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中国政府管理与改革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

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指数体系
2015-12-22 10:11:27 来源：《财经》

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 季卫东/文

2015年10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全球议程峰会的分组会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执行主任波特罗（Juan C. Botero）把前些时公布的国际评估报告《WJP法治指数2015》赠送给笔者。

不出所料，对中国大陆地区法治水准的打分仍然很低，与2011年的结果相比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

根据2015年法治指数评估结果，中国大陆整体得分48，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15个国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个国家中排序第71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香港特区整体得分76，在亚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整体得分81，在亚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国正在强调依宪执政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落实，看到法治指数评估的如此结果，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难堪和愧疚，也有可能会在某些群体中激起抵触情绪。

WJP法治指数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认，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标体系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尽管“法治”的概念很难定义和测量，但这个指标体系经过研究、论证以及反复推敲，给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1）政府及其官员和代理者以及企业、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体系之下问责；（2）法律是清晰的、公开的、稳定以及公正的并被平等适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在内的基本权利；（3）法律制定、运用以及执行的过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称职的、有道德的和独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机构达到充分的规模、具备足够的资源、反映社会的需求从而能及时提供司法救济。

世界正义工程根据这样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构成因素和47个次级因素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力（包括立法、司法、监察对权力的制约以及公务员纪律、民主监督、权力依法转移等）、廉政（包括没有行政官员以权谋私、司法腐败、军警贪渎、立法不正等现象）、政府公开（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权、公民参与、申诉机制四个次级因素）、基本权利（包括平等对待和无歧视、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劳动权等主要宪法性权利）、秩序与安全（包括抑制犯罪、减少民事纠纷、私人排难解忧不诉诸暴力等方面）、规制执行（包括政府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政府执法没有不良影响、行政手续不被无理延宕、正当程序原则受到行政人员尊重、非经法定程序和充分补偿不得征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诉讼的便民和廉价、杜绝歧视、廉洁、不受政府干预、不无理延宕、裁决执行力、法院外解纷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侦查的效率、刑事审判及时而有效、矫正和减少犯罪、刑事系统的公正和廉洁以及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正当程序和被告权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时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当干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义工程再通过十个步骤来设计问卷，进行电话调查、网络调查或面谈调查并采集、分析数据。

2015年的法治指数报告对评估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了政府公开的外延和内涵，把统计数据公开、信息质量、信息获取、信息更新都纳入视野之中；关于知情权的设问特别强调了获准的时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续费的合理性等因素；关于公民参与的设问涉及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导入申诉机制的范畴等等。这样就使得打分标准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当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评价。

相比之下，中国有的地方或者部门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很多评估标准或者设问内容是多义的、暧昧不清的，导致问卷答案和测评结果难免主观任意性较大。

社会环境影响制度运行

冷静地对照法治指数的评估指标和中国大陆地区的现状，可以说整体得分不高乃理所当然，根本就没有必要刻意辩解或掩饰，更不可通过提高分值的方式来营造虚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低分为鞭策，有针对性地弥补短板，进一步加强法治国家建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已经完美无缺，毫无可以诟病的地方。

实际上，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法治指标得分过低，是有悖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这就表明，世界正义工程的测量标准的确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或者视觉上的若干盲点。

一般而言，法治指标体系的设立很难考虑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然而社会环境势必影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又不容人们忽视。在这里，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

中国及其他特别重视家族团结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都具有网络化的结构特征。在网络社会，各种平面互动比较活泼、比较多样化，并在纵横交错的各种通道中传递着复杂的涟漪效应，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混沌现象，因而某个指令对行为的影响很难进行单一维度的、确定的预测。

因此，法律也就很难采取“君临天下”的支配者姿态，而必须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进行渗透，并逐渐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会使得行政过程势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机，使得规范体系本身复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组织机制发挥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体秩序互相交错和竞合，最后自然而然会演化出一个综合治理、辩证协调的模式。

由于网络社会存在很多结构上的空洞，需要借助权力来搭桥、整合，所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就变得比较困难。

网络社会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变成多层多样的，因此是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统一的规则体系成为主要的整合机制。关系网造成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还会使得承包责任制以及对结果责任的严格追究成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呈现出综合治理的特征，法律的适用也要考虑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各种复杂因素，主要采取协调、摆平的方式，演化为一种调解艺术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综合治理方式势必倾向于功利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严格适用规则的要求不得不放缓，“适当均衡原则”成为法律秩序的基调。法律实效也主要靠追踪性监控的方式来保障。这种状况设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为监控的可追踪性，民主参与也往往被理解为决策者对民意的观察、提前反应以及临机应变的调整。

中国的法治指标体系

因为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上述特殊的社会结构对法律运作机制的重要影响，所以测量出来的某些数值难免显得有些失真，与人们的感性认识不太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在解读这些调查资料时有必要把这些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行权衡，或者适当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设问内容。

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也并非无懈可击。

例如仅就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申诉率和撤诉率、民事侵权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之间的比例之类的客观数据对法治水准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应该适当纳入问卷调查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合理化改进，以使评估结果更准确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实际情况并能有效促进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在中国，各种计划指标和详细的绩效考核指标已经存在几十年，成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标体系在不断改变实务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诉案件起诉准确率、上诉改判率、调解结案率等使得司法过程中的制衡机制在不经意间蜕变成了互相庇护、推卸责任的诱因。

一般而言，中国既有的法治指标分别发挥着设定管理的目标值、落实承包责任的抓手、对绩效进行考核和监测的工具性框架、对职能部门及其人员奖惩的具体依据等功能。

在法治指数体系方面，比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和司法透明指数（由钱弘道、齐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数（由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提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数体系有意识地借鉴了世界正义项目法治指标的概念框架和评估方法，由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赋值问卷题目以及190个变量组成。

仔细斟酌已经存在的各种中国法治（司法）指数体系的概念框架和调查方法，可以发现，在问题的清晰性、客观性以及关系合理性等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之处。

也许我们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正义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改进法治中国的目标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到法治的国际评价之中。

至少，需要学者、法律实务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法治指数，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和对话，并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❷ 我国法治政府的六大特点是什么

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各地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要看到，一些人对法治政府的理解还比较简单，致使法治政府建设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把握法治政府有哪些特征。

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提出，在我国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提出了依法行政的要求，这是我国政府治理理念的一大进步。2003年，国务院法制办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理论研讨会首次提出了法治政府的概念。在此基础上，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从建设法治政府目标提出的过程看，法治政府中的“政府”是指狭义的政府，主要包括各级行政机关。法治政府的内涵主要是指各级行政机关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在行政理念、行政体制、行政规范、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等各个环节贯彻法治的原则。建设法治政府，是基于行政权在我国政治架构中的重要地位和行政权易于扩张的特性，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水平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法治政府的内涵决定了法治政府必须是守法政府、民主政府和透明政府。

法治政府是守法政府。法治，在逻辑起点和制度目的上均在于通过法律制约公权力。因此，法治政府必然是在实体和程序上都严格遵守法律的守法政府。守法政府的内涵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它必须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核心不在于权力的大小，而在于政府权力是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其边界是确定的、明晰的，政府行使其权力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行使权力的边界不够明确和清晰，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这些都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应当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强调法律权威至上，政府违反法律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在违反法律后不承担法律责任或者以政治责任、道义责任代替法律责任，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

法治政府是民主政府。法治的重要价值在于实现民主、保障公民权利。因此，法治政府必须是民主政府，其权力的行使要充分、真实地代表民意，成为人民意志的执行者。这一方面要求行政立法和行政决策必须民主。在重要行政立法和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应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向社会公布草案等方式，广泛听取有关专家、社会公众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实现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重要行政立法和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发扬民主，行政行为看似有法可依，其实并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行政执法也必须民主。行政机关在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

法治政府应当是透明政府。只有透明的政府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政府权力依法行使，成为法治政府。这就要求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政府作出什么样的决策以及如何决策都要向公众公开，行政执法的依据、程序和结果都要及时公布，以方便公众监督政府是否依法行使权力。信息公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准确、及时。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信息采取“选择性公开”，对自己有利的就公开，对自己不利的就隐瞒，这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

❸ 法制政府的标志体现在那几个方面

答：（一）体制方面：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部门的权限比较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

1、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基本理顺

法治政府所要求的政府，必然是职能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政府应当履行哪些职能是自从有政府以来，无数思想家为之探求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的权力过大，易于损害人们的自由和权利；政府的权力过小，就无法保证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必须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是一个高效而又有限的政府。在总结历史教训、合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将政府职能定位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这标志着我们对政府职能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是应对市场失灵的需要。政府到底应该履行哪些职能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分不开。建国初期，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和稳固新生的政权，我国实施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政府是全能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决定政治，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与其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再由政府用权力来配置资源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市场经济是竞争、自主、开放的经济，“其运行的前提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他们能自由进出市场，根据资源提供的价格，自由进行交换，经过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自由组合、优胜劣汰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1。然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主体在自发竞争中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需要政府进行宏观上的经济调节；市场经济主体为了逐利可能会不遵守市场竞争规则，从事违法行为（如制假售假），需要政府进行监管和规范，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充分竞争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社会管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秩序，为了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任何形态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的政府理论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借鉴。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是平等自由的，但是，由于缺乏公共权威，人们的平等和自由经常要受到损害，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人们决定将每一个人自身权利的一部分让渡给国家“以确保每一个人更好的享受它剩余的财富和自由”。这就说明，为了确保人们的自由不受损害，避免市场经济下原子化的个人因为互相追逐利益而破坏秩序迫切需要一个公共权威的存在。它的作用是确定行为规范，解决争端，维护秩序，简单地说，也就是进行社会管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专门论述了国家进行社会管理必须履行的若干职能，其中包括：第一，国防的职能，“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 第二，司法的职能，“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结构”。 具体说来，社会管理职能包括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

公共服务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要惠及每一个人，尤其是对于平等的追求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顺应民意，积极创造条件，保证每一个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更高的精神需求都能得到实现。同时，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势必导致一些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失败，从而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政府同样也应当保障他们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当前，尤其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让他们也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成果。因此，政府必须提供一系列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公共服务职能。正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所说，政府应当“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若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1具体说来，公共服务职能包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实施公共政策、扩大社会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健全政务、办事和信息等公共服务系统等。

政府职能要真正转变到位，关键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这就要求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上的一切非公共产品和服务都必须由市场来提供，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能越位。政府一旦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与其他市场经济主体一起向社会提供非公共产品，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就会利用其社会管理者的特殊身份和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影响和干预市场正常和正当的竞争秩序，这无疑侵害了其它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政府还承担市场监管的职能，政府自己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就形成了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这显然不符合规则。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杂的机构群体，各类事业单位共有100多万个，人员编制总数为2000多万。我国现有事业单位大多数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体制极不科学。目前，事业单位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承担政府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二是公益型的事业单位；三是经营性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的大量存在强化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公共事业只能由政府负担。这严重影响了公共行政的多元发展，影响了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影响了政府的结构。今后事业单位的改革，应当将承担政府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收归行政机关，增强其责任意识；对于公益型的事业单位，可以继续维持其事业单位的身份，政府将原本属于事业单位的权力还给事业单位，使其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对于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可以改制为企业，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其效率并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只有政企、政事彻底分开，将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情交给市场，将社会能够自律管理的事情交给社会，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事情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社会和公民自身能动性，政府职能才能真正转变到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才能理顺。

2、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部门的权限比较明确

政府职能从过去“无所不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的过程，不仅涉及政府职能重新定位，也涉及政府管理权限的调整。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呈现这样一种轨迹：分散——高度集中——合理分权。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体制对于建立和维护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制定统一协调的法律法规，实现无人为阻碍的商品交换，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我国各地地区差异很大，为了及时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就必须为地方留下一定的自治权，为地方利益的表达留下一定的空间，这样，中央和地方就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分权。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过：“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按照既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又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依法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我国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对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作了规定，但大多比较原则，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有必要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和细化，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限。笔者以为，国防、外交、货币制造与发行、宏观经济调控、国家经济安全等重大事项，适宜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或者垂直管理；地方政府则应当更多地承担起本地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比如，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城市管理、教科文卫体等公共事务就适宜由地方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分级自主管理；一些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关须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地方政府执行的事项，如民政、人事、劳动、计划生育等，可以由中央政府以法律形式统一规范，地方政府具体实施。

除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应当明确，政府与其职能部门的权限也应当明确。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政府要能有效管理，该由部门管理的事项，政府也要将权力下放到位。当前行政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弱政府，强部门”。虽然职能部门是政府的组成部门，但政府对其却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一是条块分割，有的部门既要服从于同级政府，又要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导致政出多门，甚至相互矛盾；二是财政体制不合理，许多地方无力全额支付部门的财政拨款，允许部门有非预算财政收入，从而弱化了政府的监督；三是部门权力过于集中，我国的政府部门同时拥有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部门为了争取部门利益往往不遗余力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四是政府缺乏控制部门的有效法律手段。为了避免部门滥用职权、追求部门利益和部门保护主义，必须明确政府与部门的权限。

3、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

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政府不仅职能不清，管理方式也不适应法治政府的要求。法治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做到行为规范，运转协调。法治政府更强调政务的公开透明和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的前提是公众能够获得参与政治的充分信息。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我们的政府掌握着90%以上的社会总信息，信息的公开不仅有利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且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和提高社会财富运转的速度和效能。如果透明度不够，势必增加社会运行的成本，同时也给权力寻租和暗箱操作带来便利。受传统体制影响，我国政府管理成本意识淡薄，行政效率也较低。因此，要改进管理方式、通过推进电子政务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增强透明度，从而最终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4、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

现代行政是一种责任行政，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权力必须与责任挂钩。政府的权力源自人民的授权，为了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只靠政府官员内在的道德自律是不够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必须依赖于严格的责任体制和监督机制。另外，政府的一切必要开支都源自国家的税收，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当为自身谋取任何其他利益，行政权力必须与利益脱钩。
http://www.rzfwzx.gov.cn/show.asp?NewsID=669

❹ 试论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一、建设法治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认真落实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政治责任。当前，需要结合实际，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确保法律实施、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等方面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体制保障。为此，需要抓紧四项工作：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三个优先”原则。“三个优先”原则是行政许可法确定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落实“三个优先”原则，首先需要认识三个问题：（1）人民的政府，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一切事情都要政府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2）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成为一个“经济人”。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是第二位的，尽管市场中的一些问题有时需要超市场的力量——政府权力去解决，但总的来说，政府不能凌驾于市场之上，更不能试图改变市场的运行规则。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善待各类市场主体。（3）社会中介组织通过自律来解决某些问题,比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解决更有效、成本更低廉、副作用更小、更具亲和力。我们的政府要大力培育中介组织，克服两个“不放”：不放心、不放手。
第二，恪守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基础，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行政机关发布的政策和作出的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需改变的要尽可能给相对人合理的预期，由此造成相对人损害的，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落实这个原则，要求政府想问题、办事情务必缜密、周到、慎重，切忌出尔反尔。做到这一点，实践中会有难处，也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该负的责任、该承担的风险、该付出的代价是躲不过的。分散风险、分别解决矛盾总比积攒风险、集中解决矛盾要好得多。因此，遵守信赖保护原则说到底就是化解风险、分散责任的有效办法。
第三，公开透明。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凡是老百姓比较关注且需要他们遵守执行的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应当多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确保决策科学合理的保障，是决策得到老百姓认同并执行的社会基础。公开透明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行政机关的信息资源应当尽量共享。这是树立规则权威（由服从组织到服从规则的转变）、克服部门保护主义、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
第四，创新管理方式。我国现行行政管理方式主要是以权力导向型管理为特征的，这种管理方式的缺点是随意、没有预期、强调命令，而且副作用大。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的优点是比较稳定、规范、有预期且副作用小。其具体要求是：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之间，重在间接管理；在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之间，重在动态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后管理之间，重在事后管理；在管理与服务之间，强调服务。总之，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要求具有间接、选择、协商的特点。政府管理方式体现这一特点，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管理方式不当而引起的问题。
二、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提高包括立法在内的制度建设质量
（一）对制度建设要有科学认识。制度建设是一门科学。制度建设是国家机关的权力活动，具有权力的一般特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权力，它属于决策权范畴，具有决策的一般特性和理论基础。从认识论上讲，制度建设是一种认识活动，制度建设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从事制度建设工作，研究制度建设问题，必须善于认识、把握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规律。
第一，制度建设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这是认识、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论前提。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反映，一方面，制度是依据人的主观认识来制定的，一项制度制定的好与坏，与制度建设者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制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客观的。因此，制度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从本本、概念出发，不能搞土教条，也不能搞洋教条。
第二，制度建设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应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应当是什么样，实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实际上是什么样。制度建设的应然性要求：所确立的制度必须符合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符合人们本来的价值追求，具有公认的道德基础。制度建设的实然性要求：一切制度必须符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与可能，对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目前还过高的一些要求，在制度建设中就要注意加以避免，否则，所确立的制度就会行不通，改革时期制度建设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非常突出。理想与现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矛盾，制度才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因此，做好制度建设工作必须善于发现问题和矛盾。一方面，要力求实现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使制度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一些问题由于实践经验不足，人们的认识还难以统一，可以暂不予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补充。
第三，制度建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制度所规范的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做好制度建设工作，首先，必须善于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及个案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以从中抽象出普遍使用的规则。其次，任何普遍规则都有例外，要在确立普遍规则时，妥善地规定例外，以保持制度的适用性。第三，在研究、确定规则时，对重大原则问题必须是非分明，态度明确，敢于坚持，同时又要注意照顾各种具体情况和不同意见，实事求是地灵活处理各种矛盾。
第四，制度建设是民主性与集中性的统一。多谋才能善断，体现多数人的智慧是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基层单位、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中性主要是把各种意见集中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二）认识、把握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是一个复杂、动态的体系。从实际情况看，这个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法不公则不善”，立法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上位法，避免各自为政、相互矛盾。（2）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包括该制度所调整事项的规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要避免一些法律规范成为影响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财富增加的绳索。（3）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任何制度都应当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多数人所认同，而不是相反。这是制度得以实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社会基础。（4）制度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内在逻辑要严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
（三）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应当采取的措施。
第一，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科学安排立法项目。立什么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把握立法规律。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需要明确：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是主观想象的；必须是反复出现的，不能是偶然发生的；必须是普遍的，不能是个别的。对需要用制度调整的事项，也要“当时而立法”。要特别注意，不能事事都要求助于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避免法律对社会的过度干预。
第二，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制度建设是科学性、规律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才能确保制度建设的质量。为此，需要处理好以下关系：（1）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关系。制度建设必须维护公共利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要注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做到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平衡。为此，要对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合法权益，都要切实维护。要确立这样的观念，只要是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都不应受到制度的干预。（2）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责任是行政权的核心。制度在赋予行政机关必要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规定其相应的责任，并有严密的程序作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3）正确处理强制与引导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特别注意发挥制度的引导功能。为此，我们的制度建设要重在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种供人们自己判断是非、自己承担风险、自己分配责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要鼓励、引导市场主体之间以契约等自治形式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4）正确处理立足现实和改革创新的关系。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如果制度建设不顾现实，就会行不通；如果不加区别地把现实肯定下来，有可能妨碍改革。因此，制度建设要立足现实，着眼于未来，把制度决策与改革决策紧密结合起来，体现改革精神，用制度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对现实中合理的东西，要及时肯定并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对那些不合理、趋于衰亡、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能一味迁就。总之，制度建设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力求在体制、机制、制度上不断有所创新。（5）正确处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实体与程序都非常重要，且相辅相成。当前，制度建设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要下功夫研究如何通过设定程序制约权力的行使、保障权利的实现。
第三，改进工作方法和机制，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制度建设的参与程度。为此，需要建立以下制度：（1）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确保制度能很好地反映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这也是确保制度得以很好实施的基础。（2）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这里的成本主要是制度得以实施所需的成本。（3）专家咨询制度。（4）争议协调制度。（5）定期清理制度。这项制度旨在及时消除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高制度的适应性。
三、建设法治政府，必须理顺执法体制、确保法律实施
法律得以顺利实施，一般取决于三个条件：（1）该法律本身是一部良法；（2）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实施机制；（3）具有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其中，良好的实施机制是确保法律得到实施的关键。从理论上讲，法律由预期效益到实际效益客观上是递减的。因为法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成本的，成本支付带来的往往是效益递减。法律实施机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整合各种成本（支付必要成本、降低甚至取消不必要的成本），以确保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将效益递减降到最低。我们现行的法律实施制度，往往重在机构的设立，而不重视机构的保障，包括人员与经费保障，更不重视法律运行机制的建设。结果是，没有机构法律效益要递减，有了机构法律效益递减有时甚至更快。因为机制不畅，就往往从增加人员上找对策，这势必增加法律运行成本；经费无保障，执法人员又往往只好“自费”执法，甚至搞“执法者养违法”。就行政机关而言，确保法律实施，需要从理顺体制、完善机制着手，抓紧以下工作：
第一，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行政执法体制的总的要求是：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1）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尽量改变“大盖帽”满天飞的状况；目前需要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2）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上下一般粗”的状况。目前可考虑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机关实施。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职能要分解。基层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事实问题，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法律问题。（3）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者的利益要彻底脱钩，执法经费必须予以保障。（4）下大力气建设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执法队伍。
第二，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乱执法与不执法是目前行政执法中最突出的问题。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严格按程序办事。要克服“运动式”执法的弊端，纠正领导批示才执法、领导不批示就不执法的现象。要公平、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不得滥用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第三，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应当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要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这是确保法律实施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的核心是：记录真实，立卷归档，公开查阅。凡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决定以及对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检查，都必须有记录，记录有签字，有关证据材料、执法文书连同有关记录都要立卷归档。归档的案卷必要时可以公开，供有关人员依照规定查阅。这有利于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兢兢业业、依法办事。
第五，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1）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2）强化行政复议监督。（3）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4）强化社会监督，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5）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
四、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关乎依法行政进程，关乎行政机关的形象，关乎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关乎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养成，关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客观地说，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漫长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的国家更是如此。当前，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需要把握以下几点：（1）要掌握法律知识，包括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知识，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为的法律知识，自己所从事专业的法律知识等。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手中的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边界在哪里？（2）要提高法律意识，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法律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且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就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3）要培育法律思维和能力，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用法律思维来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法律思维就是一种权衡利弊、瞻前顾后、照顾其它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既要考虑解决眼前问题，又不能给将来埋下隐患；既要考虑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又要顾及所支付的成本；既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其他相关人员的利害得失。越是情况紧急，越是问题突出，就越要用法律思维、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备较高能力的标志。

❺ 法治政府的标准有哪些

职能科学、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公开公正 、廉洁高效 、守法诚信。

信息出处：

2014年11月6日，国新办举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在介绍有关情况时表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标准，共有六个层面、24个字，那就是要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5)华师中国政府管理与改革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作为中国基本治国方略，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执法是关键。国家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各级政府来实施，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的决策与执法活动是否合法、是否适当，不仅关系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也关系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能否落实。

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在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产生重大作用。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权力主体和管理者，政府部门极易主观行事，而多年来又没有形成对政府行为的有效制度约束。因此，一方面，要健全行政监督的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要调整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与监督的立法角度，即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立法转变为允许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允许的一律视为不允许。与此同时，要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严格约束政府行为。

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改革，必须抓住时机，积极推进。但也要看到，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实际出发，稳妥推进，重要的是坚持方向，把握原则；重要的是不浅尝辄止，延搁拖沓。

❻ 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要求和任务是什么

“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这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指明 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的任务，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入到一个全面提速的新阶段。

❼ 法治政府的标准由哪些

法治政府的标准是来由源六个层面、24个字组成，是要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国新办举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在介绍有关情况时表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7)华师中国政府管理与改革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作为中国基本治国方略，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执法是关键。国家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各级政府来实施，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的决策与执法活动是否合法、是否适当，不仅关系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也关系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能否落实。

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在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产生重大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标准包括六个层面24个字

❽ 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必须；1自身廉洁.2秉公办事3.执法严明.4依法行政.5服务社会.6维护和树立政府公信度 ！！

❾ 法治政府的基本内涵包括哪些内容

1、法律必须公开，为公众知晓；

2、法律必须是普遍的，法律不能是针对一些人特别制定，必须是对所有的人同等适用；

3、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依据事先公开的、制度化的程序规则，法律不能溯及既往；

4、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必须能为公众所认知和理解，不能模糊不清；

5、法律必须没有内在矛盾，不仅同一法律内部不能自相矛盾，不同法律之间也不能互相矛盾；

6、法律必须合乎情理，切实可行，不能要求公民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

(9)华师中国政府管理与改革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扩展阅读：

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

依法治国作为中国基本治国方略，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执法是关键。国家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各级政府来实施，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也是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的决策与执法活动是否合法、是否适当，不仅关系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也关系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能否落实。

因此，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在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产生重大作用。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权力主体和管理者，政府部门极易主观行事，而多年来又没有形成对政府行为的有效制度约束。

因此，一方面，要健全行政监督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调整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与监督的立法角度，即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立法转变为允许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允许的一律视为不允许。

与此同时，要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严格约束政府行为。

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和法治政府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改革，必须抓住时机，积极推进。但也要看到，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实际出发，稳妥推进，重要的是坚持方向，把握原则；重要的是不浅尝辄止，延搁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