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法学研究所

1. 全国哪个政法学校比较好

沈阳市政法学校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是2003年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建立的普通高等法律职业学院，隶属于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员会，由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与北京市第三人民警察学校共同组建。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坚持“立足北京，服务政法，面向社会，为首都法制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务”的办学宗旨，经过2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教育资源，承担着为首都司法、执法各部门及社会培养合格的应用型、技能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任务。为社会各界培养各种层次的法律人才1.5万余名。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作为具有政法特色的教育培训基地，已初步形成以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党校、北京市法律中高层次紧缺人才培训中心和首都司法干警教育培训基地的“四位一体”的多类型、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规范化的综合性办学实体模式。现设有法律、司法文秘、律师事务、行政执法、社区管理、罪犯矫治、金融法律实务、房地产法律服务、国际商务法律、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网络安全、商务英语、国际贸易法律、涉外秘书电脑艺术设计及办公自动化等21个专业。其中，司法文秘为市级特色专业，同时与美国大西洋凯波社区学院联合开设了培养准学士学位班。学院现有各类在校生5000余人，教职工380余人。图书馆藏书近20余万册（含电子版图书）。
学院建有相对稳定的实习实训基地及广泛的就业渠道，为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定向培养书记员。开展了多种类型的岗位及资格证书培训，进行资格证书进课堂试点工作。到目前为止，已为法院、检察院培养了数百名书记员。
学院拥有高学历、高素质、结构合理、规模适度的专兼职教师队伍，现有专任教师近200人，拥有博士、硕士学位者占39%，具有高级职称者占24%以上。同时，学院还聘请国内外著名教授、专家、学者80余名担任兼职教授、特聘研究员。
面向社会的“首都政法网”设在北京政法职业学院。设定了司法公开、法学研究、法律服务和裁判文书等版块，向社会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服务、法制宣传和法学研究等多种服务。同时，建立了校园网，实现了办公、教学管理现代化、网络化。
1997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党校挂牌于学院。创建了首都政法系统人才培训体系，探索了干部培训与干部使用有机结合的新路子，党校已被市委组织部列为此项工作的试点单位。党校成立以来，为政法系统培养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3000余人。
1999年经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北京市法律中高层次紧缺人才培训中心设立在学院。进一步推进和加强北京市法律中高层次紧缺人才培训工作，2001年，中心被评为市教委优秀培训项目。2000年4月，中心成立了应用法学研究所。2002年4月成立了WTO法律实务研究所。
学院积极开辟办学新渠道，与国外大学探索联合办学方式，建立境外培训基地，承担首都政法系统开展法律专门人才培训。注重为政法系统培养专家型、复合型人才，现已开通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培训渠道，每年组织10余个政法系统培训团赴境外学习；同时邀请、聘任国外专家来院授课、讲座，并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承担着首都司法干警的教育培训工作，20年来为首都监狱、劳教及政法部门培养了3000多名专业人才。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有较强的科研实力。近年来，获省部级课题有五项，取得各类科研成果700多项，获得国家省市的各级学会和部门奖励的优秀成果共有30项；学院的学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并被评为2001年度市属社科期刊一级刊物。
学院建立各种岗位及资格证书培训、技术等级考试、考点，目前经市教育委员会批准，已设立“全国计算机等级”、“全国公共英语等级”等考试、考点，开拓了多种培训渠道。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属于专科层次普通高等学校，主要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同时具有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的职能。学院占地面积近600亩，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拥有先进的办公楼、教学楼、模拟法庭、计算机及语音教室、多媒体教室、电子阅览室等教学设施。近5000多平方米的体能训练中心正在建设中；近20万平方米的教学基地建设正在规划之中。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法学教育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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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怎么样

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最高法院影视中心国家法官学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法研所人民法院出版社

4. 原告在举证时，是否可以将相关法律依据一并表述出来

第二节 质证的内容

未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法庭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举证、质证来查实证据，以确定搭建定案事实根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等问题。举证一方陈述证据观点，然后接受对方质证。质证，不仅是诉讼内容，也是法定程序，质证还是审查、采信证据作为定案事实的前提。除《刑事诉讼法》外，《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3条、《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7条、《刑事诉讼法解释》第468等证据规则，都确立了当庭质证的原则，即证据在法庭出示之后，由诉讼双方质证。

那么，从律师的角度该如何质证呢？

笔者认为，首先要明确质证的内容。其次，绝不能将质证孤立地看，要将质证与案件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可割裂整体，纳入诉讼活动运筹帷幄、统筹兼顾，考虑质证活动对整个诉讼的影响，充分准备相应的预案，如此，才能达到有效质证的目的。

这就要求必须站在裁判者的角度瞄准对方证据的薄弱点，提前充分地准备质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质证，从获取对方证据时就开始了。

从质证意识角度看，质证又分为感性质证和理性质证，一般质证和规范质证。感性质证，是指对证据自身发表直观的看法，而没有纳入到诉讼系统，而理性质证是与现有证据、诉讼方案进行全面、系统地权衡，发表理性的质证观点。规范质证是指针对证据充分审视质证观点，对质证观点与辩论观点进行对照，排除矛盾性，聚焦定案事实或者律师建构的事实而发表的质证意见，并有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书入卷备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质证对某些专门的程序要特别重视，例如《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就专门规定了“举证、质证程序”。公诉人出示证据后，经审判长准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出示证据予以反驳。控辩一方举证后，对方可以发表质证意见。必要时，控辩双方可以对争议证据进行多轮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当庭发表质证意见，出示证明被告人罪轻或者无罪的证据。

作为辩护律师要充分利用质证程序，以庭前充分地准备来有力地反驳和质证。最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其适用于证据材料较多、案情疑难复杂、社会影响重大或者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存在较大争议情形的案件，开庭审理前召开庭前会议解决相关问题。庭前会议中，对于控辩双方决定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展示有关证据，听取控辩双方对在案证据的意见，梳理存在争议的证据。对于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材料，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这就要求必须充分重视庭前会议，一旦错过了庭前会议发表有关意见的机会，在正式庭审中的意见往往因为简化而弱化。可见，熟悉有些专门的质证程序对于充分、有效质证具有重要意义。

该规程在第十条规定了需要在庭前解决的相应事项，包括管辖、回避问题等，但辩护律师要在庭前会议为庭审中的质证做好程序准备，否则，庭前会议中决定的事项一旦确定，在正式庭审中无反悔的余地。

例如：（四）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五）是否申请提供新的证据材料；（六）是否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七）是否申请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八）是否申请向证人或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九）是否申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是否对出庭人员名单有异议等。这些事项，都事关正式庭审中证据有无资格、质证对象的关键问题。

可以有效阻止非法证据进入正式庭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并在召开庭前会议三日前将申请书和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庭前会议中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做出说明。

在庭前会议中，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一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及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二）公诉人提供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

（三）控辩双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四）控辩双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审判人员归纳争议焦点。

可以说，以上是对被告人或辩护人认为的非法证据是否被排除、以及是否能进入正式庭审而在庭前会议上发表的质证意见。

从这些专门的程序中可以看出，质证绝对不是孤立的程序，它是整个诉讼活动中的部分，不仅有着相应的程序性规定，而且，还要在对应的程序中对特定证据发表对应的质证意见。

可以行使诉讼权利的方式弥补证据缺陷或者使证据“反转”。对于鉴定意见来说，往往因为其具有专业性，律师也很难达到短时间内了解对应的专业性知识，但实践中律师又因为突然接手案件而没有充分地准备时间，所以，面对堆积的诉讼卷宗，不是无从下手，而要有的放矢，如果有鉴定意见的，先研究鉴定意见，一旦确定其有问题，就可以根据诉讼法授予的诉讼权利，申请重新鉴定，法院经审查认为理由成立，有关证据材料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且不能补正的，应当准许。

实践中依法行使该种诉讼权利，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具体内容我们在后面的专章中讨论。

在庭前会议中申请对己方有利的证据，为增强质证、辩论意见打基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有关证据材料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申请向证人或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也可以申请鉴定人、有关证人出庭作证，并说明理由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就应当准许。

例如笔者办理的某二审案件，一审时对于被害人的手机银行使用信息未做提取，二审时向法庭提出，该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如果一审时依据前述规定申请召开庭前会议并提出调取该证据的申请，判决结果极有可能会改变。

又如某一涉及鉴定的案件，因涉案鉴定意见专业性太强，笔者无法在短期内对其专业性问题发表意见，但通过研究《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认为鉴定意见未依据该通则确定的程序进行，且，鉴定意见并没有鉴定依据，因此，经多次向法庭说明理由，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询，果然，其在回答询问时，印证了笔者的庭前预判，在正式庭审的质证环节有力地动摇了鉴定意见的地位，依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八条第五、第六项鉴定程序违反规定和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使该案件收到了预期的辩护效果。

前述，我们对质证的对象、证据的形式或载体以及证据的信息性进行了分析，如果说证据是质证的对象，那么质证的内容是什么？

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牵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联合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研究”取得的成果《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简称《证据指南》)，作为未来统一证据法的雏形，代表了当前证据学研究的前沿观点。

《证据指南》第九十五条“质证时，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力等方面进行质疑和辩论。”本条是融合了有关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对质证内容进行的概括性规定。

本条规定的科学性在于，它不仅是将诉讼实践中质证对证据三性发表观点融入，而且加上了对“证明力”进行质疑和辩论，这更进一步地突出了诉讼的对抗性，有利于指导审判人员、诉讼参与人有针对性地质证，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证据指南》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是对待证要件事实的逻辑证明关系，因此应该把关联性作为质证的最重要内容。”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证据关联性的定义是“‘关联性’是指证据具有的可用来判断诉讼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事项的真伪的品质。关联性是指那种有助于证明有关假设的属性，这种假设一旦成立，将从逻辑上影响争议事项。有关联性的证据，是指那些与争议事实或观点相关或者有直接联系，并且能够证明或者倾向于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或者有助于证明案件中某一理论的证据。是指能够证实待证事项的证明价值。”有的学者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所具有的联系的属性。”陈光中教授认为“关联性并非证据自身固有的特征，而是一个关系范畴。”张建伟教授认为，“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指的是‘证据对其所要求证明的事实具有的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证明能力’”。他认为经典的定义是由斯蒂芬表述的：“关联性被用于说明任何两项彼此存在如下联系的事实，即按照事情的一般过程，一项事实本其自身或者与其他事实的联系，为另一事实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提供证明或者可能性。”

专家学者们对于证据关联性有着深厚而丰富的研究，笔者认为，从诉讼实务和诉讼目的的角度看，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内含信息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确定性。

从证据的功能和诉讼目的出发考察证据的关联性，具有指导质证的重要意义。因为，证据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审查证据，确定证据能力后，出示在法庭，接受质证，来证明（或反驳）一方的主张，发挥其证明力确定案件事实，当然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达到定案事实的程度。

从诉讼目的的角度看，在当事人一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能够成立，该证据能被法官采纳，所以，当事人或代理人就要对证据内的信息充分展开，证据信息释放的广度，决定着该证据对证明事实的关联程度，这为举证、质证都提供了指导。

对证据的关联性应当结合也必须结合诉讼目的进行考察，如此，才能将证据的证明功能纳入诉讼中的证明进行考察，将证据能力达到证明目的。所以，明确“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内含信息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确定性。”能明确指导我们对证据进行审查、质证，也有助于法官认证。

众所周知，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民诉法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条能更深刻地领会证据的关联性：运用证据是对主张的证明，证据的关联性当然要具体到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无论它是立论还是反驳，都是依据证据提出的主张。证据和主张相互关联，那就必须要把证据的信息提取出来，转换成能被人识别、领会、采信的证据观点、质证意见，这就使证据、主张相联结，供法官审查、认证。如果和主张没有关联或者最终无法确认，当然是不能成为定案根据的。

例如，在一起巨额的动产质押担保合同中，原告出示了一份证据，主张与被告在2013年签订了合同，被告因保管不善，使质押物灭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从证据资格和证据能力上来说，原告的这份证据是能够作为初步证据，使法院顺利立案，启动诉讼程序的。但是，究竟有没有签订这份合同，仍是未知的事实。

被告提出反驳观点认为：双方和第三人在2012年签订过合同，一式三份，已经履行完毕，从未签订过2013年的合同，并出示2012年的合同。因原告举证的合同中在日期上有改动的痕迹，被告方便抓住这一信息，充分发表质证观点，认为原告的合同是从第三人处取得的2012年的合同并改为2013年合同，需要对合同改动痕迹进行鉴定，以确定合同真伪。这一质证观点使法官也产生了怀疑，鉴定申请被法官采纳。在书写鉴定申请书时，进行了全面的信息提取，既要鉴定合同的纸张是否为同一批，也要鉴定3是否由2改写而成，还要鉴定同一行的书写笔墨是否同一等等。经鉴定，样本上的合同编号、文末的签署日期上的2013的“3”字，均为2改写，且，同一行书写的用笔笔墨也不相同。据此，法院驳回原告6000余万的诉讼请求。

以上是笔者办理的案件。以这个案子我们再来理解“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内含信息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确定性”就很具体了，原告举证的合同因其不具有对认定双方在2013年签订并履行合同事实的确定性，当然就和原告的主张失去关联性，在法官认证环节，当然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证据的真实性

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证据形式的变化，丰富了证据的种类。了解新增的证据种类以及紧跟着新证据种类确立的相关证据规则，对于理解证据的信息性并指导审查证据和质证具有指导意义。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均将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种类。2020年5月1日《民事证据规定》新增了关于判断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专门条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2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等搭建的电子证据真实性规则，对于理解证据真实性这一理论问题同样更直观、具体。

从证据真实性角度来看，显然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客观存在，二是信息真实。这两点对于证据的审查和质证至关重要。

客观存在，是指该证据是特定主体在从事相关活动时客观留存的载体，它不是人为地改造、变造。众所周知，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能够利用软件P图视频，使不具备相关专业的人员无法通过肉眼进行识别、判断。所以，客观存在是对证据进行鉴真的必然要求。

信息真实，仅客观存在是不行的，由于证据表现形式的复杂性以及其信息容量的可变性，内含信息是否真实也需要严格审查。 例如，虽然载体客观存在，但通过篡改电子证据信息，使其证明方向发生变化，就使信息失真。

对比传统书证，笔迹鉴定的技术和方法已经相当成熟，法官可以直接采纳笔迹鉴定结果甄别书证真伪。但新类型证据的出现，为鉴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2015年2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了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施行后的首起微信证据案，由于公证处无法对微信证据进行公证，对方当事人又一再否认，法院只能认定原告提供的“微信借条照片”不具有真实性，原告也无法进一步证明。如何有效审查此类新型证据，关键在于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需要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如果专业知识不具备，就需要借助证据规则行使诉讼权利，申请以鉴定等辅助手段予以鉴别。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知)终字第09505号。

我们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简称《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为例，说明对有关证据进行审查和质证的一般方法。

先审查有关证据是否依法收集、提取。现场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电子数据现场提取笔录》，注明电子数据的来源、事由和目的、对象、提取电子数据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不能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原因、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并附《电子数据提取固定清单》，注明类别、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验值等，由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无法签名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该规则对于现场提取、远程提取和远程勘验等作了具体规定，审查此类证据的真实性，必然要以规则为指导，先通过提取程序中相关法律文书是否符合规范，最后才深入具体证据，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从宏观的证据理论上说，无论证据的表现形式如何，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无非是客观存在和信息真实两个方面。至于来源的问题，则是合法性审查的内容。

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解读证据的合法性，一直是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证据的合法性是指刑事证据必须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包括符合证据法、符合实体法以及符合程序法三个层次和方面。”殷耀德，李卫国：《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及其制度完善》，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6期。笔者认为作为质证内容之一，证据的合法性，可以简称为“合规则性”，也就是从证据能力的角度看该份证据是否符合所适用的诉讼程序中证据规则的要求。因为证据规则对证据资格是依法提出的要求，合乎证据规则的证据，理论上就应该是合法的证据。所以，这有利于我们缩小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依据范围，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直接对照证据规则进行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

从律师实务的角度，一份证据是否合法当然是对照证据规则的要求去审查和判断，是证据规则对证据是否合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例如，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再如，《公安程序规定》对于侦查人员取证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足以说明，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审查证据的合法性要从广义的证据规则发现问题，从而排除非法的证据。

证明证据具有证明力，也是重要的质证内容

证据信息和证据的证明力

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证据必须同时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证据能力是对证据的资格要求，是一份证据能被称之为证据进入法庭出示、接受质证并有可能成为定案根据的法律资格；证明力则是对证据的证明功能的要求，体现的是证据与诉讼主张的对应性，即通常所说的“是证据与待证事实证明强度的有无及大小”。

随着《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等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逐渐完善，司法实践中对于证据资格的审查越来越有据可依也越来越得到重视，这对于提高办案质量、实现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运用具有法律资格的证据，如果通过提炼的证据信息能够证明诉讼主张，则该份证据就具有证明力。所以，证明证据具有证明力，也是质证的一项内容。

深刻理解对证据具有证明力也是质证的一项内容，对于诉讼实务而言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因为这能更深入地将证据和事实的关系在质证阶段充分论证，增强说服力。从举证说明，达到证据对事实证明的论证、用证据对证据相互证明的更深层次。

例如，在一起知识产权纠纷中，一方举证附件1为第2461号公证书复印件共17页。附件1的公证时间为2012年8月14日，系对世界工厂网网站所作的公证。对方申请再审时提出原审依据第7页显示的图片及图片下方发布时间，径直认定该图片于2010年8月16日发布，违背论坛类网站广告图片具有编辑或修改可能性的技术常识，认定事实错误。附件1不能证明该网页首次生成时的具体内容。

这就涉及到公证书及其附件是否对网页生成时间具有证明力的问题。在质证过程中，对方的反驳就是论证公证书不具有证明力，而被申请人则要论证具有证明力，只有先论证证据具有证明力，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所以，对证据具有证明力是质证的重要内容。

对此，被申请人发表的意见为“附件1与附件2结合，可以证明涉案外观设计在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被公开。”“附件3表明，通过普通公众身份与注册用户身份进入阿里巴巴网站，均能看到同一图片，且该图片的发布时间早于本案专利申请日，足以证明本案专利在申请日之前已经被公开。”“特定用户在其控制的网络存储空间内可选择设置不公开涉案图片，从而使相关公众无法看到涉案图片，这一主张不符合正常逻辑。”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了判决该证据证明力的心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上述司法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

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为，在审查判断以公证书形式固定的互联网站网页发布时间的真实性与证明力时，应综合考虑相关公证书的制作过程、该网页及其发布时间的形成过程、管理该网页的网站资质和信用状况、经营管理状况、所采用的技术手段等相关因素，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对该公证书及所附网页发布时间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作出明确判断。在审查证据的基础上，如果确信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对方当事人对相应证据的质疑或者提供的反证不足以实质削弱相关证据的证明力，不能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应该认定待证事实存在。本案中，附件1即第2461号公证书显示，以非注册的普通用户身份登陆“世界工厂网”，可以看到第7页显示的烫钻模具图片发布时间为2010年8月16日，第10页显示的烫钻模具图片发布时间为2010年3月8日，均早于本案专利申请日（2010年9月7日）。“世界工厂网”系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电子商务平台，具有较高的信用和较好的管理手段。在此情况下，除非存在人为删改的情况，该网站上网页图片显示的发布时间与其真实的发布时间通常一致。董健飞提交了第15901号公证书作为反证，欲以证明“世界工厂网”存在发布者可以对图片进行替换式修改，且修改后网页的发布时间一栏未发生变化。但是，第15901号公证书显示，当“世界工厂网”注册用户替换相关图片后，图片的状态栏显示为“已重发”，而附件1即第2461号公证书第7页和第10页的图片并未显示重发的迹象。同时，第15901号公证书显示的公证行为发生时，“世界工厂网”已经改版，难以反映附件1即第2461号公证书显示的公证行为发生时“世界工厂网”的实际状态。因此，董健飞提交的第15901号公证书并未实质性削弱附件1的证明力。在附件1公证书及所附网页发布时间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可以确信，而董健飞提交的第15901号公证书并未实质性削弱附件1证明力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认定附件1以公证书形式固定的互联网网站图片在本案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公开，并无不当。董健飞关于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优势证据规则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61号再审申请人董健飞与被申请人吴树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纠纷裁定书。

从法官说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官在认证的时候，就是依据证据规则来审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的，因此，这就是律师研究司法判例需要学习的内容，然后指导自己的诉讼实践，在质证的时候也要根据证据规则，向法官陈述证据证明的对象、以及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前提下所具有的证明力。

5. 杭州互联网法院能解决案源失衡吗

据了解，从目前网上法庭的试点来看，存在案源严重失衡的问题，某类案件集中涌向某个法院，造成不堪重负，比如淘宝、天猫住所地在余杭区，案件就集中涌入了余杭法院。

余杭法院和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一样，都是最高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互联网司法研究中心杭州基地，最近还审理了全国首例刷单炒信入刑案。

“我们呼吁研究设立更加符合‘互联网+’趋势的法院组织架构。”余杭法院院长罗鑫建议，单设网上法院和上诉法院，短期来看增加法院编制，但是从长远来看可以有效应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各种新挑战，使审判力量更为专业，从而也可以避免某一省份或地区突然增加了一个大型的电子商务企业而带来地方法院案件骤增的压力。

池海江也建议，基于线上线下案件的差异，可探索设立专门的网上法院，这既可以使审判力量更为集中和专业，同时也可以集中有限资源提升网上法院的软硬件设备，还可以解决案源失衡问题。

基于试点法院的实践基础和完善建议，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

6.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怎么样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是最高人民法院直属事业单位（正局级）。研究专所自成立以来，属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开展应用法学和审判理论研究，积极参与司法改革工作，认真完成各项任务，为人民法院事业和司法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册资本：20万人民币

7. 烟台大学法硕非法学通过率如何

不严。我的一个同学去年上的，复试走过场。

法学院教学机构设法理学课程组、民法课程组、经济法课程组、刑法课程组、国际法课程组、法学实训教学中心、法学教育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组、经济法学科组、理论法学学科组、刑法学科组、国际法学科组、法律诊所等机构。

法学研究所始建于1986年9月，已故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杨春洗教授任第一任所长。英美法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特聘加拿大法学家李国力教授任主任。

院所设置：

法学院科研机构设有烟台大学中欧侵权法研究院、烟台大学英美法研究中心、烟台大学应用法学研究中心、烟台大学中欧人权法研究院、烟台大学法学研究所。

山东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烟台大学亚太法律问题研究中心、山东省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烟台大学司法与行政执法研究中心、山东省法学会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烟台大学法律政策研究中心等机构。

8.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1991年研究所成立复不久即创办了《人制民法院案例选》，并以此为载体独立开展应用法学的研究，同时，还对一些重大的长期性课题开展了专项研究。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机构改革后，研究所和国家法官学院合署办公。2004年7月，为切实发挥研究所在应用法学研究和司法改革工作中的作用，院党组决定重组研究所。研究所作为独立的科研机构不再与国家法官学院合署办公，并且研究所还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司改办）的日常工作。2006年底以后，研究所不再承担司改办的工作。

9. 胡云腾的人物履历

1971.09-1979.08安徽省霍邱县吴阳乡知青
1979.09-1983.07安徽师范大学政教专业学习
1983.09-1986.07西南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07-1990.11安徽大学法律系教师
1990.12-1994.03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4.03-1994.08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
1994.08-1995.02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5.02-1999.01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副主任（其间：1998.10-1999.01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进修班学习）
1999.01-1999.08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助理
1999.08-2000.12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2000.12-2002.06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副局级）
2002.06-2004.08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2004.08-2004.1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审判员
（2003.09-2004.09挂职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2004.11-2009.04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2009.04-2009.08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2009.08-2010.1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2010.12-2014.0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
2014.04-2014.12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
2014.12-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研究室主任
2015年7月任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