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依据

Ⅰ 什么是税收国家征税的基本依据是什么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

国家征税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1)税收立法依据扩展阅读

税收与其他分配方式相比，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习惯上称为税收的“三性”。

强制性

税收的强制性是指税收是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凭借政权力量，依据政治权力，通过颁布法律或政令来进行强制征收。

负有纳税义务的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国家强制性的税收法令，在国家税法规定的限度内，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税收具有法律地位的体现。

强制性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税收分配关系的建立具有强制性，即税收征收完全是凭借国家拥有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是税收的征收过程具有强制性，即如果出现了税务违法行为，国家可以依法进行处罚。

无偿性

税收的无偿性是指通过征税，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的一部分收入转归国家所有，国家不向纳税人支付任何报酬或代价。

税收这种无偿性是与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进行收入分配的本质相联系的。无偿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政府获得税收收入后无需向纳税人直接支付任何报酬；另一方面是指政府征得的税收收入不再直接返还给纳税人。

税收无偿性是税收的本质体现，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产品所有权、支配权的单方面转移关系，而不是等价交换关系。税收的无偿性是区分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形式的重要特征。

固定性

税收的固定性是指税收是按照国家法令规定的标准征收的，即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目、税率、计价办法和期限等，都是税收法令预先规定了的，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试用期间，是一种固定的连续收入。

对于税收预先规定的标准，征税和纳税双方都必须共同遵守，非经国家法令修订或调整，征纳双方都不得违背或改变这个固定的比例或数额以及其他制度规定。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税收

Ⅱ 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中各法律法规的级次是怎样的

目前，中国有权制定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国家机关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税收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范围内普遍适用，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效力。目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税收实体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下简称《车船税法》）；税收程序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规范性决议、决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其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比如，1993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
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我国现行税法绝大部分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税收的基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条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比如，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辆购置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船舶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关税等诸多税种，都是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条例。二是法律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管法》，由国务院制定相应的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
三是税收的非基本制度。国务院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通知、决定等。比如200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7号）中有关房地产交易营业税政策的规定。四是对税收行政法规具体规定所做的解释。比如200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解释的复函》（国办函〔2004〕23号）。五是国务院所属部门发布的，经国务院批准的规范性文件，视同国务院文件。比如2006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调整和完善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33号）。
三、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主要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发布有关税收事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包括命令、通知、公告等文件形式。具体为，一是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行政法规实施细则。二是在税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具体适用过程中，为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补充内容而作出的具体规定。三是在部门权限范围内发布有关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规章。根据中国现行立法体制，税收立法权，无论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还是地方税，立法权都集中在中央，地方只能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对某些税制要素进行调整。比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税额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幅度内确定。再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和省级人民政府）在国家统一审批减免税项目之外，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税或者免税，须报省或者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五、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是指省或者省以下税务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的适用于其管辖区域内的具体税收规定。通常是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定，在特定区域内生效。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依据，是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上级税务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六、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地区）签订的税收协定税收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协调相互之间在处理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和其他涉税事项，依据国际关系准则，签订的协议或条约。税收协定属于国际法中“条约法”的范畴，是划分国际税收管辖权的重要法律依据，对当事国具有同国内法效力相当的法律约束力。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谈签税收协定至2010年底，已对外谈签了96个税收协定，其中94个已经生效执行，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也签署了税收安排。这些协定和安排在避免双重征税、吸引外资、促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税收征管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外国缔结的有关税收的条约、协定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依照条约、协定的规定办理。目前，中央人民政府不在特别行政区征税，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税收制度，参照原在香港、澳门实行的税收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宽免和其他税务事项。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其制定的税收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内具有仅次于基本法的法律效力。特别行政区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但备案不影响生效。

Ⅲ 现行税法中属于法律的有哪几部属于行政法规的有哪几部

现行税法中属于法律的有9部。分别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

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

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

现行税法中属于行政法规的有28部，分别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8修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17修订)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2017修订)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2016修订)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13修订)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2011修订)

九、外国公司船舶运输收入征税办法(2011修订)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2011修订)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2011修订)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2011修订)

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2011修订)

十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2011修订)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船舶吨税暂行办法(2011修订)

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2008修订)

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2007)

十九、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2007修订)

二十、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二十一、外国在华常住人员携带进境物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

二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二十三、残疾人专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

二十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

二十五、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

二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办法

二十七、国务院关于现役革命军人在征收农业税时如何计算农业人口的规定

二十八、财政部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

(3)税收立法依据扩展阅读

税法是各种税收法规的总称。是税收机关征税和纳税人据以纳税的法律依据。税法包括税收法令、条例、税则、施行细则、征收办法及其他有关税收的规定。税法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颁布，或由国家立法机关授权国家机关制定公布。

税法体系中按税法的功能作用、权限划分、法律级次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型的税法。

一、按照税法的职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确定税种立法，具体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税收程序法是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纳税程序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等。

二、按照主权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不同，可分为国内税法、国际税法、外国税法等。

三、按照税收立法权限或者法律效力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税收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等。

参考资料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政策

参考资料网络-税法

Ⅳ 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包括

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包括：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和行为税类、资源税类、特定目的税类。
拓展资料：
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它应该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而不应该有所遗漏，否则就不是完整的体系。法律体系的内部构件是法律部门，具有系统化的特点，它要求法律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在协调。一切法律部门都要服从宪法并与其保持一致，各个法律部门内部也要形成由基本法律和一系列法规、实施细则构成的完备结构。鉴于与法律体系的定义保持一致，税法体系应表述为：在税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一国不同的税收法律规范所构成的、各部分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税种、多环节的税法体系。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复杂多变和不稳定性以及税收立法的滞后性，现行税法体系还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最终达到建立一个完善、 科学 的税法体系的目标。
首先，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规定过于简单，难以为我国的基本税收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现行《宪法》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该规定仅仅只是宪法对公民的基本义务方面的规定之一，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也未规定征税主体更应依法征税，似有不妥。
其次，税法原则体系尚未确立。在 现代 国家，凡属税收活动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都应当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税法基本原则的缺失将全面影响税法体系的建设。
再次，税收立法权限体制不尽合理。我国涉及税收立法权的法律主要有《宪法》、《立法法》和《税收征管法》，但由于规定内容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和协调性。由此导致的突出问题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行使税收立法权方面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第四，税法体系的内容不完整，相关法律规范缺失。我国没有一部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也不完备。这就无法有效消除平行的独立税法之间的不协调等问题，从而对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实体税法中主体税种不够完善，同时，被各国税收实践证明了的一些优良税种，如遗产税、环境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仍然缺位，应当适时开征。税收程序法仍有待改进，需要完善税务责任、纳税人权利救济等法律制度。
最后，税收法律与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例失衡，立法技术不高。除上述极少数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以外，税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内容难免重复、交叉。特别是没有效力层次高、具有较大权威性的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制的统一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同样，由于法出多门，极易产生立法上的技术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名称混乱、内容表达不规范以及缺乏系统化。

Ⅳ 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应当由什么规定

应当由法律规定。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立法法》的决定。其中，正式明确了税收法定的原则。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Ⅵ 税收法律的税收法律的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最基本的原则，它是税法三大基本原则中最基本的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税法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都必须由法律予以确认；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这是世界各国税法普遍遵从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包括两个基本要素：
第一是征税必须立法；
第二是纳税也必须立法。
所谓征税必须立法是指国家征税机关，即税法中的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如税法没有规定的，国家不能随意进行课税、征税。《税收征管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所谓纳税也必须立法是指纳税人，即税法中的纳税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负有纳税义务，法律没有规定的，纳税人不负担纳税义务。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其实质是所有税收法律行为，不论征税主体还是纳税主体的行为都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强调税收法定原则是最基本的税法原则的意义就在于告诫任何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必须依法作为和不作为，而其他任何行政规定都不得与此相抵触。
税收法定原则是规范和调整税收法律行为和税收法律关系的最高准则，它不仅约束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同时对所有税收法律行为及其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均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税法的解释、漏洞补充、溯及既往等方面。首先，对税法解释的约束作用。约束税法解释是指对税法规范的内容、含义、术语、立法意图及税法解释除要遵守解释的一般规则外，还要受税收法定原则的制约。目前大多税法解释的主体，是税务部门等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由执法机关作法律解释是要受到严格法定原则约束的，如果允许执法机关对税法解释超越法律文本，就会与税收法定原则相违背。从解释的法律效力看，不同主体解释的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机关的解释属于行政解释，而行政解释不能代表立法机关的解释，只是行政机关对税法的理解，这种解释只对行政机关内部发挥效力，不能直接约束纳税人，否则违背了法定原则。只有当行政机关被授权，并且解释准确无误的条件下，行政机关的税法解释才能代表立法机关，才有对外的法律效力。其次，对税法漏洞补充的监督作用。税法漏洞是指税法无法承载立法意图，导致某种行为应该规定而没有规定的情况。一般情况下，纳税人的行为都受法律主义的指导，为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税法漏洞补充行为。因为如果允许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随意进行税法漏洞补充则无疑等于变相地授予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创制法律的权力，这是税收法定原则决不允许的。因此，除了制定行政法规的国务院以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充其量只能拥有授权条件下的税法解释权，而不能拥有税法漏洞补充权。最后，对税法溯及既往的限定作用。溯及既往是法律上有关法律时效与适用的概念，属于程序(技术)法范畴。法律上的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内涵是，一项新颁布的税法在时间上的效力，原则上仅能支配其施行后所发生的税收法律事实和行为，而不得追及以往的事实与行为。而溯及既往原则与之正好相反。税法能否溯及既往对纳税人利益影响巨大，一般情况，人们希望不利于纳税人的税法不能溯及既往，而有利于纳税人的税法则可以溯及既往。由于税收法律规范的性质比较复杂，在确认税法是否溯及既往时应针对不同的法律规范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在法律实践中“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确认溯及性的一个原则，但是，我国税收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界线不清且相互包涵，比如，《税收征管法》中的法律责任属实体法内容，而实体法中的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又属程序法的内容。如果程序法中的属于实体法内容也“从新”处理，则属于典型的溯及既往，这对纳税人是十分不利的。
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法中适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许多其他具体原则都与其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原则体系中最重要的原则。但是，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单纯一体的法律性质有很大的区别，税法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综合体系，既包括实体法、程序法还包括救济法；既包括税收立法，还包括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等等。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不同的税法领域其作用与影响力是不同的，也存在适用范围的某种限制。
首先，从宏观角度看，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都有明确的约束力。比如，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立法机关对税法要素(要件)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规定，授权的立法范围应有严格规定；要求执法机关严格遵从税法规定不能擅自越权和超越程序要求纳税人；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和事实进行判断，没有自由裁量权限等等。但从更深层次分析，还有税收法定原则不能适用的范围。比如，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除依据制定法外还有判例法。并且根据不断变化出现的新的案件会有新判例不断产生。
其次，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看，更适合我国税法实践的是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是我国税法的基础和主体，在这个领域税收法定原则被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运用。而在救济法，特别是税收行政复议和税收行政诉讼等领域，税收法定原则适用的空间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税法体系的不完善，还没有制定出台税收复议与诉讼的独立法律，在司法实践中还要大量依据其他部门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
(1)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
税收法定原则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合法性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模拟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形成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任何税收的课征均由法律加以确定，无法律规定政府无权向法人和自然人征税。按照通常的理解，这个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问题。
它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保留原则，即有关税收实体方面的一切一般的和基本的事实和要素，均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加以决定或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授权行政机关和由其自行决定的事项，仅为具体的和个别的事项。
第二，法律优先原则，即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税务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超越权限所做的决定一律归于无效；同时执法机关对于违反该原则的税收法规、规章等应拒绝予以适用。
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是指凡构成课税要素的税收的课赋和征收程序规定的内容，都必须尽量明确，而不能出现歧义，以保证执法机关能够准确地执行税法，纳税人可以预测其税收负担的原则。
确立课税要素明确原则的理论意义在于：
第一，防止税收法律中出现过于一般或意义不明确的条款或概念。如果在税收法律中出现了上述这样的条款或概念，对其法律解释会被滥用，从而导致税收执法中的权力滥用，进而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或损害国家的利益。
第二，为防止税收执法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按课税要素法定原则，税收立法权和执法权都是一种法定权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则是一种“自由”权力，稍有不慎则会滋生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所造成的危害，绝不亚于行政违法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税收立法中应尽可能地使所有概念和条款意义明确，表达清楚，不设置允许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条款。
但是，在税法实践中，上述两种情况又有其存在的客观性。这是因为：
一是，由于汉语文字的丰富多义性、税收立法的现状以及执法者个人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税收立法中虽可以尽量做到不制定太过一般的条款，但使用一些意义含混不明的概念则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如“偶然所得”、“有正当的理由”等等。因此，在立法实践中，一方面，要尽量地少使用类似概念；另一方面，在对此类概念进行法律解释时，要严格按字面解释方法，不得随意进行扩大解释，更不得随意进行类推。
二是，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造成税收执法根据不足而影响效率，这使税务机关执法中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成为必然的事实。但是，对这种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上规定一定的授权范围、严格的条件和具体事项等等。比如《税收征管法》第27条就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作了明确授权。授权的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时，就外部而言，应受合法性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而不是没有范围、没有边际的裁量；就内部而言，应受到合理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规定授予税务行政机关为实现税收目的而进行的合理判断、选择行为方向的自由，而不是根据利益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更不是任意所为。
合法性原则是指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债权人及国家的代表，在课税要素充分满足的条件下，以法律所赋予的一切必要手段，必须依法确实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使税收债务按照单行税法的税收债务内容，全面、及时、足额地履行其义务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要求，没有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不仅没有自行决定减免税的自由，也没有不收税的自由。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完全受制于法律规定，擅自开征或停征、减免或退补都是违法行为。
依法征税是权力，也是义务。税务机关无权选择纳税人、更不能与纳税人达成任何变更课税要素或征税程序的协定；任何规避或违反税法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行政执法权的过程中，在程序上也必须遵从法律规定，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执法环节或程序。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主体双方的这种形式上的不平等关系，不是税务机关设定的，而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设定的。同时，国家还会设定一系列特定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来保障和维护双方、特别是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一旦双方就纳税义务的成立与否、履行方式等发生争议，最后的裁判权应由法院来行使，而不是税务机关，更不是其他机关。
综上所述，税收法定原则包括课税要素、课税要素明确以及合法性3个方面的内容。日本金子宏认为“程序上的保障原则”也是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另外还派生出“禁止溯及立法”和“保护纳税者权利”等内容。
(2)税收法定原则与中国税法实践
我国税收法制建设起步较晚，正处在亟待完善的创制阶段。税收法定原则引起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还不到10年历史。因此，税收法定原则给中国的税法实践留下了太多的缺憾。
第一，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定原则。
目前，我们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实体税法体系，但从立法角度看尚存在立法级次低、立法体制混乱、立法权限界定不清、缺乏规范、随意性较大，从而影响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实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宪法中未明确反映与规定税收法定原则。西方国家宪法对税收法定原则几乎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宪法至今仍未明确规定，除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一句有关税法的含义以外，对政府机关的权力、义务、纳税人的权利等等重大的需要在宪法中确认的基本原则问题均未作规定(特别是涉及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的原则性问题也是法定原则的核心问题均未涉及)。
二是税收立法以行政立法为主，立法结构不合理，权限不规范。如前所述，科学的立法体系应以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立法只有在授权的范畴内、指定的项目上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就现行16个税种的22项立法等次而言，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有2项，占9.1%；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有16项，占72.7%；属财政部颁布的行政规章有4项，占18.2%”这种税收立法结构与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相悖的。
三是税收立法权限缺乏严格界限，致使行政权力过于膨胀。我国行政机关实际立法权极为广泛且缺乏严格的界限规定，如税收实体法除涉外税法外，各税种立法全由国务院完成，而且其中暂行条例中的课税要素又由国务院再授权下放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成。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低级次的具体规定突破较高级次的法律原则，违反授权主体初衷，也为行政机关恣意行使权力提供了合法的空问与便利；另一方面，授权立法不能保证公民平等地参加税收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扩大了执法难度和成本，加大了法律社会化的难度。
第二，税收执法与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严重地侵害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地违背了税收法定原则。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执法的随意性。由于现行税法中对课税要素规定不明确，内容简单，可操作性差，实施细则及相应规章，特别是解释性的行政命令庞杂，这势必扩大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为其随意解释、随意减免提供了便利。比如，自立章法，随意变更税收政策，采取有悖税法的措施与办法等等。
二是征税程序的随意性。受民法法系的影响，我国税法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较为普遍。比如，强调完成税收任务，忽视程序规范，实际上许多涉税纠纷是由于违反程序法而导致的。
第三，税收司法与税收法定原则。
如前所述，税收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因税收司法自身的诸多原因而在该领域的作用大打折扣，加之具体税收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差距，使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更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我国税法实践中普遍忽视税收法定原则的现象已相当严峻。因此，建立合理的税收立法结构、规范立法权限；建立执法约束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完善税务救济法律建设、建立独立的税务司法体系不仅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治税从而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水平的需要，更是建立现代化法制社会与国家的必然趋势。
2．税法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普遍原则，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几乎所有的社会层面，而不同的层面有其具体的不同内容。比如公平原则在税收经济层面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的合理、平等的分配问题；在税收法律层面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税收权利、义务在征纳双方合理、平等的分配问题。由于税收经济和税收法律密不可分的同一关系，使得公平原则在二者之间很难准确地截然分开。
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法公平原则就是“税负必须依照国民间的承担税的能力来进行公平的分配，在各种税收法律关系中，必须公平对待每一个国民”。显然，金子宏只注意了公平原则的税收经济层面，即税收负担，而忽视了公平原则的税收法律层面，即税收权利义务的公平分配。
税法上的公平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税收权利、义务的公平；
二是税收负担的公平。
税收负担公平是内容，税收权利义务公平是手段，换言之，只有税收权利义务的公平，才有税收负担的公平。因此，法律层面的公平原则应从税收权利义务、普遍纳税和量能纳税三个方面来理解。
(1)税收权利(力)义务对等原则。
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关注和强调的是征税主体的权力和纳税主体的义务，其实这是对税收法律关系，特别是对征纳双方权利(力)义务关系的一种误解。只有科学、完整的理解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力)义务关系，才能理解税收权利(力)义务的对等原则。应该从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权力与责任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对等原则。
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指纳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它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权利义务对等性的质的内涵是指纳税主体承担的义务是以其享有的权利为前提的，即没有权利则没有义务；权利义务对等性的量的内涵是指纳税主体承担义务的数量应与其享受的权利多少相一致，即享有多少权利则承担多少义务。当然这种量的对等性是相对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是绝对的。
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是指征税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这种对等性表现为征税主体拥有权力的法定性和对具体执法行为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即一方面征税主体受法律约束，不能超越和滥用征税权力；另一方面征税主体要对自己的具体执法行为负责，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权力与权利的对等是指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法律上的对等性，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双方地位上的对等。具体表现为执法过程和司法过程中双方权力与权利运用的充分对等，征税主体不得歧视、欺压纳税主体。
(2)普遍纳税原则。
普遍纳税原则是税法公平基本原则的具体原则，普遍是公平的前提，只有普遍才能平等，才能公平。因此，普遍纳税原则又包括普遍原则和平等原则两个方面，前者是质的概念，后者是量的概念。
普遍原则是指税法在对其构成要素及税收管理管辖权进行设定时，应尽量地使社会大多数成员都成为纳税主体。除因国际惯例以及一定的政策目的而有特殊规定之外(例如对使领馆及外交人员、公共及公益性团体事业等的税收豁免)，任何人均须根据税法的规定承担纳税义务并实际履行，不允许有不承担纳税义务的人。
平等原则是指所有纳税人在税法面前都应受到相同的待遇。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原因而享有某种(或不享有某种)特别优惠的税收(关于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则更不允许)。二是不得实行税收歧视，纳税人不得因其民族、宗教、肤色、出身、语言等而受到特别不利的税收待遇甚至税收歧视待遇。
(3)量能纳税原则。
又称负担能力原则，是指在税收负担上，按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的大小来分担，条件相同的纳税人负担同量的税收；条件不相同的纳税人负担不同量的税收。以实际纳税人负担能力为依据，税法在设定具体的税收标准时，为贯彻公平原则，还必须注意两个重要因素，即税基和税率问题。
税基和税率是税收实体法中两个特定的课税要素，税基的宽窄和税率的高低，对征纳主体双方分配所占份额影响极大。在设置税基和税率时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问题是各国税法普遍重视的问题，这两个要素的设计除了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以外还要考虑一定时期国家经济运行的状况和宏观经济的运行目标与政策。因此，在设计税基与税率时，纳税人负担能力不是唯一的因素。
3．税法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遵循的原则。不同层面效率的内容不尽相同。比如，在税收经济层面，效率原则对征纳双方来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合法途径在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的同时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征纳双方对税收收益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税收法律层面，效率原则对征纳双方来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提高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运行效率，在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的同时获得最大的税收经济效益。
经济层面的效率和法律层面的效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联系表现在目的上，都是为降低成本(广义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效益即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二者的区别表现在手段上，经济层面的手段主要是运用合法的经济手段，如合理的税务筹划等等。法律层面的手段主要是提高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运行时间、运行质量和运行模式等方面。
从税收与税法的实践看，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矛盾体。研究二者关系及其政策取向的意义远高于对二者本身的探讨。
(1)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
公平原则强调量能负担，其结果穷人相对少纳税，富人相对多纳税，从而会影响富人的积极性，最终会影响经济和破坏效率原则；效率原则强调减少干扰，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可能拉大贫富差距和破坏公平原则。这是一对不可逆转的矛盾体，处理好这一矛盾对一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2)处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矛盾的三种选择
从理论上分析，处理公平与效率矛盾有三种选择：
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二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
第三种选择鱼与熊掌兼得，当然是上上策。但当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法制建设环境相对不完善的条件下，这个选择无疑是“空想社会主义”，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我国现阶段均不具备两者兼得的环境与条件。选择效率优先还是选择公平优先?这是必须做出的选择。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通常情况下，当生产力水平处于相对较低阶段时，为了增加社会财富的绝对总量，需要首先增加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时一般的选择是“效率优先”；当生产力处于发达阶段，社会财富相对丰富贫富差距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首先调整社会产品在各阶层的分配，这时一般的选择是“公平优先”。
我国现阶段遇到了两难选择：一方面从总体经济实力看，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目前贫富差距又十分突出(基尼系数已突破0.45)。如果从“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出发，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选择公平优先，以缓解社会矛盾。 税收法律具体原则又称税法适用原则，是税法解释和税收征缴等具体税收部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遵从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原则。
1．实质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是指对于一项税法规范是否适用于某一特定情况，除考虑是否符合税法规定的税收要素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要根据是否有利经济发展来判断决定是否征税的原则。实质课税原则主张从实质上考察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在此基础上确认纳税人的税负。实质课税原则在很多国家税法中均有规定，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等。实质课税原则是适用于税收实体法的具体原则。
2．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要求征纳主体双方在履行各自义务时，要讲求诚实、信用，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任，也不得以许诺错误为由而反悔，故在英美法系中又称为“禁止反言原则”和“禁止反悔原则”。该原则包括道德心理、法律规范和客观事实三个要素。
诚信原则的运用有利保护当事人的信用价值，但该原则的运用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税收行政机关对纳税人提出了构成信赖对象的正式主张；
二是纳税人的信赖值得保护；
三是纳税人已经信赖税务机关的表示并据此已为某种行为。
诚信原则是适用于税收程序法的具体原则。
3．禁止类推适用原则
禁止类推适用原则是指当税法有漏洞时，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不允许以类推适用方法来弥补税法漏洞的原则。税法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性，不得随意解释和任意扩张或类推，立法的漏洞应由立法机关解决，执法机关不得由类推来解决，否则违背了法定主义基本原则。因此，禁止类推适用原则是适用于税收实体法的具体原则。
4．禁止溯及课税原则
禁止溯及课税原则要求新颁布实施的税收实体法仅对其生效后发生的应税事实或税收法律行为产生效力，而不对其生效之前发生的应税事实或税收法律行为溯及课税。这一原则具有保障纳税主体权益的作用。禁止溯及课税原则是适用于税收程序法的具体原则。

Ⅶ 税收立法权是怎么划分的

税收立复法权的划分及其制划分依据如下：
（一）税收立法权划分的种类
第一，可以按照税种类型的不同来划分。
第二，可以根据任何税种的基本要素来划分。
第三，可以根据税收执法的级次来划分——我国的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就是属于此种类型。
（二）我国税收立法权划分的现状
第一，中央税、中央与地立共享税以及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
第二，依法赋予地方适当的地方税收立法权。

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是A 宪法 B民法通则 C 立法法 D行政法

是A，宪法有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
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Ⅸ 简述国务院在税收立法职权上的法律依据和历史背景

国务院在税收立法职权上的法律依据：《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
历史背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起草了《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开征新税的，应当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相应的税收法律，同时对现行15个税收条例修改上升为法律或者废止的时间作出了安排。实施意见已经报经党中央审议通过。将这个实施意见落实好，有利于推动我国宪法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推动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使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立法和税收法律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税收是国家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向居民或非居民进行的金钱或实物课征。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物质保障，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同时，税收应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税种的设立、税款的征收、收入的使用，直接关系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关系人民的福祉，应由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
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议案、建议或提案，建议尽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将现行有关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立法法的决定，明确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为实现宪法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提供了制度保障。依照法律规定设税、征税、治税，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体现。

Ⅹ 税法立法

税法即税收法律制度，是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宪法为依据，调整国家与社会成员在征纳税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税收秩序，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法律规范，是国家税务及关机一切纳税单位和个人依法征税的行为规则。
广义的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用以调节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正纳税方面的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狭义的税法：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制定和颁布的税收法律

【税法的分类】
税法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大类
税收实体法：指确定税种立法，具体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包括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船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都属于税收实体法。
税收程序法：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理法》。
税收征税法理：根据《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制定税收征收管理的相关法律。

【税法构成要素】
税法构成要素是税收课征制度构成的基本因素，具体体现在国家制定的各种基本法中。主要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目、税率、减税免税、纳税环节、纳税期限、违章处理等。其中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三项是一种税收课征制度或一种税收基本构成的基本要素。
纳税义务人简称纳税人，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是缴纳税款得主体，直接同国家的税务机关发生纳税关系。
课税对象：也称课税课体，指针对什么样的标的物进行课税。
税率：税法规定的每一单位课税对象育英纳税款之间的比例，是每种税收基本法构成最基本要素之一。纳税可分为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定额税率三种。

【税法的立法】
一、税收法律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二、有关税收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等。
三、有关税收的部门规章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税税收关则委员会等部门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理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其中，有些重要规章要经过国务院批准以后发布，如《外国公司船舶运输收入征税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