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立法
A. 综合法典定义
法典（拉丁语：codex），指就某一现行的部门法进行编纂而制定的比较系统的立法文件。
B. 深圳先行先试数据立法涵盖什么方面
7月6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正式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将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
据悉，不同于数据相关法律以及其他省市地方性法规、规章从涉及数据的某个具体领域制定单项、专门性数据规范的做法，《条例》内容涵盖了个人数据、公共数据、数据要素市场、数据安全等方面，是国内数据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立法。
《条例》率先在立法中探索数据相关权益范围和类型，明确自然人对个人数据依法享有人格权益，包括知情同意、补充更正、删除、查阅复制等权益；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其合法处理数据形成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享有法律、行政法规及条例规定的财产权益，可以依法自主使用，取得收益，进行处分。
违反条例的相关处罚：
关于违反条例相关规定的法律责任方面，《条例》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处理个人数据的，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条例》明确规定，市场主体不得使用非法手段获取其他市场主体数据，不得非法收集其他市场主体数据提供替代性产品或者服务，不得通过数据分析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
违反上述规定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C. 从世界范围看，知识产权法采用的立法形式基本是：法典、综合法、单行法、判例法。是哪个
比较多的是综合法,单行法及判例法(英美法系国家),法典比较少.我国是采取单行法
D. 我国发不正当竞争法采用的立法模式是什么
我国支持合并立法和分别立法模式。
从我国竞争立法的过程来看，最初起草的思路是合并立法模式，但是由于在反垄断条款方面争议太大、无法统一，而于1993年先行出台了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竞争无序问题、解决微观竞争秩序问题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至于涉及宏观竞争秩序的反垄断条款，大多被拿掉，仅保留了现实中亟待规范的若干限制竞争行为，有关反垄断法的原则性规定及企业合并控制、卡特尔控制等基本制度未有涉及。由此来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一部主要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兼及部分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可以称之为综合的或混合的立法模式。至于反垄断问题，按照当时有关人士的看法，应“单独研究完善，争取在三四年中也能立法”。[2此后，反垄断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有关国家机关一直在进行起草、论证工作。显然，从近期的立法实践来看，我国选择了分别立法的竞争立法模式。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现实、合理的选择。
E. 合作社法的介绍
各国合作社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按照立法体例分为单行立法和附属立法两种，前者指制定单行的合作社法规，合作社法与民法、商法并列，如英、美和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合作社立法。后者指合作社法附属于民法或商法，是民法或商法的特别法、如瑞士、法国、日本等国的合作社立法；(2)按照立法技术分为综合立法和分业立法两种，前者指适合各种合作社的综合立法，如前苏联合作社法，美国马萨诸塞州合作社法等。后者指按照业务类型和行业种类分别制定各种合作社法，如日本的农业合作社法，水产业合作社法、消费合作社法以及中小企业合作社法等。关于合作社及合作社法的起源和发展，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合作社是由合伙发展起来的。世界上最早设立的合作社是1769年在英国芬维克(Fenwich)成立的食品供给合作社，第一个合作社立法是1852年英国的《产业经济合作社法》。从此，合作社作为一种不同于公司和合伙的经济组织形式，逐渐为近代各国所接受和采纳。同时，合作社立法也日益被各国所重视。各国一般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了各自合作社法。中国最早的合作社是1918年创立的北京大学消费合作社。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合作事业的发展，先后草拟了《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合作社法(草案)》、《城市消费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以及《农村供销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等多种合作社法规，曾对当时的合作社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合作社立法又重新为中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重视。1983年国务院《关于城镇劳动者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是调整中国城镇合作关系的一项重要的法律规范。
F. 我国《旅游法》采取综合立法模式。对还是错
我国旅游立法来的宗旨是促进旅源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基本原则：
⑴采取综合立法的原则
⑵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的原则
⑶国家监管、行业自律和市场调节相统一的原则
⑷旅游资源合理保护的原则
⑸旅游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则
⑹坚持旅游业发展应当遵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⑺坚持与我国现行法律和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原则
故：我国《旅游法》采取综合立法模式是对的
G. 如何完善立法体制
（一）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的应有之义。立法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人大的主导作用应当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修改、表决等各个环节。《决定》要求，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一是，通过每届任期的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人大常委会在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时，应当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力通过立法推动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领域立法，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论证评估，对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需求进行通盘考虑、总体设计，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积极督促、推动有关方面落实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二是，加强和改进法律起草机制。《决定》指出，对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的起草，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并建立相应的机制。探索和逐步形成立法机关主导，有关部门参加，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工作机制，有利于使各方面的意见和关切得到充分表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社会共识，防止部门利益，也有利于加快立法进度、提高立法质量。同时，由有关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对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还可以探索委托有关专业单位研究提出方案。三是，努力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立法工作队伍。《决定》对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包括立法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立法是一项政治性、实践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高素质的立法工作队伍是党领导人民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下大气力在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等方面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立法工作人才选拔任用、激励保障等机制，积极推进干部交流，为优秀立法工作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有利制度环境。
《决定》提出，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这是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能力建设的重要组织举措，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客观要求。《决定》还提出，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这也是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增强立法能力的重要措施，全国人大组织法对此作了专门规定，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任命了若干专门委员会的顾问，对专门委员会更好地履行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还要增加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次数，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能，要创新和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二）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
一是，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立法机制。行政法规、规章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方面。我国立法法对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限和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要按照《决定》要求，不断完善有关程序。要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行政法规和规章草案一般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涉及重大意见分歧、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要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积极探索开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二是，建立由专门的法制机构组织起草法律法规的工作机制。《决定》提出，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起草过程中，应当把握和处理好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既要注意赋予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的权力和手段，又要明晰法定责任，防止部门争权推责，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促使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三）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为了防止立法工作中存在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地方保护法律化的问题，《决定》提出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起草制定，要严格依照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权限进行，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下一步，还要通过立法法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不同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国务院部门制定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不得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不得扩大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还要完善授权立法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
（四）完善立法协调沟通机制
立法涉及权利利益关系的调整，立法过程也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过程，不同部门、行业、群体都会以不同方式参与和影响立法。因此，必须加强立法协调沟通，理顺各部门、各工作环节之间的关系，及时解决立法中的重大分歧。在法律的立项、起草和审议的各环节，起草单位和立法机关要广泛听取并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部门间分歧意见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牵头起草单位要在深人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商沟通，共同研究解决，努力取得共识；必要时，由决策机关邀请有关专家或者委托社会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第三方评估，也可以对一些有重大分歧意见的问题，提出若干解决方案，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及时作出决定，不能为部门之间的分歧所掣肘而久拖不决。
（五）加强法律解释工作
《决定》要求，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解释法律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也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内容。制定、修改、解释、废止法律，是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不同形式。法律解释具有针对性强、反应及时、便于操作的特点，可以根据改革要求和法律实施的实际情况，及时对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予以明确，保证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例如，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和改革的需要，通过了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7个法律解释，对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法律解释出台后，各方面普遍给予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六）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
立法权限划分是立法体制的核心内容。对立法权限进行划分，明确立法权力边界，目的是为了科学合理地确定立法事项的范围及不同归属，明确各立法主体在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制定的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规定，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具体包括：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地方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国家专属立法权之外的事项，在法律、行政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对地方立法的相关设定权也作了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赋予地方更大的立法权。对此，要总结经验，认真研究。总的精神是，要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地方立法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在本地区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服务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七）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随着各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设区的市在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客观需求。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建议，要求增加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数量。一些设区的市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为较大的市，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实际情况是，目前我国除了立法法规定的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己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还有233个其他设区的市没有地方立法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就要求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通过修改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同时，这项工作政治性强，涉及面广，需要积极稳妥推进。可以考虑在界定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加强立法监督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施。具体步骤和时间可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根据所辖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其立法工作机构能力等因素确定。
H. 中国第一部针对网络安全方面的综合性立法是什么法
中国第一部针对网络安全方面的综合性立法是《网络安全法》
I. 保险法采用的立法方式
摘要：中国社会保险法经历了初创与调整、破坏、重建、全面建设和发展等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保险概念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度框架已经明确；制度转型的任务基本完成，国家立法具备了较好的基础；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立法开始提速。但社会保险立法存在理念落后，基本法律缺失，法律规范不统一甚至混乱，法律实施机制偏弱，缺乏法律救济制度等问题。。加快和完善社会保险立法必须树立科学的立法理念，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权，立法，社会保险法律
社会保险权是社会保障权的核心内容，是一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客观上，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从应然的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进而转化为现实权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险法》，关系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规划，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的现状，总结其利弊得失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有利于为《社会保险法》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一、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历程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不同形式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的政策构成的社会保险法制体系。社会保险法制在相当程度上指引和规范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指南。经过多年的改革和试点，中国特色社会保险体系框架开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已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行的制度安排，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责任共担、社会共济的保险体制。社会保险的基金来源改变了过去国家包揽的状况，实行了国家、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并在主要项目上实行了社会统筹。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险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完全依附国家、单位转向责任共担，这表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艰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保险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已经成为国家立法的宝贵资源，社会保险国家立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三)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的相关问题作了两个重要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该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立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昭示着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责无旁贷的责任，从以往的党和政府的决定、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会保险权在内的人权人宪，使得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款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原则依据以及宪法规范依据。
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社会保险立法开始提速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险法一直被认为是劳动法的一部分，而劳动法尽管历史悠久，但在我国却是一个长期不被重视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门，至于包括社会保险法在内的社会法更是不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作为与经济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也需要法律加以调整，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社会权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护，于是社会法应运而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增多而逐渐受到重视。2001年，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包括社会法在内的7个主要的法律部门。自此，社会法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它承载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尤其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功能，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保障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曾经搁置多年的《社会保险法》，又被提到立法议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制定《社会保险法》列入立法规划，社会保险立法开始走上快车道。
三、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反思
由于社会转型、东西部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我国在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为今后的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现实的迫切需要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
(一)社会保险立法理念落后
当今社会，社会保险(保障)权利已成为人权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保险立法的起点和归宿。从法理方面看，社会保险法无非是公民社会保险权的确立和实现问题，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即社会保险立法的首要任务是规定社会保险权利的享有和保障。权利是目标与基础，权利处于基本的主导地位。然而，目前，社会保险权利保障的理念远未被学界和立法者所认同，社会保险立法更多地定位于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有的单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渐受到人们重视的，社会保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自己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定位。缺乏先进的立法理念，必然导致在社会保险法的基本价值、原则、适用范围等重要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导致社会保险立法基点不当，缺乏前瞻性、主动性和回应性，阻碍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
(二)社会保险基本法律缺失，社会保险法治化程度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经验。在社会保险制度建构方面，我国虽颁布了大量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文件，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却没有一部专门调整社会保险关系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其进行规范的社会保险制度理应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据宪法理论和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社会保险的重要事项的立法应该由法律规定。尽管，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把《社会保险法》列入当届人大必须制定的115部法律规划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劳动法》已于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会保险法》至今仍处于千呼万唤之中。社会保险基本法暂付阙如，对社会保险的规范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各部门的规章。在现行的社会保险的各项单行制度中，也鲜有专门的法律。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缺乏权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难以定型；导致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偏低，体系功能弱化，与社会保险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法律地位极不相称；导致遵从社会保险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的相关法律制度无法及时建立起来，一些本应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保险关系一直游离于法治之外。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长期处于非法治化的、政府单方面主导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状态。这种不合理状态，既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相去甚远
(三)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内容存在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法规或政策的适用范围明显过窄，享有社会保险的对象是非常有限的，社会保险仅仅是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专利”，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第一，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仅处于起步阶段，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尽管我国开始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农民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内，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险权益。第二，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也比较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针对正规用人单位“固定”的就业形式而设计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和就业方式灵活化等因素。大量的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等灵活就业人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他们很难享有社会保险利益。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只覆盖城镇固定职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农民工延伸，但总体上看，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基本上没有覆盖农民工，如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低，伤残得不到经济赔偿和治疗。”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职工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险待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情况大大地破坏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原则。
(四)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不统一和混乱
我国在保险法制建设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少，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多，立法主体多元，层级无序，规范分散。如关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国务院统一发布了通知，确定了两个试点方案，允许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主选择，结果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选择不同的实施方案，造成这项本应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处于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近年来，还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养老保险条例》，进一步固定了养老保险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体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不统一，制度定型难度加大。立法层级的无序导致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门，互不统辖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给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社会保险“有法难依”的困境。例如，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把“合作医疗”列为农民负担不许征收，有些地方也将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视为增加农民负担。这些行政法规或政策性规定与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缺乏协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续性。
(五)社会保险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缺乏合理约法律救济制度
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规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强制力的直接体现。我国社会保险法在立法技术方面，缺少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追究的法律责任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导致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指引、激励、规范、制裁和保护功能。现有的社会保险法规不具有法律的权威，社会保险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社会保险权需要法律救济措施。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有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使社会保险方面的争议能够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我国不仅没有建立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没有便捷、高效的解决争议的程序，甚至还出现过由某市社会保险局和市高级法院“协商—致”，下发文件规定劳动者依法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养老金案件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不能受理的怪现象o。这剥夺了劳动者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成为纸上的权利。
四、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展望
根据上文分析，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这些不足让我们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树立科学、先进的立法理念
社会保险(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据。从法理上讲，社会保险权属于生存权这一人权的基本范畴，其核心内容是公民在遭遇社会风险(年老、伤害、疾病、失业、生育等)时，可以请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确保每一个公民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保险法本质上是国家对公民社会保险权的保障和救济，社会保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是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并非仅是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法，更不是社会保险管理的权力分配法。这是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忽视甚至权利的被剥夺。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维护社会公平，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或变革的普遍规律。自19世纪末以来，德、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大都通过社会保险(保障)立法，从法律上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保险立法，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利才能从应然的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再从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化，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才能真正实现。考察西方的社会保险立法，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社会保险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许多社会保障立法事实上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对社会保险来说，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规范，更在于实现社会保障责任与权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国人大——民意机构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社会保险政策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缺陷，从而确保社会保险的各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此外，社会保险权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社会保障(险)的主要事项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还有，制定《社会保险法》可以使社会保险主体权利义务和职责明晰化，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定型，形成社会公众确定的心理预期，维系社会诚信。基于法律的国家强制力和巨大的权威性，可以使社会保险纠纷依法解决，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运作并持续发展。总之，加快社会保险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完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三)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部社会保险单项法律并存，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集多项社会保险项目为一体的综合立法模式。我国1994年在社会保险法的立法规划中，采用的是综合立法即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模式。目前，关于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存在较大争议，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应该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针对社会保险的不同项目(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分别立法，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社会保险基本法②。
本文认为，社会保险分散立法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较灵活、便于修订等优点，但是，分散立法由于缺乏统摄全局的社会保险基本法的制约，非常容易产生社会保险各单行法律之间的重复、矛盾和冲突。因此，国际劳工局专家组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的研究报告中主张“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法律应当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语言来起草”的建议，值得我们在选择立法模式时予以重视。第二，从国外的经验看，固然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立法都经历了从某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立法内容逐渐扩展，从单一到综合的过程，但综合立法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就基本上是以其综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而著称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而原先采用分散立法的国家如德国，为了使社会保险立法系统化和明朗化，于1970年进行了《社会法》的法典编纂。美国、智利综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国的《社会法》法典编纂的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保险制度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这也是我们选择《社会保险法》立法模式时需要参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制度零乱、立法层次低、立法内容粗疏的情况下，必须制定一部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以规范社会保险各项目所具有共性的内容，解决当前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中急需解决的若干突出问题，为社会保险制度定型确立法律框架。实际上，即使采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对社会保险的具体制度和事项做出特别详细的规定，反而会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复和立法资源的浪费。而制定综合、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至于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具体模式、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计算办法等具体事项，可以留待行政法规或者法律解释等作规定，为社会保险具体制度的发展留出空间，这是目前非常现实、经济、有效的选择。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应该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目标，制度框架应该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公务员退休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脸、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项目。社会保险法还应对政府的社会保险职责、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经办、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责任等重要问题做出规定。
(四)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功能和效用的发挥需要有强有力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权利救济措施做后盾。一方面，社会保险法要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建立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对拒绝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社会保险支付义务的，挪用、侵占、贪污社会保险基金的等行为，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关于刑事责任，考虑到需要和刑事立法相协调，可以在社会保险法里作一概括规定，然后由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刑法解释的方式，对社会保险方面的刑事犯罪做出规定，从刑法方面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权利救济制度是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另一条保障线。国际劳工局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险的发展》中明确指出：“人们对他受到任何社会保障机构的对待方式应有提出控诉的明确权利。假如此种控诉在社会保障机构本身范围内的控诉程序不能满意的话，应提交给一个独立的主管机构处理。”这充分说明，社会保险权利的救济，除了需要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的行政救济外，还需要相应的司法机构。按照我国1994年劳动法的规定，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的一部分，争议解决必须在劳动争议的框架内，依据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进行。2001年5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改变了过去在劳动争议的框架内，依据《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具体规定，扩大了社会保险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渠道，是我国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的重大发展。社会保险是涉及面广，与社会成员利益密切的制度安排，由此产生的争议带有特殊权益争议的性质，争议能否得到合理快速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为了保障人们社会保险权的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社会保险法需要规定社会保险争议的解决程序，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审判机构，专门从事社会保险争议案件的审理，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在遭到侵害时获得及时、便捷、有力的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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