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轶序

『壹』 用法律规则特殊道德生活秩序纪律造句

、国家严禁猎捕杀害珍稀野生动物，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2、任何人触犯了法律，都必须受到应得的制裁。
3、不论是谁，都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

4、不管谁触犯了法律，都将受到制裁。
5、法律规定人人平等,不论高贵和卑贱。
6、遵守法律应该是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7、他触犯了法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贰』 社会秩序是靠法律维护还是道德辩论材料

容提要：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有限制的道德法律化不但具有相当的可行性，而且可以成为提升我国国民的整体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重大道德义务；谦抑原则；立法技术

一、概述

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积极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特定的作为义务，只有具备特定的作为义务的人才能构成不作为犯罪。所谓特定的作为义务，是指法律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义务。对于作为义务的来源，学者持不同观点，这些不同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我国实践界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国外却往往将它作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如：《德国刑法典》第323条规定了拒不救助罪：“行为人在发生不幸事故成公共的危险或者紧急危难时，尽管要求和根据状况能够期待他进行救助，特别是不存在显著的自己的危险和不侵害其他重要义务，却不予救助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金钱刑。”《法国刑法典》第225条规定：“任何人能够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且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另外，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只有法律性质的义务才可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单纯的道德义务不能成为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一般场合下，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只要不是在场的人的行为所引起的，刑法便不要求它履行排除和采取措施避免危险的义务；但是在特定的场合、关系和条件下，刑法则要求其履行这种义务，在不损害自己较大利益且有能力履行的基础上，它不履行这种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认为是犯罪的不作为。”（1）笔者较为赞同后一种看法。笔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应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二、对主要反对观点的评述

目前，尚有许多学者反对将道德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并持不同的理由，笔者列举主要理由并对之加以评述：

1、根据刑法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刑法应当严格贯彻法益侵害说而不是伦理维持说。

在刑法的任务上，理论上存在着法益侵害说与伦理维持说之对立。法益侵害说认为犯罪是严重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免受犯罪的侵害；只有对严重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才能运用国家刑罚权，伦理秩序的维持应靠刑法以外的其他社会机制。例如，日本刑法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刑罚是一种重大的痛苦，并非维持社会伦理的适当手段，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何种伦理正确只是相对的，将维持社会伦理作为刑法的任务，不仅是对刑法的过分要求，而且容易在刑法的名义下强制他人服从自己的价值观。而伦理维持说则认为犯罪是对社会伦理的严重违反，刑法的任务在于维护社会伦理。刑法是伦理、道德的最低限度， 刑法的目的是维持道义秩序、道德规范。例如，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刑法维持和发展国民的人伦文化秩序即道德秩序；团藤重光也认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道德规范，必须由法律强制推行，在此限度内，道德规范就归化为法律规范。笔者认为刑法对法益的保护与对社会伦理的维持并非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相结合并统一起来的：

（1）法益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而社会伦理秩序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经法律规定，便上升为法益。

（2）对法益的侵害行为大部分也是为社会伦理所不能相容的。

（3）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有的并没有直接侵害法益，如赌博罪。它们的设立是基于刑法对社会伦理维护的需要而产生的。

刑法的任务不仅在于保护法益，还在于维持一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完全否认刑法对一定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持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忽视了刑法作为一种文化的人文精神。

2、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控制手段，我们应该严格贯彻刑法谦抑原则。

刑法谦抑原则强调刑法对人们生活的有限介入，强调刑法的自治，提倡轻刑，是基于防止权力异化和专制而生产的，体现的是刑法的自由价值。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有限的介入并非不介入，刑法追求并体现的价值也并非只有自由价值。从应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法律必须包含并体现着正义与秩序，具体地说，应该体现平等、自由、安全和公共福利，任何一种价值都不能偏废。“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毫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过分强调自由，便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法律生活将会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笔者以为：刑法的谦抑主义应该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原则，对最基本的重大的道德伦理秩序的维持，当是其应有之义。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刑法的介入面不能太广，否则也会伤害到刑法的自由价值。

3、我国与西方国家国情不同，我国不应该效仿西方国家推行法律道德化。

该观点的持有者认为：“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道德体系本身这块土壤是无法使'社会本位'的利他主义思想在其中生根发芽的。但是社会的发展又需社会本位的思想，于是资产阶级只好通过法律来强制推行社会需要的道德。”而“社会主义道德，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思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见危不救的现象，但“与整个社会中'团结互助'的普遍社会风气相比，见危不救的现象只是极少数”，所以我国不必效仿西方推行道德法制化。笔者认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道德刑法化确实是基于推行“社会本位”观念的需要，是弥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种下的道德恶果的补丁；但是见义勇为，救死扶伤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积淀。西方国家的立法目的在于推行道德，而我国立法的目的则在于维持最基本的道德伦理秩序。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相对滞后，人际关系异化现象严重，自私自利的观念还有进一步扩展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当“有所为”， “将本来属于道德层次的要求部分的变成法律规范，变成人们的强制义务，这是提高国民精神文明的一种途径。”（2） 法律往往渗透一定的道德，同时又是巩固道德的武器，而道德是法律的重要精神支柱，违反重大道德义务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不断地加大，如果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处罚还只是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是难以遏制这种现象蔓延的。

4、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救助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有时会因救助而使自己反遭诬陷。（3）

当前中国社会没有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救助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甚至救助者反受其害，致使英雄流血又流泪，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基于此，笔者在文中强调，这里的重大（特殊）道德义务并非广泛的道德义务，它之所以重大（特殊）在于它是基础性的，是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对人们生活介入过多必将招致限制公民自由。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形（见下文）下人们才必须施行救助义务，并且这种义务的履行不能使实施救助者面临危险。

5、犯罪主体范围及处罚范围难以确定。（4）

这是一个有关立法技术性的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有关重大道德义务的限定和主体范围的确认以及处罚范围的规定都比较难以把握，但困难并不应该成为拒绝正义的理由，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努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该问题，笔者将会在下文中予以详细论述。

三、对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关系的阐述

对于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的问题之所以存在争论，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关系的迷惑。弄清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定程度来说是解决上述争议的理论前提。

从社会的观点出发，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以合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道德是人与人价值关系的一个领域、一个层面，它主要是指人的行为对于人伦社会关系的意义，即在人的一切活动中，人的思想感情、言论行动是否符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定结构、秩序和规则的要求，是否有助于它的合理、稳定和发展。

道德与法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存在着区别，如康德所言：义务，特别是根据法律立法确定的义务，只能是外在的义务，伦理的立法则相反，它使得内在的行为也成为义务，但是它并不排除外在的东西，因为它拥有一切属于义务性质的东西。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别在于：法律义务较之道德义务更明确，它是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而道德上的义务则不具有这种功能。另外，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都具有强制性，不同的是法律义务的强制性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加给公民或法人的，而道德上的义务则是靠广大公民的舆论或道义谴责作为惩罚方式。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却同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中，第一类等级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而法律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强调的是秩序，当然也应该体现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与道德价值等级体系中的第一类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时代、观念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边缘地带总是随之而上下浮动。有时表现为部分道德归化为法律，有时又表现为部分法律回归于道德。因此，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它们联系紧密，犹如一条河流的两个分支。这是一种信仰的两个体系，这种信仰就是“正义”。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与道德上的义务，必须相互弥补才能维系文明社会。
四、对道德入律必要性的阐释

笔者认为，将重大道德义务纳入到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之列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1、是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刑法功能的需要。维护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是法律（包括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有损于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的行为，不仅要从道义上加以斥责，更要从法律上给予惩罚。因此，对某些重要的道德义务，有必要将其上升为法律义务。

2、是顺应国际的立法趋势的需要。如文首所述，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作为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国外已经有相关的立法例。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国的刑法典中都有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

3、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将重大道德义务上升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那些违反重大道德义务的行为施以处罚，更重要则在于促进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道德的形成发展从总体上看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是道德观念作为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发生作用，同法律一样都是要求人们在合乎规定的形式下行事，不同的只是在对人的制裁力上，道德的强制性要远远小于法律的强制性。因此，将某些道德义务法律化，强制遵守某些道德观念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五、对“重大道德义务”中“重大”之理解

如上文所述，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对人们生活介入过多必将招致限制公民自由。履行救助义务只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存在，对这种“特定情形”的正确限定事关义务主体范围与处罚范围的确认，其意义也就十分昭然了。笔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之“重大”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明显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社会客观上十分需要有人去履行这种道德上的义务，否则就会明显伤害社会道德感。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要求。在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序良俗是一个道德范畴的概念，对其认定及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可能不一，因而其内容的不确定性成为其重要特征；而罪刑法定又是近现代刑法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因此，就产生了公序良俗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但这对矛盾并非是无法调和的：首先，公序良俗的理论已经被纳入到法律的领域中，并且众多的学者都对其含义进行了研究，如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认为，公序是指国家社会一般的利益，良俗是指社会一般的道德观念。（5）我国的民事立法也已经引入了公序良俗的概念，因此其不确定性特征已经有所改观。在刑事立法中，可以对因公序良俗原则所产生的特定义务的内容加以严格限定，使其具体化。

2、履行义务的必要性。履行义务的必要性是重大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前提条件，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特定危险状态的存在，即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否则作为义务无从谈起。所谓特定危险状态，是指行为自身所蕴涵的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遭受实际损害的一种现实可能性。这种特定的危险状态必须是现实的、可能的、正在发生的。所谓特定的危险状态正在发生，是指危险已经出现而又尚未结束的状态。危险已经出现，是指危险已经对一定的合法权益形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危险尚未结束，是指危险继续威胁着公共安全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给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安全造成更大损害的状态。

2、危险程度具体的紧迫性。所谓具体的迫切的危险，是指危险状态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的趋势是无疑的，而非可能的、或然的。如果危险状态尚未发生，直接威胁合法权益的事实状态尚未出现，或者危险状态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现实、无法挽回，都无特定义务可言。能使重大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危险的程度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紧迫性，而且这种紧迫的程度势必要比其它的义务所要求的危险的紧迫程度强得多。例如有人溺水，生命危在旦夕，有能力救助且无危险而不救助，从而造成溺水人死亡的情况下，不作为人（当然这里又涉及到如何确定主体范围的问题）就应当负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讲的紧迫性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权或其它重要权利处于即将遭到剥夺的状态。

3、 履行义务的可能性。这是对履行义务主体的要求。义务主体首先必须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法律不可能要求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去履行其不可能履行的义务。其次必须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能力去履行该义务，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条件认定。再次，要求只有行为人才能排除危险状态，即主体的特定性。主体可以不限于一个人，可以是数人。但是主体必须具有排他性。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其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范围内能否成为该履行义务的主体？譬如，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其可以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范围之内，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其精神病未发作期间，遇到落水人而不救助致落水人死亡的情况，能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虽然上述两种情况下，行为人都具有辨认控制能力，似乎应当成为不作为义务的主体，但鉴于道德义务的特殊性，它对主体的要求特别严格，即使是一个完全健全的人都难以认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无可能履行义务，更何况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从刑法的人本主义出发，以不承担刑事责任为宜。

第二，以什么标准判断行为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以其能力可以履行义务？是行为人主观上判断，还是从客观的角度，或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笔者认为，应以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认定。一方面，行为人要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行为人也的确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仅仅是行为人确实具有救助的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认识到确有能力救助，否则也不应该承担义务。

4、 履行义务人或者第三人履行重大道德义务没有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它重要义务。这里的“没有显著危险”是指通过社会上一般人的评价。实施重大道德义务所要求的行为不会使行为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置于危险境地，或者造成显著伤害。“其它重要义务”是指对行为人而言不能违背或即使违背也不可能造成行为人重伤、死亡或其它重大合法权益损失的危险的义务。这里牵涉到法益衡量的问题，能不能牺牲一个人的健康或生命去救助其他人的生命，能不能牺牲一个人的重要义务去救助其他人的生命？如何衡量这些利益价值的大小？“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刑法格言的含义是法律不能命令人们实施不可能实施的行为，也不能禁止人们实施不可避免的行为。如果履行义务对行为人而言有重大显著危险或者违反其它重要义务，那么对行为人而言该履行义务的行为就是对行为人而言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这也是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求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要求如果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不能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罪过，因而不能令他承担刑事责任。

5、 未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里所说的后果通常是指重伤、死亡后果或造成国家、集体财产特别严重的后果。轻伤后果或一般的财产损失不能达到令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程度。重大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必须要求违反这种义务的不作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

将重要道德义务法律化不仅是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宏观体制的客观需求。但将道德上的义务转化为法律上的义务必须设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是法律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合力。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势必造成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混淆。同时，准确、及时地“引德入法”对立法技术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人们去时刻关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启发人们去洞察法律的追求和道德的真谛，昭示人们明悉公平正义的来之不易。

参考文献：
（1）马克昌著：《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范忠信：《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载《中国法学》，1997第4期。
（3）李健、任成玺：《道德义务不应成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的来源》，载《刑事法学》，2002年第4期，第12页。
（4）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5）赵万一：《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叁』 道德维系社会秩序的方式有哪些

道德是促进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道德的存在意义是非常大的。

『肆』 麦克白,作为道德秩序的悲剧表现在哪里

兄弟自相残杀

『伍』 你认为当代社会道德秩序最必不可少的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加强改进不少500字

主要依靠强制维持的表面秩序是无法长久的，因为强制不仅使公民失去了基本人权，对权力本身也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使它失去了最必不可少的道德力量，而道德力量始终是政治权力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撑，在我们国家它还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可以量化, 认识到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时, ‘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他还认为马克思把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劳动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思路 这些都是深藏在民众心中但又时时刻刻左右人们的行为，这些在任何社会都是民主最广泛的、最深刻的基础和最必不可少的内容。西方著名学者悉尼·胡克曾说：“民主的理想对现代心灵来说本来就是觉得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有普遍的号召力的 这就象建筑，无论是原始部落的茅棚草屋，还是现代的摩天大厦，最基本的原则都是实用，最必不可少的要素是柱、墙、...在此我想着重谈一下经济合同的问题。在当代社会化条件下，客观上要求政府通过参与投资和交易等...

『陆』 如何理解遵守社会公德与良好公共秩序的关系

由于我们不是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中，而是许多的人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那么，为了预防和避免分歧、冲突甚至相互侵害，就必须保持有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而要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就必须由每个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社会公德、法律规则等来实现。

一.遵守社会公德方面

（1）. 遵守社会公德，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社会公德包括：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2）.当今社会公德状况，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甚至令人忧虑的现象。比如，少数人缺乏基本的社会公德意识，一些人对社会丑恶现象听之任之，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一些人说一套做一套，常常为图一时方便或一己私利而违背社会公德。(3).实践证明，只有广泛倡导和遵守社会公德，才能逐步形成相互理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互相接纳的和谐人际关系，才能在人与自然相处中保护生存环境，保持生态文明，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到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我们要努力做社会公德规范的传播者和践行者！社会公德的境界，就是在一些不起眼的一举手投足间慢慢升华的。比如，见到老师，长辈主动问候；乘坐公交，主动为老幼病残孕乘客让座；在银行，邮局等公共场合，自觉排队......在当今社会，有人站出来呼吁社会公德，很是敬佩。每个人的素质有不同，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然后去影响身边的人，我想也许这样更好号召力。

二.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方面

公共社会是相对于私人生活而言的，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公共生活领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扩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公共生活日益成为社会成员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生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活动范围的广泛性；（2）活动内容的公开性；（3）交往对象的复杂性；（4）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利用公共生活四大特性来管理公共生活，让公共生活有秩序。维护公共秩序必须运用风俗,道德，法律等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维护公共秩序。

三．遵守社会公德才能维护公共秩序

事实上，公德与秩序相生相伴，缺少了任何一方，另一方便丧失了存在的条件。

回忆那些大型群体性活动中发生的踩踏事件，无不是无序进出的恶果。而之所以无序进出，还是因为一些公民不守公德。这样的状态还有公共秩序可言吗？

分析那些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惨剧，无不是不礼让、超速等不守法律规则造成的。而社会公德中的一个内容，便是遵纪守法。每当我们站在高处，遥望道路上穿梭不息的车流，来来去去的车辆快速奔驰着，稍有不慎便会酿成事故，如驾驶人都不各行其道，都不谦让，都不守规则，擦挂、碰撞等恶性事故定会此起彼伏，血肉之躯会不会残缺？脆弱的生命会不会湮灭？所以遵守社会公德才能维护公共秩序。这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无不与公德和秩序相关。若每个社会成员都意识到，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公民的，不是一个家庭的，而是全体公民的；那么，全体公民都会遵守公德，遵从法律规则，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

我们存在于社会大家庭中，共享大自然的恩赐以及我们自己创造的社会空间，我们是共有人，我们都有权利，但同时都应履行相应的义务，那就是遵守社会公德、法律规则。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无论相向而行还是同向而行的车辆，才不至于擦挂或碰撞，车辆也不会侵害行人；我们每个公民才都和平共处，才会互不侵犯……

在社会中，我们成年人对未成年人要言传身教，官员对普通公民要做典范，强者带头遵守公德、法律规则，形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柒』 是否题：对赫西俄德来说宇宙是一种道德秩序

赫西俄德是诗人，这个问题实在太深奥了。
赫西俄德写过神谱，将神像人一样编写家谱。这一点能说明“对赫西俄德来说宇宙是一种道德秩序”？

『捌』 法律和道德哪个更能维护社会秩序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二政治书，自己去找啊！不会你上初二吧？记得我上初二的时候，老师也组织了辩论会。挺有意思呢！祝你方能吵赢！但是，不论哪一方胜了，都没什么。结果很简单，道德和法律都重要！！
刚才在网上找了点东西，给你看一下。希望对你辩论有帮助！

十九世纪以来，文明各国社会的变化，日益增多，而解释或说明社会现象的学说和理论，也自然随着增多。社会里边的冲突增多了，而这些学说和理论的冲突，也自然增多。这种情形在三十年来更加复杂。法律是最重要的社会制度，是维持社会安宁秩序的最重要的工具，也自然不能逃出全体社会变化的路线，而法学上关于法律的基本的原理，也随着讨论或争论起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成为法学上主要问题之一。

十九世纪法学上最显著的问题有三个：法律的性质、法律史的解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当时重要的学派也有三个：分析学派、历史学派、哲学派。历史和分析两派，为反对十八世纪法律与道德混一之说，对于法律的性质费了不少的笔墨。而哲学派的学者彼此间，为了法学属于道德学或法学与道德是否相反各种问题，也费了许多的唇舌。关于法律史的解释，历史和哲学两派的学者为主张道德的解释和政治的解释，也有许多的讨论，而时代较后的所谓机械的社会学家从人种学和生物学所下的解释，以及经济唯物派从经济方面所下的解释，都发生了不少的争论。其实，各派学者关于法律的性质和法律史的解释，所有的各种争论，都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论有密切的关系。

最近三十年来欧美的法学家的议论更加激烈。德国的施塔姆勒氏（Stammler）和法国的萨莱伊（Saleilles）及霞尔梦（Charmont）两氏，特别重视实行法和理想法的区别，而以理想法为判断实行法公平不公平的现代化的自然法。狄骥氏（Duguit）简直否认国家为法律的主体，而主张普通所谓权利与有组织的社会任务或服务，实在完全没有区别。惹内（Gény）和布楼（Bülow）两氏攻击法院窒板的运用法律的无用，而以为法官应该注意公共的需要和舆论，而极力主张法官自由解释法律，自己适用法律。埃利希氏（Ehrlich）说明法院所适用的法律完全不足表明社会上各种的法律关系，而主张法律这种行为的规则根本上只是社会上各小组的分子间常识的关系。美国的庞德氏（Pound）和魏模氏（Wigmore）坚持法学与社会学有成立密切关系的必要。这些世界著名的法学家研究法律的根本原则，不大注意法律的性质而多考求法律的目的或宗旨；而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渐抛弃旧日狭隘的见解，而把法律和道德都认为是支配社会的各种力量大问题中的问题。这是说：欧美的法学家，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现在认识的比较很清楚了。

我们中国向来以“礼教之邦”自居，这是重道德而轻法律的意思。自从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以后，渐渐的丧失了从前的那种自信力，而以为泰西的强盛多赖法律，于是渐次崇尚法律，而轻视道德。我们看看：近几年见诸文字的表示，如“吃人的礼教”，“礼教的压迫”，“礼教下的牺牲者”等等措辞，都是对礼教的攻击；而所谓中国“固有的道德”的威权显然丧失的不少了。同时政府屡次申明“法治”，而法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地方呢？近几年政府所颁布的各种法律和命令，其中所用的含混的字样，如“正当”、“相当”、“适当”、“合理”、“风化”、“善良风俗”、“酌量”、“情节轻重”等等名词，究竟以什么作准则呢？当然不是允许执行法律的人随便自由，一定要有准则。什么准则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问题，都需要法学指示我们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门径，以期在实际上避免些不必要的牺牲和纠纷。

现在把法律和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从历史、哲学、分析三方面，说明求着得到一个明白的观念。

一、 历史方面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从历史上观察，我们可以说：法律与道德起初是同源，后来因发达而分途。我们知道，现在的法律在文明社会里边是支配社会最有力的工具；法律的秩序是最重要的社会秩序。别的支配社会的工具都要受法律的支配。但在古代，支配社会很重要的工具，是宗教、家法、社会习惯；因为那个时代的宗教组织和家族组织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后来，政治组织发达以后，国家的法律就增加了威权，而宗教和道德的习惯的力量自然的就要减少。但是在政治组织不发达的时候——在法律的幼稚时期——宗教、道德、法律，是混而不分的，而法律的力量在这三种之中，比较的最微弱。例如，罗马法，在最初幼稚的时期，“神法”（fas）和“善良风俗”（boni mores）的力量就大于“市民法”（jus civil）的力量。那个时期的迷信的心理，对鬼神的恐惧，“牺牲”的惨酷，“破门”（excommunication）的苦痛，家法的压迫，都足以构成神法和善良风俗的有力的制裁；而市民法的执行的机关就没有这种威力。再例如，欧洲中古时代在未承受罗马法以前，教会是支配社会最重要的机关，掌管着宗教和道德。凡是交易上所谓善意、诚实、不许诈欺、必须践言等等事项，都是宗教和道德要人民必作的事项。这些事项，都渐渐的归到了法律范围之内，而实际是在宗教和道德上已经实行而共同遵守之后。所以我们可以说：法律和道德起初出于同源，后来因发达而分途。

幼稚法律的时期是习惯的时期。法律制度进步，到了第二时期，乃是所谓严格的法律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律与道德分离的状况，即行显著，政治组织渐次有力，法律就与别的支配社会的工具分离。但这个时期的法律的规范，粗具形态而赋有刚性，大部分都是窒板的手续规则。这种的法律，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方面看来，只是一种结晶的习惯，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与道德一同前进，久而久之，道德进步，而法律就丢在后边了。各国古代的法典都是这种的严格的法律的制度，都是对于特别零碎的事实状态而规定的确切详细的规则，而没有便于解释的普通概括的规则。这一个时期的法律是专靠严格的规则和形式，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确定，而达维持公共安宁的目的。例如罗马法，《十二铜表法》本是罗马崇拜祖先的宗族制度时代的严格法律，那里边关于继承规则，到了血统主义盛行的时期，就不能与当时的道德观念相调合。再例如，英美习惯法旧日的观念，就没有方法执行信托人的道德责任。所以法律在严格时期的最后的一段，就与社会上的道德观念很不相合。法院的判断，只管与法院规则合不合，不管与道德观念合不合，法学思想，在这严格法律时期将终的时候，有的也就受了这种法律状况的影响，而以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当然的，是不能避免的。其实，那并不是当然的，不是不能避免的。法律与道德的观念到了过于隔阂的时候，一定要有方法救济或矫正这种法律的流弊。这就构成法律发达的第三个时期。这第三个时期是道德观念由外界侵入法律的时期，也是法律进步的时期。法律发达的要件是吸收和融化外国法律及法律以外的材料。例如，罗马法律在极盛的时代吸收了不少的希腊的道德哲学。欧洲大陆，在十七、十八两世纪之中，自然法学派的哲理就是改良法律的重要工具。英国的平衡法所以发达，所以能够补救了习惯法严格的状况，多靠文艺复兴以后那些文学的道德思想，和“平衡法院”大法官的是非曲直的道德观念。这个时期的法律，把这个人的理性比严格的规则，还认为可靠一些。个人认为是道德上的单位，也就认为是法律上的单位；道德的原理也就认为应当是法律的原理。这个时期的法律思想以为法律必须与道德完全相合。这种思想是这一个时期的特征。所以历史学派的法学家回头看看这种历史的状况，他们就能够说：道德就是有潜势力的法律；起首认为是道德的原则，后来就变为法律规则。自然法学派的法学家就把法律与道德认为混而不分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混合法律道德而为一体，这种的提倡与努力实在是造成现代法律的一个大原因。

自然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律发达的结果是：道德上的制度或学说都采入法律而渐渐的法律化了；从前道德上的权利义务都变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了。这种情形在十九世纪的末叶，是欧美各国法律很显著的状况，有的学者把这个时期叫做法律的成熟期。这个时期又逞露法律与道德相反的状态。我们看看：十九世纪欧美各国成立了许多的法典，就是法律结晶的现象。法律自是法律，道德自是道德，法律与道德又好像分开了。

那么，就法律发达的历史上看来：○一法律在幼稚的时期，宗教、道德、法律是混同的，是不分的；○二在严格的法律时期，习惯成为法典，结果道德进步，法律与道德于是分离；○三自然法发达的时期，道德侵入法律，法律与道德于是又有混同的状态；○四法律的成熟时期，立法盛行，法律与道德又现分离的状态。

因此，分析学派坚持的主张是：法律与道德是分离的。他们说：道德是立法的事体；法律是司法的事体；立法的议员要管道德；司法的法官只管法律。他们的意思是：立法者制定法律必须采取道德上材料，所以研究立法就必须研究道德问题；法学家的任务只是研究立法机关已经制定的规则；法官的任务只是适用立法机关已经制定的规则。他们极力说明：法律上认为合法的事情可以是不合于道德的事情。他们极力攻击那合法必须合于道德的话。在法律成熟的时期，他们这种主张是不错的；因为主张法律道德两件事是一件事，也是很纷乱的，若把这两件事分开，倒比较的清楚些。再一方面，像分析学派所主张的立法司法那样严格的界限，实际上也不能成立。法学家和法官，虽应该区别道德与法律，而决不能完全不注意道德和道德学。立法的任务不只是立法机关的任务，司法机关实际上也行使一部分的立法权。立法的任务，无论谁来行使，不能不承认道德原则以为指导。

二、 哲学方面

十九世纪的哲学派的法学家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学与道德学的关系，费了很多的研究。他们所要推求的问题是：法律的目的究竟是道德的呢，还是道德以外的呢？法律与道德所要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一个东西呢，还是两个东西呢？例如，窃盗罪，法律只是要禁止他对你故意的侵害行为呢，还是同时要禁止他的贪心呢？或者贪心是宗教道德的事体，而法律完全不管呢？法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旧派新派的说法有些不同。

（1） 旧派

我们要知道，法律发达到相当的程度，自然要发生这种哲理的推求。西洋法学，无论在古代或在近代，所研究的自然法就对这个问题几费苦工。希腊罗马及近代的哲学家和法律家已经在那里坚决的主张：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是一样的，是一致的；法律规则如果不是道德规则，就根本上不是规则，就根本不能存在。一个规则，因为是道德规则，所以才是法律规则，这种学理的西洋古代是希腊所谓“正义”哲学的主张——这种哲学不只是关于人生的哲理，并且在当时也构成一种宗教的教义。而在近代，在“宗教革命”以前，是宗教学里边所主张的法理。总而言之，老派哲学家的意思是以为：实行的法律所以能够得到效力，全靠它合于道德原则；不然就不能有效力。

这种学说督促着法律必须遵循道德途径，在历史上所收的效果，已经不少。但是我们要注意，当社会上有绝对一致的道德观念的时候，人人对于道德没有异议，大家都遵从同样的道德标准。在那种情形之下，若是说，法律道德必须一致，在实际上还可以说得通。但在现代的社会，内部的利害关系非常复杂，道德观念又非常的分歧，若再说法律道德必须完全一致，实际上就困难了。我们先不用说社会实际上复杂的情形，只就法学而言，每位法学家各把自己的见解都认为是道德的标准，理想的法律，使着大家一律遵守，那怎样能够作得通呢？

所以，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派首先抛弃了这哲学上的问题，而注重历史的研究。哲学派也觉到从前的方法不妥当，想着找出些比较的确定的道理，于是主张一种基本的观念，例如，自由、公平、正义等等观念。他们就说：法律与道德都是从这种基本观念推论演绎而得来的，以为道德治内，是主观的科学，法律治外，是客观的科学。所以，十九世纪之初期的哲学派的法学家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看作是治内治外的关系，例如德国的克劳斯氏（Krause）法国的阿郎氏（Ahrens）英国的劳理木氏（Lorimer）都是这样的见解。时期较晚的黑格尔氏（Hegel）区别道德与法律说，法律是研究自由的“可能”，道德是研究自由的“应当”。这种意思是认为：法律是外部的可能，拘束人类外部的行为；道德是内部的可能，拘束人类的心灵。这种区别法律和道德的说法，直到十九世纪之末，哲学派还在那里坚持。这是说法律与道德完全是两件事而并且彼此相反的意思。

（2） 新派

从前这个主义的学说，是根据个人意志的自由，而以个人独立为大原则，所以重视个人的利益。到了十九世纪之末，个人主义的学说渐见衰微，而社会主义的学说日见兴盛。社会主义的学说是以社会人类的互助为基础，而重视社会的利益。于是满足人类的欲望这一句话就是为思想界常常称道的口头禅。法律制度也就不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制度，而认为要与别的社会制度共同合作，以期以最小限度的牺牲而达到满足人类欲望最大限度的目的。

在这种思潮之下的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就主张法律是道德范围以内的问题。这一派的学说以德国学者方面的贡献为最多。

耶律芮克氏（Jellinek）开始说明法律属于道德，他说：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社会发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时期，法律是社会不能少的一部分道德。法律和道德，虽有区别，而却以道德包括全部的社会秩序。他的意思还道：法律是限制个人自由的东西，而为大多数个人的自由，又不能不设法律的限制，把法律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所以法律的范围应当只给它一个最小的限度。

耶林氏（Jhering）也是以法律属于道德，而说法有些不同。按他的主张，法律的目的是在保护利益，但社会里边各种利益，其势不能统通保护，保护那种利益或不保护那种利益，必须加以权衡，而与以选择。这个权衡与选择的标准，无论是立法或司法，也无论是学理的研究，必须根据道德的原理。法律应该保护什么利益？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依据道德；因此，法学就作为适用道德学的一部分了。

施塔姆勒氏（Stammler）主张以法律达公道的目的。法律要想达到公平的目的，至少必须合于社会当时当地的理想，实现当时法地的理想。这些社会的理想是法律以外的东西，是道德的理想。法学必须研究这一部分的道德原理。因为我们要用这种道德的理想衡量法律规则，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原理，所以法学，就这一方面而言，是属于道德学的范围。

柯勒氏（Kohler）不说法律属于道德，而谓法律和道德都是支配社会的方法，都是成就文化的力量。他本是相信历史进化的学者，所以按他的主张，法律和道德都表示进步的文明，而并且增进文明的进步；因此，法学与道德都不能离开人类文化的历史。

我们就前边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各种学说看来，法学与立法学不能判然的划分，并且都不能与道德学完全分离。

三、 分析方面

分析学派在原则上认为法律与道德完全没有关系：法律是法官的事，道德是立法者的事，法学也只是研究已经制定的规则，不要管立法的事项。他们相信三权分立的大原则，所以相信法律制度发达到完备的程度，立法司法就可以完全分开；立法者只管制定法律，司法者只管执行法律。他们并且又说：因为现在法律制度还没有发达到完备的程度，所以法律和道德有三个接触之点：

第一、 法院立法。分析学派认为现在法官仍须有立法任务，所以必须考虑到道德问题。到了立法、司法真正分立的时候，法官就没有了立法的任务，也就可以完全不管道德问题了。他们这种说法是以两种假定作根据。○一他们假定政府三权完全分立是可能的。○二他们假定制定一种完全无缺，概括一切，而无须法院补充的法律制度也是可能的。其实，这两个假定都是错误。三权完全分立早已证明不能推进到逻辑的程度。包罗万象的理想的法律制度，在人类这种变化无穷的复杂社会里边，也是作不到的事体。那么，无论怎样改良的法典，在实行的时候，总是需要法院临时的补充。但是我们要知道，法院立法和立法机关的立法是有区别的。立法机关是为将来制定的规则；而法院以判例所立的规则，不只是为将来，并且为断定已经发生的事实，同时还要顾及司法的习惯，以及社会和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冲突和融洽。法院立法的自由，比立法机关立法的自由，是范围较小。但是这两种立法的范围虽有不同，而需要道德理想的指示，并无二致，必须如此才能达到社会的目的。

第二，法律的解释。方才所说的那种法院立法，分析学派的说法，称为“伪解释”，他们所说的“真解释”是指着于判决案件的时候，搜求法律规则的实在的意义；尤其是在文字中没有圆满的意义的时候，必须由几个意义中找出“真义”，找出真正的价值，以为最终的标准。并且要法官法学家在解释法律的时候，必须假定立法者有求公道的意思，必须假定立法者公平的观念和自己的公平观念在实质上是相合的。分析学派这种说法，意在限制法官道德观念的运用，贯彻机械逻辑的解释。其实，这种解释的限制，实际上不是这样严紧，也不能这样严紧。法官援用法律的时候，必须决定：按法律的文意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假如认为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必须推求几个释解的真义，真正的价值。所谓圆满，当然是指着道德上的圆满。所谓真义，真正的价值也，当然指着道德上的真义，真正的价值。

第三，法律的适用。分析学派向来把法律规则的适用，认为是机械的手续，而实际上掺杂道德的问题，是法律制度不完备的现象。其实，人类的事务，有的情形，绝对不能以严格的规则去支配，必须承认许多道德的要素。有两种情形最为显然：一种是法律标准的适用；一种是法官判断的自由。

司法的任务，有许多的事项，是以法律标准解决。以标准衡量行为，自然要有许多的道德要素。例如所谓善意、恶意、诚实、信用、相当的注意、良善的行为等等，都是法律的标准，都含有公平、正义、合理种种的道德观念。法院适用这些标准的时候，当然不能使用机械的方法，必须按照各种事项情节的轻重，分别的判定。这些法律标准的适用，在很大的范围之内，是要依靠法官直觉上是非曲直的观念而判定，是对行为的特殊状态所下的道德上的判断。

法律的适用，有的地方，实际上不能以严格机械的法律规则定明，必须给法官留出判断自由的余地。法律尽管划定判断自由的范围，而根本上法官个人运用他自己道德上的判断仍不在少处。例如，犯罪的处罚，处罚的减轻或加重，缓刑；再例如，简易法庭的判决，监护人的选择，离婚案件子女的保护；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处理，法官的判断一定是多由于他自己是非曲直的情感。攻击这种情形的议论说，法官这种判断的自由，实际上构成了法律的专制。十九世纪的学说和法律，虽极力减少法官这种判断的自由，以期消灭这种法律的专制，而实际上反而证明法律因此而减少了效用。近年来法律上不但对于法官这种判断的自由不加限制，反有扩充范围的趋势。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妥善的途径，是应该承认：法官这种判断的自由，是道德学范围以内的问题；法官不应该任意判断，应该受道德学的支配。道德学也是科学，不是没有原则的。

就分析学派所说的法律与道德几个接触之点看来，法律与道德的接触好像只限于这几点。其实社会的状况越复杂，法官运用法律的自由的范围更有扩充的必要，而法律与道德的接触，也就随着增多。凡看轻这一点的学说都不是实行的理论。

前边所说的是关于法律和道德接触的几点。现在要说明十九世纪的分析学派关于法律与道德内容方面的区别，及适用方面的区别之各种主张。

第一、 法律与道德内容方面的区别。

（一）道德注重思想与情感，法律注重行为。法律只管行为，而道德要追问行为的动因。法律也并不是完全不注意思想和情感，不过法律注意思想和情感，只以证明行为的性质为限，只借此以确定行为对公共的道德和安宁所发生的危险。在普通的社会状况之下，恶意、诈欺、故意等等，对社会安宁的危险较大；而过失、不小心等等，则对社会安宁的危险较小。所以刑法上就把“犯意”看作犯罪的要素。

但在现代人烟稠密大家聚居的城市社会，许多为害公安的机械的动作，日见增加，许多的事业的活动，也附带的对社会含有重大的危险性。因此，过失、不小心、怠慢，这些心理的状态，为害社会的可能，并不减于犯意。所以，将来有的法律上的犯罪行为，就可以不问犯罪的意思。若就这种状况而言，说法律只管外部的行为，这个说法，也并不差。行为上道德问题，也许渐渐的都归到道德学范围之内。

（二）道德是意在改善个人的品性，而法律只在支配个人彼此间的关系。譬如说：不得有贪心，不得有淫心，不得存杀机，不得有恶念；这些都是道德规则，法律就不过问。譬如说：不得偷盗，不得奸淫，不得杀伤，不得诈欺等等，不但是道德规则，并同时也是法律规则。这是普通区别法律治外而道德治内的说法。

但我们知道：这种情形不是因为法律忽视了治内，是因为法律在运用的方法上受了限制。法律实在是利用国家势力的机械，必须依靠着些切实的东西，才能够动作。法律因适用或执行上的困难，就不能过问那些无从捉摸的事项。所以，立法者必须知道，因为实际上有这些困难，就不能够只以法律造成理想的社会。第三世纪的罗马法学家及十七世纪的欧陆法学家想着用道德原则制成完善的法律制度，借此造成完全无缺的道德秩序；而十九世纪的法学家则以为凡属道德问题，法律就不能过问。这两种见解都是失当的极端的主张。法律能不能支配道德事项，全在乎实际上能不能实行。这完全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承认道德规则不是法律规则。例如，一个人坐在河岸上，看见一个小孩掉在水里，他不去营救，小孩就淹死了。假如他是很胆小，也不能泅水，又无救人的器具，他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没有营救的义务，这是很显然。如果，他是会泅水，身旁搁置着救生圈，又有一条长绳在手，他也坐视不求，这显然是违背了道德上的义务。但他在这种情形之下，是否有法律上的义务呢？按英美的习惯法，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但按德国民法和我们的新民法“债编”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则，他就有法律上的义务（《民法》，《债编》，第一八四条规定：“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负损害赔偿责任。这个规定，是采用德国民法的规则）。在这种情形之下，依德国民法的解释，把他违背道德的故意的不行为看作法律上负责任的原因，也无不可。所以，所谓法律治外道德治内，把法律道德认为彼此相反，实在是有些不妥。法律在实际上可能的范围内，也可以治内。

第二，法律和道德适用方面的区别。

（一） 道德之适用必须考虑当时的情节；而法律之适用，在原则上含有普遍绝对的性质。道德之适用是因人而异；法律之适用，是依事而定。所以，同样的行为，这一个人去作，可以认为合于道德，那一个人去作，就可以认为背于道德。法律的适用就不是这样。同样的行为，在原则上必须受同样规则的支配。

（二） 道德之实行，是由于个人自己决定从违；法律之实行，是由于外界的压迫。所以法律必须提纲挈领，而不能深入精微。法律在可能范围之内，关于行为的合法不合法，必须有确定的规则，而不留疑意的余地。法律若有疑义的余地，那便是法律的弱点。假若把道德规则变为法律规则，法律就为判断是非的道德而失掉了法律的性质；假若法律的适用，也像道德那样的因情节而决定，势必致官吏专断，而生压制的恶结果。

分析学派关于道德和法律之适用，所说这种相反之点，究不能说明全部的法律。

有的法律，在适用的时候，必斟酌情节，因人而定，必须使着执行法律的人有判断的自由。刑法上关于犯罪行为的处分，都依犯罪情节的轻重而定刑罚，所以刑法的适用，并不含有绝对的性质。民法上关于侵权行为的处分，许多的地方是适用法律标准，而给予法官许多运用的余地，以定侵权行为的责任，也并不是严格的机械的适用。若说这一部分的法律，在适用上与道德完全不同，就有些不妥当。

但是有几部分的法律，的确是同道德的关系很少。在这些场合，法律与道德彼此分离，各不相关。有的法律为确保公共的安宁秩序，必须适用确定的严格的规则，其中没有什么道德问题。关于财产的法律，关于商业行为的法律，关于警察的法律，关于关税的法律，许多的规则完全不含有道德的意义，而必须机械的执行。例如，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的时效的长短；商业票据的方式；关税税率的高低；街上行走必须靠左边或靠右边的规则，都必须严格的适用，完全没有斟酌的余地。

还有两种情形，法律与道德彼此没有关系。○一有的事项，道德上认为不道德，法律虽不表赞同，而亦不加禁止。有许多的行为，实际上法律无从过问；所以有许多的利益，法律也无从保护。例如，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别人向他说一句玩戏话，他心中就觉着很不舒服。这一点精神的损失，法律就不能保护。但我们要知道，现在司法的设备不完备，对于这些事项，固然没有办法；假如以后心理学和生理学对于这些事项再有新发明，法律也可以采用科学上的新方法，而对于这些事项与以支配。○二有的事项，当事人双方在道德上都没有过错，而法律为公共的利益，不顾那一个不幸的人吃亏，要确定责任的所在。这完全是法律问题，其中没有道德问题。例如，

『玖』 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何作用

认识功能
道德是引导人们追求至善的良师。它教导人们认识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和规范自己行为。

调节功能
道德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和自己的同类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矛盾，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特有形式，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去调节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臻于完善与和谐。

教育功能
道德是催人奋进的引路人。它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等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纯洁、理想高尚的人。

评价功能
道德是公正的法官。道德评价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人们内在的意志力量。道德是人以“善”“恶”来评价社会现象来把握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

平衡功能
道德不仅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要求人们端正对自然的态度，调节自身的行为。环境道德是当代社会公德之一，它能教育人们应当以造福于而不贻祸于子孙后代的高度责任感，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维持生态平衡，积极治理和防止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性的破坏，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关系。

（最初）调节功能
人类拟定道德原则的目的是调节利益关系，实现本阶级（社会或团体）利益最大化。

『拾』 什么是二元道德秩序

主流媒体宣导一种道德价值，而民间却自有一套道德认知标准，当然两者也存在重合，但有裂痕，随着网络的兴起，裂痕似乎愈发明显。官方不允许A.V的拍摄与发行，倡导一种积极文明的道德价值，网民虽然对之基本认可，但也在开拓新的自由空间。
于是乎，主流媒体和网络上、台上和台下、人前和人后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都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偏移或偏差，遂而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二元道德”，这也导致网络推举出来的A...V女优与国字号歌唱家“平起平坐”。概而言之，这显示出中国社会进步的一面，但割裂的道德评价体系也同样存在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