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武器立法

1. 哪些武器在战场被禁用

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争斗方式，客观上来讲战争也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武器上来说，从古代的青铜器、铁器、火器到现代的枪械、飞机、坦克、大炮等等，新式武器的出现层出不穷，但作为武器，杀伤力也是越来越大，战争造成的伤害也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近代与现代的战争中，出现了许多新式的武器，武器的凶悍程度超出了想象，可以说是残暴也不为过，在联合国的立法上也对该类武器进行了明文的禁用，威力大是一个原因，但在战场上太过于毫无人性是最大的原因。

最后有一个名为三棱刺刀，我们都知道普通的刀一般是以扁平的切面为主，划伤、刺伤的伤口都是一条细痕，这样的伤口若及时进行止血等处理还可以进行抢救。但三棱军刀的造成的伤口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一旦目标被其击穿，立马形成一个三棱形状四五指宽的伤口。对人体造成伤害时这样的伤口，会造成大量的出血而致人死亡，伤口的愈合也更是难上加难，是禁用武器里最残忍的冷兵器。

2. 化学武器 与 环境保护 的关系的论文 资料

日本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一、 背景简介
化学武器是指利用某些化学物质对人类和生物的毒作用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有毒物质多转化为气态，所以又被称为毒气武器。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着手研究和制造化学武器，在三十年代初即成为世界上有数的拥有化学武器的强国之一。为了实现吞并邻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纳了日本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的献计，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侵华日军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对中国军民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为补充其细菌战折大量需求，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的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我国63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 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20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据统计，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无辜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还没有统计进去。由于疫病蔓延造成各地流行的，以及形成新的疫源地后造成多年疫病的流行，其死亡人数更是不计其数。七三一部队是侵华日军设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也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部队，资料证实，这支部队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疯狂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并在至少5000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1].日军的化学战一方面是违背国际公约的历史问题，一方面是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危害的现实问题（遗留武器造成损害的民间索赔），而两方面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结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对日军的化学战进行分析，并阐述日本应就此承担的国家责任。
二、 日本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理论分析
（一）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作战原则和规则的规定：
战争法是在战争中调整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关系的准则[2].其主要内容有战争的开始和结束的规则、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中立法和惩治战犯等。其中，规范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仅适用于武装冲突，其目的是在不违背军事需求和公共秩序的条件下确保对人的尊重并减轻由战争所带来的痛苦。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确立了如下原则：
1、 区分原则（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1） 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保护平民，在交战中不得将其作为攻击对象。
（2） 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是否参与武力争斗来区分，不得将非战斗员作为攻击对象。
（3） 区分战斗员中有战斗能力和丧失战斗能力的战斗员：不得将后者作为攻击对象。
（4）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得攻击民用目标和民用物体。
2、限制原则（principle of restriction）：要求交战国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遵守战争法的限制，不得实施法律所禁止或限制的方法和手段。
3、相称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要求交战者所使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应与预期的，具体的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称。
4、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ity）和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不得以“军事必要”来诋毁或破坏战争法规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不可以以条约无规定为由违反战争法规的义务。
同时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下列作战手段和方法：
1、 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
2、 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就是不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战斗员和平民、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加区别地使用武力。
3、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指禁止使用旨在可能改变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手段或方法。
4、 禁止使用背信弃义的作战手段和方法：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7条规定：“禁止诉诸背信弃义行为以杀死、伤害或俘获敌人。以背弃敌人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使敌人相信有权享有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的行为。”
（二）日本侵华战争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分析：
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A 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
属于这种情况的如1938年的宜昌作战、武汉作战等。由于这种战役规模比较大，日军有计划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在战争中进行化学武器实验，所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包括准备和实际使用的化学武器的种类和数量等。
B 在一般性的战争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日军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偶然留下记录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已没有具体的记载。当时双方的战争参加者虽然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有所涉及，但是难以找到具体的数据。
C 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
日军对当时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扫荡时，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敌后根据地和日军与抗日力量相持的地区。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对此有所记载，但更多是反映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当时，“毒瓦斯”这一名词也在民间流传，就是由于这一原因。
第一、违反“区分原则”和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1、 应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
2、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
平民和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对象。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应享有免受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对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或报复的对象。民用物体是指非军事目标的物体。对通常用于民用目的的物体，如礼拜场所、学校、房屋或其他住处，是否用于军事行动有怀疑时，该物体应推定为未被这样利用。禁止对平民居民所不可缺少的物体进行攻击、破坏、移动或使其失效，保护文物和礼拜场所，保护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如堤坝和核电站。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和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第27条规定：“在包围和轰炸中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全专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医院和病者、伤者的集中场所，但以当时不作为军事用途为条件。”日军在侵华战争过程中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人身伤亡，生化武器不仅针对我国人民解放军、民兵、志愿军，而且对普通居民也不放过。不仅针对军事目标，也对居民村落释放大量毒气，对该原则和规则的违反不言自明。
第二、违反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和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的规则：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1899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规定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同年《海牙第二宣言》宣布禁止使用窒息性瓦斯或毒气弹之投射物。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也做了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的规定。1925年《禁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不仅重申了上述条约的规定，而且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正如前文所述，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20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显然违反了该规则的规定。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和手段是战争法规的一项新规则。它是根据保护人类环境这一基本原则确立的。根据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改变环境的技术是指，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改变地球或外层空间的动态组成或结构的技术。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是指在作战中运用上述技术，以改变气候、引起地震或海啸，破坏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从而妨害居民的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生化武器的投放，在整个中国领土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污染。毒剂使得土壤受到污染，染毒土壤中含有毒剂及其降解物质，会严重影响土壤的生态平衡，进而影响动植物生长。大气和水源的污染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年8月4日在我国齐齐哈尔市发生的“芥子气”事件便是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后果。尽管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77年公约尚未订立，但根据马尔顿斯条款（Martens Clause）（见下文），日军仍应承担责任。
第三、违反“相称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战国不得进行过分的或不成比例的攻击，不得使用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作战手段和方法。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即使使用常规武器也足以实现其侵略的目的，而大规模的使用生化武器明显与其军事目标不成比例。
第四、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强行法，无条约规定不能免除日军义务：
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要求交战国未参加的国际条约，交战国不得违反其中的人道主义规则。另一方面，也不得以条约未规定违背人道主义义务。1899年和1907年两个《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序言中指出， “现在还不可能对实践中所出现的一切情况制度一致协议的章程，但另一方面，缔约各国显然无意使没有预见到的情况由于缺乏书面的规定就可以听任指挥官任意武断行事。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章程中没有包括的情况，平民和战斗员仍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之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则属于国际强行法范畴，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国际强行法为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接受与承认，以维护最重要的、全人类的基本利益和社会公德为主要目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具有拘束力，对任何与其相冲突的法律都有否决效力。因此，在二战中日本单方面退出大量禁止生化武器公约，并不能免除其承担国际义务。
第五、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关于保护战俘和战时平民的制度：
规定战俘待遇的公约在当时主要有：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根据公约的规定，战俘自其被俘至其丧失战俘身份前应享受人道主义待遇，不得将战俘扣为人质，禁止对战俘施加暴行或恫吓及公众好奇的烦扰；不得对战俘实行报复，进行人身残害或肢体残伤或提供任何医学或科学实验……。根据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附件规定：交战国对继续居留在境内的居民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得把他们安置在某一地点或地区，以使该地点或地区免受军事攻击；不得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对他们施加压力，强迫提供情报；禁止对此等平民施以体刑和酷刑，特别禁止非为医疗的医学和科学实验；禁止实行个体惩罚和扣为人质……。
二战期期间，日军组建的“731”毒气部队在至少5000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公然违反。
三、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应承担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是指国家对其国际不当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原则上需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素。1、某一行为依国际法可归因于国家。2、一国的行为违背了该国负担的有效国际义务。根据上文所述，日军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了其所应承担的人道主义义务。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用11个条款对对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做了系统的说明。「1」根据该草案第五条规定，“为本条款的目的，任何国家机关依该国国内法具有此种地位者，其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国的行为，但以该机关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这种国家机关不论在国家组织中处于何种地位，只要在有关事件中以国家机关的资格行事，即使在该事件中逾越了国内法规定的权限或违背了其活动的指示，其行为依国际法均应视为其所属的国家的行为。「2」在许多国际法学者看来，武装部队具有国家机关的地位，《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和第9版均明确指出：“武装部队是维持该部队的国家机关，因为设立武装部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权威和安全。”「3」尤其是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就“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的实质问题所作的判决中特别认定，由美国政府机构和军事人员实施、计划、指挥和支持的在尼港口布雷……等行为均可归因于美国并因而被视为美国的国家行为。因而日军的侵略行为应视为其国家行为。日本应对其行为承担国家责任。

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
全球化对当代国际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已是不争之事实。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两极对峙的冷战时代的结束，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由此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生态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诸多全球化现象。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大凡一个明智的人都不否定它的存在，特别是在经济方面。[1]全球化不可避免地给法制带来冲击，引起法制的变革甚至革命。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现象的出现，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演变，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新问题，要求法律制度作出回应，予以调整和解决。[2]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部分，也应对全球化问题作出反应。在国际法学领域的问题是，全球化对于国际法究竟具有哪些影响？国际法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本文仅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引起共鸣。
一、国际经济法领域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国际经济法范围内，全球化的影响表现在非国家行为体（含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已越来越多地介入本属于主权国家内部管辖的事务，或者表现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逐步被剥夺。而在非国家行为体中，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为甚。全球化促进了生产的全球分工，在经济、贸易领域各国的联系程度较之以往更甚，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便借机将其“触角”延伸至成员国主权管辖的内部事务。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2年作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在该组织地位的决定，裁定南斯拉夫联邦已不复存在，由其分裂的五个共和国为前南斯拉夫在该组织的财产和债务继承者。该决定与其说是裁定一个主权国家在该组织的成员资格，不如说是决定和宣告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存在。当一个国家处于内乱或武装冲突时，并在该国境内少数民族或几个民族纷纷要求独立的情况下，政府间国际组织通过审查成员国地位的方式作出原国家消亡并作出承认新国家的正式决定，这在冷战之前实属罕见。[3]以泰国为例，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其贷款以实行经济稳定计划，但条件是由它监督泰国的财政预算，要求泰国进行改革并实行企业私有化。再如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供贷款帮其渡过金融危机，但韩国必须接受的条件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进口限制，保证政府不干涉中央银行工作等。实质上这些国家的主权已受到了削弱。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是世界贸易组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世贸成员不得随意制订关税税则，非关税措施的制订也要遵循相关规定，成员国采取的技术标准和措施要顾及世贸组织有关协定并要有透明度，等等。它的大量政策触及到过去属于成员国国内管辖的排他领地，其范围延伸到一向为国内专属管辖的行业。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以及我国先入关、后入世的谈判加速，我国将逐步降低关税并在一些专属我国企业涉足的行业允许外资介入，如律师、金融、电信等行业，其结果是由国家主权原则得出的国内独立权受到了侵蚀。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主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其影响也不容忽视。当今跨国公司已经发展为影响和左右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的实力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它们的财力和能量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小民族国家。[4]全球化使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运营风险而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这就需要到其他国家投资，需要利用该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资源配置能力和领土管辖权。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如果主权国家为了保护本国民族经济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其结局可能是跨国公司撤回投资，把资本转移到有较小贸易障碍、能获得更大利益的地区。面对全球化和发展本国经济的强大压力，主权国家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也应看到，有些跨国公司甚至通过收买和培养代理人的方法插手主权国家的内政，左右东道国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政策走向。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1973年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以及英国石油公司在1953年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即是很好的例子。可见，跨国公司可能成为制约民族国家主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协调好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的矛盾已成为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全球化时代需要发展中国家介入，这样才能不致使其游离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之外，才能使全球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就当前而言，相互依存态势深化和全球化进程主要外化为国际经济机制的广泛建构，而参与国际经济机制不仅本身意味着国家不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制定经济政策，在对外经济行为中受有关规则的制约，而且鉴于国际经济机制的体制和“游戏规则”均主要由西方国家决定，发展中国家在参与机制的同时，客观上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权能力却因此而下降，从而为其在世界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而付出代价。[5] 如一国国内企业产权的多样化使国家难以确定民族工业的范围，传统的保护民族工业的经济主权内容大为弱化，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国家对其管理和控制越来越无能为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经济主权。而众多全球性经济问题，如自然资源的日渐枯竭、跨国跨地区的灾害和饥荒、生态平衡等的解决都超越了个别或部分国家的主权能力范围，迫使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主权意识，包括弱化“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绝对主权思想，以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实现。
国际刑法领域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加速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跨国商业犯罪、贩毒、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早已超出国界，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即可予以说明。
针对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发展而不断增多的国际犯罪现象，1998年在罗马外交会议上签署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按照《规约》规定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规约》所列罪行享有普遍性、强制性的管辖权。但《规约》规定的这种管辖权不是以国家自愿接受法院管辖权为基础，而是在不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的义务作出规定：这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13]《规约》还规定检察官享有自行调查权，而且赋予个人、 非政府组织、各种机构指控国家公务员和军人的权利。这种启动程序将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意志置于国家主权之上，将很有可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14]该《规约》一旦生效，据其建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将成为全球第一个真正统一的刑事法院，尽管它的管辖权只限于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但它的主要矛头无疑针对国家及其权力者，签署、批准规约的成员国意味着其主权要受到一定限制，原来对《规约》所列国际犯罪有普遍管辖权的国家在签署《规约》后，这部分权力就要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将主权国家的行为纳入法院管辖权的事实是对绝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另外，联合国针对一些国家的内战而建立的国际刑庭亦可说明这一点。此外，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还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进，在国际法内将会出现一些新分支，如国际发展法、国际合作法等。
六、结束语
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全球化对国际法必然要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在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国际法如何认识。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处理全球化与国际法的关系时，要坚持以下几点：首先，国际法调整的国际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尤其是对主权的冲击最为显著。主权作为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或被侵蚀，或被让渡，或被削弱，故坚持绝对主权的观点目前看来已不可取。坚持绝对主权，也就意味着坚持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物和发生的事件享有排他的、最高的管辖权。我们应坚持各主权国家进行国际交往必须遵循“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干涉”的基本准则。绝对主权理论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二战以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捍卫自主权、维护民族独立也具有一定的屏障和保护作用。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被纳入了国际性、世界性的轨道，国家绝对主权理论也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一方面，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制约着各国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两者处于互动之中。也就是，全球化对国家绝对主权学说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风起云涌、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正在形成的过程中，那种将国家利益仅仅局限于强调维护自己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已经不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了。[15]因此， 全球化状况下的国际关系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尊重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而为达到这一目标各主权国家就要作出牺牲，让渡部分主权，这样才能及时地使自己融入国际社会，使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至于落伍，以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其次，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是受到一定限制、制约的，而主权的制约者正是主权国家本身。只有国家自愿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才是符合国际法的，而在外力作用下被迫放弃或让渡部分主权则是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本身就要有一定的付出，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缔结条约等形式，让渡部分主权，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国家自愿作出的，因此是符合国际法的。但也应看到，让渡主权的领域是有限的，在一些较为敏感的国际安全、政治领域，如核试验、核监控、削减武器等，则应坚持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主权的让渡与否是以国家自身利益为前提的，这与以前的主权观念相比有了变化。因为，国际法中的主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的产物，同国家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理解国际法中的主权要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不要幻想用固定不变的模式来要求它。固定不变的观念难以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主权的发展变化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主权不是永恒不变和静止的，而是动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16]再次，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加上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在国际法领域内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国际环境法、国际发展法、国际合作法、第三代人权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行的，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为它们致力于保护的目标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一国单方面的利益。而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全球化和全球化挑战，就是指立足于人类整体论和人类共同利益论的全球化。它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凸现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17]这些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新问题和法律制度如何规范将成为以后国际关系中谈判的焦点。但无论如何，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是首先应当遵守的。
最后，全球化的发展，使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多，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已在国际法的某些部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某些国际法规则的形成其作用不可忽视。如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的作用即可予以说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如何发展，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主权国家。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国家仍是国际法的制定者，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主体，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唱主角。那种强调非国家行为体而忽视国家在国际法中的作用是错误的。总之，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要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囿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不但不能促进全球化和国际法的发展，只怕其作用可能适得其反。

3. 研发部门项目管制制度

摘要:出口管制受到先进国家重视,不但认真实施,并且会定期检讨成效.其原始目的
是管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技术的扩散,以及限制可供作为军事用途之军商双用品之移转.先
进国家为了达到出口管制之目的成立国际性组织并订定协议.台湾在高科技领域仰赖美,
日,欧等先进国家之产品,技术或设备输入,若执行出口管制成效低落,可能导致国际间向
我输出高科技加强设限,会影响台湾产业之发展.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讨台湾及世界主要国
家之出口管制制度,希望政府与企业对出口管制制度能有清楚的认识,以便采取必要的措
施.

壹,前 言

出口管制以武器管制为主,乃是为了防止武器或可能用来生产武器之货物与技术扩散.
随著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企业所进口之设备,零件,技术或所生产之产品可用来作为军事
用途者已愈来愈多;因此,一个完善的出口管制制度,不仅可作到防止武器扩散,协助促进
和平,并可取得科技先进国之信赖,减少其对台湾出口之管制,将有助於台湾之科技与产业
持续发展.
本研究希望透过研究与比较科技先进国家之出口管制制度,加以归纳整理,以供台湾改
善出口管制制度之参考.资料来源包括搜集国内外专业期刊,书籍,法规,政府公告,相关
网站及线上资料,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等,以了解出口管制在国内外发展之背景与现况,重
要议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范围包括国际间之主要出口管制组织,如瓦圣那协议,核子供应国集团,澳洲集团
及飞弹技术管制组织,探讨其成立的宗旨及目的.另外,介绍美,英,日及台湾之出口管制
法规及制度,并分析比较其差异.
本文共分为伍节,第贰节为出口管制制度之完整介绍与说明,第参节比较各国出口管制
制度,第肆节探讨台湾出口管制制度之推展现况,第伍节为本文之结论.

贰,出口管制制度之介绍

一,出口管制之定义与目的
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以下简称出口管制)指的是国家或地区透过立法,制订政策,或
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某些货品或技术输出,其目的为防止受管制之货品流入某些特定的国家或
地区.
出口管制的目的是希望透过此种手段,防止军事武器技术或军商双用品不当输出到可能
会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地区或恐怖份子之手.主要防范的货品与技术为可用以生产或研发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者,如:核武,生化武器,飞弹等技术及货品.因此出口管制本质上是以
武器管制为主.
国际间并不特别在出口管制之前冠上「高科技」三字,因为其管制之物品大多数为军事
武器或军商双用品(Dual-use goods),不限定是否为高科技,所以一般皆以出口管制直接称
呼此制度.台湾有鉴於此,於2000年将高科技货品管理办法之相关法源及施行细则冠上「战
略性」三字,以凸显管制之货品或技术为可供军事用途者.
二,国际间出口管制之起源与架构
出口管制制度的起源肇因於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兴起,东欧国家
纷纷陷入铁幕.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於1949年发起成立
「多国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COCOM,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其目的是希望透过采取一致的作法以防止传统军事武器,技术,战略物资流入前
苏联及东欧前共产诸国.COCOM成立后国际间为了更进一步加强武器管制,陆续有管制不同
军事项目之相关产品与技术输出而成立国际组织,如1977年成立的「核子供应国集团」,
1987年成立的「飞弹技术管制协定」,以及1985年成立的「澳洲集团」.因应美苏冷战结束
与世界局势变迁,COCOM於1994年宣布解散,另於1996年成立瓦圣那协议取代之.除了这些
国际间之非正式组织外,各国亦签定了三个重要的国际条约,以管制大规模毁灭性核生化武
器扩散:
1.「禁止核子扩散条约」:於1970年签订
2.「生物武器公约」:於1975年签订
3.「化学武器公约」:於1997年签订
三,国际间出口管制之主要组织
瓦圣那协议(Wassenaar Arrangement)被视为是COCOM的后续组织.目的为加强传统武
器与军商双用货物交易的透明化与责任制.其他与大型毁灭性武器(WMD,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的出口管制相关的体系有三个,分别是「核子供应国集团」(NSG, Nuclear
Suppliers Group),其目的是管制可发展为核武的军事设备及原料;「澳洲集团」(AG,
Australia Group),主要是管制与生化武器相关的军事用途货物;「飞弹技术管制组织」
(MTCR, Miss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主要管制可用於发展飞弹之军事用途货物.
这些集团的运作是基於达成的协议和基於诚信原则自发性的合作.参与国开会讨论出口
管制之政策和应受管制的货物与技术,各参与国依协议达成的管制清单制定其国内的货物
技术管制办法.
(一)瓦圣那协议 (WA)
1.背景
「瓦圣那协议」於1996年7月成立,取代1994年3月结束的「多国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
(COCOM,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Strategic Export Control).冷战时代COCOM
主要目标为加强执行对共产国家的围堵政策.在COCOM架构下,会影响东西方军事平衡的策
略性货物与技术,都遭到严格禁止出口,以确保西方集团在军备,高科技与经济等领域的优
势.随著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於1993年9月提案COCOM全面改革,进而於1994年3月正式废
除COCOM.至於新体制的建立,则是在会员国激烈的讨论下,於1995年12月在海牙附近的瓦
圣那成立新的出口管制体系,并依此城命名为「瓦圣那协议」(WA, Wassenaar
Arrangement). 1996年7月33个国家采纳了协议的基本法规与文件,瓦圣那协议遂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瓦圣那协议」的目的是藉由推动传统武器与军商双用途货物交易的透
明化与责任制,进而防止传统武器的过度累积,以维护国际安全与区域稳定.与COCOM相反
的是,WA的成立并非为了反对任何国家或集团.两者之比较如表一.
2.成立目的
(1)「瓦圣那协议」成立的宗旨在於维护区域及国际间的安全与安定,藉由推动一
般武器与军商双用途货物及科技交易的透明化和责任制,来防止不稳定因素的
累积.参与国藉由其国内政策的制定以避免这些项目的交易会形成危害协议宗
旨的军事力量.
(2)此协议旨在加强针对既有的毁灭性武器及其运送系统的管制,并特别针对军事
设备和敏感的军商双用途货物及科技交易可能对国际安全与和平造成威胁者.
(3)当参与国严重关切某一地区或国家的行为可能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定时,此协议
亦可加强各国间的合作.
(4)此协议并非要与任何国家或集团作对,也无意妨碍一般诚实的交易,更非要干
预任何国家基於联合国宪章第51条以合法手段防卫自身安全的权利.
(二)核子供应国集团 (NSG)
1.背景
1974年5月印度进行核子武器试爆,核子技术拥有国意识到核子武器相关货品与技术的输
出应加以限制以符合限武的目标,遂在1978年约定了一系列有关核武出口的指导方针,以确
保此类交易不会导致核武技术扩散,此为核子供应国集团成立的背景.
1991年波斯湾战争后, NSG发觉核子燃料循环系统专用的货物或技术出口管制不够严
密,无法防范如伊拉克之类的国家在国际市场取得军商双用途核子原料来暗中发展核武.
NSG在1991年3月於海牙召开其13年来首度的会员大会,起草与核武相关的军商双用途货物交
易指导原则.在一年的准备工作之后,NSG於1992年4月在华沙召开全会,同意一系列与核子
相关的军商双用途设备及技术交易的指导原则,以防止其他国家用来发展核武.至此NSG已
发展了两套指导原则,一为规范核子专用的货物及技术的「NSG 第一部」,以及规范军商双
用途货物及技术的「NSG第二部」.
2.成立目的
NSG是核子技术拥有国间建立的非正式组织.这些参与国家同意针对能用来发展核武的
原料,设备及技术进行出口管制,以防止核武扩散.
(三)澳洲集团 (AG)
1.背景
国际间为防范生化武器(CBW)扩张所作的努力有「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
约」.依公约规定,任何生化武器的持有,获得,研发,交易和使用都是禁止的.
1984年3月联合国秘书处特别调查小组在伊朗发现化学武器,主要的生化技术拥有国认为
两伊战争中使用的化学武器已违反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有毒或窒息性气体,因此
决定对可能发展成化学武器的化学品实施出口管制.1985年6月,澳洲政府邀请主要的技术拥
有国参与一非正式会议,讨论出口管制的方式,就形成了「澳洲集团」.1992年管制清单中
另加入了军商双用途化学设备及技术,生物媒介剂,动物病原体,以及军商双用途生物设
备.1993年清单中亦加入了植物病原体.
2.成立目的
AG是非正式的协定,其目的是针对可用来发展和制造生化武器的原料,设备和技术实施
出口管制,以限制生化武器的扩散.每一个AG会员国都同意基於AG协议来执行出口管制.
(四)飞弹技术管制组织 (MTCR)
1.背景
1980年代初期,利比亚,伊拉克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从事核弹的研发,这些国家并积
极向已开发国家购买制造飞弹的相关设备和技术.因此 MTCR遂於1987年成立,以防止能载
运核武的飞弹及无人飞机的发展,以及相关货物及技术的扩散.1993年管制项目也增加了能
运送生化武器的飞弹及无人飞机.
2.目的
防止飞弹技术的扩散.
(五)参与各管制组织的会员国
参与四大出口管制组织之会员国整理於表二.
参,各国出口管制制度比较
一,美国之出口管制制度
(一)法律机制
美国出口管制制度之法源来自国会通过之出口管理法案(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EAA),根据此法案美国商务部订定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
此为美国出口管制制度之主要法规.此外,尚有其它与武器出口管制有关之法律,包括1976
年制定之武器输出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 AECA)及1954年订定之原子能法案
(Atomic Energy Act).原子能法案主要管制有关核子物质与技术之输出,而武器输出管制法
乃针对可能直接导致他国军力增长,进而影响国际均势,有害美国安全的军用物资,装备和
科技进行出口管制.
除了上述三项法源依据外,美国政府会视环境变动而订定新的法案来作为实施出口管制
的依据.例如:1976年,美国为应付紧急需要,保障国家安全,特订定「国际危机经济势力
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 of 1976),该法案赋予美国总统在美国面
临危急情况下或受到非常威胁时,实施出口管制或贸易禁运等措施之权力.
(二)管制政策形成之机制
美国之出口管制政策主要为配合其国家政策需要以及遵守国际之协议.因此,其出口管
制制度之管制对象与范围会因其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贸政策改变而调整.此外 ,美国亦
须履行其身为国际组织及协约成员之责任,譬如:美国为联合国之会员,因此必须遵守联合
国安理会所达成之禁运决议,如:对伊拉克之禁运.当然此禁运之决议案本也就是美国外交
政策之延伸.美国同时也是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一员,因此也必须遵守该组织有关出口管制
的决议.此外,亦必须遵守国际间有关禁止核子,生物,化学武器扩散之条约或相关组织之
协议.
(三)执行机制
美国执行出口管制之主管机关为商业部,该部设有出口管理局(Bureau of Export
Administration, BXA),综理一切出口管制之业务.美国高科技输出管制的组织架构既完备且
复杂,商务部是主要负责出口管制业务的机构,同时也具有对军商两用货品或技术管制出口
清单的裁决权.但基於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考量,也尊重其他部门限制某些特定商品项目出
口的裁决权.例如,军需品由国务院及国防部负责,核子设备原料和其技术资料由核子管制
委员会(Nuclear Regulation Commission)和能源部负责.因此,在整个输出管制体系中,商务
部虽为主管单位,但涉及其他部会之管辖权时,输出许可必须先经过这些部会同意方可核
准.
在执行出口管制方面,除了由商务部,海关实际负责查核之外,美国各部会,海外代表
处,甚至国内的情报单位(如:CIA,FBI)彼此之间皆有资讯流通,形成一个严密的网路来
共同执行出口管制.在此复杂的出口管制组织体系中,其中主要的运作单位包括国务院,商
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及财政部海关总署等辖下之单位.
二,英国之出口管制制度
(一)法律机制
英国为瓦圣那协议之一员,且为欧盟之会员,因此,英国之出口管制法规是参考瓦圣那
协议及欧盟纲领所制定.其法规名称为「军商双用途及相关货物之出口管制」(Dual-use and
Related Goods Regulations).另外,英国出口管制制度亦严格遵守联合国有关武器禁运及贸易
制裁之决议案.由於英国亦属欧盟及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之一员,因此,也遵守该组织对出口
管制之规范.
(二)管制政策形成之机制
英国之出口管制政策虽亦配合其国家安全,外交与经贸政策而调整,但因英国与美国在
国际外交上步调一致,所以均是参照美国的管制政策,例如推动对伊拉克之禁运.
(三)执行机制
英国执行出口管制之主管机关为贸易工业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stry, DTI)所
属之出口管制局
三,日本之出口管制制度
(一)法律机制
日本之出口管制法律依据为「外汇与外贸法」(Foreign Exchange and Foreign Trade
Law).经济产业省(前通产省)即根据此法颁布出口贸易管制条例(Export Trade Control
Regulation)作为出口管制的管理办法.此外,由於日本是瓦圣那协议,NSG,AG,MTCR及
联合国之会员,因此除日本之国内法外,亦必须遵守国际组织之协议及决议案.
(二)管制政策形成之机制
日本虽然为贸易大国,但在国际政治地位上一向跟随美国之政策,因此日本除遵守联合
国决议之禁运及贸易制裁外,并无藉出口管制作为其实行国家安全,外交及贸易政策之目
标.
(三)执行机制
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出口管制相关事务上具有直接的管辖权,日本的战略物资出口管制主
要是由经济产业省辖下贸易局安全保障贸易管理课(简称「安保课」),商品输出承办课
(简称「商品承办课」)与冲绳综合事务局之商品输出承办课负责输出许可之审核及发证业
务.其职权是依照货品项目与出口地区来区分.
四,小结
针对美,英,日出口管制制度之作一比较,列於表三.
肆,台湾出口管制制度与推展现况
一,法律机制
台湾於1994年3月31日根据「贸易法」制订「高科技货品输出入管理办法」(2000年修法
将名称冠上"战略性"三字),并於1995年7月1日实施.
台湾实施出口管制最早可溯及1990年与美国签订之「中美保护战略性货品及技术资料贸
易了解备忘录(MOU)」,以及美方协助台湾建立一套符合COCOM组织规定之「国际进口
证明书与抵达证明书(ICDV)制度」,以管制高科技货品输出入之流向及用途.同时,基
於互惠原则,美方亦同意将对输往台湾之管制予以放宽.此为台湾立法之源由.
此外,与出口管制相关之法规为:
1.贸易法施行细则
2.货品输出管理办法
3.出进口厂商登记管理办法
4.军事相关输出入货品管理办法
5.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
6.科学工业园区贸易业务处理办法
7.加工出口管理处及分处业务管理规则
二,管制政策形成之机制
基本上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因此并不以管制出口作为执行政策的工具.台湾一向配合
国际间普遍遵守之协议与规范,善尽国际社会一员之责任.
三,执行机制
(一)主管机关
台湾出口管制负责之机关为经济部,在经济部之下分别由国贸局与工业局负责.国贸局
负责出口管制法规之制订,而工业局则负责推动执行.各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
及国防部之授权机关为协办单位.另外,工业技术研究院接受经济部之委托办理高科技货品
鉴定事宜.
(二)许可证分类
台湾出口许可证有二种:分批出口及不分批出口.分批出口之输出许可证有效期限二
年,一次申请得分批出口,以瓦圣那协议军商两用品清单为限,适用管制地区为第二,三类
地区,且申请人需为已建立内部出口管制系统者.不符合分批出口者一律采不分批出口许可
证,须逐次申请.
(三)管制地区分类
管制地区别区分如下:
1.第一类管制地区:
伊拉克(Iraq),伊朗(Iran),利比亚(Libya),北韩(North Korea)须先经签证机关
专案许可,始得核发高科技货品输出许可证.
2.第二类地区:出口管制组织会员国
(1)瓦圣那协议
(2)飞弹技术管制组织
(3)澳洲集团
(4)核子供应国集团
3.第三类地区:前二类以外之其他国家或地区
须依规定申请核发高科技货品输出许可证凭方可输出.
(四)管制清单
由经济部会商有关机关审核后公告之高科技货品清单包括以下各清单之集合:
1.瓦圣那协议清单
军商两用货品清单由经济部工业局汇整订定,军品清单则由国防部审定.
2.防止扩散清单
飞弹技术管制清单由国防部审定,澳洲集团管制清单由经济部工业局汇整订定,核子供
应国集团管制清单则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订定.
3.非属前项高科技货品输出管制清单列管之货品,其最终用途或最终使用者有可能涉
及生产或发展核武,生化武器,飞弹或其他大规模破坏性武器者亦在管制之列.
伍,结 论
台湾出口管制制度自1995年正式立法实施,政府积极宣导推动,召开多次研讨会,并且
参与国外相关组织之活动.於2000年曾召集有关单位组团考察,各国之出口管制制度.目前
台湾之出口管制制度,就法规面而言,不管是法律基础,执行机制,管制内容,甚至稽核制
度都已大致完备.台湾立法推动出口管制制度虽较先进国家晚了近40年,但是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能有目前之进展诚属不易.虽然法律上详细规定了出口管制之细节,然而实务上却少
见严格执行.若非厂商主动申报,则主管机关不见得充分掌握情况,厂商之所以主动申报之
多因其国外厂商或客户要求.
台湾为海岛型国家,资源稀少,因此出口贸易是国家的命脉所系,长久以来,政府协助
出口贸易所做的努力不遗余力,其手段不外乎简化进出口申请作业流程,提升行政效能以鼓
励出口;因此,出口管制对以出口挂帅的台湾来说,常被误以为不是那麼重要的议题,而被
忽视了.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与发展,台湾的进出口产品内容和以往已大不相同.传统输出
的工业产品已几乎被高科技产品所取代,可是政府之出口管制措施在实际执行层面上却未能
采取与目前产业发展现况相符之作法.因此,整体来看,在法律架构层面上虽较无问题,但
是在执行成效上则尚待努力.

4. 论述美国二战后期 军事战略演变过程

美国全球战略从开始酝酿到正式形成，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支离破碎到系统完整、从军事战略到全球战略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酝酿、初步形成、正式形成以及冷战后时期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划分的依据，是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结果，更反映出美国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驱使下从本土扩张到海外扩张、从海外扩张到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深入探讨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对比研究了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从“冷战型”逐渐转向“冷战后型”的轨迹。

全球战略是指大国调动和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参与国际斗争，维护和增强本国利益，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的的方略。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全球性大国才可能形成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大体上可分为酝酿(1783年到1898年)、初步形成(1898年至1945年)、正式形成(1945年到1990年)和冷战后期(从冷战结束迄今)四个阶段。

美国全球战略的源起和初步形成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全球战略也进入初步形成阶段。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决定到更大的国际舞台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形势发展推动着美国“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形成，它从大陆扩张转为海外扩张。彼得·特鲁博威兹曾指出：“美国在19世纪创建了一个大陆帝国，遂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边界”。美国全球战略初步形成的动因和依据是：

第一，美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为实行海外扩张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

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首位，接近于英、法、德三大强国的总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提供了物质保障，此时美国的领土向西扩张到太平洋岸边。

第二，美国拥有进行海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1896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发表《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论证了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要求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赶快走上国际舞台，击败主要竞争者，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年轻的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研究了世界海洋史特别是英国在全球的扩张之后，于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明确提出著名的“海权论”。

第三，美国的军事战略已初露端倪。

美西战争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战争，“予有准备”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采用的军事战略的最大特点。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目标应是使古巴获得独立，夺取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应是古巴和菲律宾；战争的关键是夺取制海权，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战争样式是海战，海军的行动将决定战争的进程。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基本是按照这一战略设想来指导战争的。美国不以攻击西班牙本土为目标，而是以攻击西班牙几处海外殖民地为目标，作战方向和地区处于西班牙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因此，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战略被称为“外围战略”，即直接攻击西班牙帝国脆弱外围的战略

二、美国全球战略的正式形成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国际关系史和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近300年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洲曾长期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二战打破了这个格局，英国和法国沦为二等强国，西德和意大利处于战败国地位，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美国不仅走上了世界战略的大舞台，而且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力量中心。于是，它彻底抛弃孤立主义政策，从国际关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

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以及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又加速了美国奉行全球主义、与苏联对抗的过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越出一国的范围，影响不断扩大。苏联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将影响扩展至欧洲。在此情势下，美苏争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美国“对国家安全、战争以及和平的传统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

(1)从战时与苏联结盟共同抗击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过渡到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和作战对象，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战后40多年美国贯彻始终的战略目标。(2)从以美国本土为中心的美洲堡垒战略向真正的全球战略过渡，突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以关注美国本土安全为主，对欧洲事务较少介入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潮，转而强调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积极干预世界事务、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完整的全球战略。从这一战略开始，美国战后至今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均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和进攻性。(3)从传统的常规战略开始向核条件下的现代战略体系转变。虽然提出和实施“遏制战略”的初期，美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核战略，但是随着1945年8月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实战运用，美国已经开始研究运用核武器的理论，核战略的雏形正在形成。(4)从步西欧后尘到走在世界前列。二战以前，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对英、法等西欧国家传统军事理论的摹仿，国家政策中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一直存在脱节现象，从未出现过将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战略理论。从“遏制战略”开始，美国一扫以往由于战略传统缺乏而呈现的战略思维贫乏，迅速掀起“战略热”，开创了美国现代战略研究的新局面，创立了具有美国特点的独立的战略体系，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大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一)布什政府（老）时期

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执意倡导和推行“新思维”，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盘西化之路，结果非但未能扭转苏美争夺中的不利态势，反而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恶化，民族矛盾尖锐。苏联综合国力急剧衰落，国际影响日渐跌落。

1990年9月，在海湾危机爆发不久，老布什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 “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1)强调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一个“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强调“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注重发挥盟国和联合国的作用；(3)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巩固和推进所谓“自由”与“民主”事业；(4)实施地区防务战略，重点防止和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

(二)克林顿政府

1997年5月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首次提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不对称威胁”的直接挑战。所谓“不对称威胁”，是指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战和环境破坏等。加强对各地区事务的参与，进一步扩展美全球战略优势。加紧改造和更新北约，大力推动北约东扩，着力推动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并且在维护和平与繁荣方面与美合作的欧洲”。

通过加强在欧亚边缘地带的存在，掌握中东的石油资源，对欧洲和俄罗斯等形成战略箝制和掣肘。美还不断加强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加强对“潜在对手”的防范和牵制。对欧盟, 美国有意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使美欧联盟关系得以维系。

美国也注意多方缓解美日矛盾，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制定。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炮舰政策”。

冷战时期，美国以反共主义作为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对外干涉的理由。近年来，美国又极力鼓吹“人道主义灾难”、“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等谬论，不断为新干涉主义寻求法理基础。

更加轻视联合国的作用。1999年3月美国推动北约对南联盟（现解体）进行空袭，绕开安理会，操纵北约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进了另一常任理事国——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

美国甚至声称要重新考虑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运作和决策程序。

（三）小布什政府

强调恐怖主义的危害性

9.11的发生将美国的安全体系至于众目睽睽之下。

邪恶轴心国

普林斯顿计划：该报告提出一个名为“民主同盟”的概念，要求将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组成这样一个大的联盟。“4+4”：既美、英、日、印四大国组成联盟，加上四个巩固战略原则：激进主义的危险、失败的专制政府和大中东地区的核扩散问题；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普及代议制政府模式将增加持久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动用军队仍是有效、合法的治国手段。

2002年9月布什政府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清楚表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之一是“确保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并把中国等国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甚至“软实力”的增长当作“威胁”或“挑战”来应对。

结论：美国军事全球战略违背世界发展潮流

美国的眼光是狭隘的，它所谓“改造中东”，“改造伊斯兰”，甚至“改造世界”的妄想，必定遭到全人类有良知人类的坚决抗争。美国再强也难以包打天下，为所欲为；其他国家在弱也不会俯首帖耳，放弃自己的独立和权利。十万美军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占领一个国家，但改变不了一个民族，甚至改变不了一个人。以唯我独尊、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信念、标准、价值和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5. 日本侵华战争的危害及背景

一、 背景简介

化学武器是指利用某些化学物质对人类和生物的毒作用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有毒物质多转化为气态，所以又被称为毒气武器。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着手研究和制造化学武器，在三十年代初即成为世界上有数的拥有化学武器的强国之一。为了实现吞并邻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纳了日本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的献计，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侵华日军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对中国军民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为补充其细菌战折大量需求，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的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我国63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 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20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
据统计，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无辜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还没有统计进去。由于疫病蔓延造成各地流行的，以及形成新的疫源地后造成多年疫病的流行，其死亡人数更是不计其数。
七三一部队是侵华日军设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也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部队，资料证实，这支部队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疯狂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并在至少5000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1]。
日军的化学战一方面是违背国际公约的历史问题，一方面是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危害的现实问题（遗留武器造成损害的民间索赔），而两方面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结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对日军的化学战进行分析，并阐述日本应就此承担的国家责任。

二、 日本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理论分析

（一）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作战原则和规则的规定：
战争法是在战争中调整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关系的准则[2]。其主要内容有战争的开始和结束的规则、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中立法和惩治战犯等。其中，规范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仅适用于武装冲突，其目的是在不违背军事需求和公共秩序的条件下确保对人的尊重并减轻由战争所带来的痛苦。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确立了如下原则：
1、 区分原则（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1) 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保护平民，在交战中不得将其作为攻击对象。
(2) 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是否参与武力争斗来区分，不得将非战斗员作为攻击对象。
(3) 区分战斗员中有战斗能力和丧失战斗能力的战斗员：不得将后者作为攻击对象。
(4)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得攻击民用目标和民用物体。
2、限制原则（principle of restriction）：要求交战国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遵守战争法的限制，不得实施法律所禁止或限制的方法和手段。
3、相称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要求交战者所使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应与预期的，具体的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称。
4、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ity）和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不得以“军事必要”来诋毁或破坏战争法规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不可以以条约无规定为由违反战争法规的义务。
同时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下列作战手段和方法：
1、 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
2、 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就是不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战斗员和平民、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加区别地使用武力。
3、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指禁止使用旨在可能改变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手段或方法。
4、 禁止使用背信弃义的作战手段和方法：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7条规定：“禁止诉诸背信弃义行为以杀死、伤害或俘获敌人。以背弃敌人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使敌人相信有权享有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的行为。”
（二）日本侵华战争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分析：
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A 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
属于这种情况的如1938年的宜昌作战、武汉作战等。由于这种战役规模比较大，日军有计划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在战争中进行化学武器实验，所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包括准备和实际使用的化学武器的种类和数量等。
B 在一般性的战争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日军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偶然留下记录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已没有具体的记载。当时双方的战争参加者虽然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有所涉及，但是难以找到具体的数据。
C 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
日军对当时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扫荡时，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敌后根据地和日军与抗日力量相持的地区。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对此有所记载，但更多是反映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当时，“毒瓦斯”这一名词也在民间流传，就是由于这一原因。
第一、违反“区分原则”和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1、 应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
2、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
平民和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对象。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应享有免受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对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或报复的对象。民用物体是指非军事目标的物体。对通常用于民用目的的物体，如礼拜场所、学校、房屋或其他住处，是否用于军事行动有怀疑时，该物体应推定为未被这样利用。禁止对平民居民所不可缺少的物体进行攻击、破坏、移动或使其失效，保护文物和礼拜场所，保护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如堤坝和核电站。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和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第27条规定：“在包围和轰炸中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全专用于宗教、艺

6. 为什么说创造性是科技论文与一般科技文体作品的主要区别

关于科技伦理作用再认识

作者：范光泉 文章出处：论文网 发布时间：2004-7-5

-

关于科技伦理作用再认识
内容摘要：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直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某些科技活动对整个社会起到负面和消极作用，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必须从多个角度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对科技活动的引导和规范，从而使科技活动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科学技术 伦理危机 科技伦理

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共识，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来看，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也会导致恶的结果。如果失控，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为了克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通过科技伦理知识普及、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影响，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使人们的科技活动产生善的结果。

一 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危机
人们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只不过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当事人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一项科学成果，一种技术手段，往往既可能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被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邪恶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不是所有的都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行事，于是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类生存、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些事物及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在运用科技手段对某些事物及其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时，只预期到好的结果，没想到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当人们为取得的成果欢欣鼓舞时，往往会忽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苗头，当危害性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时，往往积重难返。例如，由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不足所造成的，
（2）为了本国、本民族的狭隘政治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为手段损害他国、他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利益。例如，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科技到处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领土，把科学技术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
（3）为了小团体利益，损害社会公众的、国家的以至人类的利益。例如：一些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在运用科技手段制造商品时，也在向自然，向江河湖海、向大气中排放出污染物质，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受到严重污染而恶化。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根本就不顾生产给自然、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性，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
（4）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使用科技手段造成对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损害。如电脑黑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制造计算机病毒造成数据的丢失，系统的瘫痪或者闯入别人的计算机偷看别人的隐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
（5）由于人类盲目地滥用、误用科学技术成果造成难以处理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如生育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等等。特别是遗传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滥用会带来生命伦理上的混乱，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后果不堪设想。

二 科技伦理介入的必要性
科技伦理是对于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等的总和。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可以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得到明确的道德理性的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于邪恶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又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不足，增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之后果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解科技理性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伦理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向准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年人发出过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他一生发表的关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言论就有上百万字。他曾不倦地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吁，以满腔热情投入反对原子弹屠杀当中。与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为缺乏科技伦理素养，被世人所唾弃。例如，当前有“女疯子”之称的“克隆援助公司”总裁布瓦瑟利耶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已经在克隆婴儿，这种违反科学伦理精神的行为，遭到世人的强烈批判。两类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动说明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性。
科技伦理虽然并非科学技术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学技术外部的一种控制手段，科技伦理可以通过内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径，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力量。科技伦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义的规则系统，它可以告诉和教育人们：“什么样的科技活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什么样的科技行为是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人们应该通过科技活动为人民、为人类造福，而不应利用科技去作恶。”当这些规则系统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公认的调整人们在科技活动中的关系的行为规范时，绝大多数人就会自觉地按照这些行为规范去进行科学技术活动，自觉抵制不良的科技行为。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不断增强,共同生活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产生协调相互关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对那些于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为，被认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赞赏和表彰,给予某种荣誉，如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由于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而对那些不利于或破坏共同生活的行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币、假冒商品、窃取各种技术资料、利用电脑作案等行为,认为是不好的、丑恶的,人们就会加以鄙视和惩罚。科技伦理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评判，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违反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会往往就会通过舆论,通过批评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对违反科技道德者实行帮助和“制裁”。

三 科技伦理创新
科技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人们科技实践活动中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它并没有强制性力量, 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仅靠行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靠管理、法律等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把科技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来约束科技活动中的失范行为。管理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科技行为进行硬性约束，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惩恶。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使科技伦理的规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
（1）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科技伦理道德，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成熟的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和规范，通过法律和规范的约束性来规范科技活动，避免科技活动超出道德的界线。如中国科学院制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律准则》，就规定了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正确科技道德观的形成。
（2）对某一些新的科技领域涉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要根据已有的实践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条律条令，使人们的科技行为有明确的指导。如网络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克隆人技术等等，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防止这些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反面。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家已经走到了前面，如荷兰已经通过了安乐死法，美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对科技活动的发展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国家也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3）世界各国应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制定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伸张正义、遏制邪恶。例如环境保护、空间技术、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战略核武器、激光武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科学技术都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范，这些科学技术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须把科技伦理所蕴含的精神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通过科技伦理精神树立人们正确的科技观，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同时也要通过人文学科、伦理宗教、社会舆论等诸多途径，逐渐祛除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增强其仁爱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理由相信，在面对21世纪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中，理性的人类将高瞻远瞩，自觉建立起与21世纪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21世纪科技伦理观，通过科技道德的调控，实现对科技的“扬善抑恶”，使之朝着服务全人类、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7. 阿拉法特名言锦集

阿拉法特名言锦集
关于自己
“从我开始，自上而下，没有人不会犯错误。就连先知也难免出错。”2004年8月18日，在拉马拉就巴政府腐败问题对立法者的讲话。
“我要死在巴勒斯坦，永不离开这里。”2003年9月14日，在拉马拉通过广播向黎巴嫩的支持者发表的讲话。
“我为这次重要的、历史性民主选举深感自豪。”1996年1月22日，当选巴勒斯坦民主权力机构主席后的讲话。
“这就是典型的亚西尔。阿拉法特--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1994年7月1日返回加沙时的讲话。

关于耶路撒冷

“我们在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是合为一体的。无论谁喜不喜欢耶路撒冷，也无论谁能不能去那儿喝到海水，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1997年8月20日，在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会议上的讲话。
“将巴勒斯坦国旗挂在耶路撒冷，挂在耶路撒冷的墙上，挂在耶路撒冷的尖塔上，挂在耶路撒冷的教堂上，是我的权利。”1994年7月15日，刚返回加沙主持政局时的讲话。

关于巴勒斯坦人民
“这个奖励不属于我。它属于我的人民。他们遭受了太多磨难，他们能够勇敢地为我们的烈士、我们的囚犯、我们的孩子和未来实现和平。”1994年10月13日，得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讲话。
“我能给人民什么？一枚导弹？一颗炸药？我没有这些东西。一支生化武器？天哪！我能给人民唯一的导弹就是你们的统一，你们的统一，你们的统一。”1991年9月27日，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讲话。

关于和平
“为实现和平的战斗是我们人生中最艰难的战斗。它值得我们付出全力，因为和平的土地，和平的土地渴望全面和平。”1993年9月13日，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实现历史性握手、签订奥斯陆协议后的讲话。
“我们与谁实现和平？我们将与敌人实现和平。我们不是为了战争而努力，我们要为和平，和平而努力。”1998年12月13日，美巴在突尼斯对话后，在表示希望这次对话能够实现巴以进行直接和平谈判时的讲话。
“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的手中落下。”1974年11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首次讲话。

关于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国在和平、安全中生存的权利。”1993年9月9日，对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讲话。
“这不仅是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损失，也是整个世界的损失。”1995年11月5日，在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后的讲话。
“这是别人的录音带。是伪造的录音带。我根本就不在乎一盘伪造录音带。”1992年2月12日，一盘据称是阿拉法特的录音带称犹太人是“狗”、“垃圾”，阿翁对此发表的讲话。

阿拉法特名言集锦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

·1969年：“我们新一代人厌倦了等待。与其在沙漠帐篷里等待缓慢痛苦的死亡，不如与敌人同归于尽。”

·1974年11月11日：“让全世界都知道，都听到，我们坚强的人民将用他们的鲜血、灵魂、财产和他们拥有的每一样东西来保卫这片圣地，因为这是圣地，是坚强的人民的土地……今天的问题，并不是阿拉法特的命运如何，而是巴勒斯坦人民赖以生存的这片国土的命运如何，是巴勒斯坦独立、尊严和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命运如何……巴勒斯坦要么是凝聚阿拉伯世界的水泥，要么是让阿拉伯世界分裂的炸药。”
·1974年11月13日在联合国总部讲话：“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那些称我们是恐怖分子的人试图阻止世界公众了解关于我们的真相，试图阻止我们接受公平。”
·1995年11月11日：“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巴勒斯坦人获得解放。”
·2002年1月21日：“我向真主宣誓，我都会看到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不管我是成为烈士还是活着。请真主给予我为夺回耶路撒冷而成为烈士的荣耀。”
·2003年9月11日，以色列总理沙龙威胁驱逐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对此做出回击说：“这是我的祖国，没人能把我踢走。”
·2003年以色列军队围攻拉姆安拉后：“任何人只要为正义事业而斗争就不可能被称作是恐怖分子……除非停止军事升级和经济以及财政围困，否则和平就不可能取得……我是一名巴勒斯坦士兵……我不仅要用枪保护自己，还要保护每个巴勒斯坦儿童、妇女与男人，保证巴勒斯坦人能生存。”

·2004年乘专机前往法国接受医治前：“如果情况允许，我会回来。”

阿拉法特名言：“不报道这些正在实施的暴力犯罪而只知道质问阿拉法特‘为什么在制止暴力犯罪方面努力不够’的新闻媒体的就是恐怖主义的帮凶！”

8. 一部电影讲把一种农作物基因当生化武器

《转基因食品：一种可能的延时性生化武器》决不是一般的时事评论文章，而是遗传学和转基因学术界的一名专业工作者所写的完全可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它将以专业的权威性告诉大家，在我国推广转基因主粮，极有可能让中华民族迅速灭绝。

摘要：在大胆突破自然选择理论的前提下，以大熊猫生殖功能丧失为参照，以Jeffrey M Smith 的老鼠试验为依据，在生命进化层面明确和充实了转基因食品“非预期效应”的内涵，论证了“转基因食品有可能成为一种延时性生化武器”的观点，综述了国内外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转基因食品的立法管理与市场销售和转基因作物的研究种植现状，表达了对转基因食品有可能向隐形战略生化武器方向演变的担忧，同时提醒我国政府从战略高度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警戒，严防国际反华组织和敌对国家的转基因食品流入我国。

近二十年来，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不同物种间实现了基因交流，并出现了转基因食品。然而，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进展不仅没有象以往任何一次科学突破那样受到人们的狂热追捧和赞赏，相反，各种对转基研究及对转基因食品的质疑和担忧无不高度一致地与人类自身的命运相联系，并第一次在大自然面前较好地显示了人类谦卑、冷静和理性的可贵品质。

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工程（转基因）技术在物种基因组中嵌入了（非同种）外源基因的食品，包括转基因植物食品、转基因动物食品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转基因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它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必然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目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忧虑主要集中在转基因食品对当代人类健康的现时影响和生态安全方面。笔者认为，转基因食品的真正危险既不在于它是否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也不在于人类是否会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而产生无药可医的新病变，而是在于转基因食品有可能对人类进化过程造成“延时性”灾难性后果。尽管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提出的的“非预期效应”概念有可能已经包含了基于这一忧虑的对人类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但笔者还是觉得有必要并愿意将转基因食品对人类进化过程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加以特别指出。

只要是一个稍微懂得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规律的生命科学工作者都不会怀疑，生命的进化决不仅仅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形态价值的累进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发生、发展到消亡的自然历史过程；生命进化的理论也决不会永远停留在达尔文的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认识水平，而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到“物理与化学逻辑”层面。尽管目前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生命系统的“物理与化学逻辑”，但人类有理由相信，生命进化的机制最终会表现为“物理与化学逻辑选择”。

用“物理与化学逻辑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生命进化将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一种可喜或可悲的图景。大熊猫作为动物活化石，它的进化历史和和灭亡方式或许可以成为人类未来命运的参照。

在大多数动物学家看来，大熊猫之所以濒临灭绝，是由于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或竹子开花、人类过度猎杀、种群数量太小等等。在分析大熊猫濒临灭绝原因时，一直以来不被人们重视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大熊猫生殖功能几乎接近完全丧失。只要人们相信大熊猫生殖功能的丧失与人们列举的诸多原因没有关系，那么，生命进化过程中的“物理与化学逻辑选择”就有可能成为大熊猫生殖功能丧失和濒临灭绝的真正原因。

尽管人类目前正在采取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大熊猫进行研究和保护，但大熊猫必然灭绝的命运仍将无法避免。大熊猫的灭绝不仅将见证辩证法的胜利，而且也将暗示人类最终有可能象大熊猫一样在生殖功能的逐渐丧失中走向灭绝，并为人类惘顾自身命运，冒闯科学禁区的“自杀”行为敲响警钟。

灭亡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人类最终的命运既不必忌讳，也不必害怕。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最终是按照本来固有的“物理与化学逻辑”自然地走向终结，还是通过不自觉地对人类自然进化的进程施加某种影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在生命进化的规律还未来得及被彻底揭示之前，人类虽然不可能完全清楚自己进化的准确路线，但大熊猫生殖功能的丧失和转基因食品的出现却已毫不含糊地为人类设想自己的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和新的空间。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基因到基因的片面思维仍然是生物遗传与变异研究的主要范式。尽管人们有时也在谈论基因、细胞质和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但以“表观遗传”概念出现的非基因变异对生物在代谢、遗传、发育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却始终未能进入生命进化研究的视野。这种科学范式的局限，很有可能是当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担忧尚未深入到生命进化层面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