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良法

⑴ 一个国家的法治为什么需要良法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中文名
法治
外文名
rule of law
拼音
fǎ zhì
基本解释
依法治国
对称
人治
快速
导航
重要论述

历史演变

必要性

其它相关
词语概念
基本含义
(1 [rule of law]∶依法治国[1]
(2)[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学 法治学的是独立的学科，是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社会价值体系。
引证解释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邹韬奋 《抗战以来》六二：“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亦指依法处治。《史记·蒙恬列传》：“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
但有时并非作为一个词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相对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而所谓的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在我国立法的权力属于人大，而不属于所谓的“上”、“外”、“官”，因此这样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并不会因为违法者身份而纵容其违法。行政机关并没有立法权，但是行政权力确实在影响司法，通过各种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影响，来扩大其职能和实现其效用。在近一段时间内，舆论以第四权的身份出现，掌握舆论资源的人通过各种舆论压力，对于司法权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使得舆论资源所有者与行政权力所有者一道成为影响司法权的人。这种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或“舆论第四权”思想的“依法治理”严重悖离了法治精神和原则。而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既在客观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确信息、行动上介入国家法治实践，又在主观上无法正确判断，更不用提参与和对之加以评价。其深层原因在于人治思想与权力本位思想还在相当的领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结果最后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见，认为法律只是专管老百姓的，从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层现象，其真正内涵没有深刻理解并内化为坚实的信念和外化为行动。

⑵ 怎样提高立法质量 实现良法之治

（1）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以严格规范行政执回法行为。 （2）提高依法行政答水平，还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3）题中观点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是片面的。

⑶ 实行良法之治的意义

答：摘 要：法治是城邦建设中一个不得不讨论的话题，在中西方的城邦发展变化中法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治的前提是良法，只
有良法才能够真正发挥法治的功能，才能够维护整个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法治观念在古希
腊到古罗马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文章就以古希腊发展到古罗马的这一阶段为时代背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和西塞罗的法治观念入手深入分析良法之治并从中找出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拓展：关键词：法治；良法；城邦；
现代化建设
一、城邦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
柏拉图在早期的著作《理想国》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关于“哲学王”治国的理念，然而现实的残酷还是打翻了柏拉图心中那
个理想之梦，他明白了，一个城邦的理想治理仅仅依靠那些所谓的美德治国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要辅之以法治。在柏拉图晚
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说到：“……我们就判断出快乐和痛苦的是非曲直，当它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共决策来表述
时，它就获得“法律”的名称。”[1]这是柏拉图对于法律所下的定义，他认为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公共决策。亚里士多德认为城
邦是追求美好德性、实现善的优良团体。[2]德性就是：“即幸福的生活在于无忧无虑的德性，而德性又在于中庸，那么中庸的
生活必然就是最优良的生活-人人都有可能达到的这种中庸。”[3]对于城邦的治理，他认为需要进行良法之治。西塞罗受到了
斯多葛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他弘扬并继承了斯多葛哲学的自然法思想，将自然法贯穿到对国家、政体以及实在法的论述之中。
二、法治的前提条件―良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三个人都已经意识到并不是随意的颁布法律就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理城邦的效果，亚里士多德
是第一个详细地解说良法的人，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第一个倡导良法的人，因为，从柏拉图的法治观点来看，他也已经认识到
了制定法律的程序及目的等各个方面并且注意颁布正确的法律，只是柏拉图没有明确地贯上良法的名字。
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考虑到全面的美德和全面的利益即人的利益和神的利益，在法律制定的内容方面，
应该包括国家体制、刑法、婚姻法、司法、经济生活以及教育等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良法之治的概念：因此优良法制的一
层含义是公民恪守业已颁订的法律，另一层含义是公民们所遵守的法律是制定得优良得体的法律，因为人们也可能情愿遵从坏
的法律。[4]在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除了要被人们普遍服从外还必须保证人们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西塞罗
把法律看作是判断正义与否的尺度，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好的法律，法律是否制定得良好并不是看是否是元老院的决
议抑或是人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可以看出，三人都意识到法治的前提条件，那就是良法。
三、良法的判断标准
（一）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善
柏拉图认为每个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最大目的是善，这个善与战争无关，而是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无论是多数人统
治还是少数人统治，都要遵循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使国家和平，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
的开篇便说到：“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行为都是为着他
们所认为的善）。”[5]从中也可以看出来亚里士多德同意法律制定的目的必须要是善才能够称得上是良法。西塞罗认为法律制
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正义，避免一些邪恶的企图，使人民过上平等安逸的生活。
（二）法律的制定应该与好的政体相适应
这个标准主要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制定的好坏的标准应该看它是在哪种政体下制定出来的，凡是正
宗政体下制定出来的法律则是良法是民主之法，凡是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则是恶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共和性质的城
邦下制定出来的法律才可以称得上是良法。
（三）理性是良法的基础
柏拉图是这样表达理性的：“我的好朋友（我们应该说），如果天体和天体里的一切东西的整个运行过程和运动，反映着
理性的运动、旋转和计算，并且以相应的方式来动作，那么我们必须清楚地承认，它是最好的一种灵魂，这一灵魂照管着整个
宇宙并且指导宇宙沿着最好的路径进行。”[6]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一切物体运动的本源，灵魂也即自身的运动，最好的灵魂反映
着理性的运动，他强调立法者按照理性的方式立法，才是一个国家的最好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性观，他认为
法律应当是不受欲望所影响的理性的体现，理性的法律要求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情感因素。西塞罗则是在法律的起源上引出了理
性，他说到：“法（jus）的始端应导源于法律，因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
度。”[7]西塞罗认为法律应是来源于自然的理性。
四、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一）健全立法
我国目前存在着立法比例失衡的现象，经济类立法比较全面，比较详细，但是比较之下牵涉到意识形态的、政治、管理类
立法就比较缺希。我们现在要在立法工作中考虑全面，在各个方面的立法上注意比例协调，不能够偏重于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
方面，造成了立法瘸腿的现象，另外，我们要在立法中进一步保证人民的参与，保证立法的中立态度，凡是能够不交给部委起
草的法律都应该交给人大，或者一个与本部门的利益没有关系的部门机构去起草，否则的话，立法不容易摆脱部门利益的干
扰，甚至还有部门利益之争。
（二）重视法律的正义、公平
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法律的正义、公平问题。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至高的善，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将正义
分为“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西塞罗在自然法思想下强调理性。我国现在在立法、执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
表现为立法监督方面不健全，尤其是人民监督这方面选出的代表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思，在执法方面，主
要是表现在行政执法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如何规范城管执法的问题。
（三）及时修改法律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现状
法律要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相一致，在现代的社会中，就要协调好制定新法和修改旧法的关系，要及时对一些脱离现在
社会经济状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修改并不及时，造成这样的原因有：第一，立法上不够重视，我国
法律对“法律修改”的规定极少且不系统，我国宪法和法律不仅未对“法律修改”加以定义，而且对法律修改涉及的原则、程
序、制度和形式等的规定都极少，且不系统，从而造成操作性不强甚至无法操作的问题。第二，实践中，我国的法律修改极少
与法规清理和废止相联系，法律的修改往往涉及到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平衡与衔接问题，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冲突的发生。
（作者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
2021/11/18 论良法之治及对我国现代化的启示
https://www.xzbu.com/3/view-7617237.htm 2/2
[3]
[古罗马]西塞罗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 盛红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法律思想解读.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6）.
[5] [古希腊]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
[6] 盛红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法律思想解读.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6）.
[7]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137.
[8]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132，1.
[9] [古希腊]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37.
[10] [古罗马]西塞罗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90

⑷ 民法典被称为良法的原因是什么

  作为一部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法典，民法典的概念与知识大多来源于生活现实，即便是一些相对复杂抽象的概念与规范，其语言也体现出平易近人的特质。
  “平易近人的特点会让人觉得民法典‘好懂’‘好用’，有助于民众增强法律意识，也体现出立法为民的理念。”青年商事律师、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博士林耀说，“有理由相信民法典将为老百姓安居乐业提供更多法治保障。”
  此间接受采访的法学专家普遍表示，新通过的民法典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过程，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将推动中国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更高质量的“中国之治”。

⑸ 运用政治生活回答我国如何才能制定出良法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要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

加强法制的宣传、教育，让群众知法、懂法、守法，为制定良法创造良好的环境；

加强社会（群众、媒体）监督，确保不适宜的社会发展的法律能够尽快的更新，出台新发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扩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立法机构，而且是最高权力机构，掌握任命行政长官- 总理和司法长官的权力，但不单独掌握全部立法权，行政机构 - 政府也有部分立法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单独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通常规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有的还规定国旗、国歌、国徽和首都以及统治阶级认为重要的其他制度，涉及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⑹ 亚里士多德的良法的标准是指什么

亚里士多德所推崇与追求的良法之内涵，简言之，即体现正义。他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应该说，他继承和发展了自苏格拉底以来不懈追求正义的传统，其法律思想恰是以其正义思想为基础的。他所说的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他对正义内容的诠释可理解为：一是人们应该接受并服从作为事物的规章；二是指一个人分配所得的东西正是他应当得到的。
在亚氏看来，法律是规章，应得到普遍的服从，执政者要受它约束，被统治者要受它管束，并借以监察和处理城邦一切违法失律的人们。在法律的权威性这一问题上，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的统治相比，亚里士多德更注重法律的地位，为了避免重蹈柏拉图描绘“最完美的”以及“次优的”国家蓝图的覆辙，他把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视为达致“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更强调法治的完美并力陈人治的弊端。
他所讲的正义是同平等连在一起的，甚至可视为同一个概念。他所讲的平等有两类：“一类为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到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现在的人们大家都承认政治权利的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可见，根据亚氏的观点，正义的享有不是数量上的绝对平等，而是根据价值进行分配的相对平等。他所说的正义兼有两种性质：其一他用于作为统治者而表现其为主人的正义，另一用于作为从属而又自由的被统治者的时候，表现为从属的正义。他认为这两种正义有着明显的差异，统治者即品质高的人可以享有多些的政治权利，被统治者即品质低劣的人则享有少一些的政治权利。但倘若品质高的人期望得到更多些的政治权利，亦或品质低的人期望得到多一些的政治权利，这又变成不正义了。
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可再分为“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两类。“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使相互利益等同。
显然，受亚氏所处时代的限宥，他所称颂的正义观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平等，而恰恰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不平等。当然，尽管亚氏之正义存在诸多矛盾，但他对正义的推崇与追求是无可辩驳的。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法律思想，虽然不为现代人所接受，但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是无可非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因此，我们在考察他的法律思想的时候，不应脱离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阶级立场，要辨证地思考借鉴其思想中蕴涵的合理内核与精神实质。

二、良法的延伸
除了法律应当符合正义的基本标准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政体、人口、地理环境等方面对良法进行了引申和延展。
（一）他认为良法应是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的法律。“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所以，要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一“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
这就是说，凡是有利于养成公民良好习惯的法律便是良法，否则就是恶法。因为“立法者是凭借使公民养成习惯而使他们好的，而这乃是每一个立法者所希望的，那些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没有达到目的，而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个好的法制有别于一个坏的法制。”
（二）他指出良法应为相对稳定性与适时变更性的完美结合。为了捍卫法律的权威，必须首先立足于其相对稳定的本性，“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上述政治和其他技艺间的比拟并不完全相等；变革一项法律大不同于变革一门技艺。” 但这并不是说法律应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法律应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作相应地修改。这些必要的修改不仅不会影响法律的权威，相反会由于它的日益健全而更为人们所信仰。正如他所说：“法律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善。”但他同时又提醒人们，即使已经承认法律应该变革时，仍须研究这种变革是否需要全面进行抑或局部进行，而且还应考虑变革是可以由任何有志革新的人来执行还是只能由某些人来办理。
在此，亚里士多德看到了维护法律稳定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了法律变更的必要性，这无疑是他的法律思想中的又一精髓所在。
（三）他阐述了良法应当具备的其他因素。
第一，良法应适合于正宗的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法律）时必须考虑到每一因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换言之，人们制定的法律是否是良法应根据政体来判定，凡是正宗政体下制定的法为良法；反之，凡是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就是恶法。因为法律是要根据政体制订的，法律不同于政体但又决定于政体，法律是政体宗旨的体现，也是政体在法律上的表现。这无疑反映了政体对法律优良与否的评判功能。
可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从政体的角度看，法律是有好坏、良恶之分的，而且区别好坏、良恶法律的标准，就是看它所依附的政体是否是优良和正宗的。这就清楚地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良法标准同政体性质也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良法的制定还应考虑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他认为，“制订法律时，立法家应注意到国境的大小和境内的居民两个要素，但一个城邦的政治生活既不能同四邻隔离，立法家也不可遗忘邻邦关系这个问题。”他还讲道：“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倘使子女生育过多，家产不足以赡养，根据均产原则而制作的法律就不得不被毁弃。”因此他要求，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来说，应当以足以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需节制。
可见，亚里士多德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国境大小、居民多寡以及国际环境对国家立法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这些观点与现在人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相呼应，同时暗含了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原理。此外，他还谈及了另外一些因素，如财产、居民的品性及民族的特征等对法律的影响，时至今日，他的这些法律思想仍然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参考价值。
他的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良法的不同标准和特征，尤其可贵的是，他把正义视为法律的化身和生命，体现了良法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由此可见，正义与法律的关系即是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核心。这一点他显然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因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曾说过：“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受到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不可能科学地概括法律的本质特征，即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这一点在奴隶制城邦国家也不例外。
诚心为您回答，希望可以帮助到您，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好人一生平安，有用的话，给个好评吧O(∩_∩)O~

⑺ 良法和善法的区别

良法和善法的区别：

良法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是liáng fǎ，指好的办法，方法。法律上的释义就是捍卫人们的权利和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维护正义的法律。与之相对应是恶法，恶法就是维护独裁专制、维护暴政、侵害人权、肆意剥夺人们的自由、损害正义的法律。同样的法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人称之为良法，有人称之为恶法。

善法，拼音shàn fǎ，指佛学用语，通俗的讲就是修善果的方法。出自《管子·任法》：“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

形式上的良法

形式上的良法应具有以下七特点：

一是具有普遍性，即法的规则对主体规定具有普遍性和对行为规定具有普遍性。在这里，普遍性是说法规不是指向特定的人和特定人的行为，即此项立法不是为特点人和特点人群进行的专门立法。

二是具有明确性，即法的规则的条件、权利义务的内容、违反义务的行为和责任规定，都必须是明确的，并且用来表述法的规则的语言、文字必须是语义清楚、含义明确的。

三是具有统一性，即一个国家的法的规则具有整体性、一致性，不应允许其存在相互冲突，一旦发现其中存在相互冲突，则可以依据一种准则来解决这种相互冲突的规则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在同一个国家中不应该存在“一国两制”或“一国两律”、“一国三律”甚至“一国四律”。

四是具有稳定性，即法的规则在较长时间内的不变性。只有当法的规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时，人们才能了解法、按照法的规定进行相互交往和行为选择。

五是具有先在性，一方面当国家要求人们守法时，从逻辑上看，应是法的规则对人们的行为规定在先，而人们的守法行为在后；另一方面当国家企图指责一个人的行为并企图追究这个人的行为责任时，它必须是根据已制定出来的法的规则作这种指责和追究。

六是具有可行性，即法的规则对人的行为的要求必须是人们可以做到的，是符合实际的。

七是公开性，法必须被公布才能被人们所知晓，也只有如此才能被人们所遵从。只有在人们知晓法的前提下，当人们违反法时，国家才能合理地对违法者施加惩罚。法应具有公开性已成为公认的法治社会的法所应具有的最基本性质。

⑻ 如何制定良法

为作为法律价值的重要指向。由于社会大众心理尤其是价值观念与法律的契合程度决定了法之实现的质和量,因此,
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还
应将确认和切实保障具有合理性的大众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实现作为自
身重要的价值目标。当立法者在法之创制过程中注意到上述要素对法律的重要影响并从这一系列要素的内在要求出发时,
就逻辑地使自身植根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而也就获得了实现自身的可能性。
其次,
法律的体系结构必须具有确定性与完整和谐性。法律的确定性是指法律应当是肯定的、明确的、具体的,
尽可能排除所有的“弹性”、可塑性乃至任意性。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
普遍的规范。”如果没有确定性的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关系的统一调整
,就不可能排除主观任意性,
也就无法保障一个巩固、稳定的法律秩序。这种法的确定性具体表现为内容和形式的确定性,
其意义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通过法律,
人们有可能预见到国家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会抱什么态度,
亦即人们事先可以预测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公民明知可以、
不可以或应该怎样行为,以避免公民守法中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从而促进法律的高效实现。
从法律价值来看，要使法治成为良法之治,
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以道德价值体系引领法之创制活动。这不仅因为就一般意义而言,
任何法律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精神,
都是立法者依循一定的价值体系创制法律规范的结果,社会主义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当然也必须反映和符合这一特点;而且,这也缘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殊价值关怀。
首先,任何法律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精神,
都是立法者依循一定的价值体系创制法律规范的结果,社会主义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当然也必须反映和符合这一特点。就一般意义而言,
任何立法活动都是立法者自觉追求某种价值体系的活动,由这一特点所决定,
虽然就具体形式而言,法律一般表现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
但是事实上,法律还包容了人类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
蕴含了一种深刻的法律精神。
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
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
安全和平
等„„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我国学者梁治平先生也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法律被人们认为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造世界的一个部分,
它不但能够被用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传达意义。它在任何时候都体现价值,并与目的有关。
上述思想家们的言说促使我们思考:法律究竟只是无数命令、规则的汇集,
还是同时包含着发自人类内心的追求;它究竟只是一堆事实,
还是一种充溢着生命的价值?一种失却了价值引导的法律将会是怎样,甚至,
是否会有这种法律?生活在这种“法律”之下,人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对此,
我们的回答是,法律就其本性而言都蕴含着一种价值精神。
社会主义法律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规范,同样必须反映这一特点,体现这一要求。
其次,
社会主义法律的特殊价值关怀决定了应该以社会主义道德引领法之创制活动。就应然的意义而言,社会主义法律是全体人民共同意
志和利 益的体现,是对理想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明确规定,
其本身体现了一种深沉的对人的价值关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这种应然性规定
,乃是一种道德上的定位。这启示我们,在我国,
法律虽然更多地以刚性的“必须”来规定人们行为的底线,
但其中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和人的幸福的关怀的内涵却是极为丰富的。它还启示我们,
这种具有深刻道德意蕴的法律不是自发生成的,
它是立法者自觉追求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结果。要确保我们所追求的法治为良法之治,
就必须自觉地以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引领法之创制活动。
根据以上思路,在当代中国的立法活动中,应将社会正义、
确保公民权利、维护公民自由、营造良好秩序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
尤其要将人
本、人道和人文作为引领法律创制的重要价值体系。所谓人本作为法治的伦理法则,就是强调人作为目的以及满足人的需要、
保障人的权利对于法治的绝对价值。所谓人道作为法治的伦理法则,
就是要强调法制应当能够激发并且引导人类向善的天性,
应当有助于促进社会的有机结合、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协作,
应当有助于公民美德的塑造和提升。所谓人文作为法治的伦理法则,
就是要强调法制应当是一种文化之存在,尊重人之为人的固有秉性、尊重人之存在的文化内涵、
尊重公民生活的传统智慧乃法治得以畅行的必要条件。
从法律形式方面来看。良法必须符合程序合法。
只有确保程序的正义，良善的立法意图才有可能得到实现。
是不是有正当的程序，是法治与人治的一个最关键区别。
法治社会
要求必须通过公平的程序来追求公平的结果，正当程序是法治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人治之法仅仅满足于实体公正的实现，那么，法治之法则
是以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双重的维度来考虑问题，这二者对于法律
正义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使法律正
义大打折扣，而且，程序公正更多地被置于优先的位阶。人治之法所追求的正义时常具有“丛林正义”的特点——执行正义的人以实体
（结
果）公正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为此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如果正当程序
构成障碍，就可以践踏过去。法治之法则强调必须以正当程序为前提
去追求实体公正，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历史实践反复
证明，一旦正当程序的堤坝被破坏，权力滥用的洪水就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而实体公正的大面积毁损，
总是在权力被恣意使用时发生的。
目前，在中国范围内，有三种观念：第一种叫实体公正优先说。如果
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优先实现实体公正。这是一个非常可
怕的观念，是人治主义的一种表现。第二种观念就是程序公正优先。
如果真要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那就优先保障程序公正，牺
牲实体公正，这是法治主义的观念。但在中国，只有少数人有这样的
意识。还有第三种观念，叫做并重说。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要并重，
哪个都不能牺牲。并重说，不对，但也不错。但它是废话，废话经常
就是既不对也不错的。所以只能是或者实体公正优先，或者程序公正优先。

有很多人认为，程序公正对于实体公正而言仅仅居于从属地位，
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可以“牺牲程序保实体”。这种观念是人治主义的
表现，也是权力滥用的社会思想基础。所以，中国社会目前对司法公
正的理解必须大声强调程序公正的前提性。不允许任何人践踏正义的
程序去追求实体正义的结果，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如果通过公正程
序不能实现公正结果，那就得牺牲，就得接受这个牺牲，这就是法治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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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政治生活,如何制定良法

为作为法律价值的重要指向。由于社会大众心理尤其是价值观念与法律的契合程度决定了法之实现的质和量,因此,
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还
应将确认和切实保障具有合理性的大众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实现作为自
身重要的价值目标。当立法者在法之创制过程中注意到上述要素对法律的重要影响并从这一系列要素的内在要求出发时,
就逻辑地使自身植根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而也就获得了实现自身的可能性。
其次,
法律的体系结构必须具有确定性与完整和谐性。法律的确定性是指法律应当是肯定的、明确的、具体的,
尽可能排除所有的“弹性”、可塑性乃至任意性。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
普遍的规范。”如果没有确定性的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关系的统一调整
,就不可能排除主观任意性,
也就无法保障一个巩固、稳定的法律秩序。这种法的确定性具体表现为内容和形式的确定性,
其意义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通过法律,
人们有可能预见到国家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会抱什么态度,
亦即人们事先可以预测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公民明知可以、
不可以或应该怎样行为,以避免公民守法中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从而促进法律的高效实现。
从法律价值来看，要使法治成为良法之治,
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以道德价值体系引领法之创制活动。这不仅因为就一般意义而言,
任何法律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精神,
都是立法者依循一定的价值体系创制法律规范的结果,社会主义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当然也必须反映和符合这一特点;而且,这也缘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殊价值关怀。
首先,任何法律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精神,
都是立法者依循一定的价值体系创制法律规范的结果,社会主义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当然也必须反映和符合这一特点。就一般意义而言,
任何立法活动都是立法者自觉追求某种价值体系的活动,由这一特点所决定,
虽然就具体形式而言,法律一般表现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
但是事实上,法律还包容了人类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
蕴含了一种深刻的法律精神。
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
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
安全和平
等„„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我国学者梁治平先生也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法律被人们认为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造世界的一个部分,
它不但能够被用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传达意义。它在任何时候都体现价值,并与目的有关。
上述思想家们的言说促使我们思考:法律究竟只是无数命令、规则的汇集,
还是同时包含着发自人类内心的追求;它究竟只是一堆事实,
还是一种充溢着生命的价值?一种失却了价值引导的法律将会是怎样,甚至,
是否会有这种法律?生活在这种“法律”之下,人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对此,
我们的回答是,法律就其本性而言都蕴含着一种价值精神。
社会主义法律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规范,同样必须反映这一特点,体现这一要求。
其次,
社会主义法律的特殊价值关怀决定了应该以社会主义道德引领法之创制活动。就应然的意义而言,社会主义法律是全体人民共同意
志和利 益的体现,是对理想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明确规定,
其本身体现了一种深沉的对人的价值关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这种应然性规定
,乃是一种道德上的定位。这启示我们,在我国,
法律虽然更多地以刚性的“必须”来规定人们行为的底线,
但其中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和人的幸福的关怀的内涵却是极为丰富的。它还启示我们,
这种具有深刻道德意蕴的法律不是自发生成的,
它是立法者自觉追求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结果。要确保我们所追求的法治为良法之治,
就必须自觉地以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引领法之创制活动。
根据以上思路,在当代中国的立法活动中,应将社会正义、
确保公民权利、维护公民自由、营造良好秩序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
尤其要将人
本、人道和人文作为引领法律创制的重要价值体系。所谓人本作为法治的伦理法则,就是强调人作为目的以及满足人的需要、
保障人的权利对于法治的绝对价值。所谓人道作为法治的伦理法则,
就是要强调法制应当能够激发并且引导人类向善的天性,
应当有助于促进社会的有机结合、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协作,
应当有助于公民美德的塑造和提升。所谓人文作为法治的伦理法则,
就是要强调法制应当是一种文化之存在,尊重人之为人的固有秉性、尊重人之存在的文化内涵、
尊重公民生活的传统智慧乃法治得以畅行的必要条件。
从法律形式方面来看。良法必须符合程序合法。
只有确保程序的正义，良善的立法意图才有可能得到实现。
是不是有正当的程序，是法治与人治的一个最关键区别。
法治社会
要求必须通过公平的程序来追求公平的结果，正当程序是法治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人治之法仅仅满足于实体公正的实现，那么，法治之法则
是以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双重的维度来考虑问题，这二者对于法律
正义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使法律正
义大打折扣，而且，程序公正更多地被置于优先的位阶。人治之法所追求的正义时常具有“丛林正义”的特点——执行正义的人以实体
（结
果）公正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为此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如果正当程序
构成障碍，就可以践踏过去。法治之法则强调必须以正当程序为前提
去追求实体公正，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历史实践反复
证明，一旦正当程序的堤坝被破坏，权力滥用的洪水就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而实体公正的大面积毁损，
总是在权力被恣意使用时发生的。
目前，在中国范围内，有三种观念：第一种叫实体公正优先说。如果
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优先实现实体公正。这是一个非常可
怕的观念，是人治主义的一种表现。第二种观念就是程序公正优先。
如果真要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那就优先保障程序公正，牺
牲实体公正，这是法治主义的观念。但在中国，只有少数人有这样的
意识。还有第三种观念，叫做并重说。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要并重，
哪个都不能牺牲。并重说，不对，但也不错。但它是废话，废话经常
就是既不对也不错的。所以只能是或者实体公正优先，或者程序公正优先。

有很多人认为，程序公正对于实体公正而言仅仅居于从属地位，
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可以“牺牲程序保实体”。这种观念是人治主义的
表现，也是权力滥用的社会思想基础。所以，中国社会目前对司法公
正的理解必须大声强调程序公正的前提性。不允许任何人践踏正义的
程序去追求实体正义的结果，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如果通过公正程
序不能实现公正结果，那就得牺牲，就得接受这个牺牲，这就是法治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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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判断一国法律是否是良法的主要指标

答：所谓良法,就是法律的制定要有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即所制定的法律要遵循正义、道德、公平、正当程序、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理念,并且在现实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加以贯彻。
良法的指标主要有：
1）良法应是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的法律.
2）良法应为相对稳定性与适时变更性的完美结合.为了捍卫法律的权威,必须首先立足于其相对稳定的本性,同时法律应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作相应地修改.
3）良法的制定还应考虑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是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制定的。
4）良法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即法律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各种民主权利、政治自由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