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存疑

❶ 不起诉制度的存疑不起诉的刑事赔偿问题

对于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被不起诉人是否有权请求赔偿的问题，目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认识不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也相距甚远，主要有以下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国家对存疑不起诉中的被不起诉人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
多数实务工作者和部分学者主张国家对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被不起诉人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68697071主要理由归纳有以下几点为：
1、作出存疑不起诉和批准逮捕是两个独立的诉讼决定，不起诉决定并不否定前面的诉讼行为。存疑不起诉的结果尽管也是以犯罪嫌疑人无罪而结束刑事诉讼，但不能因此否定先前作出的逮捕决定，两者都是对案件的一种阶段性评价，如果因为后来查明证据的变化而否定先前作出的决定，而要求作出决定的机关和办案人员承担责任，这于情于理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对于当时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但最终因为证据发生变化而认为是无罪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是合法的羁押，国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2、存疑不诉其实质是对案件所作暂时不起诉处分，并非对案件的实体处分，不能作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最终结论。也就是说，之所以不能起诉是由于证据上的瑕疵，导致不符合起诉条件，它与法院的无罪判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存疑不起诉的情形中，被不起诉人仍然存在着有罪或无罪两种可能；
3、存疑不起诉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因此亦不符合赔偿的条件。由于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实施早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存疑案件是否应当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之后又没有这方面的补充规定，无法可依；
4、“疑罪从无”的后果并不意味着必然要求对被不起诉人进行赔偿。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的案件，毕竟不同于已经查明了确系无辜的无罪，刑事诉讼保护人权的精神并不是以国家赔偿来衡量的，不起诉与是否对捕后的被不起诉人给予国家赔偿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对捕后的被不起诉人是否予以赔偿，应只取决于逮捕的正确与否；
5、对存疑不起诉案件予以赔偿，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存疑不起诉系因证据不足而不起诉，当检察机关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可能重新启动公诉程序，这样就不可避免出现已经赔偿的如何追偿的问题，势必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同时，如果对存疑不起诉案件予以赔偿，间接地证明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办错了案件，直接影响到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很可能造成以后执法畏难心理。
二、国家对存疑不起诉中的被不起诉人承担刑事赔偿责任
而多数学者和部分实务工作者却主张国家对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被不起诉人承担刑事赔偿责任，认为：
1、对国家赔偿法的理解和解释，应注重时代性，与时俱进，而不能拘泥于立法时的本意。基于此，对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2项规定的“没有犯罪事实”的理解，理应包括事实上没有犯罪事实和法律上没有犯罪事实两种情况。惟有此，方能使被捕的法律意义上的无辜者可以获得救济，不仅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亦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相符合，否则，有悖国家赔偿法“强化人权保障”的意旨；
2、对存疑不起诉予以国家赔偿，是严格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和注重“保障人权”的现代诉讼文明的要求。存疑不起诉中的被不起诉人，在客观上其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法律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权衡利弊后作出的一种明智而又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符合当今社会法治的潮流。即使某些被不起诉人在事实上是有罪的，但没有证据去证实，也应将其视为无罪，作为客观上无罪一样对待。否则，极有可能重新陷入“疑罪从有”的怪圈；
3、是保障被追诉者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追诉机关的职责使然。被不起诉人被羁押后，既无劳动的权利又无劳动的收入，思想上和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折磨，即使因不起诉被释放，但是，他们的人身、经济、精神损失是无法换回的。只有检察机关代表国家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补偿，才能使其心灵上得到抚慰，消除其逆反心理，这样做，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另一层面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消除隐患。同时，造成证据不足的状态与追诉机关行使职权失当不无相关，虽然有时是客观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一定情况下主观的因素，如对证据把关不严，未及时收集关键证据等等。为此，由国家对羁押后的被不起诉人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也是合情合理的；
4、对证据不足被不起诉人予以赔偿，能够促使检察机关及其具体办案人员吸取教训和改进工作，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以往司法实践中一贯的“以拘代侦”和“以捕代侦”等做法恶习。

❷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与下列哪一国家相同或者相似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的法律地位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同时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制定得最好的一部宪法。为了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必须对宪法实施实行有效的监督。
一、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

综观我国宪法发展的历史，中国的宪法监督和解释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1954年宪法规定为代表。根据1954年宪法，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以及“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虽然1954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却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权，此处“解释法律”权应理解为立法解释。实践中，当时的立法解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宪法解释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解释权对宪法中的存疑问题作出了解释和回答。因此，从宪法规定精神和内容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因此，可以说1954年宪法确立了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是该部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解释制度，未形成一个很完善的宪法监督体系。

第二个阶段以1978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以及“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由此可以看出，在宪法解释问题上，1978年宪法明确建立了宪法解释制度，比1954年宪法有所进步。但1978年宪法只是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而没有像1954年宪法那样明确提及“同宪法……相抵触”，且针对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而非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违宪法令和命令”。因此，可以说1978年宪法建立了以宪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没有将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这两个职能分开，实际上也是没法行使这一权力。

第三个阶段以1982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982年宪法通过宪法解释权制度与违宪法规等的撤销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形成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但是1982年宪法仍然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的撤销与审查问题。因此，中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仍然还不健全。宪法监督制度首先应当包括违宪立法审查权和撤销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违宪问题，在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下是难以解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个机构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两个机构没有办法监督其本身。在宪法之下的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两个层次，都没有被监督。所以，严格来讲，宪法监督制度在我国实际上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二、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

我国现行宪法在总结我国宪法监督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同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宪法监督的有益做法，对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作出了新的规定，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现行宪法对宪法监督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明确宣布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序言最后一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二）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总的原则。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❸ 我国不起诉制度的现状

论不起诉制度与立法完善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应或不必对犯罪
嫌疑人定罪，从而决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一种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
免予起诉制度，排除了人民检察院的定罪权，同时扩大了不起诉范围，设立了相对不起
诉制度，吸收了免予起诉中的部分合理内容，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体现
了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有机结合，完全符合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不起
诉制度对于实现诉讼经济原则，提高诉讼质量和效率，实现诉讼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以及保障人权等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
度的规定虽较为全面，但仍然过于粗疏和原则，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尚欠具体，不够细
致，随着理论的发达和立法经验丰富，不起诉制度作为我国法律中的新兴制度，尚需进
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不起诉制度的性质再认识，不起诉制
度的意义，不起诉制度的范围界定，不起诉制度的救济途径，以及不起诉制度立法的进
一步完善，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指导老师给予赐教。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应或不必对犯罪
嫌疑人定罪，从而决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一种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起
诉的案件、对不起诉决定书的制作与送达、不起诉的报备案，对不起诉的申诉、复议和
复核等规定，构成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
诉制度，排除了人民检察院的定罪权，同时扩大了不起诉范围，设立了相对不起诉制度
，吸收了免予起诉中的部分合理内容，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起诉
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有机结合，完善符合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不起诉制度
对于实现诉讼经济原则，提高诉讼质量和效率，实现诉讼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以及人权保障等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不起诉制度作为我国法律中的
新兴制度，尚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 不起诉性质的再认识
1、 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作出的不予追诉处分决定。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
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的
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检察机关在控方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决定。
2、 不起诉是公诉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公诉机关在行
事诉讼中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
财产。公诉机关提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
诉机关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
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上的
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3、 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依照“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
审理必须以起诉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
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
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4、 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终止诉讼法律效力，诉讼不再继续进行。公诉机关不起诉
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律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
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
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虽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对于公诉机关作出不
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有了新的证据或发现新事实，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公诉机
关依职权应撤销原来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
人对不起诉决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此作为一种自诉案
件，被害人得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
5、 不起诉体现了公诉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新《刑事诉讼法》中第142条第二款
“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
起诉的决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这两种情形的，不起诉决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之说不
是必须作出的。而是根据一定情况酌变，通过对不起诉性质的分析。
二、 不起诉制度的意义
（一） 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的原则
法定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中的经济效益，应尽
力缩小诉讼的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应当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
法律程序进行诉讼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诉讼经济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为各国重视
的一项原则。贯穿整个刑事诉讼中的诉讼经济也是不可缺的，不起诉的制度，正是诉讼
经济原则在起诉的阶段的体现。不起诉制度，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缩
小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产，使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
案。因此，我国检察机关享有酌定不起诉的权力，该规定的主要功能就是减少司法资源
的浪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原则，提高了司法操作中处理刑事案
件的效率。
（二） 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我国不起诉制度是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中的法定主义称
起诉强制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刑事案件只要具备了起诉的法定条件。公诉机关就必需向
审判机关起诉。检察机关对案件是否起诉，没有权力，这种源于资产阶段革命时期自由
主义法律思想的诉讼原则，对于防止公诉权的滥用，排除政治势力对司法的干扰，在历
史上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资产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司
法活动中，诉讼经济原则，诉讼效率原则也被普遍重视，对具体的犯罪行为有无惩罚，
必要成为立法和司法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刑罚制度中，传统的刑罚报复主义，惩罚
思想逐渐为教育改造观念所取代。即检察官在审查诉讼中，充分考虑诉讼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便宜裁定”以决定是否起诉，如：
1、 涉及青少年犯罪、过失犯罪、偶犯和因社会环境所迫、且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案件
，如果毫无例外地进行公开审判，则会把他们尤其是未成年人推向更不利的地位，不仅
不利于他们改造、教育，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生活道路，对这些人进行不起
诉处理，在法律上不作有罪处理，不确认其有前科，以促进他们主动吸取教训，悔过自
新，回归社会，用非刑罚方法实现刑罚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是贯彻我国惩办与宽大相
结合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和有效措施。
2、 涉及有组织或者其他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本着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的原则进行
区别对待。对其中一些罪行比较轻微、认罪态度好、为争取宽大处理积极交待罪行的人
做出不起诉的处理结果，有利于促使其检举揭发同案人，积极促使其协助司法机关调查
取证，并有效地瓦解犯罪组织或犯罪团伙，有利于打击主犯、首犯。
3、 涉及年迈、盲、聋、哑的人犯罪，或者犯罪年迈、盲、聋、哑的人唯一赡（抚）养
人的案件，对具备一定条件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社会
稳定，有利于培养善良的社会风气，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同情心。
4、 涉及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化解冲
突，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安定。
5、 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案件，作出不起诉选择，有利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

（三） 保障人权
存疑不起诉规定的设备和限制补充侦查的次数，使犯罪嫌疑人从长期羁押中解放出来，
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体现了新刑诉法保障人权、司法保障方向与国
际刑事诉讼接轨。
三、 不起诉的范围界定
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叫不起诉的法定原因，是指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定情形。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以下三种情形：
1、 绝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A、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我国刑法不仅把情节作为决定使用哪
个量形幅度的标准，而且亦将视作罪与非罪的界限。情节轻微就成为衡量人们行为是否
构成犯罪的分水岭，情节又是与社会危害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
特征。如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性，法律就没必要把它定为犯罪；如果某
种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能认定为是犯
罪。
B、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刑法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诉，主要是因
为犯罪分子对社会已无危害，没有必要再对他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76条、77
条对追诉时效有具体规定。
C、 经特赫令免除犯罪的。特赫是针对经过一定时间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实行的，
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建议，经过审议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
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D、 依照刑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的。对于涉及公民个人权益的案
件，国家一般不予干预，是否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由公民个人自行决定。如果被害人
及其他有告诉权的人不提出告诉，或者提出告诉后又撤回告诉人，人民检察院依法作不
起诉处理。
E、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意味着失去了追究刑事
责任的对象，追究其刑事责任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故刑事诉讼活动没必要继续进行下
去，因此，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此终止刑事诉讼。
F、 其它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2、 微罪不起诉。《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
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的内容
相似于原刑事诉讼中免予起诉的适用内容。修改后的法条中，加上“犯罪情节轻微”从
而进一步明确这种情形的性质。与绝对不起诉相对，这种情形人民检察院不是“应当作
出不起诉”，而是“可以”作出不起诉。因此，微罪不起诉是相对不起诉，表明检察院
在起诉程序上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斟酌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起诉。
3、 存疑不起诉。新《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
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存疑不起诉”与
法院“疑罪从无”的思想是一致的。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
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
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四、 不起诉的救济途径
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如果不正确，应当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寻求救济，以保障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的公正，这种救济途径意味着对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的限制。

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的救济途径作出了明确规定。不起诉的救济途径按主体可以分为
两类：
1、 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是指被不起诉人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依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救济途径自己寻求救济。
A、 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新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对被害人的确作了两条自我救济的途径：一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如果检察机关维持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B、 被不起诉人的救济途径。新刑事诉讼法中第146条实际规定了被不起诉人对检察机
关作出的微罪不起诉的决定不服时的救济途径。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
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基于确认被不起诉人有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虽不同于原刑
事诉讼法中免予起诉的有罪处理，是一种无罪的处理决定。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的人
身、财产也不能作实体上的处分，但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的人身、财产也不能作实体
上的处分。在这种情况下，被不起诉人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事实，因而不服检察机关
的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此途径来寻求救济。不过，不起诉决定毕
竟是无罪的处理，因而法律只允许被不起诉人进行申诉，没必要也没意义允许被不起诉
人有起诉这样的救济途径。
2、 司法机关的监督救济途径。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院某司法机关，依其职责
对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而形成的救济途径。
A、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如果作出不起诉决
定，表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应否起诉在认识上存在矛盾。公安机关作为侦查
机关，对其移送起诉的案件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因而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一定的监督
制约权，以利于对案件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案件最终作出正确的处理。新刑事诉讼法
第144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的监督制约途径。应当明确，公安机关不起
诉的监督制约与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是不尽相同的，公安机关只能向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
和提请复核，以此来监督，而不能向法院起诉，因为公安机关只是侦查机关，它不是当
事人，也不是公诉机关，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
B、法院的监督制约。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是通过被害人的起诉达到监督制
约的，而被害人自我救济也要通过人民法院才可实现。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
决定，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起诉，法院有权对此进行
裁决。这既是法院以此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监督制约，也是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
的保护。
C、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依新刑事诉讼法在被害人的救济途径和公安机关的监督
制约中，公安机关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
院申诉。这表明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权监督和复查。在
检察系统内，奉行检察一体化原则，即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下级
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上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因此，上一级检察机关对
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也是比较有效的，这样有利于督促下级检察机关
正确作了不起诉决定。
五、 不起诉制度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虽然较为全面，但仍然过于粗疏和原则，司法实
践中操作起来尚欠具体，不够细致。随着理论的发达和立法经验丰富，不起诉制度实践
以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立法上尚有不足之处。一是对不起诉的法律规定不完善，有
的案件不能作不起诉决定，导致公共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二是在重罪是否起诉问
题上，由于角色错误，因证据的充分性认识分岐而决定不起诉，致使公众对检察机关的
期望不能得到满足。我们认为，应对不起诉制度进一步立法完善。
（一）、应扩大不起诉的范围，扩大检察院的自由裁量权。
①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主要是从刑罚轻轻考虑，没有
更多地从公共利益出发，因此有进一步的完善必要。
犯罪是对社会秩序最严重的破坏，为维护社会秩序，国家必须惩治犯罪，刑事起诉作为
国家代表查明，证实犯罪的诉讼活动，通过对犯罪的追诉体现法律正义，检察机关基于
查明的事实，根据法律的规定使无罪的人得到及时解脱，使有罪的人接受法律制裁，就
意味着正义的实现，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有些案件，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
者把没有犯罪行为的人，公安机关把合法行为的实施者错误的立案，侦查的，对这样的
无辜者不起诉是无疑的。如起诉则会损害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对追诉重大犯罪带来不
利影响。因此，立法上就忽略了合法行为或者未实施危害社会的情节。所以，建议我国
刑事诉讼法亦应将起诉如果不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等情形纳入刑事诉讼、刑事
不起诉进行规定，以便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维护社会正义。
② 应当由法律规定一些情节存在，可以不起诉。
第一、 应当从保护未成年人观念出年，扩大未成年人，特别是在校学生不起诉的范
围。如情节较重，但取得被害人谅解，已达到民事赔偿等方面可扩大不起诉的范围。
第二、 吸取外围“诉辩交易”的合理内核，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从犯，协从犯，可
扩大不起诉范围。以利于实践刑罚惩罚首犯、主犯之目的。
第三、 建立国家救助制度。对存疑不起诉中的受害人实行国家救助，设立国家专项基
金，从专基基金中支付对受害人的经济补偿。
（二）、加强对重罪不起诉控制，防止检察官权利滥用。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困惑于证据是否充分，对有一些证据能证明涉嫌犯罪的不敢起诉
，而作存疑不起诉。造成这种情形，一方面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起诉证据标准的规定过
高，等同于法院判决的证据标准。另一方面也是检察官在办案中对证据和刑事起诉程序
的认识存在问题。在刑事起诉中检察官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的是追诉活动，是
否证据充分，是否构成犯罪，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法院居中裁决。当然一般的轻罪案件
，如果对证据的认识存在问题不起诉，还可以从诉讼效率的角度进行解释。而对重罪案
件，如果不起诉，则违背了公众的期待。如我国自古有“杀人偿命”之说，如果对杀人
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话，公众很难接受。
因此，我们建议，可以借鉴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监督的做法，扩大人民监督
员监督的范围，增加规定人民监督员对重罪案件（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不
起诉进行监督，加强对重罪案件不起诉的控制和制约，维护公共利益。
（三）、完善不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
召开不起诉听证会制度，加强不起诉的监督，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
1、 召开听证会的范围可定位于：①有争议的案件，特别是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对案件
的定性，认识不一致的案件。②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案件。③当事人提出需召开听证
会的案件。④其它需要召开听证会的案件。
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对案件无争议，以及符合《刑法》第37条规定的案件
不用召开听证会，可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
2、 不起诉书备案制度。
不起诉书下达后，3日内送交上级检察机关备案，以便上级随时抽查，如发现不起诉，
决定确有错误，可以予以纠正。
3、 充分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起诉案件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承办人
应及时将案件材料转交受案单位。
总之，随着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必将对经济诉讼，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作用。

❹ 故意杀人罪中存疑不起诉如何把握

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在主观上须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在认定故意杀人罪时，对于刑法分则规定的主客观要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遇到存有疑点的情形必须具体分析案件中的疑点是否影响到案件的定性，进而决定应否审查起诉决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疑不起诉是因为证据的原因而造成的起诉不能。存疑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在程序上的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表明人民法院具有专属定罪权。免予起诉取消后，人民检察院不再具有实际上的定罪权，存疑不起诉本质上只是人民检察院暂时放弃诉权而非进行实体处理。尽管人民检察院对案件事实及其性质作了认定，但这种认定不具有终局性，只具有程序价值，在条件具备时人民检察院可以重新起诉。存疑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效力是相对的。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并不表明被不起诉人将不会因同一事实再受刑事追究，在符合一定条件下，人民检察院仍可以提起公诉，使刑事诉讼得以继续。在这点上，不起诉与刑事判决的效力不同：人民法院的判决一经确定，即产生实体上的效力，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得对该案再行起诉；而不起诉因其尚未解决案件实体问题，如果又发现符合起诉条件，可以再行起诉。
一、存疑不起诉的法定条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的规定，存疑不起诉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一)案件已经经过补充侦查。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必须是经过补充侦查的案件，但对于补充侦查的次数和由哪个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法律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易产生不同的理解。
1.关于补充侦查的次数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3款规定：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但这是对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次数的限制，并不是说对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作不起诉决定时，一定要经过二次补充侦查后再作决定，而应当根据具体案件进行综合分析。例如，有的故意杀人案件经过一次补充侦查(或不经过补充侦查)就能够得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结论，对这类案件经过一次补充侦查后就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而有的案件，经过一次补充侦查后，仍证据不足，但检察人员认为随着时间的延续以及侦查工作的不断进展，有可能使证据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就要经过二次补充侦查，直到最终仍然不能查清证据，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才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2.关于补充侦查由哪个机关来进行的问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也就是说，经过补充侦查的案件，不只是由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也可以包括由人民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因此，只要是经过补充侦查的案件，都可以适用存疑不起诉，至于是由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还是由人民检察院自行补充侦查，不影响作出不起诉决定。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第(2)项规定，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可以延期审理。因此，存疑不起诉也适用于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撤回补充侦查的案件。这种撤回补充侦查的情形也包括两种：一种是由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种是由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于这类案件，经过补充侦查后，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也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只有如此，才能使犯罪嫌疑人尽早摆脱诉讼，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才能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客观要求。
(二)案件证据不充足。
适用存疑不起诉的第二个法定条件是证据不足。即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没有查清，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如果将此类案件起诉到法院，一是因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可能导致人民法院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结果。因此，必须严格把握证据不足这一法定条件。在司法实践中，证据不足，主要是指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具体表现为：1.据以定案的根据无法查证属实；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又不能合理排除；4.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5.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不能形成完整的锁链。
二、是要在实践中要正确把握存疑不起诉案件后续处理的原则。
第一，要在办案中严格把握存疑不起诉的标准。在这类案件中，认定故意杀人嫌疑人构成犯罪有一定根据，但证据不充分，不能在法律上证实犯罪。将这类案件起诉到法院，难以达到公诉的目的。根据无罪推定的精神，对这类案件应当不起诉。
第二，要在办案中体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疑罪从无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刑罚原则，对于补充侦查证据不足的，理应由法院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或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及时作出不起诉决定，体现了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即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有罪时，推定其无罪。
第三，将不起诉决定通知公安机关和被害人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接受申诉的检察机关应将复查结果告知被害人。
3.解除扣押、冻结
对于在侦查中扣押、冻结的财物，对无罪不起诉的，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应当予以解除扣押、冻结，从而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决定不起诉后财物仍被长期扣押、冻结的不正常现象，以保障被不起诉人合法的财产权利。对其他类型的不起诉，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4.将被不起诉人移送有关机关进行行政处罚、处分或其他处理
存疑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发现了新证据、新事实，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如何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规定，实践中遇到时会无法可依，因此应予以完善。从理论上讲，存疑不起诉决定的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只是相对的。因此，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出现这种情形时，检察机关应依职权撤销原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依法重新起诉。

❺ 存疑不起诉前非要退查吗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对公安机关或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拟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必须退回公安机关或检察院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只有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后，仍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经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笔者认为，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前设置退回补充侦查的前置程序不妥。其理由是： 第一，不符合现代诉讼原理。退回补充侦查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在立法上强制设立退回补充侦查的手段，对拟存疑不起诉的案件进一步收集有罪证据，尽可能对移送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定罪起诉，避免或减少存疑不起诉决定的作出。体现了“疑罪从有”、“疑罪从挂”的思想。这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原理，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不符合诉讼时效原则。诉讼时效原则要求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要尽可能简便。减少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可以降低司法资源的耗费，也可以使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早日摆脱或减少诉累。对拟作出不起诉决定前，没有必要设置退回补充侦查的前置程序，应由承办案件的主诉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是否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 第三，有的案件没有退回补充侦查的必要。一是有的案件在移送起诉时就已经可以确定定案证据不足，而且明显无新的证据可查，特别是在证据已经灭失、证人死亡或去向不明等情况下，退回补充侦查也无济于事。司法实践中就有部分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并没有补充到任何新的证据，这种情况下的退回补充侦查是徒劳无益的。二是退回补充侦查的目的可以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得以实现。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开展补充侦查，达到退回补充侦查同样的效果；而且，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还更具有针对性，还可能取得比退回补充侦查更好的效果，有利于准确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第四，已有足够的监督制约程序保障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质量。存疑不起诉案件作出决定前要退回补充侦查，其目的是保障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质量，防止轻易作出决定，放纵真正的犯罪分子。但是，刑事诉讼法已经设置了相对较全的程序保障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质量。一是存疑不起诉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检察院内部最高决策机构——检察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二是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存疑不起诉决定还要接受同级公安机关的制约，公安机关认为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有错误，可以要求复议或复核。三是设有提起公诉的救济程序，检察机关在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后，如果发现案件有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的，还可以对存疑不起诉的被不起诉人提起公诉，可以避免打击不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证据不足，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在审查起诉期间无法查证属实的，不必都要退回补充侦查才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作者单位：重庆市大足县检察院）

❻ 什么时候存疑时有利被告

您好，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含义是：在对事实存在合理疑问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裁定。该原则在适用中可能表现为许多情形：当事实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存在疑问时，应该按照无罪来处理;当事实在重罪与轻罪之间存在疑问时，应该认定为轻罪;就从重处罚情节存在疑问时，应当否认从重处罚情节;当无法确信某一犯罪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时，应当不再追诉。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精神。作为一项诉讼原则，“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也开始进入部分司法人员的思维视角。与历史上曾经被推崇的“有罪推定”相比，无疑具有历史的意义。但从司法部门对该原则适用的情况来看，对“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理解尚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部分司法人员认为只要在案件事实中存在着疑问，就应该理所当然地适用该原则。于是，“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经常成为一些司法人员拒绝评价某些复杂案件的“挡箭牌”，甚至掩盖了司法人员较低的刑法诠释、适用能力，甚至包括不敬业的职业态度。笔者认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前提应该是指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存疑”是指对案件事实存在着合理的疑问，而不是对法律的疑问。
作为一个司法者，没有权利动辄怀疑刑法的权威性和确定性。相反，我们应该笃信刑法是正义的表述，刑法的规定是明确和合理的，否则，自身尚且含混不清的法条是不可能成为司法的根据的。所谓的疑问，只是对案件事实的疑问。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现实中的很多携带水果刀抢夺的是否应该定抢劫罪，有些司法人员常说：由于刑法并没有规定多长的刀具属于第二百六十七条中的“凶器”，所以刑法自身存在着疑问。因此，对于即使携带了可以折叠的水果刀进行抢夺，也应该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还是按照抢夺罪处理。刑法规定的内涵根据其立法意旨以及条文上下文之间的关系，总是可以确定其不法类型的。如果刑法的内容是含混的、有疑问的，刑法不可能成为定案的依据，也无法指导案件事实的形成。但案件事实由于各种原因，如证据的缺失或事实本身具有混合类型的特征，可能无法达到证据充分的程度。因此，“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首先是对案件事实的存疑，而不是对法律的存疑。当对刑法存在疑问时，只能说明对刑法的理解和领悟还有深化的空间。
第二，“存疑”是指对案件事实中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存在合理的疑问，而不是对任何事实都有疑问。
案件事实形成的先决条件，是对于定罪有重要意义的事实都应该查实。如果在法定的期限内，对于定罪与量刑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仍然不能证实，就不能转嫁到被告人的身上而不利于被告人。因此，在对判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尚存怀疑的情况下，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但在疑难复杂的案件中也经常存在着很多对于定罪并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证实，不应该片面地理解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而轻率地作出无罪、罪轻或从轻的决定。
第三，“存疑”是指对证据的合理怀疑，而不是无端猜疑或片面怀疑。
“任何与人为的事务有关并且依赖于人为的证据的东西都容易存在可能的或想象中的怀疑。”因此，只有存在合理怀疑的时候，才有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而合理怀疑建立的基础是已经掌握的客观证据，而不是凭空的设想。否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一个案件是可以没有假设意义上的“疑问”的。按照假设怀疑的推理，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也不可能“铁定”一个案件的。
张明楷教授颇有见地的观点认为：“所谓合理的怀疑，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合理怀疑的构成依据是客观事实，而非随意猜测。换言之，提出怀疑是基于证据，而不是基于纯粹心理上的怀疑。第二，合理怀疑的判断标准是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一般人的认识，所以，当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怀疑之后，要由法官根据一般人的观念、不带偏见地作出判断。只有被告人认为法官应当产生合理怀疑时，还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只有当法官以中立人的身份认为未能达到确信程度时，才属于合理怀疑。第三，合理怀疑的成立标准是证明有罪证据尚不确实、充分。换言之，如果有罪证据已经确实、充分，那么，合理怀疑是不可能成立的。”案件事实形成中的怀疑应该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合理怀疑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而是基于自然规律、一般的生活法则以及客观证据而产生的对案件事实的怀疑。
合理怀疑是建立在现有证据或自然规律、一般的生活法则的基础上的。对于合理怀疑所建立的现有证据基础，不应该理解为某一孤立的证据，而是考量案件事实中的所有证据。如果根据整个证据链仍然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才可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在具体的案件事实中，一个孤立的证据往往显得证明力很脆弱，但若干个证据关联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有较强证明力的证据链，除非有足够相反的证据，司法人员不应该轻易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想而否决证据链所凝聚的证明力。
客观的证据不能开口说话。所以，对于是否存在着合理的怀疑往往依赖于司法人员正常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理智判断。我们的司法实践过于依赖客观的证据，唯恐渗入自己的个人判断，这在证据的认定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主观故意的认定。所以，当被告人否认自己主观上具有犯罪的故意，或共同的故意，或某种明知的心理时，合理怀疑的判断标准是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一般人的认识，应该由法官根据一般人的观念，按照正常的逻辑且不带偏见地作出判断。

❼ 恩格斯如何论述法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的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论文。在《论住宅问题》中,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论文。在《论住宅问题》中,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 《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恩格斯是以唯物史观研究法律起源问题。在他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也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他在《论住宅问题》中作出了如下著名论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这段经典论述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共同规则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所必需。任何社会要生存下去都必须一刻不停地进行生产,以及相应的分配和交换的活动,并使个人服从这种生产、分配和交换的一般条件。其二,共同规则来自对经济活动中重复行为的抽象。每日每时,从不间断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行为,首先表现为个别、具体、重复的行为。同时,这种生产行为又“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所以,这种重复的行为天长日久,必然逐渐地被抽象为一般的、概括的行为规则,即具有一般社会调整意义的规则。这些行为规则日后又一步步地得到固定,最终形成了模式化的共同规则。其三,共同规则的形成,经历了从习惯到法律的过程。固定的、模式化的共同规则,开始是表现为习惯。习惯作为人类社会的生活惯例和行为标准,是原始社会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是人们长期沿袭下来的以及自然地、逐渐地养成的,是人们共知、共信、共行的结果。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习惯又发展为习惯法即最早的法律。其四,法律产生的同时,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公共权力,即国家。在更晚的时期,由于国家立法机关的出现,文字的发达,法律又发展为或多或少的成文习惯法,再进一步便是制定法。通过以上概括不难看出,在这段简短而深刻的论述中,恩格斯以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深透洞察力,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表达了关于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 二、《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存疑 无庸讳言,上述概括性的论述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有待阐发。最明显的是:表现为共同规则的习惯产生于“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究竟指哪个阶段?“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法律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二者的内在必然联系是什么?等等。1877年美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历经40年之久对印第安易洛魁氏族制度的亲身考察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根据,撰写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古代社会》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并且在保持时间最长的母系氏族制度下是没有任何人奴役人的现象存在的,氏族社会才真正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打开希腊、罗马上古史的哑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还由此开辟了研究原始社会的新时期。面对这个使人耳目一新的科学成就,马克思便暂时中断了几乎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对《古代社会》进行深入地批判、思考和借鉴,写下了厚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在该《摘要》的基础上,同时以自己对原始社会和古代史研究的大量成果为根据,认真审视并弥补了《古代社会》的某些缺陷,撰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考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过程中,对与之紧密相连的法律的起源问题,集中表述了一系列深刻的新见解,并对以前的存疑做了明确的解答。 

❽ “黄标车”的来历合法性存疑

http://ke..com/view/712267.htm

❾ 存疑不起诉公安行政拘留十天国家赔偿案例

存疑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决定不将犯罪嫌疑人诉交人民法院审判的一种处理决定。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对于经过补充侦查证据仍然不足的，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认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对于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被不起诉人是否有权请求国家赔偿的问题，有这样三种意见：一是一律不赔;二是一律都赔;三是不一定都赔，也不一定都不赔。
笔者认为，“存疑不起诉，依法应当赔偿”。理由如下：
一、“存疑不起诉”也有叫“疑罪不诉”的，所谓存疑不起诉形似中止，实为终止(或称终结)的决定。因为依照《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不起诉的决定应当公开宣布，不起诉决定则自宣布之日起生效，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情形，应当依法确认，未经确认有违法侵权情形的赔偿申请不应进入赔偿程序。第7条又规定：有下列法律文书或证明材料的赔偿申请，请求赔偿的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以确认论，应当进入赔偿程序。其中第四项就是不起诉决定书。由此可以看出，起诉决定是对批捕的确认，不起诉决定则是对批捕的否定，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的程序来讲，不起诉决定书就是对错捕的确认。
二、“存疑不起诉”不能认定被不起诉人有犯罪事实。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条规定的情形看，所谓“存疑不起诉”，实际上是一种无胜诉权的案件，如果一定要起诉到人民法院，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存疑不起诉的几种情形均属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理应作出无罪的结论。有人说，存疑不起诉不等于没有犯罪事实。其实，所谓“犯罪事实”是指构成犯罪的事实，是指依照刑法规定构成某一具体罪名的事实，是有证据证明了的犯罪事实，而不是证据不足、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也有人认为，存疑不起诉不属错捕，因此不属国家赔偿的范围。笔者认为，按逮捕的条件，存疑不起诉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己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逮捕的条件恰恰是以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为前提的，所以对存疑不起诉案件在逮捕的对与错之间应当选择“错”。从内部监督制约的角度来讲，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是对批捕的把关审查。存疑不起诉，实际上是对批捕阶段审查认定的事实的否定，检察机关作出的存疑不起诉决定，即是对其错误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依法确认。因为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依据的是认定该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不足。虽仍有犯罪嫌疑，但其前提条件是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之规定，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前提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由此可见，检察机关作出的存疑不起诉决定，是对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依法确认。因此存疑不起诉属错捕，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即“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三、我国《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赔偿的原则是适用无罪羁押赔偿原则。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是因为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不足。退而言之，此类案件即使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最终也必将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判决犯罪嫌疑人无罪。人民法院作出的无罪判决也是对检察机关错误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依法确认。因此，检察机关对无犯罪事实的人批准逮捕羁押，请求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四、国家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依法赔偿。其基本含义应当包括这样两条：(1)必须坚持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赔偿程序、赔偿方式及赔偿标准等进行赔偿。(2)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才能赔偿，不符合其规定的，尽管是合理的，也不能赔偿。如前所述，“存疑不起诉”实质上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的错误逮捕”的侵权行为的确认，应当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五、存疑不起诉，不予赔偿的观点，尚无法律依据。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在《国家赔偿法》的第17条中规定的6种免责情形，存疑不起诉不在其中之列，连“司法解释”或“批复”都没有规定。既然没有法律规定，就没有法律依据。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负赔偿责任呢?这正如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司法机关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一样。
六、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后，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不适用《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之规定。一是因为《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赔偿的原则适用的是无罪羁押赔偿的原则，而不是违法赔偿原则;二是因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与“认为证据不足”，构不成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已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是因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即不作犯罪处理;而后者是因为证据不足，不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不能认定犯罪。因此，不能适用《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免责条款，赔偿请求人仍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七、“存疑不诉不予赔偿”的观点，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存疑不诉”往往是疑而不诉，把犯罪嫌疑人长期挂起来，一年、两年、数年，甚至可能是一辈子。这样就从根本上剥夺了被不起诉人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有人担心存疑不起诉的案件如果赔偿了，将来又发现了新的证据，需要重新提起公诉判决其有罪那不就成了错赔(错案)了吗?其实不然，即使赔偿了，将来又判决其有罪，则依法撤消原赔偿决定，收回赔偿金，并不存在错案的问题。且从司法实践来看此类情况极少。对此法律之所以作出无罪推定，是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中权衡利弊而作出的一种选择。若对被不起诉的人不给予国家赔偿，事实上还是把被不起诉人看成有罪，还没有真正把无罪推定的精神贯彻到底，这样既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