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法治化

① 加入WTO后,我国广播电视法制化管理将面临的问题

1.治滥与广播电视节目规制
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规制是广播电视法制管理的重要内容，它突出地表现在“治滥”的措施。“治滥”在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中具有特定的意义，主要意思是纠正电视台滥播滥放通俗娱乐电视剧、特别是境外电视剧的现象。为此，节目规制的突出重点，一是向中心倾斜的广播电视转播体系，一是对境外节目的禁止和限制。

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管理部门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管理是逐步严格的。在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的确定“四级办电视”政策的（1983）37号文件中还提出“凡是具备条件的市、县都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与可能，开办广播电台、电视台，除转播中央和省两级广播电视节目外，还可播出自办的节目，覆盖本市、县。”但在看到散乱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广播电视部于1984年作出了“市、县电视台……暂不自办文艺节目”的规定。

自始至终，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规定突出地体现了保护全国性广播电视媒体和本国电视节目的宗旨。对转播，广播电影电视部屡次规定、并一再强调：地方广播电视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完整传送来自中央电台的广播电视节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转播台、电视差转台以及有线电视台（站）和有线广播台（站）都必须以专用频道完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有条件的，还应转播中央台的其他节目。在转播中央台节目时，不得插播自办节目和广告。”地方电视台不仅必须完整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而且必须转播广告，广播电影电视部规定：“不得任意切换中央台广告或以游动字幕等形式干扰中央台节目的完整转播”。《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对转播也作出了原则规定。

为了保护中央一级传播媒介的内容控制权，广播电影电视部还规定地方电台“只能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节目和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特别规定“严禁擅自播出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也不得将新华社的电讯稿配以境外卫星电视的图像进行播出。”

对境外影视节目，广播电影电视部1990年曾限定境外电视剧占电视剧播出总量的20%、在黄金时间不得超过15%，同时确认除上海、四川两个国际电视节作为引进节目的主要渠道之外，只有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省市拥有引进权。
随着“亚洲卫星”和“亚太卫星”相继升空，境外华语卫星节目通过有线电视开始进入中国家庭。1994年2月，广播电影电视部规定：“各电视台每天播出的每套节目中，境外电视剧不得超过电视剧总播出时间25%，其中黄金时间（18至22时）不得超过15%。”同时，禁止电视台播出未经批准和授权的境外电视剧及合（协）拍电视剧、录像制品和从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直接接收的外国及台、港、澳地区的电视节目，等。

然而，一些电视台不仅大量接收境外加扰卫星电视节目，还擅自进口加扰卫星电视节目解码器。广播电影电视部对此严令禁止，并规定，以卫星传送的方式引进的境外电视节目限于体育、风光、科技、动画、少儿、教学、音乐等题材，不包括影视剧及综艺性节目；“不得将整个频道的境外电视节目完整地录制、播出，不得边录边播。”由于屡禁不止，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对境外影视剧实行统一审查制度，并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收回北京、上海、福建、广东、四川五家省级电视台原拥有的自主引进境外影视剧的特权。1997年，广播电影电视部设立卫星电视监测中心和节目视听评议机构，定期报告监测情况，公布评议结果。
由于国内卫星和有线电视频道增加，引进节目数量势必提高，对此，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0年进一步要求各地：避免集中引进同一个国家、地区或题材雷同的电视剧、从严控制宫廷和武打题材的引进剧、在19时至21时30分收视高峰时段一般不得播放引进剧、同一部引进剧不得在三个以上省级电视台上星节目频道中播放等，引进境外动画故事片则由广电总局指定或批准的机构进行。
从1992年10月开始，广播电影电视部对县电视台采取了统一供片的方法，认为这是解决节目源困难和防止乱播滥放的有效措施。1993年，统一供片的方法运用到有线电视台。自1995年起，节目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凡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引进的境外有线电视节目，均需在节目片首打出社会管理司批复文号。境外影视节目统一进口。成立于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下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目前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政权局认定的唯一经营电视节目版权国际交易的公司，也是大陆唯一经政府批准的从事境外卫星节目代理业务的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通过省级电视供片机构统一向全国供片——主要发行引进的影视节目，也附带发行国产电视节目，类似辛迪加节目销售和发行公司。
2．治散与广播电视机构规制
“治散”在中国广播电视规制中也具有特定的含义，即，通过机构治理手段解决广播电视传播的散、滥问题。最终，“治散”政策以重组方式实现了广播电视机构的合并。这也是在媒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规制机构一步步产生的对策。
1）治理整顿散滥现象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家用录像机（VCR）、家用激光视盘（VCD）机、数字激光视盘（DVD）机陆续问世。90年代中期，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国有线电视网络开始按照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逐步联网发行，有线电视节目需求大增。
随着1994年“亚太一号”卫星升空，亚洲电视频道资源大增。1996年1月，中央电视台正式开办了体育、电影等加密播出的卫星频道。早在80年代末期，从中国的边远地区云南、贵州、新疆、西藏开始，省级电视台尝试以卫星方式传输节目。1999年后，全部省级电视台都上了星，它们成为中央电视台潜在的竞争对手。
在日趋开放的环境中，也是在商业竞争的压力下，基层电视台、站变得无所顾忌起来，不仅大量播放唾手可得的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甚至出现擅自建站、办台现象；广播电视系统外的一些行业，也有意染指这一利润丰厚的垄断领域，并出现与私营资本及境外资本联合办有线电视台、设有线电视网的动向。而这些，是广播电视政策所不允许的。特别是，1998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后，由于改组时将网络的技术管理和设施建设移交信息产业部，电信和广电部门就双方均可能介入的新媒介开发领域产生了利益冲突。新的问题与旧的矛盾纠结在一起，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和艰巨。
此时，在整个新闻传播领域，计划经济时代有条不紊的现象均已不复存在。于是，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的管理，强调广播电视业的治理“重点解决擅自建台、重复设台和乱播滥放的问题”。这份（1996）37号文件奠定了广播电影电视治理整顿的基调。
广播电影电视部于1997年开始“治滥治散”的工作，在有关文件中规定：非广播电视行业不得从事广播电视播出；要加强对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引进和播出管理；加强对国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和播出的管理。经过一年时间的治理整顿，初步遏制了乱播滥放节目、乱设有线电视台网、乱开播出前端等散滥现象。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1998年诞生后，职能侧重对机构的审核管理和对媒介传播内容的监督，法规成为广播电视管理的主要工具和重要武器。此时世界上媒介合并成风。广播电影电视建立集团的工作也提上议事日程。
2）广电机构整合与集团化
中国电视媒介的整合基本上是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的。中国广播电视行业的整合与集团化经历了一个逐步加快的过程。
早在1994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现，一部分地区在有线电视系统中共缆传送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节目，效果很好。于是，决定对申请设立的所有有线电视新台，都称为“有线广播电视台”。有线行业开始以电视为中心进行合并。
1997年，在治理整顿散滥现象时，广播电影电视部合并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规定地区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只设一级（而不是两级）播出机构；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三台（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合并；县级教育电视台和收转台也与当地广播电视台站合并；市区一级不设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企事业有线电视台改为站，逐步与行政区台联网。两年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检查，成效显著：“比治理前实际存在的播出机构数量减少了68%。”
2000年年底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一步规定，同一地区的有线广播电视台均并入无线电视台，成为一个播出实体，并对各频道的节目设置进行统一规划和调整。合并以后的省级电视台将有线电视频道包括在内，2001年7月1日以后，有线电视台的机构和呼号便不存在了。合并以后的市级广播电视台只允许保留一个电视频道；县级广播电视台不再独自开办电视频道，而在省级电视台提供节目的公共频道中获得一定的时段，播出少量自办的新闻、专题和文艺节目。
2001年12月6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在广播电影电视部及其所管理的全部媒介和产业的基础上诞生。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广电整合与集团化的设想是“广播、电视、电影三位一体；有线、无线、教育三台合并；省、市（地）、县三级贯通”。总体说来，虽然集团化整合的动作迄今并不明显，但广播电视系统的机构合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有许多评论分析说，现在的合并措施是停止“四级办电视”的政策了，其实，在“四级”电视体系中，中央提供广播电视节目供地方转播的方式从一开始便是广播电视部的既定政策。只是通过多年的实践、尝试和探索，在既定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下，最终采取了“规制加行政”的管理措施强力推行，并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的“四级办电视”的方式，也就是中央节目为主、省级节目为辅、地市级节目适当存在加极小一部分县级节目的内容，才符合（或者说正符合）广播电视部当初的制度设想。
1999年前后，制播分离是中国电视界的热门话题。此后，制播制度的改革逐步推开，媒介播放、市场制作成为通行的广播电视节目架构。在此前后，大众化电视剧和综艺类娱乐节目基本上都实行市场化运作了。
3.制播改革与影视节目制作规制
在所有电视节目中，电视剧最先开始市场化。自从四级办电视开始，对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的需求大量增加。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电视剧制作的机构。这些机构中，有一些是由电影、戏剧等演艺单位派生出来的比较正规的节目制作单位，逐步成为各单位的电视剧制作部（中心）；也有一些非文艺行业的大企业事业单位，投资拍摄反映本行业故事的电视剧；更有一些专门靠拉赞助拍电视剧牟利的“草台班子”。电视剧的质量良莠不齐。经过10年市场的筛选和淘汰，一批较有经济和艺术实力的机构逐步占领了市场。
1993年，中国经济加速市场化。广播电影电视部提出，对进入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一年360集电视剧首先实行“优质优价优播”的原则。电视剧市场顷刻兴旺起来。而在此之前，电视剧交易大多实行无偿交换或者低价购买的方式，商业化操作不成气候。
随着境外境内卫星频道的开播，对影视节目需求量的增加再一次促进了节目源的开发。各种经济成份的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应运而生。中国大众的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同时，也更加分散多元了。不过，随着跨境接触越来越多，缺乏节目制作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特别是缺少资金的影视制作机构开始转向外部寻求合作，合拍、协拍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外资逐步进入中国电视节目市场。
广播电影电视部对制作机构的管理重心在社会机构、民营机构、境外机构。
早在1986年，针对拍摄电视剧的草台班子泛滥成灾的状况，广播电影电视部便开始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规定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分长期的和临时的两种，临时许可证只限所申报的剧目使用，无许可证的单位，无权制作电视剧及录像制品。[xlviii]获得长期许可证的主要是影视艺术单位，对系统外的机构制作电视剧是限制的，对私人，特别是境外机构则严加禁止。
卫星电视发展起来后，广播电影电视部开始加紧对影视制作机构、特别是在境内以联合制作、协作制作、委托制作等方式制作电视剧（录像片）的行为进行管理，授权部社会管理司审批设立各类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从1998年11月1日起核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从2000年1月1日起，又对所有经过审查通过的电视剧（包括国产电视剧、合拍剧、引进剧）一律核发由广电总局统一印制的《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对电视剧管理最权威的行政规章是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0年6月15日发布的《电视剧管理规定》（总局令第2号）。其中规定“禁止出租、出卖、转让、或变相转让电视剧各类许可证。”
虽然广播电影电视部仍严格限定合拍电视剧的境内制作机构的资格，包括对私营机构和境外机构的限制，并要求对合拍剧的题材、长度、题材进行宏观调控，打击“假合拍”等违纪行为；但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这种管理是逐步放宽的。
“取消规制”（deregulation）是世界性的广播电视媒介潮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预示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不管愿意不愿意，不管可以采取哪些合情合理合法的预防和拖延措施，未来中国的广播电视终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开市场。对此，人们几乎不再怀疑。
事实上，中国在开放电视市场方面已经有所动作。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境外电视在中国内地的落地。长期以来，对境外节目及民营资本进入中国广播电视市场，广播电影电视管理部门的传统政策是——禁止。但在实践中，常常有公开、半公开的违规行为，出让制作播出特许权的方式也屡见不鲜。有的违规地方机构遭受处理；有的则随着政策的放宽，变非法为合法。
随着中国进入WTO，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2001年12月《关于广播影视集团融资的实施细则（试行）》中除了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及频道、频率等新闻媒体由国家主办经营，不得吸收境外资本和私人资本，只能经批准吸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其他单位的资金进行节目制作、项目合作之外，对电视剧制作机构、电影行业、广播影视报刊的发行、广播电视新闻网站、广播电视传输网络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吸收广播影视系统外资本、国营体制外私人资本、境外资本参与经营了。
在最敏感、也最要紧的卫星电视领域，规制政策也在一步步放开。广播电影电视部从1996年开始审批境外卫星电视频道的落地申请，限于星级宾馆、涉外单位等。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则已经正式改变完全禁止的政策，在2001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每年审批一次境外卫星电视的落地申请。2002年，境外国际传媒机构的凤凰、华娱、星空、亚视等卫星电视台先后获准在中国广东部分地区落地。这件事情象征的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传播效果。它说明，中国的广播电视管理将进一步国际化、法制化。
4．对中国广播电视规制的展望与评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日益增加的国际交往，中国正在进入法制社会。“依法治国”的思想深入人心。现在，从理论上说，法律已经成为社会行为的主要裁判依据；合法性成为一切规范的前提。不管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单纯行政力量的下降和法规地位的上升是在中国目前同时发生的现象。除了法律，没有任何其他权威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红头文件、还是首长讲话。这是朝着更理性社会的进步，它必将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
在实践中，法规管理的进步也是明显的。首先，是法规向社会公开了，有关方面和普通公民照章办事有了依据，改变了以往内部规则不易掌握和口说为凭、“谁官大听谁的”这些人治现象。其次，是规范的条文更加明确了，语言也较为规范了，有助于克服层层转达中“口传心授”渗透率低、准确性差、流通成本高的缺点，便于公众了解、理解和监督，在社会层面的操作性增强了。
然而，纵观中国广播电视传媒的法制进展，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特征：诸多规制还是在法规包装下的行政管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重律而轻法、重管理而轻权益的思想根深蒂固。由此产生出以下一些问题：
1. 法规本身的缺陷。广播电视规范性文件仍然停留在较低的“规制”层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法制。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大多数规制属于限制性的“义务”；而不是保障性的“权利”。例如，迄今仍然没有专门的广播电视法明确、具体地规定公民的传播自由权利，特别是，缺乏有效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大众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的规定。一旦遭遇不测（而在当今社会中，此种意料之外的事件越来越多），立即导致重大危机和严重后果，例如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疫情。
2. 立法程序的不足。在法规管理部门关于立法程序的规定中，只包括内部工作的技术性程序，而没有公众和社会群体参与、辩论和监督的“听证”机会，也就是说，公共规范和政策产生于非公共的程序，“系统内”、“体制内”的特点依然鲜明。而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法规的制定应该也必须具有严格的程序，包括民主的参与。缺乏民意基础和未经反复辩论而产生的规制漏洞很多；这样的规则也必然是缺少权威和低信度的。公众对这样的法规缺少了解和尊重，甚至乐于看到它们被废除。
3. 法规实施的问题。在实施规制中传统的弊病依然存在。例如，目前的规制集中于管理；但由于缺乏应有的法律权威性，必须依靠行政指令三令五申、反复推行，才能奏效。在缺少行业道德准则等共识性伦理基础和公共立法程序的情况下，大胆的下级部门常常预测某些规范必将改变，而在利益驱动下尝试先行突破。普通公民则与法规的制订无缘，因而不可能充分地享受各项权利，更难以运用法规武器自我保护。而且，法规管理中还时有倒退的现象，如某些导致低效率的行政干预和过度保护垄断经营的行政操作，等等。在广播电视集团化的操作中，这种现象比较明显。

② 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应采取哪些措施

1、从基础上入手，重点强化软环境。

（1）切实加大措施，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后备人员乃至全体公务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并形成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更新他们的认识理念和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很好驾驭各种复杂情况，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提高他们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与科学决策的能力。

（2）切实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要改写各级领导乃至全社会对民主的理解，民主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精神，是渗透到每个社会成员身心与血液的一种精髓。民主绝不是摆设，不是为某种需要而存在，而是同生存本身一样是人的一种需求，应该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只有这样的条件下，真正的民主才将成为可能，各种不民主的行为才将失去市场，遭到唾弃，社会才会更快的进步。

（3）切实提高各级领导的法制意识和法制水平。民主是管理的基础和管理所追求的目标。但管理本身还是要靠法规和制度，这是社会组织约定的规范，具有强制性。这才是管理的要义。而管理的失当往往一方面是没有相应的规范，另一方面是规范本身不科学、不公正，再一方面是领导者不能带头遵守规范。说到家，还是没有理解规范的意义。因此，法规意识的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别有特殊的意义。

2、从制度上切入，严格刚性措施。

（1）制定并施行科学性较高的决策程序。A、制定领导干部学习制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认识水平，武装科学头脑，改变思维方式；B、制定并施行调查研究工作制度，深入实际，搞好决策前期调研，做到不调研的问题不决策；C、建立科技顾问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做到大的项目不论证不决策，防止决策失误。

（2）制定并施行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决策程序。A、对可以公开的重大决策制定并施行社会问卷调查制度，广泛征询社会意见和反应，倾听群众声音；B、对重大决策实行新闻公开制度，向社会公示；C、制定并施行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制度，广开民主渠道；D、在决策程序上坚持会议讨论制和实行集体表决制（特殊情况除外）。

（3）制定并施行法制化水平较高的决策程序。A、积极支持各级人大立法并做好立法的前期工作；B、强化行政立法活动和立法行为，提高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法制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政府决策法制水平的提高，保证科学决策并贯彻实施；C、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策，不越权行政；D、严格履行决策的法律程序，依法决策。

（4）围绕决策活动制定切实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限制领导者乱用权力，越权行政，特别是把重点放在抑制“一把手”的个人专断和权力扩张上。对“一把手”要围绕决策行为和民主作风进行专项考核，对个人专断、越权行政、违法行政者要视同违纪处理，对造成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以强化这方面的限制

③ 宪法为中国新闻传播立法确立哪些原则

新闻传播法的基本原则是新闻传播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则和准绳，是正确处专理各方面关系的依据属。宪法是我国新闻传播法的根本法源，因此，宪法原则是新闻传播法必须首先遵守的基本原则。新闻传播活动从内容到方式均不得同《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发生任何抵触。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和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个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有些条款是直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如《宪法》第二十二条关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规定，《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宪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宪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等等，都是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根本意义的法律规范。供参考。

④ 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思考

新闻舆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确立的。它确定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政府等公共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宪法赋予全体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而新闻舆论监督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
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它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新闻舆论监督也不是“办案”。新闻媒介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监督具有强制性，却常常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同是法治状态下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新闻媒介和新闻人必须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结合起来。言论自由是新闻舆论监督对权力的要求，而新闻媒介自律，则是权利对义务的承诺。法治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使监督的主客体双方处于一种规范化的生存方式中。因此，就新闻舆论监督一方的要求来说，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新闻从业队伍，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更是社会法治化状态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还需要以程序化为基础。合理正当的程序，既是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前提，也是政治制度安排的基础。目前新闻舆论监督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行政权力的运作程序等信息不够公开，这就造成公共权力同监督客体间形成距离和真空，因而造成新闻舆论监督的“盲区”。新闻舆论监督只有在获得足够信息的基础上，公众才能做出合理的评价，也才能形成舆论，达到监督的目的。因此，按照程序化原则，推进包括立法、执法和行政管理在内的国家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范围，这既是政治生活秩序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使命。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就必须完备的新闻法体系。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当然不仅是一个单项法，而是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闻法，以及其它单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新闻法体系。这个体系赋予新闻媒介以基本权利，也相应规定了新闻媒介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言，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但存在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具体的问题，可操作性自然较差。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因而，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好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对于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⑤ 如何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社会主义法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
一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近年来，政府立法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过去五年间，仅国务院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39件法律议案，制定、修订了137件行政法规。但是必须看到，我国改革和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立法工作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要进一步增强政府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和针对性，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认真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按照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产品质量和安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的立法；特别要注意加强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立法。加强立法工作重在提高立法质量。要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在法律法规起草、修改过程中，要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原则上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是推进依法行政，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政府的组织、政府的权力、政府的运行、政府的行为和活动，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必须与宪法和法律保持统一和协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执法观念，形成职责权限明确、执法主体合格、适用法律有据、问责监督有方的政府工作机制。合理界定和调整行政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健全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制度。加强对行政收费的规范管理，改革和完善司法、执法财政保障机制。健全行政复议体制，完善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制度。认真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诉讼权利，使人人都能享受到平等法律保护。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保持清正廉洁，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是加强执法监督，确保行政权力正确行使。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必然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政府权力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行使。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大力推进执法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改善和加强新闻舆论对行政执法的有效监督。切实强化政府层级监督，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的作用。要把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作为重点，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确保监督到位、有力、有效。
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积极探索法制宣传教育的新途径、新形式，善于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传媒，精心组织各种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法制教育的科学性、准确性，防止片面性。突出抓好宪法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遵守。加大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牢法治思想基础。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引导和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机制实现的。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必须强化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既要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要增强法治意识和义务意识。具体包括：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保护合法的权利；国家提供权利的保障、救济和保护。只有让每个公民都树立了正确的法制观念，自觉在法制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真正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真正落到实处，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⑥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包括哪几个方面

1、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国家生活以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3、实现“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前者是指民主的制度、权利、结构、形式和程序均在法律制度中确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的完备形态；后者是指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均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真正实现广泛的民主。

(6)新闻法治化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参考资料来源：中共新闻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⑦ 中国的法治建设的重要

重大意义抄：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内和改善党的领导；容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⑧ 法治快报的定位

2004年3月，根据中央整顿党政部门报刊有关规定，报社隶属关系划转；《广西政法报》更名为《法治快报》（2004年2月8日），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主管主办变更为广西日报社主管主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综治委从广西政法综治工作和建设平安广西、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桂的实际出发，仍然把《法治快报》作为广西政法综治和法制宣传的主阵地，一如既往地支持法治快报社搞好各项工作。报社在接受广西日报社领导的同时，也自觉接受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和综治委的领导和指导，并坚持做到了五个不变，即：坚持正确的办报宗旨不变；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党报性质、法治特色、都市类报风格）不变；坚持围绕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综治委的中心工作和稳定大局，搞好舆论宣传工作不变；坚持为各级政法和综治部门服务不变；坚持为群众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依法为群众维权不变。
《法治快报》为对开日报，国际流行瘦身报型，彩色印刷，每天8个版，逢周六出版《交通安全周刊》，周日出版《法治文摘》。几年来，《法治快报》每年都策划推出一批典型（系列）报道，打造了“平安广西”、“权益关注”、“民生维权”、“与法同行”、“龚律师答疑”、“法治焦点”、“事件.现场”、“今日看台”等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专栏、栏目。《法治快报》紧紧突出报纸的法治精神内核和理念，“以法治为特色，以深度为优势，以监督为力量，以好看为卖点，以服务为桥梁”。发行实行自办发行和邮发相结合，发行量曾一度达到21万份，成为广西境内有重要影响的大报。
法治快报社拥有一支政治比较强、业务比较精、纪律比较严、作风比较正的法治新闻队伍。报社现有员工100人，其中研究生（含硕士）7人，大学（本科）学历的78人，大专学历的12人。从事采编业务的78人中，具有高级职称的13人，中级职称的19人，初级职称的27人。报社坚持改革创新，建立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中层领导实行竞争上岗的聘任制，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即使是招聘来的同志，只要群众公认，德才兼备，照样委以重任，有7名聘用员工担任了报社中层领导职务。报社每年都有一批新闻作品获全国、全区的新闻奖。自零四年来，报社共有220多件新闻作品获奖。曾荣获广西“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称号，荣立集体二等功，并荣获多项自治区级荣誉称号。
报社重视制度建设，自零四年来，相继出台并完善了新闻采编、行政及财务管理、员工行为规范、奖优罚劣等20余个规章，使报社的管理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全社员工爱岗敬业、用心工作、争创一流，为广西的稳定、发展，为法治新闻事业而团结奋斗。

⑨ 全国十佳法制栏目是哪几个

全国十佳法抄制栏目：

一、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

二、山东电视台《说事拉理》；

三、北京电视台《大家说法》；

四、天津电视台《今日开庭》；

五、长沙电视台《政法报道》；

六、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咵天》；

七、杭州电视台《警界41》；

八、成都广播电视台《真相30分》；

九、贵州电视台《法治第一线》；

十、秦皇岛电视台《法制民生》。

(9)新闻法治化扩展阅读

正法报道以群众身边的真实案例为切入点进行普法宣传，作为社会大背景下法制故事的讲述者，这个讲述者根据一定的叙述方式给观众“讲法律故事”，并且穿插情景再现和采访目击者或知情人的画面来把观众牢牢吸引住。

从“讲故事”的方式来看它采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多为倒叙或是作铺垫，在节目开头设置悬念，抛出疑问等，使电视叙事文本具有可看性，也让观众不再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

节目最后的专家点评也是亮点，从法理情等不同角度对案情条分缕析，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