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法治

『壹』 中国建国60周年和法治中国演讲稿

建国60周年演讲稿
我的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神舟七号胜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员满面笑容走出返回舱。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是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伟大壮举，也是献给伟大祖国60岁华诞的珍贵礼物和诚挚祝福。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来自公\文:有约)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有多少悲壮，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梦想，有多少光荣，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画卷。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驾驭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首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神七一飞冲天，奥运成功举办，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成就，令中国人民倍感自豪，人们发自内心地赞叹：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我们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成就，我们必将书写更加雄伟壮美的篇章。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对中华民族来说，抓住并用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新步伐，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取得新进展，在促进社会和谐上见到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

『贰』 柏拉图<<法律篇>>书评!

作为知识与德性的法律―――评柏拉图《法律篇》
一
《法律篇》1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生平所著《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力作，可以说它集中反映了晚年柏拉图对其生平思想轨迹的反思成果。无疑，通过研读《法律篇》，挖掘其中所涵摄隐寓的各种法律思想，对于理解古希腊法哲学的基础范畴与基本走向，对于正确评价柏拉图在西方法哲学史中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对《法律篇》实质评价之前，有必要对该书的性质进行一番探讨。可以说，虽然《法律篇》是西方第一部以法律为名的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很难将《法律篇》当做一部纯粹的法学著作来解读，主要原因在于，在柏拉图写作视野中，《法律篇》应当和《理想国》、《政治家篇》一样，是其关于理想国家政体模式探讨轨迹的最后一环。如果我们把《法律篇》放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学术脉络之中去理解其中的许多论断，意义可能更加丰富，也似乎符合作为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柏拉图的写作初衷。但是，《法律篇》对于什么是正义和关于立法、审判和惩罚等方面的细致探讨，无疑具有深刻的法学意味，甚至可能在政治哲学的探讨之中无意识地促进了古希腊法哲学的暗流涌动。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的哲学没有专门的法哲学的分支（这是我们现在的分类），因此，在古希腊，有意识的法哲学探讨是不存在的。而大量的以法为关键词的论题都是以正义的形式被探讨着，比如什么是合法的，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论著之中，可能被转化成了“什么是正义”的命题的探讨。这大概是理解《法律篇》的一个基本立场，否则，你会觉得你的阅读陷入了一个极其丰富庞杂、范畴极广的空间里不能自拔。因此，如果了解了古希腊的道德、政治、教育、法律与哲学的同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下评价《法律篇》的本身的价值及其在古希腊思想史中的意义。下面主要结合《法律篇》的一些主要论述来展开评论。
《法律篇》主要围绕着三个人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一个夏日的讨论展开的。一共分为十二卷，对话内容极广，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如果稍微留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法律篇》十二卷之间存在着一个论题上的递进关系。根据我的阅读，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制度的过程。非常精致或者巧妙的是，柏拉图的这个写作过程恰恰体现了他在书中对于一个良好立法的论述，就是每一法律的开头都应当要有一个序言，阐述立法的价值和宗旨（页132、页187、页281等），做到以理服人，从而使法律的遵守能够避免强制而得到自愿遵守。无疑，柏拉图的这个写作顺序客观上包有了他对于良好立法的见解，这是否巧合，我们不得而知。在《法律篇》的开头部分，辩论者们主要是围绕着关于立法的目的来展开辩论的。在论辩对手看来，一个国家立法的目的皆是围绕备战而来，法律和政治服务的目的在于战争的胜利，甚至各种美德的排列顺序也根据战争需要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胜利即是正义。这种思想与斯巴达实际的政治、军事现状是相符合的。在他们看来，没有战争的胜利就没有财产和国家生存（页3）。对于这种观点，柏拉图通过一个精彩的法官的比喻对此进行了批驳（页5），他认为一个好的立法者应当保持国内的和平与善，战争不过是实现和平的工具，最大的善才是立法者立法的目的（页6）。同时，柏拉图在该卷其后的论述甚至其后的几卷中多次强调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即立法者立法的时国外学者著作候，除了受最高的美德指导以外，不应考虑其他意见。在许多古希腊哲学家的眼中，美德之间按照不同的标准也存在明显的秩序划分，这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着典型的论述。这种对于美德秩序的划分，导致许多城邦的立法往往偏居一隅，着重强调某种美德，导致许多国家立法目的的差异和对立。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特别强调：立法者考虑的美德应当是美德的整体，而不是部分。如果转化成现代话语，就是立法应当关涉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人民综合美德的培养。他非常详尽地列举了一个立法者应当关心的各种情形，面面俱到，无微不至，比如立法对于人民各个年龄段的具体情况都要具体考虑，要监督公民花钱的方法等等。（页11）在柏拉图看来，立法是一个极度需要理性的事业，一部法典的胜利应当是理性的胜利。（页15）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性问题上，柏拉图继承了乃师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知识即美德以及专家治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理性、神性和德性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相互印证的关系。柏拉图通过一个懂得航海知识但会晕船的人不适合做船长，以及一个有军事才能但临危而惧的人不适合指挥的例子，（页21）证明了仅仅具有专业知识而不具有德性和实践能力的人不适合做立法者。柏拉图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苏格拉底的一个潜在批判或者纠正，因为苏格拉底的一生就是在为获得纯粹的知识而奋斗，不断与人辩论，念兹在兹，最后获罪。柏拉图通过乃师的教训认识到了，认识真理和德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践德性。在第四卷，柏拉图谈到对立法的目的时就指出：“我们始终在寻找哪些立法有助于美德，哪些立法无助于美德”（页262），“我希望公民们非常乐意遵循美德的指引，显然这是立法者试图通过立法来取得的效果。”（页120）

二

如果我们理解了国家和法律的目的在于追寻美德，培育有德性的公民，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教育问题在《法律篇》中的重要性。在《法律篇》的前面几卷之中，甚至间接地在所有章节里，柏拉图都非常详细地关注了教育的问题。从这些关于教育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理想国》的熟悉的影子，因为理想的国家、理想的立法和理想的公民的产生与良好的教育密不可分。但是，在《法律篇》之中，柏拉图关于教育的各种安排同样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家深切指责的所谓极权主义路线。在柏拉图看来，教育就是公民从小接受的美德教育，这是一种与其他身体训练和技艺训练相区别的训练，目的在于培养在品德和气质上完善的公民。（页27）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就此提出过一个专门的概念，即训练美德。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教育的主要手段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通过反复严格地训练让孩子体会快乐痛苦等各种情感，潜移默化，形成所谓正确的判断，最后达到“痛恨应当痛恨的东西，热爱应当热爱的东西”的道德直觉。（页38）《法律篇》中关于教育的问题主要是通过文艺教育的争论来展开的。柏拉图认为，在文艺教育中，需要有好的音乐和好的创作，但什么是好的必须由教育者来判断而不是由受教育者来判断，而不能屈从于大多数观众的举手表决。（页47）无疑这是一种与柏拉图在政治观点上相似的反民主的思想。而作为立法者，就应当通过立法来阐明各种正确的原则，说服创作者们创作体现各种美德的作品，来揭示创作原型的道德价值，（页61）“弘扬主旋律”，培养孩子们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形成“旋律”和“和声”，使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合唱队”。（页54）总之，在文艺教育方面柏拉图推行的是一种“音乐贤人政体”，主张由有鉴赏力的人来指定优良与低劣的艺术标准，绝不赞同体现自由主义色彩由观众决定的艺术标准，对此，柏拉图将之贬为“邪恶的剧场政府”。如果结合《理想国》的相关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表面上以真理为名，实质上是一个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规训过程，他假定了一些人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高人一等，具有洞察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善的能力，从而天然地获得了教育者的地位和权力，对普通百姓实行强制教育，在观念和行动上使国家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缺乏自我，使整个国家像一个大学校或者军队，无疑，这是一些自由主义者批评柏拉图的重要原因。而《法律篇》在关于教育上的论述与《理想国》的论调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法律篇》里面谈教育问题主要是要突出立法的宗旨和目的，即以立法来实国外学者著作现教育的目的。《理想国》里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者本身来实施教育，两者的区别无疑体现了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三

《法律篇》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在逻辑上可以说是继承关系。
主要探讨了政治制度的最初来源和政治体制的形态问题。在我阅读过程中，关注到了柏拉图论证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醒目的理论预设，（页70）即他不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政治制度的起源的，而是假设了一场洪水过后，政治制度在空白之处如何产生与演变的，无疑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分析方法，虽然从方法论上，它可能是反历史的，至少是非历史的，但是它客观上为柏拉图的论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将自己的观察置于了一个理想的可以控制的背景之下，从而回避了对于历史与经验的琐碎与艰巨的考察，这种方法上的处理与西方政治哲学史中各种社会契约论中自然状态的处理是否具有源流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客观上，柏拉图假定在洪水之中幸免于难的人的各种状态，由此来推理政治制度是如何缓慢而合理的产生的。柏拉图认为??“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的，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页72）这句话非常有趣，因为他体现了柏拉图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一种矛盾，就是方法论上的非历史主义与世界观上的历史主义。这使我想到哲学家卡尔波谱等人在柏拉图是否是历史主义者问题上的论辩，其实如果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论题，得出的结论也许会不尽相同的。当然，问题也许还不是那么简单。但柏拉图客观上是基于这个起点来论证的：由于假定的原始人比较单纯善良，因此他们主要靠习惯和传统来保持秩序，立法的需要以及观念尚未产生。（页75）在随后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面详细阐述的熟悉的历史情景，即，假定的未来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家庭到家庭联合到部落村落的组织演化过程（这显然是古希腊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显著特征），其组织形式也走向了寡头制和君主制以及各种变体。由于社会各种部落的联合，各种宗教和法律也开始混杂，导致有意识的立法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之上，柏拉图对于作为立法者的政治家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前面所讲的要注意到把美德看做一个整体，并且特别要牢记立法者的第一种美德：判断力和智慧以及控制欲望的精神力量。柏拉图认为，一个第一流的立法者的工作就是要有比例意识，他由此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超越了《理想国》观点，即权力的限制也应当保持在合理的比例之上（页92），这使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分立思想也隐约可见。因此，在《法律篇》一书中，柏拉图认为政权形式应当是一种正确要素的混合物以保持国家的稳定。他以波斯和斯巴达（阿提卡）为例说明了单一的君主制和单一的民主制的各自缺点，从而提倡了一种中等程度的独裁和中等程度的自由，清晰地提出了一种建立混合政体的设想。
在《法律篇》关于理想国家的各种条件的设想之中，柏拉图体现了他在《理想国》中丰富的想像力，这些设计是否有现实模型，值得我们进一步参考。比如理想的国家应当离海80斯坦特，产生的谷物数量不要太大等等。但是，在这么一个国家中，重要的问题是由谁来管理才是最为妥当的？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这个国家要在一个独裁者的绝对控制下，这个独裁者要年轻、记忆力强，学得快、勇敢、具有天生的崇高品格，并且自制力强。（页116）重要的是，还要有运气，就是他必须是一个与出色的立法者同时代的人，并且有幸与这个立法者有接触。后面这个条件使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因为毕竟柏拉图已经考虑到他在《理想国》中经常受人质疑的“哲学王”如何找到的问题。在《法律篇》中通过一种较为可行的条件设定即运气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实现在权力与知识的现实结合。客观上来讲，柏拉图在假设上的进一步完善似乎使自己的“哲学王”具有了实践上的可行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可行性依旧只是理论上的，十分勉强。尽管如此，沿着这个思路，柏拉图继续设想了自己心目中的优良政体等级。（页116）他认为理想的政体是独裁制，次好的政体是立宪君主制，第三等好的政体是某种民主制，第四种是寡头政制。柏拉图强调道：不管政府的形式怎样，道理都是一样的：哪里掌握最高权力的一个人把明智的判断和自制力结合起来，哪里你就可以看到与法律相配合的最好的政治制国外学者著作度。（页117）这个论断具有特别的涵义，因为从这个论断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特别强调了统治者与法律的配合，突出了政治统治中的法治观念。这种思想在随后的论述中也体现出来了，如柏拉图认为，“为众神服务的最高职位必须授予最善于服从已制定的法律并在城邦中取得此种成就的人”。（页122）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在《理想国》还是在《法律篇》之中，柏拉图的观念之中都呈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在人与人之间划分不同的等级（金银铜铁），不同的等级之间在知识和德性上呈现差异，在政治上存在统治关系。（页122）这种等级关系在柏拉图的心目中应当是先在的、宿命的。而所谓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尽其职，各守其位”，这个统治秩序的顶点就是知识与德性并重的“哲学王”。柏拉图正义观是和他的平等观紧密结合的，正如他曾经在《高尔吉利亚篇》里面提到的，“正义即平等”，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对平等做了一个细致的划分，区分了数字的平等和自然的平等。所谓数字上的平等，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就是简单地用抽签来分配的平等，是撞运气的平等或者绝对的平等。对于数字的平等，柏拉图是不赞成的，认为“对一切人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页168）而自然的平等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政治正义，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自然的平等主张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它考虑的标准是“每个人的真正品质”的高低和受教育的多少，如果结合柏拉图对人的等级的划分，那么自然的平等就是“给大人物多些，给小人物少些。”（页169）而这才是“最真正的平等，并且是最好的平等”。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等级森严的理想国之中，正义原来是一种维护等级的正义，他轻视数字的平等的后面，涌动的是一种反民主的情绪，其精英意识跃然纸上。

四

就《法律篇》与《理想国》的题旨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法律篇》中，晚年柏拉图对自己的理想国进行了一番重大的修正与改进，将法治引入了统治，从而至少在统治外观上将理想国转化成了法治国。在柏拉图与对手论辩的过程中，他鲜明地将统治者称为“法律的仆人”，认为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并指出，“在法律服从于其他某种权威，而他自己一无所有的地方，我看，这个国家的崩溃已为时不远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并且政府是它的奴仆，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页123）无疑，《法律篇》的基本题旨在此一目了然了。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在《法律篇》的许多细微之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柏拉图的法律观充满着神学的色彩。正如前述，在柏拉图的视野中，甚至在当时的许多哲学家视野之中，理性、德性与神性是同构的，互相印证的，因此，作为促进国家与人民美德的法律，必然要体现出这种同构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神学色彩的法律观也应当属于古希腊自然法思想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法哲学观念产生之前，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全面控制人类事务的是神”，（页114）法律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它应当是神圣的、普遍的、不变的。这导致在古希腊，有意识的立法和修改法律比较罕见或者是以后的事。据说在意大利半岛的洛克里斯人就有这么一种做法，任何提出修改法律的人必须在提议之时把绳子套上脖子，一旦提议被否决，绳子就要收紧。这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于修改法律的态度。但是，随着各种条件的变迁，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里，法律的修改逐渐变得可能，但是修改的条件和程序极其严格。柏拉图指出，如果环境的压力已经变得不可抵抗，法律维护者应当与全体官员、全市市民和全部神进行协商，如果结论一致同意，才修改法律，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绝不可以。（页186）但即使是这艰难的修改，其合法性基础依旧是神学的，柏拉图对此一语道破：“既然人们对神的一般社会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法律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变革”。（页399）既然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强调了法律、德性、神性的协调与同构关系。那么，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这些神圣的目的，促进人民的福祉，显得特别重要。对此柏拉图作了阐述，认为，“我们的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让公民们在尽可能相互友好的环境中过最幸福的生活”。（页154）因此，国家的立法应当对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出详尽的制度安排，以实现这些目的。自然而然，国外学者著作在阅读《法律篇》的过程中，我们几乎要面对与《理想国》同样琐碎而又细致入微的种种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向集中营一样令人窒息。在许多方面，柏拉图笔下的统治者像牧羊人与园丁一样，对于人民承担着全面教育和规训的任务，这种福柯意义上的知识／权力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渗透到社会和身体的各个部分，以微观的形式规训着人民。与《理想国》不同，《法律篇》的意义在于规训和教育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是以法治国。但从这种具有高度弥漫性、渗透性、无微不至的国家治理里面，我们不难产生出一些关于法西斯法律的联想，两者可能的区别在于，柏拉图的法律是反映和遵从神性的法律，但什么是反映神性的法律，柏拉图认为只有专家才有资格判别，而专家从哪里来、怎么去认定，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关于法律品格的防线。这显示了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法治思想的粗糙和内在矛盾。总之，为了“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柏拉图设想了许多制度安排，是非常细致而有趣的。比如他在婚姻关系上，法律规定一个男子在30岁到35岁之间必须结婚（女从16岁到20岁），否则要处以罚金和不名誉罪，罚金按照等级不同而有区别；（页188）婚姻的目的应当有利于国家，而不是寻找个人认为最有魅力的；并且有效的订婚权首先属于新娘的父亲，其次祖父，再次同父诸兄弟等等。婚宴上，男女双方邀请的男女朋友不得超过5位。另外还从优生的角度出发，法律禁止婚礼酒宴上醉酒。而婚姻的目的在于把能生的最好的孩子献给国家，如果夫妻在十年内没有生育，他们必须离婚。（页201）另外，国家还规定了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每个人都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总额，如果有人的财产超过登记数目，超过部分由国家没收。（页166）为了维护法律的执行，国家还通过某种形式的民主方式选举出由37人组成的法律维护团体，他们的年龄必须在50岁与70岁之间。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柏拉图还对出国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页402）比如不满40岁的不管任何场合，都不允许出国；如果有必要出国从事调查活动的，必须年过五旬，而且二十年内必须回国，回国后必须向联合委员会汇报心得体会。如果从外国进入该国，也必须过50岁，并且目的均在于欣赏本国超过其他国家的优秀方面或将本国出色方面介绍给他国，等等。还有许多类似的琐碎的规定，这些规定展示柏拉图的丰富的想像力，具有某种社会学色彩，属于一种系统的社会工程。但在现代人看来，这种乌托邦的设计无疑是可笑的，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另外，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法律篇》对社会生活的各种规制中发现，虽然在统治策略上从单纯的人治转向了法治，但是柏拉图对于法律的目的以及如何实施法律等方面的立场，内在继承了《理想国》的思想与方法。
一般认为，柏拉图的《法律篇》与《理想国》比较而言，在表达和行文上比较晦涩和枯燥。但是，由于译者的努力，我们依旧能够较为流畅地阅读到《法律篇》的精彩论述，并清晰把握其中的思想脉络。阅读就是阐释，《法律篇》论域极为广泛，蕴涵的阐释空间也极为丰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法律篇》作为一部文艺作品来加以细细揣摩，认真推敲，从中也许可以发掘出许多更为深刻的思想资源，这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柏拉图的贡献

『叁』 为什么海洋文明就会滋生民主、法治思想

1.自然条件：多山，环海有利于航海与文化交流，容易形成民主的氛围.2.经济条件：古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其海外贸易和工商业发达，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物质基础；商品交往自由平等的环境，易于接受民主平等的观念.3.文化因素：靠近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便于从亚非文明中吸取丰富营养.4.政治前提：希腊半岛的高山，河流将希腊人分隔在城邦的地理单元内，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城邦狭小使公民更能直接参与政治.5.人文条件：城邦公民普遍具有较高的素质，积极参与城邦的政治事务.必修一的内容..

『肆』 世界著名三大金融中心是什么

地理书上的著名三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苏黎世。其它重要金融中心：巴黎、香港、东京、法兰克福
但是根据最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城市排行榜，排位如下：
1、纽约--全面领先
作为此次排名第一的纽约，其"产业支撑"和"综合环境"在所有参评的45个城市中位于第一位，综合得分87.2。纽约的"金融市场"和"服务水平"也排在第二高位。仅有"成长发展"相对薄弱，位列中国三个城市之后，排名第四。
纽约的全面发展是纽约超越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中排名第一的主要原因。
国际上可与纽约抗衡的竞争对手目前只有伦敦。在成长发展、产业支撑和创新产出方面，纽约的表现优于伦敦;而在市场和服务水平方面则略逊于伦敦。
2、伦敦--老牌劲旅
伦敦欧洲排名第一，从综合指数得分上看，85.7分的高分与纽约仅有1.5分的差距，两个城市几乎难分伯仲。
伦敦在金融市场和服务水平两个要素上排第1位，综合环境排名第2位，产业支撑排名第3位，成长发展排名第6位。
作为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在跨国银行拆借、国外股票交易、国际债券发行与二次买卖、外币汇兑、海上保险与航空保险等众多国际金融市场都拥有重要地位。
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作为金融行业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国际货币市场定价。并且全球各地又在Libor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包括Nibor(纽约)、Sibor(新加坡)、Hibor(香港)、Shibor(上海)等同类产品。
3、东京--领军亚洲
东京在"金融市场"、"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三方面的排名全都是第3，这也决定了东京在全球金融中心的"三甲"地位。依靠日本发达的工业产业，东京的"产业支撑"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纽约，唯一拉东京后腿的是"成长发展"，排在该项的第5位。
作为亚洲区的头号种子，东京在亚洲金融中心排名第一，超过香港、新加坡和上海。除了创新方面落后于上海、香港，其他各项排名中，东京全都是亚洲区的领军者。
4、香港--承东启西
地理位置是香港无与伦比的优势。在这样一个全球市场中，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需要有一个接驳点来连接，香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首选。
在发展指数报告中，香港在5个评价要素方面发展均衡，皆名列前茅，尤其是成长发展方面表现突出，排名第2，仅次于上海。
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且排名靠前与香港政府的不断推动密切相关。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此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就曾表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中国内地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做基础，香港定位于和纽约、伦敦的竞争。
5、巴黎--服务至上
虽然在法国出现了金融界史上最大的违规交易案，虽然有"魔鬼交易员"之称的法国兴业银行前期货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以一己之力就给银行带来了几十亿欧元的损失，但是浪漫之都巴黎还是以它的金融服务赢得了选票。
作为世界重要金融市场之一的巴黎，其优势在于人才智力资本、政府服务水平和城市生活环境对金融产业的服务水平。其服务排名第4，金融市场、综合环境排名第5，产业支撑排名第6，而成长发展成为巴黎金融中心的短板，仅列第9位。
法国巴黎银行行长米歇尔·皮贝鲁此前就曾在上海表示：鼓励金融服务类产业发展，调动其积极性，是世界级金融中心建立所必须的。此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也是保障国际金融中心长期发展的基础。
6、新加坡--均衡发展
新加坡的优势在于产业支撑较强，各方面发展平衡，不存在明显短板。位列此次十大金融城市第6位。
从五项指标来看，新加坡的单项排名全部在5-8名之间。产业支撑排名最靠前，位居第5。服务水平排名第6，成长发展和综合环境双双排在6位。
立足、服务于整个东南亚地区是新加坡获得较强产业支撑的基础。建立亚洲美元市场、在亚洲最早设立金融期货市场等，新加坡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
7、法兰克福--欧洲心脏
欧洲统一使用欧元之后，欧洲中央银行就设在法兰克福，其前身是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如此得天独厚的"心脏"位置决定了法兰克福在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这座位于欧洲心脏的大都市，其优势在于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在此次排名中，法兰克福的金融市场排名居第6位。目前共有300多家德国和外国的银行、金融机构驻扎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是世界著名交易所之一，仅次于纽约和东京的交易所。
8、上海--成长先锋
上海的优势在于成长发展潜力大，在所有45个参评城市中排名第一位。在五大新兴经济体城市(上海、圣保罗、莫斯科、约翰内斯堡、孟买)之中，受访者对上海构建全球金融中心的信心程度最高。
正在举办的世博会，有利于提高科技创新力，更有利于促进上海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从各种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子要素分析，上海目前都处于积极发展的地位，并具有强大的待开发潜力。
然而，上海在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方面也存在短板。根据IFCDIndex显示，上海在金融市场和产业支撑方面排名均为第7位，但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的得分均在50分以下，远低于其他入围城市。
9、华盛顿--美洲老二
华盛顿不但是美国的政治中心，在金融城市环境上也有突出表现，在美洲地区的金融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二。
其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方面表现较好，分别排第8和第10，成长发展排名第12，产业支撑排名第12。
10、悉尼--环境优越
悉尼的优势在于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而在金融市场、成长发展和产业支撑方面均逊于东京、香港、新加坡和上海。
但作为大洋洲为数不多的金融中心，悉尼在南半球以及亚太地区，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伍』 两百多年前,当时北美大陆的居民是有哪些人组成地,英国又是怎样统治这片土地的

一、殖民地的性质和北美居民的地位
在世界历史上，大致有3种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的殖民地：一是由一国居民向不存在主权实体的地区迁徙而建立的拓殖地，这种拓殖地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母国领土和主权的延伸，其居民在理论上仍旧为母国国民；二是由一国政府或居民征服和控制另一主权实体而形成的异族统治殖民地，通常是实行侵略战争的结果，而且需要以武力来加以维持；三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渗透而逐渐操纵他国主权所造成的殖民地，原来的主权实体名存实亡，因而带有异族统治的色彩。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属于第一种。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渐次建立的13个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整合功能的实体，其政治和法律地位在特许状中有明确的界定：各个殖民地都是由英王创设的“法人和政治实体” 或“永久政治实体和法人团体”。 所谓“法人和政治实体”，是指一些自然人通过法律自愿或强制结合起来，为实现某种经济的、精神的或政治的目标而组成的群体，可以在特定领地范围内行使政治管理权。 在法律上，殖民地是英王分封的“自由索克领”，而非国王“直接占有”的土地。 在中世纪的土地关系中，这是一种依附性最少的形式。根据这种表述，殖民地和英国本土一样，都是英王的下辖领地，而不是全体英国人的属地。这一规定实际上承认了殖民地在法律上和母国是平等的。因此，根据特许状而建立的殖民地，乃是由英国人定居、英国人统治的海外拓殖地，而不是英国人统治其他民族的被征服地。诚然，大西洋沿岸地区存在众多印第安人部落，但英国在处理和部落的关系时，没有采取军事征服，如西班牙在中、南美洲所做的那样， 而是尽可能进行和平的移民，通过“外交”方式购买部落的土地。英属殖民地的建立和扩展固然严重损害了印第安人的权益，但却不是以征服、统治和掠夺他们为目的的。
根据当时的政治惯例，北美殖民地作为英国的海外领地，其政治属性和土地权利均来自英王的授予，英国政府因此对其拥有合法的主权和管辖权。英国政府采用管理海外领地的方式进行统治，尽可能完整地将英国本土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移植到北美，按照英国政府自身的模式和功能来设计和建立各殖民地政府，正如纽约的卡德瓦拉德?科尔顿所说：“纽约人民的一个大幸是，他们的政府是尽可能按我们母国的同样方案而形成的。” 因此，殖民地的政治结构和母国具有对应性，每个殖民地近乎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总督乃是英王的代表，任职者通常由英国从本土选派，在一些殖民地也有不少为本地人；由本地人组成的参事会相当于母国的枢密院和议会贵族院，民众选举的议会下院则与母国的议会平民院相对，两者共同掌握立法权，可以制定不违背英国法律的地方法令法规。其中议会下院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掌握了财政权和总督薪俸的拨款权，成为殖民地权力结构的核心。而且，地理阻隔减损了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效力，加以北美居民的自治能力不断增强，对本地事务的控制不断扩大和强化，北美政治精英实际上和母国分享了对殖民地的统治。保守地说，殖民地乃是和英国本土的地方政治单位平行的政治实体，而在政治结构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方面则有过之。这对独立后美国政治机制的迅速成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既然殖民地是英国人建立、英国人统治的英国海外领地，那么殖民地的英裔居民自然就是英国国民，而非受异族统治的“二等臣民”。他们和英国本土居民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在特许状中也有明确的规定。1584年英王授予沃尔特?罗利的特许状指出，移居殖民地的人以及在那里出生的人仍然是英王臣民，享有英国的一切特权和豁免，而且可以自由返回本土。 类似的行文此后反复出现在其他殖民地的特许状中。如1632年的马里兰特许状用一大段文字特意说明：移居马里兰的英国人及其子女、已经在那里出生或将来出生的人，乃是英国的“土生居民的和忠实臣民”，他们应和英国本土出生的臣民得到同样的待遇和尊重，同样享有英国本土臣民的全部特权、公民权和自由权。 不独英裔居民在理论上拥有和英国本土居民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即使是进入英属殖民地的非英裔移民，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入籍程序而成为英国国民。1740年英国议会第一次制定了殖民地的入籍法，允许在英国境外出生的人经过一定的程序而归化为臣民。 在各殖民地，除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外，非英裔居民和英裔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法律保护。这样，在白人居民中间就没有出现西属美洲那种“半岛人”和“土生白人”之类的身份等级差别。
在现实生活中，北美居民的权利和利益确实受到了法律的保障。弗吉尼亚在1619年废除了军法统治，开始实行英国式的法治，居民的权利得到承认。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1641年制定了《自由权法典》，在1648年又编成《法律与自由权》，确立了基本的法治与保障人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原则。 马里兰议会在1639年制定了一项关于人民自由权利的法案，明确宣布保护自由民的权利和特权，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其财产和将其放逐。 另外，在英国实行的陪审团制和人身保护制也被引进，并被赋予特别的意义。尤有进者，殖民地居民享有比英国本土居民更为广泛的选举权。据美国史学家杰克?格林所论，在新英格兰的多数村镇，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民，在成年男性人口中的比例高达60－70％； 英国学者R?C?西蒙斯谈到，18世纪中期北美成年白人男子中有50－80％的人拥有选举权。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1763年以前，英国在和平时期没有在北美驻扎常备军，殖民地居民对英国主权的承认与服从，并非出自武力威慑和暴力强制，而是基于国家认同和利益需要的一种自愿选择。北美居民自认是英国人，并且以此为荣。他们感到，能够受到英国宪法的保护，享有“英国人的权利”，实在是一件幸运之极的事情。即便是激进的反英人士詹姆斯?奥蒂斯也曾承认：“我们作为人和生而自由的英国臣民所拥有的权利，足以使所有殖民地居民在和任何其他君主治下的臣民相比，显得生活十分幸福。” 固然不能否认，英国本土居民在观念上对殖民地居民带有歧视倾向，他们认为殖民地就是母国的臣属，应当无条件地服从母国的意志，为母国的利益服务。在殖民地反英情绪高涨以后，这种看法在英国更加流行。 另外，1696年英国关于殖民地海事审判的决定，剥夺了北美居民在海事案件中的陪审权，也是一项歧视性的措施。但是，这些并未从整体上改变殖民地居民的实际地位和权利状况。
总之，北美13个殖民地和欧洲国家在亚非地区的殖民地完全不同，甚至也有别于西属美洲，不存在异族统治的问题。印第安人虽然受到白人的驱赶和虐待，但从法律上来说，土著部落是独立于英国管辖之外的主权实体。英属殖民地乃是英国主权范围的延伸，它们是英国人、特别是居住在北美的英国人自己统治的海外拓殖地，其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北美居民自己手中。殖民地居民并非受到英国人奴役的劣等臣民，而是享有充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英国国民。所以，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谈不上是“民族压迫”，北美独立运动也不是“民族解放运动”，而是日益成熟的英国海外领地脱离母国的政治分离运动。约翰?迪金森在1774年大陆会议以后说过，殖民地居民认为，如果母国不做出让步，“就难免卷入一场内战”。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独立运动领导人在武装冲突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对于脱离母国的正当性仍然没有充分的信心，在独立的问题上表现得犹豫迟疑，希望通过联盟或联邦的方式来重新界定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

二、英国对北美的统治及其后果

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初衷，在于扩大和其他欧洲国家竞争的实力，传播基督教，安置国内过剩人口，发展贸易和增加财富。 至于那些自愿移居北美的普通移民， 其意图不外是摆脱在母国的不如意境况，寻求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政府和民间这两方面的要求，在殖民运动中达成了统一。在殖民地的发展扩张中，这两种利益并行不悖，至少都得到了部分满足：英国通过殖民地而扩大了其战略和经济利益，移民及其后代的境遇则逐步获得了改善。
从整体上看，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具有一个长期性的特征：政治管理比较宽松，经济控制则相对严厉。历史学家查尔斯?安德鲁斯在比较英、法两国对待殖民地的不同策略时写道，“英国对殖民地贸易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在国内各港口征收更重的关税，但她很少干预各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对于人口流动、政府援助及维护等方面的事情也很少关心”；这样就使英属美洲殖民地变成“自我依靠、自我治理和自我维持”的群体，具备独立的精神，对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充满信心。 也就是说，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在整体上是消极的，其主旨在于防止殖民地摆脱对母国的忠诚和依附，保护殖民地不受欧洲其他殖民国家及印第安人的攻击，而不是主动地规范其社会发展道路。这对北美殖民地自主性和自治体制的发展，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而且，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英国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实际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英国管辖殖民地的方式包括选派总督、任命参事会、设立海关、实施《海上贸易条例》、审查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法令等。除由于管理机构相互摩擦、官员素质低下和腐败所造成的效力损耗之外，遥远的地理阻隔也一直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限制。更有甚者，英国派去的总督有时对母国的指示阳奉阴违，乃至公然抵制。因此，殖民地所受英国的政治控制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英国对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法令的审查情况，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1691－1776年间，北美殖民地提交英国审查的法律共有8,563项，其中只有469项被废止，仅占5.5％。 而且，殖民地议会通常运用各种技巧来规避英国政府的审查，许多法令在英国政府开始审查时即已经期满失效，有的殖民地则将被否决的法令以另一种方式再度通过，有时英国政府的废止决议在殖民地得不到及时而认真的执行。
在英国这种宽松的控制下，殖民地的自治不断强化。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殖民地事务大部分掌握在北美居民自己手中。参事会和总督在理论上都是英王权威的代表，但两者不时发生冲突。各殖民地议会下院的权力和作用不断扩大，逐步演化为总督和参事会的制衡力量，殖民地的许多重大政治斗争，乃是在议会和总督之间展开的，而且大多涉及权力之争。一般说来，总督无法遏止议会的权势扩张。这就严重限制和削弱英国的统治能力。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英国政府曾谋求削弱殖民地的立法权，并力图将王家官员的薪俸固定化。但所有的尝试都遭到殖民地议会的强烈抵制，没有产生效果。另外，英国政府还试图改变各殖民地各自为政的状况，想在北美建立一个统一的殖民地政府，也无果而终。显然，北美社会力量的成长和自主意识的增强，使自治成为一种不可扼制的取向，在某种意义上，独立运动正是这样自治倾向发展到极点的结果。
在经济上，英国对殖民地施加了更多、更严格的限制。如果说北美居民在政治上、法律上和英国本土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而在经济上则很少受到平等的对待。英国对于殖民地经济的基本政策，一是要维持其对母国的依赖，二是使之对母国经济具有互补性。英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国内制造业发展，对殖民地的制造业予以限制，以使之成为国内制成品的市场。但以往史学界对于英国的限制作了过分的强调。实际上，英国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法令很少得到严格执行，其中仅1732年6月的《制帽条例》略有收效。在一些殖民地居民看来，制造业弱小并非一件坏事，人们觉得耕种土地和从事捕鱼业，比制造业对他们更有利。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只有土地少而人口密度大的国家，才必须以制造业来养活其居民；像美洲这样土地充足的地方，“决不会出现什么有规模和有价值的制造业”。 亚当?斯密也谈到，重商主义对殖民地并无多大的损害，因为土地始终很廉价，而劳动力一直昂贵，殖民地居民从英国进口货物，不仅质量较好，而且价格比自己制造要便宜得多。 直到革命前夕，北美居民才开始对英国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政策提出质疑。
重商主义的影响更多地反映在殖民地的贸易格局方面。英国政府制定《海上贸易条例》的本意，在于谋取和维持贸易垄断地位，增强殖民地居民对母国的依赖性，推进英国的商业利益。 这些措施对殖民地经济有何影响，在史学界长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看法认为，它们严重制约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重新解释。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海上缉私能力，海关官员低效腐败，使《海上贸易条例》未能得到切实执行，殖民地走私盛行，贸易和关税体制漏洞百出；另一方面，母国的政策对殖民地经济还具有积极意义，刺激了南部造船物资和靛蓝的生产，使烟草、稻米等产品获得了可靠的市场保障，使北部船运业主得到了保护，得免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船运的冲击。正因为如此，除新英格兰的走私商人外，北美居民直到独立运动兴起时才开始谴责《海上贸易条例》。另外，过去学者们曾认为，殖民地贸易存在极大的入超；据近期的研究，殖民地通过各种途径对入超进行补偿，大大减少了贸易逆差。
货币问题在殖民地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英国对殖民地发行纸币的限制，被认为是殖民压迫的一个重要体现。各殖民地缺少硬通货，货币的流通量不足，使交换手段受到很大的限制。解决的办法自然是自铸钱币或发行纸币。至18世纪中叶，每个殖民地都有了某种形式的纸币。但纸币的价值很不稳定，经常发生贬值，逐渐在债权人中失去了信用。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货币条例，规定各殖民地自是年9月1日起不得再发行纸币；流通中的纸币到期后自行废止，不得延长使用期限；不准用纸币偿还私人债务和支付公共收费。 许多殖民地对此表示抗议和抵制，有的并不理会英国政府的限制，仍旧允许纸币流通。英国政府后来逐步放松了限制。
有一种理论认为，母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政策通常是以掠夺为特征的。在运用这种理论评估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经济关系时，需要做具体的分析。英国当然需要殖民地为它提供自己不能生产的原料和产品，同时大量购买母国的制成品，从而为母国创造财富。从这种利益需求出发，以种植业为主的海岛殖民地和北美南部，被认为是对母国最有益的地区。然则正是这些殖民地乃是英属美洲的富庶之区，那里的种植园主大多富甲一方。可见，虽然殖民地经济对母国具有依附性，但两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一种互惠的关系。如果成千上万渴望致富的英国人千里迢迢地迁居美洲，不过是自投罗网地接受母国的“掠夺”，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另一方面，殖民地和母国的经济关系中也确有一些恶性因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殖民地债务的持续增长。1757年切萨皮克地区居民向英国商人负债100万镑（英币），1776年他们的债务更达到200万英镑以上。 1760年，殖民地的总债务为200万英镑；1772年英国发生信用危机，导致北美债务激增，一跃而至400万英镑。
殖民地经济的确为英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同时北美社会自身的财富在不断增长。到1775年，在英属美洲所有殖民地中，以北美13个殖民地社会发展程度最高，人烟最为阜盛。城市中的富裕人口不断增加：1730年以前，北部城市中财产在5,000英镑（英币）以上者甚为少见，而到1750年，财产达到20,000英镑的人并不罕见，多者可达50,000英镑以上。 因此，北美社会在整体上是繁荣而富足的。据当时人描述，新英格兰“显示出一种富裕和满足的气象”，“这里所有的居民看起来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在其他任何地方根本见不到比这程度更高的独立和自由”； 那里到处可见“相当好的城市，富足的村庄，宽广的田野”，“这种美好的光景必定给人带来一连串愉快的想法；这种景象必定会在一个良好公民的内心激起由衷的极大快乐”。 总之，“美洲的这些殖民地”已不再是荒野， 而是一个“希望之乡”，一个“牛奶与蜂蜜之乡”。
由此可见，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不是以压迫和掠夺为主要特征的，并没有造成普遍的贫困。相反，在英国的羽翼之下，北美获得了政治自主性的成长空间和发展经济的机会，在资源和财富上与当日欧洲最发达之国无分轩轾，而且社会更为稳定和有序。可见，“辉格学派”指斥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压迫”，乃是于史无征的。在一定意义上说，1763年以后北美居民所反对的并不是英国的“压迫”和“掠夺”，而是“殖民地”这种地位所固有的从属性和依附性，要求以独立自主的身份立足于世界。甚至那些避祸于英国的“效忠派”，听到英国人称北美为“我们的殖民地”，也感到十分刺耳。
```````

『陆』 内安法令该不该被废除

内安法令：

争取废除<内安法令>健全我国公正、民主、法治

〈内安法令〉是我国〈1960年国内安全法令〉的简称。有人把这项法令译为〈内部治
安法令〉。主要是因为它的英文名称是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为了方便起
见，且把它称为〈内安法令〉。

1.原有目的：应付马共游击战

〈内安法令〉的产生，和马来亚共产党所进行的游击战争和武装斗争等活动，息息相
关。1948年，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马来亚共产党放弃了和平斗争方式而转入地
下，在全马来半岛的原始森林向英殖民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战。

为了应付这场游击战争，英殖民统治者颁布了〈1948年紧急条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个紧急状态，实施了12
年，到了1960年7月31日才正式解除。虽然，紧急状态已解除，不过，马共的游击战
争并未结束。为了应付这场持久的游击战，就在紧急状态结束的第二天(1960年8月1
日)，国会通过的〈内安法令〉就开始正式生效。这项法令取代了〈紧急条例法令〉，
因此，从39年前实施至今的〈1960年内安法令〉，其目的是明显不过的了，那就是：
为了应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和游击战，而并非为了其他目的。

在这方面，1960年6月21日，当时的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敦拉查曾在国会中表明，<内安
法令〉的通过，是为了应付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这项法令的目的，从来就没有在国会
中改过。它从来就不是对付其他异议份子或其他犯罪份子的执政工具。

2.〈内安法令〉的“异化”

可是，这些年来，〈内安法令〉已被当权者当作是排除异己的政治工具。这项法令的
条文，被滥用来进行无审讯扣留。也就是说，在这项法令下，任何人都可被长期扣留，
却没权要求公开审讯。当政者完全不需要在公开法庭证明被扣留者犯了什么罪，只要
抬出ISA这个名堂，就可以无限期地扣留任何人。

从非西方民主的角度来看，这就印证了如〈内安法令〉这类法律，是统治精英压制人
民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从西方民主的角度来看，这项法令是不符合法治精神，而严重违反法治观念的严峻法
律。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任何人都是清白的，除非控方能证明他有罪。

3.ISA的中心思想

〈内安法令〉的中心思想是：不必在公开法庭证明某人有罪，就可以长期扣留。首先，
可扣留60天，以“协助调查”。接着，在内政部长命令下，可扣留两年，而这两年的
扣留期限可无期限地“更新”或延续下去。这种不人道的法津和民主法治精神是完全
背道而驰的。

辜瑞荣君在本书中先用大量报章和杂志的资料，来说明1960年当时，执政党和反对党，
以及民间对〈内安法令〉的看法和评语。双方提出了支持和反对的论据。

总的来说，舆论大都倾向于反对〈内安法令〉。

第二章〈大逮捕〉相当详尽地叙述了60年代至90年代在〈内安法令〉所陆续进行的大
逮捕情况。辜君尽其所能把历年来被逮捕和扣留者的名单列出。这不失为一份有分量
的参考资料。

如果辜君能在这本册子的第一部分把什么是〈内安法令〉交代清楚，作些文字的介绍，
或许会使这本书更为完整。

4.应“废除”？还是“检讨”？

应“废除”〈内安法令〉， 还是“检讨”〈内安法令〉？这个问题，前些时候，还
显得莫衷一是，目前看来已有定论：应该废除〈内安法令〉的提法已被普遍接受了。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多数人认为，只有废除〈内安法令〉才能彻
底解决“无审讯扣留”的问题。“检讨”〈内安法令〉并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目的。

主要的原因在于这项严峻的法令，无论任何检讨和修改，都不能取消“无审讯扣留”
不符合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则。

一个国家要奉行民主法治，就得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其中一项就是：不可随意判定
某人有罪而惩罚他，除非他获得公平合理，公开审判的机会。没进行公开审判，就不
能将他定罪，继而惩罚他（如：任意扣留他，或长期把他监禁起来）。这就是所谓
“无审讯扣留”。〈内安法令〉不合理的基本精神实质就在这里。

5.如何消除这项无审讯扣留的法令？

如果只是加以检讨的话，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可能是要求缩短扣留期限，如两年的
扣留期限改为“6个月”，而不一定会要求“废除”(内安法令)。

这么个解决办法，能彻底解决无审讯扣留这个问题吗？

一定是不能，因为不论如何缩短扣留期限，那仍然“无审讯扣留”。同时，扣留期限
虽然缩短了，但扣留期限仍然可以无休止地如半年又半年加以延长。这么一来，当权
者要扣留人长达10年20年，完全不成问题。

或许，另一些人会提出加强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力，以确保当权者以“合法的”程
序来扣留和逮捕人。但是，这还是“治标不治本”的作法。因为它仍旧不能解决“无
审讯”的基本问题。

不管法官的“司法审查”权力增强了多少倍，〈内安法令〉的核心内容----无审讯扣
留的实质---完全不能解决。

如果“检讨”结果是，应废除〈内安法令〉，那不是绕了一个大圈走回原处。那就不
如直接要求废除好了。

既然“检讨”〈内安法令〉丝毫不能触动法令“无审讯扣留”的核心内容，那么，结
论是明显不过的了：应要求立即废除〈内安法令〉，那才是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无
审讯扣留”。

6.近年来反对ISA势力日益高涨

近几年来，〈内安法令〉屡被滥用。有些行政长官无视〈内安法令〉的原有目的，甚
至“振振有词”地为他们滥用这项法令的不合法行为进行辩护。这就引起了各方面的
密切关注。

律师公会酝酿了两年，终于在去年(1998)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向首相提呈了“应废
除无审讯扣留法律”的备忘录。

最近(1998年9月2日)，前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先在〈刑事法〉下被扣留，旋即又在
〈内安法令〉下被扣留。随后却被控以贪污等刑事罪。这事件发生过后，引起了社会
人士，尤其是马来中产阶级的不满。由此而导致反对势力大联盟“民主运动”(Gerak)
的产生。Gerak的成员包括了反对党(人民党、行动党、回教党、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
等)和非政府组织(如“人民之声”Suaram等)，以及支持安华的巫统党员等。

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为“反对〈内安法令〉”而组成的反对势力大联盟。
这说明了，近年来，当权者滥用〈内安法令〉下的专横权力，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而导致了“官逼民反”地步。连两位巫统国会议员，也在国会中表示反对ISA。

反观60年代至70年代，反对〈内安法令〉的声音，基本上来自左翼政党。

小结

可以这么说，今天，鉴于〈内安法令〉下无审讯扣留的专横权力屡被滥用，这就促使
更多人士深一层了解这项法令是不符合民主法治精神的，所以要求立即废除它。

也就是这个缘故，近期，要求“公正、民主、法治”的呼声，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热
烈响应。要求废除〈内安法令〉的声音，此起彼落。

南非种族政权施政时，也曾经采取过我国类似的〈内安法令〉来对付政治异己，如南
非卸任总统曼德拉及其政党----“非洲国民大会”(ANC)的领导人及成员。

然而，今天，“非洲国民大会”执政了，曼德拉当上总统后，就把〈内安法令〉废除
了。马来西亚人民，是不是应该向南非人民学习，废除ISA，走上健全我国“公正、
民主、法治”的道路？

『柒』 大连电视台帮忙记者电话

大连电视台（法制新天地） 88112345

大连电视台（生活直通车） 88118000

(7)半岛法治扩展阅读：

城市直通车

首播:周一至周版日权21:00 重播:次日7:35

新版《城市直通车》将充分运用微博、热线电话、网络论坛、短信平台互动、热心观众每日抽奖等各种直播手段，并结合线下营销推广活动，凸现观众互动、参与的现代传媒特色，打造一档集创新性、必视性、可视性于一体的民生新闻杂志类节目。扎根民生立场，坚持公益主张，展现新闻力量，逐渐形成独特"说事儿"风格。

法治新天地(包括18:30法四方)

每晚18:30

无限迫近真实人生--《法治新天地》，2011年4月25日全新推出，节目每天直播。新节目力求"热闹背后有说道"。一，新的定位"法治民生";二，新的表达"记者行动";三，新的手段"3D互动";四，新的面孔"全新主持人"。 节目分为法四方与法治新天地两个环节，每晚一个多小时大时段直播。节目通过在线包装、跨媒体合作等方式实现与观众全方位互动。

『捌』 拿破仑一生指挥了40多次大战役，他们都是那些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返回家乡参加革命活动。雅各宾派当政时期，他被提升为炮兵上尉。1793 年参加驱逐英军的土伦战役，他立下战功，被破格晋升为将军，从而在兵营中崭露头角。督政府时期，他曾两次率军成功地镇压了妄图复辟的巴黎保工党人发动的武装暴乱。1796 年，督政府又命令他统率法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突人意大利， 从那里打败了“反法同盟”的重要国家奥地利。从此，他誉满全国。在法国众多的军事将领中，他占有突出的地位，得到了同事们的夸赞，说他“富有才能、勇气和不倦的精力”。在欢迎他凯旋回国的仪式上，巴拉斯把他当做英雄，敦促他“举行一次出征，为伟大民族雪洗耻辱，恢复尊严”。1798 年 5 月，拿破仑为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击了英国在地中海以东的利益， 又侵入埃及等地。在远征埃及、叙利亚的战争中，他为法国资产阶级掠夺了大量财富。他的卓越军事才能和令人眩目的显赫战功，为他把握历史的机遇， 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雾月的剑影刀光 夜幕像一张巨大的灰色帷帐，笼罩在茫无边际的大海上，汹涌的波涛拍打着海岸，击起银色的水花。四艘战舰从亚历山大港悄悄起航了，正乘风破浪向西北方向急驶。一位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将军，正仁立船头，注视着大海的远方。这时，他脑海里正孕育着一个翻天覆地的计划，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回巴黎去，夺取政权，挽救法兰西”。他就是法国远征军统帅、威震四方的拿破仑将军。历史记载的这一时刻是1799 年8 月22 日深夜。
历史赐予英雄以成功立业的机遇，而真正的英雄却是那些充满自信和勇毅、善于捕捉机遇的人。
这时，法国政局动荡不安。在国内，西部和南部发生了封建复辟势力的叛乱，人民的反抗运动日益高涨，督政府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国外， 俄、奥、英等六国又组成了“反法同盟”，从三面向法国发动进攻。在这种形势下，督政府的统治显得苍白无力，大资产阶级渴望着“铁腕人物和利剑”， 来保障其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利益。于是，他们把视线集中在远在埃及作战的法军统帅拿破仑身上。
拿破仑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政治野心家。为此，他毅然丢下了在埃及的2 万法军，只率领了500 名亲信随从，巧妙地绕过了英国海军的严密封锁， 经历了40 个昼夜的艰苦航行，突然出现在巴黎的街头。
大资产阶级把他看成救星，给予了他超常规的热烈欢迎。他们希望的“一把利剑”，终于展示在自己面前。凭着拿破仑在军队中的巨大魅力，他身边很快便聚集了一批高级将领和资产阶级政客，而喜不自禁的大财阀们很快便抛出了一笔巨款，以支持拿破仑的行动。这时，拿破仑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剩下的事情只是完备一下法律程序而已。
1799 年11 月9 日（法国共历雾月18 日），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惊心动魄的政变发动了。
首先，在元老院会议上，拿破仑亲信制造雅各宾分子云集巴黎，即将举行暴乱的恐怖言论，迫使议会通过了立法两院迁到圣克卢宫和任命拿破仑为首都及近郊武装卫队总司令的提案，这样，拿破仑便成了合法的军事领袖。
为了夺取政府权力，他安排西哀耶斯和罗歇宣布辞职，另外3 名督政官也只得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力，从而搞垮了督政府。
10 日，在全副武装卫队的簇拥下，拿破仑走进了圣克卢宫五百人院。在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拿破仑尽管一度惊惧失色，但当他恢复镇定后，立即调动军队，冲进了五百人院，用寒气逼人的刺刀赶走了惊恐而又愤怒的议员。
当晚，部分议员在刀光剑影中通过了解散议会和成立执政府的决议。“合法”的法国政府诞生了。拿破仑政治上平步青云，登上了第一执政的宝座， 从此他独揽大权。自始至终，他的统治都充满着血腥的镇压。
从皇帝变成囚徒 拿破仑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又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靠刺刀起家，又靠刺刀来巩固他的统治。1804 年，当了5 年第一执政的拿破仑，通过各种手段，被参议院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他对内强化国家机器，制订法律，实行法治；采取措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与教皇签订旨在和解的教务专约，并鼓励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对外，他则发动战争。从1799 年执政到1815 年止，他经历了6 次针对反法联盟的战争，从整体上讲，都取得了胜利。其中有许多战役足以显示拿破仑卓越的军事才能， 成为他军事上的杰作。如奥斯特里茨战役就是突出的一例。1807 年，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法国与俄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法国成了欧洲的霸主，并允约帮助俄国实现其对东欧和土耳其的政治领土要求。依法携手，瓜分世界。
“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这时法国实际上已统治了西欧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是第一帝国的全盛时期。
然而，拿破仑帝国的强盛是虚假的。即使在他横行欧洲不可一世的时期， 国内外各种潜在的矛盾就在不断发展，而且愈演愈烈。
1812 年，拿破仑发动了对俄国的远征。他率领50 万大军，军中包括说 12 种语言的士兵，一举占领了莫斯科。这时，俄国人民纷纷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给予法军以沉重的打击，拿破仑只得下令撤退。这次远征，法军得以生还的仅有3 万人。侵俄战争的惨败，敲响了第一帝国的丧钟。
1813 年，英俄等一些国家，利用各国人民反法解放斗争蓬勃发展的良好时机，组成了第6 次反法联军，与法国的50 万大军决战于莱比锡，结果法军大败，巴黎失守。在内外交困、军事失败的情况下，拿破仑被迫退位，被囚 于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了。
厄尔巴岛是个土地贫瘠，总面积仅有200 平方公里的小岛，与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遥遥相望。然而地中海的涛声抚慰不了他受伤的心灵，年仅45 岁的他并不甘心给自己的英雄史诗画上句号。在命运和机遇的又一次召唤下，他逃离了这荒僻的孤岛，终于在儒昂港安全登陆。他很快凭着巨大的勇气和人们对他的偶像崇拜，汇集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不费一枪一弹，像凯旋的英雄一样，走进了杜伊勒皇宫，重新当上了法国皇帝。
然而，他的东山再起，只是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做了近百天皇帝的拿破仑在第7 次反法联盟的百万大军的猛扑下，由于滑铁卢战役的惨败，他第 2 次被迫退位，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直至他的生命结束。

『玖』 李承晚有韩国“国父”称号，为什么现在却被视为“半岛的罪人”

李承晚所在的自由党大获全胜。韩国民众为了民主和法治毅然发起了抗争。

『拾』 我想要东南亚的资料 什么样的都行 八百字以上

东南亚简介
东南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才出现的一个新的地区名称.东南亚地区共有10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世界各国习惯把越,老,柬,泰,缅五国称之为东南亚的"陆地国家"或"半岛国家";而将马,新,印尼,文,菲五国称之为东南亚的"海洋国家"或"海岛国家".1967年,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一个"国家集团"这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发展至今已有10个成员国.
东南亚各国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且都是新兴的国家.除新加坡外,均属发展中国家.
东南亚各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全区有90多个民族,东南亚地区又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全区约有华侨,华人2000多万,另有200多万印度人,100多万其它国家的外来移民.
今天的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在未来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东南亚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和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
东南亚是中国的南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就与中国有友好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关系密切.在悠久的历史交往中,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双边和多边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入一个不断发展,更加密切的历史时期!

东南亚的两大自然地理单元
亚洲东南部地理位置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亚洲纬度最低的地区,是亚洲的赤道部分;另一方面它正扼亚澳之间的过渡地带,这在气候和生物界均有明显的反映;本区也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汇地带.这种地理位置使东南亚具有湿热的气候,并形成繁茂的热带森林,是本区与其他区的根本差异.东南亚在构造地形上可分为两大单元,一是比较稳定的印度-马来地块,一是地壳变动比较活跃的新褶皱山地.具有赤道多雨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两种类型,自然植被以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风林为主.可分为二个亚区.
1.中南半岛区本区地形结构比较特殊,山川大势多南北纵走,山川相间排列,半岛基部地势较高,地形结构如掌状.气候属大陆性热带季风气候,向南伸出的马来半岛为赤道多雨气候.全年多雨的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多雨海岸为热带雨林景观,有干,湿季的中南半岛为热带季风林景观,雨量较少的内部平原和河谷为热带草原景观,中南半岛基部为山地混合林.北部湾和暹罗湾等沿岸分布着红树林.
2.东南亚岛屿区又称马来群岛区,包括大巽他群岛,努沙登加拉群岛,马鲁古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等.高峻的地形支离破碎,位于太平洋和地中海-喜马拉雅造山带的火山地震带的会合带,火山,地震活动非常剧烈.大巽他群岛属海洋性赤道多雨气候;菲律宾群岛属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主要为热带雨林景观.

金兰湾
越南东南部的海湾,东南亚著名的天然港湾.位于富庆省南部海岸.港湾深入内陆17公里,南北长32公里,宽约16公里,群山环抱,东面岛屿屏蔽,面临深海,为天然良港.港湾由冲空山和凤凰山两半岛合抱成葫芦形的内外两个海湾.内港金兰湾面积60平方公里,水深16米以下,湾口宽仅1300米,湾长20公里,宽6公里,可停泊大型航空母舰,战略地位重要.
早在1905年,俄国舰只就曾在巴巍和金兰镇停泊.金兰湾曾长期作为法国的海军基地.1941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1965年美国军队在金兰半岛上建立空军基地和其他军事设施.1975年全国统一后,又辟为潜艇基地.

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之间,是连接中国南海和安达曼海的一条狭长水道,因而间接沟通了太平洋与印度洋.它因临近马来半岛上的古代名城马六甲而得名.
海峡西北部较宽,东南部比较狭窄,最窄处约40千米.整个海峡看起来像是一个向西北敞开的大喇叭.马六甲海峡全长约1000多千米,水深25米～113米,由东南向西北海峡逐渐加深,可通行20万吨级的轮船.由于马六甲海峡地处赤道附近,风力微弱,峡道内总是风平浪静,再加上完善的航标系统,行船十分安全.
马六甲海峡是欧洲,非洲,中东及南亚地区通往东亚的一条主要海运通道,是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之间相互往来的海上枢纽,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有"东方的直布罗陀"之称.据统计,每年通过海峡的船只约5万多艘,平均每天有140多艘船通过海峡,使马六甲海峡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峡之一.由于日本每年从非洲和中东地区进口的90%的石油,大量原料和出口商品都由此输送,海峡又被视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由于海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从16世纪起,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占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六甲海峡才归沿岸国家所有,现在海峡归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三国共管.

湄公河
东南亚重要国际河流.源自中国境内澜沧江,流入中南半岛始称湄公河.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注入南海,大致由西北流向东南.总长4180公里,流域总面积81.1万平方公里.湄公河长2668公里,其中约1200公里为国界河,包括中缅,缅老,老泰各段界河;流域面积63万平方公里,年径流量4633亿立方米,居东南亚各河首位.
上游段,从中,缅,老边界到万象,长1053公里,流经掸邦高原及其边缘的破碎高地,大部分海拔200～1500米,地形起伏较大,沿途受山脉阻挡,河道几经弯曲,河谷宽窄反复交替,河床坡降较陡,多浅滩和急流.
中游段,万象到巴色,长724公里,嵌切在呵叻高原与富良山脉(长山山脉)的山脚丘陵之间.流经大部分地面海拔100～200米,起伏不大.万象与沙湾拿吉之间,河谷宽广,坡降和缓,水流平静.沙湾拿吉以下,低丘束缚河道,多岩礁和浅滩,河床坡降较陡.
下游段,巴色到金边,长559公里,流经平坦而略为起伏的准平原,海拔不到100米,河身宽阔,多网状汊流.老挝南端边境的孔瀑布,宽达10公里,高20多米,是全河最大的险水.桔井以下,河道展宽加深,有无数沙洲,蛇形河曲与成串小湖沼.磅湛以下为古三角洲,海拔不到10米.
三角洲河段,金边以下到河口,长332公里.湄公河在金边城东接纳洞里萨河后,再分成前江与后江.前后江进入越南,陆续分成6支,最后由9个河口入海,故三角洲上的湄公河越南称为九龙江.三角洲面积 4.4万平方公里,地势坦荡,海拔平均不到2米,大潮时海水可以上溯100公里,水网稠密,天然溪流与人工渠道纵横交错.
河水主要来自降雨和融雪,河流一半以上的径流量为中南半岛流域的降水,澜沧江的雪山融水提供河流径流量的1/6左右.5月份雨季开始,水位上升,9～10月为汛位高峰,最大洪峰流量曾达75700立方米/秒;1～2月枯水期,最小径流量1250立方米/秒.桔井以上河道深切,河岸高出水面2～30米,洪水期少泛滥.泛滥地区主要在三角洲,湄公河汛水经洞里萨河倒灌入湖,7～9月份平均每天入湖3亿多立方米,增加湖水量约14倍,湖面扩大3倍,达到100万公顷,自古以来称为"淡水洋".金边以下,湄公河汛水溢出两岸,分别漫入同塔梅平原和泰国湾.
湄公河航运不发达,河床坡降较陡,中下游多急流与瀑布,上下游航运不能直通,在孔瀑布附近实行水陆联运.中游通小轮,金边以下前江终年可通海轮.洞里萨湖曾是世界上淡水渔产最丰富的水域之一,由于泥沙淤积,水体缩减,已不利于鱼群繁殖.富水力资源,干支流的峡谷地形有利于拦河筑坝,水能蕴藏量干流达1000多万千瓦.50年代起,在联合国主持下从事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的调整与工程建设,在泰国与老挝境内已建成水库,水电站与输电线路,增加了灌溉面积,但因战争及其它因素影响,工作进展缓慢.

最猛烈的火山爆发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边的松巴哇岛北部,有一座坦博拉火山,它在1815年爆发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爆炸威力的8000万倍,是人类目前所知道的最猛烈的火山爆发.
1815年4月5日,在印尼中部,以松巴哇岛为中心,方圆1000多千米范围内的居民都听到了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不久消息传开,位于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爆发了.爆发的火山伴着轰轰的巨响,不断向高空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气体,厚重的火山灰在以后3天内将附近 480千米范围内的天空完全遮黑.4月12日中午时分,在距火山几百千米以外的瓜哇岛,天空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坦博拉火山直到7月15日才停止喷射气体和火山灰.从火山口倾泻下来的熔岩流,在淹没了山脚下大片农田后,流入海中,激起冲天水雾.火山爆发时伴随的地震使海底地壳沉陷,引起了海啸,巨浪将位于火山旁的坦博拉镇吞没了.
整个爆发过程中,火山上部失去了700亿吨山体,形成了一个直径达6000多米,深700米的巨大火山口.火山喷出的火山灰总共有600亿吨之多,堆积厚度由近向远逐渐变薄,在距火山400千米的地方,火山灰仍有22厘米厚.
目前,坦博拉火山高2851米,自1913年又有一次小规模喷发以来,这个创造了世界纪录的火山一直在沉睡之中,或许它在为下一次喷发积蓄着力量.

东西方航行要道--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自古以来就是联结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行要道,因滨临海峡的马六甲城而得名.
马六甲海峡是一条西北-东南向的狭长水道,长1080公里,如果包括东部出口处的新加坡海峡,则全长1185公里.海峡呈喇叭形,西北端出口处宽370公里,东南部较窄,并分布有很多小岛,最窄处仅37公里.海峡底部平坦,主航道水深约25～151米,由东南向西北递增,一般可供20万吨级的船舶出入.海峡因地处赤道附近,故全年大部分时间风平浪静,海流缓慢,适于航行.
除马六甲海峡外,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还分布有一些海峡,但它们或者水浅多礁,或者位置偏僻,缺乏助航导航设施,又多位于印度尼西亚的领海之内,国际航线因此极少通过,这就使马六甲海峡在很长时期内实际上成了沟通两大洋的唯一通道,使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战略上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尤其是自二十世纪60年代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以及远东其他各国各地区得到迅速发展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量大幅度上升,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因此更为突出,按其船舶通行的繁忙程度及其所载运的货物数量计算,仅次于英吉利海峡,在全世界114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通航海峡中居第二位.
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每年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舶有4万艘,其中日本7千艘,英国6千艘.此后,海峡的航运又有了发展,近年每年的通航船舶已接近10万艘.尤其是船舶日趋大型化,自日本于1966年建造了世界上第1艘15万吨级巨轮"东京丸"以来,吨位更大的所谓超级油轮成批涌现,近年通过马六甲海峡的18万吨级以上的超级油轮就多达1500～1600艘.如此繁忙的航行,再加上船舶的大型化,使马六甲海峡变得愈加狭窄了,从而增大了航行中的不安全因素.此外,马六甲海峡内还有不少浅滩,其中水深不足23米的就多达37处,加上沉船,流沙,淤泥等使航道情况经常改变,更增大了发生事故的可能,对沿岸国家造成严重威胁.典型的如1975年发生了两起重大的油船搁浅或碰撞事故,共流失石油8900吨.1979年一艘油轮与航空母舰相撞,又流失石油1万吨,每次都造成严重的污染.
为减少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从1981年5月起在马六甲海峡开始实施分航系统,它在海峡中划出两条相反的航道,各3海里宽(5.5公里),中间并有一条1海里宽的隔离带.此外,载重28万吨或吃水18米以上的巨型船舶禁止在海峡中通行.这些都使得各类事故明显减少.
在马六甲海峡沿岸,坐落着一批重要港口,如新加坡,马六甲,棉兰等,其发展都很迅速,如新加坡港1971年货物吞吐量为4810万吨,1990年已跃至1.88亿吨;若按进出港船舶的总吨位计,新加坡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大港,超过了著名的鹿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