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党

⑴ 简要回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党的领导与执法为民理念的关系。

我今年也要考司法考试，不过个人还是很不喜欢这个题目，司法考试如果考这样的题目，就太政治化了。。。。汗。。。

行政法司法考试

论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的法制理念(行政法和法理结合)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由“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因此，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仅要掌握它的内容，既缺一不可的五个要件；而且要了解它的逻辑建构，即每个要件在整体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及五个要件共同组成的逻辑链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质，从而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方略项：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回答法治建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

法律在国家出现的遥远古代就已经产生，但法治社会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建立。在封建社会中，皇帝、国王或教皇是“替天行道”者，是“天意”或“神意”的人间代表，因而具有无上的权力，而法律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工具，处于权力的从属地位。这样的社会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是从反对封建特权的基点上出发的。所以资产阶级提了“天赋人权”的观念，实质上是取消了“天意”的人间代表，把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归还给了民众。这样的“天赋人权”只有通过“社会契约”，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实现，所以法权取代了王权，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是“法治社会”本质的特征。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对“法治”的地位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法律制度建设本身的滞后性，权大于法的状况长期存在，至今尚没有彻底改变。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把这方略写进了宪法。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基本方略的地位，实质是否定法律以外的所有特权，要求任何个人、组织和政党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从而确立了法律无可挑战的尊严。按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纳入法治化轨道，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治理机制，最终建设法治社会。

依法治国之所以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因为法治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一，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人民的意志只有上升为法律的形式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其二，法治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手段，只有把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科学认识上升为法律，才能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其三，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社会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将长期存在，要使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并采取适当的方法解决，必须依靠法律进行调整。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项：执法为民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要确立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来自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一）社会主义法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奴隶社会，民就是指奴隶，是一个于“人”相对的概念；在封建社会，民是指被统治对象，是于“官”相对的概念；在新中国成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民”是指一种阶级划分，是一个与“敌人”相对的概念；当前讲的“执法为民”中的“民”，是指公民，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不可能绝对地平等，必然存在着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量化对比。因此，法治建设过程中仍然经常面对少数社会成员与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执法为民，就是在这种利益矛盾双方做出了一种选择，即在平等保障全体公民利益的前提下，着重维护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

（二）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法制建设过程中面对着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的关系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国家利益于公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相矛盾的若干情况。执法为民就是在努力兼顾国家与公民双方利益的前提下，坚持向公民利益倾斜的原则。

（三）社会主义法治要求执法者必须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法者的社会身份具有双重性，他们一方面是执法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是公民，必然具有个人的利益追求。执法者在执法活动中经常面对自身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矛盾关系，只有正确处理这种矛盾，坚持克己奉公，才能公正执法；否则，就会发生权力滥用和以权谋私。执法为民就是要求我们的执法者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执法行为的唯一目的，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价值项：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是一切法律制度和执法活动产生的前提，没有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就没有法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法，在中国古老的象形文字中代表一种能体现公平正义的神兽。“法”在古汉语中与“常”、“理”通用，指“道理”、“常理”、“天理”；另一方面又在典章制度意义上使用，与“律”、“法律”、“法制”通解。拉丁文中“法”兼指“权利”、“正义”、“公平”，欧洲大陆国家的语言中也具有相同的用法，而“法律”则以另一类词来表示。这表示“法”就是公平正义，而“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实现形式。

从现实的历史过程来讲，社会产生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同时产生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因此才需要有法。法的存在必须以“暴力”来维护，然而绝对的暴力却不需要“法”。因此，维护公平正义是法治的唯一目的。虽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由于人们、特别是统治阶级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不同，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也不相同，但法律做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这一本质从未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社会生活中不能维护公平、彰显正义的现象大量存在，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不断增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的，就是努力维护公平正义，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和强烈愿望，实现社会和谐。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使命项：服务大局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对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的关系作出的定位。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制度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法治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法治建设必须为大局服务，为法治而法治的想法不具有现实意义，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在执法实践中摆正法治建设与大局的关系十分重要，要深入理解立法宗旨、准确把握法司考策、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科学选择工作重点，都必须把执法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背景下，坚持服务大局的原则，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从而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发挥检察工作服务大局的作用。

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保证项：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要保障法治建设的顺利和有成效地发展，需要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其中党的领导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关键。

民主、法治和政党，可以称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三大支柱。专制被取缔之后，必然代之以民主，民主的实现形式是法治。但是不可能每个公民都直接参加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因此需要有一种力量来代表民意。而这种力量不可能是某个人，因为那样将回复到专制。所以代表民意的作用只能由一个由若干职业政治家组成的政党来实现。当今世界上的法治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在法治的建立和运行中发挥着制定和提出法律议案、推动法律贯彻实施、监督执法机构的执法行为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民众选择政党、政党领导制定法案、民众选择法律和监督政党这样个政治运行机制。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我国的执政党，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党，只有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前进。

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党的领导保证法治建设的政治方向。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保证法律制度能够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保证法律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党的领导保证政法队伍执法为民的政治本色。党通过正确的思想理论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领导政法队伍，同时也领导人民群众对政法队伍行使监督权利，不断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执法能力。三是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能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投身法治社会建设，排除各种干扰，惩治和预防司法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

这五个方面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并且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构成了一个思想体系，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怎样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检察机关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以实现公平正义为主题，以依法治国为中心，以执法为民为宗旨，以服务大局为职责，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执法能力，优化执法环境，通过扎实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⑵ 党内法规与依法治国的法与治

一、党内法规的含义及党规与国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所下的定义是：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由此定义可知，其一，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包括中央、中央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其二，党内法规的具体调整范围包括：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工作与活动；党员的行为；对党组织和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和问责。

党内法规属于广义层面上的“法”，即“法”是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则，并非必然与“国家”相联系。党内法规既具有软法的性质也具有硬法的性质。党内法规与国法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其一，党规在宪法、法律之下，不能与宪法、法律抵触。这是党规与国法关系的基本定位。其二，某些党规可先于国法，其在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可转化为国法。其三，某些党规可严于国法。“严于”是指党规对党员提出比法律更高的要求，但是“严于”也是有一定的法律界限的，即党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党规不能减损党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增加党员作为公民的义务。其四，一般党规只适用于党内而不适用党外。其五，某些党规既适用于党内也适用于党外。因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的政党，也不是一般的执政党，而是领导整个国家事务的执政党，所以它不仅运用党规规范党内事务，它有时也会运用党规同时调整国家事务。

二、党内法规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领域

党内法规作用于依法治国的领域主要有三：一是执政党自身领域；二是执政党直接行使相关国家公权力的领域；三是执政党领导国家的领域。

具体而言，党内法规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领域包括：其一，规范执政党的行为，建设法治执政党，通过法治执政党领导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其二，规范执政党直接行使相关国家公权力，为执政党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意识形态等执政行为直接提供“法”的依据，保证执政党依法执政。其三，为实现执政党领导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对一定国家事务作出规定，或以与政府联合发文的形式就一定国家事务作出规定，推动国家相应事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

因此，党内法规对于依法治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有赖于一定条件的保障。具体而言，党内法规作用正确发挥的保障条件包括：其一，确保党内法规制定的民主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其二，确保党规与国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其三，健全党内法规的实施和监督机制。其四，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

⑶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哲学使命

法治中国建设视域下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与实现途径新探
肖金明
如何推进依法执政？依法执政的内涵非常广泛，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执政思想和观念，其次它意味着新的执政体制和机制，还有新的执政方式与方法和新的执政素质与能力，以及新的执政效果与水平，这一切都与依法执政的原则与制度息息相关，与党的领导制度、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密切关联。推进依法执政，必须实现执政理念的更新和转变，践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这一根本的执政观。实践依法执政的执政观，需要建立和完善新的执政体制机制，变革和发展新的执政方式方法，需要塑造和提升新的执政素质和能力，改善和提高执政效果和水平，而这一切都需要依法执政原则与制度的驾驭和保障，需要党内党外相应的制度创新予以保障和促进，需要加强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和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并保持两者协调统一，由此为依法执政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如前所述，依法执政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内涵，在一段时期里将是一个恒定的命题，依法执政的实践是这一命题的根本所在。实践依法执政理念与原则，需要在“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有效推进依法执政、重点推进依宪执政”与“立足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切实通过人大执政”三个层面上探求依法执政的实践途径。加强党内治理和党内法治建设，为依法执政奠定制度基础和积蓄法治定势，将依法执政提升到依宪执政的高度并具体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是实现依法执政的必由之路。

1．通过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来推进依法执政。对当代中国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面言，党内无规则国家无矩，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依法治党与依法执政息息相关。党内政治生活没有依规办事的习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很难做到依法办事。从一定意义上讲，依法治党，建设法治政党，构成了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促进依法执政，必须推进依法治党，这就需要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尤其需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共十八大之后，党内法治建设全面启动，2013年可以视为党内法治建设元年。2013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这部党内“立法法”为党内法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法规建设确立了基本规范；2013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300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通过党内法规清理程序被废止或宣布失效，为党内法治建设夯实了制度基础①；2013年11月，第一个党内法规建设规划纲要———《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 2017）》发布，为党内法规建设规定了近期目标和长远方向②。无论是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清理工作，还是中央党内法规规划纲要，都充分体现了“宪法为上、党章为本”这一重大观念和原则，尤其是中央党内法规五年规划纲要从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民主集中制建设等六大领域共37个方面布局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包括制定《中共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共党组工作条例》、《中共统战工作条例》、《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
共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共巡视工作条例》、《中共纪检机关案件办理工作条例》等系列党内法规，这无疑将为党内依法治理奠定更加宽厚的制度基础，也为依法执政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资源。 依法治党仅有党内法规是不够的，必须强调国家法律对于依法治党的重要意义。党内法规建设不可能孤立进行，在长期倡导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以党内民主促动国家民主的基础上，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联动建设的迹象，党内法治建设与国家法治建设关系的重要意义得到深化③。国家法治与党内法治联动必然要求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同，就如同仅有国家法律难以充分实现依法执政一样，仅有党内法规也无法充分实现依法治党。依法治党需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统一或者说一体建设，依法执政需要国家法治与党内法
治相互联动，只讲党内法规和党内法治或者只讲国家法律和国家法治，都无法充分实现全面加强依法治党和全面推进依法执政④。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党内立法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不断提升党内制度建设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度，确保党内制度建设质量，使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要强化和协调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关系，逐步形成由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衔接和相统一的制度体系，形成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合力，为依法治党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建立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的有机联动，将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尤其要从内在规律和外在需求上有效促进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和党政关系的转型，促进党政关系规范化和执政活动制度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旨在推进执政党现代化转型、政党治理模式转变和依法执政。

2．加快法治政党建设，有效推进依法执政，重在实现依宪执政。国家政治生活主要立基于宪法规范基础上，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法治政党的基本特征。依法执政需要政党具有民主法治品性，根本在于塑造政党的法治品格。概言之，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执政为民、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要求。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必须坚持党对法治国家建设的领导，这就必然要求执政党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最关键的一条是将党政关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在政治生活最关键的部分实现政与法的统一。这就需要执政党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不替代立法，不包办行政，不干涉司法。

在政与法的关系上，尤其需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立法和政法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党的决策与国家立法的关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职权的关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立法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各级组织与同级人大的关系，改进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方式，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通过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促进党的各级组织支持同级人大依法履职，善于将党的政策经由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善于通过人大作用于政府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改革政法体制，改善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方式，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党的政策对政法工作的意义，善于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与人大相关工作结合起来，善于用制度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职权，通过制度防止党的各级组织干涉政法机关依法办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①。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际上就包含了依宪治国的根本要求，也意味着对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根本需求。“无论如何理解依法治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依宪执政，任何意义上的法治都可能不复存在。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中，执政党依宪执政具有特别的意义”②。依宪执政是指执政党以宪法为执政的根本依据，遵守宪法规范、原则和精神，实践宪法确立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集中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宪法原则，贯彻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基本国策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运用宪法思维和方式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这是由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反映了“党的领导———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政治逻辑，体现了执政党新的政治思维和对新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加强和推进依法执政，应当将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认识，将依法执政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将执政活动规范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将执政的合法性、权威性、有效性建立在与宪法的关联上，在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与根本制度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根本是依宪执政，依宪执政就是要依据宪法确立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执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确立的第一原则，是国家根本政治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确立的第一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依宪执政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确保执政活动遵循人民主权原则，保证执政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的政治框架内和政治舞台上执掌政权。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尤其是依法执政需要树立起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大权威，依照宪法监督和规范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活动，使宪法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最高准则。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推进依法执政，必须加强宪法与宪法相关法制建设，完善有关政党的组织、行为和责任法律制度，规定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性质地位、职能权责、组织原则、决策与立法（党内法规制定）准则、违法违宪责任等。确保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必须完善与政党执政、参政相关的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为执政党的执政活动提供更加完备的宪法性规范，为规范依法执政形成宪法规范基础，将党的执政活动纳入宪法规范框架内。同时，完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机制和程序，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责，特别是要完善对宪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和
纠正违反宪法的行为。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宪法监督制度或者违宪审查制度相适应，也应当完善党内法规审查机制，通过一定的制度构建，比如设立党内法规监督委员会或者称为党内司法事务委员会，依章履行处理党内事务争议职能，并担当党内法规审查责任，以此形成依法执政的监督和保障机制，以确保党内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保持党规国法的协调性，确保党内法规建设贯彻“宪法至上、党章为本”的党内法治原则①。
3．切实推进依宪执政，必须立基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②。依宪执政就是要求执政党立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遵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原理和内在逻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方式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组织形式，是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同时也是关于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党政适度结合、党和国家关系科学化与规范化的制度依托，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组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建设法治中国的制度保障。概括地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③。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依宪执政实践，提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这直接关系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水平和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与国家法治化的程度。一般来说，政党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桥梁，由此产生的人民———执政党———国家的逻辑结构，其关键要素就是民主、法治及其相互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载体和展示民主法治关系的制度机制。如果说依法执政就是将执政活动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并纳入法治框架和轨道，那么，这个框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条轨道就是由宪法铺设的“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的法治轨道。换言之，人民代表大会是执政党作用于国家政权的主要通道，是实现依法执政的有效途径。
不仅依法执政（根本是依宪执政）内在地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与通过人大执政也存在逻辑关系。民主执政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应当强调党内民主建设，建立民主执政的坚实基础，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尤其是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党内权力，保障党员权利；二是执政党应与人民代表大会结合起来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是最容易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统一起来的政治场合，也是唯一实现党的政策转化为国家法律的政治机制。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适度结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是民主执政的具体表现。抛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各级组织就会与政府组织高度关联，不仅容易降低执政
的民主性，也不利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学执政也有两个侧面，一是执政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反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二是执政必须遵循政治规律，尤其是政党执政规律。既有适用于世界各国的一般执政规律，也有各国不同的特殊执政逻辑。在当今社会，执政党与民意机关的结合是政党执政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当代中国，健全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政治结构，构建符合民主法制规律的政治机制，保证执政党依据执政规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这是政治上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实践科学执政原则的必然要求。

希望对你有帮助。

⑷ 依法治国等同于政党吗

依法治国是最理想的治国理念，能达到表里如一的理想，如果不去依法治国，那法律就成了摆设，还能笼络人心吗。

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容是什么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理论思想体系,涉及政治哲学、法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关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政党观、民主观、法律观、法治观、人权观、平等观、正义观和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等。(2)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社会主义宪制和法治原则、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学说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等。(4)公民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态度、法治心理、法治偏好、法治情感、法治认知、法治立场、法治信仰等。(5)关于法和法治的一般原理、价值、功能、原则、学说、方法和知识等的理论。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规范理论体系,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治体系、法治程序、法治结构等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关于国家宪法和宪制的理论,如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的理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立法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的理论。(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如宪法实施监督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等的理论。(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制度的理论,司法权、司法体制、司法程序、法律监督体制、公正司法制度、依法执政体制等的理论。(4)关于法治的一般制度、体系、程序、规则、规范和架构等的基本原理。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运行操作理论,涉及法治原理的应用、法治行为、法治实践和法律制度运行等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建设各个环节的理论。(2)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法治军、依法办事等法治实施各个方面的理论。(3)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发展各个领域的理论。(4)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等依规治党和依法执政的理论。(5)关于法治运行实施的一般规律、特点、机制、行为、方式等的基本理论。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相关关系理论,涉及法治存在发展的外部关系,涉及法治与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存在等现象及其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关系:(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先进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关系。(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道德、纪律、政策、党内法规、习俗、乡规民约、社会自治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正、安全、秩序、尊严、和谐、权威、平安、幸福等的关系。(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构建秩序、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等的关系。(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政党、宗教、以德治国、依规治党、国家治理现代化、良法善治等的关系。(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人类法治文明、西方法学理论、中华法系文明、国际法治理论、全球化法治进程等的关系。

⑹ 怎样理解党的政策和法治的关系

法律与政党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差别，体现在：1、产生的渠道不同。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或由社会惯常行为形成或由司法判例形成，在我国是前者，而政策是由政党组织制定或由政党领袖确定。有的学者忽视政党领袖在政党政策制定上的作用，或者认为政党领袖仅仅是作为政党的代表提出某项政策并且是以政党的名义发布，因而还应当认为是由政党组织制定的。但实际上有些政策是由政党领袖个人意志决定的，因此我赞同两源说的观点。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的表现形式有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权威性理论等，政策的表现形式有宣言、纲领、决议、声明、口号、领导人讲话、党报社论、党内文件、通知等。3、调整的范围不完全相同。他们属于交叉关系，既有共同的调整对象，也有各自独立的调整对象。4、保证实施的力量不同，法律由公权力机关贯彻执行和公民自觉遵守，政策则由政党贯彻执行和党员自觉遵守。但在我国政策的适用大大超出这一范围。另外我认为政策和法律的区别还在于一是法律更具有稳定性，政策具有多变性。法律有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而政策形式多样，来源广泛，国家和政党可能在不同的时期会作出不同的政策调整，政党更可能会因为种种因素包括领袖的更替而改变自己的政策（政党领袖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其他国家的政党不可比拟的）。二是法律更具有统一性。法律能够在全国或特定的大多数地区施行，而政策会因为地区不同、时期不同较随意地作出调整。

法律和政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力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在法治国家，政党以政策影响立法过程，以实现政党利益；另一方面，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实行法律至上。也就是说，政党总是立图在立法中体现自己的政策，但在实行社会管理时又严格遵守法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上走了曲折的道路，重政策轻法律，甚至以政策代替法律，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荡和法治文明的倒退。本文力图从我们党成立以来法律与政策的历史沿革中省视政策至上对国家法治进程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从历史发展看，我们历来把政策置于无可替代的地位，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走了曲折的道路，甚至有沉痛的教训。近几年来，党和国家看到了国外法治对国家管理的良好作用和国内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这种理念好象又成为一项新的政策。不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来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而且国家立法机关事实上也难以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这些都是长期以来政策至上所遗留的后遗症。它对我们国家的法治进程造成了消极影响。

1、对执政党来说，影响了建立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和政党自身组织的健康发展。我们党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得到广泛支持，才逐渐壮大力量，夺取了国家的政权。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长期的政策至上的施政过程中，国家权力相对过于集中，有限的监督机制又难以发挥作用。对自己的决策也不习惯于接受合理性正当性评价。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政策的随意性大，很多不合理甚至损害民众利益的行政行为在政策的名义下实施，造成决策的不民主、不科学，甚至权力的滥用而导致腐败，客观上影响了政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某些不合理政策的实施给政党或权力机关带来利益，而缺乏竞争机制，本身也影响政党组织建设和对自身政策的省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任何政党只是国家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力量，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但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虽然早就提出党政分开，但政党对所有国家权力机关拥有控制权，党所制定的政策是指导国家立法、社会事务管理的灵魂，长期以来发展政策系统忽略立法又影响了立法的发展，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作为法治国家，政治力量需要均衡，而任何政党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其所制定的政策只能是在执政期间用以实现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管理，以保障国家利益，获得民众的支持。中国是一个缺乏法律民众基础的国家，传统皇权思想根深蒂固。领导人将自己的思想理念提升到政策高度，并影响立法以及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党中央领导集体普法是给了全社会一个学法守法的楷模。历史上的一些变革也是依靠领导人的权威突破法律、突破政策，带给了中国人新的发展之路。比如创立特区、实现市场经济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发起到了导向作用，但从法治理念上来说是法律是滞后的，或者说是他们突破了法律

⑺ 廉政法治意识培养的基础是什么意思

廉政法治意识培养的基础是指廉政法治理念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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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法定职责”的关键措施规则，既宏观上履职治党，又微观上提供建党、党建的行为规则，更在精神层面提供法治理念，对法治政党组织建设和法治政党社会构建“功不可没”。

(7)法治政党扩展阅读

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对法律没有信任感，认为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会。

因此，一定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地对宪法和法律信仰与崇敬，把法律规定内化为行为准则，积极主动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社会中信权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就在于全社会法治意识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依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⑻ 推行法治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强调法治会不会损坏党的权威帮帮忙 谢啦

楼上几位，说实话，中国问题毁就毁在你们这些人的身上。不懂还在这瞎嚷嚷！
这是道法理学的论述题。建议楼主去买本张文显的《法理学》看看。里面有专门的论述。

下面是一篇论述，你可以看看。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实现法治的核心力量
法治是与民一密不可分的，而我国的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就没有今天谈论社会主义的法治问题的前提。

进一步说，要解决法治问题，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有人认为，要搞法治就不能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只搞一党执政。这是套用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模式来评价我国走向法治的一种看法。

我们说，法治离不开民主，而民主是统一或集中社会（群体）意志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不管民主的模式有多种多样，在国家政治领域它离不开阶级性和一定历史规定性。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成分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它的国家善于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或个利益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合力，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涉的内部的分裂现象，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为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由具有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富有远见卓识和坚持战斗力的共产党来执政，共产党也必须成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是任何其他性质的政党所不可替代的。根据原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和对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政局动荡现象的考察（参阅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如果认为发燕尾服政治多元化或多党制注定成任何法治国家《不分社会制度和国情差异》的一个要素，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它可以成为特定的（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一种（不是唯一）形式，但绝然不适宜用于社会主义制度。

现代国家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政治政治。但政党领导和法治的关系，西方国家和我们很不相同。如果说，在西方，法治社会形成于政党政治产生之前，西方政党政治对法治生活的形成和发燕尾服没有显著影响的话；那么，在我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带领自己争得民主，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走向法治走向现代化，这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摆脱了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半殖民统治的后发达国家里，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发展生产力；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我们党对法治的认识离不开历史，也不能超越于时代的条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法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留待后人填补的一个领域。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过于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相应的政治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根据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法律观点和法律体系作了相应的调整，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我国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和活力也正在更好地发挥出来。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完善的源泉所在。

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完善不能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就是使民主上升为法治。用厉行法治保障民主的发展，用发展民主促进法治的强化，实现民主法治化。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建设和经受各种考验的新形势面前，才能够真正具备长期稳定的自我巩固和自我完善的调适能力。要实现这关键一步，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方向，十多年来党一直沿着这个方向领导人民和政府为实现民主法治化，正在积极创造健全的法制条件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最近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为迈向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力量，当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决定性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倡导

的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建立的政治制度

和政治原则、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有人认为，我们共产党过去不主张搞法治而搞的是人治。这是一种误解，是对党还缺乏历史的、本质的认识。诚然，党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段时间里，指导思想出了偏差，最后发展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这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可是，这毕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途程中的一个插曲。老实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和人治传统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建设民主法治社会谈何容易！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也就不可能很快出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向法治的大转折。我们应当辩证地历史地评价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精神相一致的关系。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和理想信念，是与争取人民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党的领导同民主法治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建设中，就一贯重视建设民主制度和传播民主精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不同时期，都制定了革命提根据地宪法性文件以及有关法律制度。毛泽东同志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强调把红色政权建立在“工农兵代表会”的民主制度基础上。如果说，井冈山红色政权是民主制的雏形；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三三制”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同时，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蓝图和“由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组织形式，也早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同志精心设计出来了。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的建设，不仅保证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法治作了准备。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回答黄炎培养等人所提如何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问题，说找到了一条民主的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思想。这是法治精神的一个基本着眼点，与人治是不相容的。当然，它的有效程度还取决于用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机制是否完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不仅造就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已经形成了优良传统，而且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治国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方针，主要的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最高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与制度，民主管理、群众监督和基层自治原则与制度，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根本方针，等等，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三、法治是执政党领导者方式转变的必由途径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领导方式也必须相应地转变。对“执政”，首先应明确它的主从关系，才能理解如何“更好支持和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内涵。从这个根本点而言，应毫不含糊地确认党的一切成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那种“打江山、坐天下”的封建思想与人民公仆的意识是格格不入的。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为了教育大家不要重蹈李闯王的覆辙，在他提议下，还新编了历史剧演给干部看。解放初期，共产党政治民主，作风清廉，受到人民的爱戴。然而，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时期积累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以及建国后一系列民主改革、民主建设，终究没有阻挡住传统人治影响的冲击，使社会主义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从这段历史教训发现：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地位不相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没有切实地把人民民主上升到法治的高度。

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首先涉及到一个颇具影响的重要思想因素，即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一个“脱胎”的问题。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时期，民主，在宏观上，主要强调阶级民主，以团结人民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为目的，其内容包括动员工农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展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等等；在微观上，是指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民主，如提倡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开展批语与自我批评，等等，这方面，我们党创立了一整套制度，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由于革命战争环境所决定的军事化高度集中体制的要求，革命时期的民主特征基本上是向上型的，党的领导者处于主体地位和支配地位，但险恶的战争环境和瞬息万变的形势变化，驱使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又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心向背，是决定革命成败的根本因素。而民主作风的状况，又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抉择与认识的重要标识。这一类的民主对权力的作用，主要通过理想、伦理、政策、纪律引导，建立在高度自我约束和实践效果检验的基础上；但领导权力实际行使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到了建国以后，党处于执政地位，人民当了国家主人，特别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建设时期，民主的概念发生了新的演变。在新时期，宏观上的民主是指以人民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人民共和国就是民主的象征；在微观方面，民主，主要指公民民主，体现为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的、有效的保障。而作为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民主，仍然十分重要，但相对处于从属的地位。因而建设时期的民主，亦即现代民主，是属于向下型的民主。这一类型的民主仍具有阶级性。

考察上述两类不同时期的民主概念，可以引出这样一个认识：只有现代民主才是建立现代法治的基础；也只有上升为现代法治，才能够确保和促进现代民主的发展。而革命时期的民主，适应于高度集中的体制；它对建立现代法治虽在初创阶段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但当现代法治初具雏形后，就会因某些客观因素和主观上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掣肘而踯躅不前，如果不能坚决有力地排除种种阻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步伐，共和大厦的法治建筑在骨架隆起后会成为旷日持久的“胡予工程”。在革命时期的民主概念支配下，不仅维护着向上型的统治格局，而且把“群众运动”也作为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沿袭下来。事实证明，它容易破坏民主和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民主，表现为：一种是属于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是权力运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另一种是属于伦理性质的民主，对权力握有者具有一定的自我思想的约束力。这些都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对做好领导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这类民主仍属于向上型的，比较侧重于为统一集中的领导工作所操作，基本上适用于管理领域的需要。它只有与现代民主结合才能上升为法治或纳入法治轨道，也才能保障它不被人治所冲击、所扭曲。

为适应现代化建设，转变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我们应当首先充分理解“民主”概念演变的时代内涵。用现代民主的概念，去理解现代法治对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的重大意义。执政党领导方式，应当也必须从过去领导革命和坚持阶级斗争为主导的时期发展起来的传统方式，转变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方式，也就是引向民主法治化的领导方式，在党领导下，建立一个良好的、稳定的法治秩序。

执政党领导方式转变的关键一环，在于正确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邓小平同志指出，这种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形成的，而且“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个人领导”，无疑是一种人治现象，它首先损害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等政治原则；同时又使党的工作与政府工作和各项社会工作混为一体，以党代政，包揽一切，在党和政权机构内部形成家长制作风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导致严重妨碍了政府依法行使职权，严重地疏离了人民群众，也严重地消弱了党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建设，这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向法治方向逐步发展完善是背道而驰的。

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经历痉的逆境中苦苦求索、殷切期望的意向。谨举二例：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驳陈伯达错误言论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党是领导而不是代替，是通过而不是直接……如果是代替（包办）而不是通过，即是党直接代替或包办国家一切行政事务，这必然会失去党的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将失去先锋队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战斗作用。党政不分的混乱概念，不仅降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且将推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作用。”张闻天同志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的逆境下，还在潜心研究“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这些话真是字字千金。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执政党领导方式转变与改善问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和指导意义。他们认为，党领导国家而不应本身成为国家，否则就解决不好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如果形成党高踞于国家之上，或者等同于国家，而国家又高踞于人民之上，这样，党的领导就会受到削弱，就不可能保证国家接受人民的监督，使国家“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马克思语），与社会一致起来。

由此可见，党对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必须通过和运用法律制度这个中介；这样，党和人民就息息相通了。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融于一体，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法律），来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运行。而政府执行国家意志，具有了合法性的权威，不仅是受人民监督约束下的责任政府，而且由宪法、法律授予它相对集权和相对独立的职能和权利（权力），以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主张党政分开和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实质上是为了保证把国家的权力交给人民。这是实行法治的先决条件。

党章所载“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法治原则，也是把执政党领导方式纳入法治轨道的基本依据。党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党的体育场主要是政治领导，即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集中全国人民经验与智慧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按法定程序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向国家机关就重大政策问题和主要领导的人选提出建议；教育和监督全体党员模范地贯彻党的政策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党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发号施令，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和政府进行领导。执政党的领导权不能大于“法”。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体现了党领导，由此党的领导方式必然要实现由过去主要和直接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向主要和直接依靠嫠治理国家的转变。

根据“权力约束权力”的法治原则，执政党领导方式的转变，应着眼于如何把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奉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的宗旨，具体化、规范化为以法律为制约机制的新型的权力关系。要完善民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机制，合理地规范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和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等关系，尤其要着眼于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和法律监督等部门）各种权力的合理配置结构和相互配合、相互约束的制衡关系，设立科学的决策程序和人珞选拔、荐举、弹劾与更替等程序，以及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基层自治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等等，从而保证正确地运用和有效地控制权力，克服人治弊端，防止权力失控与权力腐败。

总之，要在党的领导下，为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切实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向下型权力结构，包括法治型的政治体制，实现规范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保证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使严格的法治秩序建立起来，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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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关系密切其中法制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什么

《网络复》对法治国家、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这三个概念分别有一个解析：关于“法治国家”，其认为是在德语中最先使用的。早期的法治国是指中世纪欧洲的某种国家形式，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当时被认为是“和平与法律秩序的守卫者”。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德国资产阶级宪政运用的晨雾，其基本含义是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所以，法治国家有时又称法治政府。
《网络》认为，法治国家的条件和标准有五：（一）通过法律保障人权，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二）良法的治理；（三）通过宪法确立分权与权力制约的国家权力关系；（四）赋予广泛的公民权利；（五）确立普遍的司法原则，司法独立等。法治国家的形式标志有四：（一）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二）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三）严格公正的执法制度；（四）专门化的法律职业。法治国家的实质标志同样有四：（一）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理性化制度；（二）权力与责任关系的理性化制度；（三）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理性化制度；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性化制度。

⑽ 如何优化党内政治生态

构建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生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挥党内政治生活思想引领、作风引导、激浊扬清的作用，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形成良好的制度生态。一是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的基础上，以学习型党组织为载体，创新型党组织为依托，创新党内学习制度、培训制度、教育制度、考核制度。二是严格执行制度落实。制度不执行，就是摆设；制度不落实，就是天窗；制度不贯彻，就是稻草人。加大制度执行力度，要同步加大问责力度，根据问责条例，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同步加大监督力度，根据监督条例，敢于亮剑、常态监督，做到制度执行中有监督，执行后有问责，形成制度执行、监督、问责的三位一体。

营造法治型党组织的法治生态。通过法治政党引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市场建设，以法治型党组织推动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法治化。一是推动法治型党组织创建工作。对各级党组织而言，就是要树立法治理念，增强法治意识，健全党内规章制度，完善党内体制机制，运用法治思维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二是积极培育党组织的法治文化。法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法治生态的根基，要营造崇尚法治、遵从法治、认同法治、维护法治等法治至上的文化氛围，开展法治主题宣讲、专题教育、系列培训、成果巡展等活动，使人人都能讲法治，处处都是法治圈，时时都能受教育。

完善权力规范运行的权力生态。权力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核心要素，形成权力规范运行的生态图景，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一是以权力流程推进权力清单化。根据党组织职责功能，制定党组织的权力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权力边界。以权力流程推进权力运行，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研发权力运行监控系统，确保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监控、约束和规范。二是以党务公开推进权力透明化。借鉴政务公开的有益探索，各级党组织要树立正确的党务公开观念，深刻认识到党务公开实质就是权力公开，积极利用新媒体创新公开载体，围绕党组织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监督公开，细化公开内容，通过党务公开实现党内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促进权力生态的和谐健康。

健全标本兼治系统的反腐生态。反腐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反腐生态健康有序，党内政治生态就一定和谐清爽。一是加强常态反腐。注重易腐的地方、领域、环节，抓住易腐的时段、节点、链条，使反腐工作深入日常、贯穿平时，让党员干部谨慎用权，时刻保持头脑清醒，高度自觉。二是加强立体反腐，形成系统化的综合反腐体系。要构建立体式反腐，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强化纪委专门监督，深化巡视监督力度，加强党员民主监督，引导社会媒体监督，发挥群众舆论监督，建立公开监督平台，整合多元监督力量，形成人人想监督、时时有监督、处处能监督的反腐氛围，构建系统化、综合化、社会化的反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