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立法及其特点

Ⅰ 概括清政府编订法院编订法的特点

清朝法律内容及其特点
（一）刑事立法的重要变化
1．改变五刑制度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来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但具体适用往往有一些改变。笞杖刑可折为板责，每十下折责四板，再除去不足五板的零数。笞十至五十，依次折责为四、五、十、十五、二十小竹板。杖六十至一百，依次折责为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大竹板。[⑥]徒刑一至三年五等，分别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每等递增十杖。流刑二千里至三千里三等，每等附加杖一百。死刑仍为绞、斩两等，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执行方式。立决属决不待时，立即执行。监候适用于罪行相对较轻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后，经秋审或朝审最终裁决。《大清律例》对适用立决或监候的罪名都有明确解释，对“杂犯死罪”也有一些变通处理，因过失杀人、误杀人及某些职务犯罪被判处死刑者，往往减等执行徒刑五年。

2．增加法外酷刑
清朝除以上法定五刑外，还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军、发遣、迁徙、枷号、刺字及凌迟、枭首、戮尸等。充军创立于明朝，重于流刑，是将罪犯发配戍边，分为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四千里）、烟瘴（四千里）五等。发遣为清朝新增，又重于充军，是将罪犯发配东北、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迁徙是将罪犯强制迁往千里之外安置。充军、发遣及迁徙等罪犯可以带家属前往服刑，不遇恩赦准许，终生不能返回原籍。枷号是一种侮辱体罚性质的附加刑，主要适用于犯奸、赌博、逃军、逃流或窃盗再犯等罪，是让犯人带上重枷，在城门、衙门等公众聚集或来往之地示众。枷重者达35斤，枷号时间由三日五日至半年一年。刺字也是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附加刑，主要适用于窃盗、逃军、逃流等罪，即在犯人的臂或面部刺以特定标记或发配地名、犯罪事由等。此外，清朝还沿用了前代的凌迟、枭首、戮尸等极其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
3．调整刑罚适用制度
在继承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清朝对刑罚适用制度有所调整，主要有：（1）扩大自首适用范围。如康熙时的《督捕则例》鼓励逃人“自回自首”，逃亡三次自首仍可免罪；嘉庆时规定，在监犯人因故逃逸又自行回归者，按原罪名减一等处置。（2）加重处罚家人共犯。凡家人共犯奸盗杀伤之罪，不分首从，一律按首犯论处。（3）实行类推报批制度。清律对唐律的法律类推加以限制，规定“断罪无正条”者，虽可使用类推，但必须上报皇帝批准，不得擅自裁断。（4）化外人案件属地管辖。对“化外人”犯罪案件，清律放弃唐律分别适用属地、属人的原则，改为“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⑦]。
4．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压制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极力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首先，清律加重对谋反、谋大逆和强盗等罪的处罚。凡反逆案犯，不分首从，共谋者凌迟处死，十六岁以上同居男子斩决，十五岁以下男子及女性家属罚没功臣之家为奴。凌迟犯子孙实系不知情者可免死，但均解交内务府阉割，发新疆为奴，十岁以下幼童亦监禁至十一岁时阉割。清律还扩大反逆、谋叛大罪的范围。例如：上书言事不当或犯忌讳，常按大逆重罪处罚；“倡立邪教”、“编造邪说”者，比照反逆及谋叛定罪；异姓人歃血订盟，结为异姓兄弟，也比照谋叛定罪。对于强盗罪，清律规定，但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同时又有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奸污人妻女、打劫牢狱仓库、侵犯城池衙门等行为，积至百人以上，不分得财与否，一律枭示（悬首示众）；响马强盗，执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不分人数多寡，枭示；越城入室行劫，伙盗行劫官帑、漕船，粮船水手行劫杀人等，也都枭示。
其次，清朝统治者还大量制造文字狱，以语言文字定罪，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控制。据不完全统计，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即达一百多起，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无辜。例如：康熙朝著名的庄氏明史案：浙江人庄廷钱私修刻印明史，使用南明年号，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被人告发，认为其不奉清朝正朔。案发时，庄氏本人已死，仍开棺戮尸，株及家属，作序、刻印、买书者及未查觉之地方官等七十余人也全部处死。雍正朝有名的查嗣庭案：江西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为科举考题，被认为是诅咒“雍正去头”，论罪处死。乾隆朝胡中藻诗案：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被认为是讥讽朝政，也被处死。可见，清朝的文字狱案绝大多数都是牵强附会、猜忌罗织而成。造成文字狱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统治者加强专制独裁所致，其中多数案件都涉及到他们最忌讳的“夷夏之防”问题，唯恐汉族士人把他们当作入侵的“异族”。其结果是扼杀了思想、文化、舆论，阻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
（二）旗人特权的维护
1．保障满族贵族统治地位
清朝官制形式上标榜满汉一体，中央六部长官设满汉复职，但实权操于满官之手。为了保证满洲贵族统治地位，清朝特设“官缺”制度，所有官职岗位分为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种，不同官缺只能由本族人出任或补授。作为要害部门的重要职位，如中央理藩院、宗人府及掌握钱粮、火药、兵器的府库全部为满官缺，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盛京五部侍郎等也全部是满官缺；而地位卑微的小官职，如迎来送往的驿丞全为汉官缺，不得任命满人担任。地方督抚、司道、总兵、提督等虽满汉兼用，但近畿和要隘多用满官。康熙时汉人督抚“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大都是满人”[⑧]。直到咸丰以后，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力量得以壮大，汉官在地方大员中才渐居多数。
2．保护旗地旗产经济利益
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及八旗兵丁大肆圈占汉人土地作为私产，得到清廷肯定和法律保护。由于八旗子弟不事生计，奢侈堕落，大量旗地旗产又逐渐流入汉人手中。为了维护旗地旗产等经济利益，清廷多次申令，禁止汉人典买旗地旗产，并由官府出资予以赎回。仅乾隆时期就四次定例，禁止民人典买旗地旗产；如有违反，没收其地产房宅，并按律治罪。这些规定反映了清律对旗人经济利益的特殊保护。
3．维护满人司法特权
清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赋予满人各种司法特权。凡属满人违法犯罪，一般可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殊优待。例如：笞杖刑可换折鞭责，变相减等；徒流刑可换折枷号，免予监禁服役或发配远乡；杂犯死罪和仅次于死刑的极边充军，也可换折枷号；死刑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窃盗罪可免予刺字；重罪必须刺字者，则刺臂而不刺面。对满人案件的审理，由特定司法机关管辖；对满人的监禁，也不入普通监所；宗室贵族入宗人府空房，一般旗人入内务府监所。
（三）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
1．赋役立法
清朝入关以后，鉴于明末赋敛无度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明令废除“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加派，并仿效明制编订《赋役全书》，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颁布，开始建立清朝赋役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登记土地、人丁的等级与数量；计算和确定田赋、丁银的数量；记载各地承办内廷及朝廷所需实物贡赋的种类与数量；确定地方所征赋税的分配与使用原则等。
康熙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转移速度的加快，农民人口大量流动，原来按人丁征税的赋役制度已难以保障。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定额（2 462万）征收丁银，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广东各州县率先实行“摊丁入亩”，把固定的丁银额按土地亩数平均分摊到田赋中，不再按人口征税。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将“摊丁入亩”之制推行到全国，从而简化了征税标准，减轻了农民负担，废除了沿袭两千年的人丁税，削弱了农民的人身束缚。
2．工商立法
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废除明朝匠籍制度，将匠户编入民籍，与农民一体纳税当差，禁止官府以各种名义无偿役使手工业工人，使其获得了与农民相同的法律地位。同时，放宽了国家对手工业的专擅垄断，除武器制造、货币铸造及宫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经营外，其他行业经过官府批准，并按规定纳税，都允许民间手工业者经营。为了发展私营商业，清朝废除明末加征的各项税负，并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康熙六年（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贵族欺压掠夺商贾，以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康熙二十五年，还曾建立牙行制度，由其代表官府监督商税的征收，管理市场物价，规范市场交易秩序。
不过，这些工商立法并没有改变其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清朝仍是极力压制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当时，除对重要商品继续实行官营禁榷制度外，还以法律禁止或限制民间私自采矿，并由户部和工部广泛设立征税关卡，高额盘剥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
3．海外贸易立法
清朝初年，为了阻断沿海地区与台湾抗清力量的来往，曾多次颁布禁海令与迁海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颁布禁海令，规定寸板不得下海，违者按通敌罪论处。顺治十八年、康熙元年（1662年）和十七年，又三次颁布迁海令，强制闽广苏浙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越界立斩，致使海外贸易遭到彻底禁绝。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以后，开始解除海禁，允许出洋贸易，并设立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今连云港)四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但是，没有统一的海关法规，税率也各有不同。
其中浙江与广东海关可以接待外国商船，其他主要管理国内沿海贸易。至康熙五十六年再颁禁海令，停止与南洋的贸易，并严禁卖船给外国和运粮出口；违者，造船人与卖船人皆立斩。如出洋人留在外国，要将知情同去人枷号三个月，并行文外国，将其解回立斩。外国的商船也需由地方官员严加防范。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规定“一口通商”，外国商船只能至广州港停泊交易，由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船舶税和货税，总称关税。当时严格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凡马牛、军需、金、银、铜、铁、铅、锡、铜钱、硫磺、书籍、粮食等都不准出口，而允许出口的丝绸、茶叶、大黄等也严格限制数量。此外，清朝还规定，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必须通过官方指定的垄断代理商行“十三行”进行，由它充当外国商人的全权代理人，包销进口商品，代缴关税，采购各类出口商品。十三行行商既是外商在华行为举止的保证人，也是中国官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介人，外国商人的一切请求均由行商转达，而中国官府对外国商人的一切政令要求也由行商传达。十三行还在广州城外开设“商馆”，供外商作为来华贸易的办事处和住所。以上海外贸易立法，束缚民间海外贸易的开展，阻挠中外正常贸易的进行，影响了社会经济顺利发展。
（四）行政立法的主要内容
1．行政管理体制
在清朝行政管理体制中，皇帝仍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军政事务由其“乾纲独断”。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和臣下结党营私，清律严禁宦官参与政治，严禁大臣交结朋党及内外官交结，犯者按“奸党罪”处斩。在皇帝之下，仿明制设内阁“赞理机务，表率百寮”[⑨]，代拟批旨，呈进奏章。内阁大学士名额不定，康熙时多用满汉大学士四员，雍正时六员，乾隆时增协办大学士一至二员。内阁大学士为正一品，位列百官之上，但实权远不及明朝，仅仅具有上传下达的职权。内阁之外，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等辅政机构。雍正即位后，因西北用兵而设立军机处，取代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侵夺了内阁的部分职权。军机大臣位高权重，只服从皇帝命令，是清朝君主专制极端化的标志。
内阁与军机处之下，沿袭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下置郎中、员外郎等属官。六部长官对皇帝负责，只能奏请皇帝颁发必要的诏令，无权向地方直接发布命令。六部之外的院、寺、府、监均有较大裁并，九寺只剩下审理刑狱的大理寺，管理祭祀的大常寺，管理马政的太仆寺，以及管理典祀筵宴朝会的光禄寺和鸿胪寺；五监仅剩下掌国学政令的国子监；只有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翰林院仍维持明朝时的地位。
地方政权机关分为省、道、府、县四级。明朝临时派遣的督抚已成为固定的省级长官，握有地方军政大权，但必须秉承朝廷指示行事。布政使和按察使失去了明朝时行政上的独立性，成为隶属于督抚的分理地方民财和刑狱的两个机关。与省平级的行政单位有顺天府、奉天府和东北、外蒙、新疆的各驻防将军辖区以及西藏办事大臣辖区等。省下设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负责联络省与基层的关系，由道员主管政务。道下设府，由知府主管行政、经济与司法等事务。与府平级的机构有厅和直隶州。府下设州和县，州置知州，县置知县，由中央直接派遣。县下设有征收赋税钱粮的里甲和防范盗贼的保甲。
2．职官管理制度
在职官选任方面，清朝仍以科举取士为正途，每三年一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在省城举行，由取得秀才资格者参加，通过以后成为举人。会试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由取得举人资格者参加，合格后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通过以后成为进士。科举考试的内容，仍然采取明朝时的八股文，用以禁锢士大夫的思想。取得举人或进士出身者，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清朝规定，满、汉官员均须经过科举考试，但满人做官往往凭借特权。科举考试只是为汉官铺设的一条参加政权的阶梯。正途之外，还有“特简”、“会推”、“捐纳”、“荫生”等制度。“特简”即由皇帝直接任用；“会推”是由大臣互推任用；“捐纳”是捐钱买官；“荫生”又分恩荫、难荫和特荫三种：恩荫主要用于三、四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子孙。早在顺治时便规定：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学习期满后，按其父辈的品级授予官职。
在职官考核方面，清初沿用明朝的考满法。康熙四年（1665年），废除考满法，实行“京察”与“大计”。“京察”是对京官和地方督抚的考核，每三年举行一次。京察结果分为称职、勤职和供职三等，按考核等级实行奖惩。“大计”是对督抚以下外官的考核，也是三年一次。大计分卓异与供职两等，按等予以奖惩。京察与大计的标准是统一的，即“四格六法”。四格是从守(廉、平、贪)、政(勤、平、怠)、才(长、平、短)、年(青、中、老)四个方面对官员作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具体作法是不谨、罢软无为者革职，浮躁、才力不足者降调，年老、有疾者退休。考核优异者可以得到引见、升官、晋级、赏赐、封赠等奖励，考核差劣者则给予罚俸、降级留任、革职等处分。
在职官监察方面，清朝基本沿袭明制，中央仍以都察院为监察机关，长官为左都御史。为了集中皇权，雍正元年（1723年），将六科给事中并于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与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纠弹，使监察机构实现了一体化。当时有科道官密折言事制度，将军机处以外的所有机关和官员都纳入监察稽违的范围之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令左都御史为议政大臣，参与朝政决策，充分发挥科道官作为皇帝耳目的作用。地方则由省按察使派出的“分巡道”和省布政使派出的“分守道”分别对府、州、县官员进行监察，同时废除了巡按御史制度。

Ⅱ 清代定罪定刑的特点

清朝刑法的渊源。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至崇桢十七年（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是清朝的开国时期，这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参汉酌金”，“十恶”已入律。公元1644年清朝开始统治全国，在详译明律的基础上，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代的不断总结，于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在形式上与《大明律》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三十篇，四十卷，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零四十九条。
清律沿用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刑罚。死刑于斩绞之外，还设凌迟、枭首、戮尸等残酷刑罚，对于谋反、谋叛、侵犯皇权等行为均加以严惩，对于异端思想也用刑罚来加以遏制。
清朝刑律在实践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私家注律的出现，民间人士对于刑律的注解不断被吸收在立法之中，在律例无明文规定时，地方官也多引律注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就是通过对律文逐字逐句的注解并附以相关的条例来对大清律例进行解释。
（二）、清末刑法变革的主要内容。在清末变法中，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他首先主持修订了《大清现行刑律》于1910年5月颁行，于1911年又正式颁布《大清新刑律》。变革 的主要内容有：
（1）《大清新刑律》抛弃了以往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方式，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唯一内容，因而成为一部纯粹的专门刑法典。
（2）在体例上抛弃了以往旧律的结构形式，采用近代西方刑法典的体例，将整部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部分。
（3）确立了新的刑罚制度，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仅绞刑一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从刑包括剥夺公权和没收两种。
（4）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刑法原则。笔者认为，这些原则的运用是清末刑法变革最有突破的地方，正是这些原则标致着中国刑法从此走向现代化。这些原则包括：
反对比附援引，主张罪刑法定。《大清新刑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罪刑法定的原则被公认为近现代刑法典的基石。袁伟时先生认为，这条原则的确立实质是增加个人的自由度，保护人身权利，废除了以思想治罪的专制主义传统，还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株连家族这类极其野蛮的律例的废除。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如律例无可引用，援引别条比附者，在审案时加以说明，并无不可，若因律无规定，不论何项行为均置之不理，就会给刁徒有空可钻，这样法政就会废驰。沈家本则认为，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授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杀人。他又认为，如果允许司法官于律无规定之时比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则其立法、司法兼而有之，就不符合立宪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些论点与论据和我们九十年代讨论取消类推制度时的情形何其相似，所以袁伟时先生认为，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罪刑法定的重新规定是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回归”。
反对酷刑，废除肉刑，提倡慎刑，主张刑罚人道主义。在《大清新刑律》中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废除，，将戏杀、擅杀、误杀三项虚拟死罪改为徒流，从而使《大清新刑律》开始与世界先进的法律接轨。
参照西方国家法律在《大清新刑律》中引入了故意、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现代刑法理论。

四、清末刑法改革的影响
沈家本主持修订颁布的《大清新刑律》标致着传统残酷的古代刑法解体，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现代刑法体系开始形成，中国刑法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展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取代了清王朝，但《大清新律例》并没有随之消亡，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建议除内乱罪不适用外，《大清新律例》继续有效。孙中山同意后，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承认该法继续有效，于是沈家本所制定的这部法律及其原则一直成为1949年前各个时期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止 这些规定，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时，罪刑法定等其他原则又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Ⅲ 概述清朝的政治制度有哪些特点

清朝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有四：
一、制度与“家法”相联。清朝“家法”森严，其宗旨是严密防范一切侵犯皇权、威胁国家安全的举动。家法成为第一大法。针对明末的诸种社会弊端，清廷各种制度凸现“家法”精神。
二、糅入周边民族的多种文化。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就借鉴了契丹的“八部大人”，金朝的“猛安谋克”制，以及明代卫所的总旗、小旗等；部分机构名称又吸纳朝鲜称谓，例如，崇德时期设立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它们的名称及其职掌均参酌了朝鲜王朝承文院、承政院、弘文院等制度。就连六部早期正副长官的名称承政、参政都参用朝鲜部院职官之名。[24] 文化上彼此相互借鉴，这也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王朝在政权建设上的一个共有特征。
三、彰显满洲贵族与官员的地位。在“首崇满洲”的清代社会，官员虽设满蒙汉复职，但制度本身却凸显满洲的地位。
四、“仿古效今”，承袭明制。后金初创，制度未全，多仿明制。皇太极指出：“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清定都燕京，多尔衮摄政期间也一如明制。也就是说清前期基本上是继承明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定内外文武官制[27] 。比如，清代从中央的内阁、六部、翰林院、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等，到地方的行省、道、府、县衙门的建置，与明朝大同小异。

Ⅳ 清朝法律 两大特点

（一）刑事立法的重要变化
1．改变五刑制度
2．增加法外酷刑
3．调整刑罚适用制度
4．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二）旗人特权的维护
1．保障满族贵族统治地位
2．保护旗地旗产经济利益
3．维护满人司法特权

Ⅳ 清朝的立法活动包括哪些

满族人关前曾颁布了一系列军政法令，但总体来说仍处于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阶段，法律制度比较简单。人关以后，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原有的简单旧律已经不能适应清朝统治全国的新形势，很快便开始了法律的创制工作。

（一）大清律的制定

1．《大清律集解附例》

顺治元年，在遵行“故明律令”的基础上参酌时益，进行立法，至顺治四年（1647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这是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这部法典“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实际上无异于明律的翻版、不少条文虽然与当时社会实际状况不符，仍照录，有些规定与清初的社会现象完全脱节。此外，对满官没有法律条文规定，该法典对于满官更无约束力，这都使得大清律颁布以后并没有完全认真执行。

2．《大清律例》

康熙继位以后，重新修订律令，并于康熙十九年完成《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中，删去重复参差的条款。此后，经雍正朝、乾隆朝数次修订，至乾隆五年最后完成《大清律例》，简称《大清律》，“刊布中外，永远遵行”。这样，清初由简单地袭用明律，几经修订终于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大清律》这部以明律为蓝本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所谓“隐合古义”，“矫正前失”。由于清朝统治的历史特点，决定了大清律中广泛增加了确认满族特权的条款。

清初定律的过程中，确立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是“清承明制”的具体表现。清朝人关以后，为了要长久地统治下去，无论政权与法制建设，都适应先进的广大汉族地区的社会实际，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清初，在治国理民的方针上大都本着“清承明制”的精神，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而强调“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在保留人关的政权机构与法制的同时，进一步沿袭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体制和法律制度。《大清律》已经修改，但始终以明律为蓝本，很好地贯彻了清初的立法思想。

（二）例的制定与编例

1．例与《大清律集解附例》

大清律后附之“例”，源于唐时的“敕”和五代至宋的“指挥”。从明朝起，例始附于律后，律例并行。

雍正三年，颁行了遵循旧称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律后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凡属累朝旧例称为“原例”，康熙年间增人的例称为“增例”，经皇帝特旨及内外臣奏准的例称为“钦定例”，统称为“条例”。

由于清朝比附审判已经制度化，因此条例不断增加，乾隆二十六年已达一千四百五十六条，至晚清同治九年，例已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例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起着特殊的作用，效力大于律，甚至可以以例为律。清朝统治者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统治经验，认识到“例”是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可以随时把统治意志提升为法律，而且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广泛推行以例断狱，以至律之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

2．编例

为了消除律例之间的矛盾，乾隆十一年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此后成为定制。各朝设修订专馆修例，使例制度化。然而清朝后期国势衰微，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定期编例的制度也陷入废弛。例仍然是困挠“法治”的一大弊端，成为官吏循私曲法的途径，律也渐渐成为具文。

（三）《清会典》

为了总结国家行政管理的经验，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从康熙时起便仿照明会典制定《清会典》。其后屡经续修，先后有《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光绪会典》。正文一百多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

从会典的内容看，康熙、雍正两朝以官统事，以事隶官。乾隆以后始以事别录，典例分编，成为固定的体系。大清会典中详列清代从开国至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掌与事例，是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大清会典不仅是清代行政法大全，也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行政法之集大成者。

（四）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单行法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大清律外，清代还注意少数民族单行法规的修订，先后制定了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回律》、《番律》、《蒙古律》、《苗例》等单行法。其中有的条例开始带有临时性质，因在实行中有利于清朝的统治，遂成为常制。例如，雍正十一年制定的适用于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少数民族的《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原拟实行五年后改用大清律，但一再展期。至乾隆十三年，确定今后番民案件依照此条例规定办理。

Ⅵ 清朝法律内容是怎样的

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它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不仅因袭明制,维护封建法律制度体系,而且突出了其民族统治的特色?清朝法律在“参汉酌金”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在前朝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满足自身的特点及现代社会的现实,制定出的法律内容和司法体系?既体现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又保障了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从而维护了清朝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需要?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来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具体适用往往有一些改变?笞杖刑可折为板责,每10下折责4板,再除去不足5板的零数?徒刑1至3年共5等,分别附加杖60至100,每等递增10杖?流刑2000里至3000里共3等,每等附加杖100?死刑仍为绞?斩两等,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执行方式?立决即立即执行?监候适用于罪行相对较轻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后,经秋审或朝审最终裁决?

《大清律例》对适用立决或监候的罪名都有明确解释,对“杂犯死罪”也有一些变通处理,因过失杀人?误杀人及某些职务犯罪被判处死刑者,往往减等执行徒刑5年?

除以上法定五刑外,清朝还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军?发遣?迁徙?枷号?刺字等?充军创立于明朝,重于流刑,是将罪犯发配戍边,分为2000里?2500里?3000里?4000里?4500里等?

发遣为清朝新增,又重于充军,是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迁徙是将罪犯强制迁往千里之外安置?充军?发遣及迁徙等罪犯可以带家属前往服刑,不遇恩赦准许,终生不能返回原籍?枷号和刺字均是一种侮辱体罚性质的附加刑?

Ⅶ 明清时期司法文化有怎样的特点呢

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以及国家政治体制等原因，明清刑事诉讼主要以法官的个人业务水平和主观判断作为审判的核心，而不是证据和法律，同时法官集侦查、起诉、审判等职权于一身，不利于保护人权。故虽然建立了一系列重申、再审、会审的制度，但仍然出现较多的错案冤案。
但明清一些立法和司法改革，对后世有一定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独特、具体的司法制度呢：
1、司法机关：
明以后的皇朝体制，许多都受到元王朝的影响，原有刑部继承元的体制，仍然以刑部作为主审机关，虽然恢复了大理寺，却成为了复核机关。
清的中央司法机关是以刑部为首，大理寺和负责监察的监察院为辅的司法制度。
2、司法制度：
明代地方司法机构有省、府、县，省一级设有提刑按察司，其是古代出现的较为独立的地方司法机构。清代地方司法分州县、府、省按察司、总督四个审级。
3、廷杖与厂卫：
廷杖。廷杖不始于明，廷杖真正影响和制度化在明代最为突出。廷杖是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厂卫，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清朝没此机构。
4、诉讼制度：明代的九卿会审（又称九卿圆审），清代的秋审、朝审，以及秋审、朝审以后如何来处理的四种情况。
5、法律形式：
《大明律》是把《名例》作为总则，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篇，即按照“中央六部”这个名称将《唐律》中的11篇分门别类进行编排，这是一种新的体例。。《大清律例》中包括“律”这种稳定的法律形式和“例”这种非稳定的法律形式。

Ⅷ 中国法制史的题目 论述题 ：简述清代的主要立法。 这道题该怎么回答

供参考：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清入关前已经历了由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的几个发展阶段。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其统治者的法律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太极在吸收汉族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确立的“参汉酌金”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引进或借用汉族（明代）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记录整理提炼后金原有的习惯法及旧法令，二者合起来就是要向先进的汉族政权的法制靠扰。 1644年，清人入关之初，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及众多的人口，面对着汉族地区远比关外原有治区更为发达的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原有法律制度远不适应新的统治需要。在此情况下，清统治者确立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指导思想。“详译明律”就是详细推导演绎或借鉴《大明律》，并以《大明律》为蓝本；“参以国制”就是适当参考保留入关前的旧有典章制度。 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例》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设置律例馆，负责 修律。三年初，律成，名曰《大清律解集附例》，次年三 月正式颁行。至雍正三年（1725年）制定《大清律集 解》，并于雍正五年颁行。至此清律基本定型。乾隆初 年，进一步对律例逐条进行考订，乾隆五年（1740年）， 以《大清律例》之名“刊布中外，永远遵守”。是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部综合性封建成文法典。 乾隆十一年间（1746年）规定：“条例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至此，按期修例形成定制。律例合编的法 典体例，使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有机的结合起来，更为 有效全面地发挥封建法律的作用。 （二）《大清会典》的制定《大清会典》是清代行政立法的总汇。它始于康熙时期。在康熙朝以后，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朝均在前朝会典的基础上，结合本朝国家机构的发展变化，分别制定出《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和《光绪会典》。这些会典，后人统称为《大清会典》或“五朝会典”。 《大清会典》循“以官举职，以职举政”的思路，详细记述了有清一代国家机构的设置、职权范围以及办事规程。在每一机关之下，开列该机构的建制、官员职数、品秩、职掌、权限，并考虑其历史沿革，记载历年重要事例。因此，《大清会典》不仅是清代的行政法规大全，也是集历代封建王朝行政立法之大成，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行政法典。（三）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门法规 清朝是我国封建时代疆域最为辽阔、人口众多 的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统治和管理，清朝廷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与当地 经济文化水平和风俗习惯相适应的单行法规，如 适用于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理 藩院则例》，还有处理西藏事务的重要章程《酌 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藏内善后章程二十 九条》、《新治藏政策大纲十九条》等；有适用 于青海地区少数民族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 条》、《青海禁约十二事》、《西宁青海番夷成 例》；以及适用于苗疆地区的各种条例、禁约和 章程等 清律的内容及其特点 一、刑事立法 二、民事经济立法的发展 三、维护旗人特权和满族统治 四、维护统一，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 的法律控制 刑事立法清朝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在基本精神、总体风格上，还是在核心内容、主要制度上，都是唐、宋特别是明朝法律精神、法律制度的直接延续。在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维护封建皇帝的绝对权威方面，清律即直接承袭了明朝的制度，把维护皇权作为法律的核心。（一）重刑严罚“反逆”罪 清律承袭明律的规定，加重对“十恶”重罪特 别是对“谋反”、“谋大逆”等侵犯皇权的犯罪的惩 罚。 并且清代还扩大了谋反、大逆罪的范围。诸 如“上书奏事犯讳”、“奏疏不当”等，经常被加上 “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 处罚。（二）沿用“奸党”罪条 《大清律例》除全部援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中奸党罪的条款外，还从加强皇权削弱各旗主势 力出发，严禁内外官交结。（三）以思想言辞定罪，大兴“文字 狱”，实行思想文化专治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思想意识形 态领域出现了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潮，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 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在以汉人为主要成份的知识分 子中，还存在着强烈的反清情绪和民族意识。这些“异端” 思想，对封建专制统治构成了潜在重大威胁。在这样严峻 的客观形势下，清统治者采用严刑峻法，实行空前绝后的 思想文化专制。历史上将因著书、作文、吟诗、上疏等在 文字上触犯了统治阶级而招致灾祸，被捕入狱，甚至被处 死，戮尸、株连亲属的案件称为“文字狱”。据不完全统 计，仅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生文字 狱108起。由于在《大清律例》中并无文字狱条款，所以 对于此类案件，往往是按谋反、大逆案处罚，极为酷烈。 大兴“文字狱”的结果，使一代文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 怖之中”。Treason by the Book by Jonathan D. Spence文字狱和雍正 刑罚制度的变化《大清律例》中除了规定传统的笞、杖、徒、流、 死五刑体系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刑罚处罚方 法。1、迁徙。迁徙是将犯罪人强制迁离原籍一千 里外安置，未得官府许可，永远不得回原籍。 2、充军。清朝的充军制度，直接承袭于明代的体 制。清朝的充军刑亦分五等：极边、烟瘴（四千 里）、边远（三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 附近（二千里）。充军刑一般在定罪后由兵部发 配。为解决路程远近的标准问题，乾隆年间专门 制定了《五军道里表》，并载于《大清律例》之 内，以统一的标准确定充军地点。 3、发遣。发遣是清朝创设的一种刑罚方法，是指将犯罪人发往边疆地区给驻防官兵为奴。这是一种比充军更重的刑罚，多适用于政治性案犯。如在于些文字狱案中，曾经将罪人发遣至新疆伊犁等地。 4、戮尸。戮尸是清朝定例中规定的野蛮刑罚。按照清朝的制度，应处凌迟极刑的人犯，如果在执行凌迟之前就已经死亡，或庚毙狱中，仍应将其戮尸。 5、斩监侯与绞监侯。清朝的死刑，有凌迟、斩、绞数种。对于普通犯罪，多适用斩刑与绞刑。斩、绞刑又分“立决”与“监侯”两种方式。所谓“立决”，是对于那些性质比较严重、案情属实、适用法律适当、并无疑义的案件，判处斩刑或绞刑，在当年秋分以后执行，称为“斩立决”或“绞立决”。对于那些尚有疑问或是有矜免情节的案件，则判处“监候”，称为“斩监候”或“绞监候”。被判处“斩监候”与“绞监候”的案犯，不在当年处决，而是暂时监禁，留待来年秋审或朝审再作判决。 民事经济立法的发展（一）典权 清朝进一步明确了典的性质。雍正十 三年（1735年）诏谕：“民间活契典业者， 乃一时借贷银钱，原不在买卖纳税之例”。 认识到典的担保性质，并且与买卖契约分 开，典契不必经官府加盖官印，不必缴契 税，也无须过割赋役。 （二）继承制度清代的继承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包括宗祧继承和封爵继承。宗是近祖之庙，祧是远祖之庙。宗祧继承通常是以嫡长子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无嫡长子者立嫡长孙，以下按嫡次子、嫡次孙、庶长子、庶长孙、庶次子、庶次孙、依次继承。允许独子兼祧，即一人继承两房宗祧。独子兼祧是清朝的独创。（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法律措施 明末清初，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严重破 坏了农业生产，出现了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的 局面。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迅速恢复 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颁布了许多减免赋役的法 令。其次，鼓励垦荒。正式确认了农民所垦荒地的 所有权。同时还给予了新垦荒地免征赋税的优惠政 策。再次，颁布“更名田”令。“更名田”是官田向民 田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指在明末农民大起 义爆发后，明代王公勋戚的一部分土地就由农民占 用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