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讼与现代法治精神
“息讼”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并且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社会职能。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所以封建官吏审判时尽量做到避免诉讼、注重调 解。古代“息讼”法律文化仍然对当代的法治进程产生影响，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借鉴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赖以 存在的经济、政治基础都已基本消失，其整体上已不能支撑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要使中国传统息讼法律文化获得新生，就要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对其进行批判吸收。
调解制度源于我国古代民间“排难解纷”、“止讼息争”的传统，因契合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成为民间乃至官府解决矛盾纠纷的基本准则之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百姓有纠纷找调解的传统与习俗已经形成。本世纪以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呈现出各种矛盾凸显叠加的局面，人民调解的范围也逐渐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常见、多发的矛盾纠纷，向土地承包、拆迁安置、环境保护、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扩展。在新形势下，发挥民间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成为中国特色的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智慧”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
2. 如何认识法家思想中的法治精神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意义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 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 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 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 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了当今的依法治国体制，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包含哪些价值要素
法治文化是一个大题目，理论上一般将法治文化分为三个方面，即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文化学者将文化分为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属于显性文化，精神文化属于隐性文化。法律精神文化表现的是法律心理、意识、观念和思想等无形的文化。无形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浸润于人们的言行举止之中，弥漫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隐性文化既是显性文化产生的基础，也是显性文化存在的依靠。在此我仅就如何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推进法治精神文化建设谈点粗浅体会。
由于制度文化相对精神文化，具有显性和刚性的特点，我们一般比较重视法律制度文化建设，相对忽略法治精神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初步完成了制度文化建设。但是，我国社会法治精神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不能适应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也就是说，制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得到精神文化的回应和支持。正如粱治平教授所说的“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 制度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发生脱节现象。
这种脱节现象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某些法律制度的内容不能适应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实际，是超前的法律，或者不能适应中国国情，缺乏在中国生成的土壤。所以，法治精神文化不认可、不支持。不少法律特别是移植型的法律，由于没有考虑中国社会实际特点以及法律运作条件，成为纸面上的法律。所谓“立法如林，执法如零”的说法是夸张了，但是“有法可依，有法难依”确实点中了某些法律或者法律中的某些内容的“虚置”现象。另一方面说明，法律制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落后的文化观念和社会习惯的抵制和反对。有些法律规定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我国现阶段需要的，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仍然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贯彻起来仍然存在障碍。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起着抵制和反对法律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法律文化建设的迟滞和落后。
有个例子很有意思。最近新闻报道，上海不少居民买了西式花园别墅，但是却纷纷在家门口挖了一口井。住西式洋房，守中式水井，其现代居住方式与传统居家习惯的结合，也是上海一怪。然而大量开挖水井，破坏地下水的平衡，而居民却普遍认为在自家住房范围内挖井天经地义，并不觉得此事可能危害公共利益。这一事例说明人们居住方式现代化了，但是生活观念并没有同步现代化，目前尚无法律禁止居民开挖水井，即使颁布这一法律，估计居民一时半会也不可能理解接受。可见，法治文化建设，除了改善法律制度文化建设之外，研究如何推进法律精神文化建设，以使法律制度规范得到法治精神文化的响应和支撑，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对此，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法治精神文化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社会主义主义法治理念提出了五大观念；依法治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治观；执法为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民观；公平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服务大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大局观；党的领导，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观。这些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当前，在法治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应当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法治精神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其次，应当进一步强化依法治国理念，通过法治精神文化影响并且促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法；第三，应当强调执法为民理念，通过法治精神文化建设，使充分尊重和合法实现人民群众利益成为执法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第四，应当强化公平正义理念，通过法治精神文化建设使公平正义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第五，应当强调服务大局理念。通过法治精神文化建设使维护国家大局和民族大义成为社会共识。
第二，法治精神文化建设需要动员社会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制度文化、精神
文化和物质文化建设的过程应当是党和国家主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过程。也就是说，法治文化建设的主体应当是整个社会，既包括党和政府，也包括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光有党和政府主导推动，没有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是不能完成法治文化建设伟大工程的。当前，在法治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不足，二是社会组织和公民被动参与。我们建议通过更多的更好的制度和机制安排，使社会组织、公民有机会、有兴趣参与到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来。上海对于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所建立的表彰、奖励、保障配套制度，就是一个体现了政府激励和公民响应的制度和机制安排的成功范例。最近上海安排十一位见义勇为英雄去沙家浜休养院度假，云耕书记称赞他们是百姓英雄、城市英雄、时代英雄，更是感动了广大的市民。公民见义勇为，政府匡扶正义，一系列的见义勇为事例和一整套奖励保障措施，本身就是极具文化感染力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念的法治精神文化建设活动。
第三，法治精神文化建设需要社会法律实践的推动。法治精神文化建设的过程是形成、确立、固定、强化法律观念的过程。而旧的思想意识的转变和新的法律意识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是法律实践促进和固定的结果。如果没有法律实践，法律规则永远是死的法律，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毫无关系。对于公民来说，选举、参与立法、参加诉讼、参与陪审以及参与各种执法协助等等活动都是重要而生动的法律实践体验，公民正是通过这些法律实践活动，了解法律，认同法律，形成法律意识，学会法律思维。同时，也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促使有关法律内容以及运作环节工作的改进和完善。上海法院去年受理案件突破30万件，我认为这是好事情，因为人们通过选择合法的诉讼途径寻求利益的实现和纠纷的解决，说明大多数人对司法程序与规则基本认同，对司法基本信任。这其实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成果。
可见，社会法律实践体验对于法治文化精神培育和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方面，我们建议进一步增加公民参与法律实践的机会，特别是公民参与立法听证、参与案件陪审、参与执法协助、参与社区管理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体验法律的运转，体会法律的宗旨。另一方面，我们建议更多地为公民提供表达法律实践体验的机会。这里涉及改变法治文化宣传方式。例如，传统普法活动主要依靠“摆摊咨询、讲课教育、知识竞赛、知识考试”方式，虽然也有一定成效，但是，这主要是单向灌输教育方式。随着社会发展，我们应当通过新的传播、交流、影响、熏陶方式进行法治精神文化建设，其中互动体验交流就是一种新的形式。例如，法治节目请人民代表谈参与立法的体会，请当事人讲讲诉讼的得失，这些内容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其正面的经验，容易被仿效，负面的教训，容易被吸取。效果要比单纯说教好。
第四，法治精神文化建设需要汲取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内容构成应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要有与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反映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点和价值追求的法治文化内容，这是我国法治文化的主导内容；其次，要有适用于中国的世界先进法治文明成果；第三，要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
以往不少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与现代法治文化不能相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崇尚人治的价值取向虽然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强调法治的价值取向迥然不同并相互冲突，但是我们不能一概否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全部内容，因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理念，是中国人上千年来法律探索和实践的智慧结晶，也是一种法治文明成果。例如，重追求实质正义，表现了对法律正义的终极关怀，这一理念的价值已经被重新认识，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修正对程序正义的过度膜拜。又如，调解息讼，蕴涵着中国人对和谐的价值追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肯定了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
所以，当前我们推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应当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内容。这些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其实是我们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生成和运行的本土资源。有效利用这一本土法律资源，将会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文化建设
4. 如何让法治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保驾护航
如何让法治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保驾护航？
党的十八大将法治定位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定位为我们所要倡导的核心价值理念，提出要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总任务的必然要求，是国家治理转型的价值追求，是党60余年执政的历史经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方能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保驾护航。
一、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
理解和诠释法治价值观，应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结合起来。
法律至上是法治价值观的首要要求。法律至上要求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即已建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维护法律权威，必须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它意味着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要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严格执行法律以制止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行为。通过认真实施法律、加强法律监督来确立法治的公信力。法治价值观要求至上的法律必须为“良法”。即良法之治。良法，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的，体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与意志的法律。法律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要求，不能超出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超前立法，也不能不顾生产力的发展而滞后立法;法律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意志，为广大人民实现当家做主权利提供条件，旨在维护、实现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应当符合自身发展规律，体系合理，内在协调，能实现法自身的科学发展。
法治价值观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在于通过法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法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法治价值观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衡量社会主义法治的终极标准是能否有效保障人民权利、回应人民诉求、满足人民期待。防止权力滥用、制约和监督权力是法治价值观的基本蕴涵，也是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权力之间必须实现分工与制约。这是法治的重要原则。即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制度，建立各负其责、互相监督的权力架构。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接受法律的监督。权力行使是一种责任，怠于行使或滥用职权，都是失职渎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权力受到监督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违法行使权力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二、法治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
法治作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的必然，是党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要。
我国处于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基本国情。法治确立为我们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十八大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依据，从“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出发而提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确认、运行规则、责任追究都仰赖法律制度及其实施。通过法治实现民主，是真正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有效实现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权益的途径。法治是先进文化的制度保障，先进文化为法治提供伦理与精神的基础。法治与先进文化价值同向，互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没有一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没有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作为支撑，只是“沙滩上的城堡”，是美丽的空中楼阁。从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出发，法治确立为核心价值观是势所当然。
将法治确立为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转型的价值追求，是现代国家实现善治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怎样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是党一直在思考和从事的事业。总结60余年来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新形势下，党要率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必须将法治确立为核心价值观，以之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凝练核心价值观，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借鉴域外文明与传承中国文化、人类共同文明与中国特色国情有机统一起来。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个层面价值观存在交织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法治贯穿于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中，是实现国家富强民主、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保证，而法治践行仰赖后者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石、文化底蕴和社会氛围。法治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守护神，通过惩治不符合个人主流价值观的行为提供价值导向功能，而法治践行有赖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提供守法意识的土壤和规则实施的道德基础。法治同自由、平等、公正相互融合，相辅相成。法治的目的在于实现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发展。缺乏法治的自由是无限度的自由，社会将陷入“丛林法则”的无序。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内在地蕴涵着平等和公正。通过法治的强有力保障才能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人享有公平正义的阳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三、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梦，也是法治梦。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要求我们坚持中国法治道路、弘扬中国法治精神、凝聚中国法治力量，方能实现法治中国梦。
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必须坚持中国法治道路，加快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法治建设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是经过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法治规律的正确道路。坚定中国法治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对宪法法律负责与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具有一致性。坚定中国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新形势下，依法执政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依法执政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即进一步理顺党委与人大、政协、政府、司法机关以及人民团体等各方面的关系，推动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协调统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坚定中国法治道路，加快法治国家建设，必须既要重视顶层设计，也要重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法治建设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需要专门的法律技巧，需要纵向地分析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方位，横向地参考国际法治发展趋势并紧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通盘考虑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
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必须弘扬中国法治精神，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法治精神是法治社会普遍尊崇的法治价值追求的总和，而法治文化是法治精神普遍化实践和实现的结果。近现代法治发源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发展到现在已经历数百年历史，其法治文明有益因素应当为我们借鉴学习。中华古代法制文明中存在诸多有益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因素，比如德主刑辅、礼法共治、息讼止争等，均值得我们今天细加分析借鉴，要看得起、不自大、善梳理、勤学习、勇扬弃。积极培植和践行法治价值观决非一日之功，既不能统统照搬、全盘抄袭，也不能以邻为壑、逢西必反，而要坚持拿来主义，善于借鉴西方法治文明，努力传承中华古代法制文明，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法治建设经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实现法治文化的自强。
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必须让法治软实力发挥力量，成为推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正能量。法治是一种软实力，力量的发生在于法律得到普遍的信仰和遵守。法治力量不仅仅在于惩治、规范，更在于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公民的内心信仰和行为准则。任何人都应当遵守法律，违反法律应当平等地接受法律制裁。法治因实施而生公信力，因公信力而产生强大的力量。法治的力量还在于亲和力。法治亲和力在于人们坚信法治、坚持依法办事，不再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法治软实力的产生还要求激发公民守法意识。伴随市场经济而涌入的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等导致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产生混乱，判断“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标准丧失基本准则，一些行业、领域、地方存在不以荣为荣，反以耻为荣，不以守法为荣，反以违法为荣的道德倒错现象。比如，中国式过马路、小悦悦事件、“潜规则”问题，等等。必须继续深入开展全民普法教育，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律素质，推动全民守法意识的确立。
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需要将法治融入核心价值体系协同推进，传递释放正能量。十八大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界定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三足鼎立，一体同向，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践行法治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而将法治纳入核心价值体系一体建设、协同推进则能实现相互促进，达到整体最优。唯有坚定法治道路，弘扬法治精神，凝聚法治力量，才能为实现伟大中国梦保驾护航;只有系统性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能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影响和地位。
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
1、礼法结合
礼主要指的是儒家学说，礼法的结合也经历了一个儒法对立再到儒法合流的过程。
2、诸法合体，刑民不分
“诸法合体”是指（现代意义上）各部门法不作区分，统一登载，“刑民不分”是指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交叉糅杂在一起。就中华法系的法典编纂形势来看，是由刑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各种法律部门构成的。
3、儒家思想影响深厚
儒家思想的本质像血脉一样融入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德礼治国，礼法并重”、“宽猛相济，刑罚得中”、“强调人治，为政在王”、“无讼”“息讼”“明德慎罚”。
4、重刑轻民
受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与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法系呈现重刑轻民的特征。
5、皇权至上，法律是维护君权的工具
中国自秦至清行君主制，君权的强大和持久使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的形式划分了君臣名分，维护君尊臣卑的关系，还严厉制裁侵犯皇权统治并施以重科。
中华法系的地位
1、中华法系存续时间最长，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地理上的独立性和文化上的独立性。法系都是有阶段性的，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法系必不同，从而，当人类处于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就必须博取古今和外国的法制，重新进行探索和研究，以建立全新的法系。
2、中华法系的理性化水平最高。
3、中华法系造就了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强势，且保持了基本的国家安全和独立，这也是人类史上的唯一特例。
4、中华法系所在地域较为稳定，且似乎在稳定放大之中。
中华法系的影响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源远流长，独树一帜，为人类法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古代中国国力长期居于东亚、甚至世界前列，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明圈。中国的法律制度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周边国家，其中以唐律为甚。
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从唐朝起，中国法典的先进性、科学性受到相邻国家的尊重，并被奉为母法，相邻各国均成为中华法系所覆盖的国家。
(5)息讼与现代法治精神扩展阅读
若按历史分期展开，中华法系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前国家时代的法律形态。
所谓前国家时期，通常是指原始社会时期，大致对应于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禹时代。尽管原始社会并不具备进入阶级社会后的法律形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具备相应的社会规则。而对这种社会规则的认识就构成了中华法系的法律传统。这种法律传统可以称之为德刑体系。
第二，邦国时代的法律形态。
所谓邦国时期，通常是指奴隶社会时期，大致对应于夏商西周春秋时代。在这种国家形态下，中华法系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体系，即“礼”，
并逐渐取代了“德”的地位。由于“刑”的行为规范体系依然存在，因此，就形成了礼刑并用的法律体系。
第三，帝国时期的法律形态。
所谓帝国时期，通常是指封建社会时期，其对应于秦汉至明清时期。不过，由于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这种国家形态，所以可以将战国时期划入此一阶段。此一时期国家形态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君权的扩张；二是官僚制的形成。
第四，“民国”时期的法律形态。
所谓“民国”时期，并不是指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分期，而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可以将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均视为此种历史形态。在这一阶段，由于西法入侵和疑古思潮的盛行，人伦关系被认为不利于现代化的需要，从而使其遭受到严峻
的考验。
6. 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内容是什么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基本内容是：
[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2]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3]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4]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5] 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 [6]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进的法治理念的进步性，又有立足现实、强调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性。忽略其进步性，容易导致迁就人治的现实倾向；忽略其具体性，则容易导致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空想或思想混乱。
7. 法制现代化的历史根源和当前困境
同学，华大的吧
8. 09播音 即兴评述的 范文
1: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
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
体制。
对于一个有悠久的法制历史、有深厚法律传统的国度而言，从传统到现代法治的转换尤为艰难。现代法治
精神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现代法治也需要从传统中不断总结，创造性地完善。
完整、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思想体系
在世纪之交、千年更迭的特殊时刻，回顾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文化中的法律传统，回望过去的百年中国法
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蹒跚步履，总会让人有太多的思绪和感慨。
在几千年的发展递嬗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洁性，成为东方文化的主
流，与西方文明并存于当世。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习法、尚法、重法的精神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自古以来，
“刑德”就被当作经国治民的“二柄”，以刑法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成
为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无论在精神旨趣还是在制度、技术层面，都是环环相扣，具
有明显而密切的联系性，故而后人一般都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概括地称为“中国法律传统”。这是一套经过
几千年的积累和回旋，从简单幼稚的法律幼苗发展而成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义理精深、风格特异的庞大法
律系统，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
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
这套法律传统，不仅以国家强制的方式积极而有效地统治着传统社会、传承着历代祖先的生活智慧和中华
文明，而且也曾对封建时代的日本、朝鲜、越南及西域诸国法律文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形成了世界法
律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中华法系”。对于今人而言，这是一笔无比丰厚的法律遗产，也是一笔精化与糟
粕杂糅、让人爱恨交织的法律财富。
重视法律的作用。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间，各个主要政权，在立国之初都要制定一部大而全的律典，作
为国家法制的基础，并作为“祖宗成宪”垂范后世。除基本法典外，历史上还先后出现过令、科、比、格、式
、典、敕、条例、指挥、故事等名目繁多、功能各有侧重的法律形式，作为成文律典的重要补充。这些法律法
规，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规定之详细、思虑之缜密，在世界古代立法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唐朝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详备而完整的体系、丰富而有特色的内容，在世界上享
有极为广泛的声誉，其中许多制度的设计，在千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是让人赞叹。清朝的传世法典《大清律
例》中，就包含律文436条，条例近2000条，有效法律条文约40万字。如此规模的成文法律，足以批驳那种“中
国古代是人治社会，根本没有法律可言”的论调。
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
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
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
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
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
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
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
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
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
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
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
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
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
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
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
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
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
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
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的重要表现。
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
了我们祖先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高超智慧，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
、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
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
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
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毕竟是在农耕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套观念和体制，其中天然地存在着一些根本性
的、结构性的缺陷。由于这些缺失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所以在社会进步的历史洪流中，必然会逐渐成为社
会进步的精神羁绊。
从传统到现代法制的转换
鸦片战争以来，在内忧外患之中，中国法律制度一直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转换过程中。传统法律中
的许多有益的营养成分，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于现代社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消极落后的观念与现代
法治理念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传统法律中的身份观念、等级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权
利观念相冲突。中国的传统法律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
关系，各朝法律无一例外地规定了臣民、子孙等“卑幼”对于君父、官贵等“尊长”的绝对服从的义务，绝少
涉及现代社会所关注的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法律应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
应该是造福天下苍生的“公器”，而不应是少数人强权的工具；法律应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为原则
，而不应因种族、身份、阶级或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差别对待；法律应该以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促进社会进步
为宗旨，而不应以限制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目的。经过一个世纪的社会革命，我们已经从制度上铲除了不平等
的封建专制体制，在保障公民个人的平等和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国家
为推进现代法治的种种努力，仍然经常被传统阻力消减。
传统的“驭民工具论”与现代法治精神大相径庭。在中国历史上，连以最重视法律而著名的法家学派，也
都把法律刑罚当成君主治国安邦、驾驭臣民的利器、私器。《管子·任法篇》就说：“有生法者，有守法者，
有法法者。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法者庶民也。”也就是说，法律是君主的意志的体现，由官吏去实施
。对于老百姓而言，法律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应该无条件遵守、服从的规则，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和置喙的余地。
这种狭隘的“工具论”，正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专制性和落后性的重要表现。遗憾的是，虽然经过了一个世纪的
变迁，在社会各阶层中，包括在理论界、法律实务界，把法律简单地看成是政府施政工具的观念，仍有很深的
影响。可以说，这种片面的“工具论”如不能转变，将是实现现代法治的重大障碍。
传统的“泛刑罚主义”、“泛道德主义”与现代法治理念差距甚远。按照传统法律的观念，法律是君主依
据“天理”来制定的，作为臣民只能是无条件地遵循。任何违背既定秩序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和违法的，都
应同时受道德谴责和国家刑罚的双重惩罚。这种传统观念大大限制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使人们把法律与刑法
完全等同，把法律与官府等同，认为“违法”就是犯罪，就要坐牢。而民商事等私法的广泛调节功能却被长期
忽视，官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真实功能被扭曲，法治的意含被曲解。现代法治精神要
求的是一种“全面的法律统治”。如何提升全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正确理解和发挥法律的全面功能，将是我们
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法律任务。
对于一个有悠久的法制历史、有深厚法律传统的国度而言，从传统到现代法治的转换尤为艰难。现代法治
精神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现代法治也需要从传统中不断总结，创造性地完善。如果我们在总结中国固有法
律传统的基础上，按照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创造出一套融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融合中国法律传统与西方
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法律体制，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又一重大贡献。
2:昨天下午，我们班举行了一次别出心裁的活动——包馄饨。
剪菜
我们来到实验基地，准备把菊花菜剪下来，拌馅。哇，现在菊花菜已经长得密密麻麻了，长势十分喜人。几个同学带着剪刀，跟着宋老师来到菜地里，用剪刀剪起菊花菜来。在剪菜的时候，我看见了几个同学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想：他们一定是在笑收获的甜美吧！我虽然没有去剪，站在一旁观看，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心里也心满意足了。只见他们剪菜不慌不忙，只朝菊花菜的根部一剪，“啪”一声，一棵就剪下来了，“啪”一声，又一棵剪下来了，动作十分干净利落。不久，剪下来的菜便满满地装了两盆子。“走，大家洗菜去！”不知谁叫了一声，“大军”便出发了。
洗菜
我们大家来到水池旁边，每人抓了一把菊花菜，开始在水槽里洗起来。我抓起一把菜，一看，菜叶上有些小洞，洞口边有些枯黄，根部呢？根头上满是泥土，十分不干净。我开了水龙头，费力地洗起了根部，很快，随着水流，呢土一点一点少去，直至没有。接下来是洗菜叶了，菜叶更难洗，稍一用力，菜叶就会“五马分尸”，只能更加仔细地洗。“呵，总算洗好了”，我拿着那把菜，愉快地说道。大家把洗好的菜放回盆里，准备去拌馅了。
拌馅
到了食堂，许多人就开始拿盆拿刀了。“蒸板来喽！”不知谁一声“令”下，同学们很快让开一条道，让他进来。好了，我们开始看宋老师切菜了。只见她把一把菜放在蒸板上，左手拿着菜的中部，右手开始切菜。只见切出来的菜只有黄豆大小，不过菜味却十分浓，沁人心脾。我们都享受着这阵清香，不住地发出赞叹声。“让一下！”只见吴焕锋拿来一个大盆子，把所有切好的菜都放了进去。
宋老师又把肉、豆腐放了进去，只见开始都是颜色不一的，可慢慢地，慢慢的……
9. 战国时法家思想和现代法治思想不同点
法家主张“抄以法治袭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 讲究“以刑去刑”“轻罪重罚”
假如你偷了东西， 就有可能被砍头， 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 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 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
10. 中国法律传统的表现是什么
对于一个有悠久的法制历史、有深厚法律传统的国度而言，从传统到现代法治的转换尤为艰难。现代法治精神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现代法治也需要从传统中不断总结，创造性地完善。完整、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思想体系在世纪之交、千年更迭的特殊时刻，回顾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文化中的法律传统，回望过去的百年中国法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蹒跚步履，总会让人有太多的思绪和感慨。在几千年的发展递嬗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洁性，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与西方文明并存于当世。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习法、尚法、重法的精神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自古以来，“刑德”就被当作经国治民的“二柄”，以刑法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无论在精神旨趣还是在制度、技术层面，都是环环相扣，具有明显而密切的联系性，故而后人一般都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概括地称为“中国法律传统”。这是一套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回旋，从简单幼稚的法律幼苗发展而成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义理精深、风格特异的庞大法律系统，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这套法律传统，不仅以国家强制的方式积极而有效地统治着传统社会、传承着历代祖先的生活智慧和中华文明，而且也曾对封建时代的日本、朝鲜、越南及西域诸国法律文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形成了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中华法系”。对于今人而言，这是一笔无比丰厚的法律遗产，也是一笔精华与糟粕杂糅、让人爱恨交织的法律财富。重视法律的作用。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间，各个主要政权，在立国之初都要制定一部大而全的律典，作为国家法制的基础，并作为“祖宗成宪”垂范后世。除基本法典外，历史上还先后出现过令、科、比、格、式、典、敕、条例、指挥、故事等名目繁多、功能各有侧重的法律形式，作为成文律典的重要补充。这些法律法规，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规定之详细、思虑之缜密，在世界古代立法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唐朝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详备而完整的体系、丰富而有特色的内容，在世界上享有极为广泛的声誉，其中许多制度的设计，在千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是让人赞叹。清朝的传世法典《大清律例》中，就包含律文436条，条例近2000条，有效法律条文约40万字。如此规模的成文法律，足以批驳那种“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根本没有法律可言”的论调。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 “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高超智慧，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毕竟是在农耕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套观念和体制，其中天然地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结构性的缺陷。由于这些缺失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所以在社会进步的历史洪流中，必然会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精神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