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疫情防控

㈠ 党和国家为什么强调疫情防控要坚持依法进行

党和国家之所以强调疫情防控，要坚持依法进行，因为我们国家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因为党领导立法，行政机关坚持依法行政。

㈡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2月9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要求制止无理由擅自升级管理措施，以及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手段。比如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随意关闭居民生活必需品门店等，确保科学恢复生产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也必须坚持，本次抗击新冠肺炎当然不例外。然而从根本上讲，法治与应急处置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急措施经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规则作为常备工具，执法者照章办事处理具体事务。然而突发事件出没无常，全社会都缺乏常备应对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仅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还一上来就暴击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再加上春节人口大迁移，可资沿用的应急经验不多，出现局部“乱作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规则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会形成稳定预期，将规则内化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原本处理常态事务的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决策者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必要时“临阵变招”。如此一来，出现“乱招”也在所难免。
简而言之，“少法可依”的应急状态是对法治的天然考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疫情，不管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久病成医”的现成经验，只能在事发后见机行事。在迎难而上的应急处置中，一些措施虽以防疫为出发点，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有疫情轻微地区将疫情严重地区的紧缺防护物资征用，有地方挖断公路阻断交通要道，有小区禁止医护人员返家，有基层对湖北籍住户铁链封门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乱象，立法者固然无法一一预见并事先防范，但借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其一，政府应急扩权时，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决定应急措施时，应受到何种程序约束？其三，个人对政府和他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第一、政府应急扩权的界限何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概括性授权，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得以临时性扩张，可以强制隔离、限制聚集、管制场所/交通或停工/停业/停课等。视疫情发展，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应急措施的种类和力度。然而公权扩张的代价是私权限缩，尽管立法上没有明确的红线，政府应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则的强力约束。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一条底线、三条准绳”。
“一条底线”指保障基本权利，至少是不得因应急措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强制隔离时，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二要满足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三要对被隔离者抚养的无生活能力者提供帮助，欠缺任何一项都构成违法。同理，大范围地关停粮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胁到公众生存权而违法。
“三条准绳”指“禁止过度”的比例原则的三层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有助于维护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间限售退烧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购药压降体温以逃避隔离治疗，属于有助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须的胰岛素，则属于不合法的无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实现相同目标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私权侵害最小的一种。比如对强制居家隔离的个人，可以采用贴封条、电子监控或锁死入户门等多种办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当属首选。后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时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隐患，对私权侵害过大，不应采用。
三是损益均衡，即所保护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相称，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极端选择。比如若非疫情极其严重地区，不宜采用彻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内的销售门店，或是随意拔高复工标准阻止企业复工。由此，必须警惕抗疫措施“比谁更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先有公安部反复强调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后有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纠正过激措施，都值得各级决策者认真借鉴。
第二、政府应急决策应受何种程序约束？
决策程序本身不是应急手段，但却足以提升手段的正当性。应急决策与日常立法不一样，首先是紧急，必须迅速决策并立即实施；其次是独断，没有时间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论证。即便如此，法治原则也对决策程序有以下约束：
一是不得越权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限制个人权利的多数隔离/管制类应急措施，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实施，街道/乡镇、派出所/卫生所、社区/村队以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体，都无权自行决定。像铁链封门、禁止医护人员进小区这种从未上过县级以上政府红头文件的做法，显然就属于非法越权决策。
二是强调专家参与。应急决策效率优先，大规模民主协商不可行，但应尽量小范围听取专业意见，尤其要注意一线专家的声音。比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型传染病，风险如何、应否封城等关键判断，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极为重要；但在确诊标准、是否人传人等问题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就值得特别关注。毕竟相比远程指挥的高级参谋，与敌人刀枪相对的一线将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保留调整空间。应急决策事出紧急，又经常缺乏成例可循，考虑不周甚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实施的同时，必须保留调整空间。具体而言，首先要允许执行中对特殊情况“开口子”，并畅通“开口子”的决策通道，比如封城时要为非传染病重症患者保留异地求医可能，暂停公共交通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于改进，该修正先前决策时绝不犹豫。毕竟应急决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规则稳定。这就要求决策系统保持信息畅通，及时接收并处理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号。
第三、个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就应急抗疫法律关系而言，个人主要有三种角色：一是政府行为的相对人，也即私权受到临时限制的个体；二是自治成员，包括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身份；三是市场主体，尤其是经营抗疫防护用品和紧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个角色相对被动；第二三类角色则可能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主体。
作为公权相对人，个人除容忍并服从政府的应急扩权行为之外，还应保持足够的权利敏感，一则避免自身权利受到过度侵蚀，二则提醒政府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应急抗疫措施。
作为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自治成员，个人在应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压制他人权利。比如集体投票禁止医务人员进小区、挖断村道阻止外人进村等行为，其非法性本来不难判断，但一则民众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则借口非常时期集体决策而有恃无恐。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严格执法，“该出手时就出手”，二要靠民众强化共情心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换位思考。
至于作为抗疫商品经营者的个人，必须认识到应急状态下的商品价格并不必然反映供需关系。或许多数经营者不懂相关法律，但只需记住一点即可：任何轻易赚大钱或快钱的方法，尤其是在应急背景下，都一定写在了《刑法》中。
（作者：兰荣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责编：章华维、高红霞)

㈢ 对比中西方抗疫答卷,我们的制度有哪些显著优势

中国制度显著优势：

1、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创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国家制度，其承载的价值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坚持人民至上。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这次抗疫斗争，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的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2、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既需要通过系统完备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实现，同时又不断释放出推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政治效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将疫情防控工作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全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3、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提高站位看问题，配合大局作谋划，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次疫情防控斗争，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构建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4、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内的科学制度体系，其显著优势涵括“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次抗疫斗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科学有序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5、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就是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人民军队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奋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㈣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疫情期间如何体现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原则，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科学立法，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体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是制定机构设置和组织编制方面法律的根本依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法规体系，推动机构编制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改进机构编制管理方式。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制定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完善机构和编制方面的党内法规。协调发挥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在规范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中的作用，把党政机构统筹起来考虑、设置，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党政机构新格局。要完善党政部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方面的规定，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和编制，充分发挥法律引领、推动、保障机构改革的作用，保障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平稳、有序开展。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现组织法定，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奠定制度基础。

深化改革，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在行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上，要做到职责明确；在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上，要做到依法行政。要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要。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精简整合办事机构，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简化办事手续环节，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精简执法队伍，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解决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营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全面提高政府效能。

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发挥法治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关系。实现改革与法治相向而行、同步双赢，要求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要求，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按照改革方案和政策要求，全面清理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相关的法律法规，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该制定的制定，为机构改革扫清法律障碍，为改革后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凡涉及法律设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事项，应当及时启动法律修改和废止程序，确保在法治的框架内推动改革。只有将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的方式推动改革，以刚性的制度管权限权，才能增强改革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顺利完成改革任务。十三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用一节五条的篇幅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产生、性质、组成、体制、权限和程序等重大问题，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就是为了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于宪有源、于法有据，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既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用法治的方式促进改革，充分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又要在改革中完善和强化法治，主动适应改革需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㈤ 如何理解“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

国奉圭臬抄，治依良法。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即便是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也绝不允许突破法治底线。“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蕴含着党领导广大人民应对历次重大挑战的实践智慧，疫情防控越到最吃劲的时候，就越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显著优势，以统筹各方力量，兼顾不同利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㈥ 结合实际谈谈,你认为在此次防疫阻击战中我国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摘要 打一点说就是。1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2 人民主体地位优势。3 全面依法治国优势。4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中国军民抗击并战胜了长江洪水、SARS疫情、汶川地震等一个个自然灾害,谱写了国祚永续的时代凯歌。今天,面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以斗争精神和深厚的人民情怀，充分发挥和彰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全面依法治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向世界提供了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之治”的伟大力量。

㈦ 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哪些显著优势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主要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

一、国家制度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主要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二、我国制度优势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有无优势，要看实践效果。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表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使中国政治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这一优势就连很多外国人也已看清楚。在他们看来，中国重大决策来得快，执行力也强。他们在吵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开始干了。中国一个个五年发展规划制定出来、付诸实施，已经到了第十三个。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规划国家几十年的发展。这在多党制条件下，完全没有可能。
人民当家作主，能使人民真正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在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各级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人大代表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和各阶层，既有领导干部、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比很多国家的议会多，人大代表中普通劳动者的比例比很多国家高。这就说明，中国的民主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的金钱民主。除选举民主，中国还有广泛的协商民主，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很多事是通过协商形成共识而得以解决。中国不会像有的国家那样，明知公众意见分歧很大，简单地进行表决甚至公投，哪怕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不同意，也强行付诸实施。
全国一盘棋，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调动各地区各方面的资源，办成了很多其他国家难以办成的大事。中央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对口帮扶的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央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从全国抽调四万多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也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能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使中国不会出现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的贫民窟。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有利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按劳分配为主体，能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全社会发展的活力。
以人民为中心，能实现共同富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的民生建设，尤其是精准扶贫，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做得最好的。十几亿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马上将告别绝对贫困，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奇迹。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不可能做到。
选贤任能，能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我国是党管干部，选人用人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培养选拔干部注重台阶、政绩和多岗位锻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结历史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造，选人用人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科学，也越来越准确，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培养选拔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还表现出全面依法治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的理想信念、改革创新、党指挥枪、“一国两制”、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等显著优势。

㈧ 疫情期间封店罚款多少

疫情期间没有明确罚款条例，要与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违反政策法律规定的，一般是要接受行政处罚，例如罚款、行政拘留。对此不服的，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疫情期间检查的确是很严的，所以被查封了说明 是有一定的问题，一定要积极的整改，争取早日恢复营业 。
关于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一、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他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照法律治理国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二、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三、关于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疫情发生前即已基本完备，相关文件可能达数近千件
关于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通常分为三个方面，即刑事方面、民事方面、行政方面。就刑事方面来说，主要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等，数量可达上百件。
四、疫情发生后，刑法方面的主要法律文件
疫情发生后，刑法方面主要的法律文件有二个，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20年2月24日颁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法发〔2020〕7号，2020年2月10日发布）。

㈨ 中国抗疫体现了哪些制度优势

这次抗疫斗争，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的人民至上的价专值优势、党的属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充分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领导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这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9)依法治国疫情防控扩展阅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创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国家制度，其承载的价值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坚持人民至上。

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这次抗疫斗争，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和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的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㈩ 你认为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哪些方面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摘要 您好，这道题由我来为您解答，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面对重大风险挑战，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法宝。危难时刻，党中央依法审慎决策，加强风险评估，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疫情。依法治国最终要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体现为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最高检、最高法、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等四部委联合发文，严厉打击疫情防控期间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给一个赞，最后，祝您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