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固本
㈠ 太极拳所体现的道家思想
太极拳的道家思想底蕴
在中华文化中，“太极”一词首出《易经》，在《易经·系辞》里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记载。按易理解释，太极是天地未分的混沌状态，两仪指的是天地或阴阳，四象和八卦则分别指四季和八种自然现象等。到了宋明时期，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中则以太极解释宇宙形成的过程：“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道德经》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第40章)有本来是始于无，太极本无极，无极而太极，有太极之后衍生阴阳动静，再由阴阳动静变化而衍生五行，四时。由此而万物生，变无穷。《道德经》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1〕(第28章)《太极拳论》讲：“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2〕(P74)意为：太极是由无极化生来的，是阴阳的本源，动时，就反映出相互对立的一阴一阳，静时，阴阳两者则又合归于一体。太极拳是一种一动无有不动的运动方式，因为太极拳不是手足的运动，而是人体中心腹部的运动，因此不动则已，一动则全身皆动。腹部是人身之太极，腹动则两腰，两手，两足都要动。《胡朴安先生论太极拳在体育上之价值》论到：“宇宙一太极，人身亦一太极。人身之腹为太极。两腰为两仪，两手两足为四象。手足各有两节为八卦。”〔3〕(P194)胡先生认为太极拳的动作，处处是中心的动作，处处是太极的动作。由此可见，太极拳运动方式是一种符合宇宙自然规律和人体自身规律的运动方式，是一种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的运动方式。
㈡ 道家思想的好处及先进性
当今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这在带给人类极大的便利和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出现了诸如生态危机、社会关系失调、道德危机、社会心理危机等严重问题。物质文明带来的严重异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此，早有很多有识之士呼吁，如果不对文明的异化问题加以解决，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反对和克服这种当代文明异化的斗争，已成为全球全人类的迫切任务。人类正是在这样的摸索和努力中，发现和总结着经验。而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道互补的文化——是否会对人们有所启发呢？
近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道教研究专家许抗生先生在北大校园中发表了有关“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的演讲，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记者于演讲后走访了许教授，请他进一步深入谈谈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问题。
记者（以下简称记）：许先生，据我了解现在已有很多人开始关注道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这一问题。但是，道家思想无疑是一种复杂的哲学思想，现代人如果不正确理解道家思想的渊源，就难免引起认识上的偏差。能否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我国道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许抗生（以下简称许）：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研究一种哲学思想，分析其对当今社会的功用，首先就应了解其自身的背景和内容。
清代思想家魏源曾作过《老子本义》一书，他认为：“老子，救世之书也。”“老子著书，明道救时”，“此老子悯时救世之心也。”确实，《老子》一书的本义，是为救世而作的。那么老子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样的世道危机，而要“悯时救世”呢？
我们知道，中国自上古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危机，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什么是“礼崩乐坏”呢？这就是说，经过了上古三代的发展，尤其是西周周公旦“制礼作乐”之后，形成起来的我国古代的一套文明制度，即礼乐制度或称礼文化、礼义文明，遭到了崩坏的危机。对待这种危机，春秋末年有儒、道两家不同的态度：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态度，孔子站在继承与发扬殷周，尤其是两周礼乐文化的立场上，认为西周的礼文明是世上最完美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并极力主张维护礼乐制度，提出“克己复礼”、“立于礼”、“以礼让为国”等等思想。而礼义文明的危机之产生，在于“乱臣贼子”的破坏而致。针对着当时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的情况，孔子主张在社会文化内部进行一定的改造，并且提出“仁”来充实“礼”的内容。可见，孔子完全是站在肯定礼文化的立场，来对传统的礼乐文明加以“损益”改制的。
另一种态度则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态度。老子与孔子不同，他站在否定礼乐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立场，对人类文明提出了挑战。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对人类文明认真反思的第一人，他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负面影响和负面作用，极力地抨击了文明的异化现象，指出文明危机是文明自身造成的。文明社会所产生的乱象：贫穷、昏乱、盗贼、战争、争夺、罪祸、轻死、声名逐利、欺诈等一切罪恶，皆是由于文明日开、智慧日多、民多利器、上之有为和多欲、礼乐制度、仁义道德等造成的。老子庄子自觉或不自觉地看清了这一切，认为要消灭这些恶果，就得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人类的文明，因此对人类的文明提出了挑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记：那么道家思想的本质特征到底有哪些呢？
许：老子庄子对待文明异化的态度，除了拒斥人类文明进步之外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克服文明危机的思想与措施。所以魏源说《老子》是一本救世之书。如果可以说《老子》是救世之作的话，那么《老子》则是在严重社会危机中如何保持自己，尤其是自己精神不为物伤，求得精神的宁静和自由，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一部救己之书。总的来说，他们的思想有如下几点：
对自然主义思想的大力张扬：主张回归自然，不脱离自然，与自然和谐为一。为此，老子提出了人法自然的思想。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与自然相一致、相协调，不能违背自然，更不能破坏自然的和谐。
保持和发扬人原有的素朴的自然本性：提倡返朴归真、敦厚朴实，反对浮华轻薄。浮华轻薄的礼义就是世乱祸首。所以人应当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认识到贪欲多私是罪恶的根源。
无为而治：在上的统治者应当实行无为而治。“无为”即是“顺应自然”。“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治理天下，要顺应民心，不要对百姓多加干扰，要让人民自己去得到应有的自然的发展。
追求精神的宁静与自由。这在庄子的思想中尤为突出。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面对污浊的社会，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旨在保护住自己的精神的独立，不为外物所牵累，追求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宁静与自由，即追求所谓精神上的逍遥游，找到一个安顿的精神家园。其做法就是“游于逍遥，超于物外，得其环中”之道，这样，人的精神就可以不为社会上的是是非非所干扰，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宁静与自由。庄子的这一超脱思想，自然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处世哲学，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思想自有其积极合理的内容，例如在人们处于无谓的斗争中时，或在互相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本无所谓对错，聪明人不如超脱这些纷争，以怡养自己的心性，保持住自己心态的平衡、宁静与自由而不为外物所伤害。庄子的思想在这里是可起到重要作用的。
记：但是老子庄子的道家都拒斥文明的进步，这种拒斥既不可取，也是不可能做到的。道家思想对我们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许：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克服了先秦原始道家的这一缺陷，主张把儒家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想与道家所崇尚的自然质朴的自然主义思想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以自然为本，以礼义为末的所谓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它的主要精神就是认为自然是人的本性，礼仪教化是外边来的。它与先秦的道家不一样，先秦的道家是排斥儒家思想，批评儒家。魏晋玄家吸收了儒家思想，将儒家和道家结合在一起，又以道家思想做为根本，所以它是新道家。
这样，我就想到，道德危机产生之后怎么办。譬如当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道德危机，时不时也应当发扬一下道家敦厚朴质的思想。不追求更多的奢侈，同时也再有道德的教化。首先人的本性不要丢失，如果这个本性丢失，搞仁义道德的教化那就是虚伪的。所以玄学对克服当前道德危机有启发。新道家把儒家的人文主义建立在道家的自然主义基础上，以保持礼义文明应有的积极作用而不致造成文明异化的情况。这种思想是一种很深刻、很有远见的思想，我想我们要建立当代的新道家，恐怕就应走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相结合之路。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儒道互补的文化，今后的新文化的道路，恐怕也应沿着这条道路走。
记：具体地说，道家思想是否可以为我们今天反抗现代文明的异化而服务？
许：我想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
首先，道家思想能指导我们调适现代化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之保持协调与和谐。现代化社会由于工业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掌握了强大的征服自然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又给自然界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打乱了自然的和谐，破坏了生态的平衡，给人类自己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人类正在自己毁灭着自己。如何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的和谐，这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大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来调适好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方面古代老子道家所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可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说，人的行为应该仿效自然、服从自然、顺应自然而动，而不应违背自然、破坏自然，人与自然应处于和谐协调的关系之中，这样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才可保持住自然的和谐与生态的平衡，这样也才可以保护好人类自己生存的环境与条件。
因此，当今世界上每一项科学技术的发展都须首先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不应以急功近利、以个别人、个别地区和国家的私利而违背这一原则。古代先哲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已为社会的实践所证实，不论人有多大的征服自然的力量，这乃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它的智慧的光芒，正在指引着人们去调谐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道家思想能指导现代人实现自我心理的调适以促进现代人心理健康的发展。现代人的心理健康是现代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化工业社会，新技术急剧更新、信息量的猛增，快节奏、高速度、环境的污染、竞争的加剧、破产与失业……使得人们整日处于精神高度紧张与疲劳之中，这就会破坏一个人的心理平衡，造成心理障碍，从而在社会上普遍地造成现代化的工业病，如各种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精神障碍、心脏病、高血压等等。老子哲学中所提出的主静说和庄子所提出的超脱说，所有这些思想都可以用来与人的心理修养相联系。人们通过这些心理修养的功夫，可以调适人的心理，保持人的心理平衡，从而能使人们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所引起的心理冲突面前，不致失去心态的平衡，导致心理与生理的病疾。由此可见，道家的心理修养学说，对指导现代人实现自我心理的调谐，以促进心理健康方面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你看看可以参考不？
㈢ 什么叫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表示基础牢固；不可动摇；多指旧势力、旧思想、旧制度等基础深厚；不易摧毁；有时也指好的思想感情不能改变
㈣ 老子和佛陀比起来，谁的思想更深邃
佛陀和老子都是圣人，两个人之间的思想没有高低之分，佛教和道教是我们国家受众面最广的两个宗教，在我们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和道教的信徒们都曾经产生过无数次的争论那就是佛陀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谁的思想更加高明，但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上千年，至今仍没有一个完全让人信服的答案，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两者的思想都是十分优秀的，没有办法分出个高低。
佛陀和老子的思想都有其道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有这么多的信徒，两者的思想都有各自的长处，想要比较两者的思想没有办法短短的就比较出来，而且两者的思想都是我们优秀的文化成果，本身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我认为，从思想上来说，佛陀和老子的思想是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形成的，没有高低之分。
㈤ 怎样理解《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一章也不太好理解，字数少，字用的简单，它的含义就多，所以很难把握。
“反”字，不太好理解，但这句话既然是个排比句，我们就先理解“弱”字。弱，柔弱，老子说过“柔弱胜刚强”，又说“柔弱者生之徒”。结合下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处的“弱者”，当侧重于“生”的意义。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么在这从无到有，从有到万物的过程中，是谁在推动，是谁在发挥作用？是道。道的推动和作用的发挥又是以什么形式体现在物上呢？一为“反”，一为“弱”也。
老子崇尚柔弱，因为柔弱代表了旺盛的生命力。生命刚开始时，正是生命力最强的时候，而这个时候的生命特征就是柔弱。“物壮则老”，事物成长到强硬了，也就老了，行将就木了。
所以事物在初生时的“柔弱”状态，能够得到“道”最大的扶持力度，表现为“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等等。因此道的功用，就在物之“弱”时得到了最显著的体现。
“道之动”，道之运行。那么道的运行，又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物之“反”。有正才有反。何谓正？中正不变也；何谓反？往复变化也。有运动和变化，就能在其中呈现出道的运行规律，所以道的运行，就体现在万物围绕着“正”的生灭往复变化之中。
万物生而离其母，为反；灭而归其根，仍然为反。相对于中正的水平面来说，鱼儿无论跃起还是落下，往还是复，都是在做反向运动。中正则不易不变，而有反复者、有运行变化者，尽皆为“反”。故而以中正为基，“反”之一字，足以概括任何往复变化。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为何会祸福相依，而无休止？因为我们普遍认知的祸或福，均非“正”，皆为“反”，故而会不断地发生往复变化。以至于到现在我们认为“变化才是唯一的不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没有真正的好，也没有真正的不好”，因为我们失去那个“正”已经太久了。
子出于母，故母为正，其子为反；末出于根，故根为正，其末为反；有出于无，故无为正，其有为反；高出于下，故下为正，其高为反。阴阳负抱而成为一个具体事物，正反相牵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故而母子成国，根末成树，无有成万物，高下成空谷。
然而子民不守卫建设自己的国家，子女不返哺照顾自己的母亲，则国、家难立；树不落叶、末不返根，则大树难存；生而不灭、有不返无，则万物难续；其高无度、其长无穷，则空谷难成。所以万物芸芸，仍然各自复归于其根。
表现出来就是：子民在外守卫，但不能无限去扩张；叶子往上生长，但不能无限去扩展；树干往高生长，也同样不能无限去增长。因为有一个“力”在把它们“抱”回来，紧紧围绕自己的根本而不远离。偏离根本过远的，则“返”之。表现出来就是：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亭者毒之，勇于敢者杀之，强梁者死之，皆归于――远者返之。
老子所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个张弓之力，正是负抱之力。“万物负阴而抱阳”，弓一拉开，就同时有一个向上的力，一个向下的力，二者一为“负”，一为“抱”，合力而成一个整体。
于大树这一个整体来说，根为本，叶为末，叶落可再生，根毁则树亡。因此老子让我们要把握住本，而不去舍本逐末；要把握住重，而不去弃重求轻；要把握住静，而不去无静而躁。因为末依于本，轻依于重，躁依于静，所以不要去逐末而伤根本。
守根，固本，而“食母”，则为“正”。为“正”者，方能不易，不反，而长久，如此方能“久视长生”。老子推崇的“复归于婴儿”状态，不正是一个离母体最为接近的状态么？如此方能得以“食母”，方能得以长生。“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不正是要成就一个“母”的状态么？培育他人，成就他人，而己得以长久。
子始出于母时，是为“弱”；末始出于根时，是为“弱”；有始出于无时，是为“弱”；高始出于下时，是为“弱”。所以事物在“弱”小的时候，道对它的扶持作用是最大的，因为天下万物都起源于这个很弱小的“有”。
在前未起于后时，是为“无”；在高未出于下时，是为“无”；在有未生于无时，是为“无”，所以“有”都来源于这个“无”。故而高以下为基，无为有之本，末由根而生，道为天地母，生天下万物。
㈥ 老子以虚无为用吗
虚无是人类的一种很特别的存在状态。老子认为宇宙万物起于虚无，归于虚无。在从虚无到虚无的路上，人们或积极体悟快意人生，或消极惶惑颓废现实，对虚无大相径庭的理解与体验，带给了人们决然不同的生活范式与生命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虚无是智者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态度，中国古代的文人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修炼出了“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胸怀；领略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情致；体味出了“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的玄妙；痛并欣慰着了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洒脱……这便是古之圣人追求的人生至境——虚无，浩瀚无际、大象无形。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传统文化被喧嚣的后现代遮蔽，消费主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的主宰。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生很容易陷入迷惘烦躁：耐不住孤独而又无力合群；理想似乎明确而现实很抓狂；力求生命的价值而无意间异化了生命的本真；向信仰宣誓而虔诚难聚……怎样改变这种局面，化消极为积极呢？怎样让我们能直面现实，又不为现实左右，不在外在于“我”的场域中去寻求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呢？我选择与老子随行。
虚实相生：闻道勤行体虚无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生存的法则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便要求我们“勤行” ，“勤行”是实干不是蛮干。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就是说智慧之人明了大“道” ，就会勉力去实践，表现出极强的执行力。但是，他们不偏执不固着，在行“道”过程中，他们知道智取，擅长运用虚实相生的智巧。因为他们明了：“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辩证生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我们的生活也是喜忧参半、虚实相间的。人生的路从来就不可能只是宽敞坦途，往往是布满了崎岖坎途，虚中蕴实，实中究虚，无路之时也是将择路的自由还给我们的时候，你如果够勇敢、够智慧，就能走出一条新的属于自己、适合于自己路，这就是化虚为实的能力。老子告诉我们：“虚”的实质是“空” ，“空”则能“大” ，能“远” ，能“逝” 。在人生，“虚”就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可以逍遥驰骋、自由创造的广阔天地，“强行者有志” ！
老子归纳德行、人格的最高形态是无形，“上德若谷，大白若辱” ，道生宇宙，德养万物。形象的描述是“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万事起于实，实发于虚。这就是事之辩证，生活之辩证。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人生不是一时一刻，而是一个在时间上流动的过程，生活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生” ，更在于“活” 。人生的价值更为实在的体现在寻路的全部过程中，并在这个过程中体悟到人生虚实的辩证法则。领悟老子，学习李白，明白人生虽有“行路难” 、“多歧路”之苦痛，但也要空虚心扉奔向“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
活在当下：知足悟止化虚无
“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 ”在这样的来来往往中，我们的人生逐渐迷失在一个又一个虚妄的未来中，我们需要有一盏灯能照亮前行的路，引导我们反躬自省，带着我们走出虚妄迷惘。老子就是这样的一盏灯，他告诉我们，首先人生要悟本，要明白：“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名利都是身外之物，生命才是实实在在的。其次为人要有度，因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过分的爱惜必定消耗极大的能量，过多的储藏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第三为事要知止，“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懂得满足就能避免受辱，知晓停下就不会让自己精疲力竭，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生如细水长流。所谓“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
有人会说这些道理谁不懂啊？可是“天下人莫能知，莫能行” 。当我们被各种贪恋蒙蔽的时候，道理、规则之类的大抵是用来评判要求甚至打压别人的武器，而非成为自我修身养性的良器。于是，老子在说明了修身养性的必要性之后进一步提出了修身养性的具体方法：“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 ”他揭示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思维原则：从个别性回到普遍性，从普遍性中窥见个别性，从个别性中悟到普遍性，以此才能“知常”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要有陶渊明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修为，才能体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玄妙。要用毅力和恒心去关上欲望猖獗的阀门，减少甚至排空心中的凡俗贪恋，了解世上万事万物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存在，不要妄想以有限之身去搏无限之欲。
人际和谐：和光同尘游虚无
人需要生存在一定的族群之中，一旦失去了对族群的需要和被需要，就会处于“独”境，深刻的孤独、寂寞、恐惧之感就会倏忽而至，将人抛进一个虚无的深渊。
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在用尽自己的一生体味了痛彻心扉的被弃之后悟到了人生之根本性的空虚寂寞，写下了令后人玩味不已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印，鸿飞那复计东西。 ”他是借此种艺术的方式，隔空与世人交流，既努力让自己的精神在体悟中获得升华，又能解脱其灵魂孤寂的苦痛。当然，苏轼的孤寂代表的是宋代文人乃至中国古代文人所特具的有着大视域大境界的宇宙焦灼之感，和我们的现实空虚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心理上的被弃感和行动上的不合作确实惊人地相似。那么，我们要怎样去改变这种孤寂空虚的现状而去追求人际和谐呢？
首先，老子倡导人们要向圣人学习抛弃偏见， “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不要把人分出三六九等，要平等待人，宽容待人，做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用真性情换真情义。其次，老子说要外在玄同。要能做到“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退一步海阔天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适度地遮蔽自己，收敛起自己的锋芒，以合作的态度去沟通人事， “玄同”是一种智慧的同化境界，是一种顾全大局的智者行为，也是为了强调，遮蔽自己不是背弃自己，收敛自己不是弱化自己，它只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策略，是为了弱化对抗的情绪，让人能在和谐的生态环境中，静心祥和地处理问题，获得双赢。再次老子认为内在坚持很重要。要能了解“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人之所累于物，只有勿为外物所役才能保有自我的本真，固本清源而厚积薄发。一个外在欲念过多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内在不够强大的人，很容易在外物面前迷失自我，放弃原则而至毁灭自我。所以我们要与外在保持适度的距离，不被那些相对的价值观所操纵，既能用平和的心态与外在交往，又能以坚定的毅力把持自我—— “善贷且成” ，这样才能获得人际和谐—— “为天下贵” 。
㈦ 说说你们最喜欢《道德经》中哪句话
道德经三个字就是三个层次，其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是告诉我们入世和出世的区别。又说，"上士闻道勤而习之，中士闻道将信将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可见，人不同对道的理解就不同，只有上士才理解道，因为是道中人。
㈧ 杂家的从《吕氏春秋》看秦道家思想特点
一、贵生:适欲得情
秦道家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对压制欲望,主张顺导情欲。在道家重生、尊生的共同点上,秦道家提出人如何对待情欲的问题。吕氏春秋学派作《情欲》篇劈头便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认为面对情欲,不必回避;也不同意“寡欲”的主张,而强调“六欲皆得其宜”(《贵生》)。这主张不同于原始儒、道对情欲之一味采取克制的态度,颇有助于个性的发展。在治身与治国的两大课题上,秦道家主要目的虽在治国取天下,但却强调治身为先、为本,故《吕》书《十二纪》开卷便列示《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先己》诸篇,言治身之道,强调“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秦道家继承庄子之重视个体生命而提出“贵生”之说。“贵生”、“重己”要在形神之养,这是道家各派的共通点。故而秦道家也谈到养生之道,必使饮食得宜,精气流动,“精神安形”,得以延年益寿(《尽数》)。人活在世间,“莫不欲长生久视”。而“长生久视”之道,要“神和”(《本生》)、“安性”(《重己》)。这也是道家各派的相同处,但“安性”就必先“顺性”,顺性则需顺导情欲,在这一人性基点上,就突显出秦道家的特点了。首先,秦道家肯定情欲是与生俱来的,并认定“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12章)。以此老子要人“寡欲”,这主张影响到庄、孟①。但秦道家却认为耳目之欲五声、五色,乃人情之常;无论圣与凡,七情六欲乃人之所同然。秦道家生动地举例说明情欲顺与逆的不同效果:“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木卷,而牛恣所以之,顺也。”(《重己》,下引同)这生动的例子,晓谕人不当逆欲而行。“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以此,秦道家首要提示吾人当正视情欲的正当性,并由顺欲而提出“适欲”的主张。在《贵生》篇,秦道家进一步明快地提出“六欲得宜”的主张:他们引子华子之言:“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并对子华子的话给予新的诠释:“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这些话都说到人的心坎里,比起原始儒家以无欲克己,板起脸孔说圣人之教,要更为合情合理。人有欲,欲要有所顺②,但秦道家并没有走向纵欲的路子,他们一方面提示吾人当正视欲的需求及其正当性,同时由顺欲而提出“适欲”的主张。“欲有情,情有节”,《情欲》篇认为情欲之动,必自贵生出,“由贵生动则得其情”,“得情”之说,与庄子后学任情、达情(“任性命之情”、“达性命之情”)相通。我们读历代道书与儒书,寡欲、无情或恶情,甚而以性禁情之声,不绝于耳,颇有压抑个性的沉郁感,而秦道家适欲得情的主张,颇有助于个性的张扬。——————————————————————————————————①孟子也强调“寡欲”(见《孟子·尽心》),可能直接源于老子或间接源于稷下黄老。②《吕》书《为欲》篇说:“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但还警惕着:“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认为得欲的确当方法,要“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就是说要审慎地依顺人的本性去满足欲望。
二、动静相养主动说秦道家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生命之动出。主虚静是为道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但秦道家则于动静相养中提出主动说。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如有无相生、虚实相涵、动静相养。“动”、“静”作为哲学一对范畴,和“有”、“无”一样,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一般人都知道老子主静(如谓“静为躁君”),但忽略他是以动静相养为前提。如《老子》15章说:“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句名言意谓动极宜静、静极宜动,这是动静相养的最佳说明。而老子重视“动”的一面,常为人所忽视,如他认为道体是恒动的(“反者道之动”、“周行而不殆”),他说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都说明“动”的重要性。然而,无论如何,老子之主静,已深入人心,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以主静为最①。秦道家以其朝气蓬勃之势,在老子动静相养而主静的思维中,提出主动说。他们从精气之流动与会聚作论证。精气是一切生命的本原,精气之流动与会聚使一切生命焕发光辉,《尽数》篇说:“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这里继承《内业》的精气说,但跨过稷下黄老静心以集气的主静观,而由气体之恒动以论证生命之动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尽数》)秦道家由客观事物之“动而愈出”,说到生命需在动中维系其动力,在动中发挥其创造机能。《达郁》则由人体生命的运行畅通,申论国政民意之宜流传畅达。精气郁结则恶疾滋生,自然界现象亦然,所谓“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国政亦有郁结:“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为政的决郁之道,在于广开言路,要人民“敢直言而决郁塞”。这是秦道家主动说延伸到现实政治层面的义涵。
三、崇乐———道之乐以和心行适
秦道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提倡乐教。在礼乐文化领域里,秦道家突破了原始道家的局限,开辟了宽广的园地。老庄对于礼乐是采取潜移默化的“不言之教”;老子论乐有其辩证观点,一方面直陈其流弊,另方面隐说其深义。但论者多只注视前者而罔顾后者。老子说:“五音令人耳聋”。这话广为人所引述,但他另外所说“大音希声”一类的话,却罕为人所论及。而秦道家则从老子论乐的正面义涵,加以扩充、提升。如老子谓:“音声相和”(2章)又说:“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35章)。秦道家遂从老子“希声”之“大音”与“听之不足闻”的“乐”,提升而为道家的乐论,并将老子“音声相和”引入乐的教化作用。秦道家论乐,有《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等篇②,而《大乐》为其代表作。一般学者多以《大乐》等论乐之作属儒家作品。陈奇猷先生却认为这些乐论是“乐家者流之言”,而非儒家之作。因为“儒家重乐,在于乐之实用”而不在乐论③。事实上,我们只要阅览一遍原文,就可一目了然,《大乐》之作,在内容上全属道家思想。————————————————————————————————————①如《管子》四篇中的《内业》,一直到宋明理学家的主静,都在老子的影响下。②《大乐》在内容上全属道家思想,其乐理自老子道论引出,申说道家“公”、“平”、“和适”之意趣。此外,其他论乐各篇要旨:《侈乐》谓“亻叔诡殊瑰”的乐队,不用度量,纷繁杂乱,失乐之情。篇旨申论统治者侈乐,必招民怨,如桀、纣侈乐而亡,宋、齐、楚侈乐而衰,此为史鉴。本篇内容亦合儒家旨趣。《古乐》论述三皇五帝至殷周乐舞之由来,本篇作历史的追溯与继承并赋予阴阳之总义。《音初》论述古代东西南北各音调之成因。上述各篇为秦道家对乐文化之史的探义。而《音律》,言音律相生之理,乃属秦道家吸收乐家理论之作。③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大乐》注(一)。奇猷先生认为《音律》等篇属于乐家之言,而非儒家之作,这看法较可取。但他又认为它们属于“阴阳家治乐者”,奇猷先生在《吕》书中分篇认定其学派属性时,常将道家作品划归阴阳家,这就如同牟锺鉴所批评的:“陈先生把阴阳家泛化了”(《〈吕氏春秋〉道家说之论证》)。
《大乐》首论音乐之所由来,谓音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并申论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这里,一方面追溯音本原于太一;另方面又导出道家的天道环周论①。接着《大乐》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虚),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乐由和心行适而定,这观点在《适音》篇再度申论(“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大乐》在追溯乐之本原后,遂将乐提升到与天地和同的境界(“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老学与黄老莫不喜好托天道以明人事,其论道或天地之道,目的乃在伸张人道②,黄老尤然,其论乐亦然。故而在论述乐本于太一、和同于天地阴阳之后,随即就申说“大乐”要在用于治身与治国,“以成大化”。《大乐》意为太一之乐,即道之乐。《大乐》与《适音》是秦道家乐论的两篇代表作,一着重体,一申说用。《适音》要在宣说“音乐通乎政”,乐之用于治身,则使心和行适,心适则理胜,理胜则利于治国。“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乐以论教之说,也正是秦道家使儒、道会通之处。————————————————————————————————①天道环周思想源于《老子》,如谓:“反者道之动”、“周行而不殆”,郭店简本《老子》更有“天道员员”之语(相当于通行本十六章)。天道环周论至战国道家而炽盛,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云:“天稽环周”(《十大经·姓争》)、“周迁动作,天为之稽。天道不远,入与处,出与及”(《经法·四度》)、“极而反者,天之性也。”(《经法·论》)等,而《吕氏春秋》此处及其《圜道》谓天地车轮之义,亦皆属道家天道环周论。②学者多不明道家之托天道以明人事,其着意在人道。一般学者论述儒道之别时,往往以为儒家重人事而道家偏天道;割裂道家之天人关系,并误以为道家不重人道。
四、历史文化感:古典文化之援用与发挥
秦道家思想的第四个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家各流派中,秦道家思想独具开创性,他们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开创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而且在语言风格及其所突显的人格风范上也是独树一帜的。黄老道家在思想内涵上显然不及老庄的开创性,他们和孔孟一样,述而有作,无论齐道家或秦道家,其祖述老子却能掌握时代精神而援礼法以入道,如此为老学开辟了广大的伦理空间与法制领域。他们的特长乃在于具有宽厚的涵容性。黄老道家之述而有作,即在“述”中采撷百家之长,此即今人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在“述”中表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历史文化感,这方面的特点在秦道家的著作中尤为显见。齐道家已有倡导诗、礼、乐的言论,如《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但从现存的文献中未见其体现的具体情况。在吕不韦的特殊地位与眼光所支持下编撰的《吕氏春秋》中,体现出秦道家不仅具有试图统一政局分裂的历史感,更且怀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老庄行文立意,不依傍古人,不攀援诗书,确与儒者论说习惯不同,但论者莫不以为道家无读经传统,亦不尽然;学者多以经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为儒者所独专,实属偏见。事实上,《诗》、《书》、《易》等古经为先秦诸子之公共文化资产,墨子、庄周无不熟读经书。汉武之后,官方独尊儒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经学思想生命遭儒生长期禁锢窒息,幸赖魏晋新道家(如王弼之以老庄思想注《易》等)赋予经学以新生命,而《吕氏春秋》、《文子》与《淮南子》则为其先行者。《吕氏舂秋》之援引《诗》、《书》、《易》以为助证,开道家与经学关系之先河,这在道家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故而详引例证如下:(一)《贵公》阐发治道尚公,谓“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引《老子》“大匠不”之意,谓“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本文另一名言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篇中将孔子和老子并举,认为老子的心胸能包容天地,评价高于孔子,而称赞“老聃至公”,并引《老子》二章“成而弗有”句,以示“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本篇除了引老子言论外,篇首便引《尚书·洪范》:“无偏无党,……无偏无颇……。”此引《尚书》文意以加强秦道家尚公的主张。(二)《先己》谓欲治国家当先治身,本篇二次引《诗经》以为助说。一次引自《曹风·尸鸟鸠》,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再次引《简兮》(亦见《大叔于田》),谓“《诗》曰:‘执辔如组’……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并引孔子与子华子之言为说。本篇强调治身要在蓄养精气,并谓如行无为之治,则“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这都是黄老的言论,故本篇作者属秦道家黄老派。(三)《务本》论先公后私,与《贵公》、《去私》篇旨相同。本篇徵引《诗》、《书》、《易》以申说公而后私意旨,其引《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以论“三王之佑,皆能以公及私矣”。复引《诗经》:“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大雅·大明》),以言为臣无二心,当“知本”。本篇谓“本在于民”,引《易经》:“复自道,何其咎,吉。”(《小畜·初九》),以言本在民,固本而动,则吉。(四)《谕大》即从事于大义。引稷下道家季子言论谓:“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以言士人当从事于大义。本篇二引《尚书》以为助证,一引《夏书》:“天子之德广运……乃武乃文。”(《尚书·大禹谟》)“广运”,以喻事大。再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此为逸《书》)以申论“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五)《慎人》阐明遇时、遇人且须谨于人事之意。本篇与《首时》、《遇合》等篇同属黄老尚时之作,篇中引《小雅·北山》以言遇时而慎于人事。(六)《慎大》阐明“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之义。篇中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再引《周易·履卦》:“履虎尾,朔心朔心,终吉。”晓喻戒惧从事,以化险为夷。本篇继承《易》、《书》审惕之志而提示“于得思丧”之旨,这方面亦为儒道相合之处。(七)《君守》论述君上宜守清静无为之道。篇中引《尚书·鸿范》谓:“《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阴骘下民”即荫庇安定下民,此处引《鸿范》之文以证《老子》守静而能发挥其动出的效果;“不出于户”、“不窥于牖”是阴覆安定,“知天下”、“知天道”则是“所以发之”。(八)《适威》意谓君主立威宜适度,不足专恃。用民当依人之情性,并以仁义、爱利、忠信待民。文中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此引《周书》说明君主宜善待百姓,百姓就会亲和君主;否则就会视君主如仇敌。(九)《知分》意谓“达乎死生之分”。本篇阐发“知分”之士,当据义行事,豁达处之。本篇论述晏子能安然果敢而行义,并引《诗》以明志。(引文见《大雅·旱麓》:“莫莫葛,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十)《行论》篇旨言时势不利,则事仇以求存,等待事便时成而举事,则功可成。文中一引《诗经》,述文王审慎事上以图存(引《大雅·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再引《诗经》论齐泯王骄横而致败(引逸《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这诗句与《老子》第三十六章义同)。以上实例,足证《吕氏春秋》知识群对古典文化的喜好与探研,他们习于徵引古代经学,以助其伸张经世立意而为说,这同时也反映了秦道家具有深沉的历史文化意识。
五、弘扬士节
秦道家思想的第五个特点是高扬国士独立特行的风范。先秦诸子多属“士”的阶层,故而莫不以士的立场发愿。至老子始标示“善为士者”的理想人格,或以“君子”、“大丈夫”期许①,自后孔、墨继之,并对士人有诸多寄望。重士之风,乃春秋战国时代智识阶层涌现之时势使然;重士言论,并非儒者独有现象,道、儒、名、墨各家皆然,唯各家所标示的人格型态互有差异,乃属同中之异。即或庄子言士,与老子也有差别。庄子那种“恣纵而不傥”(《庄子·天下》)的风格,所谓“乎其未可制”(《大宗师》),这种高迈昂视的性格,为后学发展而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让王》)的高士,这种型态为孔儒所不苟同。而秦道家则接受《庄子》所倡言的耿介之士,转而要求统治者接受这群抗颉朝政、不拘于俗的异议分子,《士节》便倡言“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这里所说的士人,前段显然融合了墨、孟士人的性格,而“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则是《庄子·让王》所倡导的。接着《士节》说:“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这里呼吁贤主要礼贤下士,吸纳体制外的异议分子到体制中来。这样的贤主,是黄老学者理想中的君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正是黄老派的重要主张。《谨听》也要求当今治者“礼士”,包括寻求这类体制外的异议人士。其言曰:“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于四侮之内,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报更》也同样认为“士其难知,唯博之则可,博则无所遁矣”,并要求世主对待高士(“堪士”)“不可以骄恣屈也”。秦道家的这类言论,与黄老帛书《黄帝四经》正相吻合②。——————————————————————————————①“君子”之称见《老子》31章;大丈夫之称见《老子》38章。②帛书《黄帝四经》呼吁国君当尊有道者为国师,谓:“重士有师有道”、“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贱财有贵有知。”(见《经法·六分》)又曰:“帝者臣,名臣,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不受禄者,天子弗臣也;禄泊(薄)者,弗与犯难”(《称》)。
六、贵众说
秦道家思想的第六个特点是提出贵众之说。春秋战国之动荡不安,祸根来自统治阶级。由于制造问题与解决问题端赖上层,故诸子多目光朝上提出诤谏、建言。在诤谏、建言中出现民本思想。而诸子中墨派立场较关注“农与工肆之人”(《尚贤》)。老子已强调施政要“以百姓心为心”(49章),并说“高以下为基”(39章),这就是要以百姓的愿望为愿望,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秦道家一方面上承老子“高以下为基”的思想,同时采纳庄子物各有所长的观点①,并直接继承齐道家田骈“用众”的主张②。《用众》篇表达了秦道家难能可贵的贵众说。其贵众说有以下几项特点:一是取长补短之意。《用众》谓:“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这些话正反映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黄老道家采众说之善的特长。《用众》还譬喻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这种掇取“众白”以成裘的方式,也正是《吕氏春秋》作者那种涵容并包的风范的表现。《不二》篇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它论述了老聃、孔子、墨翟、列子、田骈等十家学说的精华,就是从诸子的长处着眼,从而主张“齐万不同”③,以匡正百家争鸣时“以是其所非,以非其所是”的缺点。二是提出“众知无畏乎尧舜”的特殊看法。《用众》说:“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秦道家强调众勇、众力、众视、众知所汇聚的力量之强大作用,这主张在道家或诸子中是极为特别的。借用今日的话说,诸子不免都有“优异分子”的倾向,例如主张教化成德的孔子就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众人(小人)只像是随风吹动的小草。到了孟子,这个观点更上一层楼,他对人治夸大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认为圣王一出现,一切问题都可得到解决。孟子对于尧、舜、文、武一类“圣王”的个人作用之无限上纲,和《用众》“众知无畏乎尧舜”的主张,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纠正了儒家神化统治者个人功能的夸张性。同时,秦道家的贵众说也弥补了老庄思想中浓厚的个体意识。贵众说的第三个特点是提出“君之立出乎众”的超时代意义主张。在古代,王位的取得及君权的来源等问题,总要染上天意授受一类的神话,即使在孔、孟思想中都不免透露出这痕迹。宗法世袭制行之已久,弊害显见,墨子对儒家主张的宗亲血缘政治做出猛烈的批评,如谓“骨肉之亲,无故富贵”(《尚贤下》),仅仅缘于“骨肉之亲”,连白痴都肆居高位而享特权,因而禅让说的提出实已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挑战。战国黄老对王权的更替原来就有相当新颖而具突破性的主张,例如慎子便曾说出政权可以更易,国君可以改换的话④;再如稷下道家作品《白心》篇出现以武王伐纣媲美政权篡夺的言论⑤。在稷下黄老的这种思想空气下,即使连孟子也曾说过这类出格的话⑥。这些言论在当时都是富有“革命性”的意见。秦道家则进一步对君位来源及君民关系提出如此言简意赅的观点,《用众》说:“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己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这里,提出两个十分根本性的主张,一是君位出于民众的说法;另一是民为本君为末的观念。后者比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更跨进一步,而君民为“本末”关系之说,这观念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显然,《吕氏春秋》这种超时代的主张和秦始皇的理念根本截然对立,这类主张便足以使吕不韦招致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