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立法概况

1. 我国科学立法原则的主要要求有哪些

科学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是人类对相对真理结论的高度概括内。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容和行为规则，它要为国家、社会及普通公民确立一种合理的组织结构、规范的行为模式、正确的价值选择。因此，法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之上。

立法的科学原则包括以下三种含义：
1、立法必须尊重客观实际，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2、立法应合理地吸收、借鉴历史的和外国的经验。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一定历史发展的产物。
3、有关科技法律的立法中应当特别注意增强科学性。

2. 法理学我国科学立法原则的主要要求有哪些

科学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是人类对相对真理结论的高度概括。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行为规则，它要为国家、社会及普通公民确立一种合理的组织结构、规范的行为模式、正确的价值选择。因此，法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之上。

立法的科学原则包括以下三种含义：
1、立法必须尊重客观实际，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2、立法应合理地吸收、借鉴历史的和外国的经验。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一定历史发展的产物。
3、有关科技法律的立法中应当特别注意增强科学性。

3. 科学立法的内涵

科学立法的内涵包括：科学立法科学性的构成要件、科学立法科学性的组织因素、科学立法科学性的实现路径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科学立法科学性的主体要件是立法权的专属性、主观要件是立法过程的有准备性、客体要件是立法事实的法调整性、客观要件是立法行为的程序性；要实现科学立法，法律形式的相对吸纳化、立法逻辑的自下而上化、立法视野的全球化、立法案形成的专业化、立法效果的社会反馈化都是不可缺少的。
科学立法是指立法过程中必须以符合法律所调整事态的客观规律作为价值判断，并使法律规范严格地与其规制的事项保持最大限度地和谐，法律的制定过程尽可能满足法律赖以存在的内外在条件。此定义表明科学立法要符合它的内在条件，即与其规制的事项保持契合，立法要与外在条件保持一致，是各种内在与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科学立法科学性涵义的进一步细化可以采取肯定法和否定法两种不同的方法，由于肯定法在情况下还难以合理全面地概括其科学性之涵义。
科学立法的科学性是对经验立法的否定。法律与自然的和谐是立法必须予以注意的，而能够使立法与自然和谐的便是立法中的科学性。法律既是一种人文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立法在非科学运行的情况下所倡导的是法律与人文现象的契合，而不倡导或者没有意识到法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4. 说明我国是如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

1.加强来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源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等。
2.更多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通过密切联系群众、行使提案权等，促进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
3.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
4.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
5.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构。
6.健全公开征集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反馈机制

5. 简述科学立法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极为丰富。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我们要求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更加注重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我们才能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6. 科学立法的基本概念

所谓科学立法是指立法过程中必须以符合法律所调整事态的客观规律作为价值判内断，并使法律规范容严格地与其规制的事项保持最大限度地和谐，法律的制定过程尽可能满足法律赖以存在的内外在条件。此定义表明科学立法要符合它的内在条件，即与其规制的事项保持契合，立法要与外在条件保持一致，是各种内在与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科学立法科学性涵义的进一步细化可以采取肯定法和否定法两种不同的方法，由于肯定法在目前情况下还难以合理全面地概括其科学性之涵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规定非常明确地将科学立法作为完善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价值判断标准。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解读科学立法就成为法治实践和理论界不能回避的问题。

7. 概括近代以来中国科技立法发现的特点

根据材料并来结合所学自知识，概括近代以来中国科技立法发展的特点，并加以评价。（16分）

答案
特点：政府态度由不重视到重视；立法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主要集中在应用科学领域；由单纯模仿引进到强调独立研发；由官僚垄断转向支持和鼓励民族资本分享科技成果；借鉴西方的法律，与西方接轨；立法逐步体系化完备化；与实际需要紧密结合（七选四）（8分）

评价：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爱国救亡运动展开；有利于中国法律体系的近代化和规范化；没有确定科技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过分强调和全力发展应用科学，忽视基础理论科学研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科技的落后局面。（8分）（积极方面答出三点共6分，消极方面答出一点共2分）

8. 我国目前的科技状况

一、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发展的环境状况

1.研发经费状况。我国的R&D总经费2003年已增至1539.6亿元，经费规模继2001年超过意大利之后，2002年又超过了加拿大而位居世界第六。仅就R&D的规模而言，与已经跨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是十分巨大的。在R&D总经费的强度对比中，高于印度、巴西而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2001年～2003年，我国R&D总经费保持着年均18.6%的高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GDP年均8.4 %的增长速度，已经进入R&D总经费高速增长国家的行列。2003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87.7亿元，应用研究经费为311.4亿元，试验发展经费为1140.5亿元。三者占R&D总经费的比重分别为5.7%、20.2%和74.1%。其中，基础与应用研究经费在R&D总经费中所占比重仅为 25.9%，而很多发达国家都在40%左右。可见，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在R&D总经费中的比重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从R&D资金投入结构上看，投入主体已经开始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企业双主导型过渡。在政府R&D资金投入中，中央政府的主导型地位突出。企业在R&D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形成，政府R&D 资金进一步向研发机构和高校倾斜。地区R&D资金投入总量不均衡，除了区域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外，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即R&D活动的集群分布的不均衡，形成的在争取政府R&D资金上的区域优势。
2.科技人才流动状况。2004年2月16日教育部公布的2003年度留学人员情况统计结果指出：从1978年～2003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70.0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7.28万人。回国人员只占24.7%，超过75%留学人员尚未回国。科技人才从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流向外资企业是流失的另一方面。据北京市经贸委对工业系统的150户大型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调查显示，这些国有企业自1982年以后引进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员的流失率高达64%，大多数流向外资、合资企业。
近些年来中国流失的人才回流的也逐渐增多，这同国际上出现的人才回流趋势是一致的，且中国留学回国创业人数稳步增长。2003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1.73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01万人，比2002年增长12.3%。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度留学回国人数首次突破2万人。此外，中国近些年吸引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也明显上升。
3.教育环境状况。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比上年的4637.66亿元增长18.16%。但教育支出量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却不高，低于相同经济发展条件下3.8%的平均值，投入强度仍不足。在高等学校研发经费的投入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是近十余年来世界上高等学校R&D经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特别是2000年～2002年期间，R&D经费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30%。但我国高等学校R&D经费占本国R&D总经费的比例却仅略高于10%，占GDP 的比例为0.14%（2003），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表明我国对高等学校R&D活动的投资力度与我国经济规模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
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高等学校每年都培养出大量的科技后备人才，已经有效地缓解了目前我国一般性科技人才短缺的状况。但高层次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仍然十分短缺，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同时还存在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的相对不足，能力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创新教育薄弱，导致我国高素质科技人才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差距十分明显。
4.科技活动环境状况。就现状来看，我国科技人才的人均劳务费偏低，科技人才的预期寿命低于全国平均预期寿命。就科研评价体系来看，尚存在一定短视行为。就我国科技创新法律制度而言，一是没有科技创新的基本法律，《科学技术进步法》的法律位阶不高。二是科技创新法律体系不完整，存在立法空白。三是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四是法律实施的力度不足，监督机制不健全。
在肯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提高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从总体上讲，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总量虽然不断增长，但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不管是投入的总量，还是投入强度都还很低。而且不论是企业平均投入强度、项目平均投入强度，还是技术开发人员的平均投入强度，都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讲我国企业还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的主体，甚至地位还有下降趋势。

二、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发展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及配置有待提高和完善。虽然我国R&D总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2003年已增至1539.6亿元，但与GDP之比仍低于1.6%的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2.2%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基础研究活动的投入力度还远不及发达国家水平。基础研究在整个研发经费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上下。而从大部分OECD成员国家及其他6个观察员国家的数据看，基础研究经费在R&D经费总额的比重最低也在10%以上，大多数国家在20%左右。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的不足，在研发活动中的比重得不到根本性的提升，这将制约我国实现

9. 科技法学从哪个法学独立出来的

科技法学
《科技法学》是2013年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孙玉荣。
本书主要讲述了科技法的概念与特征 ，以及科技法的体系和渊源 。
书名
科技法学
作者
孙玉荣
出版社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年
定价
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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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目录
内容简介
本书在对我国科技法的基本理论和科技法律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科技法学教学与研究的*成果，结合*法律、法规，从立法、司法角度对我国科技法律制度，特别是对信息法律制度、生物技术法律制度、风险投资法律制度、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高科技园区法律制度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全书共15章，分别为科技法概述、科学技术进步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科技奖励法律制度、科技组织和科技人员法律制度、高新技术与高科技园区立法、信息技术法律制度、网络法律制度、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生物技术法律制度、风险投资法律制度、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技术合同法律制度、国际科技合作与技术贸易法律制度、科技争议的法律解决等。[1]

10. 怎样实现科学立法

科学立法的实现路径
实行科学立法，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遵循立法的科学理论，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科学合理的立法体制机制
1.立法决策体制机制。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立法主体，是立法决策和立法协调主体。不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在立法决策和协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立法权限（体制）。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对立法权限划分作了基本界定，确立了统一的、分层次的立法体制。现在看来，立法权限的划分还不够明晰，需要修改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这一体制。（1）从纵向来说，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明确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与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划分。（2）从横向来说，要着重厘清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既要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的立法权限划分，细化宪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界定何为“执行法律”、“行政管理职权”等，细化立法法第八条关于专属立法权的规定；又要明确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划分。（3）要明确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立法权限的划分，目前法律法规大多在人大常委会上通过，而很少（有的地方几乎没有）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依法将更多的法律法规草案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和表决，既是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的应有之义，也是增强法律法规正当性的必然要求。
3.规范立法权的行使。（1）扩大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范围。有权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不积极、不主动，而有利益表达诉求的主体又没有提出法律法规案的权力，因此，适当扩大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范围，有利于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等米下锅”的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可否考虑赋予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向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法规案的权力。（2）抓紧完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体系内部不和谐、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比较突出，还存在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虽有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却没有民法总则、更没有民法典；社会保障方面法律也较为欠缺等。当前，急需“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3）适当将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一些内容，吸收到法律中来或者说由法律予以规定。既然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都是适用于全国的，那从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合法性）的角度来说，就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而不应寄希望于国务院和“两高”做细化规定，以免他们僭越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
（二）完善的立法程序
立法本身是一件大事，所以立法的协商、协调，不仅要在会下进行，也要在会上进行，而且要采取公开立法这种让人看得见的方式进行。当前，在立法工作中要实行更加广泛的协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
1.扩大立法博弈。立法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在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条件下，通过协商和博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既保护共同利益，也保护个人利益。这本身既是民主立法，也是科学立法。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使得各项改革均步入了“深水区”，举步维艰，实质上就是利益的表达与博弈不充分，而这又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延缓甚至阻碍了改革进程。因此，对利益的调整必须格外小心，必须与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进行沟通，扩大和促进博弈，进而形成共识，达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平衡各种利益，体现和保障各利益主体不同的正当利益。
2.进一步丰富方式方法。在立法过程中，已广泛采取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调查研究、列席和旁听、公民讨论、专家咨询和论证、媒体讨论、信访等形式。立法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其中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实，这些方法也可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加以使用。因为这些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但有助于法案起草者深刻了解和把握各有关方面的利益、愿望及相关要求，而且有助于立法协调工作的实施，保证立法顺利进行，使法案更加成熟，质量更高。这需要修改完善立法法，从法律上进一步予以明确，做好立法沟通协调工作。
立法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健全相关的具体制度，使群众参与立法制度化、法律化，把“运动式”的参与变成制度化、法律化的有序参与，特别是要适当改变以往立法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继续征求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的意见，但又不能局限于此，以免使得有关主管部门“借法扩权”、“与民争利”，更要征求法律所调整范围内的利益集团和群众的意见，扩大有不同利益的公权力机关的参与，特别是要扩大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利益阶层的公众参与和博弈。就是说，对政府部门组织立法起草或参与立法起草中可能渗入的部门利益，应当通过公众参与、其他部门参与、立法审查、权力机关审议及其他程序博弈机制进行制约，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和意志。
3.完善立法听证制度。（1）明确立法听证的范围，什么样的法律必须经过听证、什么样的法律不必经过听证等。（2）规定立法听证的程序和相关规则，如选择参与立法听证的人或团体，举行听证会的法律效果，举行立法听证会的程序规则等。减少听证事项、范围和适用程序确定的随意性。（3）确定和强化“反对意见（原则性分歧意见）优先发言、重点对待”原则。
（三）高超的立法技术和艺术
1.关于立法技术。立法技术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是指法律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的方法，法律的文本，法律的系统化等方面的规则。法律的调整的对象不同，调整方法也不一样，既有公法与私法的调整方法之分，也有刑罚、行政处罚、民事处罚之别，这都是有讲究的。同时，法的目录、标题，法的总则、分则和附则等的制作技术，也需要加以改进。
2.完善立法体例。立法法第五十四条对法律的体例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的体例作出规定。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
3.规范立法的语言。语言是法律条文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立法语言具有自身鲜明的风格和特质，所谓“法言法语”，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确性，同时模糊性是立法语言难以消解的属性。这是因为，立法者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法的普遍性本身蕴含了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因此，立法语言的使用，不仅是技术，也是艺术，立法须要兼顾语言的明确性和模糊性，该明确具体的一定要明确具体，该模糊的一定要模糊，既有刚性又有弹性，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四）严谨细致的立法论证
2013年10月30日，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抓好立法项目论证，在充分论证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科学确定立法项目。更加注重提高立法效益，建立健全法律出台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使这些工作常态化、规范化。这需要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
1.加强论证工作。在论证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立法的科学性、可行性，出台时机，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正面的和负面的）等内容的论证。作为一种公共决策和国家行为，立法本身、更不用说执法都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而社会资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此，要采取成本效益法，对执法成本、执法收益等进行客观分析和论证，其中执法成本包括：执法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等。
2.开展立法评估。法律法规在实施一定时间之后，要开展评估工作，检测其实施状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改完善，增强可行性、可操作性，真正将纸上的规定变成现实的东西。
（五）专家学者的智慧与作用
1.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有利于提高法案的质量。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实践中专家学者为立法贡献智识的情况却很少。要转变思想观念，切实防止“权力让专家成为长官的奴婢”的现象，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立法中的作用。
2.健全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的机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专家咨询、顾问制度，发挥各方面专家学者的作用。现代社会中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大量出现，立法就必须征求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同时，要征求语言、法律等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制定1954年宪法的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聘请法律专家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教育家叶圣陶、语言学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从各个角度对宪法草案进行研究推敲。历史证明，效果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