探索政治家治国的历史探索唯一正当的统治方式。书中，他一方面坚持了《理想国》的基本逻辑、基本立场、积极从事理想、正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构建，仍然坚持贤人政治。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超越理想国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法治的重要性，必要性这种观点。《政治家》构成了《理想国》与《法律》相过度的中间桥梁，说明他开始重视法治。

《法律》（最长）探索现实的国家的构建问题，探索一个社会如何在法律基础上形成，建设和维护，在法律史上这是希腊的网络全书，是后世了解希腊法律制度的信息源、法律文化的信息源。

2. 正义论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批判正义是欠债还钱、勇敢、友谊、智者宣称强者的利益。他明确认为正义是一种德行，是与善、智慧、勇敢、机智等道德想联系的内在价值，是个人、社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准则。他认为作为个人德行与国家是一致的，可以由小看大，无论对个人、国家来讲，他明确规定：正义是每一个人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情，各得其所。所谓不正义，是在国家之中每个人没有办法按照社会所规定的角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从正义理论建立在社会分工、分层的基础上。根据其思想一个理想的城邦由三部曲组成，统治者、辅助者、生产者。

他通过正义、对正义的探索形成哲学家的国王的途径：哲学家运用其智慧，正义来治理国家；国王通过哲学教育运用智慧，正义来治理国家。

3. 正义的实施实现以来教育

柏拉图：通过教育人才成为守法的公民

1) 正义论是构件社会秩序的根本价值标准，具有强烈现实性，指明了社会发展方向，社会改革目标，柏拉图的正义论把社会发展力挽狂澜。

2) 柏拉图根据“正义论”建立哲学家王国这种政治体系，创造“知识立国“，”技术治国“这是对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依次重大建构，是对人政治法律本性的深刻东西

3) 柏拉图途明确提出正义是一种德行，是智慧、勇敢、机智等品德的统一体。

4) 具有重大缺陷，过于重视社会整体性，忽视个人性，过分突出集体主义，忽略个人主义，过分突出社会生活中道德性，忽略个人平等性，人的权利义务的并存，过分突出社会等级性，不平等性，而忽略个人平等性，等价性，过分突出先验而忽视经验性，因此柏拉图具有分级、否定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倾向，具有极其浓厚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倾向，在历史上是典型的政治功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集权主义。

4. 法律论
理想国中的法律思想，根据《理想国》中设计哲学家国王治理国家不需要法律，正义的执行不需要法律，靠的是哲学家的智慧。

1) 柏拉图明确表示法律没有包括最高尚的事物，因此无法推行正义。

2) 理想国是以道德作为根基的，在正义的社会秩序中，从具有道德，不需要法律，认为只要有了美德，即使缺少法律，人也可以依据美德制定出所需要的法律。

3) 对法律的认识是否理性，与理想国要求的理性是不同的

4) 统治者不需要法律，也不需要法律约束，用法律约束优秀之人的手脚，不仅是不恰当的，而且是无意义的，愚蠢的。

5) 在《理想国》中，正义的原则是国家的基本法，哲学家国王所依靠的首先是美德，而不需要依靠法律，美德是本，法律是末，本末不可以倒置，美德是社会的根基，精神支柱，法律是手段，工具，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实际上把法律与美德置于从属地位。“尚律不如尚学，尚法不如尚智”

6) 立法根据全国人利益而非部分人利益，法律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幸福。

7) 一个社会没有法院、法官不称为社会，城邦不称为城邦。

8) 柏拉图认为，如果人们可以根据理性和神的思慧指导生活，社会就不需要法律，指挥次序与法律更有力量，理性是万物的主宰，但在现实中，难找理性。第一的选择即是法律次序，第二的是现实，法治的国家，是有法律的，混合的君主制，民主制的，但也是最自由最无法无天的，君主制容易导致独裁，混合的君主制即是两种集合。

5. 总结柏拉图的思想：

1) 充满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色彩，始终坚持社会根基是道，人类通过道德可以性完善，通过道德可以建立理性社会秩序，理性社会秩序可以实现正义，就此而言，柏拉图最早系统构件了道德共和国，从而成为西方乌托邦思想源头。

2) 柏拉图法哲学核心是正义论，开启西方源远流长的正义论。

3) 徘徊在人治论与法治论之间，没有摆脱这种思想困境，与希腊社会尤其是法律秩序有关，也与柏拉图的思想逻辑，对法律性质、功能、使命的认识有关。

4) 晚年探讨法治，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功能作用，对亚里士多德有重大意义，构成其法哲学思想起点也促进西方哲学发展。

四、亚里士多德法哲学思想
代表作《政治学》、《雅典政治》、《尼可马洛伦理学》

1. 亚里士多德现实主义方法论

在人类认识历史上，有两种基本认识路线，一种是经验，实证的，传统的，现实的，可称之为经验主义，另一种是理想的，浪漫的、乌托邦的，可以称之为理性主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其中一种，柏拉图是理性主义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是讲演主义代表。在法哲学上，亚里士多德以经验主义（现实主义）最为思想基础，曾对人类知识体系作了第一次明确分类，他将科学分为：第一——哲学、物理学、应用性科学（实践性），包括逻辑学，第二——诗学、修辞学、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基本政治是应用性、实践性的，必须以传统现实主义为依据，以经验方式研究，尽可能广泛，有经验材料，根据历史记载，亚里士多德曾收集158个城邦的实证材料，分别协作每一个城邦的宪政研究。

2. “人是城邦的动物”

1) 在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这是对人之本性的认识，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现实主义法哲学的思想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有社会本能，天生就具有自然合群的自然性情，具有乐意过社会生活的自然倾向，他说，人天生就愿意过社会生活，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人，在本性上脱离政治共同体。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人，要么为禽兽，要么为神，要么为匹夫，要么为超人，人必须都在社会中生存，与一定社会共同体相关，因此，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的首要含义是人的本性是社会性。

2) 第二层含义是“人是理性的道德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理性的动物，因此可辨别善恶是非，因此人具有伦理道德，如善恶，正是这些观念，所以人超越其他动物或新的生命力，摆脱了野蛮性、蒙昧性。

3) 人是政治动物即指人是城邦的动物，人是生活在政治同体中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庄、城邦是人类自然发展的的三个环节。
城邦的概念：
其人数足以维持自主生活的公民联合体，追求善、德，重视城邦经济性，也重视城邦政治性、伦理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作为公民政治共同体不仅为了经济利益而建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政治实体，伦理实体，通过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政治机构运作，引导人们快乐自由生活，实现至上。

4) “人是政治动物”，同时隐含人是法律性的动物，

A. 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通过法律，人们才能成为善两的人，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优良动物，一旦脱离法律与正义，人就会堕落成为眼满的动物。

B. 法律是城邦的支柱，法律是城邦的生命，是城邦安全的堡垒，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律是人与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永恒之树，不是可有可无的便利工具，正是因为法律才有善良生活与社会秩序。

3.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

1)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中道之权衡，正义是用来对待他人的，用来处理与人关系的。正义是人们实施正当行为和以正当方式希望拥有正当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正义与法律完全一致，普遍正义就是合法的，正当的。他认为，正义是平等的，人类社会的平等有数量平等（算术平等，与比例平等，几何平等），因此，两类特殊正义，指对于比例平等是公配正义。他认为，分配正义指在社会共同体成员中进行婚姻、金钱、名誉财富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配的分配，他认为根据比例平等不同地位、身份到人类所拥有的合理正当分配，那些出身高贵对城邦做出出较大贡献人，按比例比其他公民享有更多的金钱、荣誉、权利、财富。

A. 所谓分配正义，是分配的比例平等，所谓不正义，就是对比例平等的破坏。

B. 分配正义起点是平等，结果是不平等

C. 分配正义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是对社会制度利益的分配

D. 分配正义注重效益问题

2) 相对数量平等感是交换正义（矫正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提供交、交易、交换中标准调整其中条件，这种交往具有算术关系，这种算术玻璃关系可以理解为一视同仁。一个人所享有的东西都比原来的东西多视为得，比原来少就是损失，这两种有一中间状态是对等，就是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交换正义就是利得与损失的中间状态。他认为法律是这种一视同仁，法官的工作就是恢复平等，就使利得与损失的均衡，法官是通过刑罚或减少利得对受害人予以补偿，违法得利者予以剥夺将非正义的平等恢复平等。

A. 矫正正义也是社会体制正义中一部分

B. 矫正正义就是指相同对待，一视同仁法律中平等原则

C. 出发点是社会中存在非正义、非正当、平等，结果是恢复原来的平等

D. 在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非常明确将法律功能与平等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任务就是恢复平等

3) 亚里士多德提出公平。公平也是一种正义，但不同于正义，公平和正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善，但公平比正义更有力，是因为公平虽然就是正义。并非法律的正义，而是对法律的矫正，这实际上是将法律理解为法律救济，法律衡平指当法律因其大原则太抽象而不能解决具体案件时对法律的救济、补偿，在法律史上，亚是比较早研究法律抽象化，普遍性、变动性，明确提出法官拥有一定主动性、灵活性，根据法律精神原则处理具体案件，提倡以公平弥补法律的一般性缺陷，以衡平救济当事人，减轻当事人损失。法官要求较高法律智慧，能根据社会中情理处理有关问题。

4. 亚里士多德的法律观

1) 法律是什么？在《政治学》及其他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多样的。

A.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他说法律有好有坏，或者合乎正义的或者不合乎正义的，要使事物合乎正义，需有毫不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是中道之权衡。法律是全邦人民进于善得的永久的制度，法律是正义的化身。

B. 法律是理性的，法律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奇和理智的体现。

C. 在《修辞学》，法律是一种约定、一种契约，不是临时协定而是长期契约。

D. 提倡法律不是一种奴役，而是一种拯救，是人自由的根据，不是用来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障维护实现自由。

E. 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城邦安全的堡垒，法律就是社会控制方式。

2) 法律基本特征
A. 法律是具有公正性，对统治者、被统治者一视同仁。
B. 普遍性，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C. 法律具有权威性，是国家中最优良统治者。
D. 可变性，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立法方式制定出的成文法不是很周详的，而是有缺陷的。必须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经验进行变革，但这种变革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对法律的变革改进应该是极为不神圣的。
你可以看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b5b001000bj3.html，还有冯象写的文章也有

⑶ 简要论述中国古代的思想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⑷ 明律令,定法度,皆自始皇起体现法治思想由秦朝而起是正确的吗

不正确，从商鞅变法时就开始了，只不过秦始皇推行全国

⑸ 中国古代哲学中各家的思想分别是什么

一、 老子
春秋时思想家，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二、孔子
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三、 邓析
春秋末法家先驱，名家。郑国人。曾任郑国大夫，并创 办私学，以所作《竹刑》（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教人，宣传法治，“民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吕氏春秋•离谓》）。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究之词”，对后来辩者颇有影响。《汉书•艺文志》著录《邓析》，系后人托名所作。
四、 曾子
以孝行著称。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又主张“慎终（慎重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等。《大戴礼记》中多记载其言行，相传《大学》亦为其所著。后世封建统治者尊其为“宗圣”。
五、子思
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相传曾受业于 曾子。宣扬儒家道德观念“诚”，以为“诚”是世界本原，以“中庸”为其学说核心。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后世封建统治者尊其为“述圣”。
六、墨子
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承袭殷周传统思想形式，但增入“非命”与“兼爱”等内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以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处世奉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精神。其“非攻”思想，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战争的意向，其“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为反对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又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七、庄周
他继承并发展老子“道法自然”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为文汪洋恣肆，想象奇丽
八、 荀子
其学说总结先秦诸子学术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如反对天命、鬼神迷信之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思想。如以为人能通过“天官”（感官）及“天君”（心）之知觉认识客观，并强调思维优于感觉。又认为“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为获得正确认识，必须使心“虚壹而静”。与孟子“性善”说相反，认定人性生来本“恶”，“其善者伪也”，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其政治观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坚持儒家“正名”说，强调尊卑名分，主张“法后王”（效法文、武、周公之道）。
九、董仲舒
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为一，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说以“天人感应”说为中心，以为“君权神授”，“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等表示愿望或谴责。又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以论证其“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并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
十、 扬雄
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观点，而重视儒家的学说，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十一、王充
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论学以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即“气”之运动产生万物。自然界之“灾异”，是“气”变化之结果，与人事无关。又以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遣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遣告》），人之生命与精神，均以“精气”为物质基础，“死而精气灭”（《论死》），不承认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
十二、 嵇康
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在哲学上，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均禀受元气而生。又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返回自然，厌恶儒家烦琐礼教。刘

⑹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基本特点
1,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2,以经断狱,礼法融合 西周——春秋战国——汉——隋唐 3,"三纲"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则
4,大德而小刑,德主刑辅

⑺ 个人主义和法制思想的开端是怎样的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法制思想是今天西方社会的最主要特点。追根溯源，这些都来自于轴心时代犹太教教义和希腊哲学。前轴心时代的特点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还没有完全分开。与此相对应的犹太教的观点是：受苦受难是因为你犯了罪，因而是对你的惩罚。并且对于以色列民族来说，罪过是共同的，整个民族都因其不忠实于同上帝的契约而受到惩罚。因此会以一种“洗罪”的方式来洗刷道德上的污点，这时只是道德良知最初的端倪。此时，个人承担的责任还未到来。

而到了轴心时代，所受痛苦与所犯罪恶之间的因果联系受到质疑。《约伯记》是这种质疑的集中体现。《约伯记》中尖锐地问道：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也会受到如此多的苦难?但是这种质问又带来另一种恐惧：如果苦难不是因罪过而来，那它因何而来?如何解释?这时，对苦难的解释就过渡到了不虔诚，并且这种不虔诚是一种个人化的罪，而上帝对这种罪过进行惩罚的威胁是可以通过原谅和拯救而获得平衡的。求得原谅的方式不再是洗罪，而是忏悔。在学习忏悔的过程中，人类进入了良知的王国。个人负罪感标志着人类意识到自己是过错的单个制造者，这是西方文明中自我的开端。只有独立的自我才有能力去认识罪过并且忏悔自己的过错。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也只能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犹太先知耶利米说：“我要用法律来限定他们。”这是西方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法制思想萌芽了。而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第一个真正意识到个人良知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人类的良知能认识到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因为人是奇迹，人具备意识，能够认识真理。而真理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是公开的，是任何愿意思考的人都可以触及的。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赞美了这种尽管痛苦，但是仍可以为了追求良知和道德而献出生命的行为。尤其在古希腊城邦的市民生活中，个人良知有了真正的含义，那就是伦理法典和刑法中对各种不同罪行的细致的划分。因为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罪，决定一切的不再是众神或者国王，而是以后将在西方文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东西——人的理性。

⑻ 韩非子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实质何在如何评价法家思想

作者根据古今社会变迁，实际情况，阐明他所主张的法治思想是合于当时的时代要求的。韩非斥责当时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因而主张养耕战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传秦王见此文后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嬴政发出如此感叹一方面是由于此文切中时弊。其中所体现出的法家治国之术正是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步骤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韩非子策论文所具有的特色。法家不重文，但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国君的重视，也不能不讲求文字的表达。《史记，韩非传》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这正是适应讨论实际问题的需要而形成的特有风格。和《论语》的自然，《孟子》的生动，《墨子》的质朴，《庄子》的谲诡，，《老子》的玄奇，《荀子》的浑厚都不相同，韩非的文章有其独有的特色，那就是犀利恣肆，峭拔峻削。譬如这篇《五蠹》，文章风格就是波澜壮阔，奋扬凌厉，居高临下，语挟风霜，甚至有些危言耸听，肆意褒贬，无限上纲的意味，充分表现出法家森严冷酷，惨刻无情的性格。后人对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文字技巧多予以肯定。如袁了凡说他“胸中如万斛泉涌，滚滚不竭，而纵横变化，无中生有，愈出愈奇。”（《韩非子迂评》）。张榜说它“圆转变化，百出不穷，而条理秩饿抽丝，文彩扶疏，气势蓬勃。”（《韩非子纂》）。孙月峰说它“议论奇，辩难透，是韩文之隽。”（姜思睿《诸子鸿藻》）还有人指出，李斯《论督责书》，晁错《论贵粟书》，扬雄《解嘲》都受其影响。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一文中有如下表述：“他（韩非子）能够以普通的常识为根据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你拿到手里，只感觉他的犀利，真是锋不可当，大有无可如何，只有投降之势了。”这种高度的赞美，固然揭示了韩非文字的特点，但未必没有夸大其辞的意味。至少“只有投降之势”在我看来就未必妥当。通读全文，我还是发现了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的。
文章开头列叙诸代圣贤，以“守株待兔”的寓言为引证，运用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来讽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保守主义者，可谓开宗明义，一针见血，令人拍案叫绝。
然而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阐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之理的深层原因时，就露出了他的软肋。作者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这实在是个低级的错误。我们都知道，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所以人民只有通过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的方式来维持生存，直到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私有制产生以至阶级国家出现后，共同劳动和均分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在老子看来，导致上古“大同”局面消亡的深层原因乃是人类的私心的产生。这其实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另一种表达。而韩非子把“民争”的原因归咎于“人民众而货财寡”，这在逻辑上犯了“以现象代替本质”的错误。这一根本立足点是谬论，接下来的论证只能是一错再错了。首先，韩非子举“禹之王天下也……以民为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的例子来形容古之天子的劳苦，是犯了个时间错误。“股无完胈，胫不生毛“形容的是大禹治水时的辛劳，而不是成为人主王天下后的劳苦，此其一也，接着，韩非子又说“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众所周知，尧舜禹等上古诸王乃是神话人物，其真实性仍待考。而禅让制作为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后期的一项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与固定性，并非是人主个人意愿所能左右的。故何来“轻辞”一说？即便不是不得已而舍之也至少是“任届期满，吐故纳新”此其二也。最后韩非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财多财寡之说已是大谬。无论从总体水平还是人均财产上来看，相信谁也不会接受“原始社会的财产比封建社会的多”的观点吧？而说古时天子势薄亦是无稽之谈，难道大禹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杀防风氏是势薄的表现吗？说到古时天子之位势薄权轻财寡劳苦，试问夏启又为何为了继承这个苦差事而杀死伯益呢？这不是“重争”又是什么？此其三也。有此三谬，即使得出“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著名论断，其论证体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说是诡辩。韩非子如此聪明的人怎会看不出其中的漏洞呢？只是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要极力维护君王权职和国家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对于私有制产生的直接表征——国家，他更是要极力维护其地位，以防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他矫枉过正，一方面回避了生产力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恣意浯笤�忌缁崛酥髦�晾停�嗣裰�蛔悖�郧苛业南质刀员茸�贫琳呤酉摺＃�眯目晌搅伎啵�址�阉蹈呙鳌?
接下来的一处论断，韩非子采用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论文惯用手法。但得出的结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他引用周文王怀西戎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却亡国的例子说明“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这是何等的片面。秦王采用这样片面的观点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贾谊《过秦论》中提到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接下来“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一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行仁义而战败，形容宋襄公或许还有几分神似，但亦不至于亡国，而春秋五霸之中，又有哪位是取暴政而强国的？至于辩智而国削一句，相信鲁仲连，烛之舞诸位亦不会同意。抑儒重法，轻言谈而尚刑名本来就无可厚非，只是偏激片面到这样的程度，只怕要贻笑大方。
策论文一向注重逻辑的严密。韩非引仓颉造“公”“私”两字为例，说明“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的道理。受时代局限，韩非子还未听说过“双赢”这个词倒还无可厚非，只是他过分强调仁义与法制的对立的做法，笔者亦不敢恭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直至今日仍是个探讨中的问题，而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武断地下了结论“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进而为了突出法治甚至要求秦王实行“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的“愚民政策”，指导君王玩弄政治手腕的技巧可谓登峰造极。只是历代仁政政治并行不悖的范例数见不鲜。就举秦朝之后的汉朝来说，刘邦崛起之时为收买人心，自然要在进入秦都咸阳时昭显其仁义，故废除严刑峻法。但也不可全无法治，故“约法三章”。而文帝为缇萦救父的孝心所感动，体现的是仁义，但也并未因此废除刑罚，而只是改为处以稍轻的杖击。两者都被后世传为美谈。汉初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学说治国,是一种仁政的体现，但这并不妨碍出现张汤，主父偃之类的酷吏。而董仲舒强调“君权神授”，独尊儒术，更是儒家仁政与法家中央集权制的集中体现。在仁政，法治结合之下，产生的是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不知韩非子若是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或许韩非子在当时乱世渴求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是需要有这样的魄力抑儒尊法的，但如果这是导致后来秦朝暴政的直接原因，那他也是难辞其咎的。
笔者还想谈一点的是韩非子文末的重农抑商思想。这一观点早有法家先驱管子，申不害等人提出，论证过，本已无甚新意，只是韩非最终列出的五蠹仍让我有齿冷之感。一方面，我认为韩非打击面过大，没必要因为强调自己的观点而将儒家，纵横家，游侠（墨家的支派），国君近臣，商工之民一网打尽。这未必会让国家更加强大，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落后愚氓的境地。特别当国君是个昏君的时候。另一方面，从个人处世上来说，这样的结尾容易广树仇敌。或许最后韩非遭李斯，姚贾陷害至死和他耿直不知圆通的处世态度不无关系。《战国策，秦策五》中有姚贾谮杀韩非的描写，《史记，老庄申不害列传》中亦有太史公对李斯陷害韩非的述评，这里就不作深入探讨了。
综观全文，《五蠹》结构严密复杂，文风犀利恣肆，辩说剔抉精微，虽有上文所述瑕疵，但仅就文章而言，还是不可多得之佳作。论证上的缺疏恰如乱弹琵琶，虽不循章法，亦铿锵夺人。

⑼ 韩非的思想体系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主张通过变法和立法的途径来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以顺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使命。春秋时期，这样的人物就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是管仲和子产，虽然他们没有提出法治的理论，不能称之为法家，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活动为法家学说的创立提供了前提和依据，是法家的先驱人物。到了战国，就出现了进行变法和立法活动，有提出了相应理论的前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这些前期法家虽然思想、学说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感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提出重法、重术、重势、不尚贤的法治主张和奖励耕战的措施。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先驱人物和前期法家的法治思想，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1．“以法为本”的法、术、势论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认为三者都是君主手中的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并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自己的君主专制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大一统服务。
韩非认为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饰邪》)。法是体现国家利益的，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所以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安危》)。重视了法，就能富国强兵，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王蠹》)的功业。所以他得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的结论。他又认为要明法，就要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成为判断言行是非和进行赏罚的唯一标准，不许再有其他标准。因此，他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所以他禁止儒家主张的“仁政”、“德治”，以期“禁奸于未萌”(《心度》)，达到统一思想的要求。

韩非认为要实行法治，就要颁布成文法。它的好处有二，一可以使大家有所遵循，二可以防止官吏专横徇私，使“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八说》)。法令颁布以后的贯彻执行，他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赏罚，因为人性重利，只有严格实行赏罚，才能使之“畏其威而归其利”，使法令得以执行。而要进行贯罚，就要审合刑名，使赏罚合乎法令的规定。他还指出，法要不分贵贱，一律遵守“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这体现了以“法治”代替“礼治”的进步意义。

韩非认为，“术”是实现法治的手段。君主为了掌握政权和使臣属贯彻法令以实行法治，就必须有驾驭臣属的术。“法”、“术”对于君主来说是二者“不可一无之具”(《定法》)，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实行法治。因为“徒法而无术”，君主就“无术以知奸”，不能防止臣下阴谋篡夺、损公肥私和阳奉阴违。反之，如果“徒术而无法”(《定法》)，释法而用术，君主就失去判断察奸的标准和给予赏罚的依据。结果是：“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矣。”(《说疑》)

韩非所说术的作用有二个方面：一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定法》)这是说术是任免和考核臣下的方法，即是根据能力大小授与官职，用“循名责实”的办法考核臣下是否忠于职守和遵守法令。对名实相符的给予奖赏，对名实不符的施予处罚。他认为这是“知奸”和“禁奸”的好刃、法，既能了解臣下是否失职，也可发现臣下是否越权。

二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难三》)。这是说，术是君主藏在自己胸中而不显露出来的，以对付各种事件和驾驭群臣的手段，用以防止群臣阴谋篡夺政权和损公肥私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君主专制。

韩非以为君主之所以能立法和行赏罚，以掌握权势为前提。他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势是使人服从的政治资本。只有“君执柄以处势”，才能“令行禁止”(《八经》)。

韩非还指出君主之所以为君主，在于君主有权势，“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心度》)。君主失去了权势，就要君臣易位，改称为臣子了。“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暮臣。”(《孤愤》)所以他特别强调君主必须“擅势”，必须集权于一身，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外储说右下》)，“赏罚下共则成分”(《八经》)，权轻位卑，就没有人听从了。

韩非还强调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法”与，“势”结合思想。他在强调“法”不能离开“势”的同时，也强调“势”不能离开“法”，因为有“势”而无“法”，便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了。实行人治，中人之君便无法治好天下。反之，实行法治，中人之君只要“抱法处势”也可以治好天下，以说明法治优越于人治。

2．历史进化思想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是继承《商君书》来的，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世。上古之世指传说中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之世指鲸、禹治水的时代。近古之世指汤、武征伐的殷、周之世。当今之世，指他所处的战国时代。韩非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进化的，守成不变，复古倒退，就要闹笑话。他说：“今有构木钻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鲸、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蠹》)他以为，时代变了，治国的方法也要随之而改变，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果在当今之世，仍“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那就是“守株待兔”式的蠢人。因此，他得出结论是：“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固为之备。”“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

韩非还对历史进化的原因作了探索。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蠹》)可见，他是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说明历史进化的原因。而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观念的变化。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同上)这是说上古竞于道德，并不是人人都好，而是由于当时物多人少；今天人们互相争夺，不是人的思想退步变坏，而是财少人多造成的。 韩非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他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既指出了变化的必然性，又指出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说明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条件下，只有用赏罚的手段进行统治，才能维持社会秩序和富国强兵，才能实现大一统。因此，他的历史进化思想是他法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3．人性好利思想

韩非的人性论，并非继承苟卿的性恶论，因为苟卿认为人性好利是恶，需要改恶从善。韩非认为人性好利，无需改变，君主可以用赏罚的手段来利用它。

韩非是继承了慎到和《商君书》的人性好利思想。他认为人的好利的本性首先出于人的本能需要，说：“人无毛羽，不衣则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解老》)但他又指出，人性是随着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说：“古者黔首悦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 智慧，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忠孝》)

因此，当今之世人人都好利，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即使父子之间，也是计利相待的，他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征，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六反》)，至于君臣关系则更是利害关系了，他说：“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 臣不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 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他在《难一》中更具体地把它看成是一种买卖关系，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这就是君臣在进行“死力”与“爵禄”交易。

韩非又指出了君与民的利害矛盾。他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故“明主．”对人民“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六反》)。因此韩非认为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不能依靠自愿服从，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他说： “民固骄于爱，听于威”(《五蠹》)。“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显学》)。因此，他认为必须“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邻”(《六反》)。这是韩非主张用法来镇压人民。

韩非还用利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他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备内》)总之，这些人的行为，不是他们心的善、恶决定的，而是他们的利益决定的。

人性既是好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统治者就可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赏罚为手段来进行统治。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因此，韩非的人性好利思想，也是韩非实行“法治”的理论基础。

4．认识论

韩非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一是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他说，“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解老》)这是说人依赖天生的眼、耳等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来感觉和思维客观世界。二是天地万物都有所以然之道、所以然之理和事物的性质、形状，可以为人的这些器官所感觉和思维。

韩非认为事物的道理是不容易认识的，要进行深思熟虑，“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解老》)而思虑时，又必须完全客观，不能有主观的偏见。他说：“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已。”(《扬权》)又说：“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同上)这就是说，在思虑时，必须去掉一切主观偏见，才能认识规律，得到知识。

韩非还提出了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法，他说：“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八经》)这就是说检验一种言论是否正确，要把事物排队(伍)，作比较研究(参)，注意到各个方面(众端)，包括自然的(天、地、物)和社会的(人)各种因素。只有这些方面都符合的言论才是正确的。

韩非还认为，言论是否正确，要看有没有功用，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轻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对于先秦各个学派，韩非都批判了。他的论断是：所有他们的言论都没有“以功用为之的彀”，因而都是无用的。可见他的认识论和他的实行法治的主张，也是有联系的。

5.自然观

韩非论述了道、理、德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他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主道》)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这是说，道是自然界及其总规律，理是万物借以互相区别的特殊规律。他还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解老》)意思是说，各种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规律，所有万物的特殊规律的总和，体现出了世界的根本的总规律。韩非又认为自然界万物所得于“道”而成为自己的内在性质的，是“德”。“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所以“德”是“道”的体现。

韩非反对迷信鬼神，指出“龟夹鬼神，不足以举胜，……然而持之，恩莫大焉”(《饰邪》)。他又指出，迷信鬼神，是国家灭亡的象征之一，他在《亡征》中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他还解释产生迷信鬼神思想的社会根源，是“人处疾则责医，有祸则畏鬼。”(《解老》)这就是说，迷信鬼神的根源，来自疾病与灾祸。

韩非认为，天没有意志。他说：“若天若地，孰疏孰亲?”(《扬权》)“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功名》)他发挥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调人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可以运用工具去改造自然物，并以这种看法去论证他的法治主张。他说：“虽有不恃隐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善之道。”(《显学》)由此可见，韩非对于自然和人事的态度是反对任其自发和偶然的因素，而赞成积极的自觉活动。这又显示出韩非的自然观和他的法治主张也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