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法治从治民到治权

❶ 法治在什么意义上，是指依法律规范，制约国家权力，强调"法律之治

我曾提出“法治乃法律人之治”，该命题曾经受到一定范围的批评。现在这里简要澄清几个关键问题。
韦伯曾把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法律程序(制度因素)与法律职业(人的因素)这两个方面对欧洲走上法治道路起到决定性作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一般的人的因素，而是强调职业化的法律人及其技术和伦理素养。
法律职业是指经法律专业科班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职业技能与伦理的人所形成的职业共同体，其成员就是法律人，我们称资深的法律人为“法律家”。

❷ 法治与依法治国的区别

很多人以为法治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法治，两者是同一个意思。这种看法是错的，而且大错特错。

我们仅从中文的字面，很难看得出两者的区别，但在英文里，法治与依法治国分别是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一个of，一个by，意思完全不同。

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去治理，这里的主语是人，是统治阶层，它可以是专制或开明的独裁者，也可以是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民选政府。

而法治，则是法律的治理，这里的主语是法律，不是任何人。即所有人（平民和统治阶层）都要接受法律的治理，人人都在法律之下，不得凌驾在法律之上。

也就是说，依法治国是人去支配法律，法律是人所利用之工具；而法治则是人要受法律的支配，法律不是任何人的意志。

如果坚持依法治国，那么法律永远是统治意志的工具，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在专制时代为国王服务，在民主时代则为多数人选出来的政权服务。不管是少数人的统治，还是多数人的统治，他们都可以随意订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为自己服务，那么这种统治意志始终凌驾在法律之上，这种统治意志无法受到法律的节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无从谈起。

而法治，就是任何形式的统治意志，不管是国王，还是民选的政府和议会，都必须被纳入法律的节制之下。所谓宪政，就是用法律去节制统治的意志。如果连统治阶层都服从于法律之下，那么权力就不再是至高无上，只有法律是至高无上。这就是真正的法治，彻底告别了人治。

听起来很炫，但“法治”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非常不幸地，中国现在大部分人心中的法治，其实只不过是依法治国罢了。依法治国很简单，统治者认为需要什么法律就出台什么法律，权力就是法律。“依法治国”其实是法盲。

❸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实质是依宪治权

宪法乃一国之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全面的、重大的社会事务内和国家容事务，是全国人民根本的行为准则，一般法律的制定皆以宪法为依据和基础，宪法表征了执政者执政的合法性。因此，法治的首要之义就是宪法之治，如果治国不依宪，那就等于废弃了立国的根本，背离了最根本的国家共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是无从谈起。
此外，“法治更重要的是用法律管住官员”，正切中了依法治国的要害。不过，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时代进入新社会，想要完全实现官员成为护法、敬法、守法、畏法的示范者，过程会有些曲折漫长，但这也恰恰成为了依法治国能不能实现，法治社会能不能建立的重要标志。
因此，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依法治权。要把领导干部作为权力监督对象、普法对象的重中之重，不仅仅是让他们知悉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树立法治意识，自觉约束手中权力，自觉践行依法行政。

❹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治”，谁能解释一下

法，即法律，再次做用法律，通过法律的意思
治，即治理
法治即通过法律或用法律来治理

❺ 如何用法治思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干部清来正、政府清廉、自政治清明”，这是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三清”目标的提出，使得反腐败工作更具针对性和时代感。
靠什么打造廉洁政治？权力制约是治本之策。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的过程。这是反腐攻坚最大着力点。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只有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立法，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反腐败斗争才有根本依托、党才能在建设现代政党上迈出新步伐。

❻ 谈谈依法治国，依法治权，依法治史的看法

依法治国，依法治权，我没感受到，我前妻生了王法官家的孩子做了司法鉴定，天津第二中级法院王法官让我给抚养费21.6万元和楼房300平米，法官家的孩子为什么让我养啊？

❼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新”在观念 “常”在落实

“依法治税”是随着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而确立的，其标志是1998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客观地说，这一方针虽然提出已久，但一些领域和部分机关仍然没有对其形成准确认识，在实践中未能全面有效贯彻，呈现税收法律供给明显不足、可操作性不强和执行状况不佳的状况，甚至局部产生按指标征税而非依法征税的现象。笔者认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格局下，应当着力打造依法治税的新常态。
新常态之“新”在于观念。过去，社会上有一种观念认为，依法治税就是征税机关要按照法律来征税，税法是政府用来管理纳税人的法律。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税法变成用来授予、规范和监督政府征税权的法律。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税收来源于纳税人，最终服务于纳税人，也经由法律体现纳税人的意志。对此，全会公报专门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启示我们，人民群众不再是依法治税的被动受体，而是权利主体和最终归宿。申言之，依法治税观念之“新”，就在于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管理到法治，从治民之法到治权之法。
新常态之“常”在于落实。有人认为，现在的核心任务是加快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法治是第二位的。对此应看到，依法治税不能只停留于观念和口号，而应当成为税收活动实际奉行的日常准则。推进依法治税和深化税制改革并不矛盾，二者应当是协同推进、一体两面的统一过程。一方面，依法治税是改革要实现的目标。相比服务于经济市场化的1994年税制改革，本轮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治理现代化，因而完善法治自然是改革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改革要在依法治税的框架下进行。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表明“改革突破法律”的做法将告终结，法治将成为税收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常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重提依法治税，虽然语词未变，但却在立场、内涵、范围和要求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法谚有云：“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全会公报也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依法治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税收法治成为信仰，成为征纳双方共同的内心认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消解纳税人的对抗情绪与税收焦虑，内在地提升其税法遵从，营造合作、互动的税收文化。

❽ 怎样理解宪政与民主、法治、人权的关系

法治与人权
狭义的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实质的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个人的实质性权利。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也因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国家，人权才能获得保障。就人权保障而言，法治则使普世价值的人权和各国宪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权利不受来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目前，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法治与宪政
宪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理念和政治实践。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为世界是公共部门，相对来说公民的行为世界称作公民社会。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宪法强调法律具有凌驾于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的法治的必要性。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
法治与民主
法治原则要求法律对政府权力与对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权力与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为如果不是透过民主机制所制定的法律，往往沦为政府权力对人民的统治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权力，这并不符合完整、正确的法治。因此民主也可说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实质内涵之一。
民主制度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间接(透过民选的议员、代表)制定各种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别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虚设。因此民主制度的内涵也包含了落实法治原则。
法治对民主的保障与人权一样是通过实质法治体现的。狭义法治并不包括民主内涵。
就民主制度而言，法治是使民主制度能发生实际效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