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

㈠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对吗

正确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通篇体现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坚专决把权力关进属制度的笼子里。“在学习讨论四中全会《决定》时，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权，依法治权首先要依法治官，尤其要严治贪腐高官。这可以说是深得四中全会《决定》的要义的”。

㈡ 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社会主义

一、政府要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的口号已经提出相当长时间了，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有法可依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依法治国首先就要依法治官，也就是官员要依法行政，如果官员不能依法行政，那还谈什么依法治国？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首先就要求政府守法，不能够以政府官员的意志来代替法律。下面流传一句俏皮话：“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领导批示不如领导口头指示”。在某些地方可能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如果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首先就要求全体官员一定要守法。
二、政府官员要讲理
政府官员不能不讲理，这个讲理有两个方面：
一是改革审批制。关于审批制也有一句俏皮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后来有人加了一个横批:“不服不行”，还有人加了一个备注:“说你行的人要行”。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到哪儿讲理去？当然，对于涉及到国家安全、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审批制还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审批事项过多，审批过程不透明。克强总理宣布本届政府要大幅减少审批事项，但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审批背后往往藏着部门利益，真正与部门利益攸关的审批事项，想让部门主动放弃是不容易的。要改革审批制，不但要取消一大批审批事项，而且要把一些审批事项改成核准制或者备案制。所谓核准制就是公布条件，有关人员来申请，申请以后在一定时间内主管部门要给予答复，并说明不核准的理由。如果对核准结果不满意，申请人还可以按照《行政诉讼法》提起诉讼。备案制则是由主管部门公布条件，申请人按程序备案即可，将来如果出问题再查处。用核准制和备案制来代替审批制，这是人大在立法过程中再三讨论的问题。凡是可以交给市场处理的事情，凡是可以交给社会组织例如行业协会等处理的事情，政府就不要多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审批事项。
二是不能因领导更换而改变原来的承诺。我听说，有一个城市引进台商投资，原来的书记说按照现有的城市规划，先发展城市东部，让台商在东边建一个大购物中心。等台商投资并建成后，书记换了。新任书记认为原来的规划不行，应该先发展西部。这样大量的人聚集到西部，东部这个购物中心人气大减，以致亏损。这种情况可能还不是个别的。
三、政府办事要提高效率
政府提高办事效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注意综合处理问题，二是要注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我是中国智慧城市论坛的主席，到各地看过一些智慧城市的建设情况，给我展示的大部分都是电子政务，有的地方确实搞得不错。但是电子政务的目的不仅仅是用电脑来代替一些公文处理等事务性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支持政府决策。所以电子政务不但要有数据库，还要有模型库、方法库、知识库，有比较友好的人机界面，才真正能够支持政府决策。知识库的重要性，就在于能把过去处理问题的案例都变成知识储存起来。政府一届一届地更换，过去处理问题的经验都藏在工作人员的脑子里，没有传下来，而过去的经验对今后处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法官在断案时既要讲律又要讲例，法律条文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具体情况，在很多情况下需要援引案例。因此政府需要把过去的经验化为知识储存起来，在处理有关问题的时候可以参考。电子政务不要流于形式，不要搞花架子，领导也不要嫌麻烦而不去使用。曾经有这样一个单位，推行电子政务花了不少钱，搞了一套系统，最后领导觉得用起来不方便，就将系统闲置在那里，造成浪费。
四、政府要加强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非常重要，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任何政策都是在权衡利弊之中制定的。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大家都说它好，但是往往没想它的负面作用。今天的一个好政策过了若干时间以后，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阻碍发展的政策。我们确实要加强政策研究，而且政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利弊权衡，在西方经济学中称为代价和效益的平衡分析。
例如2008年底我国启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根据我的研究，如果当时不出台这个刺激计划，我国2009年的增长率就会下降到2.4%，肯定会造成严重的就业等社会问题。由于这一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实现了9.2%的经济增长，由此说明这一刺激计划是必要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确定中央政府共投资11800亿，2008年1800亿，2009年5000亿，2010年5000亿，以拉动地方政府和其他方面的投资。但实际上仅2009年银行信贷就增加了9.6万亿，再加上政府投资的5000亿，就超过了10万亿，这样当然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投资效益下降、环保问题增多、通货膨胀的危险增加、地方债务飙升、资产泡沫膨胀，等等。从2010年到现在政府都在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当时在政策研究上多下一点功夫，分析它的利弊，把握好一个“度”，不要过度，可能今天遇到的困难就会少一些。
应当加强政策研究，加强对政策出台后的利弊分析，注意兴利除弊。当然政策研究单靠政府是不够的，还要靠专家学者。我曾经讲过，专家学者的作用不是代替政府决策，但是要从探讨理论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四个方面支持政府决策。另外，学者提的意见不见得政府都能采纳，因为政府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考虑问题的标准，不一定都采用最优决策，也可能采用次优决策。其实，学者的意见有60%-70%被接受就很好了。一是你提的意见可能本身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完善；二是你提意见的时机可能不对，条件不成熟；三是领导可能不理解，如果你认为是正确的，可以再提。作为学者来讲，还应当做到我说过的两句话：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五、政府要鼓励竞争，防止垄断
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因为在任何国家中，市场都是追逐效率、追逐利润的，在有关国家安全、人民生活保障、禁毒等问题上都不可能只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且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所以宏观调控在任何国家中都是必要的。但是宏观调控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及竞争规律。
这里主要说一下竞争规律。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最后使消费者受益。如果保护垄断，限制竞争，实际上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有一种说法是反对重复建设，这是不对的。如果新建的工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低的成本，就应当允许建设，新装置建成后，会迫使原有的企业去提高劳动生产率，甚至迫使那些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最终对消费者有利，所以后来这句话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垄断本身既对社会不公平，也对劳动者不公平，因为同样劳动得不到同样待遇；对消费者也不公平，因为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接受垄断企业制定的“霸王条款”。所以，政府应该鼓励竞争，防止垄断，不要人为地限制竞争，保护垄断。
从企业角度看，已占有市场的企业肯定不愿意让新的竞争者进入。因为这些企业是既得利益者。就像以前挤公共汽车，没挤上去的时候就说还能再挤一下，等踩上汽车踏板之后，就跟后面的人说别挤了，等下一辆吧！政府要在市场准入方面准许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先进的技术、更低成本的企业进入，当然进入是有门槛的。反垄断不是一般地反对企业占有垄断地位，因为有些产业门槛比较高，不可能大家都来干。《反垄断法》最主要的精神是反对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六、政府要保障市场的公平，重视非公有制经济
从发展过程来看，改革开放之初说非公有制经济是对国有经济有益的补充，后来说是必要的补充。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提出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十七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大再次强调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又明确提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但是现在确实存在“玻璃门”等现象，国务院发布的两个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中提出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也还没能做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非公有制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对非公有制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对GDP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对财税的贡献上。这样理解是不够的，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还有三个更加重要的作用：一是鼓励创新和创业。国有企业不存在创业问题，因为资金是国家给的，而非公有制企业的资金是要靠自己筹集。提出一个创新的想法后，还要自己去筹集资金，将这个想法变成产品、变成企业、变成产业，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可以说很多非公有制经济的成功人士背后都有一篇艰苦创业的历史。通过他们的努力和智慧，再加上政策支持，达到了今天的成功。当然也有部分人可能打了“擦边球”。美国的创业经济是它的重要动力，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原来都是普通人，最后通过创业成为富豪。所以非公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创新、创业，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有重要作用。二是非公经济发展有助于打破垄断，最终使消费者受益。三是非公经济发展有助于完善市场。计划经济时期全靠国家来管理市场，实际上有两个缺陷：一是市场边角被忽略，很多小商品没人去生产。另一个就是有些新的市场需求没人去注意，因为政府计划人员不可能这么敏感。而非公经济的特点是只要市场有需求，它就会去满足。我多年前到湖北十堰看到在二汽周围兴起一批生产橡胶密封件的企业，就是给二汽配套的。
由此可见，非公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对GDP、税收和就业的贡献，还对发展创业经济，打破垄断和完善市场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一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写得更加明确，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现在非公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在贷款、政府补贴等方面确实还有不公平的地方，需要平等地对待。还应当同等受到《物权法》等法律的保护，《物权法》经过了很大努力才最终出台，实际上强调的也是各种经济主体处于平等地位、享受同等权利、遵守同等规则、承担同等责任，这是《物权法》的重要精神。对非公经济的发展，看到它的重要性，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真正做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

㈢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依法治国,第一位的含义是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以此保证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法定职权、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正确行使权力,防止滥用权力,才能把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办好.

㈣ 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治理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

四中全会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简单地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如何发挥主体作用，不仅会对法治建设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自身权益的保障与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领导干部是关键的少数，那么可以说广大民众就是关键的大多数。

人们常说，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行政、依法治官。这诚然没有错，如果公权力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其他治理走向法治就不免沦为空谈；但这不意味着在法治建设中，不同主体之间必然存在必须“优先”或可以“暂缓”的区别。法治政府建成的另一面，必定是崇尚、遵守、捍卫法律的人民群众；反之，人民群众崇尚、遵守、捍卫法律蔚成风气的另一面，也必定是法治政府的建成。总而言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必然深深植根于崇尚、遵守、捍卫法律的民众之中。因此，党和政府要善于并习惯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工作，广大民众也应自觉提升法治觉悟，养成并习惯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置日常事务。

在法治建设的同一时空中，不同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水平和能力，存在事实上的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但这并不必然成为妨碍法治建设推进的因素。假如政府的法治建设水平提高得快，那么就可以有力引导民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但民众决不能指望每一个公权力机关、每一个公职人员都做到了信仰法治才开启自身的法治建设。如果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民众越来越多，那么就必将加速推进其他主体的法治建设。各主体法治水平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交替上升，则社会法治水平获得整体性进步的前景便值得期待。

但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向法治转型，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找法、通过法律来解决争端，而是想法设法去找人、找关系、找“背景”，或者直接诉诸暴力。有时，即使纠纷已进入司法程序，人们通常还要在司法之外寻求力量援助，以“确保”在诉讼中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一个人没有法治信仰，有时也不是出于对法律一无所知，而是对法律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于己有利时就把法律高高举过头顶，于己不利时就视法律为蔑如。

㈤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其中前提是什么，中心环节是什么，关键是什么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执法必严是中心环节。违法必究是关键。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

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由法律调整的都要实现法制化，都要依法治理：这一方针应成为执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广大公民的共同行为准则。

(5)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扩展阅读：

我国宪法规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依法治国的要义是，通过反腐治权、依法治官和监督制约公权力，通过尊重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实现人民民主。因此，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体的政治地位和主权权利，必然是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㈥ 依法治国先治官官不治国难安

其实主要是监督机制，相互的监督制度，任何人都应当在监督之下，才会有所畏惧的。

官也是从民上去的，也是人，就会有人各种各样的弱点，所以，重要的是有监管。

㈦ 依法行政是不是依法治国的本质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本质。
因为行政机关的权力取得必须有法律设定，行政机关的权利的行使，必须依据法律，不得违反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

㈧ 怎样认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320508.htm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一段光辉历程，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回顾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的成就，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一个绕不开的大事件。作为长期致力于新中国法学研究和建设的专家，您能否回顾一下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进程？
李步云：好的。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党的十五大为新的里程碑，经历了早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有五个主要标志：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它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建国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这一文件还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条”中所规定的所谓“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三是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工作报告提了“以法治国”，大会批准了他的报告。这是在国家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以法治国”。四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该文是应中央领导要求撰写。它总结了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条法律原则，即“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该文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这是最早提“以法治国”的党的重要文献。五是1982年宪法。它的序言庄严宣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具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部宪法还恢复了1975年宪法被取消的司法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原则。
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他提出过一系列法治原则，这些原则也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准则。例如，他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建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实施依法治国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正式程序，将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确立下来；二是对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作了全面概括，并将其提高到“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三是在党和共和国发展史上第一次采纳并使用“法治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和要求作出丰富和发展；四是对人权概念作了充分肯定，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五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将民主法治人权从“精神文明”范畴中独立出来，由以往两大文明改为三大文明，凸现了宪政的重要战略地位；六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基础。

二、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

记者：依法治国方略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才能提出？
李步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里，前30年我们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弯路。这里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建国后的头8年里，尽管我们处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也经历了种种制度改革，但宪政建设仍然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其主要标志就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然而，自1957年初起，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和国内成就而引发的“唯意志论”急剧膨胀和“个人崇拜”的抬头，党中央就开始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其主要标志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农村四清”。这条错误路线导致民主法制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其最终结果就是十年“文革”悲剧。这场“浩劫”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猛醒：不搞改革开放，不走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基本内容的“宪政”之路，民族不能振兴，人民不能幸福，也势必亡党亡国。同时，这场苦难也造就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不少党内外坚持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有识之士。
记者：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
李步云：广义上，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在内；狭义上，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依法治国是一项治国战略方针，其内涵：一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即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条件，是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应寄希望于出现一两个圣王贤君；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即治国要依法，而不能依少数领导者个人的看法来治理，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种文明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类型，要求具有一系列具体明确的标志与要求。正确理解“依法治国”还要重点把握以下三点：
其一，依法治国贵在良法之治。法治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实质法治即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则是指不论法律好坏，只要依法办事就是法治。相对近代以来“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古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一般说来，古代法治比人治文明进步。近代与现代的良法之治，其主要内容在其法律是否体现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等原则。有人认为“形式法治”比“实质法治”要好，理由是在一定意义上，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它完全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不符合中外学者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通常的理解。“实质法治”并非轻视法律程序的价值，而是相反。
其二，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这里的宪法，当然是指社会主义宪法。首先，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宪法无权威，难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依宪治国，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同“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关联。领导干部守法，就会影响一般干部守法。再次，也同我国宪法缺少应有权威，实施并不理想有关。
其三，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国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作用应当是治官。这是因为，虽然“主权在民”，但实际掌握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就是要求他们依法办事，依法用权。而且，受封建主义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少人习惯于把法律看作仅仅是管治老百姓的工具。还有，权力腐败现象，同缺少这种认识和依法治“权”力度不够是分不开的。

记者：据说，从1979年学术界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到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这20年间有过很多的争论，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那么，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在此其间主要有过哪些争论？
李步云：概括来说，主要有三大派别：即“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法治论”主张，要法治不要人治，倡导依法治国；“结合论”认为，法治与人治各有长短，两者应当结合；“取消论”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我们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由于倡导依法治国，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时代的精神，符合事物的规律，而逐步为执政党和政府所采纳。了解这三大派所争论的核心观点，对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十分重要的。
“结合论”的根本错误是，将“法治”等同于“法的作用”，将“人治”等同于“人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作的形象比喻：“只有将武器和战士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战斗力。”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问题，从而不符合中外历史上人们赋予法治与人治的本来含义，混淆了法治与人治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治国理念和治国原则的界限。
“取消论”的错误之一是，混淆了“依法治国”同“法律万能”论的原则和区别。任何理论与方针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涵义、内容和适用范围。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含义是，国家要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任何组织与个人都要严格依法律办事；这并不否认和妨碍我们国家还可以有“双百”方针、“科教兴国”、“以德育人”、“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治国的方针或发展战略。错误之二是，误解了制度和人的关系。只强调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遵守”这一点，没有看到，“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干坏事；制度不好，领导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依法治国并不否认领导人的作用和他们应有的权威，而只是强调领导人的权力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权力应按法定程序行使。错误之三是，将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依法治国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原因在于：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使党的政策更为妥当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是党在领导立法、执法和司法；在现代，以党代政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但是，实行依法治国，要求党的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方式作出一些重要改变。错误之四是，不理解“法制”与“法治”存在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而言；法治则是相对人治而言。法律制度是一套法律规则以及宪法与法律怎样制定和实施的一套制度；法治则是与人治完全相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原则和方法。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有法律制度，但希特勒独裁，其法律具有法西斯的性质，党卫军横行，因而它只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也是这种情况。

三、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

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怎样才算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法治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李步云：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既要坚持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经验积累，又要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又要具有中国特色；既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又要寻求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我们主张可归结为如下10项。
第一，法制完备。要求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的法律体系，做到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此部门法与彼部门法）前后（前法与后法）里外（国内法与国外法）彼此之间统一、协调、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脱节。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法律体系”科学合理，是“良法”的一个形式要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还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界有人认为，我们过去立法过快过多，是搞立法“浪漫主义”，并把法律执行不好归咎于它。后者有很多原因，同我们的立法没有多大关系。现今某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法制改革内容之一，是将过于庞杂繁琐的法律体系改得相对简单明了一些，便于人民掌握。我国不存在这种情况，问题倒是相反，有些法律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些法律缺少“法律后果”的设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
第二，主权在民。要求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前者包括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政治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严明，民主方法的科学合理。后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护法等法制都要做到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人民”二字应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中国特色”。进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今后一个时期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在法制的各个环节加大公开性和工作透明度。这是在法治领域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前提。在立法领域，应发展与完善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制度等。在司法领域，要彻底实行法定的公开审判、辩护、回避以及陪审员、律师等制度，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
第三，人权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谋求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利益。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人民的各种利益，必须也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予以保护。这就表现为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种种权利。全部法律有两个基石范畴。私法主要调整公民彼此之间的“权利”关系，公法则主要规范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但是,国家“权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学就是权利之学”；“保障人权”即争取、促进和保护人民的各种利益，乃是全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四，权力制约。依据现代民主原则，建立起分权、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腐败这一铁的规律，已经在全党全国取得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此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正确树立国家的权力观，搞清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两者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完善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越来越重视，甚至对领导干部的质询、问责、经济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具体制度都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理论上概括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方法和渠道是四个：即以国家法律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以一种国家权力（即检察，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权利（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制约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就是“监督”。
第五，法律平等。平等是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理想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法律平等是指适用法律平等，这同立法平等是相区别的。立法上人民内部是平等的，对少数敌对分子或势力是不平等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内涵是对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只能适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同一标准，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权人物存在，也不允许对任何组织或个人有法律之外的歧视。1982年宪法改变了前几部宪法的提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替代了“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考虑到司法上和立法上的这一区别。法律平等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法律统一、权威和尊严的基本条件。当前在贯彻法律平等原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通过严惩和教育等措施坚决反对少数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仍然存在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这是诉讼或纠纷中双方难以在权利上得到平等保护的主要原因。同时，要继续加大诉讼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第六，法律至上。古往今来思想家和政治家讲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尊”，其涵义都是指“法律应具有极大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指“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党的十七大报告）。它不是提倡法律万能，前者是指法的遵守，后者是指法的作用，两者不是一回事。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和保障。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并赋予宪法和法律以最大的权威和尊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才能得到保障。维护法律权威今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坚决反对某些地方或部门制定和推行一些“土政策”、“土法律”。学术界研究并主张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前提。不少人在思考如何防止“党政一把手”权大于法，这是必须从制度设计上认真研究的。
第七，依法行政。西方学者认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这种看法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政府依法行政确实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其理由是，我国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需要行政机关执行，因而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现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立法机关立法可以从容讨论，它必须迅速决策与行动，比较容易不按法律办事。它是实行首长负责制，不是实行委员会制。司法机关处于中立的位置，而行政机关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容易违法办案与处理纠纷。这些都决定了依法行政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意义。
第八，司法独立。在现代，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同时具有三重属性。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其作用在于排除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保证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作为一项民主原则，它是建立在分权与制约的理论基础上，是现代民主政体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其含义是，一个人当被指控为犯罪嫌疑人时，他有得到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关审判的权利。司法独立原则在1954年宪法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的表述有所改变。有人据此提出“司法独立”概念不科学，这是不正确的。我国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律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叶剑英同志担任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时，在代表中央作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也使用了“司法独立”一词。况且，联合国1985年已生效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遵守这一国际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此必须加强研究，认真贯彻。
第九，程序正当。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种法律制度里，不可能只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古往今来无一例外。法律程序具有工具性和伦理性的双重价值。好比工厂需要有科学的生产流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关也需要有科学的法律程序，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和裁定。尤其是公正的法律程序，能体现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与程序约束，也体现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在程序中的应有保障。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原因，中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十分重视程序，也是西方社会法治国家的一大特点。在我国，将程序正当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标志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程序问题十分重视，如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等。证明全党的程序意识在大大加强。我们应坚持并实践《立法法》的明确规定，严重违反立法程序的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决定应宣布为无效。严重违背诉讼程序的判决和裁定，应驳回重审或决定其不具法律效力。应通过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在诉讼程序的民主、公开、公正、严明上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第十，党要守法。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通常是实行政党政治。把政党制度规定在法律中虽然相对较少，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文化，否则选民不会投票给那些经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政党。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必须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决定是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与原则，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党的十七又正式确立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再次明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坚定地坚持这些理念和切实落实各种执政方式和具体制度的改革措施。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治国基本方略”。在我国，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德育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都不能称其为“治国基本方略”，原因是“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和要求：一是全局性。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法律则是具体章程；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二是根本性。除各种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法律还要对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制度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三是规范性。宪法和法律具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特点，这是政策、道德等所不具有的。四是长期性。任何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唯有法律同人类社会共始终。“治国基本方略”主要通过“法治国家”来体现与实施，即通过制定出一整套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并运用一系列原则与制度以保证其实施。这正是“法治国家”这一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