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阳法治
❶ 漆多俊编的经济法学好还是杨紫煊 编的经济法好
漆多俊: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是2005年《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收录的著名法学家之一。湖南祁阳人。武汉大学、中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经济法研究会会长、湖南省法学会副会长
漆多俊经济法学它系统论述了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和各主要法律制度,展示了经济法的完整体系;按照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同步演变的规律和逻辑思路,清晰地揭示国家经济调节机制和职能产生的必然性,揭示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产生的社会根源、本质和体系;在论述经济法一般规律基础上,分析了各主要国家经济法的特殊性,重点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所遵循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色;在论述经济法基本原理后,按照经济法的体系构成,分别论述了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调控法的原理和基本法律制度。《经济法学》在阐明经济法理论观点的同时,对国内外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各种主要观点作了客观介绍和评说,并特别注意总结我国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中的新情况和新经验,介绍了新的立法。
杨紫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会员,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届特邀咨询员, 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七届专家顾问团顾问,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顾问。
杨紫煊经济法学共分为经济法总论、市场监管法和宏观调控法三编,从三个方面分为28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
自出版以来,我国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又取得了不少新成就,经济法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为了及时反映经济法制建设新成果、新经验和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新水平
❷ 李龙的生平
李龙,1937年1月生,湖南祁阳人,法学家。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主攻法理学,同时潜心研究宪法基础理论,尤其是对法治、人权、法的一般原理、法学范畴等基本理论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7年曾作为中国法学会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在阿根廷召开的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99年作为中方主题发言人出席中美法学家联席会议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2001年主持海峡两岸法学研究会议,并作为大陆法学代表团负责人率团赴台湾出席研讨会。先后任湖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律师进修学院名誉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理事、国家教委第一届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学组主要成员等职。独著的《宪法基础理论》和任副主编的《法理学》和先后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主编的《良法论》获司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作为执行总主编的《人权理论与实践》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主持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未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❸ 刘备真的是汉朝后代吗原因
刘备是汉朝亲王的后代。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
刘备少年与公孙瓒拜卢植为师求学,而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与关羽、张飞先后救援过北海孔融、徐州陶谦等。陶谦病亡后将徐州让与刘备。
刘备早期颠沛流离,投靠过多个诸侯,后于赤壁之战与孙权联盟击败曹操,趁势夺取荆州,而后进取益州,建立蜀汉政权。陈寿评刘备机权干略不及曹操,但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成帝业。刘备自己也曾说过,自己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史称蜀或蜀汉,占有今四川、云南大部、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一部分。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终年63岁,谥号昭烈皇帝,庙号烈祖 ,葬惠陵。后世有众多文艺作品以其为主角,在成都武侯祠有昭烈庙为纪念。
蜀科是蜀汉的法律,刘备初入川时,百废待兴,乃命当时对典制、旧法熟悉者许慈、胡潜、孟光、来敏典掌旧文、草创制度。在平定益州之后,便着手制定典律,据《三国志》记载,参与蜀科的制定一共有五人,分别是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 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丢失,但是据《诸葛亮传》记载,蜀汉虽然执法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
刘备对刘表、刘璋的大赦制度作了批判,而诸葛亮也指出了刘璋治理益州弊政的原因。他认为,刘璋实施的所谓德政,是以小恩小惠拉拢人,哟美好高位尊宠臣下,僭越法度,积重难返,而树立法律的威严,法律施行则会感恩,并以爵位管辖百姓,爵位增加则知道荣耀,荣誉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进退有度,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不但包含了法家认为法治优於德治的观念,也体现了法家理论建立的基础——性恶论。
刘备诸葛亮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而蜀汉后期,执政者费祎 多次施行大赦,大司农孟光引诸葛亮、刘备故事对费祎进行了强烈的斥责。
❹ 历史上邓姓的名人快快快!
邓九公--商纣时大将,后从武王伐纣,战死。
邓析--春秋末思想家。郑国人。反对礼治,主张法治。自己拟定了一些刑律科条,刻于竹简,名为“竹刑”。
邓通—汉武帝时宠臣。
邓艾—三国魏大将,263年奉司马昭之命灭蜀,后被钟会陷害,死于军中。
邓牧--宋元之际思想家。浙江钱塘人。宋亡,终身不仕、不娶。著有《伯牙琴》一书。主张君民相安,一律平等,各司其职,安居乐业。
邓石如--清篆刻家、书法家。别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篆刻圆转苍劲,世称“邓派”,也称“皖派”,著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等。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 ),原名永昌,字正卿。清末海军杰出爱国将领,在黄海与日寇海战中为国捐躯。
邓中夏--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湖南宜章人。曾参与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1933年5月被捕,9月被害于南京雨花台。
邓拓--新闻工作者、学者。原名子建,笔名马南屯。福建闽侯人。曾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1949年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等职。著有《中国救荒史》、《燕山夜话》等。
邓散木--现代篆刻家、书法家。上海人。著有《篆刻学》等。
邓颖超--中共早期党员,周恩来妻子。
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稼先--著名核物理学家,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亚萍--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先后获得 14 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 8 年保持第一,是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
❺ 宁远县的介绍
宁远县,是湖南省永州市所辖的一个县,地处湖南省南部、永州南六县的中心位置,东为新田县、蓝山县和嘉禾县,南为江华瑶族自治县,西为道县、北为祁阳县。宁远县总面积2510平方公里,全县辖3个街道办事处、12个镇、4个民族乡以及4个国有林场。宁远县境内有九嶷山国家森林公园、宁远文庙、舜帝陵等著名景点。宁远县是中国粮食主产比照县、生猪调出大县、优质油茶林基地示范县、现代烟草农业整县推进试点县、小农水建设重点县、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生态功能区补偿县、法治创建先进县、科普工作示范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重点县、革命老区县,是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试点县、发展开放型经济先进县、旅游强县、文明县城、卫生县城、城乡环境卫生十佳县。1
❻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法学家
1、史尚宽
史尚宽,安徽安庆桐城南乡,民国著名法学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为迄今为止独立完成"民法全书"的第一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余复从事著述",涉猎的领域广泛,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
2、肖蔚云
肖蔚云,1924年10月生生于湖南省祁阳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获国家法副博士学位。
3、张释之
汉文帝时,张释之捐官出仕为骑郎,十年未得升迁,后经袁盎推荐,任为谒者,因向文帝陈说秦汉兴亡之道,而补任为谒者仆射,累迁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后升任廷尉,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
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汉景帝即位后,因张释之曾弹劾时为太子的景帝“过司马门不下车”,将释之谪为淮南国的国相。
4、商鞅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政治上,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赐予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5、韩非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❼ 邵阳很乱吗.
不乱的。
邵阳历史悠久,名传潇湘。境内早在商代即有先民繁衍生息,西汉初置县,历经昭陵、邵陵、邵阳、敏州、邵州、宝庆,最后定名为邵阳,已有2500多年。清代,宝庆府城资江绕郭,邵水穿城,环城墙炮台林立,加之山环水复,攻之不易,留下“铁打的宝庆”美名。
2020年,邵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50.8亿元。2020年6月,经中央依法治国委入选为第一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名单;
民俗文化
邵阳流传最广的地方戏剧为祁剧。祁剧是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之一,它又称祁阳班子,民国初年称“祁阳戏”,清末又名“楚南戏”,因形成于祁阳而得名。
祁剧广泛流行于湖南省的祁阳、衡阳、邵阳、永州、郴州、怀化等地区,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州、桂林、平乐、柳州和赣南、粤北、闽西一带。祁剧兼有高腔、昆腔、弹腔3种声腔,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形成永河、宝河两大流派,其舞台语言均统一使用祁阳话。
❽ 龙胜到宁远县要经过东安县吗
摘要 您好,根据您的问题做出以下回答:
❾ 中国的水产业
江南素称“鱼米之乡”,渔业、水产业有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渔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当时主要是以捕捞为主,后来, 随着“四大家鱼”人工繁殖的成功,逐步从捕捞为主转变为以养殖为主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商品鱼基地建设为基础,广大渔业科技人员总结和推广了各类养殖水面的高产精养和综合开发模式,渔业生产进入了以精养高产为主导的快速发展时期。20个世纪80年代初,长期困扰人们的“吃鱼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随着改革的深化,水产品价格的放开,各地政府和水产部门及时调整工作重点,一方面,加大水产品加工和市场流通的开发力度,挖掘水产品市场潜力,根据市场需求,大力推广轮捕轮放、混合套养技术,逐步将水产品市场从季节性集中销售转向常年鲜活销售和深精加工品销售;另一方面,引进、推广名特优新养殖品种,推动渔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全省水产行业坚持以种苗工程建设为龙头,以优化结构、提升水产品品质和渔业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以产业化建设为目标,渔业生产进入以质量为主导的快速发展新阶段。
湖南是“全国渔业十强省”之一
湖南渔业总体实力较强,已跻身于“全国渔业十强省”。渔业发展从“以捕为主”到“以养为主”,人工养殖从人放天养、粗放经营到精养高产高效集约化经营。渔业经济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产业化经营的商品经济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卖方市场已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买方市场。1998年,全省水产品产量达到116.78万吨,比1949年的4.34万吨增加112.44万吨,增长26倍;产值79.57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1949年的0.03亿元(1950年不变价)增长226倍;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达到17.97公斤,比1949年的1.45公斤增加16.52公斤,增长11倍。尽管1998年湖南渔业受到历史上特大洪涝灾害的侵袭,渔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仍达到2407元,率先奔向小康生活。
湖南渔业在农业、农村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渔业的发展对开发农业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开辟地方财源,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全省渔业总产值79.57亿元,年均递增11.7%,是湖南农村经济中发展最快、最稳,且又最具优势的产业之一。全省有28个县(市、区)渔业总产值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0%以上。其中湘阴、华容、沅江、汉寿、鼎城等县市区渔业总产值在3亿元以上,占农业总产值20%左右。1998年,全省乡村办渔场1819个,年产水产品18.8万吨,实现利润2.89亿元,上交乡、村积累7821-万元,成为乡村两级财源的重要渠道、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稻田养鱼作为省政府十二大农业重点工程之一已经成为边远贫困地区人们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总之,水产品已经发展成为湖南继水稻、牲猪之后的第三大宗农产品,渔业已成为湖南农业、农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
改革开放给渔业发展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这主要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渔业生产经营新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如租赁制、股份制、多种承包(风险承包、招标承包、集团承包)制等的推行,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投入,从而使渔业生产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渔场办公司、公司联市场、市场牵农户,从单一生产经营转变为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 全省水产资源逐步得到全方位的开发,渔业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增长方式也发生了转变。比如说,大水面包括大中型水库水面的开发利用,在经营体制上,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合作等形式开发,建立水面流转机制,水面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在技术上,积极推广运用增养新技术,从内湖、水库扩展到哑河、溪河和江河外湖;从局部围栏发展到直接精养;从围栏投饵精养到以开展节粮型围栏精养为主;从单纯围栏养殖到增养殖结合; 从单一渔业向渔牧、渔禽结合。1998年,全省大中型养殖水面达17.3万公顷,产量14.6万吨,每公顷产量840公斤。稻田养鱼主要是改革传统的养殖方式、方法,形成具有湖南特色的“高垄低沟”、“田凼沟结合”、“稻萍鱼”等高产模式并加以推广,同时扩大放养品种(杂交鲤、罗非鱼、白鲫、草鱼等)。 1998的稻田养鱼实收面积32.4万公顷,成鱼面积每公顷产量306公斤。
在改革开放中,渔业多渠道流通体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这种体制,也就是产供销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国营、集体、大批生产者和个体商贩进入市场,从而形成一个开放型、多元化、少环节、多渠道的水产品流通体制。同时,以水产品专业市场为中心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岳阳“洞庭渔都”、株洲、湘潭、常德水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和祁阳大忠桥等水产品集贸市场相继建成。1998年,全省水产商品总量为100.29万吨,商品率85.88%,调出省外17.3万吨,其中出口2900吨。
渔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
湖南渔业生产前景好,潜力大,发展后劲足,这固然是由于水面广,水产资源丰富,渔业发展具备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主要是由于湖南各地正采取基地精养、法律保障、 科技先导等措施。可以预料,21世纪的湖南渔业,将是高产高效的湖南农业的又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一是基地精养。湖南已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市场需求出发,认真分析了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渔业产量中滤食性的鲢鳙鱼等低档产品占60%以上的现状,提出了“压缩鲢鳙鱼,增加草食鱼,扩大杂食鱼, 套养名贵鱼”的措施,努力发展高效渔业。并通过引进世界银行软贷款、争取国家投资、发动广大群众集资和以劳代资,全省各地已兴建了近7万公顷商品鱼基地。1998年,全省池塘精养水面13.5万公顷,占全省养殖水面的33.2%, 产鲜鱼66.17万吨,占总产的56.66%,平均亩产326公斤,比全省平均亩产高134公斤。
二是法律保障。湖南渔业生产开始步入以法治渔,依法兴渔的阶段。随着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颁布实施,湖南省也相应制定了《湖南渔业条例》,还配套制定了《湖南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湖南省渔船渔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新鱼塘开发建设基金的征收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多项渔业政策,使渔业生产和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 并沿着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专业渔政执法队伍逐步建立健全。现在,全省共有各级渔政管理机构129个,渔政管理人员750名,为实行依法治渔奠定了基本的组织基础。渔政人员全面宣传渔业法律法规和有关科学知识,开展打击电鱼、毒鱼、炸鱼以及布围子、迷魂阵等有害渔具的专项治理行动,实行禁渔区、禁渔期制度和渔业环保监测、监督机制,遏制水产资源衷退和渔业水域的污染,促进水产资源的回升,提高天然捕捞渔业的产量。保护水生生物种群的种质资源和多样性,促进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通过建立张家界国家级大鲵自然保护区和大鲵救保中心,强化和推动了对水产野生动物的资源保护工作。同时,通过上述法规政策的贯彻实施,开辟了新鱼塘开发建设基金、排污水费、渔业资源保护费等规费收入多条渠道,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为渔业的发展建立了稳固的投入机制, 保障了渔业生产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是科技先导。湖南渔业、水产品科技从零起步,近些年来,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据统计,全省共取得省级以上技术部门鉴定的水产科研、教育、推广成果100多项,其中3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获国家发明奖,5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60多项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10项获部省级“丰收计划”等级奖。上述科研成果有90%以上的应用于实践,渔业生产的科技贡献率达到36%,全省科技推广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推广以“丰收计划”为龙头的高产养殖新品种新技术项目,累计实施面积8万公顷,共增产鲜鱼8000多万公斤,创社会渔业产值近7亿元。由于其辐射带动作用,全省池塘养殖产量大幅度提高。家鱼人工繁殖技术、草鱼抗病品种选育、大面积池塘精养高产综合养殖技术、“暴发性”鱼病防治技术等研究成果的推广,推动了渔业生产的大发展。中华鳖、乌龟等名特优水产品种的胚胎发育、人工繁殖及其工厂化养殖技术、鳖饲料配制技术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省内空白,达到国内同行先进水平。牛蛙配合饲料、乌鳢口服液等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权。甲鱼工厂化快速养殖技术、稻田模式化养殖高产技术和湖泊养殖高产技术等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在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到1998年,湖南已拥有一支1900多人的水产专业科技队伍,建有一个省级和5个市级水产研究所,省地市级水产技术推广站9个,乡镇水产技术推广站392个,配备乡镇水产技术推广工作人员871人,初步形成以省、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为龙头,以县水产技术推广站为中心,以乡(镇)水产技术推广站为骨干,以科技示范户为基础的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渔业种苗体系也逐步完善。国家级湖南鱼类原种场、中华鳖原种场建设以来,以省级建设原种场为龙头,市州建设良种场为主体,县市建设苗种场为基础,分片建设特色品种繁育基地为重点的水产种苗供应体系日趋完善。1998年,全省共有国家级原种场2个,地县良种场16个,苗种场72个,生产鱼苗247亿尾,培育鱼种53亿尾,保证了渔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甲鱼的养殖
甲鱼,又称团鱼,学名为中华鳖,它是一种名贵食用水产动物。繁养甲鱼低投入,高产出,见效快。1972年,酃县(现为炎陵县)渔场首次获得鳖的人工孵化及饲养的成功。1974年—1979年,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鹤龙湖农场与湖南省水科所协作,开展了甲鱼的人工养殖技术研究,摸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工养殖技术,创造了升温孵化和冷水催化的新技术,缩短了孵化时间,简化了人工繁殖技术,同时,还成功地进行了鱼、鳖结合的养殖试验,取得了每667平方米水面生产商品鳖、商品鱼各150公斤的好成绩。
甲鱼生殖生理的研究带动了甲鱼的人工养殖
中国工程院院士、鱼类生理学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筠先生一直从事鱼类研究,对甲鱼的研究造诣颇深。1979年,湖南省科委下达了“鳖的繁殖和理与养殖”研究课题。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和汉寿县特种水产研究所接受这一任务。
湖南省水产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于1986年开始探索利用地热打破甲鱼的休眠规律,使甲鱼不受冬季低温的影响,辅之人工投放甲鱼饵料,改变其生态营养条件,达到使其快速生长的目的。这项研究取得了成功,每平方米水面可年产甲鱼2.12公斤。之后,又开展了人工饲养条件下甲鱼生长规律的研究。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甲鱼生长速度加快,个体均重4.2—5.5克的稚甲鱼通过365——414天的饲料期,个体均重可达308.4—342.3克,成活率达到80%以上。与此同时,还对利用地热养殖甲鱼的工程设计进行了研究,对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甲鱼病害如红脖子病、红底板病、腐皮病、水霉病、干瘪病等进行了预防与防治的研究。这一系列的研究为甲鱼的人工养殖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为湖南省广泛开展人工饲养甲鱼作了成功的前期探索。
甲鱼饲料的研究成功促进了甲鱼生产的专业化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从事甲鱼营养研究的专家们从甲鱼的营养生理研究着手,系统地研究了甲鱼的营养需要和人工配合饲料技术,提出了不同生长阶段甲鱼的营养生理指标。他们发现,使用配合饲料养甲鱼,在同等条件下,比传统甲鱼养殖技术缩短养成周期1.5年,幼甲鱼养殖饲料系数2.92,相对生长增长率为37.53%,个体日均增重0.31克。这样,就极大地提高了甲鱼的生长速度,降低了生产成本,为甲鱼的高密度、集约化养殖提供了可能。这项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改变了我国甲鱼养殖长期依赖天然饵料和鳗鱼饲料的局面。1990—1994年推广应用49.22公顷,新增产值5379.72万元。
甲鱼的人工养殖技术在湖南已经逐步完善与配套,这是粗放经营逐渐向集约经营转变的必要条件。1994年由湖南省科委以“甲鱼工厂化快速高产配套养殖技术研究”作为难题公开招标项目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湖南省水产研究所、慈利县畜牧水产局和衡阳市白鹭湖农场有限公司共同揭标,并获得成功。这个项目,对稚、成甲鱼养殖技术,包括饲料及投喂技术、水质调控技术以及甲鱼疾病防治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试验研究,达到了甲鱼加速生长、降低饲料系数、提高成活率和增加效益的目的,为发展我国甲鱼人工养殖事业,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利用多种能源、大规模工厂化养殖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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❿ 李祖荫的湖南祁阳李祖荫
1927年,他在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即东渡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法律系专攻科。未及毕业,即应北京燕京大学之聘,于1930年回国,历任该校(专任)讲师、副教授。同时兼任朝阳大学教授、名誉教授及《法律评论》总编辑。后因与燕大教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意见不合,从1936年起便专任北大教授,只在燕大兼课。
李祖荫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他身居虎口,拒不参加日伪组织的中南海怀仁堂大学教育界的集会。汉奸登门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刚正不屈,并出示遗嘱,表示誓死不从的决心。1937年冬,他冲破险阻,逃出北平,绕道天津、香港、广州,抵达长沙,参加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临时大学教学工作。次年,该校西迁昆明,他因父母年老体衰,便留在湖南,受聘为湖南大学教授,同时兼任民国大学教授,并为湖大创办法律系,任系主任;后又兼任训导长、法学院院长等职,直至长沙和平解放。
他一生致力教育事业,培养、爱护青年,殚精竭力。1944年,国民党政客李毓尧出任湖大校长,引起学潮。他身为训导长,因反对迫害学生而被解聘。李毓尧去职后,法律系全体学生一致要求李祖荫回校主持法律系工作,并于1945年暑、寒假两次派代表到祁阳,登门恭请,1945年底他重新回到湖大。在湖大教授中他威信很高,在全国法学界也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在旧社会从不作官,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志在推进民主与法治。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电召蒋梦麟、梅贻琦等著名教授去西安,他也是受召者之一,拒不应命。在湖大被解聘不久,国民政府曾任命他为某省高等法院院长,他一笑置之,不予理睬。
抗战胜利前后,他的思想进一步倾向进步,逐渐了解和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活动,成为当时湖南最著名的进步教授之一。1946后,他敢冒风险,在国共两党斗争高潮中,毅然聘请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担任湖大法学院教授。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在李达和其他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应省长程潜的邀请出任省教育厅长,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活动,尽力保护进步师生,营救被捕学生钟振农、龙汉河出狱,抵制国民党反动措施,拒不执行白崇禧将教育厅和某些学校撤离长沙的命令,对促进湖南和平解放和保护湖南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长沙和平解放后不久,他应召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兼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以后历任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法制局委员、法制史研究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顾问,并参与《宪法》、《婚姻法》等重大法规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委员。晚年,他仍然关心法学教育,勤于著述,为北京大学研究生讲授《中国法制史》,组织编写《清史刑法志注释》和《中国民法史书目简介》。上述两书均于195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他治学严谨,博采众长,穷本究源,自成一说。对民法造诣尤深,蜚声法学界。著作十余种,共数百万言,已出版的主要专著有:《比较民法总则编》、《中华民法总则评论》、《民法概要》、《法律辞典》、《法律学方法论》等,这些著作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影响颇大,曾被许多大学法律系用作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他还编纂了《法律艺文综》、《民法文选》、《古今法学文选》、《英文民法文选》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