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道德

Ⅰ 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军事的影响

帝国主义侵华史

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由于近代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列强彼此间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具体论述了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及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干涉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对华政策。当然，列强侵华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勾结的过程中，将中国社会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论者通过论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通过考察清代外交机构的变迁，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总是各自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似乎是成了历史的规律。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

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国侵华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国侵华的全过程；后者更注重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上，考察其侵华活动的演进。虽然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国官方档案，所论独具特色。

揭露英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集中叙述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过程。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征引了大量中外档案和书刊，对十九世纪香港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内容也包括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则是对英法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揭露沙俄对华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其第一卷叙述早期沙俄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武力并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十九世纪末至1917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该书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资料，系统考察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起于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止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70年间中日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论述。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则是系统研究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专著。

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是一部系统研究列强侵华史的著作。其第一卷于1958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断20年后于1986年出版，写到1919年。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资料，是迄今综合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

除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中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了外交史、边界问题、条约及租界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外交机构的变迁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广阔的领域。

在中美关系方面，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虽重在研究民国时期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但有一个序章，介绍早期中美关系，故实可视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吴孟雪的《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一书，对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起源和确定、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的中美法权交涉、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和复活等问题，均作了系统考察；在中俄关系方面，吕一燃的《中国西北部边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中俄西部边界的沿革、管辖和民族问题。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则对中俄东段边界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英关系方面，余绳武、刘存宽的《十九世纪的香港》，除了记述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外，对19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也都有具体的论列。刘蜀永的《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一文，在指出英国侵占香港使之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的同时，也指出：在香港产生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了洪仁玕、王韬、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中国，影响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窗口，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某种积极的作用。这些研究显然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范围。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还有国际间友好交往的一面，长期研究不够，近年来也开始有所发掘。张芝联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介绍了早期法国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学习和近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国革命传统学习的情况。赵金钰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日本大陆浪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也介绍了真诚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一书，从国际法角度，对列强在华特权、中外多边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等许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被认为多平实之论。在外交机构方面，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分为传统外交体制、洋务体制、清末外交体制改革、民国外交制度等四编，系统论述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拔、培养、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变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国外交制度发展变化的脉络。在租界史方面，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对中国各地租界开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地区等基本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绍各地及各国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

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实质问题

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是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必须正视的宏观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绳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落后挨打，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造成恶性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通。必须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他不赞成个别论者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变成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并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中，不赞成所谓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向近代中国的介入，与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军事和经济入侵，不仅是同步进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而在科学技术上，则是对中国进行帮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固然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是并没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国现代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独立自主以后，西方文明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余绳武的《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则对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清廷要求英使谒见皇帝时行跪拜礼，并限制外商在广州一口贸易，是把西方国家当“藩属”对待，恶化了中英关系，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余文以为这并无根据，跪拜礼是当时中国的宫廷礼节，适用于一切外国来华使节，限广州一口通商主要出于巩固海防的考虑，两者皆与藩属制度无关。《剑桥中国晚清史》歪曲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也掩盖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余绳武强调，《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失误说明，殖民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是西方学者研究中西关系史的障碍。

Ⅱ 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及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PDF格式

Ⅲ 起名字大全男孩姓程第三个字叫德中间叫啥顺口

程晨德 程易德 程崇德 程津德 程潇德 程彦德 程承德 程来德 程望德 程雅德 程心德 程琛德 程沐德 程骐德 程济德 程悦德 程劲德 程和德 程炜德 程小德 程鸣德 程钦德 程力德 程琪德 程丁德 程鑫德 程昭德 程洛德 程恺德 程友德 程水德 程楚德 程宗德 程汉德 程佑德 程灵德 程知德 程蔚德 程雪德 程道德 程思德 程胤德 程浚德 程修德 程人德 程绍德 程仁德 程昱德 程波德 程飞德 程传德 程亮德 程世德 程相德 程凌德 程如德 程禹德 程添德 程朋德 程延德 程泊德 程欣德 程有德 程晓德 程以德 程仕德 程虎德 程镇德 程鹤德 程亦德 程玉德 程学德 程忻德 程勋德 程德德 程久德 程裕德 程月德 程宁德 程栩德 程铭德 程焕德 程为德 程光德 程长德 程桐德 程恒德 程屹德 程孟德 程义德 程亚德 程厚德 程强德 程宜德 程运德 程秀德 程善德 程秋德 程远德 程礼德 程积德 程彤德 程懿德 程富德 程岚德 程震德 程予德 程朗德 程声德 程琳德 程森德 程孝德 程城德 程士德 程烁德 程凡德 程高德 程利德 程雄德 程峥德

Ⅳ 道在前面的词语有什么

以道开头的成语有哪些 ：
道三不着两、
道骨仙风、
道寡称孤、
道不掇遗、
道尽途殚、专
道远知骥，世伪知贤属、
道不相谋、
道学先生、
道不拾遗、
道头会尾、
道德文章、
道貌岸然、
道在屎溺、
道尽途穷、
道同契合、
道而不径、
道听涂说、
道路相望、
道殣相望、
道同义合、
道貌凛然、
道尽涂穷、
道路指目、
道路传闻、
道长论短、
道远知骥、
道微德薄、
道傍苦李
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古稽今，言远合近、
道合志同、
道西说东、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道远日暮、
道殣相属、
道高德重、
道东说西、
道边苦李、
道路侧目、
道同志合、
道听途说、
道傍之筑、
道义之交、
道高益安，势高益危、
道听耳食、
道头知尾、
道殣相枕、
道弟称兄、
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傍筑室、
道大莫容、
道在人为、
道高魔重、
道无拾遗、
道不举遗、
道存目击
道尽涂殚、
道德经·知足常足、
道高望重、
道长争短、
道路藉藉、
道旁苦李、
道路以目、
道山学海、
道貌俨然

Ⅳ 道的词语有哪些

道傍之筑 道傍筑室 道边苦李 道不掇遗 道不举遗 道不拾遗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道不同,不相为谋

Ⅵ 求《任氏族谱》辈分表

不同省份《任氏族谱》辈分表不一样：

贵州省任氏字辈：洪文济莲王，光先明景兴，启发正仕有，孟中永乐清；

贵州遵义一部分：清 炳 培 金 玉

湖南省任氏字辈：湖南湘潭县一部分：派、演、治、觉、鼎、思、仁、廷、任、学、开、体、应、先、恒、文、章、永、世、卓。湖南邵阳的一部分：祥、建、忠、凤、朝；印、国、正、学、仕；文、景、良、志、相；家、道、永、光、昌湖南岳；

云南省任氏字辈：云南省威信县：九廷相元荣，茂国兴周，家申云南文山：望国有景，家传世代

北京市任氏字辈：北京房山任家营村、村书记任廷臣，提供、祖父叫任自新，自之后的辈分为：自、弘、天、景、硕、玉、永、国、文、廷、万、振、洪、这是他家排下来的。北京房山的一部分：显。成。全。正。国。和。顺。灯。明。荣

(6)程道德扩展阅读：

当代任姓的人口已达420万，是全国第五十八位姓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35%。从明朝600年中任姓人口由31万增到420余万，增长了约13倍多，任姓人口的增长速度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基本相同。

在全国的分布如今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四省，大约占全国任姓总人口的39%。其次分布于陕西、辽宁、四川、安徽、江苏，这五省的任姓又集中了30%，河南为任姓第一大省，约占了全国任姓总人口的11%。

全国形成了以豫冀晋鲁为中心的北方任姓分布区、长江以南少任姓的布局。在近600年期间，任姓人口流动的特点是由东南部向华中、华北强劲地回迁。

任姓在人群中分布频率示意图表明：在豫鲁大部、冀京津、陕晋、辽宁大部、内蒙古东南和江西中部、宁夏大部、甘肃东部、湖北北部，任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达0.63%以上，中心地区可达到1.5%以上，上述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18.3%，居住了大约51%的任姓群体。

在河南东南、山东南部、湖北大部、皖苏北部、川渝、云南大部、贵州西部和北部、甘肃中部、内蒙古东北部、吉林大部，任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42%一0.63%之间，其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18%，居住了大约26%的任姓群体。

Ⅶ 关于祖国和信念的故事

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激励岳飞挂帅抗金。
文天祥视死如归，“留取丹心照汗青”。
戚继光抗倭，“戚家军”所向无敌。……
爱国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吴玉章维护国家尊严》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屈原爱国故事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雄黄酒: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不过, 关於这项艾习俗的起源, 民间则有一种说法.
插菖蒲, 艾草
唐朝僖宗年间, 黄巢领兵造反, 所到之处, 杀人百万, 血流成河. 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 就急急忙忙的逃难. 这一年五月, 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 兵临邓州城下, 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 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 他看见一个妇人背著包袱, 一手拉著一个年纪小的男孩, 另一只手却抱著年纪较大的男孩. 黄巢感到很奇怪, 就下马问道: 「大嫂, 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 「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 不日就要攻进邓州. 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 我们这些老老小小, 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又指著小孩问她: 「你为什麼手牵小的, 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 「怀里抱的, 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 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 万一情况危急时, 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 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 黄巢听了, 深受感动, 就对那妇人说: 「大嫂, 好快快回去, 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 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 」妇人听了, 将信将疑, 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 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 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 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 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 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 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 为了纪念这件事, 此后每到端午节, 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 艾草, 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程道德、汤蕉援夫妇的客厅里，悬挂着沈尹默和赖少其的两幅行书横批及马一浮的行书斗方和钱玄同的行书扇面，仿佛四处飘逸着淡淡的墨香。
提起当初收藏名人墨迹的动机，程先生说是纯属偶然。早在l983年春夏之交，身为北大人的他，近水楼台，先后向朱光潜、宗白华等老先生寻求墨宝。这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师们的手迹，题词本身就有很大的艺术价值，题词的内容也大多涉及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收藏者在欣赏高雅艺术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性情得到陶冶。于是一个大胆却极有可行性的想法闪现出来，并牢牢占据了程道德的心灵：将这些名人的墨迹系统地汇集起来!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精力财力都献给了名人墨迹收藏事业。
时光茬苒。回首十八载收藏之路，程、汤夫妇感慨万分。正如他们收藏的王选院士的墨迹所云：“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象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去常人所能享受到的很多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也许从决心收藏名人墨迹的那一刹那，夫妇 俩就开始背负一份执着的艰辛，也开始品尝这艰辛背后独有的喜悦。

（二）

购买一两件钟爱的收藏品，也许并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是要收藏北大这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之珍品，真需要一定的财力。为了使北大名人墨迹成系列，程先生硬是从拍卖所等处用高出原价许多倍的价钱购买了不少珍品。比如为购买京师大学堂第八任管学大臣柯邵愍的一封六页信函，他与一位北大校友在拍卖所几番举牌竞价，结果当程先生拿到这封信函时，它的身价已是起价的8倍。那位校友得知程先生的身份后，很是诧异地问道：“您只是一名教师，哪儿有那么多钱买这些墨迹?”答案不难寻得。在偌大的房间里，陪衬众多名人墨迹的，是被程、汤夫妇戏称为“扔在马路边都没人要”的家具；自九十年代初至今，程先生多次赴香港讲课，而他带回的讲课费则是从荷里活道古玩街抱回的一包包“废帛”；汤先生是华侨，海外亲友的外汇援助她几乎全部用在了墨迹收购上；留美回国的儿子本想用不多的积蓄买辆车，但为了父母的收藏事业，他用这笔钱表达了拳拳的孝心……与经济条件好过自己很多的竞争对手相比，程先生夫妇真可谓节衣缩食，“千金洒尽”，只为了“北大的东西一点都不能含糊!”
收藏名人真迹，除了必备的专业收藏鉴赏知识，还需要对作者的生平、文化、生活背景有较深的了解，因而收藏者应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与内涵。程先生至今仍对当年收藏胡适一幅早年墨迹时的情景念念不忘。这幅墨迹，因其笔迹与胡适一般笔迹不太相同，他专程请教了著名书法家、鉴藏家启功。启功鉴定后说，个人的笔迹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此乃胡适真迹。程先生回到家后，根据墨迹反映的历史时期，又翻阅了胡适的年谱，判定此作品是胡适留美回国后在老家闲居期间所作，而那有些蹩脚的印章正说明胡适回国后没有随身携带印章，只得请当地工匠临时刻制一枚。
与财力和眼力相比，毅力显得最为抽象，也最为重要。夫妇俩深知，北大的百年辉煌是由每一历史时期代表人物的努力而共同铸成，北大著名学者不但包括近现代的大师们，还应包括当代正为北大为社会做着贡献的杰出人士。为保证“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墨迹展”能以一派全面、翔实的风貌如期与观众见面，汤蕉援毅然承担起向当代著名学者“讨墨宝”的任务。万事开头难。刚刚开始征集的时候，几乎每位学者都将汤蕉媛这位“不速之客”拒之门外。他们或以为程汤夫妇有什么经济目的，或以为二人受什么人派遣，于是汤先生耐着性子，向学者们详细介绍了这二十年收集北大名人墨迹的情况，恳请他们能为北大学子留下勉励话语，将自身在治学、科研中悟出的道理告诉后人，通过墨迹这样的形式从侧面记录北大校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少学者深为他们的毅力感动，欣然提笔挥毫：历史学家田余庆、生物学家翟中和院士的作品是他们在生病住院期间写成的；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在右手瘫痪的情况下，用左手写下了行书题词；而数学家段学复院士双目近乎失明，他依旧写下了“科教兴国、人才为重”，尽管“为”字下一点因太靠近一撇而不易看见；北大前副校长、法学家罗豪才从不用毛笔题词，此次却破了例，而且为了写好，他练得满地都是报纸、宣纸……而许多学者在看到夫妇俩收藏品的照片集后更是深为感动：国学大师季羡林、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向汤蕉媛表达了“谢谢你们收集国粹”的感激之情；当初曾向汤蕉媛下过几次逐客令的著名英国语言学家李赋宁在校庆展览上亲自对她鞠了满含歉意和谢意的一躬。那一刻，汤先生真的很欣慰，几个月来东奔西波的劳累和委屈，全融化在展览的成功中。

（三）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夫妇两人廿年来收藏的信念?程先生毫不犹豫地答道：“收藏这些名人的墨迹太有意义了!”意义何在?首先，这些大师级学问家和文坛巨匠的珍罕墨宝记录着文化名人的思想、学术观点、及其生活历程，从不同角度折射出近现代文化长河的延伸、繁衍和变革。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这些珍品是一部十分生动的中国近现代文化信史。梁启超的八页讲稿，全面阐述了不应把小说列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观点，作为一派主张，至今仍有生命力。还有周炳林论述经济学院的教学计划的建议，顾颉刚论述其著作问题的信札，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的俞平伯的诗……而胡济民给科学报的信中，明确提出科教兴国应该重视文科的作用。
其次是书法艺术价值。北大的书法渊源原本就很深，而文人书法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较高书法艺术价值。如章士钊的行书七言诗条幅、俞平伯的行书诗词稿、傅斯年的草书信函等，笔墨功力精妙老到，给人一种苍古挺拔、姿容秀出的书法艺术享受。所谓文人书法，其最大的特点是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既有传统书法的功底，又体现出各自文化修养的个性。他们的书法并不是刻意去追求什么，而是出于自然，得神韵于无意之中，表现出平和、不做作、无霸气。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墨迹》的意义。只要人们细心观赏，即可从这些墨宝的字里行间，充分领略到名人的高尚人品和严谨的学风。l940年，当日寇侵华战争达到丧心病狂之际，马寅初致函赵廉澄断言：“抗战必胜，暴日必败”!寥寥数笔，中华民族之风骨，跃然纸上；字如其人，钱钟书和季羡林书写的名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王力自作词浣溪纱：“浩劫十年存浩气，长征万里趁长风，何妨发白此心红”，等等，无不闪烁着如何做人和做学问的至理名言，这些都是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好教材。
正是这三方面的原因促使他们不惜一切地去收藏20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墨迹，以宏扬祖国文化和北大精神。近来，程先生正着手将收藏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的工作，他认为宣传北大，宣传祖国文化仅仅靠办展览是不够的，还应落实到著书立作上去。目前，由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名人墨迹》一书即将问世，这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读者能从中领略到浓厚文化气息，并欣然颔首，就是给夫妇俩辛勤劳动的最好回报。

陈宗坤(1915一1982),旺苍县嘉川镇人,1933年秋天在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副军长,广州军 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宗坤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六岁时,家贫负债累累,父亲为了还债,四处辛劳奔波,结果积劳成疾,不治而死。 从此,家中的顶梁柱倒了,生活更加窘迫。母亲虽然能干,但无论如何也挑不起六口之家的重担,只好把陈宗坤送到他姐姐家。 姐夫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好在,陈宗坤已能够帮着大人做些洗衣、打柴、放牛一类的事,这才勉强站住了脚。这样过了六个年头,陈宗坤已是十多岁的少年了,个子虽然比较瘦小,但却硬朗,有力气,干起活来能顶半个大人。为了让陈宗坤能识字不受骗,姐姐千方百计让弟弟去村里私塾读书。年幼的陈宗坤也变得老成懂事,他天天早晚放牛,上午和下午读书,中午做农活。苦熬了三年,因姐姐家生活压力更重,他只好被迫弃学。 1932年12月中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来到川北, 赶跑了军阀田颂尧的军队,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6月,陈宗坤的家乡解放了,穷苦老百姓有了出头的日子。在红军工作队的帮助下,建立了县、区、乡、村的苏维埃政权。同时, 农会、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等组织也很快就建立起来了。陈宗坤参加了童子团,并当上了小队长,开始了革命生涯。
1933年秋天,红军在根据地大量扩军,陈宗坤怀着对红军的热爱和保卫土地革命的信念,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他坚定地踏上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征途。1935年4 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陈宗坤所在的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经过短短十多天的整训和准备,就随大部队一起渡过嘉陵江,开始了漫漫的长途行军。长征途中,陈宗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有非凡毅力的人,是不怕任何困难的,陈宗坤是这种人。他从小身体素质差,再加上队伍日夜兼程,既要过天险要道,又要忍饥挨饿跟敌人作战,在快过完草地时,他染上了伤寒病。开头两天,发烧头痛,四股无力,他还强忍着,到第三天却不行了,没走几步就晕倒在路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陈宗坤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说:"他没死,抬他走一段吧!"陈宗坤难受极了。在那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怎么好拖累别人呢?他硬是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又挺了几天,也没吃药,病却奇迹般地 好了。后来,他竟然又两次顺利走过草地。经过长征的考验,经过生与死的炼狱,陈宗坤迅速地成长起来了。长征刚结束,他当上了班长。不久,又升任排长。抗日战争时期,在那震撼中外的平型关战斗中,他带领全排战士,与日本鬼子撕杀了一天一夜。 到后来,子弹打完了,枪托打断了,刺刀也拼弯了,许多战士用鲜血和尸体填平了通向顺利的道路。在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博斗中,他侥幸地被弹片轻轻地擦掉了腿子上的一小块皮O由于他作 战英勇顽强,战斗胜利后,他被升任连长,继之,调任晋察冀军 区第三军分区第二十团团长,冀察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陈宗坤任冀察军区第十九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2月,调任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师长。这个师是新组建的,用当时的话来说,"握成拳头就要打人",该师刚组建,上级就命令他们夺取察北重镇一一多伦县城。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 攻坚战。多伦县城位于长城外广阔的草原上,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敌人为控制方圆数百里草原,分 割我东北、冀察晋两大解放区,在这里驻有重兵把守。陈宗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立即派人侦察敌情,组织各团进行紧急动员,广泛发动民兵、群众参战支前,加紧思想、战术和物资的准备工作,亲自组织部队攻城。经过激战,全歼守敌,解放了县城。后来,他又指挥这个师接连打了十多次大胜仗,先后攻克了延庆、平安堡、崇礼等县 城,攻克了孤台寺、郑各庄、陈各庄、赵川堡等重镇据点,还在 平古路和平绥路上打了不少阻击战。到年底,他带领这个师,前 后共作战46次,毙伤、俘敌8394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连 续的浴血征战,使这个新编的独立师不断成长壮大,并形成了吃 苦耐劳、连续作战、英勇顽强、能攻善守的战斗作风,战斗力越 来越强。就在这年年底,陈宗坤带领部队在冀热察地区进行最后 的土林阻击战后,独立师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六军一五九 师,陈宗坤任师长,随即就随主力兵团参加了平津战役和南下解 放全国的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宗坤曾先后担任湖南省军区长沙军分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军政干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文化速成中学校长,第四十一军副军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州军区副参议长,广州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身居重要领导岗位上,不搞特殊,不谋私利,依旧象战争年代那样,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尽职尽责,勤勤恳恳,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宗坤坚决拥护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虽然退居二线, 但他始终不忘记自己是一名老战士、老党员,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军队建设。1982年在广州逝世。。

Ⅷ 找一篇论文、近代中外关系，2000字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出命题，并提供相应的适宜环境，而人们的研究结果也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在一定程度卜影响着什会的认识，对人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因此，与共和国的发展史划分大致同步，新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显然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78年为界，分为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以下，本文将简要叙述50年来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并着重评述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研究进展。由于本学科覆盖领域极为广泛，仅以其中比较重要的双边史而言，中美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俄（中苏）关系史等都已发展成独立的子学科，以作者个人的学识，实在不敢说能对所有的研究成果一览无余。如果本文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学科研究的概貌，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点基础信息，愿已足矣。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1)，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鸡等人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1)。《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抓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和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主线，论述了鸦片战争后80多年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帝国主义侵华史》对1840―1895年间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近年面世的中外关系史通史专著中，我们仍能看到这一著作的影响。
在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活动的研究中，50年代着力最多的当是美国侵华史，这多半因为美国是当时与中国最为敌对的国家。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和卿汝揖的二卷本《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1956年版）。这两种著作主要从政治史角度着眼，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则从经济史角度揭露了美国的侵华活动。
基于同样的背景，50年代的中苏关系研究则以宣传中苏友好为主旨，出版了曹锡玲的《中苏外交史》（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和彭明的《中苏友谊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等专著。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史的研究便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共4卷，至1978年出版两卷，人民出版社1976、1978年版），详细地叙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此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让1975年版）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等。
但对产长期扮演列强领头角色的英国以及侵华最烈的日本，却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它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鲍正鹄《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贾逸君《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陈联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海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专著。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则更为薄弱。
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相呼应的是中国反侵略斗争史。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主要有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周明绮《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这―时期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突破了1949年前外交史研究的旧框框，建立了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外关系的若干重大事件，勾画出了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搭建了学科的基本框架，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在当时中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外关系发展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基本上被侵略和反侵略模式所涵盖。除此以外的许多方面，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且，即便是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如《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出版后，便有人指责该书犯了方向性错误，声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而不是“挨打受气史”。于是，研究组被撤销。以致直到20多年后，该书第2卷才得以与读者见面。
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视野。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除前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沙俄侵华史》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1、1990年版）陆续出版外，一批以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著作也纷纷面世。根据狭义上的近代史划分，叙述清末到1919年间（个别的到1911年或1949年）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有：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顾明义《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唐培吉主编《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
相对来说，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其综合性专著的出版普遍晚于研究清末的专著，大抵都在90年代。其中，比校有影响的有：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以及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
由于研究者所掌握外语语种及个人精力的限制，更大量的研究，也可以说更为深入的研究是按国别而分类进行的。在双边关系史研究中，已经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通史性著作有：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张振？、沈予等《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l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向青、石志矢、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清《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持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等。在双边关系史研究中，更多的是若干高水平的阶段性或专题件著作，本文将在以下的专题综述中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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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芜湖市道德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02月24日，主要经营范围为财税咨询、顾专问，代理记账（属凭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经营），代办纳税申报，销售会计用品等。
法定代表人：程道德
成立时间：2003-02-24
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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