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的立法思想

㈠ 古代哪些国家重视法律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

夏代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商代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周代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代

宋代《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辽代
辽代大规模地编纂法典，开始于兴宗时期。重熙五年（1036年），参照唐律修订太祖以来法令，正式编定《新定条例》547条，又称《重熙条制》，颁行全国，成为辽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为由，对《重熙条制》进行删修增补，编成《咸雍重定条例》789条，简称《咸雍条制》。这部法典对契丹、汉人同样适用，是辽代法律进一步汉化的标志。

金代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后来占有辽及北宋地区后又兼用辽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这是金朝立法之始。后海陵“又多变旧制”，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金世宗即位后曾颁行《军前权宜条》，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条制》颁行，《大定重修条制》是对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综合整理而成，对统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

元代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代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国家主义
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礼法结合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权
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诸法合体，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各级行政长官，中央虽设有专门司法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君权）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㈡ 辽金的立法概况是怎样的

宋王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自始至终均未能买现全国的统一。与宋相对峙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权，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及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他们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自有其民族团有的特点。

早在北宋建立以前，辽国的统治阶级为了适应不同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制定了“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分治制度。在法律上，契丹人适用本民族的习惯法，汉人则沿用唐律。辽圣宗（公元983—1031年）继位以后，着手对辽的法律进行改革，规定契丹人、汉人犯罪“一等科之”，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使法律制度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契丹民族加速封建化过程和受中原文化影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辽国先后颁布了《重熙新定条例》、《咸雍重修条例》，契丹族便有了自己的法典。

公元1115年，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崛起，建立了金国。早在十一世纪中叶，女真族已有了一些不成文法和简易的司法习惯。随着金先后灭辽和北宋，金国政权迅速向封建政权转化，在此基础上制定封建制法律，先后制定了《皇统新别》、《大定重修制条》、《明昌律议》和《泰和律》。《泰和律》对元朝的法律。曾带来重大的影响。

㈢ 概括辽朝与金朝在政治制度上的共性及原因

金朝初期全面采用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同时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逐步弃用了契丹制，全盘采用女真制。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金朝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朝建国之初，金太祖废除部落联盟时的“国相”制，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宋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干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
《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
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

㈣ 辽实行的二元体制的核心思想

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㈤ 探究思考：辽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巩固政权如何正确评价澶渊之盟

辽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巩固政卝权：萧太后摄政二十七年，在她执政期间进行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朝百姓富裕，国势强盛。1009年辽圣宗亲政后，辽朝已进入鼎盛，基本上延续萧太后执政时的辽朝风貌，反对严刑峻法，并且防止贪污事件。在文教方面，辽圣宗实行科举，编修佛经，佛教极为盛行。在位其间四方征战，对宋战争屡屡获胜，俘获号称杨无敌的宋朝名将杨继业。

如何正确评价澶渊之盟：
影响
积极
一、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二、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
三、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卝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卝族融合。
消极
王安石和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
同时，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直接导致宋、辽双方兵备松弛，后皆为女真建立的金国击败。辽国残余势力只得西迁，在西域建立西辽苟卝延卝残卝喘。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被迫向金国称臣。
评价
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接受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未能收回，另一方面要输金纳绢以求辽朝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索取，以金钱换取和平使北宋不再居安思危。对辽国而言，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卝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
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
黄仁宇说：“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这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㈥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重点整理

主观题

名词解释

1、 非公室告：指涉及家庭内部关系的诉讼

2、 公室告：对于直接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犯罪，由官吏代表国家提起诉讼

3、 上请：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官僚、贵族及其子孙犯罪，不交一般司法机关处理，而应先奏请皇帝裁决的制度。

4、 折杖法：用决杖来代替笞、杖。徒、流四刑

5、 圆审：对于特别重大案件、或经反复审判而人犯仍然翻异不服的案件，则由皇帝令三法司，会同吏、户、礼、兵、工五部尚书和通政使等九卿会审

6、 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7、 准五服制罪：是指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依据五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定罪量刑。

8、 秋冬行刑：秋冬两个季节，统治者要顺应阴气肃杀万物的规律，决狱行刑，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审判必须在秋后，死刑的执行要在冬季。

9、 翻异别勘：是指犯人如果在录问或行刑时提出申诉，案件必须重新审理。

10、 六礼：是指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六项聘娶仪式：纳彩、问名、

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11、义绝：指夫妻一方杀害对方直系或旁系尊亲属。

简答题

1、 简述《法经》的特点与地位

答：特点：从法典名称来看，《法经》改刑为法，初步确立了法的客观规定性；从法典结构看，以严惩盗贼罪为核心；从立法宗旨来看，《法经》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刑事立法原则；从法律内容看，《法经》贯彻重刑主义法制原则

地位：《法经》作为一个开创法制建设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

2、 简述夏朝关于“昏、墨、贼”三罪的规定

答：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要处以死刑

3、 简述什么是亲亲得相首匿

答：是指汉代法律所规定的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应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4、 简述“八议”制度

答：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根据“八议”制度，这八种特殊人物犯罪，不适用普通诉讼审判程序，司法官员也无权直接审理管辖，而必须上报皇帝进行决议，其结果一般都能得到宽宥处理

5、 简述汉代的春秋决狱

答：西汉董仲舒等提倡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以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

6、 简述唐朝法制的特点与历史影响

答：一、儒家思想是唐律的灵魂 二、唐律是中华法系的代表 三、唐律对周边国家和后世立法的影响

7、 简述唐律的完备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第一，调整对象全面完备，对封建的社会关系实行全面的调整，更切合统治阶级利益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实际需要；第二，法律体系的完备。根据调整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律形式，形成相当稳定的法律体系；第三，立法技术的高度完备

8、 简述唐律中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答：第一类：同一国别的外国人之间发生侵犯时，以其国家的法律为准。第二类“不同国别的外国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相互侵犯时，适用中国法律。

9、 简述汉代的“七出”“三不去”

答：七出：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盗窃。

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10、 简述唐律中“十恶重罪”的内容，简要评析

答：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以上十种犯罪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威胁、损害皇帝人身、权力、尊严的（谋反、谋大逆、谋叛和大不敬）是十恶的核心内容。第二类是严重危害封建社会秩序的犯罪（不道）、第三类是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意义在于维护了封建政权和社会伦常关系的稳定。

11、简述《大清民律草案》的主要特点

答：1、采取资本主义民法的形式2、在亲属法和继承法中表现了宗法礼治的影响和封建法律的遗痕迹3、以形式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4、注意调查吸收流行于各地的习惯

12、简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主要内容点

答：1、明确宣示中华民国为统一的共和国2、规定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及应尽的义务3、采取三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原则4、规定严格的修改程序

13、简述与《大清律例》相比，《大清新刑律》的特点

答：1、“更定刑名” 2、“酌减死罪”3、“死刑惟一”，（仅用绞刑一种，只有罪大恶极仍用斩刑）4、“删除比附”5、“惩治教育”

客观题

1、 夏朝的法制指导思想是“行天之罚”

2、 夏朝的主要法律形式是礼和刑，夏商两代得君王命令，主要包括军法命令性质的誓、政治文告性质的诰及训令臣民的训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渊源

3、 相的地位最高，是仅次于商王的行政首脑

4、 商代的刑罚主要有墨、劓、刖、宫、大辟等五种

5、 商代还制定了职务犯罪的规定，“官刑”

6、 夏商两代的监狱叫圜土

7、 西周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是“敬德保民”“明德慎罚”

8、 所谓“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

9、 《礼记》上，明确谈到了适用三赦之法的具体年龄：“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

10、 惟眚：过失犯罪

11、 非眚：故意犯罪

12、 惟终：惯犯

13、 非终：偶犯

14、 傅别：是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借贷契约 质剂：是调整商品交易关系的买卖契约 长券即质，短券即剂。

15、 西周的婚姻制度，婚姻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

16、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子拥有优先继承权和绝对支配权

17、西周司法机关的设置：大司寇（最高司法官）、小司寇、士师

18、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19、西周专门设置有司圜一职，管理监狱

20、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中的法律思想：一“事断于法”“刑无等级”二、“行刑重轻”“以刑去刑”三、“为法”“行法”“明白易知”

21、子产（郑国）铸刑鼎 邓析“竹刑”

22、春秋后期成文法的公布，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打破了法律制度的秘密操纵状态和由此而产生的法律的神秘性，摧毁了旧贵族世代垄断法律的特权，使法律内容逐步具有公开性和规范性

23、商鞅变法，在篇名上改“法”为“律”

24、秦朝法律中。以古非今罪：以三代之事，抨击当朝朝政罪。秦律称故意为“端”过失为“不端”“诬告反坐”：一般以所诬之罪处罚诬告之人。

25、秦律中的作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侯 P64

26、秦朝法律司法机关，司法官：廷尉

27、汉代考课官吏主要采取“上计”的方式，即自下而上，逐级进行考察

28、汉代危害中央集权的犯罪中的“左官罪”：私自任命官吏及接受任命的官吏，都要严厉处罚

29、汉代的经济立法（赋税）：田租、算赋、口赋、关税

30、三国时期新五刑：死刑，劳役刑、赎刑、罚金、杂抵罪

31、三国时期刑法体系的重大变革：一是逐渐废止肉刑制度、二是不断缩小族刑连坐范围 三是初步形成新五刑制度。隋朝制定《开皇律》，对北周五刑制度进行系统整理，正式确定为笞杖徒流死等五刑制度，一直沿用

32、“重罪十条”制度正式确立于北齐律

33、北魏首创以爵位抵罪和折当劳役刑的制度，南朝陈律规定的“官当”制度更为系统

34、按照西晋的规定，要在朝堂之外设置登闻鼓，允许有重大枉屈者击鼓鸣冤

35、《开皇律》12篇：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36、《永徽疏律》后人又称《唐律疏议》

37、六典：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

38、唐代的借贷方式分为：出举（有利息）和负债（无利息）

39、唐代离婚有强制和协议两种，强制分为官府强制（义绝）和丈夫强制（出七）。协议离婚又称和离

40、唐朝的刑罚适用原则：第一：十恶重惩原则 第二，是贵族、官僚减免原则 第三，其他刑罚原则（累犯加重原则）

41、六杀：谋杀、故杀、斗杀、戏杀、误杀、过去杀

42、六脏：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及坐赃

43、唐朝三司：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44、唐代诉讼：一是举劾（由监察机关、各级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二是告诉（当事人自己向官府提起诉讼）

45、直诉方式：拦截皇帝的车驾、击登闻鼓鸣冤、上表申诉陈情

46、审判回避制度：换推

47、慎杀：死刑的执行，必须经过三复奏程序

48、出罪：即重罪轻判或有罪不判 入罪：是轻罪重判或无罪判作有罪

49、宋代的财产继承制度。第一顺序：儿子，未嫁女，诸子均分，未娶妻者多分聘财，未嫁女分男子聘财一半；第二顺序：孙、守寡妻妾，若儿子死亡，孙子可以代位继承

50：户绝资产的继承P181

51、宋代新刑法：1、折杖法2、刺配刑3、死刑（凌迟，先起于五代，法定于辽）

52、分为原审机关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的“差官别推”P189

53、《洗冤集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54、元朝把居民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55、元朝的中央司法机关是大宗正府

56、明初的治国立法思想是“重典治国”

57、《大明律》的制定P218

58、朱元璋《大诰》的目的，一个是用“当世事”警诫臣民，永以为训；二是用《大诰》中的严刑峻法，防范和镇压臣民的反抗。其次，《大诰》明确地将贪官污吏作为打击对象

59、《大明律》中增设了汉唐宋元刑法中所没有的“奸党”罪，罗列了奸党罪的种种表现。

60、明代增设了新的刑罚，廷杖，处罚大臣

61、三司会审：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御史/大审：定期由皇帝委派太监会同三法司官员录囚的制度

62、厂卫干预司法：P235

63、《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律例所载，严密周详

64、清朝选任职官以科举为正途，每三年一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65、所谓四格是才、守、政、年

66、清朝三法司仍旧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67、入关以后，刑部最为全国最高司法审判机关

68、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7年8月27日），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

69、《大清会典》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系统、最完备的一部封建行政法典

70、《大清民律草案》P284

71、贿选宪法是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公布的第一部正式宪法

72、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

73、《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确立边区的人民司法原则。为保证司法公正，《宪法原则》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并且除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对人民有逮捕、审讯的行为

74、抗日时期重点惩治三种犯罪：严厉惩治汉奸罪、破坏坚壁财物罪、惩治公务人员贪污行为

75、陕甘宁边区的刑罚，主刑死刑、有期徒刑、劳役、附加刑：夺公权、没收财产和罚金
打字不易，如满意，望采纳。

㈦ 汉官的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

辽代（916-1125）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权。辽的建立，开创了当时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辽的很多法律制度都对随后建立的西夏、金以及后来实现大一统的元、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南面官制度作为辽在法律和政治上确立的重要制度，被后世所借鉴，甚至在今天也有着它的启示作用。
一、北南面官制度的产生、构成及实行
契丹族在建立辽之前，实行的基本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制度，而在经历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期后，契丹部族制度逐渐形成和巩固，民族共同体也逐渐形成。在建立辽之后，契丹族组织内部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对内部进行整合。伴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民族构成逐渐复杂，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后，辽的疆域内已存在汉奚、室韦、渤海、女真等多个民族，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国家，成为辽代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北南面官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北南面官制度是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二重体制的双轨官制，“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后世沿名，不究其实。吏部，一太宰也，为大司徒，为尚书，为中书，为门下；兵部，一司马也，为大司马，为太尉，为枢密使。沿古官名，分今之职事以配之，于是先王统理天下之法，如治丝而棼，名实淆矣。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蕃汉分治”而又集权于皇帝的政权体制。在北面官制中，有北南枢密院、北南宰相府、北南大王院、北面御帐官、北面宫官等。在南面官制中，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位、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2]可见，南面官制是兼采唐宋官制而逐渐形成的。
公元926年，契丹军队灭亡渤海国，建立东丹国，实行“国中之国”之策。辽太宗时得燕云十六州；而在此之前，有许多汉人为躲避战乱或灾害而进入契丹境内居住生活。从当时来看，汉族在很多方面要优于“逐水草而居”的契丹人，而辽统治者要想实现国家的安定长远，也必须倚重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支持和帮助。辽代正式确立北南面官制度的时间是在辽世宗时，从这一举措的确立来看，它在巩固统治、调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亲仁善邻，桴鼓不鸣几二百年”，看得出当时统治者的独到眼光和谋略。
当然，北南面官制度并不是辽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唯一手段，但是我认为，这一制度是其在法律制度方面最重要也最富有特色的制度之一。相比于在渤海国设立“国中之国”东丹国以及在奚族中采用“剿、抚”并用的手段，北南面官制度无疑更具有长久性和稳定性，“辽国官职，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术故尔。观于边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图见矣”。这种双轨制官制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现是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军国大政，在开疆拓土、镇压起义、治理地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圣宗朝的韩德让，在反击北宋的进攻中立下军功，又“受顾命，治政有方，拜大丞相，进王齐，总二枢府集”，可谓登峰造极。同时实施这一制度也相对削弱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使迁入契丹辽地的下层汉民“不复思归”。
在北南面官制度的实行过程中，这一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北面官制逐渐向南面官制发展，二者趋同，也就是汉化的趋势。《辽史·百官志》：“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议论以象公师。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其汉化趋势。汉人契丹人等可以在北南面官制度互相任职，说明民族融合、民族交流也在逐步加深，共同治理辽朝的内政外交。
二、北南面官制度与我国的民族立法和管理的历史渊源
北南面官制度作为辽代政治法律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对当时和后世的民族立法和民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实，不仅仅在辽代，早在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就不断探索和实践民族管理的手段。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汉化，虽然程度不同，但都表明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在民族统治策略上各国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从当时的一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统治现状：
“始宏因符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子）浩诛，中书侍郎高允收敕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
“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万，万户内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
金朝占领北方之初也实行北南面官制度，只是太宗即位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才逐步改变了初期的北南面官制度；元朝统治的疆域更加广阔，民族成分也更加复杂，统治者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实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在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中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建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利用南北之间的对立主义和宋金对峙以来的隔阂，制造分裂，以利控制；而在清朝实行“满汉畛域”的原则，一方面吸收汉族文化，一方面对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华夷之辩”等民族情绪严加防范。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的法律统治，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实行不同的法律政治制度，例如在蒙古和西藏实行的《蒙古则例》和《理藩院则例》，在新疆和青海实行的《回疆则例》和《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堪称我国古代民族立法的最高水准，使清朝成为中国封建史上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最成功的朝代。
从以上这些朝代的民族政策和立法情况看，统治者都有着不同的政策和手段。辽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主要是胡汉分治政策，这一政策成效并不显著，应该说那个时期民族融合存在，但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威胁着统治政权。胡汉分治也没有完全消失，直到清朝，仍有其遗迹。辽之后的朝代在承接前朝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民族管理和民族立法上更加成熟，元朝应该是个例外。作为辽代政治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北南面官制度，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我们从辽代之后的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制度中都能看出北南面官制度的影子，实际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由此可见这一制度在民族立法、民族管理方面的影响可见一斑。
那何谓民族立法呢？简单地说，民族立法是指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在现代，作为国家的一般公民，各民族的公民享受同样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的成员，他(或她)可能享有法律就特定民族的公民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另外，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法律也可能把特定民族团体作为一个整体赋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一个国家也可能以民族因素作为重要特征从而建立一定法律地位的机构、组织、行政区域(如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进而规定这类机构、组织或行政区域的权利义务。在我国，从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到《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到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制定的规章、法规、条例等，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关于本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构成了我国的民族立法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摸索制定的，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才使我国的民族立法体系有了今天的规模。在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和合法权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防，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封建统治者控制人民的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族平等、民族繁荣的制度保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我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民族法制都跟历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始终是历史舞台上的活跃者，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从民族融合和交流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到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格局，无疑不都说明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采用不同的策略，这些都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保证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有效借鉴，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无论是汉族人当政，还是少数民族掌权，其都要在民族政策和立法方面下一番功夫：辽代统治者确立了北南面官的政治法律制度，为其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作为实现大一统的元朝尽管也在学习汉人，但却公然推行民族歧视和分裂政策，最终短命而亡，淹没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
以我国的民族立法为例，从理论上讲，在国家总的立法体制中分离出一个民族立法体制。因此，民族立法体制其实是国家立法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成国家立法体制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种安排是由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单一制政体的基本国情和基本制度所决定的。相应地，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现我国设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19个自治县(旗)。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我国民族立法体制其实又包括一个子系统，即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应该说是体系严密，环环相扣。
北南面官制度是古代的产物，不能和当今成熟的制度相比，但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我国现今实行的民族管理和民族法制，也是在像北南面官制度这样一大批古代优秀的民族管理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来的。反观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忧患之一：巴以冲突，朝鲜半岛危机，科索沃问题，非洲难民危机等等，无不都有民族问题在作祟。如何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维护国家主权，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研究课题。中国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比如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作为中国成立最早的自治区，内蒙古的发展见证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政策的成功实践。但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并不平坦，包括我国在内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新的民族问题、民族矛盾会不断涌现出来。制度建设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法宝，随着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代表的民族制度的贯彻实施和民族立法的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民族关系会更加融洽，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会不断加强。
近年来有人提出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是我国现今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历史渊源和设想来源。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有不妥之处，其超出了北南面官制度的主要建立基础：民族成分的复杂和扩大，导致统治制度和策略的相应改变。北南面官制度固然与一国两制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国家在法律中予以严格明确的，但这两种制度还不能上升到渊源的程度。理由如下：
首先，众所周知，国体即国家制度是立国之本，一国要想成其国，首先要立制，即实行什么国家制度。我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是在一国范围内，实行两种独立的的社会基本制度，这两种制度不仅在涉及政治方面的不同，同时也涉及经济、生活、习惯等等一系列都有着根本不同的方面；辽代实行的北南面官制度不是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一直都是封建制度，这一点在建立北南面官制度后也没有改变。北南面官制度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只是为了适应统治区域内不同民族的需要，而在职官制度上的一次改革和尝试，北面官制度和南面官制度表面上看是两种独立的制度，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期以北面官制度为主，后期则出现融合趋势，远未达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的独立性和高度性。
其次，一国两制是作为国家的一个根本制度确立和运行的，国家在宪法和基本法中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安抚各民族对抗情绪而实行的一种手段色彩很浓的职制。在辽代后期北南面官制度就已经逐步发生了变化：两种官制逐步融合，汉化趋势不断加强。在辽被金取代后，北南面官制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后，一国两制最初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设想，并在香港、澳门回归后得以成功实践。而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主要是从民族问题的角度予以考虑，在实践中也是因民族而异。如果说到相似之处，我认为北南面官制度与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民族法制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一些历史关系，联系更紧密一些。比如
当然，以上观点和理由并不是全盘否定“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是我国现今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历史渊源和设想来源”的观点，这种观点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极大丰富和借鉴启示价值。无论是民族自治还是一国两制，都有着古人智慧的影子。所以加强历史资料和文物古迹的研究和发掘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几年，有关辽代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从墓志、碑刻到文献资料，都给我们今天研究辽代的历史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和依据。
三、北南面官制度的历史定位
辽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在法律和政治上推出北南面官制度，可以说是一项创举。然而，在20世纪初期，这一制度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危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弱，倍受列强的欺辱。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使用武力的同时，为了使其侵略利益合法化，一些日本军方的“御用”学者急于从历史中寻找根据，为侵略批上合法的外衣。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时候，他们将目光盯到了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上，将这一制度称为“二元制”或“二重制”，并大肆鼓吹。1919年“东洋史学”的权威浸田左右吉在《满汉历史地理研究报告》中最先提出了“二重说”，他在文中是这样解释的：“辽从太宗、世宗时起，获得燕云十六州，汉人数目大幅增加，加之大量汉人由宋入辽，鉴于积极统治汉人的必要，另确立在契丹人政权下的汉地与汉人，由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并顺其方针在行政组织内采用中国王朝的各项制度，进而树立北（以游牧民族为对象）、南（以农耕民族为对象）两面之所谓二元的统治制度……”[12]
我认为日本学者的说法是根本没有理解封建统治的内涵。首先，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最为鲜明的特征是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即皇权的不断强化。契丹首领是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建国的，而随着统治疆域和民族成分的复杂化，没有统治经验的契丹人必然要倚仗各民族的支持和配合，实行北南面官制度也是适应这一大环境的客观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人可以自治。契丹人是靠武力打下天下，怎可允许自己的睡榻旁有他人酣睡呢？况且封建统治在当时是不断强化的，直到清朝达到了最高峰。而“二元制”是近代才开始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起来，到现代才发展成熟的政治体制。比清朝早近六百年的辽代却要实行直到现代才完备的“二元制”岂不让人贻笑大方。其次，封建统治者是决不会心甘情愿把权力交给别人的，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日本推翻幕府的武装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了。
浸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稻叶岩吉等日本学者之所以极力鼓吹“二元制”，无非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特别是为日本占领满蒙制造历史根据，编织合理性。如果他们的“二元制”成立，那么满蒙（曾是辽统治疆域的一部分）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被异族征服过而已，那日本人占领这一地域也不违过，而中国政府即当时的清政府就无权插手。这与我国一直将契丹境内的各民族视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满蒙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观点大相径庭，是极其错误的。
但历史终究会还以真实面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这些“御用”学者的言论也销声匿迹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在战后所说的那样：“东北亚古代、中世纪历史及社会的研究，直到太平洋战争时期，仍如日本的家学一般十分盛行。原来以满洲、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主要以日本对该地域的政治、经济统治为基础的。由于战争失败，基础已被连根铲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就随之而消失。”[13]
近年来，日本的右翼之风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屡屡制造事端。历史教科书事件，否认历史，美化侵略等等都是他们的“杰作”。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法律等内容时，还要警惕国外有些人的别有用心，拿历史旧案来说事，制造麻烦。直面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仅是史学界也是法史学界为之奋斗的目标，要站在法律的角度审视历史，据理力争，也愿用此与诸君共勉。
四、结语
自奴隶社会以来，“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14] 统治民族希望“声教讫于四海”[15]。其实在中国的民族史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汉化。无论统治者情愿与否，这一趋势都不可避免。像北南面官制度的实施，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虽然一开始“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16]，但通过长期的“达其志，言其俗”，探索更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民族管理制度，并用法律对其加以保障。这些可以说都是我国古代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的经验，与之相关者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发掘。
辽代北南面官制度作为一项政治法律制度，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回忆历史，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古人的创举，带给我们对于今天的更多思考。读史使人明智，其上所承载的意义自不必多说。反观今日，由于历史等原因，国外特别是日本在辽代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这更说明我们要加强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研究，特别不能放松对中国古代民族管理和民族法制的研究，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㈧ 简述宋代刑事法律的主要内容

赵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主要法典《宋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刑事法典。差误较小。本书主要研究《宋刑法》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论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规，同时还介绍了与宋同时期的辽、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以便读者对宋代空上特定历史阶段的刑法制度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一、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法学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宋初统治集团对此也十分重视，并在实际操作时更加注重“刑辅”这一手，而且，比较强调对一般犯罪的宽恕与轻刑，对谋叛、谋反及贼盗等危害到统治阶级之根本利益的犯罪的严惩不贷。宋朝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代的治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取得了诸多成就。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宋朝从太宗时就开始采取“守内虚外”的国策，[1]以及对地主豪强兼并农民土地采取放任的政策，所以，到宋真宗去世、刘太后主政以及宋仁宗亲政时期，北宋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开始逐渐暴露，表现为外有辽、西夏等强敌压迫，内有京东王伦、京西张海等的暴乱。同时，国家机构的“三冗”（即冗官、冗吏和冗兵），以及因富者无限占田而出现的百姓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统治阶级更为重视立法改革，试图进一步加强法律治理国家的力度。与此同时，自宋代开始，“理学”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主流，它将法律视为维护封建社会正常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辅助儒学教化的手段，但有时，为了镇压“犯上作乱”的民众，还必须施以重刑。为了使法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理学主张振纲纪、厉风俗，使天下人都能各循其“理”。由于理学将维护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而法又是由“理”产生，为“理”服务的工具，因此，理学同时主张在据罪论刑时，必须以三纲五常为断狱听讼的原则。此外，由于理学严格要求“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语）、“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语），作为“理”的派生物的“法”，就是一种“灭人欲”的工具，法中的权利因素被彻底抽空，只剩下了义务性、强制性和镇压性的功能，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进一步受到破坏，其社会地位也进一步降低。 二、宋代重惩贼盗的国策 两宋的刑事法律规范主要是《宋刑统》，其后所附的敕文则加重了对“盗贼”的处罚。同时，制定特别法，继续加重对“盗贼”的处罚，其中包括《窝藏重法》《盗贼重法》和《妻孥编管法》。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1}可见仁宗时即制定了关于划分“重法地”，惩治“盗贼”及其窝藏之家的特别法《窝藏重地》。神宗时制定《盗贼重法》： 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1} 《盗贼重法》的特点是：对罪犯家属的刑事处罚及赏告人的规定，与英宗时的《重法》相比，变化不大；但对窝藏之人的处罚则加重，可判至死刑，且非重法地，亦依重法地论；对“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的“重法之人”，虽非重法地，亦从重处罚，这便使重法的适用范围更加扩大。 哲宗时制定，对盗贼家属的处罚作了进一步规定。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1} 仁宗时，“重法地”仅限于开封府及附近州县，神宗时扩大到京东、京西、淮南、河北、福建等路和一些州军，但神宗时须“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而哲宗“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又继续加重。 实行“保甲法”，严防“盗贼”。“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阉宦恣横，及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乃与王世修谋逆。诏御史捕世脩鞫之，斩于市。七月，韩世忠执苗傅等，磔之建康。”{2}不仅一概处死，而且均使用酷刑。 宋代除了重典惩罚贼盗外，还加重了对其他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犯罪的处罚。比如造祅书祅言罪。“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1}也就是说对妖言罪“至宋尤重其禁”，即加重“造祅书祅言罪”的处罚。 三、宋代的刑罚体系 （一）折杖法 宋朝的刑罚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唐代的五刑，以笞、杖、徒、流、死为基本刑制，但《宋刑统》又有所改动，创制了折杖法，用决杖来代替笞、杖、徒、流四刑。宋初，为改五代之苛，太祖时即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1} 对于“折杖之制”，后人大多以为是将刑罚折轻了，是宋初减缓刑法的措施之一。如清人沈家本就认为，折杖之制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但笔者认为，折杖之制比起五代的酷刑滥杀，或许是一种减轻，若同唐代刑罚相比，则仍是加重。因为折杖是折成重杖，特别是折成脊杖，对人体的损害很大。唐代就曾禁止行笞杖刑时击打罪犯的背部。如“（唐）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捶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3}之所以要改行折杖法，是宋太祖认为五代时期刑罚过于苛重，而折杖法具有“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的好处，体现了省刑从轻的精神。但是折杖法不适用于死刑及反逆、强盗等犯罪。宋初采行折杖法，对于纠正刑罚越来越严酷的趋势、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的刑种和刑等设置并不科学合理，轻重悬殊，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4}194（二）刺配刑 为了弥补折杖法轻重悬殊的缺陷，宋开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将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时施加于一人，即处脊杖、刺面后发配到远恶州、军终身傅军籍，服苦役的刑罚。“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5}比唐代的加役流更为严酷。始创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原为宽恕死罪之刑。至宋初逐渐突破宽贷死罪的使用的范围，后逐步用于重罪犯人和累犯之人，有关法律条文也日益增多。“诸配隶，《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庆历中，增至百七十余条。至于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5}刺配遂成为宋代用之最多的刑种。配隶之刑特别是刺配刑的广泛适用，使宋代刑罚趋于残酷。 刺面因情节轻重而有大小、部位之不同。神宗时规定：“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5}刺字的部位、形状，因犯罪之性质和情节之轻重而不同。南宋时臣僚载论及刺配刑时，也提到：“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5} 配隶者根据犯罪情节之轻重决定远近和地点，情节严重者刺配远恶州军，无复地里之限。对性质、情节严重的犯罪及累犯，则刺配远恶州军或登州沙门岛。宋初，只将死罪减轻处罚者刺配远恶州军或沙门岛，即“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隶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5}仁宗时规定：“配隶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5}配隶的地里增至3000里以上。女犯则配役于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宋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太平兴国五年，诏罢免之。“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5} 对配隶者，罪轻者会赦可释放；次轻者会赦可迁移近（家）州军；罪重者不放不移。南宋时期，有不少大臣认为刺配之刑过重过滥，建议进行改革。如，孝宗淳熙十一年: 校书郎罗点言其太重，乃诏刑、寺集议奏闻。至十四年，未有定论。其后臣僚议，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牴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他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即诏有司裁定，其后迄如旧制。{5} 可惜最终还是未改成，仍沿用旧制。 宁宗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隶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斗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设使逃逸，未必能为大过，止欲从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于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从之。”{5}对一般犯罪，限满后可予释放；对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虽改刺从正军，但仍须服苦役。 对刺配之刑，后人多有评价。这些评价，均指出了刺配刑的残酷性，但对刺配的残酷性又都言之未尽。“刺配集肉刑、劳役多种刑罚于一身，刑罚苛重，而且使用过滥，引起了一系列的恶果。”{4}194-195笔者认为：刺配沙门岛，实等于死刑。沙门岛上所配隶之人数，神宗以前定为200人，以后增为300人。如熙宁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砦配隶，以二百人为额，余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以三百人为额。”{5}“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5}刺配远恶州军，也与死刑无异。如熙宁六年，“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只要刺配春州，幸存者不多。此外，刺配刑是“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虽然臣僚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听留役本处，至春月遣之。’诏可”。但被处刺配刑者绝大多数都是“情理巨蠹”，仍须“不以寒暑，即时上道”，故路上冻死者仍很多。{5} （三）死刑 宋代死刑有多种法定执行方法，分斩首、绞杀、凌迟、杖杀、腰斩。《宋史·刑法志》提到了凌迟这种刑罚。“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即以利刃碎割受刑人的肢体和肌肤，使之在痛苦重缓慢死去。凌迟是封建社会后期最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凌迟刑产生于五代，大辽国率先袭用之。如《辽史·刑法志》称：“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宋初未用，真宗景德四年，“御史台尝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为惨毒也。’入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盗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诏：‘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用凌迟。’”{1}提出使用凌迟刑者，均受到皇帝的斥责，故至迟在真宗时，宋代尚不允许使用凌迟刑。但在仁宗明道以后，凌迟刑已经开始使用。北宋仁宗时荆湖地区出现杀人祭鬼的恶性，仁宗敕令：“有首谋若加功者，处以凌迟刑”，首开凌迟先例。凌迟的广泛适用，是宋代刑罚走向残酷的重要标志。以后，元、明、清三代凌迟之刑沿袭不变。

㈨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

德主刑附，刑民不分。
中国传统法制以"礼法结合”为特征，同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是密切相关、一脉发展而形成的。
西周是这一传统特征的源流，表现在其"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礼的含义内容及其与刑的关系上（出礼入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法家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表现为"铸刑书”（郑国）、"竹刑”（邓析）、"铸刑鼎”（晋国）、《法经》等一系列成文法的公布和商鞅变法。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
汉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汉初思想为"黄老”（无为而治），汉武帝"摆出百家、独尊儒术”，法家思想的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表现为上请原则、恤刑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等刑罚适用原则的儒家化，还有春秋决狱的司法上法律儒家化。
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儒家化，表现为名例律的演变，立法技术、法典结构、法律内容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代表性的是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等重要法典的制定；名例律的形成与封建法典结构的完善；八议、官当、重罪十条等重要制度的确立。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制度的成熟、定型时期，法律儒家化终于结出丰硕结果——《唐律疏议》。主要把握《唐律疏议》总则和分则各篇的基本内容（如类推制度）、唐律的基本精神、唐律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明朝重典治吏的内容及对今天法律建设的借鉴意义。
明朝重典治吏对后世的影响。明朝以严法整肃吏治，重典打击官吏贪墨、奸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国家机器运转功效，保证了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但是，"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不是愈轻易犯，就是"重罪加重则多冤，非善政也。”单靠严刑纠治贪污腐化，只能"朝杀而暮犯”，未能触及剥削制度、官僚政治的根本，仅凭滥杀以惩朋党为奸，往往株连无辜，对臣民失去信任，其结果则是皇帝宠信宦官，为明朝宦官擅权干政局面的酿成种下祸根。但明朝有些规定至今仍不失为良法，如对贪官的惩治方面的”罪之不恕”很值得当代立法者去借鉴，笔者非常同意严法治贪的立法思想，否则，我国贪污腐败之风实在难以得到有效扼制，如果现在对贪污腐败施以重法，定会让那些欲贪者忘法止步．明律要求凡是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年年终要通过考核，否则，初犯罚俸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职叙用，若擅为更改，变乱成法，则要处斩。用以督促官吏知法、守法、执法，这在历代律典中还是创造性的新篇，对现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04年胡锦涛主席在十二月四日的法制宣传日上发表讲话并亲手组织宪法讲座学习，无疑为我国全民普法带了一个好头。另外，明律规定，官员不体察民情，抚慰百姓，非法行事而致百姓聚众反叛的，对官员要处斩，这种非常明智的民重官轻的立法无疑对后世有积极的影响。明大浩颁行之后朱元璋强行”户户有此一本”，当时私塾学校把明大浩作为教材进行讲解，明统治者把明大浩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囚犯手中如有明大浩，可以减罪，不收藏不敬明大浩者则要被加罪或被诛杀，可见，明朝统治者为了推行明大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法律的普及意识，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清政府立宪举措及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意义。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一、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二、制定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大纲的精义有：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独揽统治权；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义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三、《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其采用责任内阁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权，扩大了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用君主立宪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统治地位，对人民民主权利只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认识晚清预备立宪的保守性和欺骗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它的积极意义：（1）加速了清朝的灭亡。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2）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它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拉开了封建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序幕。（3）预备立宪传播了宪政知识，进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㈩ 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目录

第一部分 内容辅导
第一编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
第一章夏、商、西周的神权法思想
第二章维护宗法等级制的礼治与明德慎罚思想
第二编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
第三章春秋时期革新家的法律思想
第四章儒家的法律思想
第五章墨家的法律思想
第六章道家的法律思想
第七章法家的法律思想
第三编 封建社会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
第八章秦汉时期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第九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
第十章隋唐时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
第四编 封建社会宋至鸦片战争[前]时期的法律思想
第十一章理学的兴起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第十二章宋明时期改革家的法律思想
第十三章辽、金、元各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
第十四章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
第五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法律思想
第十五章近代地主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
第十六章太平天国的法律思想
第十七章洋务派的法律思想
第十八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律思想
第十九章清末礼、法两派在法律思想上的斗争
第二十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
第二部分模拟试题
漠拟试卷(一)
膜拟试卷(二)
醭拟试卷(三)
莫拟试卷(四)
第三部分历年试卷及参考答案
一九九九年上半年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法律思想史》试卷
二OOO年上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法律思想史》试卷
二OO一年上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法律思想史》试卷
二OO二年上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法律思想史》试卷
二OO三年上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法律思想史》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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