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然法学解释

1. 古典自然法学派与新自然法学派的区别

古典法学派是指17—19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所产生的一种世俗的自然法学，它是批判中世纪神学的自然法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和尖锐武器。他们的代表人及其著作有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一时期的自然法学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1、以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人的理性作为
法律
的基础和衡量的主要标准；2，强调个人的权利，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3，对自然法内容作了详细的论述；4，把自然法思想与社会契约结合起来等等；
但是19世界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法学家又开始重视和研究自然法观念，自然法理论在冷遇了半个世界后又复活了，即为新自然法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及其著作有法国人雅克·马里坦的《人和国家》、英国人约翰·菲尼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美国人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这个时期的新自然法学有以下几个特点：1，对“自然法”概念作了新的诠释，不再把它理解为与实在法并行的一种法律，而是更多理解为隐蔽在背后能对成文法实施起指导作用的法；2，改变以前认为的自然法是不可变，现在强调自然法的可变性和相对性；3，吸收和借鉴其他法学流派的观点和方法。

2. 古典自然法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历史意义

古典自然法学派 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代表人物：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杰弗逊……
主要观点：一 社会契约论。二 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安全、反抗压迫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三 权力制衡和分权制度。

在历史作用上，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一般是为奴隶制和封建制辩护的，而古典自然法学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是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或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理论基础;它促进了法律的统一;提高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提出了诸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主义等新的法律原则；推动了宪法、国际法等新的法律部门的形成以及象《法国民法典》这样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法典的出现；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促使法学摆脱神学的桎梏，为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观点

古典自然法学和当时同样盛行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是密切相联的；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这两种理论。他们一般都认为，人类在组成国家以前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受体现人的理性的自然法的支配，以后根据理性要求，订立契约，成立国家。对于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如何生活，为什么要订立契约，契约的当事人是谁，契约内容如何，在成立国家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他们又众说纷纭；特别是在政治上，他们虽然都以自然法学说为依据，却各自得出了十分不同的结论。有的倾向君主专制（霍布斯），有的倾向君主立宪（洛克、孟德斯鸠），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国(卢梭、杰弗逊和潘恩)；有的倾向温和的改良（孟德斯鸠），有的主张以武力推翻暴政(卢梭)。同时，从他们对个人和国家或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的不同解释中，也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应服从自然法，国家不得侵犯自然法赋予个人的权利；另一种倾向则认为国家权力至上，实在法与自然法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中，前一种倾向被通称为自由主义学说或个人主义学说；后一种倾向被通称为国家主义学说或绝对主义学说。

4. 自然法学的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是指以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为正义的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是在人类制订的协议、国家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们的协议产生的规则本身的法学学派。 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实质的法价值存在着，这个法价值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且作为检定此实定法是否有正当性的标准。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味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 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法学研究中表现为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以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传统法律理念，重塑时代法律神圣性的历程中，功勋卓著。但自然法的方法论如天空之流云，绮丽却飘渺，它宣言法的未来，但无力构筑通达未来现实的路径。更令人忧虑的是，自然法的自大与泛滥还有可能使法学笼罩于空泛与虚幻之中而难以成长与成熟。 在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强调自然法为特征的一个法学派别。一称自然法学派。所以称“古典”自然法学派，是为了与其它时代(古代、中世纪或20世纪)的自然法学说相区别，并表示自然法学说在17、18世纪最为盛行。
又称复兴自然法学派。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对该派含义有不同理解。广义泛指19世纪末以后出现的自然法（见古典自然法学派）或类似自然法的学说。从这一意义上讲，自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所有自然法或类似自然法的学说，从天主教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非神学的、世俗的自然法学说，都称为新自然法学派。狭义指自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非神学的自然法学说。
自19世纪初开始,自然法思想长期处于衰落状态,实证主义法学占有压倒优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新的自然法学说。如法国法学家J.夏蒙(1859～1922)等人提倡复兴自然法，要求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理性和正义的制度下相互结合。又如德国法学家、新康德主义法学派创始人R.施塔姆勒提出了内容可变的自然法的学说。有的法学著作甚至将L.狄骥的社会连带关系学说也解释为自然法理论的一种体现。这些新自然法学说与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说显然不同。古典自然法学派主张反抗暴政，认为自然法永恒不变；而新自然法学派主张阶级调和，自然法内容可变，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否认正义之类价值准则的实证主义法学相形失色，强调实在法应从属正义之类价值准则的自然法学说则进一步兴起。主要代表人有美国法学家L.L.富勒等。富勒的学说主要论证程序自然法：将法律不溯既往等民主原则称为法的内在道德；强调实在法与价值准则、法与道德是不可分的。
60年代至70年代初，美国国内政治动荡，各种群众运动兴起，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美国当代学者提出了新的自然法学说，主要有J.B.罗尔斯和R.M.德沃金。

5. 古典自然法学的产生发展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

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

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罗马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后期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腊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来自于智者学派对“自然”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远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认为，人人皆为圆颅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造成这样的后果。因此，现存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及其法律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的：“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70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要求人类制定的法律服从神的法则。还有些智者相对比较消极，认为人不应被法律引向歧途，只应顺应自己的本性冲动（自然）而行动，也就是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动。可见，智者的这些批判现存法律制度，要求服从超越于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则的思想，是后世自然法的宝贵渊源。

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确信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标准支配着实在法，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作，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法，高于内容变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

晚期希腊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国别或种族的人所具有的神圣理性是一样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个别立法者所制定或编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条例和习俗应遵循的准则。斯多葛派学者大多倾向于疏离于现存政治，追求顺应自然，依理性和道德，过禁欲主义的生活。

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后期人物与罗马法学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传入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法观念的形成，并导致罗马道德哲学的兴起。西塞罗是古罗马自然法思想的前期代表人物，他是政治家、法律改革家，对自然法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自然法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变哲学的自然法为法学的自然法，将法哲学世界观，发展为法学世界观”[③]。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是不可废除的、永恒不变的，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力图变更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种恶，试图废止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也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废除它的做法是不可能的……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尊守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它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法官。”[④] 在西塞罗看来，最愚蠢的想法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或习惯中的内容都是正义的，完全非正义的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性质。因此，自然法高于一切国家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律，是衡量一切人定法（市民法、万民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

塞涅卡是罗马后期的自然法学代表者，他对与政治制度有关的问题不感兴趣，这是与西塞罗不同的。在自然法中，塞涅卡看到的不是对政治改革和法律创制有用的标准，而是一套道德律令，要用道德的、宗教的关系而非政治的法律的关系来协调社会。在塞涅卡看来，国家至多是一种必要的祸害，本身并不为善，人类应该寻求的是自然赋予的高尚道德和应有的勇气，并借助它安静地忍受命运给予的一切。在这里，塞涅卡的自然法成了一种解脱哲学和拯救哲学，并汇入到当时宗教运动的洪流中去，促成了基督教思想的兴起和传播。而基督教，几乎成了中世纪一切思想的基础。

二、中世纪自然法

中世纪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他融合了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神学法律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神学自然法学说，认为自然法是有理性的人对上帝永恒法（神的理性的表现）的理解和参与，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

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基础是奥古斯丁从原始基督教义发展而来的教会哲学。奥古斯丁区分了两种价值共同体，即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前者追求神圣价值，后者追求世俗价值，后者是人性败坏的产物。他认为，教会是上帝指派拯救人类的工具，国家和法律是为了对付人类堕落、依神意而产生的惩治罪犯和救济罪犯的手段，因此国家必须服从教会，世俗法律必须服从上帝的永恒法。显然，奥古斯丁用永恒法取代了自然法，用上帝取代了斯多葛学派的“理性”。

托马斯·阿奎那融合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法律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经典的神学自然法学。阿奎那将法律按属于神还是人，是理性还是具体文字表现分成如下表所示的四类：

阿奎那的法律四分法

上帝（神）
人类

理性
永恒法
自然法

文字表现
神法（圣经）
人法（实在法）

资料来源：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页至108页

在阿奎那看来，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是统治宇宙的最高法，一切法的源泉，文字表现出来就是《圣经》，在地位上高于人间法；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对上帝永恒法的理解，是“理性动物对永恒法的参与”，表现出来就是国家机关（君主）制定的成文法律。因此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实在法）必须服从自然法，并最终服从永恒法。自然法通过对人的理性的肯定，也肯定了人的独立存在地位，肯定了人趋利避害的生存要求。阿奎那还第一次宣布，自然法的内容可以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引发了相对自然法的萌芽，这是对以往自然法学思想的一种突破。

三、古典自然法学

17、18世纪流行的古典自然法学，是对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决裂，意味着中世纪神学（神权）世界观的终结和近代法学（法权）世界观的诞生。古典自然法学家即启蒙思想家们不再以神性作为自然法的基础，而认为自然法是适用于自然状态[⑤]的、可以从人的理性中推导出法律原则，在效力上这些原则高于实在法。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主要包括荷兰的格劳秀斯（Grotius，1583—1645），英国的霍布斯（Hobbes，1588—1679）和洛克（Locke，1632—1704），德国的普芬道夫（Pufendorf ，1632—1694）以及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Rousseau，1712—1778）等。虽然他们对于自然法的论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就普遍的观点而言，认为自然法是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社会形成之前的自然状态中通行的法则。人类能够运用理性引伸出来这些符合人的根本利益的原则，其核心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自然法的适用上，启蒙思想家是最为坚定的改革家，要求任何不符合自然法的实在法都要无情地加以废除和改革。17、18世纪的革命和法律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然法理论推动的。

古典自然法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至英国清教革命前） 这一阶段是欧洲从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主义中求解放的时期，重要标志是新教的兴起、政治开明专制主义和经济重商主义的出现。格劳修斯、霍布斯、斯宾诺莎（Spinoza，1632年—1677年）、普芬道夫的理论，都属于这一阶段的自然法学。他们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然法得以实施的最终保障应从统治者的智慧和自律中去寻找。如普芬道夫，同霍布斯一样，他认为人受自爱和自私的强烈推动，在人性中天生有某种程度的恶意和侵略性；同时，又与格劳修斯一致，相信人身上也有寻求与别人联合并在社会中过一种安静、友善生活的倾向。从人性的二重性出发，普芬道夫认为，自然法就具有两个基本原则：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不去扰乱社会秩序。两个原则结合在一起，就是“每个人都应当积极地维护自己以使人类社会不受纷扰”[⑥]。普芬道夫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而不只是一种道德指南，主权者必须服从。只有上帝才是“自然法的复仇者”，但当君主成了国家的真正敌人并使国家面临实际危险时，个人和人民有权为了保卫自己和国家的安全而反抗君主。

第二阶段（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清教革命至18世纪初） 这一阶段的经济、政治和哲学都以自由主义为标志，洛克和孟德斯鸠是这一时期自然法学的代表。洛克认为，在人类法律产生以前的自然状态中，适用的是自然法，“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⑦] 自然法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应当归还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履行诺言，赔偿因过错造成的损害，惩罚应予惩罚的人。但是，按照洛克的说法，在自然状态下，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没有公正的裁判者、缺少执行判决的权力，因此人类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创立社会，建立国家权力机构，颁布明确的法律，以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显然，国家颁布的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为根据时才是公正的，它们的规定和解释必须以自然法为根据”[⑧]。而且，他们赞成一种权力分立的方法来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并反对政府对这些权利的不正当侵犯。这一阶段的自然法思想，后来在美国思想界占据了优势。

第三阶段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是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坚决信奉阶段，最杰出的代表显然是卢梭。在卢梭看来，自然法完全出自人的理性，是普遍正义和人民的公意，所有的法律必须由公意指导下的主权者（立法者）制定，也由人民来加以修改，“人民永远可以做主改变自己的法律”[⑨]。卢梭坚信存在着个人的“自然权利”，根据这一点人们把他划入古典自然法代表。但是卢梭崇尚至高无上的集体“公意”，又不主张采取预防主权者滥用权力的措施，容易被人恶意滥用而导向专制。这种思想，使他区别于洛克等人。这一阶段的自然法理论主要流行于法国，并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尽管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在自然法的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占上风的意见是，由人类理性建构出来的自然法，具有不证自明的、一贯和必然的，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改变的特性，是实在法的基础，是衡量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这一思想，在那个时代特别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正如登特列夫所作的评论：“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不会有美国或法国的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恐怕也无理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⑩] 由自然法引伸出来的许多主张，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识，如：（1）个人主义 即以个人为中心，崇尚个人优先于集体、个人是集体和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理念。（2）人权 即个人具有一些生而有之、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等等。（3）法治主义 指的是合法的政府和权力，源自法律，未经人民许可，不得行使强制权力，政府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观念，由此产生民主制度、立宪制度和三权分立等思想和制度建设。

四、自然法的衰落与复兴

19世纪是古典自然法学衰落的时代，衰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以颠覆性、革命性面目出现的古典自然法，已完成了清除人类的迷信和偏见、推翻旧的不合理的制度的历史使命，它所提倡的许多主张已成为现实的制度，因而一度失去了大多数动力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古典自然法学在逻辑上存在一些含糊的、不宜证明的难题，如自然法确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怎样证明自然权利的存在？分析实证主义和历史学派在这些问题上向自然法理论发难，摧毁了它的先验的哲学基础，削弱了自然法理论的影响。

但正如前所述，自然法是对不正义法的反抗，只要人心中还存在对现实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满，要求改革和进步，自然法就不会死去。或者，如梅因所说，“时代越黑暗，则诉诸自然法和自然状态便越加频繁”[11]。19世纪末20世纪的初期，关于自然法的学说开始复兴，被称为“新自然法学”[12]，二战后因学术界对二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的反思而得到进一步增强，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因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影响而达到高潮。因此，大致上可以将自然法的复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二战

经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历史法学等流派打击而衰落的自然法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其标志是新托马斯主义法学[13]的出现和1910年法国法学家夏蒙（J．Charmont，1859—1922）发表的论文《自然法的复兴》。

自然法在这一时期的复兴，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时代改革的需要 在古典自然法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成为正统已经一个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方面已暴露出弊端，需要进行改革。而分析实证主义强调对现有法律制度的进行逻辑分析，不作价值判断，不能为改革法律制度提供足够的指导，它所标榜的确定性和科学性令渴望改革的人们感到不满足，并怀疑它的权力崇拜欲。

（2）法官的需要 法官在审判时，并不单纯是运用纯粹逻辑推理将规则或判例适用于特定案件或情况，而是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以高于实在法的原则为指导，对现成法条作灵活解释或用道德原则和抽象理性来补充。因此，法官需要自然法来辅助实际法律的不足，给予法院判决的自由权。

（3）法学学科的需要 自然法虽然在逻辑上有些困难，但是它对于法和道德的关系、法的价值、法的正义性等法学基础问题的讨论，能引导人们对法律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并得到深刻的认识。没有这一部分内容，法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完整的。

这一阶段的新自然法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惹尼（Geny，1861—1944）、夏蒙，意大利的韦基奥（Vechio，1878—1970），德国的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等人。这时候的新自然法学，力量上和影响力上都不够，法学中的主导学说仍是分析实证主义和社会学法学。

2、第二阶段 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横行，德国纳粹在立法中，严重践踏西方传统的人权观念和权力制约的要求。法西斯的暴行与实证主义法学之间的联系，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强调法律应该具有绝对的价值准则、正义高于实在法的自然法学观点，重新引起多数人的关注，这促进了新自然法学的发展。

在反思过程中，有两件事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纽伦堡审判 对德国战犯在纽伦堡进行的审判过程中，提出了军事领导人在执行政治领导人的命令去杀人时，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审判结果表明，法官们认为在面对着明显的谋杀和野蛮的犯罪时，执行命令的那些军事领导人，必须服从更高的道德义务，上级命令不得作为免除被告责任的理由。这次审判被公认为是自然法理论的胜利，实证主义法学的失败。

（2）拉德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的转向 有时候，某个人的行动能对历史发展起相当大的作用，拉德勃鲁赫正是这样的人。二战后，他从实证主义法学（新康德主义）转向自然法，震动了西方法学界，并引起广泛的争论，大大促进了新自然法学的发展。在二战前，拉德勃鲁赫坚信“实然”和“应然”的区分和价值的相对论，认为宁可要不公正的秩序，也不容忍混乱。战后，他指责实证主义鼓励德国法学家站到了纳粹暴行的一边，承认在实在法之上有神法或超实在法（即自然法）的存在，两者发生冲突达到不可容忍时，实在法就完全失去了法的本性和效力，这时人应该服从正义的自然法。

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除了德国的拉德勃鲁赫外，还有法国的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比利时的达班（Jean Dabin，1889—？），以及美国的富勒（Lon Fuller，1902—1978）。其中马里旦、达班持有的都是神学主义的新自然法学，神学主义的新自然法学在这一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反映了二战后人们在法西斯法律制度下所受的心灵创伤和对世俗实证主义法学的失望，以及对超越和制约现实法律制度的神学法学的向往。

3、第三阶段 20世纪60年代以后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时代，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风起云涌，并得到其他少数民族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支持。1968年法国学生的示威活动和知识分子的抗议，美国60年代末开始的学生反越战行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这些运动使人对西方法律制度所据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念产生怀疑，激起学者们重新思考和探讨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这一切，促进了新自然法学进入高潮，运动中心也从西欧大陆转移到美国。

这一阶段的新自然法学家，以美国学者为主，他们以富勒为领袖，以罗尔斯（John Rawls,1921— ）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 )[14]为骨干。英国的菲尼斯（John Finnis），也是这一阶段重要的新自然法学家。

五、新自然法学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改造

在坚持存在着某些基本原则高于实在法这一点上，新自然法学继承了古典自然法学，但也与古典自然法学存在以下的不同。

1、不再寻求先验和永恒的绝对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自信理性能为自然法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先验价值基础，从某些绝对原则出发可以演绎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自然法学不再相信绝对的先验价值基础，认为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的内容可变。显然，新自然法学的价值多元化和相对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然法学已不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是用以判断个人伦理或实在法的原则时的一种方法。

2、不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古典自然法学是启蒙思想家反对黑暗的专制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的有力武器，具有重估和颠覆一切现有法律制度的愿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学不具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只是探寻现已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价值基础，以及改良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原则。

3、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 新自然法学与社会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之间，不再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而出现了向另一方靠近、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学说的修正形式的现象。实际上，新自然法学吸收了社会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许多成果和观点，因而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如马里旦持有的新自然法学被称为社会自然法学，达班的理论被称为分析自然法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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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页，。

[②] 转引自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③] 转引自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④] 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⑤]对自然状态的看法，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显然是不一致的。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看得很坏，认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有好有坏，人与人是平等自由的，虽然有自然法但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权力来维护秩序；卢梭则将自然状态看得比较好，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是人堕落的开始。

[⑥] 转引自前引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第44页

[⑦] [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页

[⑧] 同上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0页

[⑨]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

[⑩] 转引自前引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第48页。

[11] 前引梅因著：《古代法》第53页

[12] “新自然法”学分为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和世俗的（非神学的）两大类，前者在二战刚结束一段时期占了主导地位，后者在60年代以后成为新自然法学中的主流。

[13] 托马斯指托马斯·阿奎那，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是指阿奎那神学基础上的自然法理论的复兴。

[14] 对于德沃金是否该归属于新自然法学派，理论界意见不一，德沃金本人也表示否认。这里将他归为新自然法学派，是按照本文对自然法的定义和遵从我国多数学者的分类习惯。

注：原文为《西方法学流派撮要》中的一章。曾有朋友向我提过西方怎么会产生自然法学思想这样的问题，因此我贴出该章节的一部分内容，虽然写得比较浅薄，但可稍稍回答这个问题，并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6. 霍布斯与古典自然法学讲述了什么

托马斯·霍布斯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1588年4月5日，霍布斯生于马尔梅斯伯里一个教区牧师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愚鲁无知的人，只会在教堂里宣读祷词。因受人挑动在教堂门口跟邻教区的一个牧师争闹，丢了差事，被迫出走。从这以后，霍布斯就由伯父抚养。他熟读古典著作，14岁时就把幼利披底的《米底亚》翻译成拉丁文抑物格诗。15岁时入牛津大学学习经院派逻辑和亚里士多德哲学。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1610年他做了卡文迪什伯爵的家庭教师，并随主人在法国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旅行。伯爵死后，霍布斯又当了他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并随同他到意大利游历。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英国剧作家和诗人本·琼生、哲学家培根和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等，并担任过培根的秘书。

1628年，英国国会起草“权利请愿书”时，霍布斯发表了一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斯(公元前460~前400年)的英译本，借此抨击民主政体，主张君主制。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霍布斯逃奔法国，在那里住了11年，长期从事写作。

1642年，霍布斯写成了《公民论》。在巴黎期间，他结识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结交了大批英国王党流亡者。在1646～1648年这段时间内，他曾担任当时在法国接难的未来的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王朝威尔斯亲王的数学教师。1651年霍布斯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利维坦》。这本书因反对“君权神授”和攻击旧教教会而遭到王党流亡者和教权派的猛烈攻击。于是他被迫返回克伦威尔执政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虽然他曾做过查理二世的数学教师，但终因他的学说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因而遭到迫害，他的著作也禁止在英国发行。

1675年他离开伦敦，移居外省。他的晚年郁郁不得志，除了一部用拉丁韵文写的自传和翻译了荷马的作品以外，没有再写什么著作。

霍布斯在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以《利维坦》和《论公民》最为重要。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霍布斯的哲学、政治法律思想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内战、共和国、克伦威尔军事独裁、斯徒亚特王朝复辟的起伏，而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告终。

在革命中，资产阶级一方面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进行反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人民，极力压制人民的革命。他们和新贵族结成联盟，同封建势力达成妥协，在取得政权后又血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资产阶级这种既要反封建又要反人民的两面性在英国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霍布斯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思想家，他的主要政治和学术活动是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他的政治法律和哲学思想也表现出这种两面性。

《利维坦》一书的全称是《利维坦或教会的和世俗的国家的内容、形式和权力》。《利维坦》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名著，也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史上的重要文献。霍布斯在书中继承了培根的唯物论经验论思想，论述了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的基本原则，批判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和宗教神学的唯心论。

霍布斯认为，客观世界就是物体的总和，物体是不依赖于主体、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但是他把物质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否认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因此，他的唯物论是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最后转向了唯心主义。

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就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在《利维坦》中阐述了自然法和国家的起源，提出了社会契约说和君主专制的学说。

与其他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一样，霍布斯认为人类先处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他与其他人不同，认为人具有损人利己的本性。人人都想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是又想得到支配旁人的权力，希望统治别人而又害怕别人侵害自己。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获得最大的享受，就会不顾一切，不惜采取各种罪恶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就发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对人像狼一样”，使人生变得“险恶、残酷而短促”。

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正义或不义，有的只是战争。显然，他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完全歪曲了人类社会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历史事实。

在这种人人彼此为敌、互相冲突的自然状态下，霍布斯认为，为了使社会能够存在下去，使人类不致在互相残杀中被消灭，“必领寻找和平和遵守和平”。于是，人们就来相互订立契约，把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给一个统治者去支配和管理，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公共的权力，实行公正的裁决，避免无穷的争斗。这样就结束了自然状态，产生了国家。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史上流行的“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是这种理论的最早宣扬者之一。尽管这种理论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这种缔法契约的行为完全是主观臆造的亏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与其他人不同，他认为，统治者并不是订立契约的一方面是“第三者”，对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不存在违反契约的问题。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转让的和不可分割的。他掌握对内对外一切权力，甚至有权控制人民的思想。

因此，人民无权以违反契约为理由来推翻统治者，并且人民既然自愿把权力交给他，就不能违背诺言而收回，而必须受契约的约束。霍布斯把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比喻为“利维坦”。

霍布斯主张君主制。他认为，在所有政体中，君主制度最优越。他主张，国家最高权力的主权者，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个议会，其权力是无限的。他反对国王和议会的分权，认为英国内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权力由国王和国会分掌的缘故。他认为法律是统治者制定的对臣民的命令，统治者本人不受法律的限制，而臣民的自由必须以国家所不过问者为限。

霍布斯也承认主权者可能专制，但又荒谬地认为哪怕最坏的专制政治总强似无政府状态。可见，霍布斯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鼓吹者，他的这种理论受到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卢梭，洛克等人的反对。

当然，霍布斯的这种论点是以自然法、自然权利为依据，而这些毕竟是和“君权神授说”相对立的，他虽然拥护君主专制权力，却又坚决反对教皇权力。他在《利维坦》的最后一章中，以“黑暗的王国”为题猛烈地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因而遭到保皇党人和教会的迫害，他的一些文章被迫焚毁。同时，他主张发展手工业、农业、航海业和商业，提倡货币经济，实行经济立法等等，这些都是符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的。

因此，他宣扬的绝对君权的目的，毋宁是要适应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王权，一方面压制旧的封建贵族，一方面“镇压这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这种双重需要。

总之，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反映出他的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两面性，表现了他本身作为一个与王室有联系的新贵族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并且与他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也是相矛盾的。正如恩格斯指出：“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

7. 古代自然法和近代自然法思想的不同

近代自然法,又称为古典自然法.中世纪后期,随着促使欧洲封建社会解体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法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革命的理论武器.“近代自然法的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是理性主义的,它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尤其是亚里斯多德和阿奎那自然法学说中的理性主义因素,并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逐步发展起来的”
古典自然法学说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但十九世纪以来,由于资产阶级从自由走向垄断,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法律领域本身,自然法学都不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遭受了来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历史法学的抨击,面临着“从思考方式上被根本否定”的险境.因而,曾盛极一时的近代自然法陷入衰微.

8.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古典自然法学派

在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强调自然法为特征的一个法学派别。一称自然法学派。所以称“古典”自然法学派，是为了与其他时代(古代、中世纪或20世纪)的自然法学说相区别,并表示自然法学说在17、18世纪最为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H.格劳秀斯和Bde斯宾诺莎（1632～1677），英国的T.霍布斯和J.洛克，意大利的C.B.贝卡里亚，德国的Svon普芬多夫和C.von沃尔夫（1679～1754），法国的孟德斯鸠和J.-J.卢梭。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许多政治活动家，例如T.杰弗逊(1743～1826）、P.潘恩(1737～1809)、孔多塞(1743～1794)和M.-F.-M.-Ide罗伯斯庇尔等人，他们也都信仰古典自然法学。

9.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介绍

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指以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大革命为背景，以启蒙思潮为思想基础，以启蒙思想家为学说骨干，重在强调法的应然价值，主张社会变革，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的近代西方主导法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