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法图片

⑴ 楚声王被“盗”杀背后，暴露了楚国的什么问题

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过渡之际，每个诸侯国国内都是风起云涌，国君式微，卿族做大。要么卿族直接架空了国君，比如鲁国三桓，要么卿族直接取而代之，比如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在一代代楚子带领下筚路蓝缕强大起来的楚国自然也不例外。

公元前402年的一天，继位已经六年的楚声王驾车外出，在街上为盗所杀，震惊了楚国人。这件事处处透着古怪，春秋战国时期盗多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强盗能在国都、天子脚下公然杀人，而且杀死的还是国君，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但更奇怪的是，楚声王之子楚悼王继位后却没有追究父亲的死因，仿佛这本就是一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游戏，而楚声王和楚悼王是处于被动的，甚至楚悼王作为一国之君却并不能为父亲报仇，至少短期时间内是无法报杀父之仇的。那么，这个仇人究竟有怎样的力量，才让楚国的国君都要忌惮三分？

这仍旧不是全部，楚国地广人稀，很多地区荒无人烟，这完全是一种浪费，于是吴起提议楚悼王将贵族们迁徙到边远之地，带领百姓开发楚国的土地：

通过对贵族们的这一系列打击，既解决了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问题，同时节省下大量的钱财用以发展楚国的军事。经过吴起的改革，楚国再次迅速强大起来，从这一方面来说，楚声王的被杀似乎并没有白死，倘若不是这个血淋淋的现实，他的儿子楚悼王不可能明明着急改革，却又不得不隐忍不发，暗中积蓄力量，等待良佐，在最合适的时机选择变法改革，有效打击了楚国的贵族。但是，楚悼王的过早离世，还是打乱了变法的节奏，吴起也在楚悼王去世之后遭到贵族们的围攻，最终死在了楚悼王尸身上。

吴起变法戛然而止，楚声王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楚国贵族暗杀，而楚悼王也没有想到自己死后，尸身遭到了楚国贵族的糟蹋。但即便吴起死了，变法终止了，但贵族们也确实遭受到了大的打击，楚国最终避免了晋国的悲剧。

⑵ 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翻译

韩非 （？—公元前233年），战国晚期著名思想家、散文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出身韩国贵族，曾与李斯一起师事荀子。韩非多次上书韩王， 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但未被采纳，于是发愤著书。 著作传至秦国后，秦王嬴政大为赞赏，于是发兵攻韩索要韩非，但韩非入秦后秦王又不加信用， 后因受到李斯的诬陷死于狱中。韩非主张君主集权，任法术而尚功利。与此相适应，他主张行文要以“功用”为目的，其文思想犀利，逻辑严密，锋芒毕露，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现存《韩非子》五十五篇， 是法家的重要作品。

本文运用和氏献璞却被刖足的故事和历史材料作为议论的根椐，进行说理，逻辑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1， 奉而献之厉王2。 厉王使玉人相3之。玉人曰：“石也。 ”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4。及厉王薨5，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6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7？”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 贞士而名之以诳8，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9其璞而得宝焉。遂命10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 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王11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12， 论宝若此其13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14；然则有道者之不 15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16。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 近习不敢卖重17；官行法，则浮萌18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19。则法术者，乃群臣士 民之 所祸也。人主非能倍20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21，独周乎道言22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23矣。

昔者吴起24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 曰：“大臣太重，封君25太众；若此，则上26主而下虐民， 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27，绝减百吏之禄秩28， 损不急之枝官29，以奉选练之士30。”悼王行之期年31而薨矣，吴起枝解32于楚。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33，设告坐之过34，燔35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36， 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37。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38，商君车裂39于秦。楚不用吴起而削乱40，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41，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42。当今之世，大臣贪重43，细民安乱44，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45，则法术之士安能蒙46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47。

【注释】

1 和氏： 一作卞和。玉璞：玉含在石中未经剖开理治的称为“璞”。楚山：即

荆山，在今湖北省漳县西。

2 厉王：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并无厉王其人，此处有误。

3 玉人：治玉的工匠。相：省视、察看，此处指鉴定。

4 诳(kuang)：欺骗。刖(yue)：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脚砍掉。先秦法初犯砍左脚，因左脚不为主要用力者。再犯，砍右脚。刑后做阍人，看大门。

5 薨(hong)：诸侯死称为“薨”。

6 泣：一作“泪”。

7 子：你。奚：何，为什么。

8 题：名。贞士：精诚的人。

9 理：治玉。

10 命：名。

11 王：一作“主”。

12 犹：还，仍然。论：评定、赏识之意。

13 其：同“之”字。

14 士民：一般百姓。

15 有道者：指法术之士。 (lu)：通“戮”。

16 特：只不过，只是。帝王之璞：在此喻指“法术”。

17 近习：宠幸之臣。卖重：卖弄权势之意。

18 浮萌：游民；萌，通“氓”。

19 战陈：战阵。

20 倍：通“背”，违背之意。

21 越：越过，不顾。民萌：老百姓。

22 周乎道言。周：合。道言：法术之言。

23 论：论定，赏识之意。虽：即使。

24 吴起：卫国人，著名军事家，早期法家，曾任楚令尹。《史记?蔡泽列传》中云： “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 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功已成矣，而卒枝解。”

25 封君：受封邑称君号的人。

26 ：同“逼”，逼迫、威胁之意。

27 爵：爵位。禄：俸禄。

28 秩：官职的品级。

29 损：减少。枝官：闲冗官员。

30 奉：养。选练之士：经过选拨和训练的人。

31 期年：一年。

32 枝解：同“肢解”，古代分解四肢的一种酷刑。

33 商君：商鞅（？－公元前338），早期法家，卫国人，曾辅助秦孝公变法，卓有成效； 孝公死后被杀，现存有《商君书》。连什伍：把百姓组织起来，五家为一伍，二伍为一什，互相监督；类似后世的保甲之法。

34 设告坐之过：使什伍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其余九家均要揭发，如隐瞒不报，则十家同罪（连坐）。告：告发。过：责。

35 燔(fan)：烧。

36 塞：杜绝。私门：豪门个人。请：请托。遂：进，登进，登进有功于公家的人。劳：功劳。

37 游宦之民：不守本业钻营求官的人。显：显扬，给予荣誉。

38 八年而薨：商鞅变法施行八年而秦孝公卒。孝公三年商鞅变法，孝公二十四年孝公死后商鞅被杀，此作八年，疑有错误。

39 车裂：古代以车拖裂人体的一种酷刑。

40 削乱：地削政乱。削：被割削。

41 当：适当，正确。

42 苦法：以实行法制为苦。细民：小民，指平民。

43 贪重：贪权。

44 安乱：安于混乱。

45 听：听从。

46 蒙：蒙受，冒着。

47 霸王：霸主。

【简析】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因而有条件总结前人的成果并形成自己独到的思想体系。他继承发展了前期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等人的学说，提出了“任法”、“用术 （权术）”、“集势（君主的权力）”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主张以法治国、中央集权， 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论每每为后代封建帝王所利用，影响甚大。

本文是 《韩非子》卷四第十三篇，系韩非有感于战国末期诸侯国的相继衰落、法术之士处境危困这一社会现实而作。 文章借和氏献璞玉却遭遇酷刑的故事，引出作者对当时政治状况的不满，指出法术之士被君王所弃是导致世事纷乱的主要原因。进而从楚不用吴起而“削乱”历史的教训中，推导出“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是“世所以乱无霸主”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

韩非的文章以逻辑严密、说服力强著称，本文非常显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这种以故事引发议论，进而提出主要论点，最后借历史事实深化论点层层推进的论证方式，使文章各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楚，富有说服力。

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本文的另一特色。 文章多次使用这种用法，如：卞和献璞玉的诚意和他实际上所得到的回报 （刖其二足）之间的对比；献璞玉者的善意和刖其二足的残酷形成了显明比照，虽然作者对这一现实未曾直接评判，但在对比中已表明了作者对君王的无言的批评。 君王对宝玉和对法术之士的需求在心情的急切程度又是一个对比； 在这一对比中表现了法术之士推行法术所面临的困境。最后又引用历史事实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对比，这一组对比则是运用历史事实的来使法术对国富民强的作用不言自明。虽然作者在文章中对自己的感情没有作浓烈的渲染，但运用对比手法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使文章的思想力度得到了大幅度加强。

故事的引用深化了作品中的议论， 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⑶ 察今文言文翻译

【原文】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译文】

国君为什么不效法古代帝王的法令制度呢？不是它不好，而是因为后人无从取法它。先王的法令制度，是经历了漫长的古代流传下来的，人们有的增补它，有的删减它，怎么能够取法它呢？即使人们没有增减它，也还是无从取法它的。

凡是先王的法令制度，是切合时代的需要的。时代不能与法令制度一同存在下来。法令制度即使现在还保存下来，还是不能取法它。

先王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据是什么？先王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据是人，自己本来也是人。所以明察自己就可以推知别人，明察现在就可推知古代。古代和现在是相通的，别人和自己也是相通的。明白事理的人，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根据近的推知远的，根据现在的推知古代的，根据看到的推知未见到的。

所以观察房屋下面的光影，就知道太阳、月亮的运行，早晚和寒暑季节的变化；看到瓶子里水结的冰，就知道天下寒冷，鱼鳖潜伏了。尝一块肉，就知道一锅里的味道，全鼎中的调味。

楚国人想要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设立标记。澭水上涨，楚国人不知道，顺着标记在夜间渡水，淹死人的有一千多人，士兵惊骇的声音如同大房屋倒塌一样。以前他们设立标记的时候，是可以渡水的，现在水位已经变化，涨了很多，楚国人还是照着原来的标记渡水，这是他们惨败的原因。

现在的国君取法先王的法令制度，就像这样。他们的时代已经与先王的法令制度不适应了，但还在说这是先王的法令制度，因而取法它，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难道不可悲吗！

所以说治理国家没有法令制度就会混乱，死守古老的法令制度而不改变就会行不通，悖谬不能治理好国家。社会变貌，时代更迭，改变法令制度是应该的。

病症变了而药不变，本来可以长寿的人，现在也变成短命的人了。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遵循法令制度来进行，修订法令制度要随时代而变化。因此，统治过天下的七十一位帝王，他们的法令制度都各不相同。

所以说：对于好剑人们期望它能斩断东西，不期望它是镆铘那样的名剑；对于好马人们期望它能日行千里，期望它是骥骜那样的宝马。

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水里，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了个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了，他从他刻着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打捞宝剑。船已经动了，但剑没有动，像这样寻找宝剑，不也是很糊涂吗？用旧的法令制度治理国家和这样一样。用这样来治理，难道不困难吗！

有个从江边上走过的人，看见有人正拉着一个婴儿，想要投到江里去，婴儿大声啼哭。旁人问他原因。说：“这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即使孩子的父亲擅长游泳，他的孩子难道就一定擅长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谬的。楚国治理国家，也像这样。

⑷ 明太祖的法律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汉族，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少时穷苦，一度入皇觉寺当和尚。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龙凤七年(1361)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在位期间，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与此相适应，在法律思想上鉴于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认为“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治国理想---1、发展生产，阜民之财
2、节约开支，省民财力
3、节省工役，减轻负担
4、宣传教化，加强法治
5、打击贪官，澄清吏治
除了两汉、南宋三朝皇帝较为重视法制外，其余的皇帝，无一有如朱元璋那样重视法律，其对法律的思考和见解，可以说是独步古今。
一、重视法律，以法治国。

明太祖虽然布衣出身，起于微末，但是在参加和组织领导农民起义军的反元斗争以及在和其农民起义军的杀伐中，他看到元末法制败坏，官吏贪蠹，民不聊生，深刻认识到了法律的治国作用。太祖曾告诫群臣说：“从前朕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要严立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国作用。他说：“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于是在朱元璋即吴王位时（公元1364年）就提出“建国之初，先正纲纪”，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颁行之。”这便是最早拟定颁行的《大明律》。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律法的精髓要义，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曾令“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作为制定大明律的依据。事实上，早在吴元年的《大明律》制定时，朱元璋就专门发布了上谕，要求议律官“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诏诸臣赐坐，讲论律义”。洪武六年冬重修《大明律》时，朱元璋诏赐刑部尚书，“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即对律条亲自审定。明朝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崇法精神和有关作法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重视，经过吴元年（公元1364元）、洪武六年（公元1373元）、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订，最终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正如《明史·刑法志》所概括的：“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始颁始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

二、注重法律的继承性

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制”。太祖从其言。事实上，由于《唐律疏义》所表现出的盛唐文明对中华文化的浸淫，太祖皇帝对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文化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即位初，使“诏衣冠如唐制”。在大明律的制定上，朱元璋曾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特别强调了“朕仿古为治”的立法继承性思想。洪武七年刑部尚书刘惟谦、翰林学士宋濂在《进明律表》中宣称大明律“篇目一准之于唐…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弘治十五年的《御制明会典》中专门申述说：“我太祖高皇帝以 至圣之德驱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举，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议之，遵古法，酌时宜…”。正德四年的《御制明会典序》中也说：“我太祖皇帝稽古创制…”。除了立法，明太祖创制的司法制度基本也是沿袭唐宋旧制的。正是由于对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借鉴吸收，才使得《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条例简于唐律，精神 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的“百代之准绳”。

三、注重和强调法律的稳定性

法律作为调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其不断更改和变动自然而然地会对社会统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导致统治者的更替。明太祖鉴于以往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民不知所遵，百姓往往无所适从的弊端，从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对法律的稳定性尤加重视。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订以后，朱元璋即“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变更，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正是在此严旨之下，《大明律》成为“万世之常法”，在有明一代，“历代相承，无敢轻改”。此外，在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初编时，朱元璋便在《御制大诰序》中，特别申明“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因而太祖以后的明朝诸帝，总是坚持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如嘉靖八年《皇帝敕谕内阁》：“近守祖宗成法，夙夜柢慎，罔敢违越”。万历四年《皇帝敕谕内阁》强调“唯我祖宗之旧章成宪，是守是遵”。正是由于后世坚持了太祖遗训，从而保障了明律对社会关系调整结果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最大程度维护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尤其从明宪宗到熹宗前后长达160余年里，在皇帝避居深宫而不愿临朝听政期间，明王朝统治却相对稳定性，这可以说无不得益于《大明律》的稳定性。

作者： 奎峰 2006-6-6 16: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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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太祖法律思想初探（转）

四、力求法律的简明科学

鉴于元末法制“条格繁冗”，“其害不胜”的教训，朱元璋在吴元年便对议律官发布上谕：“法贵简当，使人为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更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颁行大明令敕》中再次申述了立法简明的思想，敕文中说：“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之法。朕甚悯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正是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大明律》的制定从吴元年 的律285条、令145条到洪武六年的三十卷、六百有六条，再到最终的三十卷、460条，相比《唐律疏议》的12篇、500条，《宋刑统》的三十卷、十二篇、502条、213门来看，确实简明多了。另从体例发展变化上讲，《大明律》源于唐律但细于唐律，新创了《公式》、《课程》、《人命》等十篇。采取律、诰、令、条例并行的法典式立法与编纂式立法相配合、制定法与案例法相配合、原则性与解释性相配合、惩治性立法与训诫性立法相配合等方式，使体例编排呈现极为科学。法律史学家杨鸿烈曾说：“洪武三十年制定的《大明律》，比较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惧极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楷模…可见得，这书实在算得中国法系最成熟时期的难得产物”。

五、立法因时制宜和重典治国

明太祖的立法简明虽然有利于民众知法懂法，但由于法律的过于简单，在很大程度上却和社会的发展变化状况难以适应。太过于简明的法律针对错综复杂、日益尖锐的社会统治矛盾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对此，明太祖于初便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在具体的治国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延暗弱，威福下移”，纲纪败坏，官吏骄恣，从而致使元朝倾覆，顺帝北迁作为教训，立国后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朱元璋始终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非猛不可”。与此同时，朱元璋为了解除自身周围一批农民出身的武将同一批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间互相争斗而对皇权产生的威胁和实现其急于求治的目的，表示“民经乱世，欲度兵荒，务习奸滑致难齐也”。又说：“今之臣民，凡所作为，尽皆杀身之计，趋火赴源之筹”， “若不律以条章，将必仿效者多，则世将何治”。在朱元璋看来，“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元朝倾崩正是由于“元政驰极，豪杰峰起，皆不修法度以明军政”。因而太祖主张“反元攻，尚严厉”。以此思想作为指导，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对“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一类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权的犯罪量刑轻于唐律，但对“盗贼”及“帑项钱粮”之类直接危及专制统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则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诛滥罚，制定了族诛、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挑筋去膝盖等一系列法外刑。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儋州陈逢愆起义，陈被斩，部属1400多人被鼻刑。

六、重礼明理，以礼导法

自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后来的“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及“出礼入刑”以来，“礼”在封建统治中所占的地位绝不亚于“刑”的作用。对此，朱元璋亦不例外。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就倡导“明礼以致民，定律以绳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他看来“礼法，国之纲纪。礼法定，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并指出“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朱元璋在给皇太孙的上谕中又说《大明律》“首列二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实行严刑峻法同时，又注重倡礼明理，礼刑并重。

七、注重发挥和强化法律整肃吏治的功能 先王立法，自古以来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明太祖则不然，可能由于其出身寒微，早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深知“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不禁贪墨，则民无以遂其生”的缘故。因而对于官吏贪污，他有着一种近似乎变态的痛恨和彻底惩治的执着。洪武二年曾告诫群臣：“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明史·刑法志》说：“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脏吏”。由于明初特定的政治条件和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生活经历，使其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更坚决、更严厉地整肃吏治。如对官吏的职务犯罪规定，《唐律》把官吏犯脏罪的处理列在《职制》篇中，未设专篇，《明律》专设《受脏》一篇计十一条，同时，还专设《课程》篇十九条，从重论处官吏犯罪。如规定监守盗仓库钱粮四十两即判斩刑。难怪清代刑部尚书薛允升对比《唐律》条文后直呼《大明律》“太严”。如果说朱元璋的《大明律》惩处脏吏十分严厉的话，那么他亲手制订的《大诰》则应属于惩治官吏贪墨的特别刑事法规。《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惩治官吏贪污、盗窃、受贿等脏罪的共有一百五十条。在惩治官吏方面，朱元璋认为“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因而“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因而罪之”。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的贪污巨额粮食案，所牵连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波及各省的官吏达数万人。在对脏墨官吏的刑罚适用方面，明《大诰》列举了阉割、断手、剁指、挑筋去膝等肉刑，其中最为残酷的是“剥皮实草”之刑，即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吏（价值约折合明正七品官年俸）都捉到所在府、州、县、卫衙门左边的“皮场庙”剥皮，皮剥下后填上稻草，然后摆在官府公座旁边，警示后继者。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注重利于民众力量来惩治贪官污吏，他诏告天下：“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即允许百姓对那些违旨扰民的官吏进行抓捕，然后送往京师问罪。为了反贪，明朝初期牺牲的御史达以数百。可以说，经过朱元璋一系列的整顿，虽然明朝官吏的俸银是历史上最低的，但是明初的吏治却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八、注重普法和法律宣传

如果说宋太祖刊印《宋刑统》颁行天下达到了普法宣传的效果的话，那么明太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强调法律的讲读和宣传。早在吴元年，便命大理卿周桢将刚刚制定好的《大明律令》中涉及民众生活的部分用口语写成《律令直解》发布郡县。尤其是明《大诰》颁布以后，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规定有《大诰》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即规定有《大诰》者可以以该书折抵刑罚。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诏命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大诰，乡民集会宣讲大诰。明刘三吾曾在《御制大诰后序》中说：“载劳圣虑，条画成书，颁示中外臣民，家传入诵，否者罪之”，从而使“天下有讲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遗还”。此外，为了加强法律宣传，朱元璋下令每岁正月、十月或逢节日时，让专人讲读律令。可以肯定，正是于他对法律宣传的高度重视，才使得明律法精义深入人心，为民所知而遵之。
参考书目：

《明太祖实录》实录卷。

《明 纪事本末·开国规模》。

《明史·刑法志一》。

《明史·刑法志》

《明太祖实录》

《进明律表》。

张晋藩主编：《中国刑法史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下，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746页。

转引自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75页。

《皇明祖训序》。

《大诰·君臣同游第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赦工役囚》卷 三。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卷 14。

《明通鉴》卷1。

《明太祖实录》。

《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

《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

⑸ 汉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1．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在统治基础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笼络人心，以利于夺取政权，他宣布废除秦朝苛法严刑，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罪，余俱去秦法”，这可以看做是西汉王朝立法的开端。在天下“苦秦苛政久矣”的情况下，刘邦的约法三章，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约法三章只是政治策略性的口号，并没有真正实行。但是刘邦的除秦苛法，并非长久之计，而是在楚汉相争、胜负未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争取民众的权宜之策。

2．《九章律》

汉朝建立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依循秦朝旧律已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汉高祖五年，命丞相萧何制定《九章律》。《九章律》是汉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它远取李悝《法经》，近取秦律，于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之外，增加户、厩、兴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九章律》。其中，户律主要规定户籍、婚姻、赋税的内容，厩律是规定畜牧马牛、驿传之事，兴律主要规定征发摇役、城防守备等事。所增加的内容，大都是民事法规。由于汉初法律制度大多沿袭秦制，因此九章律的基本精神仍在于“御奸”，在结构上也是以刑为主，兼蓄诸法。

3．《傍章律》

这是汉高祖时制定的有关宫廷礼仪方面的法规。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以后，深感文臣武将缺乏应对礼仪，懦生叔孙通奉命制定《傍章律》十八篇，主要是参照儒家的礼仪制度，集中规定了君臣朝请及各种官延礼制。《傍章律》是对《汉九章》的补充，与《九章律》并行。

汉高祖时期，除了萧何的《九章律》、叔孙通的《傍章律》，还命“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由此可见，汉高祖时期立法活动是比较频繁的，这就为汉朝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4．《越宫律》与《朝律》

《越宫律》与《朝律》是汉武帝时期制定的重要法规。《越宫律》是汉武帝即位后，命延尉张汤制定有关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规，共二十七篇《朝律》也称《朝会律》，是御史赵禹奉命制定的关于朝贺制度的专门法规，共六篇。

《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朝律》总计六十篇，统统称做汉律。这些基本法规构成了汉代成文法的主要内容。据史籍记载，至汉武帝时期，以这些基本法规为主体的汉律令已达三百五十九章，加上各种决事比，构成了汉朝法律极为庞杂的内容。

西汉初年及汉武帝时期的主要立法，形成汉代法律规范的主体框架，被之后汉代各朝所遵循。随着社会情况的变迁，各朝在不改变这些基本法律的前提下，不断颁布各种单行法规和法令，使汉律的内容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加上两汉时期不断积累增加各种判案成例，即“决事比”，使法令繁多，体系庞杂成为汉朝法律的显著特点。总括两汉四百年的立法活动，经历了由繁苛到简缓，再由简缓趋向繁苛的多次反复过程。

⑹ 我的屋子节选表达了作者怎样思想感情

全诗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讲述自己的身世，

为楚怀王立法改革却遭到小人陷害，表白了自己做了大量有益于国家的工作还是无法改变勾心斗角的现状，表明了自己痛苦心情和困惑。

第二部分描述自己无法解脱现实中的痛苦和困惑，还是借女嬃劝告自己入境随俗，由现实转向了幻想，追求美好理想的实现。

第三部分描述自己追求的理想不能实现，结果接受巫咸意见，远游离乡，但又恋恋不舍，爱国思想和理想的抱负使他还想期待楚怀王醒悟。

最后一段写故乡人都不理解他，他又何必留恋故乡，还是随彭咸，投水自尽！

⑺ 简答题简述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观

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观，简而言之，就是正名，法先王，并反对公布成文法。

在儒家法律观念中，“先王立法”确立了作为现实法合法性根据的理想法的立法主体，那么“法自君出”则是确立了现实法的立法主体。在先秦儒家看来，现实法的立法主体的确定是以其“正名”理论为基础的。由于等级制与身份制的影响，先秦儒家特别重视“正名”，可以说一部《春秋》，皆是为了“正名”。所谓“正名”，即对违反周礼等级名分的各种现象加以纠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只有端正名分才能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故齐景公问如何为政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臣、父、子各守其名分，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享有自己的权利，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儒家“正名”论的根本目的是为尊君或君主主义作论证。
基于“正名”原则和尊君思想，儒家将国家现实法的立法权交予了君主，君主成为立法的主体，立法成为君主的权力。故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并且只有君主立法才是正当的、合理的，也只有君主所立之法才可谓是“良法”。在孔子看来，礼法是否出自君主之手是天下“有道”或“无道”的重要体现。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又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当国家立法权不由君主执掌时，国之将亡也不会远了。《后汉书?五行志》载：“孔子说《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为政，则君王出政之号也。’”“号”即号令，包括法律在内。总之，孔子认为国家立法权应归之于天子掌握，这是天下有道的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
孟子用“君权神授”论来论证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和统治的合法性。他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君主的统治权力来自于天，为天所授，而民只是君主的统治对象。君主的基本任务是统一天下。孟子认为天下大事应“定于一”，又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尽管孟子没有直接说君主立法之事，但由其“定于一”思想，我们可推之，孟子是主张君主拥有绝对的立法权力的。否则，何以“定于一”？
荀子则鲜明地主张“隆君”。他说：“君者，国之隆也。”国家的统治权力应该统一于君主。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盛强大，否则必将弱而乃亡。故荀子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荀子?议兵)可见，荀子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主义政治。这与法家所说的“权者，君主所独制也”(荀子?修权)的绝对君主专制政治虽有区别，但其旨意也大为相近。⑤在这种君主主义政治前提下，立法权必定归之于君主，故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
君王不仅制礼作乐，而且制定刑罚。《尚书?吕刑》载：“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这段话中所谓的“苗王之刑”、“皇帝之刑”、“周穆王制刑”等，充分地说明了“刑”是由君王制定的。荀子亦说：“君教出，行有律，吏谨将之无铍滑。下不私请，各以宜，舍巧拙。臣谨修，君制变，公察善思论不乱。以治天下，后世法之成律贯。”(荀子?成相)“律”，即刑律是也。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制定“刑”、修改“刑”、颁布“刑”的权力皆应属于君王。不过，在君王的授意下，大臣也可代君行使这种权力。如《尚书?吕刑》中说：“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伯夷是代尧帝而制定刑典，并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但制定“刑”的最终决定权仍属于君王。
不仅如此，“刑”的颁布权也由君王决定。如《周礼》云：“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乃退，以宫刑宪禁于王宫。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职，考乃法，待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共，则国有大刑。’”(周礼?天官冢宰)孔颖达疏曰：“‘宪禁’者，与布宪义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书，表而县之於宫内也，以听王命”。这说明颁布“刑”也是由君王授意而行的。经过君王认可而由大臣颁布，“刑”就真正生效了。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⑻ 王立法韩语翻译一下

왕립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