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构法定权利强制评估

1. 税收立法前评估：评估什么与如何评估

立法前评估对于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保障立法实效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税收立法工作的进一步加强，非常有必要将立法前评估引入税收立法过程之中。然而，在目前已开展的立法前评估工作中却未见有就特定税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进行立法前评估的实践，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亦尚付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界定税收立法前评估概念的基础上，对“评估什么与如何评估”这两个税收立法前评估中的基本问题做些探讨。
一、什么是税收立法前评估
对于什么是立法前评估，理论上进行概念定义的较少，更多的是概括性的描述和说明。例如，有学者指出，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预测、确定立法规划以及进行立法论证时对立法的一种预评估，即立法前评估。① 也有学者提出，立法影响评估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其成员国使用的一个概念，也可用立法前评估、立法可行性研究等概念予以替代，其基本内涵和步骤是：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借助成本—效益分析等手段，预先评估法律条款实施后对本地区公民、政府和社会的效用和影响，以评估结果为依据修正立法内容。② 还有学者认为“立法前评估”或“立法前质量评价”是与“立法后评估”或“立法后质量评价”相对应的立法工作，在很多法治发达的国家，或称之为“影响评估”、“影响性评估报告”。③
而在概念界定方面，有学者认为，所谓立法前评估，是指在启动立法程序前，对立法项目的立法必要性、可行性和法规中主要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法规实施的预期效果、社会影响等进行分析、评价，使立法机关可以据此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立法决策，力求从源头上排除影响立法质量的不利因素。④ 另有学者则将立法前评估界定为：“立法机关或者其他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标准和方法，对某项立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具体规范的内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等所进行的评估。”⑤ 此外，一些地方出台的立法评估规范性文件对立法前评估也作了明确界定。例如，《陕西省地方立法评估工作规定》第2条：“立法前评估是指对立法选题就其必要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进行调查、论证和评价的活动。”等等。
上述关于立法前评估的描述和概念界定，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工作实践阐述了对立法前评估的认知，表明当前人们在什么是立法前评估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既有“交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立法前评估的时间上，虽然都认为立法前评估是于法案交付表决前进行的评估活动，但对于其是仅存在于立法准备阶段还是也延续至正式立法阶段，有不同认识，有的将立法前评估严格限定为立法准备阶段的立法评估活动，有的则认为法案交付表决之前的立法评估活动均为立法前评估。2.在立法前评估的对象上，虽然都认为立法前评估指向的是特定的立法项目，但对于其是仅限于某项立法的选题还是也包括该项立法的法律草案，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将其限于立法项目的选题，有的认为也包括法律草案。3.在立法前评估的内容上，虽然都将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成本与效益以及立法的预期影响等纳入立法前评估的范畴，但在具体内容和强调的重点上有所不同。
由上可见，对于什么是立法前评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清晰一致的概念。也正是由于概念的模糊和不一致，产生了对立法前评估理解的不一致，并由此进一步导致立法前评估实践中具体做法极不统一。很显然，在立法前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在我国刚刚兴起之时，要给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或认同的税收立法前评估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出于分析和论证的需要，本文仍试图对税收立法前评估的概念做一界定：即，所谓税收立法前评估，是指税收立法机关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在税收法案交付表决前，按照一定的标准、方法和程序，对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和税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及税收立法的成本效益与影响等所进行的评估。这一关于税收立法前评估的界定概括了税收立法前评估的诸要素，除了强调税收立法前评估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方法和程序外，还突出了评估主体的特定性、评估对象的复合性及评估内容的广泛性等方面。
二、税收立法前评估的内容
税收立法前评估内容的确定对于税收立法前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评估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开展税收立法前评估工作，首先必须解决“评估什么”的问题，而评估内容的确定是否合理又将影响具体评估指标的设计和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而影响评估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税收立法前评估工作中，评估内容的确定主要取决于评估对象的选择和所欲实现的评估目标。具体而言，针对税收立法项目选题的评估主要是评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针对税收法律草案的评估主要是评估法律在草案内容与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针对立法预期效果和影响的评估主要是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和影响评估。以下对这三方面的评估内容予以说明。
第一，立法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评估。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评估即对制定或修改某件税收法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事前评估，其所要解决的是某件税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应否进行的问题。因此，在税收立法过程的立项阶段就应当对立法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开展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作出是否予以立项的立法决策。也就是说，只有具备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税收立法项目方能予以立项，并按照立法工作的整体安排开展后续立法活动（如起草法案），否则就应不予立项或暂缓立项，后续的立法活动也没必要进行。由此可见，立法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评估在税收立法前评估中主要起着“淘汰”作用，将那些不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税收立法项目排除在立法规划或立法计划之外，从源头上控制立法成本，以达到节约立法资源的目的。
第二，法律草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估。税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估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税收法律草案的内容和形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事前评估，其所要解决的是税收法律草案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否合乎特定评价标准的问题。其中，合法性评估主要是评价税收法律草案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否符合《宪法》、《立法法》及其他上位法的规定，也包括就特定税收事项立法机关是否具有相应立法权限的评价。合理性评估包括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两方面的评价。前者主要评价法律草案所确立的具体制度的公平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后者主要评价法律草案和相关现行法律的协调性及结构和用语上的规范性。法律草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估在税收立法前评估中主要起着“质检”作用，即在形成草案后交付表决前，对其质量进行“检测”，以确保和提高税收立法的质量。
第三，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与影响评估。税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与影响评估即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和影响性分析对税收立法的预期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其所要解决的是某件税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是否有效益及在各领域对不同主体将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其中，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主要考察某件税收法律实施后所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立法成本、法律实施成本之间的比率。而立法的影响评估则主要评价税收立法在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影响。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和影响评估虽然是对税收立法的实施效果和影响进行的一种预评估，但其对于立法机关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立法决策，提高税收立法的实效，及时发现和防控税收立法可能产生的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和影响评估同样应作为税收立法前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税收立法前评估的方法
立法前评估的方法既包括采集评估所需的信息和意见的方法，也包括对获取的各种信息和意见进行辨别、分类、量化的方法，还包括结合具体评估指标对各项评估内容展开分析与评价的方法。以下主要结合具体评估指标对前述税收立法前评估的各项内容的分析与评价做些探讨。
（一）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评估
立法的必要性即存在立法的社会需求，因此，评估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应该主要围绕特定税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能否满足相应社会需求来设定具体评估指标。就税收法律的制定而言，首先要明确制定该法能满足哪些社会需求，然后再看相应的需求是否有必要通过立法来实现。以“房地产税法”的制定为例，设定评估其必要性的具体指标时就至少应当考虑房地产市场调控、税制改革、社会分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立法需求以及这些立法需求在当前有无必要通过制定“房地产税法”来实现。对于后者，则主要应看这些立法需求的普遍性与迫切性程度如何及现有相关立法（如果有的话）满足相应立法需求的状况如何。就税收法律的修改而言，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原有税收法律实施的客观社会情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影响到其适应性。因此，设定评估修改类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的具体指标，应当主要围绕客观社会情势的变化程度及其对原有税收法律适应性的影响程度来进行。以《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为例，个人收入结构与水平的变化和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免征额及税率的确定联系密切，故评估其修改必要性的具体指标则应体现这些变量的变化程度及其对《个人所得税法》的适应性的影响程度。变化程度和影响程度愈高即表明修改的必要性愈强。
立法的可行性既是指立法活动本身的可行性，也指所立之法的可行性。因此，就税收立法项目的可行性开展评估既要考察税收立法活动本身的可行性，也要考察所制定或修改的税收法律的可行性。就立法活动本身的可行性而言，其具体评价指标至少应当涵盖：立法准备工作是否充分（如前期调研的开展情况）；是否有合适的起草机构和起草人员；后续的立法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如能否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及出现重大分歧时能否协调各方意见）；法律草案在提案机关内部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法律草案列入立法机关会议议程的可能性与进度。就所制定或修改的税收法律的可行性而言，因立项阶段往往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草案，因此对其可行性的评估主要应当围绕相应税收法律制定或修改后其实施在总体上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和相应的机构、人员、技术条件是否具备来进行。落实到具体税收立法项目的可行性评估，还需要考虑关键的配套制度能否如期建立和顺利实施。例如“房地产税法”实施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不动产权属状况的明晰，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可能性及其进度就会影响“房地产税法”制定的进度并决定着其出台后的实施情况。那么，在“房地产税法”的立法项目可行性评估中就应当设定涵盖这一关键因素的相应指标。
（二）税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估
税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评估首先要评价其合宪性，即合宪性是首要标准。其次要评价其是否符合《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法律草案的最终通过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如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尤其要注意评价通过机关是否有相应立法权限（是否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及有无专门的立法授权）。此外，在税收法律草案中涉及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方面的规定时，还要评价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当制定或修改的税收法律位阶较低时，则还要进行“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评价。这些评估内容在税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评估中都应确立相应的具体评估指标予以评估。在具体评估方法上主要是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
税收法律草案的合理性评估首先是实质合理性评估，而实质合理性评估主要有公平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三项评价指标。税收法律制度的公平性是指税收法律制度对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给予了公平合理的安排，例如在规定纳税义务人的纳税义务时要体现税负公平原则的要求。税收法律制度的科学性是指税收法律制度的设置合乎社会关系运行的客观规律从而有利于立法目的的实现。
税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是指税收法律制度的设计能够得到具体执行和遵守。税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与税收法律的可行性在内涵上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侧重点的不同。税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侧重于税收法律在制度设计上是否周详、合理与协调，而税收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则侧重于其实施所需的条件是否具备。
评价税收法律草案形式合理性的指标包括协调性和规范性。协调性是指税收法律草案对于同一事项的规定与同位阶的现行有效法律的规定应当协调一致，不应相互矛盾和冲突。在税收立法前评估中如果发现税收法律草案与其他同位阶的现行有效法律存在不协调的问题，首先要判断是不是起草者有意以新的规定来取代现行有效法律中原有的不合理规定，否则就需要考虑对税收法律草案进行修改以消解不协调的问题。规范性是指税收法律草案在结构和用语上符合立法的规范性要求。其中，结构的规范性评估包括税收法律草案在整体结构上是否符合一定的逻辑顺序，是否层次清晰、前后一致及在法条结构上是否合乎逻辑、要素完整。用语的规范性评估则主要是评价税收法律草案在立法语言的使用上是否明白、准确、严谨。
（三）税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与影响评估
税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评估所要评价的是税收立法的有效性，即税收立法的预期效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立法活动本身的成本（立法成本）及税收法律实施成本的比率。因此，该项评估进行的关键在于对税收法律实施所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立法成本、法律实施成本的准确测算。其中，税收法律实施所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表现为税收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立法成本包括制定或修改某件税收法律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法律实施成本则既包括税收的征收成本，也包括为保证税收的征纳而支出的行政执法成本和司法成本。由于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因此，在税收立法前评估实践中要准确地测度税收立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难度非常大。而税收立法成本、征收成本、行政执法成本及司法成本的准确计算也并非易事。故此，重视相关数据的收集、积累和建立科学的税收效应分析模型对于税收立法前评估的顺利进行就显得尤为重要。
税收立法的影响评估所要评价的主要是税收立法的风险性，即通过对税收立法的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影响的分析来预测税收立法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并在立法过程中采取相应措施对其进行防控。而税收立法在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对不同群体（企业、消费者、政府、社会组织）的行为选择施加影响来实现的。前者是税收立法的间接影响，后者是税收立法的直接影响。因此，税收立法前评估中的影响性评估，首先要对某项税收法律制度的确立或改变可能对不同群体行为方式的选择带来哪些影响进行评估，然后再就不同群体行为方式的改变对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的影响开展评估。例如，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势必影响企业、消费者、政府、社会组织的行为选择并由此对经济、政治、环境及社会产生诸方面的影响，此种转变如果要通过修改《增值税暂行条例》或制定“增值税法”来实现，那么在相应的立法前评估中就要对这两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

2. 现行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是如何规定的

• 《宪法》说得比较笼统，《立法法》才是规定立法权的专门法律。我都给你摘录一些吧，法律条文有点多，如果你不愿看，可以就某一具体事项问我。

• 《宪法》

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四）解释法律；

• 《立法法》

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第十一条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第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第二十六条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七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律草案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第二十九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律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律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三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三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三十二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三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四条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五条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

第三十六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第三十七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第三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九条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四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十一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

单独表决的条款经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后，委员长会议根据单独表决的情况，可以决定将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也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四十二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律案终止审议。

第四十三条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第四十四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四节 法律解释

第四十五条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第四十七条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八条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九条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3. 中国的立法机构是什么

中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立法机关是国家机关的内重要组成部分。容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即有权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机关。

在古代，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大多数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没有独立的立法机关，即使有修订、编纂法律的机关也是从属于君主的。

现代立法机关是代议政治的产物，其性质的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的代议性，即由人民选举代表或议员，组成立法机关，以统一制定法律和监督行政。立法机关的性质的特征是代议性，但它具体地、直接地代表谁，以及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各国学者在理论上是颇有争议的。

(3)立法机构法定权利强制评估扩展阅读：

在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包括：

1、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

2、国家行政机关系统（政府及政府下设机构）的：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央行、审计署、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机关都不享有立法权。

参考资料：网络-立法机关

4. 行政立法行为在行政活动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行政立法是指立法机关通过法定形式将某些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得依据授权法（含宪法）创制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它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内容：①国家行政机关接受国家立法机关的委托，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②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有关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的活动。亦称“准立法”。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行政立法特别是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制定一定要有宪法和法律作依据。一般应在总则里明确载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所依据的法律，行政规章还应载明其所依据的行政法规，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也应当载明其所依据的地方性法规，坚持下位法服从上位法。在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旧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制定机关裁决。
民主和公开
在法律层面上，依现行法律的规定，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草案的提出议案权属于国务院，国务院在提出法律草案的初始阶段大多是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起草（包括立法的需求、立法理由、立法的相关资料和草案本身），涉及一个以上部委的由一个部委牵头，由部委首长签署后送国务院法制机构审查或修改，经国务院审议后，由国务院总理提交全国人大。目前，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些法律草案中部门的痕迹较为明显，在管理事项涉及一个以上部委时，协调起来困难重重。社会主义法律应是具有民主性的法律，立法的公开性既是民主性的表现，又是民主性的保障。在法律草案的起草初始阶段，法律起草小组的成员中应有相当比例的从社会聘请来的专家，这样可使法律草案的提出者在法律草案的提出过程中，具有更多的理性，以此克服部门偏见，提高立法质量。另外一个方法是从程序上保证法律草案的社会讨论更加规范化，使得立法机构能够充分听到社会各界对每一个法律草案的各种呼声。
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
法的规范之核心内容是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对于行政机关而言也就是职权与职责，立法者在权利与义务配置时的规则是：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对于行政管理的主体行政机关而言，行政职权的享有就意味着相应的职责，一旦法律赋予其一定的职权，就必须积极认真地行使，不得失职也不得越权，并要接受各种监督。对被管理一方而言有服从行政管理的义务，也就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管理的权利，并有法定的各种救济途径。今后的行政立法中注意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平衡仍然十分重要。
授权立法规范化
《立法法》规定在国家主权事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组织制度、犯罪与刑罚、诉讼和仲裁制度、涉及公民政治基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民事基本制度和各级人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外贸的基本制度等应当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人大未立法时，全国 人大可以授权国务院和地方人大或行政机关进行立法，但有关犯罪与刑罚、涉及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被授权机关不能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并应在一定时间里制定规范性文件，授权应有期限，到期收回。法律制定后，相应的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单行法律是否还将授权，应研究，若不再授权，还要解决现行法律中授权的效力问题。
科学合理地处理当前和长远目标的关系
法律规范的目标太高或太低，内部不和谐，缺失规范性和制裁性，这样的法律是无法实施的。法律、法规因其对社会生活的引导作用，迎合迁就现实生活而确定过低的目标和脱离现实生活而确定过高的目标同样有害而无益。这从美国的《水净化法》的变迁可以得到说明。美国1972年制定的《水净化法》明确规定水的质量应达到的数个标准，要求到1985年底任何废物都不得排入公共水体中，水体将回到自然状态。当该法施行若干年后美国国会对其进行了修改，原因是原来规定的目标不切实际，耗费太大，因而确定了一个执行新标准的时间。反观我国法律、法规的实施不能尽如人意的状况，目标选择和定位不当应为原因之一。这方面荷兰的开放式分段立法的经验值得关注。行政立法中常常会遇到立法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如若立法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超前立法，则很难保证所立之法得到真正执行，如果待时机成熟再行立法，则又不利法治的推进。荷兰的《通用行政法》不是一次性制定，而是分段立法，至今还处于未完成状态。这种首先规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然后不断加入新的内容的作法，具有很好的灵活性。
立法者应当关注法律、法规的时间效力
人们常常认为一部法律、法规或规章颁布后在时间上不应具有追溯力，这仿佛不成问题。但笔者认为：法律颁布后应当在3个月后施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若是执行法律或法律授权而制定的规范，则应具有追溯力（注：笔者认为《立法法》一概规定所有法律文件均不具有追溯力是不妥的。），与其执行的法律生效的时间一致。否则，执行性的法规、规章、从颁布之日起生效，势必造成法律规定的生效时间不能保证，使法的权威性在社会上受到损害，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许多冲突便由此而发，最终影响法律、法规的实施。
应当进行行政立法的实验和评估
一部法律或法规、规章成为“良法”的诸多因素中，陈立法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的立法艺术外，必要的实验和法律颁布后的社会效果的评估亦十分重要。社会上常常听到这样的争论，经济转型时期改革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还是可以超出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治社会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依法办事。因此，正确的法治之路应该是任何重大改革均应出台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或法规的空间效力可以是局部的、时间效力可以是有时限的、对人的效力可以是划定的群体。进行立法实验证明成功后再将完善的法律、法规推及全国或全省（市）。这方面行政立法的实验在德国一直在进行，荷兰的《通用行政法》也规定了常规的正式评估制度，以便对行政机关和公民是否遵守该法的规定及社会对该法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发现法律是怎样起作用的，也可以发现行政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从而推进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日本有关改革的法律出台后，法津附则中详尽规定改革的过渡时期操作规则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对现行有效的法律进行评估（乃至经济有效性的评估），也将成为完善法律的重要方法之一。
考虑进行法律的编纂
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后，应适时进行法律编纂，梳理现行法律，消除矛盾，弥合疏漏，使国家法律更加适应社会生活，并成为国家依法行政的前提，使我们向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

5. 全国人大立法权包括哪些权力

全国人大立法权包括：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6. 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立法活动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机关的干预。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是中国的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包括权力机关。我们平时所说的权力机关不仅包括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还包括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

7. 哪些主体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

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才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
《立法法》第六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评估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8. 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有啥区别，谢谢！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从他们的定义即可看出区别：

1、立法权：国家制内定、修改和容废止法律的权力。
2、行政权：是依照法律规定，组织和管理国内行政、外交等各方面行政事务的权力。
3、司法权：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通过开展依其法定职权和一定程序，由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
简单通俗来说,
拿美国来说,法院是司法,白宫是行政,国会是立法;
立法的不司法,司法的不行政不立法,行政的只能依法办事,

9. 立法法的具体内容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
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 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条 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六条 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第二章
法律
第一节 立法权限

第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第十条 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
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授权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需要继续授权的，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一条 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第十二条 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决定行使被授予的权力。
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第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第二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十五条 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六条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本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常务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审议法律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并将有关情况予以反馈；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
第十八条 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九条 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二十条 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二十一条 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律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律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二十二条 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三条 法律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二十四条 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三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二十六条 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律草案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第二十九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律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律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三十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三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四条 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五条 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
第三十六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第三十七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第三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九条 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四十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十一条 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
单独表决的条款经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后，委员长会议根据单独表决的情况，可以决定将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也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四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律案终止审议。
第四十三条 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四节法律解释
第四十五条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八条 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九条 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节其他规定
第五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第五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意见，科学论证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确定立法项目，提高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编制立法规划和拟订年度立法计划，并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要求，督促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落实。
第五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
第五十四条 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法律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
第五十五条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五十六条 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案，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十七条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第五十八条 签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载明该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九条 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法律被修改的，应当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法律被废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规定废止该法律的以外，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六十条 法律草案与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不一致的，提案人应当予以说明并提出处理意见，必要时应当同时提出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议案。
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认为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其他法律相关规定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
第六十一条 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
编、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法律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经过修改的法律，应当依次载明修改机关、修改日期。
第六十二条 法律规定明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法律对配套的具体规定制定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关国家机关未能在期限内作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说明情况。
第六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对有关法律或者法律中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评估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六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章
行政法规
第六十五条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第六十六条 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中的法律项目应当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及时跟踪了解国务院各部门落实立法计划的情况，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
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第六十七条 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法制机构具体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行政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国务院决定不公布的除外。
第六十八条 行政法规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面对草案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审查。
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向国务院提出审查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审查报告应当对草案主要问题作出说明。
第六十九条 行政法规的决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十条 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有关国防建设的行政法规，可以由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公布。
第七十一条 行政法规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在国务院公报上刊登的行政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四章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

第一节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七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除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外，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综合考虑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行使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依照前款规定确定。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及本条第二款规定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
第七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

10. 应当如何完善对我国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

行政立法监督，简言之，就是指有权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是指权主体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对行政立法活动实施的监察和督促。我国法律未就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做出系统和具体的规定，致使我国的行政立法在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较多。虽然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立法监督效果并不理想。就行政立法来说，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没有通过立法监督的途径去解决，并且如果立法监督制度不加以完善，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这些问题将会长期存在。

一、 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方式

1、权利机关的监督

在我国，中央一级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地方主要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就行政立法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国务院及国务院各部委的立法过程，同时也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大有权监督该市人民政府的立法过程。权力机关的监督既可以是事前监督，也可以是事后监督，事前监督主要是在行政立法生效前的监督，主要有听证、审查、决定、备案等制度。事后监督是指对已经生效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在适用过程中，对其合宪性和合法性产生怀疑而进行审查监督的过程。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事后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审查行政立法行为，撤销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宪法第67条第7项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这里的“抵触”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就行政法规的内容而言的，而我们认为，对这里的“抵触”不应仅仅理解为行政法规的内容与宪法、法律不一致，这里的抵触还应该理解为行政法规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制定权限上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

2、行政机关的监督

上下级行政机关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关系。上级行政机关当然享有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权，在行政系统内部监督行政立法活动的主体是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和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和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对于”不适当的规章“的含义，《立法法》第87条规定了五项不适当的规章，即为超越权限的；违反上位法的；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经裁决应当改变和撤销一方的规定；规章规定被认为不适当的；违背法定程序的。目前我国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通过以下方式去实现：（1）改变和撤销。（2）备案和审查。然而长期以来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一直不尽人意，改变和撤销并没有真正运行起来，往往是该改变的没有改变，该撤销的没有撤销，批准备案制度也不够完善，行政机关的监督有“自己作自己的法官”的局限性。这样影响了立法监督的严肃性，有效性和法制监督的统一。

3、司法机关的监督

对行政立法的司法监督主要是指法院作为掌握司法权的司法机关，对行政权从事立法活动进行制约与控制，《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和发布的规章。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参照使用规章，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就要对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审查其是否合法有效、是否越权、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如果相应的行政规章违法、越权或违反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就可以向相应的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撤销或改变的建议。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如果发现规章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可以不予适用。这也是行政立法的有效监督形式。

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建立了行政立法监督机制，但这一监督机制从建立之日起，可以说一直处于萎缩状态。正如应松年教授所说：一些有利于实现民主，公开的原则，保障公民权益的程序制度没有制度化、法律化和普遍化。可见我国的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1、行政立法监督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授权法，因此没有建立起真正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虽然《宪法》和《组织法》赋予各级人大广泛的监督权，如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程序，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无法运作，其次，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也没有建立起来，法律规定国家有权撤销国务院各部，委与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规章、决定、指示或命令。有权撤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同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撤销下级人民政府与上级人民政府不一致的命令、指示或决定。但在实践中除规章通过备案制度建立起了可以运作的监督制度以外，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如何监督，尚没有规定，也无法操作。

2、行政立法监督程序缺乏有效性

程序的作用在于“通过促进意见疏通，加强理性思考扩大选择范围，排除外部干扰来保证的成立和正确性。就行政立法监督的情况来说，现有的监督机制宣言性，原则性的规定较多，具体性，程序性的规定较少，因此缺乏可操作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行政立法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还是存在大量的问题，行政立法权的行使非常重要，但对这种权利的行使有一个完备的程序更加重要，我国在监督行政立法的程序非常不健全，可以说，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此有关，在监督程序上，我国侧重内部监督，如审查、通过、批准、备案这些都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无行政机关外部有关的第三者的审查和监督。我国宪法赋予权利机关撤销行政机关违法和不当的法规，规章的权利，但这种监督并没有完整的程序予以保障，难以落实。在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上，法院除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对规章“参照”适用外，既除人为不合法的规章不予适用外，法院没有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权，这样，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法院和当事人也无能为力。在立法后评估上尚未形成稳定的行政立法评估体系，评估行为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很多地方没有固定行政立法评估体系，另外还没有严格的评估标准。由此可见，行政立法在监督程序上缺乏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

3、行政立法监督主体缺位，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限

目前行政立法监督的主体由政府法制机构充任，而法制机构以立法为主要业务，同时作为协助行政首长办理法制事项的内设机构，不具有基本的独立性，难以担当监督行政立法的重任，以规章备案为例，尽管国务院法规备案制度行之有年，但基本上对于备案的规章难以审理，对于违反，越权，违反法定程序和内容冲突的规章也难以纠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长期以来，我国在民主行政过程中存在这样几对社会意识矛盾：一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而法治观念难以树立；二是行政支配社会的观念相当发达，而民主监督行政的观念仍很淡薄。人民形成依赖性，民主参与意识得不到发展、参政能力得不到增强，长此以往就形成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对政治缺乏热情，认为那只是政府官员们的事情。而人民参与的实质是以权利制约权利，而民主参与能加强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对防止腐败都有一定效果，但是，恰好我国的行政法律监督民主参与度不高。导致监督出现诸多问题。

三、对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建议

（一）规范行政立法监督程序，加强行政立法的公开性

程序是权利运作的重要保障。行政立法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力，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有权利就要有制约，有权力而无制约，权力就会失控，导致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灾难。加强和完善善行政立法监督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有质询、询问、调查、讨论等程序，但十分原则，也缺乏连贯性，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尚需从程序上加以完备，使立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在程序上更具有可操作性。虽然我国《立法法》第56条至62条，规定了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第71条至77条规定了规章的制定程序，但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缺少完善的公众参与和利益协调机制，行政机关虽然也往往通过咨询，协商等方式收集民意，进行利益协调，但一般对此不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因此目前，行政立法亟待改进的程序环节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要逐步扩大听证会的适用范围；要建立科学的处理意见的不同机制。要在各方面充分发表意见和辩论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决策，而不能凭长官意志定夺。与相对人利益相关的法规和规章必须以公众熟悉的方式公布。加强行政立法公开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行政立法的草案应提前在公开刊物上公布，使公众有合理有效的途径了解法规、规章的内容，以便提出意见。其次，将听取人民意见作为立法的必经程序。最后，公布对立法意见的处理结果。

我们只有扩大公众对行政立法的参与权，而且在对参与者就行政立法事项提出的意见和观点也要给予充分重视。行政立法监督的程序才能不断的完善。

（二）拓展司法机关的监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现代社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较之于普通民众的守法更为重要，因此现代法制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才有法治可言。“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其重要内容，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制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破坏了。在我国行政立法中，尚无法院对行政立法的司法监督权的规定，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能通过其他诉讼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随着行政立法数量日益增多，《行政诉讼法》又排除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诉讼监督，而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得不到司法救济。泛滥趋势严重。因此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增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审查：（1）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修改相关条款；（3）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因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便约束力，故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应是单个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一定数量的联合。二是当抽象行政行为可能或者已经发生错误时，而在法定期限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无人起诉时，可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三）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保障民意机关的立法者地位

目前，国家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主要来自权力机关， 为了保证民意机关的立法者地位，行政立法必须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和制约。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命令。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和法律赋予立法机关广泛的监督权，但实际上只是授权，却无具体的保障措施，形成了权利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有权无法用的局面。因此我们应该在授权中明确授权的范围，行使所授之权的目的、条件、方式、原则和程序。从而保障基本政策的决定权由民意机关去决定，使行政立法在立法机关的标准下进行。另外，对行政立法的监督应增加一些措施，如国家权力机关还应明确立法的监督机构。其次，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建议和要求应有相应的受理程序，这样对于加强监督尤为重要。

（四） 加强备案审查和立法后评估，建立责任制

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备案审查来实现的，但从几年的实践看，规章的备案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规章不备案或不及时备案的比较多，规章不备案国务院就失去了审查权，因此，规章的备案应受到高度重视。行政机关依据所授权限制定出行政法规后, 要在一定时间内报送授权机关进行备案。国务院制定出行政法规,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国务院各部委制定出部门规章, 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应当报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通过备案制度, 权力机关可以有效地对行政立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我国的立法评估也没有形成体系，并且缺乏评估标准。因此，我们应该构建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配套制度，规定立法评估的具体内容、程序、方法和标准。另外还要保证立法评估结果的运用，以便在之后的工作中加以运用。最后，无论是立法后评估还是备案审查制度都应该明确责任制，明确责任的程序、主体以及应该负的具体责任，使违法和越权等行为得到及时的纠正，这样也能减轻监督主体的压力，更好的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