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龙岩

1. 因为写错汉字，读错汉字而发生的笑话或造成不良后果的事例

①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河南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中原大战，双方使用了100多万人的兵力。战前，冯玉祥和阎锡山为了更好地讨伐蒋，商定率军在河南北部的沁阳会师，然后集中兵力一举歼灭驻守在河南的蒋军。

但是，冯玉祥的一位作战参谋在拟定命令时，误把“沁阳”写成“泌阳”。恰巧河南南部有一个泌阳，该地与沁阳相距数百公里。这样一来，就使冯玉祥的军队误入泌阳，因而贻误了聚歼蒋军的有利战机，让蒋军争得了主动权。

在近半年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军队处处被动挨打，最后导致中原大战以蒋的胜利、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联军失败而告终结束。

②初到中国海明威踏进饭馆开口就将包子说成为“报纸”，服务小姐还真耐心解释：“马路对面卖报纸，日报、晚报一应俱全。” 然后他又想想吃饺子，遗憾的是冲口而出的却是“轿子”，听得服务小姐如坠云雾之中。

尤其令服务小姐莫名其妙甚至气愤的是，他居然要求“红烧屁股”，并声称这是他最喜爱的一道中国名菜。见服务小姐的脸色不悦甚至恼怒起来，海明威急忙将菜单指给她看。女侍者这才明白原来他是想吃“红烧排骨”。

③相传李鸿章有个远房亲戚,不学无术,大比之年,他去参加乡试,试卷到手,一个字也答不出来,急中生智,忙在考卷中写上自己是李鸿章的亲戚。无奈“戚”字不会写,。写成了“我乃中堂大人之亲妻”。主考官看过后在旁批道“所以我不敢取(娶)……

④清末，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有一个原湘军中的下级军官，姓武，性情憨直，作战勇敢，左宗棠举荐他任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令。武某行伍出身，不通文墨。有一次逢县考，上级发下试题，他为了保密，将之藏在自己的靴筒里。

临考当天，却忘记试题藏在哪里了，到处寻找不着。他手下人说，请老爷回忆一下，或许能想起试题内容来。他想了想说：“我只记得有一个‘马’字”。由于当时考试内容都以《四书》为准，手下人就翻遍《四书》，找出了“至于犬马”、“百姓闻王车马之声”等几条。

他说不对，“马”字是最前头一个字，于是又翻到“马不进也”，他又说字数不够。后来有一差役说，请老爷在自己身上找一找，他才猛然想起藏在靴筒里了，忙找出来，众人一看，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大家也不敢笑。

⑤民国时期，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声势煊赫。他一个堂叔，前清秀才出身，在家无业，到济南找到他，想谋个工作养家糊口，他满口答应，立即写手令，连同其叔的登记表装入封袋，命人送交秘书长速办。

秘书长拆封一看，大吃一惊，立即派人将老头抓捕关押在军法处。一个多月后，韩召开军政会议，坐在主席台上东张西望，问秘书长：“××老太爷怎么没来参加会议？”秘书长说：“老太爷关押在军法处还没放出来哩。”“混蛋！”韩复榘大发雷霆：“谁把老太爷抓起来的？”

秘书长随即取出韩的手令，韩一看写的是“抓军法处”，便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不明明写的‘派军法处’，让他当秘书的吗？你们为什么抓他？”秘书长小声说：“‘派’字是三点水旁，您这写的是提手旁，写成‘抓’了。”

韩复榘眼一瞪说：“干什么事不要用‘手’呀！快去请老太爷来开会！”

2. 闽D是哪座城市

闽D是福建省厦门这座城市。

厦门地处中国华东地区、福建省东南部，由本岛（厦门岛）、离岛鼓浪屿、西岸海沧半岛、北岸集美半岛、东岸翔安半岛、大嶝岛、小嶝岛、内陆同安、九龙江等组成，陆地面积1700。61平方千米，海域面积390多平方千米。厦门通行闽南语厦门话，与漳州、泉州同为闽南地区的组成部分。

厦门简介：

厦门，简称“厦”或“鹭”，别称鹭岛，是福建省辖地级市、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经济特区，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

截至2020年，厦门市全市下辖6个区，总面积1700点61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397点84平方千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厦门市常住人口为5163970人。

3. 为什么刘国良那么早退役为什么他能成为国家对教练

刘国梁萌生退役之心
2001年02月26日
随着国家大球制的推行，近期状态一直不佳的国手刘国梁已渐生退意。他在与队友及朋友闲聊时，多次透露他将在46届世乒赛后退役的想法。

真正让刘国梁萌生退意的是技战术问题。刘国梁的打法属快攻型，得分手段明显，实力欠佳，发球突出，随着刘国梁参加国际大赛的次数增加，外国人对他也越来越熟悉，瑞典首先从“变左压右”上找到了破刘国梁的方法。奥运会前，蔡振华曾一再强调，会给刘国梁在技术上有所突破，而突破就是让刘国梁多用了几板反胶，加强了正胶的交换使用，改变比赛节奏。行家都知道，这种突破已经是挖空心思了。因为像刘国梁这样的顶尖高手是不可能在技术上再有所突破的。

其实，对于少年得志的他此时有此念头并不奇怪。作为中国第一位男子大满贯获得者，这个称号固然给他带来了极高的荣誉，但同时也必然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

据有关人士分析，刘国梁的衰退是从1999年世界杯开始的。刚刚获得世乒赛男单冠军的刘国梁在八进四比赛时意外输给了佩尔森，而佩尔森在赛后强调已经找到了对付中国队的办法。此话被当成狂言，并未引起刘国梁和蔡振华的注意。

然而，这句话变成了现实。马来西亚中瑞决赛中刘国梁一人连丢两分，眼看着瑞典人举起斯韦思林杯，刘国梁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

此后，对刘国梁造成更大打击的兴奋剂事件随之而来，他的心理受到了很大影响。在事件平息后的中瑞世纪大战中，刘国梁再次成为了瑞典人戏弄的对象。上场前，瓦尔德内尔就曾说过”“我肯定赢刘国梁。”结果刘国梁再次惨败，独丢两分。赛后尽管蔡振华一再安慰他，但他仍然情绪低落。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国内选手的压力。改大球后刘国梁、孔令辉状态一直不佳，孔令辉是因为还未完全摸熟大球，而刘国梁对大球已基本摸熟。球变大削弱了刘国梁的致命武器--发球的威力。眼看自己技术上没有进展，而师弟们却进步神速。王励勤、刘国正和马琳的实力已经超过这位老大哥。

这一切不得不令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做考虑，他说“自己该得到已经得到了，现在什么都不缺了”。

2002年退役，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男队教练并在上海交大管理学院注册，学习人力资源管理专业，2003年6月23日出任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男队教研组组长兼男队总教练。

刘国梁是中国第一位世乒赛、世界杯和奥运会“大满贯”获得者，曾经囊括了乒乓球团体和单项的所有世界冠军头衔于一身，这一特殊身份是他27岁就能担当国家男队主教练的优势之一。

4.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介

民国22年（1933）11月22日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简称“闽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由于他们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与蒋的矛盾日益激化。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字后第二天，蒋、蔡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和“剿赤”军事失败的刺激下，放弃了抗日与“剿赤”并行的方针，于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事变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福建事变爆发。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随后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由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等十一人任委员，李济深任主席，改民国二十二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并宣布革命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外求民族解放，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内求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自由，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同时也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舆论攻击和军事镇压。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十余万人，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延平、古田等地。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蒋军占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终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逃往香港，第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应全国人民之要求，宣告于公历1933年11月22日成立于福州。谨将其成立之原因及其任务贴告全国：自蒋中正凭借其御用之国民党系统，及其祸国残民之武力，背叛革命攘据政府以来，中华民族益趋于灭亡之危途，全国人民，更陷于无以为生之绝境，外患内忧，同时侵迫，危机之深，情势之恶，较诸亡清末造及北洋军阀当国之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民族因帝国主义者侵略而发生之危机，虽不自今日始，然自蒋中正当国以来，此危机之深刻实为前此所罕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四省，相继沦丧，滦河东西，实际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掌握，天津察绥以及华北各省，均有随时被吞并之可能，长江流域沿海一带亦莫不岌岌可危；同时李顿报告书中之共管计划，则由所谓技术合作，而渐趋于实现；行见中华民族不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独占，即亡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共管。或一部分领土被日本所独占，或一部分被国际帝国主义者所分割与共管，总之，灭亡景象不唯呈露目前，且已局部实现矣！全国人民死于蒋中正所制造之数次大规模内战与死于由政治窳败而酿成之天灾中者累数百千万人；其幸而生存者，或则欲耕无地欲工无所，或则虽耕虽工，而仍不得一饱，致有极廉之布帛而不得以为衣，有奇贱之米麦而不得以为食之稀有现象。然而人民所受之痛苦，尚不止此，南京政府不特对于此饥寒交迫之广大群众，不加救济，且不容其自救，凡主张人民自救者，不目为反动，即指为赤化，罪名一出，剿杀随之，数年来，人民被其残杀者，不知凡几，于是全国人民，除待毙沟壑外，求生无路矣！

举凡上述民族之危机人民之痛苦，以及其他经济之破产，社会之紊乱，其所以趋于如此严重者，莫非蒋中正所造成，盖蒋中正所御用之南京政府，实为一切反革命派之大集团，其唯一之任务即剥削与压迫全国之生产人民，不仅人民生死非其所计，即民族存亡，亦非其所计；且为主持其反动政权起见，不惜欢迎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以镇压国内革命民众之反抗运动。故九·一八事变之初，即令张学良不加抵抗，十九路军淞沪抗日之际，又绝其后援；驯至一送热河，再送滦河流域；复签订塘沽协定，出卖华北，近更派使交涉，实行降日，同时对东北义勇军之活动，则多方破坏；对民众同盟军之抗日，则直接威迫；对粤桂闽，出兵援热，则百端阻抗；对各地之爱国志士，则肆意迫害，对于内地之工农解放运动，则尽力摧残，对于思想进步之文人，均在不赦之列，由此可知蒋中正所领导之南京政府，实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之工具。

故欲挽救中华民族之灭亡，开辟全国人民之生路，首先必须推翻南京政府。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之产生，即系应此种迫切之需要。本革命政府以最大之诚意，向全国宣布：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之使命，在：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四、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五、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农工劳苦群众。以上各端实为本革命政府之中心任务，本革命政府，决以最大之努力促其实现。本革命政府更有为全国生产人民告者，在蒋中正统治之下，政治黑暗，官吏贪污，纲纪废驰，骄奢无度，此虽蒋中正等祸国之末节，然全国人民已莫不切齿痛恨，本革命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当即彻底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厉行法治精神，并领导全体公务人员，节衣缩食，刻苦任劳，以贯彻根本之主张，树立兴国之规范。

本革命政府尤愿表示其求和平而奋斗之决心，蒋中正政府之亡国政策，既扰乱世界之和平，而其残民政策，又扰乱国内之和平，本革命政府为保障世界及中国之和平起见，不得不坚决反对蒋中正亡国残民之政策。因此本革命政府竭诚希望全国人民及各政治集团与各军队深切和平之决心，一致奋起，拥护革命政府，坚决与蒋中正政府作殊死战，以实现中华民族当前迫切之要求，谨以宣言。

首都：福州
设闽海、延平、兴泉、龙汀四省和福州、厦门二特别市，下辖64县
闽海省（15县）：闽侯、长乐、福清、连江、罗源、古田、闽清、屏南、永泰、平潭、霞浦、福鼎、宁德、寿宁、福安
延平省（16县）：南平、沙县、将乐、顺昌、永安、尤溪、建瓯、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邵武、光泽、泰宁、建宁
兴泉省（12县）：莆田、仙游、晋江、南安、安溪、惠安、同安、金门、永春、德化、大田、思明
龙汀省（21县）：龙溪、漳浦、海澄、南靖、长泰、平和、诏安、云霄、东山、华安、龙岩、漳平、宁洋、永定、上杭、武平、连城、清流、明溪（民国22年12月改归化县为明溪县）、宁化、长汀
民国23年（1934年）12月，人民革命政府解散，又建立福建省政府

5. 公益律师的相关文章

“我不是刁民”
——对话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丘建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许浩
在我国公益诉讼进程中，有一个名字常常被人提起，他就是福建省龙岩市法律工作者邱建东。1996年1月，邱建东以公用电话亭未执行原邮电部夜间长话收费半价规定而起诉福建龙岩市街头公用电话亭及邮电局，要求加倍索赔，索赔金额为 1.2元。这场“一块二” 官司，打开了中国公益诉讼的序幕，同时邱建东也被人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
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邱建东，每一到两年就会打一起社会影响较大的公益诉讼，甚至“从状告邮电局到状告最高人民法院”。
不过，他说，他是一位没有取得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
6月29日，《中国经济周刊》对丘建东进行了专访。
“打官司是为打出一种理想”
《中国经济周刊》：1996年，你提起的“一块二” 官司揭开了公益诉讼的序幕，当初你为什么要打这场官司？据说你当时在福建省龙岩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任副局长，是这样吗？
丘建东：是的，当时我在政府任职，此前我还做过法官和党校教师。1996年，是文革结束20周年，我想通过此案检验一下当时的法制环境，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思考。实际上，此案是我“十年磨一剑”式的作品。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这个国家是我们大家的，人人都可以做康梁。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1981年我从福建龙岩师专毕业。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活动之际，我在福州发表《马克思主义关于防止社会公仆转变为社会主人的思想永放光芒》一文，1988年我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习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并在媒体发表了《改反革命罪为国事罪》一文。
《中国经济周刊》：“一块二” 官司对于你个人和中国的公益诉讼来说有什么影响和意义？
丘建东：1996年1月4日上午，我把龙岩市邮电局(当时邮政电信尚未分家)及其附设代办公话亭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因未执行夜间长途电话半价优惠规定，多收0.60元长途电话费，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欺诈条款，加倍索赔人民币计1.2元，同时要求被告取下未载入半价规定的老标价牌子并换上新牌子，还要求被告就欺诈一事作赔礼道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撤诉了。
但是7天之后，我再次叩响法院大门递诉状，诉求依旧，第二次起诉的理由是电话亭“涛声依旧”未整改。在当年春节放假前几天，法院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此案。《经济日报》、福建电视台，还有《闽西日报》等都来现场采访。但是，我在庭上又撤诉了。
实际上，那个案子不是我个人的成果，而是集体的成果。在我背后有一个团队在支持我，福建消协、福建法学会和新闻媒体都给予我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案子是我们集体策划出来的，为此我们准备了两年之久。
《中国经济周刊》：打“一块二” 官司时你知道自己打的是公益诉讼官司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公益诉讼这个概念并开始有意识的去打类似的诉讼案件？
丘建东：当时，我还没有公益诉讼的概念，1998年1月21日的《经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誉我为“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当时，我接触到公益诉讼这个词，后来查阅资料和向一些专家教授请教学习，我才逐步了解公益诉讼的概念。从我1999年辞职下海，成立自己的法律事务所开始，我才开始有意识的去打公益诉讼官司。
《中国经济周刊》：你认为什么是公益诉讼？打公益诉讼官司的目的是什么？
丘建东：所谓公益诉讼，并无法律定义，学界定义也不一致。以我作为公益诉讼参与者的理解，公益诉讼是指私人以私人利益受侵害为名，向国家司法机关对侵权者提出告诉，意在以小博大，替不特定的多数人挽回权利和利益的一种公益活动。
至于打公益诉讼官司，我认为人各有专长，社会分工各不相同，让一般的老百姓去对垄断经营者提意见或者打官司，或是无济于事，或是力不从心，或是无此觉悟，这种事情应该由有法律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完成，以此来完成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认为可以以案例的形式完成义务。为民众创造一个引人深醒的案例，打官司是为打出一面旗帜、一种理想的实现而已。这样既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又可促进社会法律思想体系和公民法律意识的进步，应是人生快事。这种愿望在本人身上体现出来并不为过。
“公益诉讼不以胜败论英雄”
《中国经济周刊》：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打了多少场公益诉讼官司？胜诉的有多少起？
丘建东： 到目前为止，我打了23场公益诉讼，绝大多数都败诉了。对此，我并不在意，因为公益诉讼本来就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事情，它的本质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参与。发现了问题并不等于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中国经济周刊》：打了这么多起公益诉讼案件，你觉得哪几件案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丘建东：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案例最具有代表性。第一个就是“一块二”官司，因为它起到了跨时代的意义，它使得公益诉讼在中国开花结果繁衍至今。
第二案例是关于机场建设费之争。2001年3月15日前夕，我向国家民航总局等三家单位寄出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其自行撤销关于对每张机票征收机场建设费50元的违法行为。尽管民航总局对本人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但一石激起千重浪，引来各界纷纷议论。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三个就是全中国第一例的政府奖励公益诉讼800元案。该案发生于2006年。该案表明，政府开始承认和支持民间的公益诉讼活动了，也不再认为这种活动就一定是给政府的难堪和添乱。
十年前，我创造了“一块二”官司，十年后又创造了“中国第一的政府奖励公益诉讼案”，这说明我还是一个领跑者。
“我的每个案子都是精心策划的”
《中国经济周刊》：你打了这么多公益诉讼官司，但诉讼对象却是很少有重复的，这是为什么？
丘建东：我的每个案子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每次我都会确定新的目标，选择新的角度，创造新的案例。我想做公益诉讼的领跑者，所以力求每次都不会重复。
如果说“一块二”官司初起之时，人们还把批评的眼光聚焦于夜间长途电话半价等问题上。从此之后，公众的目光从电信领域转到邮政、航空、铁路、金融、保险、医疗、物业管理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也就是说，维护个人权益正在实现由点到面的突破。
《中国经济周刊》：你被称为“公益诉讼第一人”，你现在是律师吗？
丘建东：由于没有通过司法考试我不是律师，但我开办了一家法律事务所。现在年龄大了我也不想再考律师资格考试了(司法考试)。以前，因为没有律师资格，有人指责过我，我也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是，现在年龄大了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开了，我觉得只要自己做的事情是在为公益诉讼事业作贡献，有没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并不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你是不是只打公益诉讼类的官司？做公益诉讼对你代理其他收费的案件有什么影响？
丘建东：不是，我每年至少要打一两个公益诉讼官司，其他的都是有商业性的。因为，我需要生存，需要养家糊口。我认为，这两者(打公益诉讼和商业性案件)并不矛盾，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很难说是利大还是弊大。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指责你喜欢做秀出风头，打公益诉讼案件是为了炒作，是为了出名，以便接到更多的案件，赚更多的钱？
丘建东：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存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你不能要求人家只说你的好话不说你的坏话。但是，我认为自己做公益诉讼和接受媒体采访，是思想上的张扬而不是做秀。通过媒体把我打公益官司的事情广而告之，这样会使得我做的事情具有轰动效应，这样才能引起上层、制度层面对它的关注，对它进行研究和思考，从而推动制度的进步。
《中国经济周刊》：媒体称你为“公益诉讼第一人”，你是怎样评价自己的？
丘建东：这些年以来，我获得了官方众多的褒奖，民间的赞美就更多了，这其中得益于政府方面的开明，得益于消协的大力扶植和栽培，又得益于新闻界的不断厚爱。但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非议也多，这些不同看法也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在于，我发现了问题去“以身试法”，我设计制造官司，不是意在提倡号召打官司。我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先行者，加速促进人们的观念的变革而已，广大消费者不一定会去学习我的行动模式，但是如果广大公民都从我的行动中得到某种启发，观念更新，这就是我最大的贡献。
“打公益诉讼案件最大的困难是难立案”
《中国经济周刊》：你在打公益诉讼案件中，遭遇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丘建东：困难有许多，但是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立案难。从司法实践来看，公益诉讼面临的困难首先是法律对原告资格的限制。大量公益诉讼案件因为法院认定原告与案件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
对此，我有三点希望。
首先，我希望能为公益诉讼立法，从1996年的“一块二”官司到现在，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关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希望从立法上保障公益诉讼，对涉及到公益诉讼的案件作出专门的规定，解决目前在公益诉讼中普遍存在的立案难等问题。
其次，希望公益诉讼被告人，特别是行政机关转变对我们的态度，正确对待公益诉讼当事人，我不是刁民，更不是要和政府作对，我们是在帮助政府，帮助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希望他们能过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并认真的去解决问题。
第三，希望法院特别是法官能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大力支持公益诉讼。法律人提出公益诉讼在法院，其意义在于促使也迫使法院在审理中正确运用法律并创造性应用法律，引进司法治理的方式推动公共利益的实现，让法院以独特的主体的工作方式对社会进步产生司法影响，拓展司法界在社会变革的影响，这就要求法院顶住压力公正办案，法官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去应对挑战。
《中国经济周刊》：以后你还会打公益诉讼官司吗？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丘建东：会，我会一直打下去。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案子—“厦门市物价局行政征收价格调节基金案”，涉及到行政乱收费问题。
公益律师的光环与现实
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金荣
近些年来，随着公益诉讼的不断涌现，公益律师这一群体也逐渐落入了公众的视野。在公众眼里，这个群体通过发起具有超越个案意义的公益诉讼和公益上书等法律行动，挑战不合理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揭露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普遍存在的各种歧视行为、乱收费行为、逃避税收行为、政府失职行为，并且试图通过对相关法律程序的运用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促进法制的完善。由于这些法律行动带有鲜明的公益性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社会的声音，因此公益诉讼以及作为发起者主体的公益律师日益受到公众的瞩目乃至媒体的追捧。
在目前这个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却不断分化的时代，各种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强势的垄断组织、公司、企业漠视公民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某些政府部门失职、失责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各种传统的法律和政治途径却又经常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迫切需要寻找表达自己声音的新的渠道，也迫切希望有人敢于站出来采取切实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应运而生。公益诉讼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直面社会问题、表达被忽视的公众声音，并通过坚持不懈地利用法律本身达到既张扬法治的价值又实现理性社会变革的目的。
公益诉讼在性质上主要是一种法律行动，因此参与者主要是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研究人员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公益律师”。公益诉讼的兴起和公益律师的涌现既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法治，并试图通过利用法律的行动来维护法律的价值，也说明人们不再把法律程序仅仅当作是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工具，而试图把它改造成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强有力手段。
尽管目前的公益诉讼在法律上取得的效果还相当有限，但这并没有妨碍公众对它的支持，因为在公众的眼里，公益诉讼这种挑战行动本身就具有远远超越个案价值的社会意义，公益律师们所展现的坚持为法律和权利而斗争的精神更是成为展现社会理性力量的有力象征。
然而，无论公众赋予了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群体怎样的道德光环，都无法改变某些冷冰冰的社会现实。目前的大部分公益诉讼都很难在法律上获得胜诉，即便部分获得良好结果的公益诉讼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舆论宣传的功劳；还有大量的公益案件从一开始就被法院拒之门外，最终无声无息、无疾而终。
可以说，对于很大一部分公益诉讼案件而言，其发起本身或诉讼的过程都只能证明目前法制的苍白、政府的失灵和法院的脆弱。从目前公益诉讼的类型上看，目前的公益诉讼最主要集中在消费者权利保护领域；公民权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主要还局限于环境权、平等权和教育权这几类政治敏感度相对不太高的领域。
对于公益律师而言，其发起公益诉讼的行为本身也经常会充满悖论或令人困惑。作为法治价值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主张要坚持理性的精神，坚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却对现实法制系统的有效性充满怀疑，以至于经常不得不通过诉诸媒体这种法律之外的手段寻求合理的结果；更为不幸的是，经验几乎总是证明，对于公益诉讼而言，可以指望的总是媒体的力量而不是法院的审判。
作为法律职业者，公益律师们一方面坚持要在尊重现有的政治秩序下寻求通过法律的理性纠纷机制，但另一面却又不得不经常面临被过分政治化的危险，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公益律师总是无事生非的麻烦制造者。作为公共利益和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公益律师们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发起各种类型的实验性公益诉讼，但其结果却不得不承受法院的如下指责：提起明知不能通过法院或现有法律解决问题的诉讼，既浪费了目前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削弱了法院的法律权威。
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目前法治环境的某些不完善，既给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群体带来了困难或困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群体的迅速发展；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的局限性也与其独特价值同时存在。
在我们这个充满生机却又问题丛生的时代，人们对于实现社会变革的途径充满了不确定性感，然而公益律师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始终坚持一种理性的精神，无论对于现实多么不满，都始终坚持在尊重现有政治和法律秩序下逐步解决问题；始终坚持一种革新的精神，坚持通过运用现有的法律寻求法制的完善、权利的扩展和社会的变革。公益律师们这种坚持通过法治实现社会正义，通过个案逐步推进社会变革的精神应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可贵的东西。
公益律师法律援助的一般范围
刑事案件：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法律事项；除责任事故外，因工受伤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法律援助的对象
1．一般条件：有充分理由证明需要法律帮助；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2．特殊条件：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人和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且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为经济困难或其他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
3．公益福利组织或政府公益项目需要法律援助的，可申请减费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申请：
1．当事人向有受理义务的法律援助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填写申请表（书面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申请）；
2．法律援助中心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
3．决定受理后，由法律援助中心签订协议，指定法律服务机构、指派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决定不受理的，当事人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
4．法律援助承办人员依照有关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
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的材料：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经济困难证明；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法律服务专线：“12348”法律服务专线前身是“148”法律服务专线。“12348”法律服务专线是司法行政机关利用现代通讯技术，面向社会提供快捷高效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的一种形式。2002年7月1日起启用“12348”全国统一的法律服务专用号码，所有电话均免收信息费，具有人工应答、自动应答、咨询留言、语音信箱、法律法规传真等五项功能。

6.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取得的成就有些什么

一、经济建设方面：

改革开放中，我们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也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此体制下，中国经济平均以9.75%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600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24.66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了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中国的GDP仍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速度,并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人均GDP也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200美元以上，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发展模式也越来越有吸引力。

二、民主法治建设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始终奉行“以人为本”的作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不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局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乏基本自由，只能奉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票证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把人民牢牢地束缚起来；那时没有法治，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平民百姓。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逐渐获得了经济自由以及部分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利获得保障；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民主政治有所进展，集体领导取代了个人专断；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事业在曲折中前行，物权法、监督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等得以实施；新闻媒体摆脱了全盘歌功颂德的局面，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人大、政协、司法、监察、审计等的独立作用越来越明显。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增强，社会渐趋稳定和谐。

三、文化体育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稳步发展。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名；而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10万，录取新生达567万名。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也使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自此之后，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2004年雅典，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二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51金21银28铜，获金牌榜第一名。2010年亚运会，我国更是以199枚的金牌总数，稳居第一。刚结束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38金27银22铜，仅次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一切都是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见证，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辉煌。

四、民生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脱贫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占农村总人口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联合国2008年发展目标报告中称，中国通过深入有效的扶贫措施，已经提前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的，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人男女寿命分别达到71岁和74岁，比1978年提高了4岁多。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06年参加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293亿、1.405亿和1.035亿（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9月27日报道）；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2007年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农村的新农合制度也发展的如火如荼。

7. 如何看待男孩被疯牛连撞顶飞后道歉：对不起牛大哥，别打我好不好遇见疯牛该怎么应对

遇见疯牛应该就地寻找遮壁地或物，小男孩辛运地撞到车底躲过一劫，对疯牛道歉没有用，疯牛是顶不过汽车离开了。

8. 依法依规管理方面薄弱

依法依规运行是指依法依规主体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运用和行使依法依规的过程。腐败的本质是公共依法依规的滥用、依法依规行为的失范；规范依法依规的核心是防止依法依规的腐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党内的腐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如何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仍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就如何从规范依法依规运行入手来更加有效地防腐这一问题上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现行依法依规运行的主要弊端

从近年来爆发出来的一些腐败案件情况看，我国现行的依法依规运行机制中还存在一些弊端。

一是行权绩效低下。现行的党政部门职权设置重叠交叉现象比较普遍，损耗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和政府的效能，形成消极腐败。目前，各部门“三定”规定（即定职能、定机构和定编制）不够科学，受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条块分割，有的又存在职能交叉，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并且浪费巨大。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按照职能分工，涉及农办、农业局、经贸局、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等八、九个部门，有利益的大家争着管，没利益的不愿管，相互扯皮。

二是依法依规过大滥用。表现在，有的部门的人权、事权、财权都过于集中，这种依法依规运行模式，容易打乱机关正常的运转程序，造成滥用依法依规、决策失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不良现象。有的违背集体领导的原则，大权独揽，搞“唯我独尊”，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置党的组织原则和决策程序规定于脑后，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敢于提反对意见的人打击报复，以至走向反面，陷入腐败的泥坑。

三是依法依规幅度过宽。表现在，同样的行为，可能遭遇不同的处理结果，有的甚至在处理之后还可以讨价还价。比如，文化与出版部门，对违反《音像制品出版条例》中有关非法出版物相关规定的，罚款是1－5万元。在具体的执行中伸缩性很大，自由裁量权过大。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四是行权程序无章。体现在，依法依规运行缺乏清晰、严密、具体的规范程序。目前各级组织行使决策、执行、监督权过程中，普遍缺乏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习惯于以部门文件形式来约束和监督依法依规运行，刚性规定少，容易出现随意性，而造成错误决策、执行腐败等。

五是行权失职渎职。有的党员干部不正确履行职权，对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明令禁止的事，甚至违法违纪行为不制止、不查处，造成管辖范围发生恶性、重大案件。如一些地方没有抓好国家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检查落实，工作不负责任，对生产、经营中的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检查消除，以致发生安全事故，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依法依规运行不规范，导致公众社会信念的淡薄和社会道德的下降，对政策法规公正性和权威性构成直接挑战，使行使公共依法依规的主体失信于民，使正义、诚信、平等等社会秩序被打破，进而危及社会稳定。

二、产生依法依规运行弊端的主要根源

探究依法依规运行弊端，既要从历史脉络，又要从现实社会环境；既要从内因，又要从外因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1、从历史脉络和现实的社会环境探究，根源在于封建社会遗毒的渗透和转轨期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机制

其一，封建社会积淀的遗毒还不同程度渗透着人们的思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种种封建思想遗毒还难以从人们的思想深处彻底予以消除。比如，“官本位”等级观念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就扎下了深刻的烙印。表现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人们习惯于强调以上下等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习惯于上级对下级指令式的领导方式。这种封建特权思想的存在，在主观意识上为“依法依规滥用”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间”，易于诱发依法依规主体对正常的监督也存在抵触情绪，导致依法依规运行出现“空监”和“失控”现象。

其二，转轨期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导致管理、制度和体制上的漏洞。依法依规运行不规范与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的不成熟、不稳定紧密相联，新的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制约腐败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于改革的进程，受利益驱使行政依法依规便容易向市场领域渗透，进而产生“依法依规滥用”、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此外，转型和放权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各种失控、失范和无序，使某些依法依规主体可以利用转轨中的管理、制度和体制漏洞进行“依法依规滥用”活动。例如当前在经济领域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多数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造成在批地、批贷、批工程、批项目等依法依规运行方面存在体制机制上的空档和漏洞而为“依法依规滥用”提供了可能。

2、从制约和监督体系的角度上探究，根源在于制度（含相关的政策法规）建设缺乏刚性以及监督的缺失

其一，现有制度还没有形成覆盖到位的监督体系。从目前情况看，尚未完成形成一套从依法依规运行、依法依规制约到依法依规保障的制度体系，已有的制度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性、权威性、可操作性和严谨性。突出表现为“三多三少”，即原则性的多，可操作性的少；“管事”的多，程序性的少；惩戒性的多，预警性的少。由于制度体系本身对依法依规运行的监督存在“局部缺失”，这就为依法依规运作提供了“滥用”空间。

其二，制度执行存在“截留”和走样的现象。一是由于对执行主体缺少相关的保障措施，执行主体对制度的执行存在后顾之忧，如害怕打击报复，导致“虚功实做，流于形式”，造成制度无法落到实处。二是由于制度缺乏刚性，社会环境仍存在人情关系网、依法依规关系网、家庭关系网和金钱关系网等，对依法依规的规范运行造成了干扰，使得“关系”、“人情”大于“法”的现象成为公开的秘密。三是从执行主体主观思想上看，有些同志认为监督的制度不少，但是“依法依规滥用”、以权谋私现象还是层出不穷，因此消极地存在“制度无用论”的思想，导致没有真正凭制度去管人、管事。

其三，“无法”、“难以”、“无力”监督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依法依规需要监督，但监督更需要依法依规”。监督的实质和目的是对依法依规运行进行制约，但实际情况是，对于依法依规主体而言，往往上级“无法”做到及时监督，同级“难以”实施有效监督，下级根本“无力”进行监督。一是在监督思路上，过多地强调自律自控，对他律互控重视不够。相信依法依规主体在依法依规运行中能够自我约束，自查自纠，从而忽视他律互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依法依规运行的“真空地带”。二是从监督主、客体看，由于依法依规主体在本系统行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监督又缺乏明确、具体、有力的保障，监督功能难以正常发挥，使依法依规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制约。一些依法依规主体依法依规意识很强，总认为监督“碍事”，存在以言代制、以权压制、有规不依、有章不循现象。

3、从行政行为的透明性探究，根源在于制约依法依规运行的一些要素“阳光操作”不够

其一，依法依规行使中的“依法依规”界定模糊不清。在规范依法依规运行过程中，“阳光运作”正在逐步推行，但更多的是针对“事”，而对“依法依规”的行使更多的只是作些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量化的界定，对行政依法依规的运行时间、运行条件、运行信息反馈、操作规程缺乏刚性约束。这就为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违规行为隐藏在“合法”外衣下，结果是“程序走了，不正之风也搞了”，造成“程序空转”。

其二，依法依规行使中的信息公开存在公式化和形式化现象。在实践中对公开不全面、不及时、不真实，避实就虚等情况还没有作出相应规定，没有明确责任追究的具体事项和操作办法。一些看起来似乎是“阳光交易”的信息，实际上是无效信息，使得透明公开成为一种公式化和形式化的东西，难以从根本上遏制“暗箱操作”和依法依规滥用。

4、从惩治的手段探究，根源在于惩处的综合效应不够明显

其一，惩处手段的威慑力还未够到让人不敢不想腐败之效果。惩处是手段，目的是教育、挽救、防范，旨在让依法依规主体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但是，能够达到此种效应的惩处机制还很不完善。比如“矿难”，有很多政策、制度和严格的管理措施，但是矿难仍然发生，“官煤勾结”、腐败现象仍然存在。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惩处手段还没有威慑到使人“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之功效。

其二，通过惩处查找源头防腐的措施办法不多。查办案件，不仅仅是惩处腐败、挽回经济损失，发挥威慑警示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查处，找出从源头上加以防范的措施和办法。但在惩处违纪违法案件中，往往就案办案、单纯办案，没有充分发挥惩处在预防“依法依规滥用”中的作用，没有做到把查办案件与教育补课、专项补纠、管理补漏结合起来，使得“依法依规滥用”现象周而复始、屡禁不止。

三、规范依法依规运行的几点对策思考

依法依规运行的规范，要按照“公共依法依规取得有据、配置科学、行使依法、运行公开、监督到位”的步骤和要求扎实推进，才能有效保证依法依规在规范的健康轨道上运行。

1、强化依法依规观教育，树牢正确的用权理念。树立正确的依法依规观是保证依法依规正确行使的基本前提，也是预防腐败的思想基础。一要把依法依规观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培训要有针对性，讲究实效性，要结合实际，因材施教。比如，龙岩市结合苏区这个优势，充分挖掘闽西红土地廉政勤政文化资源，深化领导干部对依法依规本质的认识，破除“官本位”和“特权”意识，增强依法依规的责任意识，依法用权的意识。二要做好预警提醒教育。要把廉政教育和提醒贯穿到从进入公务员队伍到选拔任用、交流转岗、在任履职等各个环节。比如在提醒预警方面，龙岩市开展任前廉政谈话，对新任市直单位和县（市、区）各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干部，由市委主要领导进行任前集体廉政谈话，并颁发《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今年初，由市委主要领导对35名市直机关新任“一把手”进行了集体廉政谈话；开展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巡查工作，了解掌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教育和保护干部，促进领导干部健康成长；开展领导干部谈心，对轻微违纪现象进行提醒，做到常“拉袖子”、常“吹廉风”。三要开展示范和警示教育。利用身边先进典型，开展示范教育；利用区域内外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用反面教材帮助党员干部做到警钟常鸣，增强依法依规行使的自律意识，提高抵御腐蚀的能力。

2、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科学设置依法依规。要打破因依法依规过分集中而导致的依法依规扩张和滥用，必须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入手，科学配置依法依规，从源头上规范依法依规运行，铲除依法依规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全面落实《行政许可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网上审批，实现电子监察系统的网络对接和互联互通，提高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的整体水平。二要实行依法依规分解。抓住“清权确权、职权分解、流程再造”等环节，进行事权分解，合理划分部门之间、各部门内设机构之间的职责权限，实行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保证依法依规链上每一个环节的廉洁高效。三要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完善招标、采购等制度，降低政府行政运作成本，并逐步加大运用市场机制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比重，减少因依法依规介入而产生的腐败问题。四要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建立了统一的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明确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具体标准，压缩依法依规自由裁量空间，防止“滥用依法依规”和以权谋私。

3、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促进依法依规规范运行。公共依法依规的行使，既要符合法规和制度关于实施机关、条件、幅度、方式等实体性规定，又要符合关于步骤、形式、时间和顺序等程序性规定。要做到法律制度没有授予的依法依规，一概无权行使；法律制度规定的职责，必须积极履行。一要加快法规制度建设步伐，力求有法可依。通过法规制度明确界定依法依规主体的依法依规和职责，规定每个干部在所分管工作范围内有什么样的依法依规，做到依法依规行使过程中的有章可循。二要抓紧法规制度的“立、改、废”工作，堵塞漏洞。对那些不切实际难以执行的，过于笼统抽象给执法人员留下过多自由裁量空间的，要及时予以废除或修订；加快对有关廉政制度的立法工作，着重加快公职人员个人收入申报、财产申报、收入馈赠登记、公务消费的立法工作。三要狠抓法规制度的落实。加大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力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绝不能搞“情有可原”、“下不为例”，维护法规制度的执行力。

4、实行阳光操作，公开依法依规运行。依法依规运行公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依法依规“暗箱操作”与市场经济的宗旨背道而驰，必须根治。一要落实办事公开相关制度。深化政务公开，贯彻落实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行电子政务，加快政务公开进程，凡是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用权行为，都要公开，让依法依规的运行过程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推进依法依规的公开透明运行。二要扩大公开的范围。公开的内容要翔实、具体，从产生到结果，每个程序和关键环节都要公开，重点是政务公开，市、县、乡、村的公开面要达到100%，防止“阳光运作”下的“暗箱操作”和正常程序下的“依法依规腐败”。三要创新公开的形式。除以公开栏和职工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为主要载体外，要重点创新听证会、数字厂务、数字院务等公开载体，督促落实建立政务信息阅览室，完善政务公开信息网站。四要提升公开效果。通过点题公开、依申请公开和“回音壁”等形式，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增强依法依规运行的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形成遏制依法依规腐败的公众力量。

5、加强依法依规监督，形成严密的依法依规运行监控机制。加强依法依规监督，就要“以依法依规制约依法依规”，才能有效地防止依法依规滥用。一要对依法依规运行进行全程监督。加强事前监督，重点对制度设计进行监督，把好制度的“出口”关。加强事中监督，及时纠正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防范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以权谋私、滥用依法依规等问题的出现。加强事后监督，重点对违反制度行为的查处。通过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督促有关部门纠偏查错、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二要强化对依法依规主体的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党员依法依规保障条例》，做到依法依规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既防范于未然，又及时发现、纠正和惩处违纪违法行为。三要强化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要在现行体制下，积极探索监督的有效性。比如，龙岩市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开展了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巡查工作，促进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四要强化监督的惩戒功能。对无视法纪，屡屡滥用依法依规的依法依规主体，必须加大惩处力度，提高不规范用权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使不规范用权成为高风险、高代价的行为。

9. 如何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精神

一是召开会议，迅速贯彻。在4月21日召开的第二季度防范生产安全事故会议组织各乡镇政府和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学习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全面推进“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二是规范行为，严格执法。区政府印发《龙岩市永定区2015年度安全监管计划》，以清单方式明确每项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权、责任，明确对煤矿、非煤矿山、危化、交通等19个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监管任务，建立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一体化监管执法制度，提高监管实效。
三是创新方式，厉行法治。建立完善“四不两直”暗查暗访安全检查制度，推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监管，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工作协调，严厉查处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四是加强宣传，取得实效。采取电视、广播、印发宣传单、宣传车等形式，宣传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

10. 福建省2020中考总分多少 各科都是多少分

1、福州：2020年福州市中考总分为700分，语、数、英各150分，物理90分、化学60分、思想品德20分、历史20分、体育40分、地理10分、生物10分。

2、泉州今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切线仍以考生参加省级统一组织考试的中考九个学科考试成绩的等级和中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体育与健康等六个学科考试成绩的分数作为主要依据，中招录取总分由往年的600分调整为630分。

3、漳州：2020年漳州继续实行中招录取文考总分折算方案，即文考总分760分，按照语文150分、数学150分、英语150分、物理90分、化学60分、道德与法治50分、历史50分、地理30分、生物30分，折算计入中招录取总分。

4、龙岩：龙岩2020年中考总分为800分。语文、数学、英语各120分钟、150分；道德与法治、物理各90分钟、100分；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各60分钟、100分；体育与健康40分。

5、厦门：福建省厦门市2020年中考总分为655分。语文150分，数学150分，英语150分，物理100分，化学100分，道德与法治100分，历史100分，地理100分，生物100分。体育满分值30分。