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验和法治思维

『壹』 如何培养公民正确的法治意识

1、通过学校教育的正确引导，使他们树立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理念，培养秩序与自由相统一的法治观念，引导他们确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规则意识，践行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行为准则。

2、加快普及国民素质教育 。通过大面积普及国民素质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使社会成员都具有较强地获取知识技能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具有较强地获取和应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3、提高普法工作水平 。普法工作应以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推进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为目标，以灌输给公民现代法的基本观念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于对公民权利意识、诉讼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

4、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就是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水平，使所制定的法律更具有严密性、具体性、可操作性，能更加有效地规范和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运转。

5、建设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我们今天社会所呈现的法律意识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知识宣传普及的结果，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和文化深层生长出来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宣传的社会效应和效果，这也是法律意识提高的一种必要手段。

(1)传统经验和法治思维扩展阅读：

增强公民的法治理念、培养公民的良好法治思维习惯，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关键。公民的法律素养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但是如今，有些公民，包括个别党员干部，遇事第一时间、第一思维，不是依法、求法、找法、靠法，而是求人、找人、靠关系、走后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最后被逼无奈才走法律程序，把打官司告状当丑事。

在他们心里，人大于法，权大于法，甚至有人拿法律当儿戏，这都是缺少法治理念、法治思维习惯的表现。

《决定》指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为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如何培养公民的法治思维习惯是提高公民法律素养的关键、前提。

多年来，我们在立法的修改、完善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这只是第一步，如果第二步跟不上或者脱节，法律再完善，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必须在普法上下功夫、做文章。

普法，就是让公民了解法律，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利用各种途径，多种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如利用媒体开展法制讲堂、课堂、会议、学习培训等，让普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氛围、环境。

学法，就是让公民掌握法律，学习法律常识、知识，学习法治思维，增强法治理念，遵法、守法。目前，应该从小学生抓起，让法进课堂，开办法治课，从小就让学生掌握法律知识，打上法律烙印，养成法治思维习惯。

作为党员干部要带头学法，做学习法律的模范，带头、带领、带动全民族学法热潮，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形成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社会风气。

用法，就是让公民驾驭法律。法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不成社会。法律是保护公民自身与他人的双刃剑，普法、学法的最终目的是用法，学会用法律武器，小到修身、齐家，大到治国、平天下。

有法、守法，天下太平，无法、违法，天下大乱。教育引导公民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运用法治思维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提高自己的用法水平，这是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也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关键。

参考资料来源：光明网-培养公民良好的法治思维习惯

『贰』 阐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并结合现代社

一、主要内容与历史地位

（一）法自君出
既皇权至上的封建立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赋予君主“顺天行诛”，皇帝一言而天下法，君为“三尺法”的最高主宰。“诏”“令”“敕”“格”“式”“例”皆由“钦定”，君主对法律可更、可补、可缔(”罪加一等““大赦天下”“功过相抵”.....)，而法律对于侵犯皇权的任何言行，都被视为是违反“天常”的第一重罪。
这种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
（二）礼律结合
礼治与法治相融合。
“法治”主体是君主专制官僚政体（春秋战国以来），讲究”以力治人“、以”成文法“治人。 礼治则以家族宗法行为规范及伦理观念为主体，讲究”以德服人“，以“判例法”治人。两者会产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方针矛盾与执行策略矛盾，但“礼治”“法治”皆为自然经济与宗法社会的产物，儒家从维护宗法社会到维护封建自然经济，法家则从维护封建自然经济到维护宗法社会，两者以“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达成分工各异而目的相同的绝妙统一。（例：《唐律》“十恶”：维护宗法家族秩序与维护集权专制政体共占”九恶“，且平均分配，仅”一恶“为民）。这种二元的法律价值观使人不仅成为人，还须履行家族宗法和国家赋予的双重义务，而封建法官却不得不在礼法和国法之间寻求平衡。这种混合法不仅构成了封建法系的重要特征，还是体现了中华法系的优越性。
（三）三纲为本，法有差等
三纲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及精神支柱，是封建法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则。
三纲要求确立并遵循的贵贱、亲疏、尊卑、上下、长幼的严格等级次序，并被认作关系“王道”得失的不可逆的社会关系基础。（《白虎通义·礼义》：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家庙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明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焉”。）
在狱讼中，家族法规被视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而等级关系则成为首要考虑要素。首要保障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其次，一方面严惩罪犯，另一方面赋予“尊者”法律特权，强调 “严君臣之分，明尊卑之序”，或 “正父子之伦，定男女之别”，维护封建特权，造成法律不平等。
（四）德主刑辅，先教后刑
这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德刑关系原则。
孔子到董仲舒都强调道德教化而后重视刑罚，主张以德服人，先教后刑，同时强调 “德政”。
（五）应经合义 原心定罪
据儒家经义解释律法。仅是对于立法和法律注释的要求，也是对于司法实践的要求。同时要求在法律规定之外，引据儒家经义决狱。重点审判犯罪者动机是否合乎儒家道德，如不合必须严惩；如合乎，虽犯法亦可从轻论处。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影响了汉武帝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法律理论及实践指导核心 , 对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起着支配作用。

二、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一）影响公民的民主精神觉醒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人治、特权、尊卑及惧法厌讼等观念仍然具有强劲的历史惯性，以各种途径和形式得以保存和延续。平等、自由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权大于法的特权意识根深蒂固。
（二）影响个体利益的社会重视及保障
构架于儒家哲学基础之上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注重以道德教化平息纷争。为了息事宁人，往往忽视是非曲直。过分强调秩序与稳定，必然妨碍自由、平等及个体利益的保障。对现代中国人文仍有着持续的影响，个体利益的式微至今改观不大，在应该出现公民意识的地方，法律对个体的保障任重道远。
（三）影响现代法律、法制及法学思维逻辑。
现代法治与传统法治思维方式交织扭曲。经学思维模式仍在影响现代法学、法制与法治。压抑了中国法学的繁荣发展（缺乏思想创新，缺乏学术流派，缺乏学术个性）。派生性思维大于创造性思维。人情先于法律的观念至今仍无法克服(“人情案”、“关系案”、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

三、积极影响
（一）让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传承至今
“德主刑辅、明德慎罚”，提醒国家”以德治”，法德并用，讲究人情更讲究伦理道德，以道德规范及约束自己，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进步
（二）让现代法律更加人性化
现行立法借鉴了“人伦思想”的合理成分，维护家庭和睦及稳定成为人们的一项基本的道德义务。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视，对遵循公序良俗的考量，可以让法律更加人性化
（三）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的社会转型充斥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大量犯罪现象时有发生。面对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社会现象，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目的——“防患于未然”，儒家文化的“以史为鉴”，都在提醒及指导现代社会应加强道德教育，减少法律实施的压力和困难。
（四）让中国社会治理更趋稳定
中国传统道德（相当一部分）至今仍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精神文明建设），对规范国人行为，维护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1、“明德慎罚”：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人定国、抑制暴政、抚恤于民的作用。
2、“礼法合治”：强调犯罪综合治理，既将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统为一体。通过发展经济、教化改造等一系列措施来预防犯罪。

问题过于庞大，未尽之处，可共探讨之

『叁』 法律方法是法治思维的基本要素

所谓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习惯与取向。在通常情况下，法律问题往往还包含着政治、经济或道德问题，可以从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但一旦这些问题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原理和精神来思考与处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按照法律思维思考与处理问题，与按照道德思维、经济思维或政治思维思考与处理问题，会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但在某些情况下，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例如，欠债还钱是几乎所有社会普遍通行的一项道德原则。法律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但法律中有诉讼时效的规定。按照我 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债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也就是说，如果债权人在二年内既没有向法院起诉债务人，也没有向债务人提出还债要求，而且债务人也没有表示要偿还债务，那么债权人的债权就不再受法律保护。法律虽然不强迫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并不反对债务人自行履行，因为从道德上说，一项债务不论过了多长时间，债务人都有义务偿还。在此类情况下，法律思维与道德思维之间即产生了冲突。必须强调的是，在对法律问题的思考与处理上，法律思维应当优先，不能用道德的原则和道德评价取代法律的规则和评价。

『肆』 论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

自从国人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法治之路开始，关于中国法治之路该如何走一直存在 种种议论和争论。纵观这些议论和争论，大致可分两个方向的探索，一个是在法律之外寻求 实现法治的道路，另一个则是从法律本身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道路。然而无论是从法 律之内还是法律之外探讨法治的实现之路，都需要依托于一定的思维。本文试图从思维的领 域出发，着重分析论证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以期能服务于中国法治的实践。 [关键词]： 法治 法律思维 辩证思维 逻辑思维 随着学界对于法治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当下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法治问题不仅仅 是由制度及规范所生成的，还包括与制度规范并存的法律思维。” 如郑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 他还进一步阐述道：“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 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 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 然而，这种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主要是一种逻辑的思维，但其并不具有绝对的主导性。这主要是由 于受到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以及共和国建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维灌输的惯性作 用，对这种逻辑思维的认识的不足，此外就是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于传统逻辑的批判的影 响，使得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这种逻辑思维主导的论断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提出了 辩证思维是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的谬论。本文则是针对这种现状在理清法治、法律思维、逻 辑思维、辩证思维的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和论证逻辑思维与法治的关系以及辩证思维与 法治的关系，最终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为逻辑的结论。 一、概念界定 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在运用抽 象思维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方便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或符号。由于人的不同， 人的认识能力和抽象思维是存在差异的，这就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不 同的。因此，对于本问题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将既有利于文章对于问题的深入分析与论证又 及方便人们对于本文所论述内容的理解和交流。 （一）法治 关于法治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在 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对于 法治的定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将法治定义为： 法得到普遍遵守与良法。英国法学家戴雪则将法治定义为：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 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 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 实际判决上。 但是不管法治的定义如何发展与演变，学者们以何种形式的修辞来阐释，法治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法治的核心价值“权力制约”和“保障自由”等内容是无法改变的。“法律 至上”是古典和现代法治所共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制度形态和法律精神。它意味着在观念 上法律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制约”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无论 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一是民主政体，二是国家权 力利的合理配置。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实施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的问 题。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是法治的核心问题，国家权力配置包括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 制约。而“保障自由”也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只有真正地享 有了自由权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权利。因此，“保障自由”是法治社会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念。 基于此同时结合到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法治定义为以法律至上为基本理念的，以权利 合理配置为基础的，以保障自由等基本人权为目标的，依良法的普遍实行为手段，社会管理 方式。 （二）法律思维 学界比较关注法律思维的研究，而这方面的成果也较为丰富，表现在法律思维的定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法律思维的定义有很多。从总体来说，对于何谓法律思维，人们大体有 以下几种认识： 1、法律思维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如李淑英 指出：思维是人的大脑对存在的认识和思考。法律思维则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 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 2、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法律知识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的过程。如周晓春、李保甫、郭儒村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界定或使用法律思维的。 周晓春指出，所谓职业法律思维，是指运用法律基础理论、专业术语、专业逻辑分析、判断 问题的认识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周文限制了法律思维的主体，即不再将法律思维做泛主体化的界定，而只是局限于法律职业共同体。 3、从法律思维的功能角度对法律思维加以界定，即将法律思维界定为实现法治的方法。 如丛涛，曹洁。法律思维是将法律、事实、方法等整合运用以实现法治的最佳步骤或方法。 4、从法律思维方式的角度界定法律思维，如郑成良、陈金钊等。郑成良是国内比较早研究法律思维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法治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谓法律思维方式，就 是按照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 式。”他认为法律思维应当“围绕着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 益和关系”。 5、从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相结合的角度来定义法律思维。如堪洪果即是从这一角度认识法律思维的。“法律思维，系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 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 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它的一端便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上层面，联系着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内蕴、品格和精神需求；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法时， 它的另一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 参见周晓春：《法官职业法律思维:经脸组法官向知识型法官过度的桥梁》，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12 法律思维应当包括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是对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的融合，而不是沟通二者的桥梁。“法律思维是主体融会法 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法律的再认识和再把握的过 程。其中，法律思维方式表现为法律思维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 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法律思维方法则是主体解决法律问题所应用的工具，其主要有两个 层面，即作为思维过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 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范春莹关于法律思维的界定较为恰当。法律思维首先应该是一种思 维方式，具有所有思维方式所共有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即法律性，表现为法律思维 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其次它应该是一 种思维方法，这里主要是指的是其作为方法对人处理法律问题的有用性，主要是作为思维过 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 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 （三）逻辑思维 从字面意思来看逻辑思维是由逻辑和思维两个词组合形成，思维是这一概念的本质属 性，而逻辑则体现了这一概念所独有的特性。因此要想弄清楚什么是逻辑思维，首先就得明 白什么是逻辑。关于逻辑的定义有很多，词典上将逻辑定义为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 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思维过程。美国学者约翰杜威从逻辑发展 的角度出发，认为逻辑是人们对于所有方法的长期实践过程逐渐形成的对于正确的方法的自 然选择和进行理性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学问。 认为逻辑是人们思维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是一种人们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结论的 得出都必须借助于逻辑的方法。从法律思维三个关键的领域：法律的获取、判决的证成、概 念和体系的建构，该学者推出了法律中的逻辑必然要经过三个不同阶段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推 论，即：事实推理、法律推理、判决推理。 综上所述并结合到上文对于法律思维的界定，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 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思维过程。它主要有两个特征，首先它 是一种思维，是人通过大脑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或改造的过程；其次它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抽 象思维的方法（例如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从而使人在思维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结论。 （四）辩证思维 恩格斯认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 运动的反映而已。” 龚家淮分别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出发将“辩证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及其运动变化的反 映。辩证思维对事物的反映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并且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 和“辩证思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人类认识并且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 笔者认为辩证思维是以辩证证法为基础的一种思维，因此辩证思维具有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盾、运动、 变化、发展。而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将研究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 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10 月，第24 参见[美]约翰杜威：《逻辑方法与法律》孙新强译，载《人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 变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此外辩证思维还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经验的归纳总结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规律的结合体，它自身具有一 致性和循环性。笔者认为从辩证思维的特性来看其更倾向于指导人们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事 物，而对于人们该如何地去改造客观事物的作用在实践中，往往表现的不如逻辑思维那么明 显和直接。 二、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 在上文对于法治和辩证思维概念的准确界定的基础上，下文将着重分析论证法治与辩证 思维的关系以及法治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在这个部分笔者将主要以下四个问题入手，分析和 论证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的关系。一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二 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 （一）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对于法治实现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要论证一种思维，是否是服务于法治的 思维以及是否为法治的主导思维，首先需要论证的是它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在这一点上笔 者试图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结合到上文对于辩证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定义来看。 辩证思维是一种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思维，它包涵着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 盾、运动、变化、发展。而这也决定了辩证思维所具有的特性：相对性、运动性、主观性。 这与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特性即法律性：绝对性、稳定性、客观性，是相违背。在 绝对性上，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要求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坚持法律的绝对 权威；而辩证思维所主张的事物是矛盾中的事物，事物处在一定的矛盾体系中，这个体系包 括事物内部的矛盾的主次方面，事物外部的主次矛盾，因而事物并不存在绝对性，而是相对 的。这于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所倡导的法律至上，法律的绝对权威等绝对性正好是相矛盾 的。在稳定性上，法律思维首先以法律规则的稳定性为前提进行分析论证，大致能得出一个 稳定的预期，这就满足人们心理和理性的需要同时也节约了社会成本，从而达到了法治所追 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使法治得以巩固和发展；然而辩证思维所倡导的是，事物是运动的事物， 事物的运行性是绝对的，而静止则只是运动的一种特例，这种运动性的辩证思维，将无法满 足人们对于法律的稳定性的需要，对于法治的实现更是一种阻碍。在客观性上，法律思维作 为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通过综合运用固有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在已有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 行推理和论证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辩证思维，虽然其倡导 者将其定义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事实上由于缺乏客观的方法使得这种思维具 有很强的主观性，而有这种思维所得的结论也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思维的客观性 是相违背的，这与法治对于结果的客观性的追求也是相违背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辩证思 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 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思维过程。逻辑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从纵向上看，自法律和法学诞生之日起，其就被广 泛的适用于前者的思维领域，可以说逻辑是法律能运作以及法学能成为一门学科的根本。虽 然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不是逻辑，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逻辑似乎对于法律并不是 最重要的，但这完全是一种缺乏语境和背景的曲解，霍姆斯说这话主要是对传统僵化三段论 的逻辑模式的一种批判，而这并不是对于逻辑思维的批判，根不能否定逻辑思维对于法律的 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学者们在对法律思维进行定义时总是要在定义中明示或暗示的加上逻 辑的字眼或逻辑的方法等，这也证明逻辑思维对于法律和法律思维的重要性，两者在概念上 是难以分开的。而当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界定是，我们可以看见这种思维方法与逻 辑思维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法律最为定缀对此加以限定。而从功能的角 度来看，逻辑思维的方法，具有立法的促进功能，即通过对于客观事实的抽象形成满足于法 律的要求的概念，从而促进法律发展；具有司法的适用功能，孟子说“徒不能自行”，这句 话的原意是想强调人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其实更确切的讲，人的重要性体现在他能运用 逻辑思维的方法，通过对具体的案件事实的梳理，对已有法律的发现，并将发现的法律与具 体的案件进行客观的推理和论证得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司法结论，全过程都体现也都需要人对 于逻辑思维的运用。因此，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法律思维而且也是唯一满足法治要求的 法律思维。 （二）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辩证思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更不可能满足法治发展的需要。 而逻辑思维则是唯一的法治的主导思维。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是这样的吗？是不 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悖论呢？而当下中国法治进程的主导思维究竟是逻辑还是辩证呢？ 笔者认为这的需要从主体入手即从推动法治的力量入手进行分析。从大的方向上我们可 以将中国法治的推动主体划分为官方、民间、法律人这样的三个主体。事实上这三个主体的 界定是存在一定问题和漏洞 ，但是这里为了方便我们的讨论，假定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长期内不可能改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官 方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是政治思维，即具有很强的命令与服从的色彩，又具有运动式的色彩， 此外，比较关注行为的的效率与效益，对于程序具有很强的排斥性，最后应该是中国所独有 的具有很强的政党性；而法律人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主要是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法律思维， 即在思维主要依靠严密的逻辑的思维，在方法上综合运用各种逻辑的方法，既具有严密性、 客观性的色彩，同时又抱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完美主义的追求；最后是民间主体的思维，民 间主体的思维本身具有很强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当下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 维也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笔者认为民间思维主要是介之于官方思维与法律人思维之间，缺乏 其独特性，如果其有独特性就是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决定主导思维的主要是主体的力量和实力占优势一方的思维。通过各方力量和实力的对 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下在中国的三个主体中最有实力的是官方，而且这种实力差距非 常的明显。即官方处于中国社会的力量的绝对中心，其他两个主体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此， 中国当下中国社会法治的主导思维实际上政治思维。现实中各种与这种思维相违背的思维， 都会受到这种思维的打压，而这种思维在法治的实践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所谓的辩证思 维不过是这种思维用来打压逻辑思维的一种工具而已，而逻辑思维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成为一种应然的中国法治主导思维。 三、结论 从上文的论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应该也必须是逻辑思维。但是这一 点在当下我国社会中表现的并不那么明显，主要是受到来自传统思维的挑战如辩证思维以及 极为强势的政治思维的打压。正如陈金钊老师所言“我们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不是很重视逻辑 分析，混沌、整体、辩证地看问题是我们思维的特点。正是因为整体性思维忽视形式逻辑， 使得与法治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难以在全民中形成，这成了我们进入法治时代的一个障碍性因 而法治建设需要的是一种以逻辑为主导的法律思维，逻辑思维是法律思维的基础，离开演绎推理、类比推理等方法法治将寸步难行。“对于我们这个不重视逻辑的民族来说，对 逻辑绝对化的批判对我们没有现实意义。” 而为了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进程，我们需要做的是运用逻辑规则来保障法律意义的固定性，以便给人们以可靠的预期，重塑法律的权威。此 外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法治觉不是一个朝夕之间就能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法制实践中坚持运用逻辑思维来指导和帮助我国的立法、司法、执 首先是三个主体的称为的不恰当，应该是三个群体更好，其次是每个群体中的各个个体不一定都持着一种思维，再次是忽略了群体中个体的思维具有可塑性，是可以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法工作，尽量减少来自政治思维和传统思维的干扰，在点滴的积累中逐渐实现我国的法治。

『伍』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精神

这是因为，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无论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还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都离不开法治文化在精神与价值层面上的培育与熏陶。唯有让法治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制度、机制、文化的有机统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在着力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法律实施的同时，在继承历史传统、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调回动全社会的力量，不断完善机制、创新形式，着力建设社会答主义法治文化，使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来。

『陆』 为什么说“治国必先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执政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选择。
坚持法律底线不可违。底线是做人的基石，是处世的最起码准则，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员保护好自己政治生命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党员干部做人做事，务必坚守法律底线。人人心中都有无形的底线，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党员干部必须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自觉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谋划工作时的法治思维、处理问题时的法治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 “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党员干部要明确法律底线，增强法纪意识，带头学习法律、掌握法律，学会用法治思维来处理问题，只有时刻敬畏法律，牢记“权在法下”，才能心存惮虑，不以权代法、以言代法，才能够守得住做人做事的法律底线。
坚持纪律底线不可踩。做合格党员，应当坚持高标准，严守纪律底线。对于每一位党员干部而言，守纪律、讲规矩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守住纪律底线，首要的就是守住政治纪律底线。党规党纪体现着党的宗旨，既是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底线，也是管党治党的尺子。守住纪律底线，就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从根本上解决好“不敢”“不能”问题。党章、党规、党纪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的具体体现，也是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守住底线是坚持高线的必然要求，党的纪律和规矩不彰，坚定理想信念宗旨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在政治上清醒坚定，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经得起考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议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充分发挥表率作用，自觉践行廉洁自律规范，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党员干部应用党纪党规来内塑精神、外强筋骨，使纪律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理想、信念、宗旨“高线”，坚决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出现。要把挺纪在前体现在日常监督管理之中，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不断强化不敢、知止的氛围，使纪律和规矩成为党员的内在信念、全党的行为自觉，着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坚持道德底线不可逾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质。”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因此，党员干部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正确选择个人爱好，慎重对待人际交往，做到明辨是非、克己慎行。 当今社会，机会多了、陷阱多了、利益多了、诱惑也多了，手握权力而地位特殊的各级领导干部容易成为各种别有用心者“围猎”的对象。一些领导干部，在踏入腐败之门产生蜕变之前，绝大部分根子是好的，有的还是所谓“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但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在糖衣炮弹的攻击和权、钱、名、色的诱惑下，道德底线开始沦陷，贪婪的人性欲望开始膨胀，由一开始的担惊受怕变成了心安理得，由被动接收到主动索取，在不知不觉中破了“底线”撞了“红线”，最终成为“落马者”。做人讲人品，为官重官德。道德防线和纪律防线，是党员干部的生命线，守住了生命线就守住了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表明：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纪律面前没有特殊党员。依规治党、以德治党，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重要“法宝”，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加以完善，才能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证。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常怀律己之心，时刻牢记自己是公仆。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补足精神上的“钙”，增强自身涵养和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能力，着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_，深入群众添底气，远离喧嚣戒俗气，不为物役、不被利诱，不为私心杂念所困、不被个人名利所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用对党绝对忠诚的决心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道德底线。
（作者分别系商丘市妇幼保健院院长、书记）
作者：范中山 王君
来源：《决策探索》2017年04期

『柒』 为什么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同时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些论述深刻阐述了守法意识、法治精神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性。
人类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铭刻在石柱或铜表上，但铸鼎未必传世，勒石未必长存，真正流传下来的是“铭刻”在全体社会成员心中的法治精神。历史发展表明，只有法律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法的意义、法的精神才能真正展现出来，法治的理想才能最终落地。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要达到“全民守法”的目标，必须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进法治社会的发育，以司法的严谨、执法的严格来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对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他们对法律的态度才能由认识到遵守，由信任到信仰。

守法需要自觉，自觉守法要靠各行业、各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培育。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也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使各行业、各领域的从业者，真正在实实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一点一滴培养起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精神。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建设，离不开类型多样的宣传与教育。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完成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个法治宣传教育五年规划，“六五”普法规划正在进行中，普法内涵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宽，已经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我们要在全民教育基础上，继续推进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法治教育，不断创新宣讲和教育方式，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以精准滴灌和春风化雨的形式，将法治教育送入街头巷尾、百姓人家。只有经过多管齐下的法治教育、培育，遵法守法的意识才能蔚然成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并为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夯实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10/31/nw.D110000gmrb_20141031_1-02.htm

『捌』 如何从传统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

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努力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迸发巨大活力的同时，各种困难和问题也开始凸显。例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4]。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必须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全面提高治理水平，努力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第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克服已有的经验和模式，探索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努力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要求执政党充分意识到：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就要改变原有的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结构，确立多元化治理结构，实现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重新定位。摒弃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树立政府引导、服务社会的观念；摒弃政府统治社会的观念，树立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观念。
第二，要形成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政府应改变原有的主导和控制观念，尊重和公平对待合作伙伴；要适当放权，统筹兼顾，减轻自己的负担；要相信和理解社会，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是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是连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纽带。要鼓励高效的、为公民所认可和接受的社会组织的发展，“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5]。
第三，支持公民在法治框架下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5]依法治理社会，要求政府全心全意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部分责任，更需要公民自己负责。要在法治的框架内，建立和完善公共参与机制，鼓励公民通过合法的形式、制度化的渠道去参与社会事务，关心公共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这种公平是社会各阶层共存共生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公平。依法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上访等，要破解“信访不信法”的困局，加强法制宣传，强化教育疏导，引导公民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