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决定道德

① 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是由社会经济水平高低决定的。

② 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并不是互斥的。
市场经济应该是道德的经济，当缺失适当的专道德力量的引导，整个社会属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去创造社会价值，那这个的社会的经济也是无法得到长久的正常的发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社会道德观也必将产生新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也要求全社会各方面树立新的道德观。
论语上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爱财也必须恪守道德观念，取之有道。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真正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前进。也只有这样社会经济才能取得更为长远的发展。

③ 这个世道本来就是弱肉强食，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全世界为美国买单那是他有本事，我从来只认实力，

弱肉强食是自然生存的法则，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作为人应该还具有一种品质，就是互助。相信这一点是连最基本的动物都会的行为，作为一个人，一个中国人是必须具有的。有时候社会的正义是需要道德维护的。可能很多人或漠视道德，但是如果因为别人都不道德，那么遗弃自己的本性也不道德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还存在什么文明，不过是披着现代的外衣的原始森林罢了。作为一个社会的榜样，一个优秀的人更加应该遵守。美国有部电影《蜘蛛侠》就连他也提到过：“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越是站在社会的顶层就越应该定位好自己的角色。所有的国家都会要求他们的国民最基本的要求---------爱国

④ 道德归根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不是说明道德是有钱人的事，与穷人无关呢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是大众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道德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之服务。这个经济基础指的是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大众个人的贫富之差。对于大众行为来说，道德和有钱没钱无关，和所受的教育，内涵，个人修养有关。

⑤ 为什么我认为实力决定一切

不是你认为而是本来就是实力决定一切。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无论是做什么都是实力决定一切。什么时候靠虚假的东西都不会长久，可能靠虚假的东西蒙过一段时间，但日久见分晓，总会让人看到你的真实的能力的时候。

⑥ 为什么生产力决定道德发展

因为经济决定文化，经济是文化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道德发展。但道德发展也有相对独立性。

⑦ 你觉得个人道德水平和个人能力有必然关系吗为什么

道德和能力是两点不一样的东西，不要混为一谈，有能力的人里也有道德特别差的，回就好比我答们村一个男子在他前几年还没成名前他借了人家几百万一直拖着不还，让还的时候总是找理由，不是资金紧张就是自己没钱，人家报了警上门搜到他保险箱里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

⑧ 如何让实力决定一切

有一句话说得好：实力是最棒的台词!

在当今社会，实力决定一切。一个人有实力，他就能领导其他人；一个国家有实力，它就能干预和决定世界大事。

我们都知道，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走出校门后，他们一个个都成了甚为“吃香”的“抢手货”。他们根本无须担心没有高薪待遇，更不必担心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个个实力不凡。

为什么哈佛的毕业生一个个实力不凡呢?这是哈佛大学刻意打造实力的结果。它只聘请最优秀的教授，只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这是提升学校整体实力和学生个体实力的保障。哈佛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有一句格言：只看你有多优秀，不看是否交得起学费。只要愿意录取你，缺多少钱就提供多少奖学金。

哈佛对“最优秀的学生”是如何定义的呢?从总体上来说，哈佛喜欢全面发展的学生甚于喜欢具有某方面天才的学生。

当然，学科不同，对“最优秀的学生”的要求也有所差别。以哈佛商学院为例，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培养立志为社会作贡献的杰出的工商企业领导人。哈佛商学院要求它的MBA毕业生具有下列品质和能力：

第一，在价值观和思想品质方面要做到：有职业道德、不断完善自我、自尊、注重实际。

第二，在能力方面要具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严密分析推理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对问题的综合能力、交际和谈判能力、团结和合作的能力、企业家的能力、领导能力。

第三，在知识方面要具有：全面的管理知识、实际业务工作的专门知识、世界知识、技术知识。

由于哈佛学生在先天潜质和后天学习两方面都达到了“最优秀”的标准，所以，哈佛培养的学生一个个实力不凡。他们日后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我们许许多多没有机会到哈佛大学接受教育的人来说，如何提升实力和成为“最优秀”的人呢?只能依赖超乎寻常的努力。从先天潜质来说，每个人都有成为最优秀的希望；从后天学习来说，只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就一定能获得与众不同的实力，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对一个有志于成就杰出的人来说，并不依赖别人给他提供的学习环境。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他的课堂，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老师，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他的学习工具。在学习的过程中，他的实力和别人对他的信赖与日俱增，他的事业也因之蒸蒸日上。

麦西是一个渔民的儿子。19岁时，他跑到波士顿碰运气，糊里糊涂地干了一年，一事无成。后来，他结识了荷顿，两人合伙开了一家布店，生意还不错。不久后，麦西同荷顿的妹妹相爱了，却遭到荷顿的激烈反对。荷顿认为，麦西能力不强，却自以为是，将来肯定不会有出息。他才不愿妹妹跟这个人结婚呢!所以，他以中断合作威胁麦西不要纠缠自己的妹妹。麦西要么放弃爱情，要么放弃生意。结果，麦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情。

麦西跟荷顿的妹妹结婚后，自己开了一家小店。他不承认荷顿对自己的评价，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证明自己。他的小店经营针线、纽扣之类小商品。他以为这些东西家家户户用得上，生意一定兴旺。谁知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因为针线之类消耗量太小，人家买一包能用一年，利润又低，能赚什么钱?过不多久，他被迫放弃了这项赔本买卖。

接着，麦西又开了一家布店。当时布匹、服装是热门商品，麦西以前又有过合作开布店的经验，他以为干起来一定很顺手。但实际上，以前布店的经营主要是荷顿拿主意，他的经验有限。要不然为什么荷顿认为他没能耐呢!麦西的生意很一般，赚不到什么钱。这时，美国西部正盛行淘金热，麦西索性关掉店铺，去加利福尼亚寻找暴发的机会。到了这里他才发现很难搞到金子，在争地盘过程中还有送命的危险。于是他放弃淘金的打算，在旧金山开了一家小店。

麦西发现一种淘金用的平底锅很好卖，他就大量购进，并以低于别人一成的价格出售。淘金者纷纷拥来购买，麦西实实在在赚了一笔钱，还从中获得两条重要经验：抓住顾客的迫切需求；薄利多销。

一年后，麦西觉得自己对经营之道摸索得差不多了，毅然把旧金山的店铺转让出去，带着一大笔资金回到麻州，在哈佛山开起一家布店。麦西在经营上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大做广告；二是按季节时令推出新式热门货；三是增加商品种类；四是明码标价。

但是，麦西的布店最后还是失败了，原因是哈佛市人口不多，市场空间太小，他那些做大生意的经营手法，用到这里根本是浪费，不过是花钱买热闹而已!从这次失败中，他又得到一个教训：一种好的经营方法，不是百用百灵的妙药，还要跟具体环境配合才行。只是这个教训过于昂贵，他差点把老本赔光，生意没法做下去了。

这时，当年不愿让妹妹嫁给他的荷顿主动找上门来，想跟他合伙做生意。荷顿以前认为麦西没能耐，但他没想到这个小伙子如此有毅力，能在商场折腾这么多年。根据荷顿的经验，一个有毅力的人，折腾到后来，无论成败，自然就有能耐了。这是他希望跟麦西合作的原因。他表示，资金由他出，只需麦西出力就行。

麦西对自己的能耐也很有自信，他表示想到纽约去做大生意，办一家最大最好的商店。荷顿欣然同意。这样，麦西来到纽约，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百货商店。十年之后，麦西的百货公司几乎占了半条街。现在，麦西创办的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

在上面这个案例中，麦西并没有优于一般人的学习条件和经济实力，为什么能功成名就呢?主要是因为，无论受到多少挫折，他都不停止学习和尝试。他从错误和挫折中所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一个天才从哈佛商学院所学到的还要多。

布卡·华盛顿说：“成功的大小不是由这个人的人生高度来衡量的，而是由他在成功路上克服障碍的数目来衡量的。”麦西的经历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他克服了无数个障碍，他的人生也因此提升到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对我们每一个青少年来说，观念未臻成熟，能力未经锻炼，经验未经磨砺，品格未经考验，总之，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缺陷。我们自己并不能意识到这是缺陷，可能还想当然地把自己的不足当成优点，把别人的长处视为不足。带着这种偏见步入社会，一开始肯定事事不顺。

但是，如果我们不怕输，又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继续闯荡，在挫折中发现并修正自己的缺陷，那么，我们终将获得成大事的能力，并干出一番不平常的事业。

——引自延边人民出版社《感悟百年哈佛》

⑨ 决定道德水准有那些因素

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笔者试图通过对礼与法关系之历史考察，寻求道德与法律协调之合理内核，进而就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略陈解决之管见。
关 键 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 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 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
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 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
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
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
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
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 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⑩ 商务谈判中的“实力决定论”是什么

实力决定论？
关键词： 实力
实力是什么？ 好像没有人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不过大家都认可实力的存在。

实力的价值是什么？ 它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和我的遗传算法关系上了 哈哈），比如经济实力…… 没有经济基础，就不会有政治的架构，也就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所以实力是决定性的！但是这个决定性主要是针对生存的地位而言的，没有实力就不会生存；实力强，你的生存条件就相对很好。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实力的价值，需要针对明确的目标努力去提高自己相应的实力，这不毛也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么！

这好像与我们儒家学说相反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智慧、道德、胸襟等等，比如三十六计、以德服人…… 错了么，没有！！ 儒家学说是那个时代相关联而产生的，而那时候中华是非常发达的，实力已经具备了，所以需要这些实力以上的东西建筑来架构和维护。优秀的智慧、道德、胸襟、文化思想等等都是在那个基础上来让实力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我们现在在社会所处的地位，是以生存竞争为主的，所以更需要实力。比如工作，不是你硕士博士毕业就可以有好工作，现在毕业的太多了，你的实力需要对应工作方向的学历以及更多的证书来展示，你的才也是靠课程成绩和科研水平来表现的，而你的德、礼是在面试过程中不经意展示的。我要好好准备……好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