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法学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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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图表 2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类别

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图表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② 爱祖国学法律创和谐 征文

小学生安全自护小常识
一、马路上应注意的交通安全
1、在马路上要靠边走，走在中间会妨碍车辆的通行，还有被撞的危险。
2、走路时，不要边走边玩，也不要边走边看书。
3、如果是几个人一道走，要排好队靠边走，队伍应竖排，不要横着走，以免妨碍别人走路。
4、不要在马路上打闹、游戏、滑旱冰，容易出危险。
5、下雨天特别要注意前后的车辆，最好穿黄色的雨衣、雨鞋、雨伞等雨具，以引起驾驶员的注意。打雨伞时，雨伞不要挡住视线。更不能把雨伞当作对攻的玩具，以免刺伤人。
6、未满12岁的儿童不能在马路上骑车。

二、乘坐汽车时应注意的安全
1、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
2、不要把空罐头或其它垃圾扔出窗外，这样会污染环境，还会
打到行人或是其它车辆，发生危险。
3、在车上不要到处乱跑，以防汽车刹车时，撞到硬物上。
4、上下车时要从右边，因为左边可能有车开过来。
5、下车时，先要确定后边没有车子来，才可以下车。
三、放学或双休日，选择活动场所活动时，应注意的问题
1、应到没有车辆通行的场地如公园、广场等地方去玩。
2、不要到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上玩耍。
3、不要在离河太近的地方玩，以防掉进河里。
4、不要到小河塘里去游泳。
5、不要在马路上玩耍，既危险，又会妨碍交通。
四、过马路时应注意的安全
1、过马路时要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红灯亮时，不能过
马路；绿灯亮时，也要看清左右确实没有车来，才可以过马
路；如果马路过了一半时，信号变了，要赶快过马路。
2、有时红灯亮的时候，汽车还在离路口很远的地方，这时也不
能过马路。因为看起来车离得很远，可是，一眨眼的功夫，
它就会开到你的跟前。
3、路口一般不止有一个信号灯，应该看哪一处的呢？应该看要
穿过的马路对面的那盏信号灯。
4、出巷子口或绿化丛时，不要突然跑过去，因为可能会有车子
正好路过。
5、不要图省事，从隔离护栏下、斑马线以外的马路上过马路

③ 有关法律的1000字左右的征文

读《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形成》有感

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法学发展对于整个世界的司法有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形成发展成为我们值得关注的话题。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同英国大封建主哈罗德为争夺英国王位而进行战争并成为新英王。他保留原来地方法院，继续适用地方习惯法，一方面要求地方法院根据国王令状并以国王名义进行审判，原告要向法院起诉，必须向国王的大法官申请令状。

法官们开始巡回审判，亨利二世进行司法改革，颁布诏令使得巡回审判定期化和制度化。习惯各地习惯法，形成统一法制普通法，各地法院也逐渐转化为普通法院。随着羊毛业和商业贸易兴旺，因形式僵化，内容陈旧落后，救济方法也有限，只能针对现实损害，很多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当事人的损失难以弥补。

因此，以大法官的良心和正义感为基础发展起“衡平法”，大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被称为大法官的脚。十分灵活，可大可小。15世纪时，正式组成大法官法院，即衡平法院。

衡平法发展成为独立于普通法的新的法律体系，两者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相互补充，相互发展。普通法基础，实施全方位，衡平法是一种补偿性制度，两者都遵循先例，都是判例法。

由于管辖范围从来不泾渭分明，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可避免。普通法院痛斥衡平法院干涉太多，衡平法院声称有理由根据强烈的道德心来纠正普通法院的错误。

国王詹姆斯一世认为衡平法应该具有优先地位，但必须尽可能遵循普通法的规则为前提。

1875年，英国根据新通过的《法院组织法》，把两个法院正式合并，所有法院都可以适用英国的全部规则。但衡平法仍然是创制新规则的重要手段。只是它已经不再有单独适用的法院了。

④ 法律班会感想征文

论法律至上

论法律至上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劳伦斯·M·弗里德曼教授断言：“法治的概念并不是专属于‘西方’的”，法治的观念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遍及全球”。①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于1999年写入宪法，可以说是对法治全球化的积极回应。笔者认为，法治的关键是法律至上。

一

法治“意味着的不只是单纯的法律存在”，而是 “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②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或原则应包括：1、法律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2、必须确立法律至上。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和自由，实现正义。5、政府权力受到制约。五项原则中确立法律至上最为重要。首先，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根本标志。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古代法家即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是，法家的“法治”不过是以法律为强化手段、彻头彻尾的人治。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法律未能至上。其次，法律至上是法治的首要条件，并构成其他几项原则的基础。离开法律至上，其他原则将难以成立。不确立法律至上，即使完全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也仅是“纸上的法律”，自由与人权 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权力受制约的原则均无法实现。英国法治的确立以《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和《王位继承法》（1701年）的制定为标志，这三个宪法性文件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宗旨，并第一次确立了法律高于王权的原则：国王必须受这三个宪法性文件的约束。英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法治社会的根本性标志，是法律至上原则的确立。总之，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本质所在，是“法的统治”的另一种表达，是“法的统治”的实现形式。

二

法律至上，深深地根源于社会的需要。

1、 法律至上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首先，法律至上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及利益主体多化决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化、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最大利润的追求，导致了各主体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需要一种公认的、权威的规则即法律来协调并解决相应问题。其次，法律至上是由市场活动的统一性所决定的。统一市场和统一市场活动要求所有市场主体都按统一准则即统一的法律制度在平等基础上展开竞争。法律制度的统一，一方面要求法律制度要反映市场经济规律，合理配置权利、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保证自身体系的统一。

2、法律至上是民主政治的需要。首先，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其基本运作程序：“一是每人有权利发表自己意见，二是大家赞成多数，要接受多数人的意见”。③这要求必须依照预先一致认可的规则进行，必须赋予“多数意见”凌驾于任何个人、组织之上的地位。其次，市场经济下政府一般采取共和制，以间接民主即代议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分离极易导致权力失控，这要求一种凌驾于各权力之上、权威性的规则来实现对权力行使的监控。

⑤ 我与宪法征文800字

要点：

1、结合具体的案例

2、设身处地谈自我感受

范文：宪法，在我们心中——正扎根发芽。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走在上学的路上，听见后面一阵吵闹的声音，之后，就听见一声惨叫。我扭头一转，看见一名穿着校服的人躺在地上，还时不时发出惨叫，他周围有着五六个人在殴打他，另外一个人，这站在他旁边，说：“让你给劳资不懂规矩！”我心里想着：校园暴力，有这样高年级欺负低年级的吗？凭什么！但我也无能为力，对此感到不平。

还有一案件，一天，20岁的徐某在某校附近拦截一名初中生，要“借钱”。该生不给，徐某便把他暴打了一顿，抢走了他仅有的80元钱。后来，徐某如法炮制，多次拳打脚踢。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累计抢劫学生现金和财务价值共计50000元人民币。

区人民检察院以徐某等四人涉嫌抢劫罪，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徐某等人危害学校周边环境，社会影响恶劣，以抢劫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000元；其他成员被判3-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00-10000元。

终于，我在2017年3月的一个下午，在手机上看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指责，积极推进平安中国的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在维护校园安全方面，最高人民检查院与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发布“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依法惩治针对在校学生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起诉4600人；从中惩处校外成年人教唆，诱骗在校犯罪，起诉678人，对1560名受伤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选派7300名优秀检查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推动建立2074个青少年法制教育实践基地；会同教育部开展“法制进校园”全国巡讲。

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该坚持宪法至上，认真学习并传播宪法知识，都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我们学习宪法，要了解自己有哪些基本权利，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仅关乎于我们个人的尊严与家庭的幸福，而且关乎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发展。

⑥ 学法,守法,用法,尊法的征文1000字。急急急急！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个国家的法律体制完善与否也日益成为衡量这个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标志。我国法律法规也日趋完善，只要留意不难发现我们身边无处不存在法律的气息。《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教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作为一名中学生应该学法、懂法、守法。

然而，根据管家有关数据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呈大幅度增长趋势，可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制观念对我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青少年违法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法律意识淡薄、受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比如在社会不讲社会公德，惹事生非、打架斗殴、偷窃敲诈。在学校不遵守中学生守则、违反校纪校规。这些青少年学生虽然也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是违法违纪的，但他们无法真心地体会到事态的严重性。因此校园中违纪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同学认为违纪与违法是两码事，违反校规校纪大不了被老师批评，没什么大不了的，殊不知习惯成自然，违纪就会逐步成违法，以后到社会就有可能作为法的事。有的同学认为如今是追求个性化的社会，如果被学校这个规那个矩束缚，不利于自己发展，作了违纪的事才能体现自己的潇洒，但是，设想一下，如果学校没有了校规校纪，那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如何保障？一个从小没有遵纪守法的意识与习惯的人，长大了很难说他能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

遵纪守法是一种被人们公认的美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校有校纪，遵纪是守法的基础，青少年时代是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我们青少年学生要认真学习《中学生守则》、遵守校纪校规，遵纪守法，严以律己，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自强、自尊、自重、自爱，争当一个文明的新时代青少年。

⑦ 如何让法治成为信仰”征文

大学，作为青年进入成人社会的预备阶段，大学生经常在校园内、社会上看到与法治背离的情形。对此，不少大学生感叹，法律的实践效果与他们内心中的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甚至存在以情代法、执法不严的现象，冲击着青年人的法律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青年正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文化思想，加之，在教育体系内，法治教育并不充分，青年的法治信仰存在一定的“缺位”。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已经有这样一种共识，“法治中国”是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保障的支柱。因而，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如何让法治成为青年的信仰就显得至关重要。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对于法的重要性，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解释，各有侧重。但可以肯定的是，让青年具备法治信仰，一定是将法治从法律条文，内化为一种约束、一种责任感。绝不会逾越法律的底线，这是一种将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信仰。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当下的青年，虽然在中学、大学阶段，学习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是对于法治的认同还远远不够。相对于冷冰冰的法条如何因势利导，让法制观念直击青年的内心深处就显得至关重要。
目前，大学已经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以增强大学的法律意识，同时也是德育课程的重要阵地。可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少老师对这门课并没有“精耕细作”，有的学生甚至觉得上课有些“无聊”。作为教师，要在课程上下功夫，既不能对内容泛泛而谈，也不能只讲重点。试着运用理论＋案例的方式，让课程成为法律常识课程的同时，也进行法治信仰教育。
毕竟，法治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空中楼阁，法律条文也不能唤起人们的尊重。对于青年，只有让法治的实践与内心的标准产生“共振”，法治的魅力才能释放出来，让更多的人信仰。因此，让法治成为青年的信仰，就不妨为青年提供具体的情景。比如，中学阶段，学校完全可以征求学生的意见制定校规，让学生组织监督校规的执行。正如有人所言，法律就是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程序。对于青年而言，让法治要成为信仰，并非只是个别法律条文的理解，而恰恰是一种质疑。如此，在实践中完善法治、理解法治、尊重法治，最终才能激起青年对法治的认同感，才能走出将法治等同于工具的误区。

⑧ 宪法活动征文四百字左右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一句响亮的政治口号，而且是跨越宪法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极富哲理的最新命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宪法是规范、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保障人民权利的法律。宪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划分、国家权力的运作与公民权利的保障。所谓宪法精神，指的是人民权利高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从属于人民权利，即人民主权。正是基于对宪法的理解，伟大导师列宁曾一阵见血地指出，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
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宪法，是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民主权同样是我国宪法的精神。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先生曾极为精辟地指出，所有的公法都写着两个字，那就是“限权”;所有的私法都写着两个字，那就是“维权”，所有的社会法都写着两个字，那就是“扶弱”。因此，“限权”、“维权”、“扶弱”应是我国宪法精神的具体体现。
新世纪新时期，要弘扬宪法精神，就要依照《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人权;就要依照《宪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就要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使公民的人身、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非法侵犯;就要依照《宪法》第四十一条，保护公民的监督权;就要依照《宪法》第十三条，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就要依照《宪法》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五节，真正落实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作为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的地位;就要依照《宪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使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真正对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就要依照《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使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总而言之，就要求依照《宪法》第五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就要求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新世纪新时期，党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衷心拥护、坚决支持，神州大地已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热潮。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要求和传统美德。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权利观念、主体观念和利益要求有了较大程度提高，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由于少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缺失，以至于因利益问题产生的不和谐现象逐渐增多。在正在奔向小康社会的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仅有物质富裕是远远不够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万万不可遗忘。因此，党中央适时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一要依靠党的政策，二要依靠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三要依靠宪法和法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妥善处理因利益问题产生的各种纠纷，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形成人人心情舒畅、个个关爱他人、互谅互让的良好社会氛围。今年，包括我省在内的全国各地公、检、法机关开展的大接访活动，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此举解决了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积案、陈案，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也进一步提升了公、检、法机关的整体社会形象。
弘扬宪法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弘扬宪法精神。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弘扬“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机关及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一宪法精神;必须使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自由权、财产权和监督权不受侵犯，并落到实处;全社会尤其是国家机关及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依照宪法规范国家机关的权力运作，自觉接受国家和地方各级人大的监督。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弘扬宪法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结合，我们就能真正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