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纲领
1. 如何理解法治国家建设的新十六字方针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抄关新十六字方针的段落，是未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纲领。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对法治的基本定位，即“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其次是法治的基本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再次是法治的基本观念，一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体现了党在法治建设中一贯的基本理念，也是对报告中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的呼应;二是“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表明了依法治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之间的连续性，也突出了法律实施在依法治国中的优先地位。
可以说，从34年前的十六字方针到今天的新十六字方针，不仅是从法制到法治、从法制建设到依法治国的概念递进，更是从基础打造到系统建构的理论演进，以及从局部突破向全面展开的战略推进。实现有法可依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则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法治与法制这两个词，乍一看起来似乎大同小异。事实上，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
法制指一个国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而法治却强调一个国家处于依法治理的一种状态。法制的内涵比法治要小的多。法制着重讲的是法的一系列规则、原则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而法治的内容就要丰富的多。一般讲，法治所体现的一种依法办事的良好社会状态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一是这个国家要具备完善而良好的法；二是这种法要得以普遍而自觉的遵守；三是已建立健全完备的使这种法得以正确适用与遵守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而且这种权力体系是以权力的互相制约、监督为前提条件的。法治就是在法及其司法体制健全的情况下，在完全地服从于和体现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与群体意志的前提条件下，能最大限度而充分地发挥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自由的一种社会状态。
在明确了法制与法治的基本含义之后，就会看出二者有许多区别。诸如法制所讲的法主要指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而法治所讲的法除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之外，还包括动态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以及守法等活动；法制所讲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是好的、民主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是不好的、专制的法律制度，而法治所讲的法律制度单指良好的、民主的、能使法得以正确适用和普通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制社会中的法与民主的关系既可以是与民众的意志相统一、体现了民众意志的法，也可以是与民众相对立、是统治者统治民众的工具的法，而在法治社会中法完全体现的是主权在民、政治民主；法制社会中法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既可以是所有的人和一切国家机关，也可能是在法的约束和规范之外仍然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独裁者或权力机关，也就是说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拆人治。而法治社会中法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却是完全的、绝对的，包括一切的权力机关和所有的个人，法治必然地排拆人治，法在法治社会中至高无上，除此之外不存在绝对的个人或权力机关的至上权威，而且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予合理配置和划分，并相互制约。
在经过上述简单分析之后，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单纯的法制。法制可以存在于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任何的社会形态之中，而法治只能存在于民主政治的社会形态中。因此，我国现在所提倡和努力建立健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
法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她的理论基础之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法治与人治截然对立，她强调社会中单个的所有的人的自由、独立与平等，反对迷信和个人崇拜。法治坚决反对社会中存在着无与伦比的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圣人贤哲，强调群体的智慧和道德高于个人。既强调和尊重个体的自由、独立与价值，又以群体的意志对个体的行为加以有效限制为基础。显然，她远远优越于以个人专制独裁为根本特征的人治。法治的基本原则以良好的法的制定与遵守以及确保法的适用与遵守的完善的国家权力机关体系的存在为主要内容。要实现这一原则，达到法治的目标，尚需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然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国的建立健全，却已是必然趋势。
3. 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人制，区别在哪里。
人制和法制 区别:
①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②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历史上对法治与人治的三次争论与三种不同理解 ：
(一)三次争论 ：
儒法之争：这是第一次争论，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而法家则主张依靠法治，提倡“法、术、势”；
2.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这是第二次争论，其中柏拉图提倡“哲学王”治国，即提倡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
3.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争：这是第三次争论，其中资产阶级主张民主和法治，而封建地主阶级则主张人治与专制。
(二)三种理解 ：
第一次争论引起第一种理解，即“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国家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贤臣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法治论认为国家由主权者通过法律来治理。
(2)在中国古代，儒家(人治论者)将天、道德、权力溶为一体，强调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而法家则主张主要应由掌权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来治理，提出“务法不务德”。
(3)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治优于人治”、“多数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并且在自己的《法律篇》中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了“法治”一词。
2. 第二次争论引起第二种理解，即“对人的行为应采取一般性指引还是采取具体性指引”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应对每个人采取个别的、特殊的指引；而法治论认为应对所有人采取一般的、共同的指引。
(2)在中国古代，法家尽管也提到了法的规范性，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并未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3)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硬性条文，不可能对社会事务的处理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于每一个人的特殊情况的法律条文，所以必须依靠“哲学王”利用技术来管理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可以克服人的弱点的，法律上是众人之治，因而它更应该适用于大多数人，因而它必然具有原则性、普遍性，同时为适用于具体情况，可以通过修改法律，解释法律，授权法官造法等方式来克服法的原则性带来的局限性。
3. 第三次争论引起第三种理解，即“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
(1)总观点：法治论认为应该主张民主、实行共和政体，而人治论认为应该主张君主，实行专政。
(2)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纲领中。
(3)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中，也有反映，但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并末出现，因为这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
4. 为什么要实行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4)法治与纲领扩展阅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法治建设新成就：
第一，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党的法治理论和法治纲领提升到新高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开创了治国理政新篇章。
第二，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光荣任务，大手笔勾画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
第三，强调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创新立法体制机制，实现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
第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经济社会建设坚持民生优先、以人民为中心，形成并持续优化社会保障体系。
第五，依法行政稳步展开，探索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为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夯实基础。
第六，司法改革不断深化，在推进司法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职业制度和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防止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维护司法权威、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等方面都有重要举措。
第七，借鉴吸收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扩大法治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队伍。
第八，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另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科学系统地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工作布局和重点任务，这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全面依法治国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5.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纲领在经济法中有何具体体现
在经济法中直观体现如下：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实质公平原则、经济效率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法的体系包括1、企业组织管理法2、市场管理法3、宏观调控法4、社会保障法；同时又分竞争法、消费者法、银行法、证券法、财税法、劳动法、土地法和房地产法、环境保护法八章，充分说明经济法体系完善，各种规则详细，符合依法治国要求中的“有法可依”。二、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法的部门，它所具有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3、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4、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其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三点在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上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光明、健康的发展，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要求。
6. 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关于依法执政理念，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关于法治的价值，强调树立法治信仰，提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要以法治凝聚共识，让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关于法律实施，要求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保证宪法和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关于弘扬法治精神，提出坚持法治教育和法治实践相结合，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促进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等等。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动乱，中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指引下，现行宪法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在现行宪法基础上，制定并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律体系日趋完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随着法律规定、司法体制、维护权益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
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中国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组织法制和工作机制，保证了行政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威。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监督合力和实效不断增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行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公众和新闻舆论对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监督渠道不断拓宽。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证了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有力有效。
7.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核心精髓是什么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1、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才会有可靠的政治保证；
2、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真正落实执政为民、执法为民的要求；
3、坚持依法治国，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才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也才能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而三个至上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
1、坚持党的事业至上，就是要在法治的具体实践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和维护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2、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是要在法治的具体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全面维护、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法治实践成效的重要标准；
3、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就是要把严格遵守宪法法律作为法治实践的基本要求，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法和司法必须严格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特权，在全社会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树立执法与司法的公信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8. 怎样理解党的政策和法治的关系
法律与政党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差别，体现在：1、产生的渠道不同。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或由社会惯常行为形成或由司法判例形成，在我国是前者，而政策是由政党组织制定或由政党领袖确定。有的学者忽视政党领袖在政党政策制定上的作用，或者认为政党领袖仅仅是作为政党的代表提出某项政策并且是以政党的名义发布，因而还应当认为是由政党组织制定的。但实际上有些政策是由政党领袖个人意志决定的，因此我赞同两源说的观点。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的表现形式有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权威性理论等，政策的表现形式有宣言、纲领、决议、声明、口号、领导人讲话、党报社论、党内文件、通知等。3、调整的范围不完全相同。他们属于交叉关系，既有共同的调整对象，也有各自独立的调整对象。4、保证实施的力量不同，法律由公权力机关贯彻执行和公民自觉遵守，政策则由政党贯彻执行和党员自觉遵守。但在我国政策的适用大大超出这一范围。另外我认为政策和法律的区别还在于一是法律更具有稳定性，政策具有多变性。法律有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而政策形式多样，来源广泛，国家和政党可能在不同的时期会作出不同的政策调整，政党更可能会因为种种因素包括领袖的更替而改变自己的政策（政党领袖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其他国家的政党不可比拟的）。二是法律更具有统一性。法律能够在全国或特定的大多数地区施行，而政策会因为地区不同、时期不同较随意地作出调整。
法律和政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力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在法治国家，政党以政策影响立法过程，以实现政党利益；另一方面，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实行法律至上。也就是说，政党总是立图在立法中体现自己的政策，但在实行社会管理时又严格遵守法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上走了曲折的道路，重政策轻法律，甚至以政策代替法律，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荡和法治文明的倒退。本文力图从我们党成立以来法律与政策的历史沿革中省视政策至上对国家法治进程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从历史发展看，我们历来把政策置于无可替代的地位，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走了曲折的道路，甚至有沉痛的教训。近几年来，党和国家看到了国外法治对国家管理的良好作用和国内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这种理念好象又成为一项新的政策。不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来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而且国家立法机关事实上也难以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政策至上所遗留的后遗症。它对我们国家的法治进程造成了消极影响。
1、对执政党来说，影响了建立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和政党自身组织的健康发展。我们党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得到广泛支持，才逐渐壮大力量，夺取了国家的政权。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长期的政策至上的施政过程中，国家权力相对过于集中，有限的监督机制又难以发挥作用。对自己的决策也不习惯于接受合理性正当性评价。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政策的随意性大，很多不合理甚至损害民众利益的行政行为在政策的名义下实施，造成决策的不民主、不科学，甚至权力的滥用而导致腐败，客观上影响了政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某些不合理政策的实施给政党或权力机关带来利益，而缺乏竞争机制，本身也影响政党组织建设和对自身政策的省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任何政党只是国家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力量，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但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虽然早就提出党政分开，但政党对所有国家权力机关拥有控制权，党所制定的政策是指导国家立法、社会事务管理的灵魂，长期以来发展政策系统忽略立法又影响了立法的发展，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作为法治国家，政治力量需要均衡，而任何政党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其所制定的政策只能是在执政期间用以实现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管理，以保障国家利益，获得民众的支持。中国是一个缺乏法律民众基础的国家，传统皇权思想根深蒂固。领导人将自己的思想理念提升到政策高度，并影响立法以及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党中央领导集体普法是给了全社会一个学法守法的楷模。历史上的一些变革也是依靠领导人的权威突破法律、突破政策，带给了中国人新的发展之路。比如创立特区、实现市场经济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发起到了导向作用，但从法治理念上来说是法律是滞后的，或者说是他们突破了法律
9. 全国第一部省级区域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哪个省率先颁布的
法律分析：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法治江苏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7大类一级指标、29项单项考核指标和1项综合评判指标共30项指标构成。这一省级区域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率先出台，标志着江苏在探索“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工作中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法律依据：《法治江苏建设规划（2021—2025年）》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深化“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为认真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精神，统筹推进法治江苏建设各项工作，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