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法学家白场

⑴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为何独受青睐

那我们就要明白法家思想到底是什么？

一、法家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学问分为“学”和“术”，学中有术，术中有学，有道无术和有术无道都是不提倡的。学古代也称道，是诸子百家提出来应对事物的主张、思想。术古代也称谋，是诸子百家提出来应对事物的策略、方法。法家思想的有“学”，但更多的是“术”，更实用，更方便用来指导操作。毛泽东思想把“学”“术”分别称为"战略““战术”，并对“战略”和“战术”有着系统的论述，有著名的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可见战术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三、法家的主张更符合当政者的心理

法家主要人物都在秦国从政，嬴政当政之后，韩非子更加受到重用，韩非子主张“刑法”，源于其老师的“性恶说”，认为人之初性本恶，秦始皇的经历让他更加认同法家的思想，我们看看秦始皇经历了什么？

嬴政从小漂泊居无定所、缺乏爱、没有安全感、忍受非议、极度克制压抑自己、母亲与多人出轨、认母的情人作父、其母与太监私通生子、遭受母亲的背叛和谋杀、厌恶痛恨女人、商人。秦始皇所遭受的一切经历让他更加认同法家的主张。

⑵ 姚建宗的荣誉和奖励情况

2015年《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2014年被评为辽宁省高等学校攀登学者（第六批）；
2014年《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获吉林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013年《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2010年度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任首席专家；
2009年4月第一届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
2008年《法治生态环境》荣获第二届钱端升法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008年被评为全国“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活动最佳宣讲奖；
2006年入选国家人事部等确定的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06年，荣获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并获得资助；
2005年“法学理论教育创新的研究与实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4年12月，“法学理论教育创新的研究与实践”，吉林大学2004年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2004年12月，“法学理论教育创新的研究与实践”，吉林省2004年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03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的“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2003年，《生活的场景与法治的向度》，司法部2002年法学教材和法学科研优秀成果奖优秀奖；
200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奖励；
2001年7月，“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教学改革”，教育部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1年4月，“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教学改革”，吉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1年1月，《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获吉林省第5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2001年12月，《法律与发展研究的理论倾向》，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二等奖；
2001年1月2日，《法治与良知》，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二等奖；
2001年1月2日，《法治的多重视界》，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二等奖；
2000年12月7日，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项目奖励；
2000年7月19日，被评为东北地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1998—2000年度优秀编辑；
2000年3月，《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优秀奖（最高奖）；
1999年12月，《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第六次优秀著作奖专著优秀奖（最高奖）；
1999年11月30日，荣获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1999年8月14日，《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1998年度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
1998年12月，《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法学论文二等奖；
1998年1月，《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吉林大学199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特等奖；
1998年1月，《法律制度构造论》，吉林大学199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二等奖；
1998年12月，因“八五”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成绩显著而获奖；
1996年1月，《“法治经济”解析》，吉林大学第四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论文奖；
1993年11月，《略谈法的价值与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最根本价值》，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第三次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论文奖。

⑶ 小学生怎么写百家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的观后感

组织推动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制宣传活动，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回教育，就是要把答“双百”活动放到全面依法治国大局中来谋划，努力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成为联接 “四个全面”的纽带，助力“四个全面” 协调推进。
在各级宣讲对象中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以法治精神凝心聚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⑷ 儒家 道家 阴阳家 法家 名家 墨家 纵横家 杂家 农家 各讲的什么啊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5.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慎到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6.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7.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8.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9.农家， 农家代表:许行
10.小说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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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的局面发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在这10家之中，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讨论的问题很少涉及哲学。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所谓「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后人将相互论战，及学术上的繁荣景象，称为「百家争鸣」。在这10家之外，对《周易》的研究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可以称为易家；对军事和兵法的研究当时也已形成了一种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学说，可以称为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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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社会转型期，没有统一的思想信念，没有统一的理想观念，没有统一的国家制度，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当然可以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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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在秦之后不再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大一统，汉朝独尊儒术，隋唐的科举(考的主要是儒家的东西)
在元朝的时候，也独尊儒术，但不彻底，出现了先秦的味道，所以元朝统治97年,却有很大的文化科技成就
回

⑸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什么意思

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和来自国外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就常常会走向灭亡。

出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原文选段：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译文：

一个人，常常发生错误，这样以后才能改正；在内心里困惑，思虑阻塞，然后才能知道有所作为；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怨恨吐发在言语中，然后才能被人所知晓。

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和来自国外的祸患，这样的国家就常常会走向灭亡。

(5)百名法学家白场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实行“仁政”，要与民“同乐”。

孟子的思想学说就是著作《孟子》。《孟子》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对话体著作。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作者简介：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号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

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

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和《寡人之于国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

⑹ 商鞅、申不害、韩非之间的思想有何异同谁更能代表法家呢

商鞅、申不害两人各有侧重点，而韩非子则是后世公认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如果说谁是法家代表者，那么商鞅是实践派的代表，韩非子则是理论派的宗师。

而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韩非子的理论被历代帝王采纳，即使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实际上被他用来治国的仍是法家的套路，只是多了个仁义、道德的外皮而已。因此，商鞅、申不害、韩非子三人，可谓是封建制度的奠基人。

⑺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的六百字作文六百字！

在写以下文字之前，我需要先来解释一下何谓“诸子百家”，虽然这样做显然有点多余，不过为了能更好的表达我的文意，我只好给它下个个论了。

诸子百家应该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所谓“士”，他们的身份尽管各有不同，但活动的基本目的大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可是“士”阶层中，大多是统治阶层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有的本身也出身贫贱，因此和人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的。他们对历史的动向、社会的矛盾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人民的力量的强大，因此在他们的言论和著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要求。他们代表着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提出许多中心问题，例如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把社会引向何方的问题等等，开展了热烈的争辩。他们游说诸侯，提出各种政治主张；著书立说，总结社会斗争经验，相互辩论，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相互攻击中，由于不同学术思想的相辅相成、相生相长，共同促成了各种学说的发展。殷周古文再也不能完成记录这样复杂的学术思想的任务了。为了更好的表达这种复杂的学术思想，使她更具有说服力，文学语言在水到渠成下迅速发展……

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条件下，学术思想勃兴，诸子的散文有了突飞猛进的蜕变。

由于时代久远，现今流传下来的著作似乎不多，远远没有百家之说。就我所知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其中又以《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具有代表性。（老子的学说《老子》以及以吕不韦为首的《吕氏春秋》我不是很熟悉，不敢妄论。就算以上六部著作，我也仅仅敢对前三部频频乱点，至于后三部只是窥猎而已。）

《论语》的作者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尊崇至今的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第一个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仁”。（对此，好象现今的知识份子是褒贬不一的）他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说：“仁者，人也。”樊迟问仁，他答以“爱人”。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但他又把这“仁”具体化到体现君臣、人伦关系的“礼”上去，因而又有了极大的局限性。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后学者记录孔子的言行片段。内容几乎无所不涉，包括哲学、政治、教育、时事等各个方面。《论语》当作理论文看，是一种萌芽；作为语录看，又是一种典范。《论语》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上。它的风格雍容和顺，简练含蓄，没有战国时代文章的锋芒。这是由于孔子的时候，还没有战国时代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著书辩论的风气。所以说，文化与时代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论语》的语言特点是多方面的，成功的原因也较复杂。首先，由于孔子丰富的社会实践，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他在《论语》中留下了不少形象而具体的格言。这些格言，含义丰富，概括了很多宝贵的生活经验。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仁不让于师。”“共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速则不达。”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确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才使人觉得亲切具体，对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论语》语言口语化，有幽默风趣，富于启发性。表现了孔子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对于同一个问题，因为问的人不同，时间场合不同，孔子往往从各个角度，作出不同的回答，因人施教，实在是做的很出色的。（这点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否定的）

孔子非常注重语言的修养，最善于运用语气词。《论语》中不少语句，富有诗意。常常能用一两句话概括极为复杂丰富的内容，意味深长，能引起人对现实的联想。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短短一句，正是对坚强性格的颂扬，给人以进取力量和美的感受。后来中国的诗画常取松柏作题材，寄托诗人不向现实妥协的感情，这是多少受了《论语》的影响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更具有诗的意境。读来不免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胸襟，引起我们很多对古往今来人生世界的联想，也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生活的热爱。

另外，《论语》里还有一些极为简单的小故事，以生动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了人物的性格，鲜明精确，费笔不多，却耐人寻味。如《子路、会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不过二百多字，描写了五个人物，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修养。（很难想象现在要我用不到两百的篇幅来如此生动的描写这样五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至于孔子在文化上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与文章立意不符，我也不赘言。

接着谈谈《孟子》。孟子名柯，字子舆，战国时邹人。是孔子后的一个儒家大师。由于时代的不同，他的思想主张都比孔子积极鲜明，富于战斗性。《孟子》文章的风格，锋芒毕露，感情强烈，有战国时纵横家的气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仍处于理论文的发展阶段，基本上还是对话语录体。

孟子的时代，正是“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这么一个列国间混战最激烈的时代。当时贫富极为悬殊，所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就是当时两种生活的对比。统治阶级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为达到他们的所谓：“大欲”，进行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孟子此时就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了，自比周孔。他说：“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锋芒盛极一时。他从政的热情很高，不苟同世俗，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但在政治上，他和孔子一样是失败的，其原因亦同司马迁所说的“迂阔而远于事情”，所谓“持方柄而欲内圆凿，岂能入乎？”（我个人对孟子其人不是很赞赏，他有很多思想的局限性和落后的成分很明显，如：“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都是。他强调性善，企图从爱出发来建立唯心哲学体系，模糊了阶级对立的实质，后来被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起了反动作用。）

《孟子》七篇是他政治理想不得实现时，和学生一起写成的，所以文章充满感情，愤世疾俗，嬉笑怒骂，大有山摧河决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章的特点约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感情激烈，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巨大的讽刺力量。对于所厌恶的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挖苦，毫不留情，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梁惠王》）寥寥几句，梁襄王的愚蠢可憎、孟子的厌恶心理都表达的非常真切。

构成《孟子》散文气势的又一特征，是他灵活多样的辩论方法。他往往能根据行文中思想感情及逻辑的发展，揣摩对方情况，控制主动，把握辩论方向。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或虚设实击，先擒后纵；或先来个小小的迂回，造成蓄势，然后展开攻击，紧迫不已，表现了孟子的机敏和智慧。（也可以理解为孟子其人心胸狭隘，得理不饶人）如“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被他生逼出来的。常说行文如用兵，孟子的文章，确实体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

其次，善于运用比喻，巧妙、确切而有趣，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增强读者的印象，加深读者的理解。例如：“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都已经是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语句了。

《孟子》中，也有些寓言故事，善于刻画人物，可以看作是后来小说的萌芽。如齐人有一妻一妾、陈仲子哇鹅肉、宋人拨苗助长等，不论是说明一个道理，揭发批判一种现象，都很深刻，有认识价值，也有美学意义。其中，对人物行为，心理的描写很细致传神。

孟子文章对话体较多，但于对话当中，往往顺别写一下人物行动，使文章变的灵活起来，从而加深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而《孟子》的语言，不但有气势磅礴的一面，也有诙谐风趣的一面。

最后一点，是孟子语言的鼓动性，很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可以说，孟子是个文人，更是个政治家，纵横家，哲人，但他是用“理”而非“利”去说明问题的。

孟子的社会地位不及孔子，但散文影响却比《论语》大的多，尤其是在气势和战斗性这一点上。唐以后的古文家就我看来，几乎无不喜爱学习《孟子》散文。

庄子名周，宋国人。（我个人最偏爱的古人之一）

《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内篇七篇大体上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系庄子的门人或或学所作。整部《庄子》的思想和文章的风格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庄子出生在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时代，他自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受了暴君宋康王的统治。庄子愤世疾俗，对现实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他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备，奚可得邪？”（《山木》）“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人间世》）他还尖锐的指出：“窃钩者诛，而窃国者为诸侯。”（《人间世》）真是一语道破了社会的实质。而他对于世俗之徒，追逐富贵权势之辈，也加以无情的嘲骂。对于趋势应世的学问，庄子也加以讽刺，特别是对于“俗儒”、“贱儒”的揭露，更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我认为都该给予肯定。

但他的思想也有消极的一面。他一方面对现实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寻求内心的调和和自我麻醉。他以为以道观之，无所谓生死、存亡、荣辱、是非、善恶之分，幻想一种超原始的“混沌”，和最朴鄙的“同与禽兽居的生活。这些思想虽然为很多人以及世俗所批判，但我个人并不觉得有什么过激，毕竟他这些思想源出己身，回归己身，不会对他人造成什么伤害和影响。说白了，你可以就当他有点书呆子气，或是精神幻想症，但他绝对不值得人民大众对他批判。（呵呵，好象离题了）

《庄子》的论说文学真有“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之威，其论辩罕以逻辑力量取胜，而是以高妙奇特、汪洋恣肆、变化多端的议论取胜。他的论说文字有巨大的力量，使人读了赞叹不已，就连对手也不得不自惭形秽，屈服在其天才之下。《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庄子是有意用寓言故事来作文章的。他善于把各种事物人格化，使一切东西都成了代他立言的乌有先生。《庄子》寓言的特色是想象的奇幻和无比的丰满。而庄子的寓言故事，幽默、辛辣、有巨大的讽刺力量。

《庄子》中脍炙人口的寓言很多，如西施病心、庖丁解牛、井蛙海龟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庄子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和想象力的丰富。

庄子之驾驭语言，逸笔妙致，姿态横生，可谓无往而不胜。

《庄子》比喻总是十分大胆而富于创造性，如：“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逍遥游》）《庄子》文章流畅、有节奏感、骈句很多，又用的很极好。

后世隐逸诗人，山水田园诗人都颇受他的影响。在我看来，《庄子》实在不亚于当时任何一部散文著作。

以下三人及其作品，因涉猎未深，只好匆匆带过。

墨子，鲁国人，生当孔子之后和孟子之前。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礼乐而信鬼神，是但是和儒家思想对立的一大学派。墨家重质，而否定了形式的作用，但他们的文章在理论文的发展中，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开辩论文之先河。

《墨子》一书是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作。其文章逻辑性及说服力都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说理，如《公输》、《兼爱》、《非攻》等篇。他的文章是从实用的争论进而到概括性的辩难，代表了说理文的一个进展，不过墨家学说，汉以后好象就逐渐消失，其影响也不算大。

荀子名况，战国赵人，活了好象有百岁上下，一生从事政治教育活动和著书工作。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儒者。他也主张尊王道，举贤能，这和孟子相同；但他又兼称霸力，法后王，提倡性恶论，又和孟子相反。他的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能力，比喻及辞藻丰富多彩，语言简练明确，如《劝学》便是很好的代表。不过从说理文来讲，不论语言、结构都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展。

韩非，荀子的学生（为荀子另一个学生秦国的李斯所杀），天生口吃，但善于著书。有爱国思想。曾屡劝韩王行法、术，不听，愤而著书十余万言，结果大受秦王赏识。他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统一的要求，摆脱了一切旧思想的束缚，把刑名、法、术、势四种思想结合起来，构成统一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的文章风格，严崤峻刻，干脆犀利，体现了法家的特点。他是先秦诸子说理文的集大成者，理论文到韩非，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成熟了。

像《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几篇，其辩论的方法，别家倒也有用过的，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像韩非这样有气魄的，你能想象整篇都用这一种形式“或曰”“或曰”地讲下去是什么效果吗？他不但不让人觉得单调，而且说理性很强，这也是说理文的一种发展。

总之，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不仅本身有着巨大的成就，而且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历史家、古文家、诗人等，其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渊海。

⑻ 为什么墨家,法家,纵横家会在中国没落

本来游说诸侯的风气，并不源自战国，在春秋战国之交已经有孔、墨倡之在先；但他们犹在“兴灭国继绝世”或“存小国之礼”的形势之下，或主张“以礼为国”，或主张弭兵“非攻”，还没有如后来纵横策士的那样风气。到了战国中叶，孟子就有“处士横议”之讥，而和孟子同时的张仪惠施也都先后说梁惠王，故史记孟荀列传说：“孟轲，……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战国中叶以后，文学之士起自田亩市廛，大都自称“贱人”、“鄙臣”、“微芥”、“羁旅之臣”，“蹑跷担簦”而显于诸侯，受封受土。他们或号称“智士”，或被推崇为“智囊”（樗里子），以左右时局，翻云复雨，于是身荣名显，“贵极富溢”。这种风气如韩非子所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里所谓文学之士，即指出言谈不劳动而取得富贵的人。或又如苏秦不从习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释本而事口舌”（史记苏秦列传），以取尊荣；更如吕不韦本来是“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商业资本家，反认为做商人利不过百倍，不如立国定主，其利无穷，舍本行而作“奇货可居”的大买卖。 我们由此知道，所谓纵横策士的支配风气，约在战国末世。说苑所记荀卿痛恶纵横游士（见前引）以及韩非子斥责不事耕战而仅以说干主之人，可为佐证。苏秦其人，现考大有问题，大约合纵之说，在战国末年是六国抗秦的一个原则，主张者并非一人，后人才把此一原则认为一大发明，推归于苏秦，司马迁便早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至于连横之说，后人也归功于张仪，而司马迁则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我们不必认为有了鬼谷子的秘传，才有纵横弟子横议天下。还是司马迁说得好：“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 顾亭林日知录周末风俗条，值得参考。他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所谓“邦无定交”，正是战国末叶的特征，这原因归结于氏族制的破坏，历史不再由宗子支配，而走向“以富兼人”，然这也要在如秦、楚之国内部条件能够消化其他氏族的时候，才打破了“存小国之礼”，借耕战而兼并。所以春秋霸主的盟约还有其相对的神圣性，而战国诸侯的“人质”便成了危机的标帜了。在这样氏族纽带正遭割断而地域财富的代表阶级称雄之时，权利义务在国际范围内就要改观，强者兼人而弱者图存。因此当时的外交关系的外部条件被人看得超过于内部条件，似乎只要讲求好了与国或敌国的权利条约，就可以生存发展，于是机会主义的心理栽植于君臣之间，使游士食客取得了发言的地位。实在讲来，内部应该是“尽地力”，外部应该是讲谋策，故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由于当时政治风云不能不着眼在外部关系或各国的不平衡发展，这便使所谓谋策在均衡力的破坏与重建之间寻到均衡论的机械力的对消关系。 所谓“士无定主”，说明了国民阶级脱出氏族的羁绊，不再是“工商食官”了。随着商业交通的发达，所谓“多财善贾”，所谓“车同轨”，国际间宗族的鸿沟便在货币行军之前填平（这自然是适应于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关系的），使当时亲亲尊尊的礼制在经济城市建立之下趋于崩坏；于是一群被新现实教养的国民，必然代替无能的旧贵族，而脱出旧氏族的国籍，不别亲疏，惟智谋是尊。策士是以富贵名位之取得为条件的，如果没有财富商业的关系交流于七国之间，那么纵横家的国际政治买卖是难以想像的，故当时“贩贱卖贵”的交换关系就反映为谋诈任权的策士思想。这样看来，他们是代表着古代的商人阶级的利益，请看下面一段吕不韦的话： “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战国策秦策） 就是这位大贾吕不韦，后来说秦成功，果然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家僮万人。就他占有家僮而言，他是一个奴隶主，但就他“食户”而论，他已经具备了封建主的条件。 商业资本必然伴同着高利贷资本，这在希腊古代更有特别的地位，中国到了战国末年自然也不例外。史记战国策齐策记载着私家富累万金的孟尝君，就是一个高利贷主： “冯欢……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冯欢（谓孟尝君）曰：……‘有馀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史记孟尝君列传） 假定冯欢收债息十万只做了酒食宴客之费，而大部分利息则只有另想办法的话，那么，十万之数至多不过占利息的十分之一，全数当在百万以上，推算其本钱恐在千万之谱，足以称得上一位高利贷主，剥削得“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有逃亡的危机。孟尝君在失势时，食客皆去，其后复位，深恨食客之无常，有辱客之意，这位姓冯的说服他，就用了商业高利贷意识的一套理论，如史记所记： “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趣市者乎，平明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不足以怨士。”（同上） 利润与利息的意识，反映到政治生活，正贯注了策士的作风。所谓朝秦暮楚，并不能从信义堕地来解释，而是商业投机的市民行为在周末政治上的观念证件而已。因此，策士活动颇与故旧贵族之无故富贵不同，而一如自由交易，合则结变，不合则去而之他。如乐毅弃燕归赵，报书燕王说： “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战国策燕策） “论行结交”的君臣关系，还没有后世封建天定之义。“立名之士”好像拿他的智能辩说出卖，“成功之君”好像识货的购主，交易而成，结为君臣，交易不成，离为路人，这好像完全在一种经济关系的等价交换上论行结交，这里面不过把普通商业行为还元到富贵交易上面罢了。 因此，在这样关系之下，人君就可比为买玉的贾人，看他识货不识货，就能判定他明与不明，下面是一段材料： “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贤显名于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犹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郑贾之智也，眩于名不知其实也。’”（战国策秦策） 同理，“策士”这一名词，就成了难以再生产的宝玉。大家都求善价而沽，当做商品出卖于列国诸侯，只要贴上宝玉的商标，就与和氏之璧一样为列国所争取了。下面也是一段材料： “苏代伪谓齐王曰：‘甘茂贤人也，今秦与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赐故不往，愿为王臣，今王何以礼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贤得擅用强秦之众，则难图也！’齐王曰：‘善。’赐之上卿命而厚处之。”（战国策秦策）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贤”字改成价格的“价”字，不更明了了么？这样例子很多，不胜引证。当时把道德律还元而为交易评价律，可以说是极其普通的。例如忠孝观念在纵横家的思路里，就是利息观念的引申。任职于一国而接受别国重贿的人臣，似乎是最不忠的逆臣，但人君问他是否受某国重贿时他竟直认不讳，并说：这有什么关系？对于你的大事并无不利，而我可以得点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居然这位人君答曰“善”。下面我们再引用陈轸的例子作证。张仪忌劾他，欲他离秦，对秦惠王说他想跑到楚国。秦王问他是否有此意向，他说： “‘然。’王曰：‘仪之言果信也。’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吾不之楚，何适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同上） 这是一个诡辩，问题在大前提假定忠孝是可以出卖的。然而这在战国末叶贤君贤相的脑海里，好像并不以为反常。甚至有人把政治商业看得更比吕不韦投资还要捷径些，完全采取赌博的方式，卖空买空。张仪曾说他有一张嘴在，博取荣贵便无问题。苏秦曾把赌注押在秦国，没有获中，便又把赌注押到齐国，居然取得六国相印。策士们有时本来是一手杂牌，但绝不认输，在大王面前最后常能用性命投机拿死在面前表示有“同花顺”在手，于是就能博得富贵。因为“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岂可忽乎哉！”（同上苏秦语） 机会主义是有理论前提的，所谓“时势者百事之长也”，一切立国的条件皆建立在机会上面，得机便成尧、舜，失时便成桀、纣，这是他们的口头禅。 二 纵横家的思想学派性，颇相似于希腊的诡辩派。从他们误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为人们解决困难的问题看来，其思想脉络是相同的。惟中国古代的纵横家游说的对象偏重在国君，而希腊古代的诡辩派则偏重在一般的市民。这是因为西洋文明史一开始就以地域财富为单位，而财富的人格化者是“国民”；中国文明史则走了维新路径，财富的人格化者是“宗子”，战国末年才在氏族贵族的破衣中产生了国民的大变革运动，而兼并者仍然不能脱去氏族桎梏，所谓“以富兼人”也并非表里如一的纯国民式的。 纵横家和法家不同，法家的重点针对了社会内部的中心问题，主张土地财产国民化的法制，反对富贵尊卑天定的氏族宗法制度，而纵横家不然，他的重点针对了均衡势力的运用，把问题中心移向力的矛盾与抵消，故国际的外交敌与关系便成了解决时务的不二法门。战国策中所谓“为君计，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岂用强力哉？”因此，策士常把注意点摆在外交力量的排拒与结合方面，例如： “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也，故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齐有此势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也，其用者过也。”（齐策）策士把时势力量的机械均衡放在时中的地位，例如： “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同上） 纵横家与名家在辩说方面是有血缘关系的，如公孙龙曾与邹衍辩于平原君之门，又如惠施说魏赵诸国。惠施好像更注重计策之所以然，而不仅言其当然，他反对以魏合于秦、韩，他说： “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知术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知术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谓劫主者，失其半者也。”（魏策） 然而纵横家更是时务主义者，他们把转祸为福、转危为安的国势变化，看得非常容易，惟一的先决问题便是主观至上的谋策。只要诡诈得售，一切现实都可以由一个智辩者任意翻改，这叫做策略决定一切，其中毫无客观原则性。他们依此便“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反复于国际之间。如果没有策略，便是“无妄”。例如： “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无妄之福，又有无妄之祸。今君处无妄之世，以事无妄之主，安不有无妄之人乎？’”（楚策）反之，策略决定一切的前提，是策士的普遍思想，陈轸说： “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秦策） 苏代说： “夫无谋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谋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谋未发而闻于外则危。”（燕策） 所以纵横捭阖者好像把天下事的得失祸福都能运用于主观的一心，如张仪被人恭维作“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齐策） 复次，纵横家的辩术，主要采用的是逻辑上所忌的法吏诱人法。他们和诸侯执政者的问答法，总是诱人深入自己所假定的前提之下，然后迫之承认合乎自己目的的推论，不管前提怎样有问题，这前提总是伏在对话者间的心理中不能怀疑。 例如个别类例是特称的命题，而纵横家常列举些例子，作为全称的命题，立为前提，然后诱人承认合乎自己所欲得出的结论。蔡泽欲应侯把相位让他，应侯自然不肯，蔡泽说服他的道理，就是使用上面所讲的推论方法。他举了一些功成名就而善让得有善果之人物，又举了一些功成名就而不善让不得善果之人物，随即以特称肯定代替了全称肯定，他的大前题是，凡成功而终其年不夭伤的人都善让；他的小前提是，应侯是一个功成名就而欲终其年的人；故结论是应侯必须让位。 这一推论方法，极其普及于纵横家之间。例如有人要取得国君的信任而不遭疑忌，便拿曾参杀人，告其母三次，母亦怀疑的例子，反面得出取信的结论。有人要使国君听谤议而不信私誉，便拿亲近者美我乃出于私畏，或有所求的例子，反面得出听谏的结论。这种推论非常简单，在逻辑上是“以偏概全”的谬误方法。除了这种方法，他们又常使用两刀论法，即两面皆有理的说法，如燕国弱小，对于秦、齐、楚、韩、魏，敌那一国都不合理，附托于那一国都合理，因此苏代说燕王：“凡天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燕策）这就是一种两刀论法，实际上是从谬误的逻辑推理立论的，正如希腊古代的一个故事，因为先有“凡教人打官司必胜诉”的诡辩前提，于是当师徒之间打官司时，徒弟便对先生说：“不给你束修；你胜诉了我亦胜诉，你败诉了我亦胜诉”，这也是两刀论法。 最后，纵横家的行事，颇能发挥老、庄的游戏思想到政治的“揣摩”上面。他们常引申老子的“虚”义，变成虚诈的谋策，引申老子的“几”义，变成机会的运用，甚至巧辩于有无之间，而企图为穷士进身。例如： “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今君将施于大人，大人轻君，施于小人，小人无可以求又费财焉。君必施于今之穷士，不必且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东周策） 他们效法庄子的寓言，在制造史例有穷时，就托为寓言，以传会事理，其例甚多，如孟尝君欲闻鬼事，苏秦便乘机拿寓言说他，止他去秦，故事如下： “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残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之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齐策） 世称纵横家出奇策异智，“扶急持倾”（刘向语，见校战国策书录），实则这种谋士智囊，正是诡辩者的实际活动，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没落时期的一种是非黑白任意造说的一面，宋曾巩颇说出纵横家的辩说观点，他说： “战国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元丰类--战国策目录序） 我们以为纵横思想是时务主义热中的老前辈，这在中国史上一直到近代政学系的政客还继承他们的诡辩思想的传统。 法家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墨家墨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做过宋国的大夫。 他早年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后来“背周道而用夏政”，抛弃了儒家学说，创立墨家学派。现存《墨子》一书,其中有的直接记载了墨翟的思想和活动，有的则是战国末期墨家学派的著作。墨子自称“贱人”，当过工匠，接近“农与工肆之人”。他的门徒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结成一个严密的团体，有严格的纪律，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墨子的思想原则。 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十大主张： “兼爱”。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实行普遍的、无差别的互相友爱。墨子认为天下的一切祸害皆起于人们之间“交相别”,即亲疏远近，彼此利益之别。因此，要除去天下之大害,就必须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即“兼以易别”。所谓“兼相爱”，就是“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这样，“为彼，犹为己也”，就会彼此相爱，从而达到“交相利”。 “非攻”。他把非正义战争称为“攻”，反对侵略和掠夺战争。墨子认为发动掠夺战争是一种极不正义的犯罪行为，给个体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危害。战争是“天下之巨害”，只有制止互相征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历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体现了他的主张。 “尚贤”、“尚同”。“尚贤”，就是尊重、重用贤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就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而天子则尚同于天，这样，整个社会也就达成统一了。怎样对待人才才算是“尚贤”？墨子说,这有三个根本的办法（“三本”）。那就是：要在政治上给予他们尊贵的爵位，要在经济上使他们享受优厚的待遇，还要给他们发号施令，决断事务的实际权力。这叫做“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还提出“贤”的基本标准是：有力气的要帮助别人,有财富的要救济别人，有知识懂道理的要教导别人。 “节用”、“节葬”、“非乐”。墨子反对贵族的铺张浪费，主张“节用”，他说：“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民利”是用财的标准；加费而又加于民利的事是可以作的；加费而不加于民利的事是不可以作的。他批评“当今之主”“暴夺民衣食之财”，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还主张“节葬”，反对儒家所鼓吹的厚葬。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厚葬久丧，使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被埋葬，使能够从事生产的人长期不能参加生产,甚至限制“男女之交”，使人口也不能繁殖，这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墨子还用同样的理由来“非乐”，反对音乐，认为音乐的盛行妨碍男耕女织，“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应该禁止。他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而贵族们鸣钟伐鼓，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加重这些灾难。 “非命”、“天志”、“明鬼”。墨子批评当时的天命论，认为王公大人所以努力听狱治政，是因为他们知道“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官吏们所以努力办公收税，是因为他们知道“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同样，农夫早出晚归，努力耕种，妇女日夜辛苦，纺纱织布，而不敢怠倦，是因为他们知道“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因此,他认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之言也。”是说天命论是统治者们编造出来愚弄人民的，如果相信它，便要受苦了。墨子“非命”，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这反映他所代表的平民小私有者重视物质生产以及对贵族们过寄生生活的不满。但是，这一阶层经济上政治上十分软弱。墨子一方面反对天命，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在他看来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是衡量人世间一切言行的尺度。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志的具体内容是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他说：天希望“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顺着天的意志去做，必得赏；违背天的意志，必得罚。 品位墨家思想，它所崇尚的是：平等、博爱、大度、奋进、竞争、节俭、守纪律、注重自然科学。现代西方思想与其中部分思想很接近。墨家理论更适于共和社会及国际竞争社会。因此在春秋战国时代，它是超过儒家的显学。但在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时期，其“非天命”的思想使其受到了冷落。而且，相对儒家，墨家显得平俗而不够深厚、丰富。

⑼ 好律师猎律网创始人赵宪明参与主编的《建设“法治中国”有突出贡献百名法学家》，都有哪些人专家委员

“好律师”作为编委会委员单位，好律师创始人：赵宪明先生为编委会委员；参与出版《建设“法治中国”有突出贡献百名法学家》一书《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百位法学家编委会》由法学泰斗李步云任主任，江平： 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为顾问；委员为：
李林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王利明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赵秉志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原则
卞建林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马怀德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韩大元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吴玉章 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
黄进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沈四宝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会长
何勤华 中国外国法制史学会会长、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顾功耘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卓则渊 中国法理学、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
赵宪明 好律师网（前身为猎律网，战略升级为好律师网）创始人

⑽ 历史书中有一句关于法家的理论发展的阐述 它解释 法家吸收了道家思想而将法家理论系统化 那么 为什么

法家是集大成者，因为它是战国末年才形成的思想，顺应了历史统一发展的潮流。
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国之道，他们自以为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照他们所说，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立法。韩非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通过这些法，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他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这样办，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
关于这一点，韩非写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
君主就这样用法用势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
可以辩论的是，像这样的程序也并不真正是愚人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立法的材能和知识，还需要督察百姓的行为，而百姓又是很多的。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法家的回答是，君主不需要亲自做这一切事，他只要有术，即用人之术，就可以得到适当的人替他做。
术的概念，饶有哲学的兴趣。它也是固有的正名学说的一个方面。法家用术这个名词表示的正名学说是“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
“实”，法家是指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名”，是这些人的头衔。这些头衔指明，担任各该职务的人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什么事。所以“循名而责实”，就是责成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做到该职务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责任是，把某个特殊的名加于某个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职务授予一定的人。这个职务的功能，早已由法规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他用什么方法完成任务操心，只要任务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务完成得好，君主就奖赏他，否则惩罚他，如此而已。
这里或许要问，君主怎么知道哪个人最适合某个职务呢？法家的回答是，也是用术就能知道。韩非说：“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子·二柄》)照这样来处理几个实际的例子，只要君主赏罚严明，不称职的人就再也不敢任职了，即使送给他也不敢要。这样，一切不称职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称职的人担任政府职务了。
不过还有这个问题：君主怎么知道某个“实”是否真正符合他的“名”呢？法家的回答是，这是君王本人的责任，他若不能肯定，就用效果来检验。他若不能肯定他的厨子手艺是不是真正好，只要尝一尝他做的肴馔就解决了。不过他也不需要总是亲自检验效果，他可以派别人替他检验，这些检验的人又是“实”，又严格地循其“名”以责之。
照法家如此说来，他们的治国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君主只需要把赏罚大权握在手里，这样进行统治，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赏、罚，韩非叫做君主的“二柄”(同上)。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于人性趋利而避害。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
韩非像他的老师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是恶的。但是他又与荀子不同，荀子强调人为，以之为变恶为善的手段，韩非则对此不感兴趣。在韩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来，正因为人性是人性的原样，法家的治道才有效。法家提出的治国之道，是建立在假设人性是人性的原样，即天然的恶，这个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设人会变成人应该成为的样子，即人为的善，这个前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