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道德教化
A. 国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措施（从法律的角度）
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以社会主义法律为基础，既能为公民提供明确的行为模式，强化公民的道德实践，又能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促进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同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可见，法制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目的和手段的双重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问题，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时代性课题。
一、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时代价值
（一）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当今时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法律来促进道德建设，并取得成功经验。堪称“亚洲花园”的新加坡，在道德建设上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加强道德立法。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为了减少和遏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思想道德滑坡现象，政府将大量的道德规则纳入法治化轨道。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道德范畴的内容全部立法，要求人人都要遵守。比如，随地吐一口痰罚款200新元，随地丢一个烟头罚款1000新元，公共厕所便后不冲水，罚款1000新元，甚至更多。对不文明或破坏文明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起诉，法庭将依法作出判决，加以执行。新加坡政府在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方面，制定了从公务员穿着、品行到财产申报、品德考核等一系列详尽的法律规定，保证公职人员清正廉洁。严密的道德立法和严格的执法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强大后盾。正是因为新加坡非常重视道德的法律化，才使得社会秩序、文明程度和廉政建设取得了不菲成果，为世界各国所称道。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道德的法律化，甚至把一些我们认为不属于法律调控范围的言行也用立法加以规定。美国的立法机关是国会，其下属机构中就设有道德立法委员会，并有道德法规范人们的行为。美国法律早已把某些人不救助危难、不报告危难的行为，定为轻罪。法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则更为严格，法国的《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为，或者能够唤起救助行动而故意放弃给与救助的，处五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德国的法律把法定或约定养护义务的人遗弃无自救力的人，定为遗弃罪，通常称无义务遗弃罪。瑞士、波兰、挪威的法律则规定，不为他人伸张正义者，均要被处监禁或罚金。因此，吸收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或移植别国的法律，并为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服务，是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需要。
（二）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强化法律实施的根本措施
《民法通则》规定有关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教师法》、《老年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相关规范反映了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继承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范，无不是道德建设法制化的表现，都为在全社会确认和传播思想道德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道德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都被纳入到了社会的法律体系之中。法律化的道德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而具有了明显的法律效力。明确规定道德主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主体事实上做什么也有了明确制约，就是强制性的惩罚，以此使主体做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道德目标和规范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和准则。比如，对社会上早已存在的“包二奶”、“第三者”的不良现象，以前只能诉诸于道德的谴责力量，要不就是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在《婚姻法》修改后，“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条文被法律加以规定，对这种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就有了法律规定。
（三）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有力支撑
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唇齿相依，是治理国家的两把利剑。道德和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根源与目的方面来说，两者都是由同一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从内容上来说，法律以道德为基础，法律规范大都来源于道德规范。从作用上来说，两者相互促进。道德对法律的促进作用有：道德确立的基本价值为立法指明了方向，道德为执法、守法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有：通过立法可以选择进而推动一定道德的普及，严格执法有助于弘扬一定的道德精神。道德的长处恰恰表现为法律的短处，而法律的长处又是道德的短处，两者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道德具有自发性，法律具有人为性，道德的强制手段是柔性的，而法律则是刚性的。
德治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进行道德的教化从而使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行。法治是公平正义的法律在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中创立的一套活动和生活的制度，其基本属性是强调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建设法治社会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法治是道德建设的保障和强有力的促进因素。法律是道德规范不能生效后的最后一道强制力防线。如果没有坚强的法律做后盾，道德就会变得单薄无助。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在不同的领域其功能和效力也是不一样的。当道德规范涉及经济、政治利益和国家行政管辖范围内的一体性时，在调整力度和有效性上，都无法与法律功能相比。而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综合了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性，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的共同要求。也就是说当道德上升到国家意志时，人们不遵守它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正因为如此，才使人们的整体道德素质和水平得到了提高，从而有助于德治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十分重视法律对推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在道德法律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社会转型期引发的道德失范问题，迫切要求我们高度重视道德法律化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道德法制化是连结德治和法治的桥梁，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有力支撑。
（四）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提高文明程度的必然选择
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可以推动道德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第一，普及道德规范。法律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标准，使之成为法律标准和法律规范，从而推进法律目标的实现。第二，净化社会风气。法律以国家名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反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为人们提供识别是与非，好与坏的判断标准。法律还要求人们履行法律义务，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凭借国家强制力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从而更好地净化社会风气，维护道德环境。第三，提升公民素质。法律以其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社会公平、维护正义等现代法治精神去培育教化人们，从而形成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规范，使人们将法律知识和法治精神融化于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中，在他律的范围内把自己塑造为自觉自为的人，最终达到道德理想的实现。
二、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基本依据
（一）1982宪法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是各项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
现行《宪法》第24条规定了思想道德建设:“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宪法把“四有”、“五爱”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基本内容，以国家提倡的形式纳入国家根本大法中，确立了它们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另外，宪法还把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劳动纪律，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利益以及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作为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宪法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定全面丰富，在世界各国宪法中独具特色。
（二）我国把思想道德建设领域基本的重要的规范上升为法律
首先，在社会公德方面，主要有:《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比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是国家对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具有法律形式的社会公德规范。民法调整的是社会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社会公德是民法的重要渊源之一。《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诚实信用”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被视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其精神贯穿于整个民法体系中。
其次，在职业道德方面，主要有：《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教师法》、《公务员法》、《会计法》、《律师法》等。这些法律把职业道德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意志。
最后，在家庭美德方面，主要有：《刑法》、《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把中国相传几千年的优秀家庭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变成了法律，把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家紧密结合起来。
（三）道德与法律二者有许多共同点
其一，二者目标和价值基础相同。道德反映了一定社会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与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公民道德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反对非正义、追求正义的过程。法律的基本特征是正义性，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和最终理想。法哲学思想的先躯----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论作为法律论的基础：“法律的实际意义都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正义和善德的制度。”①公民道德与法律的这种内在同质性和追求目标的一致性使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具有了可能性。
其二，二者基本的逻辑相同。法律与道德对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的调节规范有两个基本的逻辑：（1）强制性的逻辑，即“必须”如此，道德与法律均具有义务性规范，以此保障其有效性。（2）价值性的逻辑，即“应该”如此，它赋予规则以价值的内涵。“必须”与“应该”是既存在于法律之中，又存在于道德之中的两个共同逻辑。
其三，二者调节范围具有相容性。因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二者调控范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前者包容后者，也就是说，道德调节范围比法律调节范围广泛。道德所作用的范围和调节的对象几乎涉及到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法律所调节的只是人们的某些特定行为，两者存在相容性。
其四，二者调节方式具有相通性。在调节方式上，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靠的是个人的自律，依赖于社会舆论的力量。在道德与法律共同调节的行为中，当道德的自律性不能发挥作用时就要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在道德和法律调节范围相重迭的领域，道德的非强制手段必须服从于法律的强制手段。
其五，二者都含有义务规范。道德义务是指“你不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道德义务是善的一种规定，它是对人的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法律义务是法律关系主体应该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一种限制或约束。也就是说，法律积极地规定或承认人们必须这样行为，或消极的规定或承认人们不这样行为。因此，义务是思想道德法制化的中介和桥梁。
（四）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渊源
从起源上来看，在法律规范出现之前，社会关系主要通过道德规范来调整，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将一些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可以说，法律规范是在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渊源，法律只有获得道德的伦理支持才会产生实际的效力，才是一部良法。美国法学家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完善的法是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统一”。“徒善不足于为政，徒法不足于自行”，不具有伦理精神的法律将导致专制并缺失正义。从社会作用上来看，公民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对社会起规范作用。它们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和历史使命。三、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必要限度
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只能是一部分道德的法律化。如果将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法律化，就会否定道德存在的意义，不利于培养公民自律意识和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因此，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要把握合理限度。
（一）处于较低层次的道德规范可以被法律化，而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则不宜被法律化
道德规范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基于个人心性和人格层面的美德伦理、基于社会实践和交往层面的规范伦理和基于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或信仰伦理。其中，规范伦理受制于特定社会关系的状况并适应着特定社会关系的要求，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公民都应该做到的道德要求，对任何公民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违背了这些道德要求，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最基本层次的道德行为规范可以被法律化。美德伦理是个人对人生和高尚道德人格的追求，与规范伦理相比，是个人对过美好道德生活和成就高尚道德人格的自觉自愿的选择，它很难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和实践模式，可以为社会所提倡，但不宜被法律化，如谦虚的美德，可以提倡但不能做法律的规约。基于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或信仰伦理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是对某种道德理想或人生境界的超越追求，多侧重于精神层面，而法律重在规范人们当下的行为，不宜过多涉及超现实的精神的活动。否则，容易超越现实经济社会状况，不仅多数社会成员难以做到，而且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不利于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
富勒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义务的道德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对人们最基本的要求，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它是维持一个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道德准则，如勿杀人、勿盗窃、勿诈骗、诚实信用等，这些规定可通过转化为法律而实现。愿望的道德则是指那些有助于提高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原则，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和富有同情心等，它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不宜上升为法律义务。因此，可以把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化，而将最高限度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引导，但不强制人们做到。前者就是道德共识，大家愿意共同遵守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正常秩序得以维持、社会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后者是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际紧密联系的道德原则，事实上，可能有极少部分人能够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或者根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在道德法律化过程中，如果忽视大众的道德水准，过分地将愿望的道德纳人法律的范畴，那么法律主体的义务标准就会提高，不能为大众普遍认同和接受，尽管法律会施以普遍和严厉的制裁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二）与人的行为发生一定联系的道德规范可以被法律化，而不发生联系的道德规范则不宜被法律化
法律与道德在调整人们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个显著区别是，道德既能调整人的行为层面，又能触及人的思想、观念、情感甚至信仰等精神领域，而法律只能调整人的行为层面，即使某人有着极不道德的观念，只要他不表现出来，法律就不能也不应对其进行制约和调整。“公认的社会道德能否全部上升为法律，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它同行为的联系程度，且这种程度应达到一定的法律要求。”②也就是说，与行为相联系的且应该上升为法律的那部分道德要求应确定为法律，而与人的行为不发生联系和不应该上升为法律的，还应停留在道德领域，和法律保持相对距离，仍由道德规范进行调整。因此，社会道德规范能否转化为法律，一定要考察这种道德规范与人的行为相联系的程度。
四、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根本途径
（一）充分认识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道德与法律属于不同的范畴，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容易混淆两者的界限。还有人认为，道德靠教育，法律靠强制，两者不能混同。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从古至今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三种观点：1.法律与道德不分，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这在古代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占主导地位。2.法律与道德截然不同，各有其调整对象与方法，不可混同。这是西方18、19世纪历史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看法。3.法律与道德互有差异又紧密结合，二者相互渗透，又各有分工。这是20世纪以来西方法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法律不能规范人的道德观念，但可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在当代西方，道德越来越民法化。在当代东方，道德或民法化，或刑法化(如新加坡)。因此，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今天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法理学观点认为，法律除了强制功能外，还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不能只看到法的强制能，而看不到法的其他功能。为此，要充分认识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性，把法制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吸收借鉴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合理的优秀的成分
我国古代社会将道德中的“忠君”、“孝悌”、“贞节”等道德规范直接引入法律条款并加以推行。《秦律》和《汉律》都将不孝看作违法犯罪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我国历史上最严密的封建法典《唐律》，推行“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唐律》的主要内容是把儒家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儒家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即所谓的“纳礼入律”。《唐律》中将十种罪大恶极的违法行为规定为不赦之罪，其中包括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等。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德刑观体现了道德法律化的基本精神，对后世影响较大。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事务、公共角色、公众行为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弗旧事矣夫”，孔子这里讲的“礼”就属社会公德的范畴。虽然古代的道德法律化服务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很难培养出具有平等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但它在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的一些思想，如“以法促德”的做法对现在进行道德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三）通过完善立法推动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
立法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实现: 1.立法将一定的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法律法规，即通过禁止性、义务性的法律法规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规范，这是道德法律化立法确立的直接模式。2.立法规定法律主体必须遵守一般的道德规范(主要是社会公德)的原则，使一般的道德规则具有某种法律属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则。3.立法规定准用性道德规范，使其成为立法的有效补充。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经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以及人体伤害，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同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③因此，如果不制定或制定不出符合我国国情、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切实可行的道德建设的法律法规，思想道德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为此，要借鉴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大立法力度，把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推进我国的道德建设。社会公德的规范化是道德立法的重点和难点。上海倡导并施行的“七不”(不随地吐痰，不乱窜马路，不乱扔垃圾，不讲粗话脏话，不破坏绿化，不损坏公物，不在公共场所吸烟)规范，从道德立法方向发展，就是不仅为其寻找法律依据，而且把各种规范提升为具有某种法律约束的规则，并严格执法，逐渐使人们养成习惯，成为自觉的行动。笔者认为，要完善维护社会公德方面的法律法规。社会公德立法体系包括公德“法典”以及相应配套的公德条例、公德立法执法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等。不断完善公民基本行为规范的立法；奖励公民见义勇为的社会保障条例；惩治某种场合下见危不救行为的条例；维护诸如广场、火（汽）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良好秩序的条例；公益劳动条例，即对于那些违背社会公德的人给予一定的劳役处罚。在维护职业道德方面，制定《医护人员法》、《演员法》等为社会关注的职业道德方面的法律；还可以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有关道德准则，充实官德规范体系，制定《从政道德法》或《从政道德规范条例》，通过健全制约权力的法律法规，促进官德建设。
（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执法力度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认真抓好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第一，有的放矢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实践反复证明，如果没有法律的褒善抑恶机制，就难以形成扬善惩恶、扶正祛邪的良好社会风气。法治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伸张社会正义的最有力的手段。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公民法律知识薄弱环节和公民所关注的法律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今日思想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
第二，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利用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普遍性、强制性来保证思想道德建设目标的实现。通过加大执法力度，以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通过严格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以提升思想道德建设的水平。通过各级人大对财政预决算的审议，以保障各级政府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投入。通过适度扩大执法主体队伍，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人员保障。
（五）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设的相关机制
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制裁和打击危害社会的不道德行，历来是党和国家治理社会的方针和措施。
其一，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这套工作机制应该遵循这样一个程序：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决策由党来决定。党决定之后，人大则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变为法律，并交由政府来实施。实施中，人大应予以严格监督。这套机制可概括为：党领导、人大主导、政府倡导和群众参与。有人设计，有人立法，有人执法，有人监督，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其二，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当前，思想道德建设必须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要贯彻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群众路线，让群众通过制定行规、公约，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这就要发挥各行业协会的作用，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同行公约(行规)。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社区公约，乡规民约。还可以在大、中、小学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和社会志愿者中，组织一支宣传队伍，利用节假日或每年的法制宣传日上街宣传法律法规和公民行为守则。
B. 道德教育的传统型道德教育
我国古代，从春秋至明清，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构成的社会人际关系，以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专制统治这样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伦理道德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对中华民族的道德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在漫长的岁月中，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基本原则的高度概括。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教化”、“德教”是为了“生活之迁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的领悟而达到行为自觉的，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体验而达到思想领悟的。因此，归结起来说，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一是“德教”与“修身”合一；二是“知道”与“躬行”合一；三是“言教”与“身教”合一。传统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民众普遍的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C.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三不朽指的是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养三不朽是指：立功，立言，立德。
(1)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首先表现在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关系的独到理解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崇尚“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追求。
中国古人在义利观上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先义后利，在理欲观上主张导欲、节欲，强调用道德理性和精神品格对欲望进行引导和控制。重视并崇尚精神生活，是古代思想家们的主流观点。
(2)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也表现在中国古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上。矢志不渝地坚守理想，是中国古人崇尚精神的典型体现。儒家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墨家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理想。无数志士仁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实现理想而上下求索。
(3)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亦表现在对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的重视上。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将“立德”置于“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之首，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养成。中国古人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教化的目的是“明人伦”，是培养有道德的人。
(4)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还表现为对理想人格的推崇。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孟子谓“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关于理想人格，儒家把“君子”、“圣人”作为自己的理想人格，道家推崇逍遥于天地之间的“真人”、“至人”，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呼吁“新民”的理想人格。
(5)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
D. 道德对社会主体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特点
古代中国以道德立国，此诚如学者王国维所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殷周制度论》)。也正因此，古人极为关注社会道德问题，甚至视之为国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所以宋代苏轼在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出了这样一番有名的话：“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主流话题，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历史特点。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上，中国古代先哲认为道德教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孔子所谓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就表明了这种重教化的思想倾向。较之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罚的威逼高压，先哲以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道德教化起着更为持久而强大的主导作用。如管子就这样说道：“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孟子则径直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从文意可见，“善教”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义无疑也就更大了。其次，这也缘于先哲认为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前者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更为基本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法家是主张“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乱”。但儒家则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充分显示了对“德、礼”的倚重，对“政、刑”的疑虑。孟子则接孔子余绪进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后儒循孔、孟遗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吕氏春秋·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汉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务明其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潜夫论》)儒家所谓的德治即礼治，实亦即“教化”，“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难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优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论，正明确表现了此种态度。由于后来儒家的显学化与官学化，这种重道德教化的立场也成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儒家并不一概否认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但相对而言，儒家认为法是相对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盐铁论·申韩》)。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为根本的依托，“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汉书》第90卷)。东汉崔寔还形象地形容法仅为治理乱世的“药石”：“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后汉书》第52卷)。文中“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之说，生动而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对道德教化的认知与期待。二、“四行举人”古代社会权力集中于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职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将官职授给那些品行杰出的人。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优则仕”，对此通常的理解是学业有成，则加官晋爵。这当然不错，只是孔子所言说的“优”，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条件有二：智慧与卓越的品格，就如《礼记》所说的“选贤与能”。史称早在三代时就任官以德了。据清儒顾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日知录》)。西人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赞中国的文官制度，认为它是文化精英主义，尽收天下英才于政府之内。考之史实，这固然不错，只是这里的精英有双重含意，即为学和做人。在科举成制以前，人才的选择尤重社会的推荐和公选，一般是将那些操守卓越，有较好社会声望和口碑的人选入政府。如《册府元龟》所载，“汉以来士有立节守正，博闻稽古，持廉崇让，明经执法，英文焕发，至性内笃治，行尤异忠”的人，均赐以“荣官”。如西汉孝文帝时，于烈为光禄卿，他的儿子于登进入了后备官员的行列，于烈却上表请求废黜其子。孝文帝闻知后大为于烈的公心与谦让所感动，说：“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于是特别招见登，说：我今天要破个例了，你的父亲力行谦让，而有直士之风，所以我要将你封为太子身边的官。西汉元帝则发明“四行举人”。所谓“四行”，即4种道德品格，具体言之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义”。有此4种品格的人，就会受到举荐，有机会到政府中做官。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举人以德，蔚然成风。西汉名臣东方朔，早年为谋一职位，曾写过一篇自荐性的文章，内称：“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文中所谓“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说道德品格多么的好。东方朔以此作筹码，看来当时谋取公职的条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汉代的“举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谓“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为举止清正廉洁。西汉名臣丙吉，病危之际皇帝来看他，并问什么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举陈万年，因为“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汉书·丙吉传》)。后来陈万年果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里“官孝子”所显示的，也无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会氛围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则会被清除出官吏队伍。《汉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亲接来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驾崩，他担心路上有贼，就将计划暂缓执行。于是有人讥讽何武事亲不笃，孝行不好，哀帝闻知后也甚为不满，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并且颁布诏书说：“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四方”(《汉书·何武传》)。贤者在位，不肖者去职，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教化，它以无言的行政措施向社会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许就有机会厕身庙堂之上。此诚如明儒归有光所论：“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与焉。”(《震川先生集·别集》第1卷)总之，诸如“四行举人”一类的“奖善”措施，其所表扬的主要是古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与品格。如古代社会需要家庭的稳固、需要养老、需要勤劳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为一大德目受到夸赞和嘉奖。汉高祖重“孝悌力田”，汉成帝也“赐孝悌力田爵二级”。“奖善”的目的在于彰善扬德，所以对于那些有品节、有声望的社会贤达，政府也会隆重地予以表扬。因为“夫贤者国之纪，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册府元龟》)。古代“奖善”的方法五花八门，一般有诏令嘉奖、封爵号、赐予物品、晋升官爵、免赋役等。如西汉元凤元年，昭帝下令赐郡国有品节者50匹，而对那些“修孝悌”之行、在乡里有广泛影响的人，则要求郡县在正月酌给“羊酒”。西汉元始二年，平帝下诏赞扬公孙弘，赐其做官的子孙，“爵内侯，食邑三百户”。魏晋时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与祖母相依为命。晋武帝征他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李上《陈情表》，痛陈要孝养祖母之情状，难以成行赴任。史称帝览表大为感动，“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三国时的杨弘，3岁丧父，养母数十年，母活到93岁过世，时年弘75岁。史称他悲痛异常，“哀毁过礼”。魏武帝为“树其纯孝”，为天下立榜样，准许免去他一家劳役租赋，还给他一个“散员”的称号。另外，“旌表”也是历代王朝经常采用的一种表扬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导迪民彝之具，使人审所趋向而乐于为善……旌褒者，非我国家导迪之具乎。”(《册府元龟·旌表》)所谓“导迪民彝”，即激扬风化，敦率人伦。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门闾”，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门上留下特殊的标记，如挂上匾额，或者是树起牌坊等，以示嘉奖。古代“奖善”的内容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但表扬有德的做法本身，还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必须政府花大力去建设，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实行精英治理，官员大都是社会上的杰出者，故而他们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知识与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负了教育民众的责任。汉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说，可谓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员的道德教化义务：“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汉书·董仲舒传》)。汉儒贾谊则认为，移风易俗并非是“俗吏”所能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担当的重任，“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汉书·贾谊传》)。文意虽不无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为官员大任的态度还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为民父母”观念的影响，后世的“英俊”，不仅在道义上自觉地教民礼义，而且在责任上也有这种义务，因为为官一方，即是“为民父母”，理应“使天下回心乡道”。汉代酷吏严延年母亲对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说明问题：“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汉书·严延年传》)。严母这席话也表明，“为民父母”应有“仁爱教化”，这在古代已是妇孺皆知的了。汉代地方的郡守权力很大，史称“重于诸侯”。汉代的郡守尤为重视“教化”。如东汉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恩威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后汉书·李膺传》)。又如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汉书》第76卷)。他任颍川太守时，就厉行“教化”。原来当时颍川一带，民风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报，衍为冲突，化为仇敌。韩延寿欲改变这种凶暴的民风，就特别推行“敬让”之道，想让他们学会礼让，但又担心老百姓不听。于是他想办法将当地数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来，设宴款待，他亲自作陪，执礼相敬，还向他们请教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民的疾苦，并乘机向诸老宣讲和睦亲爱的好处，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诸老都以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汉书》第76卷)。由于延寿的努力，颍川的风俗为之一变。后来黄霸为官颍川时，继续推进。他一是选择一些品性较好的人为吏，再加上府县学生，让他们广泛宣传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户晓。二是下令邮亭之吏养鸡养猪，“以赡鳏寡贫穷者”。把这两件事办好了，然后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称他“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黄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细密，常涉及柴米油盐之类的俗务，而且“教令”都传入了“闺阁”(《汉书·黄霸传》)。在韩延寿和黄霸两任郡守的努力下，结果这里“教化大行”，成为文明礼仪之乡。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见一斑。历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远不止上述几位，东汉的秦彭也颇为典型。他为山阳太守时，很重视礼仪之教。史称他“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飨、射之礼时，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让之仪”。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属吏有过错，只是罢遣而已，并不多加指责。所以“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汉书·秦彭传》)。东汉仇览，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称模范。他任蒲亭长时，在农事之余，办学授徒。村民有丧事，他尽力相助，又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他在任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乡民陈元与寡母合居，母亲呈堂告他不孝。仇读罢状纸很惊讶，说：前几天刚到你家去过，见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时”，你儿子不像个坏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养孤，苦了一辈子，怎么能一时气愤而将儿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恶名呢？“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枭哺所生。”仇览的教化，不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乡，果然是移风易俗了。东汉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杰出。他曾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后，教民耕作，实即使当地人民进入农业文明。当初，当地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任氏于是移书属县，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齿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称他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南传，即“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另一人指汉中锡光)”(《后汉书·任延传》)。中国古代一直有华夷之辨，而华夏文明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故到边关任职的官员，在实施华夏礼仪治理的同时，也就传播了中华文明。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种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蛮。后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阳明堪称典型。王阳明为明代著名哲学家，也是一代心学大师，从其文集中可见，他在江西为官时，十分留意社会的道德教化。他专门写有《兴举社学牌》(《王阳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长教育好子弟，“务在隆师重道，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对于民风民俗，王阳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饬，以期人们“朝夕聚合，考德问业”。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职，宗旨是“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王阳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王阳明全集》第18卷)。在《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阳明更显得苦口婆心：“告谕父老子弟，今兵荒之余，困苦良甚，其各休养生息，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故吾言恳于此，吾愧无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听吾言，各训戒其子弟”(《王阳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语气之恳切而近于祈求，可见王阳明对乡里教化的倾心；而内中“德政”云云，则表明移风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为政的一种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视乡村社区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鉴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官员的做法固有差异，但在其辖区内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构建道德文明则是一致的。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粮完赋的任务，但移风易俗，宣扬道义，文明一方，也是其职责所在。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历久弥坚，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广被天南海北，与古代“循吏”的前赴后继地着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E. 什么是 道德教化
从本质上说，教化是道德真正的存在方式。如果道德理论不能影响人的心意态度、情感归依、意志品质和行为倾向，那么，它就只能是天下虚文。道德教化正是在善的伦理价值层面上，把人从人的本性状态提升到人性状态的工作。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而人性则是人成为的特质。人不是天生就成为了人应成为的样子，所以，人需要教化。
F. 古代是怎样实施道德教化的
在先秦时期，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中，孝道是实施教化最重要的一条。儒家的回孝道是基于传答统所重的血缘根基上的，这一根基早在西周时期就被重视并确立起来了。
古代道德教化的主调是由周公奠定的。周公为我国儒家教化理论奠定了两个理论基础：一是对血缘亲情纽带的重视；二是以情感为道德教化的核心，方法是熏陶、涵养、塑造。
周公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限于倡导对亲情的重视，更在于制订了温文尔雅的表达血缘亲情的仪式，获得了濡染人心、教化人群的伟大功效。
至春秋时期，虽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此时血缘根基在家庭的稳定上仍是一个根本原则。因此，儒家仍然把道德的根基奠于亲情之上。
G. 关于坚持道德教化,弘扬依法治国的团活动总结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把其作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决定》作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大论断，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也是对法治和德治关系的深刻把握。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都有其独特地位和功能，但又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要树立信仰，就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德治的实现需要法治的规范、制约，需要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法治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法治是建立、维护、实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德治是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来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二者缺一不可。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看，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党始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与此脱离不了关系。分开来看，一方面，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治。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党的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强调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另一方面，道德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的必然要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提高以德治国的水平。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坚持法治德治“两手抓”，通过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推进，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抓好法治“这一手”，坚持依法治国，就要按照四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道路问题最具根本性。坚持依法治国，关键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现在，有些人议论这个法治道路、那个法治道路，有的甚至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些错误想法、认识。在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向全社会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坚持依法治国，还要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要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坚持以德治国，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关键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
坚持以德治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不断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创新中小学德育课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引导广大家庭和社会各方面主动配合学校教育，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巩固学校教育成果，形成家庭、社会与学校携手育人的强大合力。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利益，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同时引导人们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建设，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培养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解决好各级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
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体现人民的意志。要在全体人民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民主法治观念，使人们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H. 道德教育内容是什么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富之”、“教之”、“使民以时”等观点，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创见的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启迪作用；
民众道德教化的前提和条件：由立“恒心”引出制“恒产”；
孟子民众道德教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重视“心理—情感”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决定作用；
在孟子看来，要实现道德教化的目标，关键在于树立民众的“恒心”。孟子所谓的“恒心”，简单地说就是遵守基本伦理规范所必需的心理稳定状态；
有此“恒心”，民众就能做到“不为恶”、“不犯刑”；否则民心漂浮，日常行为就极可能“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
因此，对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实现“恒心”从无到有的转化问题；
孟子由此通过分析民众与其职业密切相关的心理—情感特点，考察实现这一转化的条件；
孟子所谓“民”主要指农业劳动者，他们需要“恒产”或稳定的产业来维持一家的生存。孟子认为，没有“恒产”这一物质基础，空谈伦理要求，根本不会为民众所接受，因为他们“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
因此，孟子得出结论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同上）。这就意味着道德教化的现实前提在于“制恒产”，没有“恒产”作物质基础，道德教化不可能真正进入“民心”；
为了强调制“恒产”对于立“恒心”的重要性，孟子还进一步阐释了“恒产”对于道德教化的积极意义：首先，制“恒产”是“惠民”的表现，它能唤起民众的情感认同，从而树立统治者的威信；
其次，孟子认为，民有“恒产”，就不会终年为生存发愁、奔波，因而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闲暇”；
这一闲暇为民众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孟子强调：“明君制民之产……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这里，“从之也轻”所描述的正是民众消除了基本的生存忧虑，从而愿意接受引导的心理状态；
民众道德教化的现实过程：从有“恒产”到有“恒心”民有“恒产”是否就能保证有“恒心”呢？孟子以性善论为根据，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孟子认为，人都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四心”是人生来就有的道德萌芽，即为善之“才”。但“四心”也可能丧失，这在民众表现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告子上》）；
就是说，如果没有教养，无论有无衣食之忧，民众都可能有这种表现，其原因则“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同上）。可以说，民无“恒心”的客观原因是无“恒产”，主观原因则是“陷溺其心”。因此，要使民众有“恒心”，还必须注重主观方面的培育；
同时，也正因为人人都有“四心”，培养民众的“恒心”，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才是完全可能的。孟子强调，道德教化既是必要的，也是确立民众“恒心”的合理途径；
而在孟子那里，道德教化的具体内容则是指在“人伦之理”的指导下，将一套伦理规范融入民众的生活习惯，转化为他们内心的行为准则，具体说就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还提出了一套实施道德教化的方法。这套方法的具体内容是：首先，与职业规律相结合，将道德教化的内容融入制“恒产”的制度。其次，“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
它是“使民以时”的另一面，既要“不违农时”，又要利用“不使民”的闲暇来进行道德教化。它意味着实施道德教化应把握时机，并将经济发展和伦理建设结合起来考虑；
第三，“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即仁义之理不离日用。因此，道德教化要落到实处，必须从日常小事入手，使其内容能指导人们的现实行动；
上述方法的第一方面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制度的设置。孟子主张将“政”与“教”相结合，他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这意味着，合理的制度应既使百姓得到实惠，又能培养百姓的规范意识。这样，伦理规范就可通过制度的实施深入到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从而引导人们形成合乎伦理的生产和生活习惯；
孟子道德教化的思想特色?跋执壑?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和个人思想背景，就其具体内容说，无疑具有其历史的局限；
但不可否认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也包含着超越时代的合理因素，这尤其表现在其道德教化方法上；
具体说，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在方法论上对当代中国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如下的借鉴意义；
首先，经济与伦理相联系的视角。如前所述，孟子的整个道德教化思想都是围绕制“恒产”与立“恒心”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的。可以说，经济伦理的视角一直贯穿在这些思想中。在现代社会，经济伦理的视角对于我们审视、思考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尤为重要；
从孟子对制“恒产”与立“恒心”关系的论述看，它实际上力图将“惠民”与“教民”融合为同一过程。与之相应，如果我们能在制度设计时，考虑到福利政策与社会道德建设的相互配合和有机结合，无疑能取得更好效果；
孟子强调立“恒心”必须以制“恒产”为前提，同时将价值理念融入到制“恒产”当中。这一思想引申到现代社会道德建设意味着：只有创建有利于人们践行价值理念的制度环境，建立一套可供人们在实践中体验的制度，社会道德建设才能切实深入人心，从而指导人们的现实行为；
其次，孟子认为道德教化的实施必须“不违农时”，同时利用“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公孙丑上》），以此引导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一思想表明，孟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实施应考虑对象职业的特点和规律；
这一点在现代道德建设中也不容忽视。其具体内容应包括：通过伦理精神与职业规范的结合，引导人们形成合乎规范的行为方式；
道德宣传与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引导人们以道德的观点审视他们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方式。这样既易为人接受，又切实易行；
最后，孟子注重从对象的心理—情感入手进行道德教化。他主张，通过制“恒产”来确立民众认同伦理规范的心理—情感基础，然后通过倡导人伦之理来逐渐改造民众的自然性情；
这种方式可表述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它通过以“理”（道德理性）化“情”（心理—情感）、“理”寓于“情”、“情”“理”交融来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以实现一个“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这种强调“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可为我们的社会道德建设所借鉴。
I.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将什么置于三不朽之首
是立德。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
三国·魏·李康《运命论》：“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 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 清钱谦益《户科给事中孔吉授徵仕郎》：“夫给事中在帝左右，古多用履素立德者为之。”
(9)国家道德教化扩展阅读：
道德是发展先进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通常讲的道德是指人们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道德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对身边的人充满善意，对社会有所贡献。
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道德与法律不同，它是依据社会舆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
道德一词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道德”这个词语。“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德”表示对“道”认识之后，按照它的规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
从中国儒家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始，千百年来．人们就一直重视道德问题。品德是多方面的，良好的品德包括：“爱心”、“尊敬”、“言谈举止”、“团结友爱”等。
J. 历朝统治者重视道德教化的原因以西汉王朝为例,例举统治者教化的方式
旷世奇才
肖像汉武帝是第一位奠定中国皇帝的大片领土。秦始皇
永恒之一，建立了秦王朝。然而，在秦帝国的疆域辽阔，但汉代时期的一半领土。
皇帝匈奴军队44年，在中国皇帝，前所未有的这么厉害，后无来者。简
元年（140年以前），执政的皇帝。当时匈奴傲慢，西方神秘。
皇帝乃祖决不容忍父亲的，“和亲外交”，以换取短期的和平下咽。他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征服，开起来。
登上皇帝的第二年登基（建元二年，前139），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形成一个战略联盟，以对抗匈奴，匈奴压缩生存空间，实现了战略包围的匈奴。年仅18岁的君主这么多的愿景，历代皇历，谁可以比拟的？汉代，千古打开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族政治权力延伸到新疆今天的西部。
王座第八年（光年的元素，前133），匈奴竞选战略家的第一个皇帝，马邑败局。然而，短期的亏损，并没有影响到24岁的皇帝远征骄傲，而是促进激烈的皇帝，决定放弃近七年汉代和亲国家政策的实施，攻击匈奴！和平政权更迭的战争系统，抛弃了祖先系统启现实系统。在勇气和决心，令人叹为观止！
招聘皇帝有一个“帝国”中说：布满了非常成功的，将是不平凡的人。这如意，尹招聘真挚的爱情，“潮”，包括在千百年来的“FU”，主人公背诵切斯特呗。皇帝那么这个“扩大世界各地的人才”，另一方面优劣皇帝今天的生活，这种语言是恰当！之所以皇帝设置一个非常活泼的，因为他是非常的人！
“史记·骠骑将军记录魏传”记载皇帝本人原本打算教兵法霍（皇帝张裕教“孙妩冰法”），霍尚未得知，但通过战争很深的艺术见过皇帝，这是他成为优秀的战略策略的基础。
同时，皇帝也赢得了华东，华南，东南，东北，所以今天前汉部队到达中亚，西南云南，贵州，四川，黑龙江和吉林东北辽宁，中国南方，海南，福建勾勒出现代中国领土的基本框架。但44年
持久战的愤怒，所有的资源的浪费之后。对于皇帝的军事和外交战略，司马迁也很矛盾。 “史记·匈奴列传”是一个少数民族中国历史的历史，传记司马迁匈奴，被视为匈奴的后裔之一，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一个内部民族的悲剧，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两侧。虽然汉帝国
还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背景下，两国应成为和平的最佳途径的时候。不幸的是，汉代的时代，和亲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胡同，他们不得不使用对匈牙利，司马迁的军事力量，这是可以理解的;前变长，偶尔皇帝看中的不当行为，司马迁是苦的。三明治年龄
皇帝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儒家思想和文化。
轻松一统江山，聚集的人很难。秦，韩希婀深三昧。皇帝“的书烧了，”皇帝“儒学独尊”。
前窦太后去世后，皇帝在夜幕的掩护，成立了由V.博士，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尊重的基础上。即位之初，帝等待，全国选出的良性方正直言敢谏。一个孤独的学者董仲舒，以“天人三项政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那时起，这是一个民间儒家思想已被指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因此，皇帝创建国子监，农村学校，建立良性的制度，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形成独一无二的。秦到汉初，人员与爵士战系统的选择;至汉代时期，逐渐转变为提供警方举收费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啥情况的不足。
隋文帝荆重黄老蜡，大方无为，垂拱而治;皇帝是一个反滴定的祖先，儒教对于约束官员，跟随在家里和惩治贪官污吏，仁慈霸权，交错使用。尊重儒兴教这首站在国子监，尤其是对后代影响很深。如果不动，儒家思想如何“教”？如果不动，怎么中国文明的存在？如果不动，学而优则仕反思，为什么？
然而，许多人对后代，对“儒学独尊”深恶痛绝“天堂三项政策”，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批评。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以人为本，作为最重要的人，君为轻，社稷次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独尊儒术”让人们知道FELL启示，为了和其他的臣子应该做的。人才儒家质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世界经济。儒家的“道德”作为一个人的品质衡量中，“政治”，以此来实现人生的价值。汉时代，相应的内部裁决儒家思想，是一个集中的系统。秦始皇开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然而，短暂的秦朝统治未能设计出一套指导方针。西汉末年，皇帝，完全杜绝了王子分裂势力，中央政府的巩固。
此，司马迁创下节赞叹！ “淮南山传”，法师太师：
淮南衡山亲的骨肉，境内千里，为诸侯。无视遵守樊澄辅臣张贴到皇帝，但战略旨在依靠腐败对银行，还是挖掘和征服，而不是结束所有自己的身体，为世界笑。
秦县界线，不是王不扇封建制度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学的意义。刘机庵汉丰姓第一国王，封姓后的国王。从政治制度的发展重点，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于是，慈禧诸吕大字，并最终殃及酿造。因此，直到朝皇帝，武楚七涡出现混乱。秦始皇对下一行县实施国家法令，经过400年汉，虽然灾难郡王，抑制党，但没有藩镇割据的风险。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加强集中式多探索，用无情的有力的打击，其大手笔之一。
非法专横和腐败官员，势在必行。然而，政治压迫极端走，他们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司马迁
这直言：这是不是一个好情人如此愤怒线伟哥，听说过皇帝，觉得你可以，移动到中尉。
皇帝称赞这个杀人犯，他被晋升为中将，给予更多的影响力。残酷的阉割，遭受了司马迁的酷吏，批评不能有呢？
混合酒会是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在自我批评“罪法令”。
Levy和四年（公元前89），天皇宣布向全世界：他造成的痛苦的人，不再穷兵黩武，成本高昂，甚至忏悔心脏悔恨。这是“圆桌犯罪法令”。诏书，是中国第一个犯罪诏书的皇帝。
敢于罪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疏忽，在世界舆论的中心，汉无疑是第一人！到目前为止，皇帝的子孙犯了大错，也受到了“犯罪法令”，并公开承认显示明君的姿态。
历代皇帝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建敢谏的皇帝：皇帝杀了太多，连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会原谅，这样做，迟早世界将被杀才能点亮。皇帝不为所动，淡然一笑：何世无它，但不知道过人员负责眼球，如果能够发掘人才，所以为什么担心世界上没有呢？ 。 （诀窍扩展的学者，往往缺乏可能严重，但谁爱信，或者有一些违反法律，或欺罔，辄以声，没有假货汲黯广谏总理，说：陛下很劳动力作业。，未充分利用，辄曾与有限的残疾杀了他们，一直是肆无忌惮的自由惩罚，罗宾逊有才华的人担心世界会做，陛下谁的规则几乎是黑暗和普通的词语，甚至愤怒的通谕，叫笑？ ：？何世无其痛苦的人不知道耳朵苟能洞察力，挂无人丈夫叫之前谁也使用它更糟糕，有才华，不肯充分利用，没有它一样，有什么不杀施。？。 ？）
是这样的人才如草芥，视帝，一方面也是极端的爱，珍惜。在
封建专制政权，谁使用的人有两个坏习惯：首先，任人唯亲，只与他们的亲信谁是熟悉的;二是论资排辈，你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的水平攀升，规则不是“乱”。皇帝也不会由一个废人：只要有人才，主父偃持不同政见者，皇帝仍然不顾一切;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在那里，卫青出身奴隶，皇帝还是破格提拔。
此外，即使放弃正统皇帝适应异构，发现眼睛有东方朔，庄严的朝堂走进一个房间充满温馨和欢乐，像君主之间的玩伴;在同一时间，他是不是在原则内衣和性损失，东方朔郑雅嗯创下节赞叹，脚趾。
他第一次读到“子虚赋”，这极大地佩服;还得看司马相如，财富，让他享受同等待遇作为自己的写作。能识人，为客人，可以在用人单位，皇帝去千古。秦始皇，汉高祖，因为副乳，皇帝，唐高宗或能知谁，毕竟，缺乏气度的作家。
但他生活的失误，被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 - 司马迁。皇帝这么多的误解和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的有利和不利的，班固的“汉书·武帝纪”为他的三明治称赞：
潘基文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然后咨询国内域名，它的毛骏，与优点。兴国子监，维修姣四，正确的月亮，设置枚举，共同的气质，诗歌的音乐，内置凤山，礼百神，绍周后的订单文章，焕然描述，继承人必须符合香港产业，但有三个代之风。由于男性的木材皇帝粗糙，不改变龚其岸经济四民之王的文字，虽然涉嫌诗书，哪里有加焉。
潘基文并未提及武术的皇帝，武术展示在皇帝有所保留。
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赞美，批评，无论是在：
山，曰：孝武奢侈，复杂的重罚内的奢华宫殿，外事四夷收敛。精灵信混乱，过多的游行。让人们从被毙盗贼，这是从秦始皇的小男人如此不同。然而，秦，汉兴谁能够尊重的道路孝武国王，知道防守体系，通过正确的话。恶人欺负住，好贤孜孜不倦，惩罚严厉奖励。后期和康复，护理的人在意了。他的所以秦蹊嗯的损失和避免灾难的发生几乎是了吗？
皇帝就是为什么人们评价差异如此之大？
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情绪准备。他是一个明智的统治者，知道他的历史责任;但他是一个暴君，故意杀害;他不仅设置了无匹的力量，老百姓给了世界一个巨大的灾难;他爱他爱的女人，他也可以订购全国，光顾的女性自杀。他很聪明，和异常困惑;传说中的宝马，在实际的生活中成千上万的代价。当他走近接近，我们发现，在这些相反的作用，他不只是一个或另一个。困境中，非常的时间，他会摇摆不定，甚至是很痛苦的;同样普通的喜与悲，小气和计算，失眠和焦虑。在一般人的眼里，他是果断，自信和大胆的设想。然而，他的棺材当我们常常是极端的，年龄一到说好时间;当你说不好不胜枚举。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对人性的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也许他是从良知的底部良好的，也可能是拉拢心中的一种手段;也许是他的坏皇帝的使然，不得已而为之，这可能是这种情况，善变寡恩的性质。所以，既然我们无法剥离帝国枷锁他，我们的评估，我们只能皇帝和他的两个凡人身份之间徘徊。
俗话说：
天风浩荡，沙漠阑干，金戈铁马，万千伤，俱往矣;
巍峨长城，丝绸之路是长，大父皇黄凄凉的美，所有的男人;
肆虐，纵横捭阖，君臣相倾销，千秋家国，俱往矣;
围甲通用，电源冲击光荣，金色的过去，情绪飞扬，所有的男人。只有
冷月孤星，晨钟暮鼓，黄色灯数量，玩游戏的村庄，在一份报告中间，但每叹了口气。后来评价 -
班（32-92）冠汉墓 - 100韩成茅喱嗯
缺点国王，皇帝拨乱反正，文，景工作，支持的人，作为一个不管稽古礼文，更阙鸦嗯的。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隋智咨询的家，它的毛骏，与优点。兴国子监，维修姣四，正确的月亮，设置枚举，共同的气质，诗歌音乐，建筑围护结构胡丹，百神仪式后，邵周订单的文章，焕颜可谓。继承人必须符合香港产业，但也有三代之风。西安大略皇帝男性木材，不更改文本，王龚机谙经济四民，虽然“诗”，“书”称，什么加焉！
- “汉书·武帝纪”
司马贞
孝武纂极，通用太平。郗挲嗯奢丽，尤其是崇拜的明天。打开8神坛，变成五个城市。对亲5李某，晚上拜文成。提供非祀典，巡BU好兆头。乐戴滕松，王婧的声音传输。欢迎祭祀的日子，给普通历法改革。土耳其累也好，这是他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瞰英谪嗯，几欲西湖的景色。
- “史记索隐”
皇帝25历史性的首次
1，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皇帝的统治在公元前113年在位创建，上半年统治（前140 - 前104 ），那么四年元年（前87 104-前）。
2，汉武帝是第一个国家统一制定，颁布皇帝在日历的开始，第一个月在今年年初到这一点，一直用到现在。
3，在中国的第一个传记史书“史记”的后代历史学家汉书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4，出现在秦始皇统一在历史记载中发现的国家，“地理图”，四月丙申元狩四年来，“陈枯嗯太仆行御史大夫事......他打得舆地图，请该创始名“”汉书·武帝纪“载元鼎6秋”浮沮将军送来的原公何出九“，注引陈望赞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九原去两千里之行，见韩愈地图。“据颜师古说，汪臣时代喜欢住”初进。“这表明，舆地图靳趁汪咱汉初见过。这也表明，汉族拥有区域国家的出现一个清晰的概念。自然地理这以后的学习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5，直言推荐方正告诫人们在极端的措施，使自己皇帝问人才正式选择。对于所谓的警察招募系统。
6，皇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这个国家的主导思想开始。
7，五年后，元朔博士弟子设置五十人，他们的身体康复;根据一定的条件下局部枪，送了一些人，可能会受到行业为徒。考试结束后，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艺术可以作为官员。从国家的学生官员的选择开始这一点。
8，在汉代独尊儒术，并指出：“每个研究，结束延迟（铅）”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也伴随着数以百计的模式使用。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9，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受阻督察来到黄河决口葫芦的网站。自秦统一，黄帝治理亲临现场，这是第一次。
10，推广耧车（原种植）种植的汉，那么这种做法在中国拥有超过两千年。
11，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唐朝样式，开辟丝绸之路，促进双方，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
12，帝苑封6年（105年前）到精细的女君主世界的情况下嫁给乌孙公主和亲。这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历史和西方和亲。
13，在圆桌，渠犁屯田，并置使者，队长。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屯田的历史。
14，汉以及龙首渠渠法律，今天通过中国新疆地区后，从而入波斯等地。
15，从西方引进葡萄，苜蓿种植，从引进纯种马大宛天马---，西方音乐，魔术蔓延到中国，中国的铁技术，丝绸，枚举排水法，漆器传播大宛和其他的地方。
16，帝施人咿之外，凭借的执行情况;同时注重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17，元封五年（前106年），为了加强对王子和地方官员的监督，国务院成立13省长，省长令六石级检查员观察阶段2000 stone-级枪。
18，加强皇权，丞相制度改革，建立中国 - 朝鲜（向内）中，对系统的演变显著影响发生后的总理。
19，元鼎年（115年以前）禁枪令铸钱，旨在使该国属于林三官铸钱，三非官方资金不能流动的枪花以前铸钱出售。对后世有显著影响。
20，汉代西北边郡屯田，此战赢回匈奴，由大量移民起到了西方企业的一个主要的角色。也对后世的影响显著，曹说，“考虑到西域屯田孝武，第一代这种类型的也不错，”说明“设置美达秩序”英寸
21，韩这一点王朝正式任命多样化。官员可能使后代比二千石任何子系统的官员多;有钱人可以“财富选举”的人员;先贤后人可以照顾，如易的两个儿子感到关切市长时。然而，特别是皇帝用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隶的选择。韦青霍绘制的束缚和奴役了出生。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重的帮助，朱买臣，从穷人的平民达绘制谁;张汤御史大夫杜丁玉舟，赵小李玉是出了选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将领皇帝任命更多的人，匈奴。与金日磾（音：jin'mi'di）在宫中骑马匈奴奴隶这样的囚犯，甚至与霍光，上官桀托孤一起被选为国务部长。这些案例说明皇帝选拔人才是不是阶级出身和种族差异的限制。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标准的就业皇帝，或者一些标准，这个标准是“开博路到艺术，指出学校的百年底扩展名”，“枪警察茅哩抿有不同材料，可以为相和国家谁做绝对。“也就是说，只要肯奋斗汉代的原因，也有艺术，有才华的人，或许能够与人们在很远的国家能大使任命。总之，雇主的标准，但此举。出于这个原因，汉代的人才。潘基惊叹，说：“人们必须汉，盛在这里！”这种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22，汉皇帝派了深刻的匈奴军队的战斗中腹地的中国历史。
23日，中国的皇帝的历史---一个建议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提交给皇帝，为此，他们受降城今天在内蒙古建成中原。虽然在此之前武帝生这个目的，但在轩辕王朝，对范彻嗯汉承匈奴。
24，切割大宛李广利，西方的路，南亚多个国家臣服于汉宣帝神爵二年（60年）后，匈奴通过下调汉王，匈奴不敢打西，威公务员罢工。 Zheng籍须广任命为西，南西方的管理，北路，中亚臣服于汉总督。在这一点上，直达里海西部，已经成为韩的领土，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
25，汉武帝平定南越，海南岛家首次在本县儋耳，珠崖郡，海南岛和中国南海诸岛今天主导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