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学作用

A. 民商法学的分类

民法学
本方向主要从事传统民法学的研究，其中包括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等法律领域的研究工作。民法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法律，本方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我国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大法学院最早在全国设立民法专业，编写了第一部民法学教材，并担负起为全国许多大专院校培训师资的任务。人大复校以来，本方向的教师参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许多重要法律的起草，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生、硕士生和近千名高级法官。本方向在在下列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民法总则。佟柔教授生前曾经确立了民法的地位、调整对象和体系，这些观点一直成为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王利明教授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法总则理论，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已完成了民法典体系问题的研究，并已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咨询报告。《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获得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
2、物权法。早在80年代，本方向即多次组织国有财产权和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研讨，出版了《国家所有权研究》等一系列专著。近几年来，又出版了《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等著作，并承担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的“物权法专家建议稿” 、《国有资产管理法草案建议稿》等重要的立法建议稿的起草工作。本方向还组织全国的专家学者撰写出版《中国物权法疑难问题探讨》一书（共120万字）。在举世瞩目的《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本研究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及多名教授全程参与了物权法的制定过程，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说明和论证，并先后组织了10多次国际国内研讨会，对物权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些学者的许多观点和意见为物权法所吸收，有力地推动了《物权法》这一极其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出台。
3、合同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方向便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合同法课程，自90年代以来，在研究生中首先推行案例教学，出版了《合同法新论·总则》、《合同法疑难案件研究》、《违约责任研究》等著作，王利明教授是合同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4、人格权法和侵权行为法。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人格权法的专著和教材，多次承担有关人格权法的疑难问题、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等研究项目。出版了大量专著。本方向最早开设侵权行为法课程，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侵权法的教材，并承担了司法部统编教材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的撰写工作。本方向积极参与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制订工作，已完成中国侵权责任法专家建议稿并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
5、民事证据法。本方向受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从事我国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和研究工作。为此，以王利明教授为首，成立了“中国证据立法研究中心民事组”。并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多次举办了“民事证据立法”研讨会，出版了《证据法研究与实用丛书》共四本，近300万字，组织翻译了国外的证据法资料约100万字。
学术带头人王利明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1991年被国家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5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7年被教育部列入为“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已出版民商法研究（1-6辑）、物权法论等个人著作10余部，合著作品10余部，主编各类教材15部。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6篇，现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家重点文科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作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国家许多法律的起草和研讨工作，是我国民法典和物权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
家庭法学与社会法学
本方向分为婚姻家庭法学和社会法学两个部分。其中婚姻家庭法学主要从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包括婚姻家庭法、收养法、继承法等法律领域的研究工作；社会法学主要从事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的研究。本方向在50年代就组织撰写了婚姻家庭法和劳动法方面的教材和学术著作，80年代初开始招收婚姻家庭法和劳动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是国内第一个招收婚姻家庭法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点。本方向在下述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婚姻家庭法。最早开设婚姻家庭法学课程，在理论研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出版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学的教材与专著，其中《婚姻法》教材曾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本方向的研究人员参加新中国两部《婚姻法》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的起草和立法研究工作，并是第二部《婚姻法》草案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的主要执笔人。曾就《婚姻法》的修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专家建议稿，并参与了多次立法论证活动；并且承担了《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等大型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2、继承法。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继承法学》教材，并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比较继承法》的专著。本方向研究人员正在展开关于现代财产继承法律制度的研究。
3、劳动法。主编国内第一部《劳动法学》教材，并获得司法部优秀教材奖；还出版了一系列劳动法学的教材及专著。本方向研究人员参与起草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配套法规，并是《劳动法》草案的主要执笔人。本方向研究人员正在就《劳动法》的修订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细则进行相应的研究。
4、社会保障法。出版了《社会保障法》教材和若干学术专著。本方向研究人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社会保障法的法制讲座。该方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是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的重要机构，举办了“中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许多重要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员参与《社会保险法》的起草工作；承担《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5、社会特殊群体保护法。本方向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权益保障的法学研究与服务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出版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专著和保护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有关教材。本方向研究人员参与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社会特殊群体保护法的立法起草与立法研究工作，并是这些法律草案的主要执笔人。目前本方向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实证研究》科研项目的研究。
学术带头人龙翼飞教授是国内较早获得民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现任人大法学院副院长，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个国家部委的专家顾问。曾参与了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的起草与立法研究工作，并是多部法律草案的主要执笔人。曾先后赴法、日、德、英和香港、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发表了婚姻家庭法和社会法方面的个人专著10余部，合作著作10余部，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并两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的法制讲座。
商法学
本方向主要从事商法学各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部门法内容。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其理论发展与民法学理论发展密不可分。人大法学院自80年代起即在国内率先开设了商法总论、外国民商法、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课程，90年代又撰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商法总论著作和第一部关于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制的著作；本方向的教师参加了《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公司证券的行政法规的起草与立法讨论工作。本方向已被确定为国家文科重点基地(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主要学科，具有显著的学科基础优势和学科综合优势。
1.商法总论。本方向在国内(及港台受聘教学中)率先开设商法总论课程，本方向研究人员撰写了国内目前仅有的两部关于商法总论的著作和教材，该教材在国内教学科研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并被广泛使用。本方向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化对于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拟作出适合于我国商法各部门法发展要求的商法总论研究成果。
2.公司法学。本方向90年代初即为人大法学院及港台联合教学的研究生开设公司法课程，本方向研究人员撰写的《中国公司法》著作和相关教材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并长期参与《公司法》和有关法规的立法活动。目前正在进一步深化对于公司法理论的研究，计划于近年来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理论研究性质的公司法研究成果。
3.证券法学。本学科方向在国内证券法教学科研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及港台受聘教学中)率先开设了证券法课程，招收证券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专门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国内40余家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开办证券法的培训班，讲授相关课程。国内首部证券法著作《证券发行与交易》（该书已再版5版）就是有本方向人员完成的，并进一步编写了首部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统编教材《证券发行与承销》与《证券交易》，此外本方向的研究人员撰写的《中国证券法》和有关证券监管制度的著作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
4.票据法学。本方向在国内率先开设了票据法课程，90年代初即出版了中国票据法的专著，在中国票据立法改革后又率先编写出版了票据法教材。本方向的研究人员计划对中国票据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符合国际票据交易惯例的研究成果。
5.海商法学与保险法学。本方向人员自80年代中期率先在国内法律院校中开设了海商法及保险法课程，并撰写出版有关于海商法的教材6部、保险法的著作6部。
学术带头人董安生教授是国内较早获得民商法博士学位的学者，博士生导师，是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国家文科重点基地)研究员、金融与财政政策研究中心(国家文科重点基地)研究员、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另担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法学会理事等职。曾受聘在香港、台湾数所大学讲学。已撰写出版民商法著作12部，主编并撰写教材8部，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其撰写的《民事法律行为》、《英国商法》、《证券发行与交易》等书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方向学术骨干叶林教授等在民商法理论、公司法、证券法、外国民商法、仲裁法研究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所撰写的《中国公司法》、《中国证券法》、《商事仲裁法》等教材在国内均有很大影响。

B. 商法学的内容提要

《商法学》在世纪之交出版，编者们希望它在培育现代法律人才，普及和传播现代商法，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实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商法学》立足中国，但不局限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商法，需要创新，需要研究商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商法的科学体系、商法发展的规律性，这就有必要借鉴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科学的国外先进的商法制度，力求尽快实现中国商法的现代化。但是，《商法学》在适当介绍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商法原理时，目标放在探索中国的商法，不是简单地照搬外国商法，而是着眼于中国国情，力求“洋为中用”，以期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商法体系的及早建立。《美国统一商法典》是美国现代化的象征。我国也应有标志我国现代化的、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我国的“商法典”。因为，21世纪是商法的时代。

C. 商法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及作用

“商”在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倍受欢迎的字眼。经过长期的重农抑商的文化压抑，经历建国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式的遏制商业时期以及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包括商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民众对“商”的期望甚高。然而“商”在我国现实中，实在是承受着太多的神话，仿佛任何事物和“商”沾上就灵了。在法学的研究中，商法也同样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本文对商法的学习研究，不仅仅是因为商法的热门，更多的是缘起于学术上对商法性质定位等问题的争论：如学者普遍认为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民法的一部分[1]；而有的学者否认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认为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从一开始就和民法毫无关系[2]；大部分的学者赞成商法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而有的学者主张商法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或者说是众多法律部门中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4]。此外，对于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商法的精神等问题也是争议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对商法的考察，研究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

一、商法概念的再澄清

商法概念在现实中着实混乱。与之相关的有商法、商人法、商业法、商事法、商贸法等，英文有Law Merchant、Business Law、Commercial Law等，尽管在《论商法》[5]一文中作者已经作了详细的辨析和论述，但是在此还是有必要进一步强调。

（一）商人法和商法

所谓商人法，是“中世纪期间有关商人、商业事务的习惯法规和原则的总称。”[6]因此，商人法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是对历史上形成的商人习惯法的总称。相对来讲，商法的概念更多的用于法律部门的划分争议以及法典的制定上，一般人们认为商法是“传统上指与民法并列，并互为补充的部门法，即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7]或者是“规范商人、商业组织和商业行为的特别法律”[8]。因此商人法和商法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商人法是一个历史上的概念，更为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商人习惯法，而商法是一个现实的法典意义上的概念，其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法的定义来讲，商人法是习惯法而不是法，因为其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这一结论可以从后文对于商人法的发展历史考察中得出。

其次，商人法和商法的本质精神是不同的。从我们对商人法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得知，商人法的产生和发展，无不贯穿着实事求是、务实创新的精神。由于欧洲中世纪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商业行为不被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商业活动无法获得当时的既有法律保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业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个欧洲大陆的复兴，需要有调整商人活动的规范，因此商人自发的从罗马法的万民法中寻求依据，并且直接适用到中世纪的商业活动中。这种活动完全是有了客观的需要以后才发掘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客观的活动。

但是与商人法这种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活动相反的是，商法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主观的活动，缺乏客观的现实基础。尽管在关于商法特点的论述中都提及商法规范的技术型、制度的有效性、方法的灵活性和适用的广泛性，但是考察商法产生的现实，其就是拿破仑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经常出现差错而影响其军事活动的问题，一怒之下制定的，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拍脑袋”法典。因此，法国商法典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社会需要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出的花，其到现在虽几经修改，但只有数十条有效的条文。从这一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法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说仅仅是个别人主观活动的产物，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需求。

（二）商法和商业法

在外文的翻译中，我们经常遇到英美法中的Business Law一词，此外还有Commercial Law。对于这两个词语的准确翻译，应该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商法是大陆法系的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并不区分法律部门，因而没有法律部门划分意义上的商法的概念，而仅仅有Business Law的概念，其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与企业或者经营有关的法律。如果说将其翻译成为商事法还勉强说的过去，可以理解为与商业事务有关的法律，翻译成商法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考察英美法国家中的Business Law的概念，可以发现其中不仅规定了大陆法系商法中的公司或商事组织的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反托拉斯法、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内容，甚至包含了不动产和共有、遗嘱、信托、知识产权等内容，完全不是大陆法系所说的商法的概念。[9]如果强行的将Business Law与商法对应，则更多的情况下是会产生误解的。所以应该用商贸法的概念来表达Business Law，同时也区别商业法。

商业法概念的使用在我国也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因为我国使用商业法实际上是指“计划型经济商业法”的概念。“商业法通常指计划型经济商业法”，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商业立法。其立法的范围仅限于国内商业，其内容与传统的商法截然不同。它规定：（1）商业的作用和地位；（2）商业的基本任务和目的；（3）国家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和监督；（4）商业行为要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进行；（5）维护消费者的利益。”[10]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商业法和商法的内容迥异。商业法在实质意义上应该是以产业政策法为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再者，对于Commercial Law的翻译，有的称之为“商业法”，而有的直接称为“商法”。对商业法的概念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分析，不再赘述。而对于将Commercial Law翻译成商法的做法，有一点是必须要澄清的。现在有的学者将美国的《统一商法典》（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也称为商法，并且将其作为商法法典化的例证，[11]这是一种误区。尽管在翻译上我们可以笼统的称为“商法典”，但是就连这些学者自己都承认美国统一商法典“内容、体系与法、德、日等大陆法国家各异其趣”，怎么可以仅凭名称的类同而就简单的认为其是商法？事实上，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内容庞杂，既包括了商业票据、银行收款和存款、信用证、舱单、提单和其他所有权单据、投资证券等，又包括了货物销售（主要是关于合同的内容）、担保交易的内容，实则是关于商贸法规的总汇，而绝不是像某些学者称赞的那样是“现代商法产生的标志”[12]。

二、商法的存抑或亡

明确了商法的相关概念，进一步对于商法的考察，自然离不开对商法产生的历史进行考察。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商法的历史中得到很多内容，直接论证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问题。无论是主张商法在现代社会中还有用武之地，甚至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商法典的论点，还是主张商法在现代泛商化情况下逐渐消亡、民商合一、私法一体化的论点，都会从历史上商法产生的原因和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的，只不过其对于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不同，才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历史，然后回头看现代社会生活的情况。同时我们希望能够不再依托于法学教材中对商法发展的历史陈述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发现法学领域中对其的论述，大体上是使用的相同的材料。我们希望能够借用历史学考察的结论对这一过程作更为明晰的考察。同时，由于对这一过程的历史考察是一个极为宏观的视角，因此必须借鉴社会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更为明确的说就是使用社会结构理论进行指导。

（一）从历史考察商法的存在

1、近代商法的产生和发展

论及到近代商法的产生，通行的观点认为是商法起源于十一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各个自治城市。这个时间是处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中，是封建制度和教会制度极其盛行的时期，怎么会产生与封建法和教会法格格不入的商法，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到七世纪伊斯兰教徒入侵地中海盆地，使得地中海这个原来“罗马帝国的内陆湖”从东南西三面被封锁，欧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七世纪伊斯兰教扩张造成的地中海封锁，必然使上述商业活动迅速衰落。八世纪中的商业停顿使商人消失，由商人所维系的城市生活也同时趋于衰落。当然，罗马的城市还在继续存在，因为他们是教区行政的中心，……不过，这些罗马城市已经失去了经济的重要性与市区行政的意义。”[13]无论是试图从地中海北岸少数的朝圣者经过地中海到麦加朝圣的行为，还是在北海、波罗的海附近的海盗活动证明这个时期的商业存在，都是徒劳无益的。“从各种观点来看，九世纪以后，西欧在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14] 与这个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就是封建势力、教会势力的昌盛，而商业在这个社会中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但是从上面的记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欧洲中世纪城市可以分为教区行政、市区行政和经济区三层意义。

但是商业的冲动是人类抑制不住的，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商业消亡以后，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业活动都在九世纪以后慢慢复兴，这种复兴活动从南北两部刺激着西欧大陆的商业活动，而最早的商业复兴还是来自于地中海沿岸，也就是近代商法的发源地。

无论最初的商人是怎么出现的，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难以准确的回溯，但是有一点事实是可以知道的：根据Norman J.G. Pounds的估计，在1050年，西欧商人阶级数量达到几千人，而到1200年，它的数量竟达到几十万人。[15]在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商人作为地中海沿岸唯一的继续活跃的经济，是地中海沿岸唯一的显现出一丝人类文明曙光，但是其发展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主要的表现就是：

第一，商人在经济上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但是其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地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由于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依据城市为主的农业社会，所以城市生活对于人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是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所以在亨利·皮朗所说的作为教区行政中心的城市中，没有商人生存的环境。但是商人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自己创造了商业场所，并由此演变成为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通常是自治的，因为封建或者宗教的势力通常不涉及到此地，或者说有时封建或者宗教势力还需要依靠这些商人的帮助：一方面教会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等需要从商人处得到，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的分裂状况也不容许封建势力过多得干预这些自治的城市。因此商人在这些自治城市中如鱼得水，飞速的发展起来。

第二，在意识形态上，欧洲中世纪教会法是禁止牟利行为的，这对商人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奥里腊克的圣·格腊尔的传记中记载了的一段故事，表明了教会的道德标准和商业行为是不能相容的：圣·格腊尔从罗马进香回来，在帕维亚遇到一些向他兜售东方货物的威尼斯商人。他趁机将他在罗马购买的一件主教袍展示给商人，并且说明了是花多少钱买来的。商人们祝贺他作了一比合算的生意，因为他们认为同样的主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钱。格腊尔责备自己欺骗了卖主，立即将差额寄回去，因为他不愿意贪便宜而犯贪婪的罪过。[16]

商业行为谋取商业利益是违背教会法的，因此商人在经营商业的活动中在意识上并不是很坦然的。很多银行家和投机家的遗嘱中都说明了应该对那些曾经受他们欺骗的穷人赔偿并且将他们的一部分产业捐赠给教会。如康布雷主教记载的魏令波尔的故事：魏令波尔和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并且将富商的经营大为扩充，他包揽了一个城门的税收，而且自己花钱修筑了桥梁，但是在死后还是将自己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教会。[17]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宗教宣扬的最终审判中得到赦

D. 商法学的介绍

商法作为法律，在我国它是崭新的立法领域，受到了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商法作为法学，在我国它是崭新的研究领域，吸引着越来越多人士的学习和研究。《商法学》在世纪之交出版，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希望它在培育现代法律人才，普及和传播现代商法，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实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E. 商法学讲的内容是什么求大神帮助

商法学主要有公司法，债券，票据等

F. 法学类（研究生方向）专业主要有哪些

理论上讲法学就是一个专业。研究生方向的主要专业包括：法律硕士，诉讼法学，经济法学，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国际法学。

G. 学习商法的好处

商法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有一条脉络的,这条脉络以《个人独资企业法》为始(外商投资相关法律不论),经《合伙企业法》,到《公司法》,再到与《公司法》千丝万缕关系的《证券法》,到《保险法》,到《海商法》。学界争议很大的一个论点涉及到是否需要编纂一部商事的法典的通则。这就体现了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之下,学者之间对于商法的认识存在不同。自然,持赞成的观点的一方认为商法虽然外表琐碎复杂,但是内核里面是可以利用数学上的“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实现对于商法原则的一个提取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商法是一门很“俗”的学科,商法往往不像民法那样容易出大家,商法往往很难出大家,但是也体现出商法接地气,他没有那么多高大上,没有那么多公平正义,他帮我们认清现实。商业社会本身就不是一个温情的社会,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而来而往,商法的原则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上商法的同时阅读相关的书籍,往往在学习实体法的时候,课外的拓展和学习也是学习乐趣的一个重要部分。读过《公司的历史》你会发现原来荷兰才是最早开设证券交易市场的国家,哦,不是英国。你才会发现早在几百年前荷兰就发生了郁金香事件,就发生了金融泡沫。

H. 《商法学》和《商法》有何区别

《商法学》（商法学叶朱版）是本关于商法的书籍，本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商法概述，包括商法的概念、特征、历史、商事法律关系等；第二部分为商事主体法律制度，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和破产法等；

第三部分为商事行为法律制度，包括合同法、担保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第四部分为解决商事纠纷的法律制度，包括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

商法（法学学科之一）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商法是与民法并列并互为补充的部门法。商法具有调整行为的营利性特征，又具有商主体严格法定等原则。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险法、合伙企业法、海商法、破产法、票据法等。

(8)商法学作用扩展阅读

商法的概念

1 商法的调整对象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

2．商事关系

指一定社会中通过市场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商事组织关系和商事交易关系。

（组织法和行为法的结合，就是商法）。

3．商事关系的主要标志是商人和商行为。

商人，是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在我国，商人主要包括

（1）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

（2）合伙企业：与独资公司相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企业组织形式。

（3）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企业法人；

（4）联营企业：联营企业(Associated Enterprises) 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

（5）外商投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共同投资或者仅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商行为，大陆法系学者一般认为是指以营利性营业为目的而从事的各种表意行为。其规制原则主要有三种：

（1）主观主义原则。主观主义原则的立法理念是以商人概念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商行为的具体形态，并以列举的方式揭示出商行为的范围。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主观主义立法原则的主要有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

（2）客观主义原则。客观主义原则的立法理念是以行为的客观性作为出发点来确定商事行为。《法国商法典》创造了这一原则，而《西班牙商法典》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原则。

（3）折中主义原则。折中主义原则的立法理念是在主观主义原则和客观主义原则基础上，依据行为的客观性和商人的经营方法两个标准来确定是否属于商行为。日本现行商法典和法国修改后的商典法采取该立法原则。

4．形式的商法和实质的商法

我国没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实质的商法，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5．商法与民法、经济法既有紧密联系，也有一定区别。

简单而言，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对商法具有领导指导的意义，而商法对民法具有补充、变更、限制的作用。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商法以当事人意识自治为主导性原则，经济法则强调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的介入，并以国家政策为主导。

I. 商法法典化的利与弊

商法法典化的利与弊如下
关于商法典方面的论述和研究，现在依然属于极其微弱的状态。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
1.法学界对私法的研究，尤其是对商法的研究仍然处于半成熟状态，这加大了对商法典认知的难度。
2.学界认为，当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对市场经济法制的认识还处于不成熟时期，因而对制定统一商法典的认识还不能统一起来。
3.一个社会如果被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导向，即民法和商法的立法模式只能是民商合一，而民商合一理念的先入为主，导致商法的立法观念和模式至今没有明确和树立起来，从而成为商法典出台的最大的障碍。
4.商法学界有一个顽固的意念——从法典制定的经验来看，大陆法国家的商法，包括《德国商法典》的制定，都有不成功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
5.当代商事交易方式的日趋复杂和多变，增加了制定统一商法典的难度。
6.民商分立这种立法例，在借鉴方面有障碍因素。
7.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必制定《商法典》，在法学界依然占据一定的市场。
8.学界的坚决反对和对于独立商法体系的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