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王奕
⑴ 洋务派的法律思想
传承隆礼重刑
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是林则徐、魏源“洞悉夷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发展，他们力图论证中体――伦常名教的不可替代性与西用――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的可行性，借以表明他们不是封建制度与文化的叛逆者，而是卫道士，从而减少推行洋务政策的阻力，求得开通风气，延长国祚。“中体西用”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主要是通过“稍变成法”，引进西法，发挥法律对于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作用，同时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扬传统法律中的隆礼重刑，礼刑结合，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巨变。洋务派大官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不仅是纲常名教的信奉者、鼓吹者，在法律思想上也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洗礼，而且自觉地应用到他们的施政中去。譬如曾国藩面对太平天国扫荡一切的风暴，便举起了隆礼的旗帜，说∶“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1）（《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宁府学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2）（《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以此来聚集反对农民起义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保卫清朝的封建统治而战。他所说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礼履之不可倒置”，（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讨粤非檄》）恰恰为他提出的隆礼的真实目的做了清楚的注脚。如果说在封建制初建时期，荀子提出隆礼是为了建立封建等级秩序，并为实施封建法制提供指导原则，那么，曾国藩提出隆礼则是在封建制度日薄西山之际，因此不是建立封建等级秩序，而是挽救封建等级秩序，并在隆礼的幌子下，实行重刑,以镇压起义的农民。曾国藩早在办团练时便主张采用管、商之法，“振之以猛”，他曾告戒地方官说∶“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政，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刈安”。（4）（《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他自己对待起义农民就是“痛加诛戮”，“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他曾向清朝皇帝表示“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6）（《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曾国藩作为早期洋务派，就是这样运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隆礼明法、隆礼重刑的两手，以行动维护纲常名教的，既以“礼”约束人们的行为，防范犯上做乱；又以刑残酷镇压不逞之徒，这种心法对后来的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有着影响。可以说洋务派传承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体”。
稍变成法与引进西方的司法改良思想
“稍变成法”，引进西法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法律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稍变成法”是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纲领的一部分。十余年兴办洋务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感那些动辄以“祖宗成法”为由的守旧人物对洋务的阻挠，他愤懑地指出:在“外患之乘，变幻如此”的严峻形势下，“犹欲以成法制之”，无异于“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7）（《清史稿·李鸿章传》）他忧心仲仲地说∶“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无由”。“若事事必拘于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为了稍变成法，他根据《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儒家古训，强调‘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9）（《清代四名人家书》）针对顽固守旧者所鼓吹的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等以守法为尚的论调，他慷慨陈词∶“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际”，如此则“战守皆不可恃”，“和局”也难以持久。1864年春，他在给恭亲王奕祈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辄，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同年，他在《覆陈筱航侍御》信中又提出了仿效西方近代海陆军，“变易兵制”。（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李鸿章感慨地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此等大计，世人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做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1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如果说在“稍变成法”、引进西法的问题上，李鸿章重点在于阐述稍变成法的必要性，并且涉及到翻译外国公法，培养人才等问题，至于张之洞则重点在于引进西法，改革成法，这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的。1901年慈禧太后流亡西安以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发布上谕，表示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道上谕立即得到张之洞等的响应，他提出“整顿中法所以为治之具”，“采用西法所以为富强之谋”（13）（《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三《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则》）建议清廷博采外国的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编篡中国的矿律、路律、商律和交涉刑律等。张之洞久于仕途，深知“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辱之弊”是清朝最突出的司法弊端，他把“恤刑狱”作为整顿中法的第一要务，他和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摺》中，提出了引进西法，改革刑狱的九点建议。第一，“禁讼累”。鉴于刑名胥吏敲诈勒索，加剧了社会矛盾，建议革除吏役，代以警察，以便消除吏胥扰民坏法的弊政。第二，“省文法”。即“减宽例处”，以消除“拖延命案，讳饰盗案”，或发案不报酿成祸端的积弊。第三，“省刑责”。除盗案命案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吓外，凡初次讯供及牵连人证，不准轻加刑责。第四，“重众证”。除死罪应有输服供词之外，军流以下各罪，如果众证确凿，又经上司层递亲提复讯无疑，犯人虽无口供，仍可按律定罪。第五，“修监羁”。即改善监狱羁所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第六，“教工艺”。让犯人学习生产技能，“将来释放者可以谋生改行，禁系者亦可自给衣履。”第七，“恤相验”。减轻诉讼当事人负担的相验费、夫马费、招解费。第八，“改罚锾”。除命盗案、窃贼、地痞、恶棍、讼棍不准罚赎外，其他民事案件如户婚、田土、家务、钱债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中的部分徒流，均可改刑责为罚锾。第九，“派专官”。管理、稽查监狱事务。上述整顿中法“恤刑狱”的九条建议，基本属于程序和量刑方面的具体措施，是在西方法文化影响下提出的，是洋务派“中体西用”论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正是基于中体西用，所以这九条建议并没有触及清朝司法制度的实质，而只作了相应的改良。尽管如此，仍然为晚清司法走向近代文明作了舆论准备。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法律思想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清朝的军政大员，既参与国策的制定，也负责国策的实践，特殊的地位和环境使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现实非常敏感，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洋务派把自强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军事上，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为近代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法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李鸿章编练淮军时，突出的特点是在兵器和军事训练方面模仿西方。李鸿章说：“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西洋火器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力独绝，故能横行于千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由以自强”。（1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淮军营规的内容，主要为军事刑法。如赌博罪、奸淫罪、结盟拜会罪、制造、散布谣言罪、克扣军饷罪、吸食洋烟罪、开设烟馆卖烟罪和携财潜逃罪等。淮军制订的军事法规，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提出学习西方，但实质上仍然是封建性的军事法规。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为了防御日本的侵略，决心创建近代海军，洋务自强活动也进入以建立近代海防为中心的新阶段。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海军过程中，力图仿照西方国家的海部，统一海军的章程和指挥管理，他说“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扰”，但限于体制及经费，海部虽未建成，却于当年建立了海军衙门。1888年9月海军衙门遵照“参酌中西，画一规制”的指导思想制订颁布了《海军章程》。章程共14款，分别为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1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内容细致完备。《北洋海军章程》也体现了落后的封建意识，如章程开宗明义地宣称“内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宪庙军规为依归”。具体表现在北洋海军的官职名称、水兵的招募方法及军队内部的封建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等。以求富为核心的经济法律思想洋务派的经济法律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洋务派向西方学习逐步深入的过程。本着“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的信念，（1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积极发展煤矿、运输、电讯、纺织等主要经济部门的民用工业，挑战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观念，把“富民”作为兴国的根本。虽然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专制主义统治，谋求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应该看到，洋务派在“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的情况下，与洋商进行“商战”，“分洋商之利”，不仅收回了一部分丧失的利权，而且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整和控制企业，是洋务派经济法律思想中新的内容。培养近代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思想洋务派始终把培养洋务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李鸿章一再强调∶“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43）（《筹议海防折》）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以应急需，在李鸿章等的倡议下，1862年7月，清政府批准成立了以教授外语为主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学堂”。为了适应洋务外交与立法的需要，同文馆成立以后，便以翻译西方法学著作作为了解西方情况和输入西学的重要途径。张之洞说∶“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为自众，然后可供国家之用”。（44）（张之洞《上海强学会章程》）经同文馆翻译的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多达18部之多，如《公法总论》、《佐治刍言》、《国政贸易相关书》、《各国交涉公法论》、《法律医学》、《各国交涉便法论》等等，其中一些书籍成为戊戌变法和二十世纪立宪运动的必备参考书籍，帮助中国人通过最简洁的方式、最直接的渠道认识和了解西方法文化，积极地推动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些以学习西方文化为目的的洋务学堂里，都将《万国公法》列为必修课程。（4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人教版81,3）不仅如此，洋务派还从实际需要出发，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曾国藩与李鸿章奉命拟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规定“自同治七年始至光绪年止，每年挑选幼童30名，共合120名”，“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46）（《洋务运动》二）章程把幼童年龄限制在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之间，后改为十二至十六岁，肄业年限为十五年，毕业后回国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自1872年8月12日到1885年，清朝共有209名官费留学生接受西方教育。留学生们对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发展与实现洋务派富强之梦起了重要作用，涌现出詹天佑、武廷芳等优秀人才。
⑵ 举例故宫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财产，按照继承法溥仪可以继承家族财产，按照现在的法律是否可行怎么去理解继
财产是从属于个人的，继承人继承的是被继承人的财产。
如果故宫是某个人的财产，然后他遗嘱指定溥仪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可以继承。
如果没有遗嘱，溥仪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的话，就由他一人继承。
若没有遗嘱，他不是唯一法定继承人，那么由他和其他人平均继承。当然，前提是没有比他靠前的顺位继承人，而且其他继承人和他的继承顺位一致。
⑶ 古代四大发明的作者
虽然司南、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是赤县神州的炎黄子孙们尽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但是这种观念却并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且不说对磁石之定向功能的认识并非古代中国人的专利，活字印刷术更难说是北宋人毕升的独特贡献。毕升的泥活字只是作为沈括《梦溪笔谈》里的一则“轶闻趣事” 聊备谈资而已，并未转化为任何实用技术，其存在甚至需要近代人去“发现” 。而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铜活字印刷术却迅速得到广泛应用，为《圣经》从教士的秘笈变做大众的普及读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近代文明的产生也因此成为可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谷登堡发明铜活字印刷术，是受到了什么可能来自中国的启发——当时的中国甚至早已遗忘了毕升的成果。
退一步说，司南、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即便全是我们祖先的原创，它们也只能被称作“四大技术发明”而不是“四大发明”，因为，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毕竟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因此，从制度方面寻找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比缘着技术这根独木桥求鱼要有意义得多。恰好，在古代中国众多独特的制度之中，有四项如今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把它们叫做中国古代制度上的四大发明。
这四大发明里第一项，就是考试制度。
虽然广泛意义上对人的考察、考核可能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了，但是真正把命题考试作为一项国家的制度安排，并且作为人才的选拔标准，却是中国人的发明。
在考试制度产生之前，政府官员如何产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春秋时期之前上层贵族基本上世袭地垄断了政治权力，这对于下层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战国时期下层知识分子“士”登上政治舞台，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怎样进行制度设计以“选贤任能” 的问题。当时为了使自己的才能可以被统治者发现，“士”需要周游列国，对各国君主进行游说。但是这种自荐方式并不能保证大面积地发现潜在的高人，更无法保证被提拔上来的人是适合任事的。
因此，汉代发明了“察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察举”的方式是：由地方官员每年把当地的优秀人才“察”出来，再“举”到朝廷去。朝廷对察举出来的人才进行培训之后再委任到地方。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人才的“遗漏”情况，但是这种制度实行一久，负面效应就变得很严重。主要问题在于：士人一旦通过察举登上官场，有了选才的权力之后，往往倾向于选拔“自己人” ，这样就导致了世代垄断文化权力和做官资格的“士族”的产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对于官职权力的垄断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不但士族与“寒门”之间在权力地位上产生了世代相沿的分层，在血缘上，士族也拒绝与寒门通婚。曹魏虽然发明了“九品中正制”对人才进行评级任用，但是评定的人才等级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士族与寒门之间发生了断裂，这样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是难以保持长治久安的。
士族控制政府的各路要津，形成门阀，不但左右了朝政，像王导、桓温这样的大权贵还掌握了军权，皇帝也不得不看门阀的眼色行事，这种情况持续了三百多年时间。到了隋朝，由于皇帝自己也是大贵族篡位当上的，便思量如何削弱门阀士族的权势，这样，科举制就被发明出来了。
这种全新的制度的特点是：录取人才只凭考试成绩，而不问出身；并且把读书、考试与做官、为皇帝服务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所有读书人获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并且官僚队伍的构成，也由原来主要来自世袭贵族变成了多种来源共存，政权合法性基础得以扩大。
唐代，由于进士出身的人日益受到重视，士族的势力便显得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庶族人士通过科举进入了政权的核心，打破了少数权贵家族对上层权位的垄断，使得社会流动显得相当公平。
唐代是科举制度的初创期，很多制度仍然不是很成型。比如，唐代进士的录取就并不以考场上的答卷为全部依据，而是要参照考生的“平时成绩” 。考生在士林中的名望往往成为能否登科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心进取的考生便需要在平时做大量的“场外功夫” ，把时文作品提交给达官贵人，请他们向考官推荐自己。这在当时叫“行卷” 。
“行卷”的弊端是容易想见的：获得推荐的多数是上层名流，而且也比较容易舞弊。为了改进行卷的不足，宋代开始，考试采取密封糊名、锁闭考场、派人监考等等一些列严厉手段防止作弊。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初现轮廓。宋代官员全部通过考试从读书人中产生，士族的势力不复存在。由此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汉、唐的追求武功、开拓疆土、对外开放心态变做皓首穷经、拘泥故态、讲求内省。这种内向化的追求，成了后来中国闭关自守心态的开端。从宋真宗赵恒鼓励士人考试做官的《劝学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向窗下求富贵”心理的出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明清是考试制度的全盛期，考试成了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各省乡试（乡试是省级考试，考中者为举人），都由皇帝拣派中央官员到各省出任主考官，十几个省要同时开考，考完要同日发榜，每省的考生，少则几千，多则一两万，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若非强大的中央集权，怎能实现？考试本身则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仪式，国家成了一部不断考试的机器。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叫“神童诗”的儿童启蒙歌谣，可以看出社会风气的尚文：
白马金紫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岂有种？男儿当自强！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延续千年的考试立国制度，在给创造了世界上最稳固的文化传承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的停滞性。在经济学家林毅夫看来，中国之所以难以产生近代科学，主要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吸引了读书人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研究指定教材之外学问的机会成本太高，从而无暇旁顾。
当英吉利军舰的炮火敲开了老大帝国沉重的大门，给这个古老文明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机遇的时候，考试制度也面临着死亡和涅盘。
考试制度的死亡因素是：与“自强”的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
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清末的中国读书人普遍有一种对于“亡国灭种” 的恐惧。出于“保国” 、“保种”的需要，自强求富的呼声成了那个时代的强音。学习能够制造洋枪、军舰的西式知识似乎比科举考试的道德文章更为急迫。为了传授西来的近代文明成果，从1861年恭亲王奕欣奏请设立同文馆开始，各种名目的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炎黄故国涌现出来。然而，这些代表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却并不怎么受到时人欢迎，因为科举、入仕作为传统的“士人正途”仍然对“王道乐土”上的莘莘学子们有着最为重要意义。在科举制度与新式学校共存的时间里，新式学校在与培养科举考试技巧的书院进行“生源争夺”时总是落在下风。科举考试制度一时间成了阻碍新式学校发展，进而也就是阻碍强国富民进程的元凶祸首。
一旦一项制度成为了传统，它就具有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其它的制度只有在这种传统中得到承认，才能够获得生存的空间。为了使新式学校能够获得存在的理由，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两项制度实验:
一是1898年设立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规定大学堂的毕业生可以获得“赐同进士出身”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享受国家正式学历——进士的待遇。
二是试图逐步把西学引进到科举考试中来。1903年是变革的一年，先是在这一年三月的癸卯科会试中不再以传统的八股文和试贴诗命题，而是改为以考查“经济”知识为主的“经史时务策”五道，其中涉及了西方历史、政治，甚至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在会试的三个月之后（闰五月），又举行了旨在实验全面改革考试的内容和程序的“经济特科”考试，录取了二十七名经济特科进士。
然而，这两项制度实验最终都没有成功，使得猴急的清廷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便于1905年急刹车似的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一项延续千余年的传统就这样顷刻间灰飞烟灭了。许多年之后，当后人回首科举考试制度的猝死及其“后遗症”时发现，退一万步说，废科举都是一个遗患无穷的鲁莽决定……当然，这是后话。
科举考试制度死亡的深层原因在于，用政府统一组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与近代科学的知识体系是难以相容的，因为，兴起于西方的实验科学体系，是需要在大学体制的土壤中生长的，而欧洲人发明的大学与中国人发明的考试，原本是相互冲突的两种人才培养制度。
西方的大学精神发轫于古希腊。哲学先师柏拉图于公元前393年，在雅典附近的阿卡得米（Academus）开办了学园（Akademie）。他的学园里教学方式是辩论式的，没有标准的教科书和一成不变的答案。学园的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是数学、几何、天文、音乐这些看上去“没用”的形而上的学问，与同时期中国圣人孔子答疑式的、侧重政治伦理的教学方式大异其趣。柏拉图学园的大门上刻着“不懂几何者莫入”，因为柏拉图所追求的，不是“为帝王师”的实用政治技能，而是永恒真理的基础。
现代类型的大学肇端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约1080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于534年编纂的法典的抄本，由此掀起了研究古代罗马法的热潮。1087年，许多学生聚集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博洛尼亚，他们合伙聘用著名学者Guarnerius讲授查士丁尼法典，他们的团体拉丁文叫做Universitas，本意是“联合会”。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学宣告诞生。
早期的大学里只有四个学院：神学、哲学、法学、医学；主干课程是古希腊的“七艺”：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显然，这些课程与治国平天下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追求纯粹的知识。当时的大学也没有教材，上课是两个教师一起上，互相激辩，在论战中得到思想的提升。尤需特别提出的是，当时大学的组织方式是学生出钱聘用教师，而不是先有了教师再招学生。
法学对于西方人而言，并不只是“法律”的含义，更多地是形而上的意义。英国历史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法学专业只研究法理学和法哲学，以培养爱德华·柯克这样有着哲学头脑的大法官和威廉·布莱克斯通这样的法理学家为己任，而法律应用人才则来自四所专门的律师学校——中殿学院、内殿学院、林肯学院和格雷学院。
不仅仅研究“没用”学问的理科教育是1597进入大学的，以英国的格雷山姆学院成立为标志；工程的高等教育更是迟至1794年，才在血雨腥风中的巴黎为了战争的需要而被设立，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是第一所工科大学，他最初的口号是“不要学者，要工程师”。
正是由于有了自由、开放，以探求纯粹知识为志向的大学环境，近代思想和学术才有了萌发的土壤。试问：以政府钳制读书人的头脑为初衷，把学问和做官结合成一体的考试制度，岂能在清末的危局中担起播洒西方近代文明火种的时代使命？岂能不走向死亡？
科举覆灭了，但是考试制度却获得了涅盘。
考试制度新生的契机是19世纪英国的文官体制改革。
由于西方的学问和政治在历史上一直两股道上的车，所以官员的产生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使立法和财政大权归了国会，但是行政却仍由国王和贵族控制。结果，英国政府各级官职为贵族所垄断，庸碌无能的膏粱子弟窃踞高位，盘踞要津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
1853年，英国国会议员诺斯科特和屈威廉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提出仿照中国的科举制度举行考试以选拔行政官员，由此，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得以建立，并且在后来为各国所普遍效仿。考试因此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发明之一。
而中国土生土长的考试制度，后来与西方人发明的大学制度相结合，演变成立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
对比考试制度和大学制度两种不同人才培养－选拔方式，可以看到，大学的好处在于注重研究和创新，而创新就要尊重人的个性创造；其坏处则是对于人才难以用统一的尺度评判。而考试制度恰恰有选拔标准硬的好处，但为了尺度过硬，也必然有因袭教条，抹煞个人创新的坏处。
如何结合两套制度的好处呢？从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精神中，可以看到，考试应该因事制宜，为了专门的目的，组织专门的考试，选拔专门的人才；而不应该为了统一的考试，去培养千人一面的考生，进行同类放大的选拔。
由政府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考试有标准答案和统一的评分标准的高考和考研，可以说是兼有考试和大学两套制度的全部坏处，而没有其好处的最坏制度。
⑷ 清朝每位皇帝最后逝世的皇子
清朝最后逝世的皇子是爱新觉罗·溥杰。
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4月16日－1994年2月28日），清皇室成员，乳名“誉格”，字“俊之”，号“秉藩”，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同母弟。溥杰生于北京清皇室醇亲王府，溥杰的祖父为道光帝七子、咸丰帝之弟醇贤亲王爱新觉罗奕譞，伯父为光绪帝，其父醇亲王载沣是光绪帝载湉之五弟，为清末监国摄政王，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是正白旗瓜尔佳氏荣禄（即戊戌变法中的朝廷重臣荣禄）之女。
人物简介
溥杰有兄弟三人，姐妹七人。依次为溥仪（1906年生）、韫媖（1909年生，嫁郭布罗·润良）、韫和（1911年生，嫁郑广元）、韫颖（1913年生，嫁郭布罗·润麒）、韫娴（1914年生，嫁赵琪璠）、溥倛（1915年生，早夭）、韫馨（1917年生，嫁万嘉熙）、溥任（1918年生）、韫娱（1919年生，嫁王爱兰）、韫欢（1921年生，嫁乔宏治）。
溥杰幼年在醇王府作溥仪伴读。1928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夕，载沣全家由张学良安排，赴天津租界避难，溥杰夫妇住在张学良小妾谷瑞玉公馆中。溥杰秘密前往奉天入讲武堂求学，为溥仪阻止，通过日本警察扣留于大连，十余天后回到天津。
溥杰1929年于日本留学，1937年与日本皇族姻亲（“亲善婚姻”）、嵯峨家的女儿浩（婚后名爱新觉罗·浩）作权宜婚姻。但二人婚姻圆满，并诞下两名女儿慧生和嫮生。
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溥杰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获。
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羁押。
1960年溥杰第二批特赦，在景山公园工作一年。先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94年2月28日病逝，著有回忆录《溥杰自传》。
溥杰幼年在醇王府作溥仪伴读，于1929年到日本东京学习院、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溥仪曾勒令其留下并与一满人女子结婚，但被日军阻挠）。
1935年回东北，在满洲国任军职（宫内府侍从武官）。
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满洲国灭亡。溥杰与哥哥溥仪逃至沈阳打算改乘飞机前往日本，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获。
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羁押，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
1959年国庆十周年，我国政府大赦第一批战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获得特赦，溥杰未获特赦。
1960年11月28日，溥杰第二批获特赦释放。溥杰回京后，北京市委统战部把他安排到景山公园边劳动边改造。后来，溥杰的改造完成，有关部门很快就安排溥杰到政协做了文史专员。
1961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溥仪、溥杰及其亲属，鼓励他们为祖国做出贡献。溥杰十分感激，在诗中写道：“今朝灿灿红旗下，新旧河山迥不同”，真诚表示“矢当珍此桑榆景，尽我余龄觅寸阴”，后由一封建皇弟转变为人民政权最高立法机关成员。他不仅热心社会公益活动，而且将多年的积蓄捐献给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受到社会称赞。
1961年2月12日，周总理邀请爱新觉罗家族到西花厅吃饭。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斡旋下，溥杰与妻子嵯峨浩重逢。此后一直住在护国寺大街52号，一起并度过文化大革命。
1980年代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6年6月，浩夫人的肾病开始恶化，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的溥杰一直陪护病榻上的妻子。半年之后，浩夫人去世了，没能再回52号院。
1991年11月28日获日本立命馆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94年2月28日7时55分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死后骨灰一半葬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中山神社（嵯峨家的神社）的爱新觉罗分社内。另一半葬于北京。
⑸ 急！～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继续的原因徥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最新 研究成果证明，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以保障当时英国在华最大的经济利益———鸦片贸易。(13)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现》文说战争的原因，列举了两条。一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即外人入城问题)，另一是修约问题。这是两条表面原因，如果认为是根本原因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外人入城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入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很大歧异。按照欧洲人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各方各执己见。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要求修约，则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这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训令时，太平军北伐部队已攻进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军与清政府之间谁胜谁负难料，就把训令搁置起来。7月，美国向清政府提出帮助镇压太平军作为诱饵，以修约扩大在华权益。清政府怀疑美国的动机，没有接受。其实，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学者早已指出，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15)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人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
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都积极活动修约。但是对于英国来说，采取战争行动解决修约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联盟正与俄国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着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军力布置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所以英国政府训令包含修约谈判中要严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国承认修约的原则，实际谈判不必马上进行。1855年，美国任命传教士伯驾为驻华公使，给伯驾的任务，是要他从清政府取得公使驻京、无限制扩大贸易以及取消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项主要权利。伯驾知道，《望厦条约》只规定了12年后作细小的修改，但他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16)他在来华前，遍访了伦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1855年8月，伯驾希望北上渤海湾，逼迫北京政府举行修约谈判。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7)因为各国军舰尚未调到远东来，没有军力支持，这次北上行动未能成行。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战败。这时候，英、法、俄国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各国军舰都可以移师中国了。在克里米亚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在中国成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战争手段已经决定，侵略者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正在这时候，马神甫事件发生了。尽管这是一个突发的个别的事件，对于法国来说就是一个好借口，但是，对于英国来说，这个借口还不太有力。不久，亚罗号事件发生了。殖民主义者要寻找侵略中国的借口是不难的。20世纪初法国的研究者研究了资料后指出：包令“要向中国启衅，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话，他还有本领找到比劫持‘亚罗’号更好的借口。”(18)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定要打起来的，并不因为中方的什么态度而转移。而要打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要越过条约特权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
侵略者没有程序正义
众所周知，侵略者的本质就是掠夺。《现》文在评述马神父事件的时候，拿出了一个“撒手锏”，叫做程序正义优先。文章写道：西林地方官员把马神甫处死，“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这不仅否认了侵略者的本质，而且完全混淆了事实。
程序正义优先，颇为吓人。似乎当时来自欧洲的英国人、法国人最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实际上，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的殖民主义侵略者，来到中国从来没有遵守过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
以马赖案子为例，马赖违法传教在先，而且在传教地区作恶多端，地方官员未能把违法的马赖解送领事而加以处死，违法在后。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为什么不是马赖或者法国首先理亏呢？
又以大沽之战为例。当法国人知道清政府已经在大沽口设防，仍然决定与英国公使乘炮舰从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英国公使普鲁斯给英国政府报告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19)普鲁斯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北京。(20)英法联军在充分准备下(仅英国舰队就有战舰、巡洋舰、炮艇共十余艘，士兵2000人)，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回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毁英法兵船十多只，毙伤英国士兵464人，法军1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狼狈撤走。英法军舰首先向大沽炮台开炮，大沽守军回击，完全是正义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贯同情被侵略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评论道：“即使中国人应该让英国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环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21)
实际上，清政府已经同意在北京换约，并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内安排了公使住处。清政府从安全出发，指定了公使进京的路线，规定可带随从，不准带武器。这些安排完全合乎当时国际关系的准则。欧洲人制定的国际法没有规定可以携带武器到他国首都去交换条约批准书。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谓程序正义的要求。当大沽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反诬中国破坏条约，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报复”。英国《每日电讯》甚至称：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并占领北京；英国人应该成为中国的主人。马克思当时在评论大沽事件时写道：“难道法国公使留住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22)马克思是研究了英国公使和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写下这些评论的。
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遵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则，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因在澳门望厦村签订，又名《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缔结的一项商约。它的第34款规定：“合约已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又和约既经批准后，两国官民人等均应恪遵，至合众国中各国均不得遣员到来，另有异议。”(23)这里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望厦条约》“不得轻有更改”，中美两国“均应恪遵”，美利坚联邦各州(“至合众国中各国”)不得派人前来对此另有异议。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在12年后“稍有变通”呢？条件只是因为“至各口情形不一”(“现文”引用时恰恰把这几个字删掉)，涉及到贸易及海面各款时，可以稍加修订。这实际上指的只是细小的修订。美国以及各国清楚这一点。中方也清楚这一点。1855年5月，美、英、法三国公使先后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订《望厦条约》，为此清政府指示说：“各夷议定条约，虽有12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为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24)，清政府的认识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谓“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原理”，英、法、美各国都没有提出大段修改条约的权利；即使稍加修订，也需要通过外交途径，与清政府商议，“公平酌办”。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订，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马克思曾经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检察官致伦敦《晨星报》的声明，那份声明说：“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但既然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了强力行动，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颠王国至少已没有权力享受这个条约所赋予它的优先权利和特权。”(25)这就是程序正义优先。
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国哪一国遵守了这个原则？
唯物史观不能动摇
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读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绍给广大读者，更应该对社会、对读者抱着非常负责的态度。历史过程、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历史进程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我们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不能把握尽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不能对历史现象做出阶级地、辩证地分析，我们就不能从纷纭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作任意的解释，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流行一种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有思想的人写出的，上述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当代人研究、撰写历史，还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历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现》文的不正确，在于完全抛弃了唯物史观，得出许多错误的观点。试举几例：
“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这是想当然。列强侵略中国，什么时候都没有与中国“协议”过。历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条约文本或者是侵略者提供的，或者是侵略者强加的，中国谈判代表哪里有资格置喙？
“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讲的也是类似这样的话。汪精卫之不齿于历史，已经难以改写了。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国早就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国还有今天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当代人俯视历史，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列强是强势一方，封建的中国是弱势一方。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年代，有哪一个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是弱势一方呢。即使认识到是弱势的一方，难道弱势的一方面临外敌侵略的时候，就不应该反抗吗？清政府被严格限制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内，什么时候都是严格遵守条约的，不遵守、不满足原有条约特权的，一向就是外国侵略者。
⑹ 晚清时代的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有哪些他们做了什么
在鸦片战争以前，晚清没有现代意义的上的外交，满清闭关锁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宁肯多赔钱也不愿意外国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并不想与外国交往。可是，西方列强却强行拼逼迫满清走向了世界。晚清的的大门被打开了。满清最初没有处理外交机构的衙门呢，以至于出现地方疆臣主管国家外交事务。比如李鸿章。后来在西方国家的要求下。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处理外交机构的衙门。
⑺ 溥心畲的人物年表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岁
9月2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生于北京。后因与咸丰帝祭辰同月同日而改为农历七月十四日出生。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后以溥为姓，字心畲，号西山逸士、羲皇上人、松巢、旧王孙、岳道人、钓鲸鱼父、华(花)虹、流浪王孙等。室名省心斋、寒玉堂。其曾祖道光帝旻宁、祖父恭亲王奕欣，父亲贝勒载澄。嫡母马佳太夫人，本生母项太夫人。有兄弟四人，排行第二。异母兄恭王溥伟(后过继与载澄为子)，同母弟溥僡，尚有一弟名溥佑，出生后过继于他人为子，后归宗。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3岁
农历五月二十九日祖父奕欣病逝，异母兄溥伟袭恭亲王爵位。奉诏入宫谒见，光绪帝对其谕曰:“汝名为儒，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并赐金帛。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4岁
是年始学书法并读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5岁
奉诏谒见慈禧太后，作对联，得慈禧太后赏识。父亲载澄遭革爵归宗，交宗人府圈禁。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7岁
是年始学作五言绝句诗。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0岁
学习骑射，同时学习满文、英文、数学。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3岁
11月4日清光绪帝病逝，受命入宫甄选皇帝，未中选，从兄溥仪嗣皇帝，帝号宣统。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14岁
父亲载澄贝勒去世，由生母项太夫人抚育，并延请欧阳镜溪、龙子恕二师督课。临习颜真卿《中兴颂》、萧梁碑额、魏郑文公石刻等。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15岁
9月25日，入贵胄法政学堂(前身为贵胄陆军学堂，后并入清河大学)读书。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16岁
10月，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派兵夜围戟门、随母、弟避难于清河二旗村。
1912年民国1年(壬子)17岁
2月，清帝溥仪下诏退位，贵胄法政学堂并入清河大学，溥儒遂入清河大学就读。春仲，欧阳镜溪南归。居北京西山戒台寺，由项太夫人亲授其读书习字。
1913年民国2年(癸丑)18岁
夏，毕业于清河大学。赴青岛省亲，看望嫡母及长兄溥伟，遂在礼贤书院补习德文。19了4年民国3年(甲寅)19岁
应德国亨利亲王之邀，游历德国。
1915年民国4年《乙卯)20岁
在西山戒台寺。是年前后开始习画。
1917年民国6年(丁巳)22岁
至青岛省亲。夏五月与前清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字吉甫)之女罗淑嘉(清媛)女士结婚。6月24日，携夫人回京。
1918年民国7年(戊午)23岁
春，孙雄(师郑)创漫社，有冒鹤亭李宣倜等12人参加，列名其中。8月至青岛省亲。
1920年民国9年(庚申)25岁
9月海印上人来访，重阳节与之登高并赋诗。
1922年民国11年（壬戌)27岁
夏，抵青岛为其嫡母60岁祝寿。即回京后，于西山戒台寺隐居，谢绝交游，潜心读书，自号西山逸士。将大部分精力集中于书画之上。
1924年民国13年{甲子)29岁
因祝姑母荣寿公主70正寿，奉母移居城内。同年恭王府被其兄溥伟抵押与辅仁大学为校舍，遂移居王府花园，即萃锦园，并由此正式步入当时的北京画坛。
1925年民国14年(乙丑)30岁
春，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行首次个展。整理隐居西山时期所作之诗百余首印为《西山集》百册行世。溥伒(松风主人)创“松风画会”，成员大都为皇室贵族，以松巢客自号、名列其中。
1926年民国15年(丙寅)31岁
春，张目寒在京具柬邀与张大千、张善孖等人餐叙。此为“南张北溥”会面之始(一说为1928年)。
1927年民国16年(丁卯)32岁
应日本大仓商行之邀，与弟溥僡赴日讲述经学。应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之聘为该校教授。
1929年民国18年(己巳)34岁
在日本帝国大学执教。春仲，游历日本名山，后归国。
1930年民国19年(庚午)35岁
2月与夫人罗清媛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首次伉俪画展。是年多次在萃锦园中邀请当时名士雅集。作《山
水扇面》、《尚友图》。出版《上方山志》。
1931年民国20年(辛未)36岁-1932年
“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作《臣篇》以明其志。
1933年民国22年(癸酉)38岁
居北京西山。作《寒岩积雪图))，参加柏林中德美术展览会并获奖。
1934年民国23年(甲戌)39岁
春，与张大千合作《松下高士图》。秋，由黄郭推荐任国立北平艺专国画教授。
1935年民国24年(乙亥)40岁
在国立北平艺专执教。得项太夫人之允纳李淑贞(墨云)为侧室。1936年民国25年(丙子)41岁
1月10日，与张大千、张善孖、萧谦中、胡佩衡、徐燕荪、于非闇及何海霞应邀赴天津永安饭店开联合画展。春，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再次举办画展。拒绝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的重金求画。
1937年民国26年(丁丑)42岁
春，张大千来访，二人合作《秋意图》，仍执教于北平国立艺专。生母项太夫人去世，在广化寺守灵，并将旧藏陆机《平复帖》以四万元之价售于张伯驹。
1939年民国28年(己卯)44岁
赁居颐和园介寿堂。日本侵略者欲聘其在伪政权中任职称疾不入城，坚不赴职。
1941年民国30年{辛巳)46岁
居万寿山。正月作书法长卷《冬青菜赋并序》。3月，作《雪阁栖鹤》。夏，作《山水扇页》。
1945年民国34年(乙酉)50岁
居万寿山。是年与张大千合作数十件作品。
1946年民国35年(丙戌）51岁
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并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月，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并组织“满族文化协进会”。11月，出席“制宪国民大会”。随后应陈毅成之邀赴杭州。同月至上海，再次与齐白石举办联合画展。后即回京。
1947年民国36年(丁亥)52岁
正月十五，与张大千共度元宵，乘兴题张所收董源《江堤晚景》。2月，题张大千所购张即之《杜律二首》。在颐和园戒鸦片。7月8日，原配夫人罗清媛女士卒。三游南京，出席行宪国民大会。
1949年(己丑)54岁
春，在杭州举行画展。5月3日，杭州解放，北京市长叶剑英请回京，回信致谢。
偕同墨云夫人、敏岐由杭州奔上海。8月，由吴淞口乘渔船至浙江沈家门，然后到达台湾，途中作感遇诗多首。
抵台北初居凯歌归招待所卖文鬻画以自给。后迁出。10月，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任教于该校艺术系。11月，台湾当局聘其为考试委员，婉辞不就。年底、作《帚生菌》图。
1950年（庚寅)55岁
春，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参加台北美展并担任评审委员。
1951年(辛卯)56岁
任教于台湾师大艺术系，并在家中收徒授课。辞谢“国策顾问”等职。春赴高雄、台中等市举办个人画展，并游览台湾中、南部各处名胜。
1952年(壬辰)57岁
任教于台湾师大艺术系。春，任台湾中本纺织公司名誉董事。9月14日，完成《寒玉堂论画》一书。是年，参加美展。同年，先后著有《四书经义集证》、《毛诗经义集证》、《尔雅释言经证》等书。
1953年(癸巳)58岁
是年蒋介石生日，由罗家伦转呈《易训篇》一文以谏蒋。在花莲举办画展。游安通潭、仙人洞等地。
1954年(甲午)59岁
春，出席台湾“国民大会”。辞去中本纺织公司董事一职。秋，《寒玉堂论画》一书获台湾“教育部”第一届美术奖。之后，在台湾《教育与文化》发表《心畲学历自述》一文。
1955年(乙未)60岁
5月，与朱家骅、董作宾同赴南韩讲学，获赠汉城大学法学荣誉博士。6月，自南韩抵日本，在日本东京举办个人画展，拒绝定居日本。
1956年(丙申)61岁
6月由日本返回台湾。应徐复观之请赴东海大学讲学。
1958年(戊戌)63岁
《寒玉堂论画》由世界书局印行。川月，赴泰国小游并举行为期七天的书画展。11月到香港大学作《中国文学及书画》演讲，并应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之请举办展览。作《层峦积翠图》长卷。
1959年(己亥)64岁
5月7日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溥心畲个人画展”，为期两周，展出作品318幅。《四书经义集证》手稿由台湾中央图书馆以10万元购藏。1960年(庚子)65岁
夏，杜云之拍摄16毫米记录片《溥儒博士书画》。10月达香港，偕夫人及贾纳夫赴沙田万佛寺拜佛。参加由美国新闻处主办的“当代中国国画艺术展览”。
1961年(辛丑)66岁
《十三经师承略解》由台湾书店出版。
1962年(壬寅)67岁
10月，再赴香港举办画展，并在新亚书院讲学3个月。
1963年(癸卯)68岁
是年，《华林云叶》手写本两册出版，《慈训纂证》出版。3月10日，右耳下发现肿块，不久耳聋。5月入荣总医院，同月20日转入台湾中心医院，诊断为淋巴腺癌。7月出院回家。日月18日(旧历十月初三)凌晨3时送中心诊所急救、3时加分去世。同月28日葬于阳明山之南原。彭醇士为其撰墓表。
（去日本执教的年份和在公园办画展的年份和基本信息里的表述不符，存疑。）
⑻ 关于近代教育的资料,制作成幻灯也行.
第十五章 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
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 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 年晚清新式学堂
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
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洋务学堂的开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
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
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
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 “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
“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
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
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
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
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
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陆
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
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
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
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
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 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
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
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
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
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①。同文馆开
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奏设同文
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
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
之下创办的俄罗斯 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
学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过24 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
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
（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
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
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
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①。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
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
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
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
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
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
所取除10 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声望
的官绅保送的14 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
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
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
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
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 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
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
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
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
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
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
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
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
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
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
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
五年十二月（1866 年1 月），奕?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
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①。然而，科学馆的
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
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
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
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
为师”②。奕?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的观点，诏谕：“天文算
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 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
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
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
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等向皇帝报告说，
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弃
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
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 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
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 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 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
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
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
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 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
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 年），英国
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 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
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 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
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 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
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
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
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
学馆①。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
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 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
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
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
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
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
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
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
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
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
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
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
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
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两
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
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
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
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
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
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
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 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
①。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
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
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
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
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
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
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
（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
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
“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
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16 所，在学堂的
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超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
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
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
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
致精无自也”④。此外，还 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
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
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
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 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
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①。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
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
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
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
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
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
（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
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
留学生的派遣
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
遣留学生。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
办理章程折》，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理由：其一，办洋务急需。
曾、李等在奏折中驳斥那种认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
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派学生
留学的错误思 想，指出“百闻不如一见”，洋务学堂的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近
代技术的“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学
生出洋肄业西学”，可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其二，
条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可
到美国游学。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国公使路经天津时又与李鸿章详细
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
留学生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就劝其派学生留美，在丁、曾、
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闳正在积极筹划办理。这样，通过曾国藩、李鸿章、丁
日昌等洋务官员的倡导，留学事务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经费预计库平银120
万两，每年6 万两，分20 年由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
筹备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 日），委四品衔刑
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别任留学生正副委员，叶绪东为汉
文教习，曾兰生为翻译，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 人赴美。容闳已先期1
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设立清朝留学使团办事处于
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别派遣
了30 名，共120 名幼童，分入美国中小学学习。留美学生除学习英文外，还
要学习《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等书，并定期聆听《圣
谕广训》宣讲，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礼。这120 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龄在12
岁至14 岁之间，多出自贫寒家庭，并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学生的年限规定
为15 年。后来考虑到留美学生年龄过幼，学年过长，又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中
心，进行出洋前的知识教育，要求在出洋时具有相当的外文水平与专业知识。
这样，后来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就缩短到了三 年。
出身翰林的留美学生正监督陈兰彬是一个守旧派人物，心中早就对派遣
留学生不满，对外国教育极端鄙夷，他与容闳共事，初还貌似同心协力，后
来“时有龃龉，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
为反对以阻挠之”①。就连学生的衣冠穿戴也导致陈与容之间的冲突。学生参
加宗教礼拜活动被陈视为叛逆；学生健身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
也被陈目为恃迂。私自剪去辫子则被看作对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剥夺留学资
格遣送回国。至光绪二年（1876），因剪辫子等原因而召回国的幼童就有9
名②。陈兰彬升任驻华盛顿公使后，光绪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陈推荐的吴
子登任监督，使矛盾更加尖锐。吴更是变本加厉，处处挑剔，“苛求其短”，
不断夸大事实密报清廷。他因学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礼而勃然大怒，攻击学生
“绝无敬师之礼”，“若更令其久居美国⋯⋯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
家，并且有害于社会”。他对学生留美事业，必欲破坏殆尽而后快，悍然提
出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并说早一日撤回，“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③。
陈、吴二人对留学事业的破坏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国内守旧派的
攻击遥相呼应的。国内不断对留学提出“非议”，“士大夫议者纷纷“④。守
旧派的进攻至光绪六年（1881）达到高潮，监察御使李士彬上书弹劾，不仅
照例指责留美学生入耶稣教门 “流为异教”，而且将连留欧学生的预备班—
—福州船政学堂也牵连在内，说什么“洋局之废弛如彼”，“闽局之废弛又
如此”①。在守旧派内外夹击下，李鸿章怕贻人口实，“不愿为学生援手”，
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后因美国制造华工禁约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
光绪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学事务所，留学生全部停学、撤回。120
名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 名外，其余94 名均于年内
分作三批回国。头批学生21 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
上海机器局留用23 名，其余50 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
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样，留美学生未能竟其学业，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国。
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当时即深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
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爱国诗人黄遵宪在《罢美留学生感赋》中也说：
“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③
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与对疾新如仇的守旧派的严正批判。
与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留学的规划在派遣上更加实际。光绪二
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该把船
政学堂30 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3 年，拟从海关之税和福
建省厘金中拨款20 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此后两个月内，以
李凤苞为出洋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带领随员马建忠，及学生艺徒刘步
蟾、严宗光（严复）等30 余人离闽。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
日），船政学堂这第一届留学生由香港搭轮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期限定为
三年。留学生的任务除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驾驶与制造等专业课程；此
外，留学生还被鼓励学习一些化学、采矿等专业。这说明赴欧留学生由重在
学习西方语言而转变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由单纯培养外交、军事人材
进而兼顾实业人材的培养。在留欧30 名学生中，刘步蟾等12 名留学生学驾
驶，魏瀚等15 名留学生学船舶机器制造；此外，还按照自愿的原则，同意林
庆升等8 名留学生学习矿务。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二年（1886），又
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二届和第三届留欧学生。第二届派留学生9 名，第
三届派34 名（其中10 名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学习课程为驾驶与军工制
造；学习年限除第三届制造生改为六年外，其他仍为三年。光绪二十三年戊
戌维新运动中，又派遣了第四届留学生6 人。
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以培养外交人员和海军军事人材为目的。如留美
学生初只要求他们学习英文，所以当光绪七年（1881）94 名学生全部撤回国
后，还不得不入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实践了四年；船政学
堂的第二、三届赴欧学生被取消了自愿学习矿务的主张，只准学习驾驶与制
造，制造课目又全部是战舰营造、枪炮、硝药、鱼雷等军工知识。尽管如此，
早期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局
面，克服了当时中国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
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
的渠道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
因此高涨，这样，由新式学堂的创办而萌生的留学生的派遣又反过来充实了
新式学堂创办的内容，推动了新式学堂开办的进程。
第二节 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维新运动与维新学堂
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由此兴起。变通科举，兴办学校，成为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光
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 年6 月30 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强调“科
举不改，积重如故”，“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
光、电、化、重、声，汽之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①。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
次年五月二日（6 月12 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
“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而中国“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
也”。因此主张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设大学堂，课程除经史子
诸书外，还开各国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
矿、时事、交涉等学，学习期限各为三年，毕业生“等其荣途，一归科第，
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这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大的改革。七月，
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校
余论》等文章，抨击守旧派的因循保守，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
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同月，孙家
鼐议复开 办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先建大学堂一区，四周分建小学堂四所。课
程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
种，收学生100 人，年龄以25 岁为度①。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龄、
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助，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颁布
了《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这是全国第一个省设维新学堂。学堂聘请
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任分教习；李维格
为西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
普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
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每人各专一门，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
生有蔡锷、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 人。根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
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 年内，维新派人士在全
国共设学堂19 所。其中主要的学堂有：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光绪二十
三年，1897），陈芝昌等在广州创设的时敏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
吴怀疚在上海创设的务本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经元善在上海创设
的经正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等。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 年初），维新运动已发展成为势不可挡之潮流。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1 月29 日），继李端棻、孙家鼐之后，
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进一步强调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正月
二十五日（2 月15 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命孙家鼐为管
理大学堂事务，“就景山东马神庙前和嘉公主旧第稍购附近民房益之，拨户
部向存华俄 银行500 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①。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
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维
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
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超为了
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 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
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
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
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
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 月11
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
（16 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
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
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②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
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
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
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
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
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
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
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
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
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
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
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
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
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
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
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
并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
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
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
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
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
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
学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
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
10 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